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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活

此生無悔入華夏,家住加利福尼亞?

央視網昨天報道,聖誕節本該是美國一年中最歡樂的時刻,今年卻成了「最貴聖誕節」。關稅推高物價、壓低進口,商家與民眾被迫為關稅買單。

何偉的道路

昨天關於「何偉賣車」的文章沒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必要給大家彙報一下,已經有一些人聯繫了幫何偉賣車的朋友,大概率能夠成交,非常感謝大家。 其實我也有一個私心:如果實在沒人買我就買下來,作為有杏書店的一個「流動書攤」,上面放何偉的書,可以開到一些地方。 我自己買過所有何偉著作的英文版,全部都是在淘寶上買的,前些年淘寶店鋪還可以買英文原版書。 在他的所有書中,我最喜歡《甲骨文》。這本書中寫到陳夢家的故事,他在《1984》出版不久就讀了該書的英文版,文革開始不久,他看到一些場景,認為某種生活要來了,就選擇了自殺。 我碩士讀的是現代文學,早就知道作為詩人的陳夢家,他1949之後的經歷卻是我忽略的。也是在《甲骨文》中,我讀到了巫寧坤和他的《一滴淚》的故事,後來到處找《一滴淚》這本書。 這說明,何偉是懂中國的。 疫情開始,他在《紐約客》上的文章稱讚了防疫管控,這讓很多朋友感到不爽。我當時也很失望,後來能夠理解了:他是在為美國讀者寫作,心中作為對照的,可能是美國的「亂象」吧。 何偉是愛中國的。這種愛現在看來有點不合時宜,美國人怪他,一些中國人也怪他。 他的《尋路中國》在中國最受歡迎,可能是書名的原因。很多中國人也都在「尋路」,過去一百多年,大家都在尋找方向,這也是中國人熱愛宏大敘事的原因。 但是何偉對宏大敘事沒有太大興趣。我讀研究生時的一位同學,是何偉在涪陵師專當外教時候的同事。她昨天轉發我的文章,告訴我:在涪陵的時候,何偉和「同事們」其實沒怎麼成為朋友,大家因為種種原因,對這個外國人有所警惕。 和他成為朋友的,是他的學生和他接觸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後來他一直關心自己當初的學生,就像一個普通而熱忱的老師一樣。這是理解何偉最重要的一個角度:他關心的是中國普通人,而他也把自己當成是普通人。 或許正因為如此,他才在中國擁有這麼多讀者。他對中國的理解,是「正確的」嗎?或者是「深刻的」嗎?這並不重要,因為中國是如此複雜,並不是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但是,有一點是真實的:他對中國的理解,擁有廣泛的共鳴。 他的意義也在這裡:給中人一個視角,「原來我們在一個美國人眼中是這樣的。」很多人因為這個視角,獲得了某種靈魂出竅的時刻,有溫暖有鼓勵,也有珍貴的幽默感。 對讀者來說,這是最好的時刻。就像周有光先生有一次強調的,「要從世界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看世界」。但是,作為中國人,出國很難,外語又不好,你如何能夠從世界看中國呢?何偉就是老天給大家的那雙慧眼。 這種「外部視角」當然也有局限。但是我仍然認為這很珍貴,而且心存感激。 最近在讀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的一些書。她1948年出生在上海,父親是當時聖約翰大學(周有光就是從這裡畢業)的老師。1950年,裴宜理和父母一起到東京,等讀大學才回到美國。她在一本書的前言中談到,自己對中國的感情,使用了「回到故鄉」這樣的說法。 她對「中國革命」的一些看法,一些人也不認可。但是,她博士研究的是「華北革命」,中國剛開放國門,她就申請到南京大學訪學,到「淮北地區」實地調查,這真的很可貴。 我願意把這理解為「人類身上珍貴的天真」。 我在哥大訪學,有一次拜訪黎教授,他已經很多年不能到中國了,但是一直在幫助到紐約的中國人,幫高耀潔解決在紐約的各種生活難題(剛來的時候甚至陪她買麵包),申請低保,組織一個學生小組,這麼多年一直堅持幫助高醫生。 我問他一個很「中國式」的問題:你幫助過這麼多中國人,誰最讓你失望? 我想,一定有忘恩負義、或者後來變得不太體面的人。他笑了:沒有,沒有一個人讓我失望。這就是「珍貴的天真」。如果有這種「分別心」和功利心,他就不可能堅持這麼多年,對中國人「無差別」的愛。 我認為何偉身上也有這種天真。如果沒有這樣的天真,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為什麼要跑到中國去呢。 有一次見到Ian Johnson,他知道我從成都來的,告訴我:「我和Peter是好朋友。」「哪個Peter?啊,是何偉,Peter Hessler。」 車賣掉,可能,他以後就變回Peter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跟他們一比,留美流浪博士,至少是個厚道人

你看,他寧可流落街頭,也沒想過回國割民粹韭菜。 就沖這,也比某些歸國學術混子強太多了。 各位好,連日寫作,有些疲勞,今天起的特別晚,還是點評個新聞吧。 有朋友讓我聊聊復旦留美流浪博士孫某某的案子。這個案子在我加的一個復旦校友群里前兩天確實挺引發熱議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國內很多頂尖大學流行搞少年班,此次引發熱議的孫博士,就是當時復旦少年班畢業的,畢業後直接拿了獎學金,公派赴美留學,在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讀物理一路讀到博士後。後來留在美國投身華爾街,年薪上百萬美金,還入了美國籍,按說已經走上人生巔峰了。 網路圖片 可是之後的孫博士人生軌跡卻一路下行,丟了工作不說,最終還淪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在紐約街頭流浪了整整16年,才於近日被好事者找到,並拍攝成視頻,在國內網上火了一把。 從留美神童、華爾街精英,到街頭流浪漢。孫博士究竟遭遇了什麼?目前能看到的說法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因為他丟了錢、有人說是因為他感情失敗,但這些說實在的都不太足以讓人信服。我看到的比較靠譜的一則在美華人的爆料,是說孫在事業成功之後沉迷上了賭博,每周都要坐飛機去賭城拉斯維加斯一擲千金。最終欠下了巨債,妻子與其離婚不說,公司也將其辭退。由此他的人生才走向了破產。 網路圖片 當然,由於此事涉及到人家的隱私,所以目前的所有說法,只是猜測而已。 但甭管怎麼說吧,孫博士最終在美國混到了流浪街頭。那麼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幫助這個人,對此國內網友出現了迥然相異的兩種觀點: 一是,既然我們當年的留美神童被殘酷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蹂躪成這個樣子了,那我們祖國同胞應當出手拉他一把啊!於是有人主張伸出援手,為他募捐,接他回國,讓他回國內在專業上發揮餘熱等等。 但這種觀點卻又遭到了不少人的憤怒反對,很多這種憤怒是基於民族主義立場的——有人說這個孫某就是個「叛徒」「漢奸」,國家當年公費資助他出國留學,他學成之後不私回國報效,還入了美國籍,結果你看,現在混成這個熊樣了吧,想回來?沒門!美國人不養懶漢,憑什麼讓我們養!…… 這番爭執一度吵得好不熱鬧,但就跟我昨天說九邊和盧克文粉絲的那番爭論(參見《九邊和盧克文這一架,掐的有點搞笑》)一樣,我還是覺得這一架的有些前提條件其實就錯了——爭論給不給孫博士「回國」這個福利待遇的基礎,是孫博士自己把回到祖國當做一種福利待遇,並且願意回來。 可是,孫博士自己願意回國么? 我看到的這些視頻中,孫博士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一直比較閃爍其詞,一會兒說「祖國培養了我,我學成卻沒有回去,愧對祖國,沒臉回去。」另一會兒又說「家中有老母健在,身體不好,回去怕老人見了傷心。」 看了這些視頻以後,我覺得孫博士雖然當了多年流浪漢,但當年做神童時的那個聰明勁兒還在。 他知道,如果直接正面回答的這個問題,容易惹很多國內吃瓜群眾不高興。所以來了個「王顧左右而言他」。 但其實他的答案,早就明確給出了——想像一下,16年前,他窮困潦倒、失去工作與家庭,被迫開始流浪的時候,再怎麼說,他依然是個留美博士啊!而且學的還是計算機。彼時國內正是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期,國家還推出了很多相關人才引進、迴流計劃。孫博士即便在美國混的再失敗,回國那也是人中龍鳳。這個機會過去16年中至少疫情爆發前的十多年是向著他敞開的。那他為什麼不回來呢? 想來想去,可能的答案只有兩種。 要麼,是他覺得哪怕在美國當流浪漢,也比回國讓他舒服自在。也就是「寧在美國刷盤子,也不回國考公務員」的進階版。 要麼,就是當時他所遭遇的打擊或者生活波折,已經徹底毀壞了他的事業心和奮鬥心,啥活兒也不想幹了,就是要躺平當了流浪漢了。 考慮到第一種答案細說起來可能挫傷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我們就只分析一下第二種情況吧: 假如孫博士是在心灰意冷之下徹底躺平,才甘願做一個紐約流浪漢的。那你把他接回祖國,對他真是個好選擇么? 如果他什麼都不願意干,那他回來能幹什麼?IT行業大廠現在都在裁員,去高校教書他又早過了「青椒」入職的合適年齡,且現在進高校難於登天。何況孫流浪了16年,跟產業一線的相關知識早已脫節了,唯一還上手的可能只有英語。可是教培行業現在也不行了啊!俞敏洪、董宇輝都直播帶貨去了…… 那麼,想來想去,孫博士如果回國,可能唯一合適職業也就只有——學一學某些歸國網紅「愛國學者」,在網上以自己旅美的悲慘經歷痛斥美國社會的吃人不吐骨頭,發些什麼「在中國生活比美國好五倍。」「在中國月入3000人民幣比美國掙2000美元幸福。」 你還別說,考慮到孫博士在美國有學術履歷,又有確實悲慘的生活經驗,眼下又正有關注度。我覺得這條道路對他是完全敞開的,他要真想這麼做,肯定比國內一批此類「網紅學者」要做得好的多。至少學陳某教授,靠在國內批判美國,在美國買棟別墅,總不成問題。 網路圖片 你知道,前些年,海外的學術渣滓、學術混子中,有不少就是專營這門生意的——他們在所在國、所在領域搞的什麼也不是,就搖身一變,冒充外來和尚,靠在國內互聯網上把國外描繪的一團漆黑,炒民粹主義流量賺個盆滿缽滿。最後繼續在海外過他們吃香喝辣的日子。 甚至,你都未必一定是個學者,你看現在某音上靠在海外拍挑動民粹主義情緒視頻賺流量的人,不學無術的大有人在么。 更有甚者,這流量你也未必一定要回國才能賺,學連某老師來個離岸愛國,一邊在日本長期「旅遊」一邊說日本會一批一批死人。或者來個「罵美國是工作,在美國是生活」,豈不美哉? 可是,孫博士,他居然沒這麼做!16年了,他寧可在紐約城市公園露宿街頭,也沒想起來寫個文章、拍個視頻、靠編幾個段子做個觀某網的座上賓。 這是錯過了多大一個風口啊! 我覺得,若非是因為他腦筋太死,或者躺的實在太平,瞎話都懶得編了,那就只能解釋為孫博士至少是個有底線的人,寧可當流浪漢,也不學某些「出口轉內銷」的學術渣滓、混子,恰騙情緒流量的爛錢。 如果孫博士真有此念,也堪稱「君子固窮」了。 好吧,以上屬於半開玩笑,下面說點更正經的。 很多人在這則新聞中,看出了美國社會缺乏底層兜底機制的冷血。你看《環某時報》都趁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曰《從「流浪博士」看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嚴厲揭批了美國「消滅窮人」的醜惡現象。 不可否認,與被國人廣泛嘲笑為「養懶漢」的歐洲不同,美國文化是一個喜歡贏家、鄙視輸家的馬克斯·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 你看電影《巴頓將軍》里老巴頓一開場就直言:「美國人就是一心想贏。我們最看不起那些輸了還會滿臉歡笑的失敗者。」 是的,在美國傳統文化里,你有一膀子力氣,想過更好的生活,你就應該去工作、去奮鬥。而社會需要優先保證每個勤奮肯乾的人都得到與之相應的酬勞。所以美國不養躺平的懶漢,但同時又追求讓所有肯乾的人過想過自己的生活。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夢」。 這個思路與看到流浪漢窮死在街頭,就會心生憐憫,覺得社會對他們有一份兜底責任的「歐洲夢」是有區別的。在公平與自由之間,美國人優先追求自由,而歐洲人(尤其是歐洲大陸國家)更追求公平。二者各有優勢與弊端,孰優孰劣大家各自偏好使然。 而我覺得,如果真要二者擇一,大多數中國人可能會更贊同美國人這個思維方式的。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也和美國人一樣強調個人奮鬥,覺得愛拼才會贏么,躺平就活該受窮挨餓。 所以眼下借孫博士事件大肆調笑的國內網民當中,肯定有不少當初更刻薄的調笑過歐洲的「養懶漢」制度。 可如果一個人,既覺得歐洲那樣的「養懶漢」不好,又嫌棄美國那種強自由、弱兜底的體系。那麼他心中良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到底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呢? 還是說,這幫人,僅僅是因為現實中美國和歐洲他們一個都去不了,所以只要能見到去了的同胞流落街頭,遭災遭難。他們就能獲得一種幸災樂禍的快感? 這樣的韭菜,我覺得倒確實符合那些在海外混不下去、靠跑回來靠民粹賺流量的鐮刀的胃口。 所以,再強調一遍,孫博士完全有當這種鐮刀的資質,卻沒割這個韭菜。就憑這個,也值得贊他一個。 而我在想,如果孫博士真的回國,搞專業、教書、教英語的工作都不太好找;割流量韭菜的鐮刀他又不願當;那他能幹什麼呢?多半還得繼續當躺平的流浪漢。 那麼,同樣是流浪漢,在國內當和在美國當,究竟哪個生活的更舒服一點呢?這個問題好像還真沒人研究過,嚴重建議什麼陳老師啊、張老師啊仔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如果也得出一個什麼「我們的流浪漢生活也比美國好五倍」的學術結論。那孫博士就真的能放心大膽的回國了——當然前提是,他真信了這幫「專家」的鬼話。 我估計孫博士不會,人家是躺平了,混的慘了點,但好歹沒那麼蠢。 而在此之前,我覺得就讓孫博士繼續在紐約街頭飄著吧,這是人家基於自身意志的自由選擇,我們無權干涉。而且聽說美國復旦同學會已經給他找了房子,安排他住下了。你看他流浪了16年,靠吃救濟、睡公園椅還能活下來……美國這「消滅窮人」的效率,也確實忒低了一點,遠沒有《環某時報》和一眾「歸國專家」說的那麼凌厲。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送別高耀潔:在曼哈頓看到「更好的中國」

紐約芬克利夫墓園,距離曼哈頓有幾十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轉車,要花上2個多小時,但是在風雨中依然有兩三百人趕到這裡,送高醫生最後一程。 禮堂坐不下,儀式結束後外面很多人排隊,等著進去送花、鞠躬,對高醫生表達感謝。 這個墓園是不少中國名人最後的靈魂歸宿,包括宋美齡和顧維鈞。高耀潔1945年曾給自己的妹妹指著天上的飛機,「快看,那是中華民國飛機」。 從今天開始,高醫生也進入了中國文化的某種傳統之中。她將被人們銘記,而她所做的事情,將成為一些中國人的思想資源。 人們必須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反思:那些苦難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類似的苦難再次發生? 妹妹回憶了高醫生82歲逃亡時的細節。她們從鄭州買火車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時她們一定不知道後面是怎樣的旅程。 家人的發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遠離故土這些詞,面對前來弔唁的人,家人或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能理解高醫生,而高醫生在天之靈或許也會感到欣慰。 一個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潔獲得美國的獎項後,河南有關部門曾讓她兒子下跪求母親不要到美國領獎,而高醫生也不得不發布聲明,自己的事和家人無關。 家人感謝了黎安友教授這麼多年的關愛。14年來,黎教授是高醫生在美國的監護人。 小到帶她買麵包,大到幫她辦理廉租房、保險和醫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醫生在紐約第一次生病急診,黎教授在一小時後就感到了病房。 在美國做這些事非常繁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黎教授很討厭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煩事,他見到我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哥大的官僚主義有沒有給你帶來麻煩」,但是,為了高醫生,他在過去14年不得不和各種部門打交道。 黎教授說,在幫助高醫生做這些事的時候,他也接觸到很多去看望高醫生的中國人。他說,在高醫生和那些照顧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國人真正的價值觀。 這是一個特別的觀察。過去14年,有不少人來探望高醫生。他們和她聊天,幫她做事,也從她那裡學習——這讓高醫生在曼哈頓的歲月,成為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活。 這種創造是合力完成的。高醫生專註於自己的寫作和對抗艾資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則幫忙傳播。這不是「項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種自然的、自願的協作。 這是包括醫生、護士和很多哥大學生在內的一個特別的社群。高醫生的醫生和護士代表也到了葬禮現場。 尤其讓人感佩的是這麼多年來哥大的學生小組,一波又一波,傳遞的不僅是責任,也有黎教授所說的「中國人真正的價值觀」——這是能給人希望的東西,可能也是這種精神在鼓舞著黎教授。 作為漢學家,他研究中國已經超過六十年,他熱愛的東西,應該是有價值的、值得的。他內心中也會感謝高醫生,這讓他的研究對象不再是一片荒原。 這讓紐約曼哈頓有一個「更好的中國」,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對這一切,我深深感謝,在此後的日子也應該牢記。 高醫生安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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