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昨天关于“何伟卖车”的文章没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必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已经有一些人联系了帮何伟卖车的朋友，大概率能够成交，非常感谢大家。 其实我也有一个私心：如果实在没人买我就买下来，作为有杏书店的一个“流动书摊”，上面放何伟的书，可以开到一些地方。 我自己买过所有何伟著作的英文版，全部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前些年淘宝店铺还可以买英文原版书。 在他的所有书中，我最喜欢《甲骨文》。这本书中写到陈梦家的故事，他在《1984》出版不久就读了该书的英文版，文革开始不久，他看到一些场景，认为某种生活要来了，就选择了自杀。 我硕士读的是现代文学，早就知道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他1949之后的经历却是我忽略的。也是在《甲骨文》中，我读到了巫宁坤和他的《一滴泪》的故事，后来到处找《一滴泪》这本书。 这说明，何伟是懂中国的。 疫情开始，他在《纽约客》上的文章称赞了防疫管控，这让很多朋友感到不爽。我当时也很失望，后来能够理解了：他是在为美国读者写作，心中作为对照的，可能是美国的“乱象”吧。 何伟是爱中国的。这种爱现在看来有点不合时宜，美国人怪他，一些中国人也怪他。 他的《寻路中国》在中国最受欢迎，可能是书名的原因。很多中国人也都在“寻路”，过去一百多年，大家都在寻找方向，这也是中国人热爱宏大叙事的原因。 但是何伟对宏大叙事没有太大兴趣。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同学，是何伟在涪陵师专当外教时候的同事。她昨天转发我的文章，告诉我：在涪陵的时候，何伟和“同事们”其实没怎么成为朋友，大家因为种种原因，对这个外国人有所警惕。 和他成为朋友的，是他的学生和他接触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后来他一直关心自己当初的学生，就像一个普通而热忱的老师一样。这是理解何伟最重要的一个角度：他关心的是中国普通人，而他也把自己当成是普通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中国拥有这么多读者。他对中国的理解，是“正确的”吗？或者是“深刻的”吗？这并不重要，因为中国是如此复杂，并不是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他对中国的理解，拥有广泛的共鸣。 他的意义也在这里：给中人一个视角，“原来我们在一个美国人眼中是这样的。”很多人因为这个视角，获得了某种灵魂出窍的时刻，有温暖有鼓励，也有珍贵的幽默感。 对读者来说，这是最好的时刻。就像周有光先生有一次强调的，“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但是，作为中国人，出国很难，外语又不好，你如何能够从世界看中国呢？何伟就是老天给大家的那双慧眼。 这种“外部视角”当然也有局限。但是我仍然认为这很珍贵，而且心存感激。 最近在读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的一些书。她1948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当时圣约翰大学（周有光就是从这里毕业）的老师。1950年，裴宜理和父母一起到东京，等读大学才回到美国。她在一本书的前言中谈到，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使用了“回到故乡”这样的说法。 她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一些人也不认可。但是，她博士研究的是“华北革命”，中国刚开放国门，她就申请到南京大学访学，到“淮北地区”实地调查，这真的很可贵。 我愿意把这理解为“人类身上珍贵的天真”。 我在哥大访学，有一次拜访黎教授，他已经很多年不能到中国了，但是一直在帮助到纽约的中国人，帮高耀洁解决在纽约的各种生活难题（刚来的时候甚至陪她买面包），申请低保，组织一个学生小组，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帮助高医生。 我问他一个很“中国式”的问题：你帮助过这么多中国人，谁最让你失望？ 我想，一定有忘恩负义、或者后来变得不太体面的人。他笑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让我失望。这就是“珍贵的天真”。如果有这种“分别心”和功利心，他就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对中国人“无差别”的爱。 我认为何伟身上也有这种天真。如果没有这样的天真，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去呢。 有一次见到Ian Johnson，他知道我从成都来的，告诉我：“我和Peter是好朋友。”“哪个Peter？啊，是何伟，Peter Hessler。” 车卖掉，可能，他以后就变回Peter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你看，他宁可流落街头，也没想过回国割民粹韭菜。 就冲这，也比某些归国学术混子强太多了。 各位好，连日写作，有些疲劳，今天起的特别晚，还是点评个新闻吧。 有朋友让我聊聊复旦留美流浪博士孙某某的案子。这个案子在我加的一个复旦校友群里前两天确实挺引发热议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国内很多顶尖大学流行搞少年班，此次引发热议的孙博士，就是当时复旦少年班毕业的，毕业后直接拿了奖学金，公派赴美留学，在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读物理一路读到博士后。后来留在美国投身华尔街，年薪上百万美金，还入了美国籍，按说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 网络图片 可是之后的孙博士人生轨迹却一路下行，丢了工作不说，最终还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纽约街头流浪了整整16年，才于近日被好事者找到，并拍摄成视频，在国内网上火了一把。 从留美神童、华尔街精英，到街头流浪汉。孙博士究竟遭遇了什么？目前能看到的说法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他丢了钱、有人说是因为他感情失败，但这些说实在的都不太足以让人信服。我看到的比较靠谱的一则在美华人的爆料，是说孙在事业成功之后沉迷上了赌博，每周都要坐飞机去赌城拉斯维加斯一掷千金。最终欠下了巨债，妻子与其离婚不说，公司也将其辞退。由此他的人生才走向了破产。 网络图片 当然，由于此事涉及到人家的隐私，所以目前的所有说法，只是猜测而已。 但甭管怎么说吧，孙博士最终在美国混到了流浪街头。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帮助这个人，对此国内网友出现了迥然相异的两种观点： 一是，既然我们当年的留美神童被残酷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蹂躏成这个样子了，那我们祖国同胞应当出手拉他一把啊！于是有人主张伸出援手，为他募捐，接他回国，让他回国内在专业上发挥余热等等。 但这种观点却又遭到了不少人的愤怒反对，很多这种愤怒是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有人说这个孙某就是个“叛徒”“汉奸”，国家当年公费资助他出国留学，他学成之后不私回国报效，还入了美国籍，结果你看，现在混成这个熊样了吧，想回来？没门！美国人不养懒汉，凭什么让我们养！…… 这番争执一度吵得好不热闹，但就跟我昨天说九边和卢克文粉丝的那番争论（参见《九边和卢克文这一架，掐的有点搞笑》）一样，我还是觉得这一架的有些前提条件其实就错了——争论给不给孙博士“回国”这个福利待遇的基础，是孙博士自己把回到祖国当做一种福利待遇，并且愿意回来。 可是，孙博士自己愿意回国么？ 我看到的这些视频中，孙博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直比较闪烁其词，一会儿说“祖国培养了我，我学成却没有回去，愧对祖国，没脸回去。”另一会儿又说“家中有老母健在，身体不好，回去怕老人见了伤心。” 看了这些视频以后，我觉得孙博士虽然当了多年流浪汉，但当年做神童时的那个聪明劲儿还在。 他知道，如果直接正面回答的这个问题，容易惹很多国内吃瓜群众不高兴。所以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但其实他的答案，早就明确给出了——想象一下，16年前，他穷困潦倒、失去工作与家庭，被迫开始流浪的时候，再怎么说，他依然是个留美博士啊！而且学的还是计算机。彼时国内正是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期，国家还推出了很多相关人才引进、回流计划。孙博士即便在美国混的再失败，回国那也是人中龙凤。这个机会过去16年中至少疫情爆发前的十多年是向着他敞开的。那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想来想去，可能的答案只有两种。 要么，是他觉得哪怕在美国当流浪汉，也比回国让他舒服自在。也就是“宁在美国刷盘子，也不回国考公务员”的进阶版。 要么，就是当时他所遭遇的打击或者生活波折，已经彻底毁坏了他的事业心和奋斗心，啥活儿也不想干了，就是要躺平当了流浪汉了。 考虑到第一种答案细说起来可能挫伤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就只分析一下第二种情况吧： 假如孙博士是在心灰意冷之下彻底躺平，才甘愿做一个纽约流浪汉的。那你把他接回祖国，对他真是个好选择么？ 如果他什么都不愿意干，那他回来能干什么？IT行业大厂现在都在裁员，去高校教书他又早过了“青椒”入职的合适年龄，且现在进高校难于登天。何况孙流浪了16年，跟产业一线的相关知识早已脱节了，唯一还上手的可能只有英语。可是教培行业现在也不行了啊！俞敏洪、董宇辉都直播带货去了…… 那么，想来想去，孙博士如果回国，可能唯一合适职业也就只有——学一学某些归国网红“爱国学者”，在网上以自己旅美的悲惨经历痛斥美国社会的吃人不吐骨头，发些什么“在中国生活比美国好五倍。”“在中国月入3000人民币比美国挣2000美元幸福。” 你还别说，考虑到孙博士在美国有学术履历，又有确实悲惨的生活经验，眼下又正有关注度。我觉得这条道路对他是完全敞开的，他要真想这么做，肯定比国内一批此类“网红学者”要做得好的多。至少学陈某教授，靠在国内批判美国，在美国买栋别墅，总不成问题。 网络图片 你知道，前些年，海外的学术渣滓、学术混子中，有不少就是专营这门生意的——他们在所在国、所在领域搞的什么也不是，就摇身一变，冒充外来和尚，靠在国内互联网上把国外描绘的一团漆黑，炒民粹主义流量赚个盆满钵满。最后继续在海外过他们吃香喝辣的日子。 甚至，你都未必一定是个学者，你看现在某音上靠在海外拍挑动民粹主义情绪视频赚流量的人，不学无术的大有人在么。 更有甚者，这流量你也未必一定要回国才能赚，学连某老师来个离岸爱国，一边在日本长期“旅游”一边说日本会一批一批死人。或者来个“骂美国是工作，在美国是生活”，岂不美哉？ 可是，孙博士，他居然没这么做！16年了，他宁可在纽约城市公园露宿街头，也没想起来写个文章、拍个视频、靠编几个段子做个观某网的座上宾。 这是错过了多大一个风口啊！ 我觉得，若非是因为他脑筋太死，或者躺的实在太平，瞎话都懒得编了，那就只能解释为孙博士至少是个有底线的人，宁可当流浪汉，也不学某些“出口转内销”的学术渣滓、混子，恰骗情绪流量的烂钱。 如果孙博士真有此念，也堪称“君子固穷”了。 好吧，以上属于半开玩笑，下面说点更正经的。 很多人在这则新闻中，看出了美国社会缺乏底层兜底机制的冷血。你看《环某时报》都趁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曰《从“流浪博士”看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严厉揭批了美国“消灭穷人”的丑恶现象。 不可否认，与被国人广泛嘲笑为“养懒汉”的欧洲不同，美国文化是一个喜欢赢家、鄙视输家的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 你看电影《巴顿将军》里老巴顿一开场就直言：“美国人就是一心想赢。我们最看不起那些输了还会满脸欢笑的失败者。” 是的，在美国传统文化里，你有一膀子力气，想过更好的生活，你就应该去工作、去奋斗。而社会需要优先保证每个勤奋肯干的人都得到与之相应的酬劳。所以美国不养躺平的懒汉，但同时又追求让所有肯干的人过想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 这个思路与看到流浪汉穷死在街头，就会心生怜悯，觉得社会对他们有一份兜底责任的“欧洲梦”是有区别的。在公平与自由之间，美国人优先追求自由，而欧洲人（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更追求公平。二者各有优势与弊端，孰优孰劣大家各自偏好使然。 而我觉得，如果真要二者择一，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更赞同美国人这个思维方式的。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也和美国人一样强调个人奋斗，觉得爱拼才会赢么，躺平就活该受穷挨饿。 所以眼下借孙博士事件大肆调笑的国内网民当中，肯定有不少当初更刻薄的调笑过欧洲的“养懒汉”制度。 可如果一个人，既觉得欧洲那样的“养懒汉”不好，又嫌弃美国那种强自由、弱兜底的体系。那么他心中良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还是说，这帮人，仅仅是因为现实中美国和欧洲他们一个都去不了，所以只要能见到去了的同胞流落街头，遭灾遭难。他们就能获得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这样的韭菜，我觉得倒确实符合那些在海外混不下去、靠跑回来靠民粹赚流量的镰刀的胃口。 所以，再强调一遍，孙博士完全有当这种镰刀的资质，却没割这个韭菜。就凭这个，也值得赞他一个。 而我在想，如果孙博士真的回国，搞专业、教书、教英语的工作都不太好找；割流量韭菜的镰刀他又不愿当；那他能干什么呢？多半还得继续当躺平的流浪汉。 那么，同样是流浪汉，在国内当和在美国当，究竟哪个生活的更舒服一点呢？这个问题好像还真没人研究过，严重建议什么陈老师啊、张老师啊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也得出一个什么“我们的流浪汉生活也比美国好五倍”的学术结论。那孙博士就真的能放心大胆的回国了——当然前提是，他真信了这帮“专家”的鬼话。 我估计孙博士不会，人家是躺平了，混的惨了点，但好歹没那么蠢。 而在此之前，我觉得就让孙博士继续在纽约街头飘着吧，这是人家基于自身意志的自由选择，我们无权干涉。而且听说美国复旦同学会已经给他找了房子，安排他住下了。你看他流浪了16年，靠吃救济、睡公园椅还能活下来……美国这“消灭穷人”的效率，也确实忒低了一点，远没有《环某时报》和一众“归国专家”说的那么凌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纽约芬克利夫墓园，距离曼哈顿有几十公里。乘坐公共交通转车，要花上2个多小时，但是在风雨中依然有两三百人赶到这里，送高医生最后一程。 礼堂坐不下，仪式结束后外面很多人排队，等着进去送花、鞠躬，对高医生表达感谢。 这个墓园是不少中国名人最后的灵魂归宿，包括宋美龄和顾维钧。高耀洁1945年曾给自己的妹妹指着天上的飞机，“快看，那是中华民国飞机”。 从今天开始，高医生也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某种传统之中。她将被人们铭记，而她所做的事情，将成为一些中国人的思想资源。 人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反思：那些苦难是如何造成的？如何避免类似的苦难再次发生？ 妹妹回忆了高医生82岁逃亡时的细节。她们从郑州买火车票，先是跑到了成都。那时她们一定不知道后面是怎样的旅程。 家人的发言，使用了逃亡、流亡和远离故土这些词，面对前来吊唁的人，家人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理解高医生，而高医生在天之灵或许也会感到欣慰。 一个流亡者最悲哀的，就是家人的不理解。高耀洁获得美国的奖项后，河南有关部门曾让她儿子下跪求母亲不要到美国领奖，而高医生也不得不发布声明，自己的事和家人无关。 家人感谢了黎安友教授这么多年的关爱。14年来，黎教授是高医生在美国的监护人。 小到带她买面包，大到帮她办理廉租房、保险和医院事物，都是黎教授在做。高医生在纽约第一次生病急诊，黎教授在一小时后就感到了病房。 在美国做这些事非常繁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黎教授很讨厌和政府打交道的那些麻烦事，他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大的官僚主义有没有给你带来麻烦”，但是，为了高医生，他在过去14年不得不和各种部门打交道。 黎教授说，在帮助高医生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也接触到很多去看望高医生的中国人。他说，在高医生和那些照顾她、看望她的人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特别的观察。过去14年，有不少人来探望高医生。他们和她聊天，帮她做事，也从她那里学习——这让高医生在曼哈顿的岁月，成为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活。 这种创造是合力完成的。高医生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和对抗艾资料的梳理，而那些去看她的人则帮忙传播。这不是“项目”也不是安排，而是一种自然的、自愿的协作。 这是包括医生、护士和很多哥大学生在内的一个特别的社群。高医生的医生和护士代表也到了葬礼现场。 尤其让人感佩的是这么多年来哥大的学生小组，一波又一波，传递的不仅是责任，也有黎教授所说的“中国人真正的价值观”——这是能给人希望的东西，可能也是这种精神在鼓舞着黎教授。 作为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已经超过六十年，他热爱的东西，应该是有价值的、值得的。他内心中也会感谢高医生，这让他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一片荒原。 这让纽约曼哈顿有一个“更好的中国”，比我老家河南要好得多——对这一切，我深深感谢，在此后的日子也应该牢记。 高医生安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