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訪華

中國人都知道，要打敗對手，先要了解你的對手在想什麼，會出什麼牌，這就是孫子兵法說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若對對手完全無知，或一知半解，在戰略競爭中很可能落敗，除非雙方之間實力差距太懸殊，以致認為對方想什麼做什麼都不重要，不會改變事情的結局。 凸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正在中國訪問，台灣和美國需要了解中國當局此時邀馬訪中背後的政治算計。馬此次中國行，是他卸任總統八年後的第二次西進，和第一次相比，多了些政治意涵。作為一個既無公職亦無黨職，且在國民黨內，其意見也不太得到黨內高層認可和採納的台灣前總統，北京原本用不著專門邀請他來訪，一路上給他頗高禮遇，特別是可能安排他和習近平見面，進行所謂的「馬習二會」，北京的目的，大概率是要藉此凸顯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降低兩岸目前劍拔弩張的局勢。 對講究政治規矩和政治禮儀的中國當局來說，習若見馬，不會有2015年第一次「馬習會」那樣的正式會談，而是一種「老朋友」的見面形式。但北京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由習當著馬的面，親自宣示「和平統一」，向台灣民眾及國際社會顯示中國對待台灣的誠意。和統是「新時代」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略和政策訴求，但在今年二月金門漁船事件發生後，台灣社會憂慮和統不再是中國優先考量的選項。 針對這種情況，習在兩會參加政協聯組討論中重申了和統主張，讓台灣社會稍感寬心，然而，如果習在國際輿論關注下，在馬習會上親口講出「和平統一」四個字，其效果還是不一樣的，會有更多的台灣民眾以及國際社會聽到北京的這個政策主張。 北京為何此時想讓更多的台灣人和國際輿論知曉它的和統主張？這就不能不提中國當下面臨的內政外交難題。如沒有意外，中國未來幾年的首要任務，還是發展經濟，恢復經濟活力，扭轉經濟下行趨勢，重新讓經濟步入增長的軌道。要實現這個目標任務，對內要「少折騰」，類似三年疫情時期的封控措施這種荒唐的政策不能再出現，同時對民企和外資採取「友好型」態度；對外則要化解美國的圍堵打壓，塑造對中國有利的周邊和區域地緣環境。 目前內政的難點是民眾尤其企業的信心仍嚴重不足，經濟並沒有按照當局的設想有太大好轉；外交的難點是美國的打壓和圍堵還在加強，中國周邊的地緣環境，尤其台海和南中國海不平靜，面對不馴服的台灣，北京的和統無從著落，對台獨的壓制效果不彰，兩岸緊張情形有增無減，特別是號稱「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上台後，兩岸關係又將增加變數，在這個節骨眼上，金門海域發生漁船傾覆事件，進一步催高兩岸對立態勢。 對兩岸緊張情形降溫 相較外交，當局在內政上能夠使力的空間更大一些，此乃外界從去年以來看到的經濟政策的大調整。但這不是說在外交上就只能被動應對，至少在台灣問題上，中國當局若想做某些事，還是能做成一些的。北京常講，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動權，「操之在我」，這或許有點誇大，可兩岸實力的對比確實在向中國傾斜。不過，北京也不願看到兩岸關係的持續緊張，因為這顯然對北京意欲營造的周邊和國際形勢有害，進而影響包括台資在內的外資進入中國的意願，而中國眼下需要外資和外部市場。從這個角度看，只要台灣不繼續刺激中國，北京要對兩岸緊張情形進行降溫處理，把兩岸民眾的敵意情緒降下來。 這就是中國當局處理金門事件遵循的邏輯，尤其考慮到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以及中菲南海衝突，更是如此。北京不能讓台海和南海出現聯動局面，將中國陷入兩面衝突的「戰略陷阱」，因此有必要把因金門事件導致的兩岸對立加劇降溫。 去年以來中菲南海衝突現在看來有惡化趨勢，不排除發生小規模軍事摩擦的可能。而今年又是美國大選年，反中是美國的政治正確，中國議題必然伴隨美國大選，兩黨候選人在這個方面不可能對北京示弱，只會一個比一個強硬。美國大選對中國的外溢效應，表現在地緣政治上，就是台海和南海。在這兩海的任一軍事衝突，都會讓美國捲入，不管北京怕不怕，都不希望出現兩海聯動現象，而相對中菲南海衝突，台海衝突的性質和後果更嚴重，所以，對北京來說能夠避免就盡量避免。這乃是習和拜登日前通話的原因——針對美國大選年的預防外交。 顯然，北京要實現上述目的，再沒有比邀請馬登陸，並以「老朋友」名義同習舉行一場非正式會談，效果更好的了。習如在這種場合宣示和統，雖然中國內部主張武統的民意肯定不高興，但北京會強調，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台灣問題不能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和經濟崛起，是北京的大道理和大邏輯，可這也就需要習來壓制中國內部的對台強硬民意。 為最後解決台灣問題布局 然而，千萬別以為中國當局在經濟恢復不力的情況下，會為了經濟發展，而無限期拖延解決台灣問題。對北京來說，「馬習二會」還有另一政治用意：把中國和統的「誠意」做足做夠，做到官方輿論講的「仁至義盡」，讓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感覺北京確實想用和平方式統一台灣並不是宣傳。在中國對台展現出最大的和統「誠意」後，如台灣再不「領情」，硬要和中國切割，追求獨立，北京屆時用非和平方式統一台灣，道德上就可以自我安慰，顯得有正當性。 那麼，中國是否像美國軍方所指的2027年做好武統台灣的準備，不好講，但基於中共的歷史使命，習對歷史地位的追求以及他的年齡和任期因素，再考量中國民意對台失去耐性，以及台灣對中國的拒斥未來只會更強烈，隨著兩岸實力的進一步消長，北京其實有一個解決台灣問題的隱形時間表，大概在2030年左右，不會太遠。 無論中國的經濟是好是壞，北京可能都會走到這一步。在北京看來，未來幾年經濟好，在科技領域克服了美國的卡脖子，美國和西方屆時對中國發起的經濟制裁就作用不大；未來幾年經濟不好，科技上無法突破美國的卡脖子，打一仗的經濟後果無非比現在對中國的經濟打壓程度上會更嚴重一點，但實質上不可能摧毀中國的經濟和科技，相反，以中國的經濟體量，北京的報復也會讓美國和西方相當難受。 從這個角度看，北京要以經濟為中心並為此爭取一個和平的發展環境，為的就是在未來7、8年時間裡，把經濟進一步做大，底子做得更紮實，最好科技上能夠打破美國的「小院高牆」圍堵，各種經濟和科技短板都補上；同時，在軍事上準備得更充分一點，這樣才不怕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時美國和西方的軍事介入和經濟制裁。 北京的這個如意算盤打得很精，可以說，馬二進中國並可能和習見面，是北京在為最後解決台灣問題爭取儘可能多一點的時間而做的總體布局的一步。馬在此布局中被北京當作一個「棋子」使用，雖然他未必意識到這點，但台灣，特別是美國，要看懂北京的政治算計和布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