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對現代中國來說，這個日子既是光榮的，也是黑暗的。「光榮」指的是，自中共全國建政後，乃至中國近代開埠以來，還沒有一場群眾的反抗運動像六四一樣，涉及範圍如此之廣，參與者如此之眾，特別在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門廣場，抗議當局的學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動如此之堅定；「黑暗」指的是，與此同時，也從來沒有看到，號稱「人民」政權的中共，在這一天撕下了其偽裝，命令它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創，釀成了屠殺事件，赤裸裸顯露出法西斯的本質，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很短，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75年的歷史來算，已經相當長了，而如果放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則更長。當年參與六四抗議的大多數學生，如今都已過了知天命之年，從一個血氣方剛、指點江山的青春少年，變成了肩負家庭重責、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對一些人來說，也許沒有了當年的反抗意志，只想過平凡生活；對另一些人來說，當年改變中國的夢想仍然還在，並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當時的參與者心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必須面對一個冷酷事實：中共政權並未如六四之後一段時期許多人預測的那樣，撐不過幾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國家，似乎沒有垮台的跡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會被反對它的力量打敗。 儘管如此，隨著中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尤其是美中全面對抗的加劇，中共又到了一個危機的歷史時刻。這再次給了人們反抗的信心和勇氣，反對清零的白紙抗議運動就是一個代表。在很多人看來，別看當局全副武裝，張牙舞爪到極點，那不過是紙老虎，沒什麼可怕的；或者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只要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不斷加碼，中國經濟就好不了，經濟衰敗，國內民眾對未來的信心和士氣就將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階層在內，對當局的不滿只會更加強烈，任何一個當局無法把控的不測事件都會導致政權內部分裂，從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種看法有些太悲觀。中共確實藉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在統治人民、掌控政權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監控人民這點上，已經做到爐火純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經常強調的，決定政權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個政權，已經喪失了民心，縱使物質再強大和手段工具再先進，也是挽救不了衰敗的命運。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個大概率事情。 後一種看法又有些太樂觀。雖然中國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難，當局面臨著內憂外患局面，但中國是否崛起到頂，國際學界其實是有著爭議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資源和工具，在維護政權，打擊反對它的力量這點上，還是不能小覷。加之中國的規模和人口，以及當局在應對美國圍堵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護身符，如果沒有內部民意的普遍覺醒並付諸於行動，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為中共真的像個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點一廂情願。 事情或許在兩者之間，既不能太悲觀，也不能太樂觀，在從事針對中共的反對運動中，用得著中共常說的一句話，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也就是，在戰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則，反抗運動作為一項事業就沒有意義；但在具體的反抗運動的戰術和步驟上，要把中共作為一隻真老虎看待，正視它目前看似還很強大的事實，也正視中國目前複雜的現實以及反對運動相對還弱小的狀況，不能急於求成，要一步一步來，積小成多，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 當然，也需要看到，目前這種海內外聯動局面，在六四35年來，的確是一個從事反抗中共運動的好時機，甚至稱之為「天賜良機」也未嘗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樂觀一點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對海外反對運動來說，必須抓住這個有利時機，開創出一種新的反對中共的局面。至於國內，鑒於當局鐵桶一般的維穩，使得有規模的反抗幾無可能，只能呈現為零散的、個體的抗爭，包括一些泄憤事件，從這個角度說，目前有利時機還不能轉化為現實可操作的反抗運動，所以暫時還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六四可以給海外反對運動提供一個好的精神資源。 提煉六四精神用以動員大眾 在過去的35年，海內外對六四的反思和檢討，基本聚焦於當時運動的領導者策略運用得當與否的問題。反思者經常在以下問題上進行爭論：在強硬派願意談判的時候，是否應該見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頭對準鄧小平；是否要聽從學生中激進聲音的主張，以及是否真的對中國國情有了解等，這些爭議當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檢討有助於下一次大的社會運動來臨後，避免重蹈過去的失誤。但是，在對六四本身檢討的同時，如何將六四化為激勵人們抗爭的勇氣，化為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的精神資源和符號，或許是當下海外反對運動在紀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緊的課題。 中國社會包括黨內雖然對當局的不滿日漸增多，尤其對高居廟堂之上的最高領導人幾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於各種考量，特別是人身和財產安全的考量，以及對當局殘酷鎮壓的恐懼，敢公開反抗的人還是少之又少，這不能怪大眾的利己主義，畢竟在一個專制社會，敢以身試法，挑戰專制政權，捨身取義的人在過去每個時代並不很多，更何況在今天所謂的新時代。在壓制異端和鎮壓反抗力量這點上，新時代是集過去各個專制舊時代之大成，早就將社會的維權力量和黨內的異議之聲撲殺掉了，並對社會進行無死角的監控，個體要去對抗一個組織化和體系化的專政怪獸，確如飛蛾撲火，代價太高。所以，無論是基於害怕還是理性的算計，一個原子化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是不太可能把對政權的不滿和反抗的意志公開化為反抗的行動，充其量是把這種反抗局限在與政治無關的維權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現實。 海外反對運動理應認識到這點，但這當然不是說，在這種現實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對運動可以做的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和工具，進行廣泛而持久的社會動員，積蓄力量，讓海內外民眾尤其對當局不滿的人意識到，造成中國百年危局的，正是這個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政權，只要這個政權不回歸人類的普世價值，它存在一天，就會將你我帶入險境，想歲月靜好，不關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從而使人民打破對當權者的幻想，為大變局的到來做好思想乃至組織的準備。 簡言之，海外反對運動要做的事情，是在動員中讓人民認清中共的本質和新時代的荒誕性，六四在這方面是個很好的精神資源。因為中共對六四的屠殺最無情地顯示它的殘暴性和反人類性。有了第一次也許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對中共特別是現政權的認識上，並非很多人都有這種認識，不少人甚至認為，正因為有了中共對學生運動的戒嚴和開槍，才保得中國的穩定，從而有了之後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才坐二望一，成為敢和美國叫板的全球大國。這是屠殺之「功」。此種糊塗認識弱化了人們的反抗意識，助長了中共專政。海外反對運動必須對此撥亂反正，這就需要對六四的價值和精神，用簡單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話進行提煉，以作為動員海內外大眾的口號。 在筆者看來，六四是一場熱血學生真正為國家前途命運著想、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體現了學生大無畏和可貴的對專制政權不服從、不合作的現代公民意識。中國的歷史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只有做穩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兩種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為趕走一個鳥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國的歷史是周而復始不斷循環，社會也就在這種循環中越來越精神萎頓。晚清和民國因為有民族的救亡存圖，在西學東漸、圖強變革之下，社會一度思想開化，各種主義流行，滌盪了舊時代的腐朽氣息。然而好景不長，在中共一統江山後，帶來了比過去更嚴酷的專制，直至六四學生運動的爆發。它是一個思想全新的反對運動，本來是可以把中國帶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時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殺扼殺了。 海外反對運動應該將六四反抗專制統治的公民不服從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櫫出來，讓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為在心裡反抗當局的最響亮口號。這是一個播種的過程。 謹以此篇，紀念六四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將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 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決定人類歷史走向的兩種因素 在人類產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這就是自然的力量。動物行為也是自然力量。人類歷史，則是由兩種力量起作用，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是改變自然力方向的行為，一個人或一些人，特別是掌握巨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改變人類歷史的走向。16世紀歐洲的新教革命，是馬丁·路德一個人發起的。締造美國的《五月花號公約》是一個人想出、41人簽名提出的。共產主義在19世紀的傳播，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鄧小平通過六四埋葬了共產主義。宮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江青嫉妒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無限風光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有一條根本的分界線，這就是理性可以發現自然規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的行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決定行為的方向。科學包含人類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類最深的情感。 在一國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緣政治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個人怕另一個人，這也是自然力量，而國家的軍力 、國家首腦人物的決策都是人為力量。 恢復歷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歷史，如果有一個關係到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當權者竭盡全力要掩蓋真相，正義就會受到壓制。正義的力量是一種自然力量，對正義長年累月的壓制，會使正義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幾百萬人參加，規模巨大，歷時數十天，最後都以暴力鎮壓收場。在現代民主國家，出現這樣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運動，最後結果一般造成政府權力的更迭或個別當權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發生，但不會發生動用大規模的軍隊、機槍、坦克，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這樣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通過電視傳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聲討和譴責，這是正義的力量，這一力量，是一種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不可抗拒的力量，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蘇聯大帝國的解體，正是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全球政治氣候根本性的改變，二十一世紀雖然有局部的戰爭和革命，但歷史的大方向已經改變，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的世紀。 天安門事件的三大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有三大組成部分，一是天安門學生運動，二是中南海宮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復歷史真相也有三點：一是要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天安門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而是幾百萬人參加的、空前規模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第二是恢復當時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個人怕另一個人，在發生衝突時，前一個人就會面臨失敗。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自然力量。鄧小平怕毛澤東，而趙紫陽怕鄧小平。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在5月16日這一天，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懼怕，使趙紫陽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他本來可以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但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示，學生不能撤離廣場，是因為最高決定者是鄧小平，而鄧小平不改變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鮑彤多次打電話，要中央電台反覆廣播，這是向全中國人民反覆宣布的一件大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本來」可以不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說。趙紫陽因這一談話，被鄧小平趕下了台並遭受了長達15年的軟禁。在軟禁期間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用一章篇幅談及「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拋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來源：張萬舒《六四事件全景實錄》，第67-6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紫陽同志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鮑彤還說：「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鮑彤是起草人，最後講不講，完全由趙紫陽本人的決定。（來源：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6卷第229頁，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鄧小平自然成了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幾百萬人和全中國人民譴責的目標，使天安門學生更加不離開廣場。我起草5·17宣言，沒有害怕和危險的感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在趙紫陽去世後二十年、事隔幾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歷史真相一 一呈現出來。恢復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還包括要讓人們清楚地了解當時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楊尚昆、陳希同和反對戒嚴的幾位上將的作為。 恢復歷史真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公開宣布六四是的一場對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大屠殺，要把發生大屠殺的法律責任一 一查清，給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死難者家屬以關懷和賠償。 正義的陽光將照遍中國大地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至今歷時 35年，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之所以沒有恢復歷史真相，與六四後鄧小平在加強政治控制的同時，走「半資本主義」道路，大規模引進外國生產技術，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密切相關。 1789年後，法國大革命失敗的真相就擺在全法國、全世界面前，19世紀法國和西歐的政治氣候發生大變，爭取民主的聲音變得微小，這一點與1989年後的中國有相似之處。在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幾十年中，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下，法國在19世紀中期，在一個新的專制環境下實現了當時經濟的「現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個時代改變的。早期資本主義產生的兩級分化，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葉開始抬頭，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也使保守主義、浪漫主義在西歐國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為當皇帝，把法蘭西共和國改變為法蘭西帝國，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才使法國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面貌，可以說，天安門學生運動，就是20世紀世界面貌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沒有改變中國，中國的當權者以為這樣的事情，三十年不講、不談，一代人過去，事情就過去了。在21世紀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時代，當代人工智慧開拓者沃爾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慧」的三大核心觀念，其中一點就是，人的價值在於歷史。在涉及全中國、全人類的重大歷史問題上，掩蓋歷史真相、讓人遺忘歷史，是不可能的。中國大地上沒有正義，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國要成為人權得到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文明國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復六四真相，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有人問，「為什麼你們一定要記住六四？」三十五年過去了。已經成了歷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有著許多答案。沒有任何一個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夠。問題還留在半空中，尋求答案。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些逝去的亡靈，始終縈繞在劉曉波的心頭，直到曉波去世；亡靈們也將一直縈繞在我們心頭。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們不可能記住大多數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從來也不知道。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為人的舉動，我們也記住了自己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刺刀上閃爍的篝火，令人難忘；即使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也不會忘記。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讓我們看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那一刻，這個黨撕下了所有偽裝，毫不隱藏。沒有任何書籍、電影或者博物館，能夠讓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是一場大屠殺——不僅是一場鎮壓；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風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亂，不是一個模糊的記憶；不像今天中國的一個孩子所能夠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別的，是一場大屠殺。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國家武裝侵略本國的例子。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自己有什麼記憶。 在執行屠殺的命令之前，他們在北京的郊區被洗腦，以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們不知道他們頭腦中想過什麼。但是我們記得我們想知道。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7歲了。她走到哪兒，便衣警察跟到哪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 不是。為的是國家政權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千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竟然害怕一個87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氣，而是她腦子裡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要支持其他想要記住的人。我們單獨記憶，我們也共同記憶。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記住它，可以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記憶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時，總是物質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樣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擁有一艘遊艇重要得多。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轉折點，朝著可怕的方向。我們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帶進深淵。但我們不知道，只好走著瞧。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種事兒只有通過記憶，才能在腦子裡存在。這種事兒難道能想像得出來嗎？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們記住。我們記住，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另外有些人非常願意看到我們遺忘。遺忘有利於他們維持政權。多麼卑鄙！我們要對抗專制，哪怕記住屠殺是我們對抗專制的唯一方法。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記憶能提醒我們中國政府撒謊的方式。他們說中國人民早就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亂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們進入天安門廣場。 為什麼？假如中國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謂的「判斷」，那為什麼不讓人們進入廣場去譴責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說明這個政權不相信自己的謊言。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人腦受到巨大衝擊之後，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恢復。哪怕我們下決心從明天開始遺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