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育兒日記（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4日披露，全球知名的諮詢顧問公司蓋洛普（Gallup）將撤出中國，關閉當地所有辦公室。 報導稱，總部位於華盛頓的蓋洛普已告知其客戶，它將結束中國業務，並通知客戶它會將一些計畫轉移到海外，其他計畫則會取消。 蓋洛普為企業提供用於行銷的調查和分析服務。報導中引用公開薪資紀錄表示，蓋洛普1993年開始在中國營運，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設有辦公室。 蓋洛普將關閉在中國的所有辦公室，目前還不清楚是否會留任部分當地員工。 由於中國經濟普遍放緩，加上中國國家安全機構擔心與外國企業分享資料會危害國安，對諮詢顧問產業嚴加審查，美國諮詢顧問公司在當地難以開展業務。 蓋洛普發現該公司成了中國的眼中釘，因為其全球民調顯示出對中國負面的態度。 3月蓋洛普一項調查顯示，僅15%美國人對中國人有好感，創下新低，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稱，蓋洛普民調是遏制中國、維護美國主導地位的工具。 環球時報說，這些調查已成為（美國）政治菁英操縱的工具，以在國際舞台上抹黑中國，並聲稱這些結果被用來遏制和孤立中國。 在蓋洛普撤出的同時，其他跨國諮詢顧問公司也紛紛採取措施，縮減在中國的業務。 獨立性科技及市場研究公司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已裁撤大多數在中國的分析師；網路諮詢公司格理集團（Gerson Lehrman Group）原本計畫今年擴大中國業務，卻在夏天開始裁減中國的員工。
由於中美貿易戰和COVID-19疫情的影響，中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受到了重大衝擊。再加上加強了「反間諜法」的實施，外國律師事務所開始產生了離開中國的念頭，近5年已經減少了39家。甚至一些知名的大型律師事務所也決定關閉在上海運營了20年的分支機構。 據美國之音稱，近年來，中美關係因貿易戰的惡化，加之COVID-19疫情的爆發，持續地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此外，新版的「反間諜法」也加大了經濟和政治的壓力，這使得一些知名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開始考慮削減他們在中國的業務，甚至有可能完全退出中國。 根據中國司法部的數據，自2017年以來，註冊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外國律師事務所分支機構已經連續5年減少。2017年，有244家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設立了分支機構，2018年降至230家，2019年為225家，2020年減少到217家，2021年進一步降至208家。截至今年6月14日的數據顯示，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的分支機構數量已經減少到205家，這5年內總共減少了39家。 報道指出，全球收入排名前列的國際律師事務所瑞生國際律師事務所（Latham & Watkins）已經決定關閉其在上海營運了20年的分支機構，將上海的業務和律師轉移到了北京分支機構。 另外，全球收入排名第三的國際律師事務所Dentons，從2015年開始與中國的大成律師事務所合併。然而，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引用的一封發給客戶的電子郵件，從今年8月開始，大成不再是Dentons集團的一部分。 就在四川英濟律師事務所執業的律師冉彤表示，以往這些外國律師事務所並不介意與中國公司分享重要數據，但現在他們開始對中國政府對這些公司進行監控產生了懷疑，因此只能暫停合作。 此外，從經濟角度來看，許多地方的律師表示業務不如從前。冉彤表示，他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現在的業務量比疫情前減少了一半；而廣東律成定邦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範標文坦言，自疫情爆發以來業務非常不景氣，幾乎減少了一半。 然而，也有一些律師事務所對中國市場保持信心。報道中提到，金杜律師事務所（King & Wood Mallesons）已於7月與國際律師事務所Eversheds Sutherland建立合作關係，以擴大業務合作。
大陸疫情延燒，上海和崑山、蘇州等地封控時間不斷延長，當地蘋果供應鏈復工備受市場關注。天風國際分析師郭明?21日發推文表示，在中國封城的影響下，蘋果為了降低供應鏈管理風險，正加速推動在「非中國」的新品開發據點，減少對中國依賴可望付諸實際行動。 郭明?在推文中指出， 蘋果新產品開發據點幾乎都在中國。大約兩年前首次爆發COVID-19疫情時，蘋果首度認真評估在非中國建立新產品開發據點，但在內部僅止於提案計畫。然而，在近期中國封城後，為了降低供應鏈管理風險，在非中國建立新產品開發據點不再是提案計畫，而是行動計畫。 大陸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崑山市發布最新疫情通告，再延長管制七天至4月27日，和碩、欣興、京鼎等台廠近期復工期待再度落空。據了解，蘋果200家核心供應鏈中，有超過一半工廠在上海周邊地區，若大陸持續封城，蘋果供應鏈恐面臨斷供危機。 郭明?日前提到，受到封城影響，蘋果新款 MacBook Pro 交貨期已拉長3至5周，由於iPhone SE新機需求放緩，不過其交貨時間尚未縮短。他認為，隨著封城時間延長，可能會進一步影響消費者信心，並對2022年蘋果等消費性電子產品的出貨產生不利影響。
西洛特是蘇州一所私立學校的外教，在中國呆了八年，他從德國過來，原抱著對中國神奇文化的嚮往和對中國人的質樸過來的，遺憾的是，年前他還是回國了。為了給他送行，我們一行來到周庄廊上人家，這是他最喜歡的一家餐館，鋪子不大，但環境優美。 席間，自然免不了談論一些對教育的看法和離開的原因。他說他真的不願意離開，他不想接受這種失敗，帶著挫敗感回國是一件影響一生的事情，但他不得不回去，在他看來，他這一輩子也無法在中國看到真正的教育，他為中國的未來深深擔憂。 他說，看到孩子每天5點多到校，晚上6點多離校，家長每天都很疲憊，老師更是疲憊，這種連大人都吃不消的教學模式竟然沒誰改變，看到孩子們每天無精打采，每天在應付著，他心裡很痛。德國的孩子都是快樂的，每天9:30-下午3:30，沒有所謂的家庭作業，可這並沒有絲毫影響他們的創造，他們長大後做的不比中國畢業生遜色，很多方面甚至很出色。他多次跟校長提議，少上課，多讓孩子娛樂，這樣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知識的興趣，開發心智。校長很無奈，大家都在比分數，比成績，一旦名落孫山，學校就要倒閉。那時候老師們不僅失業，學生們還要到很遠的地方就讀，還是繼續延續這種披星戴月的學習生活。 他說，他把同樣的一份英文試卷給學生做，考試時平均80多分，考試結束一周後，平均也只有70分。可見大多數學生的學習目標都是很短暫的，他們就像跨欄競賽者，在咬牙越過眼前的跨欄，最優秀的也只不過是越過最後一道後然後身心疲憊到癱瘓，如果你再讓他重新翻越，恐怕連一個都跨不過去。事實上，真正的教育，是受教育者完成學業後，走向工作後，才開始真正的跨欄。 他看到4歲的孩子背誦拼音，5歲的孩子做加減法時，他心都碎了。在德國，8歲的孩子只會播種、栽花、除草什麼的，會簡單的拆卸玩具，根本就不知道1+1=2。但是他們18歲後的能力，遠比中國28歲的人能力強大。 他說，他教的中學英語儘管在蘇州分數很高，但從畢業後的學生回饋看，幾乎沒有哪個學生用得著。不僅是英語，其他學科也是如此，缺乏起碼的實用價值。大多數學生畢業後，往往都要從零開始學習。 除了以上壓制教育、無效教育外，西洛特還談了中國的預防教育。他說，中國這個國家最初的教育動機就把所有孩子想像成即將變壞的一個人，從幼兒園就灌輸一些不切實際的理論和思想。不停地灌輸愛國、愛黨教育，就是沒有人性關懷的教育。這些政治教育對幾歲甚至十幾歲的孩子來說，簡直是天書，就連很多政治老師都搞不懂。這些教育的功能僅僅是為了應付試卷上的標準答案，除此別無用處。真正的人性教育、邏輯教育是空白的。人性是人格的基礎，缺乏人性認識的人，肯定缺乏人格。他拿什麼愛自己？愛家人？愛社會？更談不上再愛其他。所以，當下中國糜亂也就不足為奇了。愛，是一種成長感受，不是靠說教獲取的，這是基本原理。這種認識西方700多年前就已經認同，而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卻彷彿停留在原始社會。 除了預防外，貫穿中國教育思想的還有仇恨。據我所知，歐洲和美國從沒有哪個學校給學生灌輸仇恨，他們更不敢灌輸，這在大多數國家是犯罪行為。在歐洲和美洲，人們強調的是反對而不是仇恨，仇恨在西方思想里是魔鬼的特徵。比如你們與日本之間關於釣魚島的爭執，在我們看來，這與仇恨無關，用證據談判即可解決的事情，非得仇恨。我們與法國領土戰爭大小不下30次，儘管是戰爭，但沒有仇恨，戰爭結束後，雙方還是公平談判。就像現在歐洲各國、猶太人，不仇視我們，他們只是反對法西斯暴行。 整個西方的教學思想是建立在愛的基礎上的誠信、敬畏教育。沒來中國前，我很難想像一個十多億的大國，從小接受的是仇恨教育。馬克思儘管與我是老鄉，但我知道的，我家鄉的人，沒誰認為他說的是正確的，因為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允許不同聲音，馬克思的聲音只不過是成千上萬種聲音中的一個，而這種聲音目前幾乎不存在。而在中國人的邏輯詞典里，只要能說出來的，就是真理，正因為這種對西方的誤會，大多數中國人到現在還以為馬克思說的很有市場，其實不然。這就是不同的認識偏差造成的錯誤理解。在我經驗看來，中國人愛的西方人不多，馬克思、恩格斯、白求恩，其他的呢？而我們從小愛很多人，父母、家人、社會上所有的人，當然還有上帝。 中國教育失敗的另一個證明還體現在安全教育方面。很多學校實行無縫對接管理，從學生進校門到出校門，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老師看著，下一個老師不到，上一個老師不能離開，就像看管羊圈一樣。放學時，離學校不足50米的地方是密密麻麻的家長及形形色色的車輛，孩子到家後又是圈養在房間里做作業、吃飯、睡覺，這個循環過程一般持續15年之久，剛來中國時，小學二三年級以下的孩子有家長接送，現在就連中學生也要接送。孩子終究要離開學校離開家庭，終究要獨立生活，到那時怎麼辦？ 導致西洛特決定離開中國的，還不是以上這些。西洛特接著說，他決定離開中國，是他結識的很多中國官員給他的勇氣。 由於他是外國人享受很多國內老師沒有的津貼，每月的收入也要比本校老師多一兩千元，並且節假日他還有輔導的一些收入，但這些遠不能滿足他一個人的基本生活。可德國家人不這麼認為，一直認為他在中國收入很高。 一開始是教育局內的普通職員找他，讓他從德國郵購生活用品，少則數千，多則數萬。同樣是上班族，這些教育局的職員為何這麼有錢？後來他發現，他們利用學籍賣錢，各種輔導材料可以返佣，還可以幫助轉學等等，這些都是不菲的收入。一個普通學校的校長，每年都有十多萬的購買。這些都是小兒科，自從他認識其他局和市委、政府官員後，才知道，他們每月需要的東西何止萬計。一個區的城管科長，只是分管公共自行車，但他每月都要上報數百輛折損，批下來的資金大部分都成了私有財物，還有分管綠化的科長，每年數百萬的撥款，真正投入公共設施上的，不足10%……這種毫無社會約束力的公權力，另他吃驚。每次讓德國家人幫忙郵購時，這些家人卻認為是他自己購買的，因為他們根本沒辦法想像中國是這樣一個國度。 所以，儘管從工資條上看，一個老師的月工資與一個區長的收入差不多，但實際消費能力上，一個區長的消費是一個老師的十多倍甚至幾十倍都正常。 中國教育是把人最珍貴的年華付之毫無意義、毫無發展價值的學習內容上，而不捨得花費一點點時間去討論和思考。記憶成了學習的唯一方法，高壓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護成了成長的唯一措施。這種負成長的教育模式其實是對人性的一種摧殘，是對人類的極大犯罪，當我認識到這一點時，我很內疚，我現在甚至每天起來都在請求神的寬恕。 遺憾的是，很多中國人，包括中國老師和官員非但沒有看清楚當下教育的危險後果，反而以此為榮。分管教育的領導可以因為高考成績優異得到提拔，靠壓制獲取好成績的老師可以多得一些績效工資。用獎勵來鼓勵真正毀掉孩子的人是很可悲也是很可怕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