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之城，在海港之夜重现
2026 年 6 月 4 日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4日披露，全球知名的谘询顾问公司盖洛普（Gallup）将撤出中国，关闭当地所有办公室。 报导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盖洛普已告知其客户，它将结束中国业务，并通知客户它会将一些计画转移到海外，其他计画则会取消。 盖洛普为企业提供用于行销的调查和分析服务。报导中引用公开薪资纪录表示，盖洛普1993年开始在中国营运，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有办公室。 盖洛普将关闭在中国的所有办公室，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留任部分当地员工。 由于中国经济普遍放缓，加上中国国家安全机构担心与外国企业分享资料会危害国安，对谘询顾问产业严加审查，美国谘询顾问公司在当地难以开展业务。 盖洛普发现该公司成了中国的眼中钉，因为其全球民调显示出对中国负面的态度。 3月盖洛普一项调查显示，仅15%美国人对中国人有好感，创下新低，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称，盖洛普民调是遏制中国、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工具。 环球时报说，这些调查已成为（美国）政治菁英操纵的工具，以在国际舞台上抹黑中国，并声称这些结果被用来遏制和孤立中国。 在盖洛普撤出的同时，其他跨国谘询顾问公司也纷纷采取措施，缩减在中国的业务。 独立性科技及市场研究公司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已裁撤大多数在中国的分析师；网路谘询公司格理集团（Gerson Lehrman Group）原本计画今年扩大中国业务，却在夏天开始裁减中国的员工。
由于中美贸易战和COVID-19疫情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受到了重大冲击。再加上加强了“反间谍法”的实施，外国律师事务所开始产生了离开中国的念头，近5年已经减少了39家。甚至一些知名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也决定关闭在上海运营了20年的分支机构。 据美国之音称，近年来，中美关系因贸易战的恶化，加之COVID-19疫情的爆发，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此外，新版的“反间谍法”也加大了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这使得一些知名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开始考虑削减他们在中国的业务，甚至有可能完全退出中国。 根据中国司法部的数据，自2017年以来，注册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分支机构已经连续5年减少。2017年，有24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2018年降至230家，2019年为225家，2020年减少到217家，2021年进一步降至208家。截至今年6月14日的数据显示，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数量已经减少到205家，这5年内总共减少了39家。 报道指出，全球收入排名前列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Latham & Watkins）已经决定关闭其在上海营运了20年的分支机构，将上海的业务和律师转移到了北京分支机构。 另外，全球收入排名第三的国际律师事务所Dentons，从2015年开始与中国的大成律师事务所合并。然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用的一封发给客户的电子邮件，从今年8月开始，大成不再是Dentons集团的一部分。 就在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冉彤表示，以往这些外国律师事务所并不介意与中国公司分享重要数据，但现在他们开始对中国政府对这些公司进行监控产生了怀疑，因此只能暂停合作。 此外，从经济角度来看，许多地方的律师表示业务不如从前。冉彤表示，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现在的业务量比疫情前减少了一半；而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范标文坦言，自疫情爆发以来业务非常不景气，几乎减少了一半。 然而，也有一些律师事务所对中国市场保持信心。报道中提到，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已于7月与国际律师事务所Eversheds Sutherland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业务合作。
大陆疫情延烧，上海和昆山、苏州等地封控时间不断延长，当地苹果供应链复工备受市场关注。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21日发推文表示，在中国封城的影响下，苹果为了降低供应链管理风险，正加速推动在“非中国”的新品开发据点，减少对中国依赖可望付诸实际行动。 郭明?在推文中指出， 苹果新产品开发据点几乎都在中国。大约两年前首次爆发COVID-19疫情时，苹果首度认真评估在非中国建立新产品开发据点，但在内部仅止于提案计画。然而，在近期中国封城后，为了降低供应链管理风险，在非中国建立新产品开发据点不再是提案计画，而是行动计画。 大陆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昆山市发布最新疫情通告，再延长管制七天至4月27日，和硕、欣兴、京鼎等台厂近期复工期待再度落空。据了解，苹果200家核心供应链中，有超过一半工厂在上海周边地区，若大陆持续封城，苹果供应链恐面临断供危机。 郭明?日前提到，受到封城影响，苹果新款 MacBook Pro 交货期已拉长3至5周，由于iPhone SE新机需求放缓，不过其交货时间尚未缩短。他认为，随著封城时间延长，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信心，并对2022年苹果等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出货产生不利影响。
西洛特是苏州一所私立学校的外教，在中国呆了八年，他从德国过来，原抱着对中国神奇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人的质朴过来的，遗憾的是，年前他还是回国了。为了给他送行，我们一行来到周庄廊上人家，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家餐馆，铺子不大，但环境优美。 席间，自然免不了谈论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和离开的原因。他说他真的不愿意离开，他不想接受这种失败，带着挫败感回国是一件影响一生的事情，但他不得不回去，在他看来，他这一辈子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他为中国的未来深深担忧。 他说，看到孩子每天5点多到校，晚上6点多离校，家长每天都很疲惫，老师更是疲惫，这种连大人都吃不消的教学模式竟然没谁改变，看到孩子们每天无精打采，每天在应付着，他心里很痛。德国的孩子都是快乐的，每天9:30-下午3:30，没有所谓的家庭作业，可这并没有丝毫影响他们的创造，他们长大后做的不比中国毕业生逊色，很多方面甚至很出色。他多次跟校长提议，少上课，多让孩子娱乐，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开发心智。校长很无奈，大家都在比分数，比成绩，一旦名落孙山，学校就要倒闭。那时候老师们不仅失业，学生们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就读，还是继续延续这种披星戴月的学习生活。 他说，他把同样的一份英文试卷给学生做，考试时平均80多分，考试结束一周后，平均也只有70分。可见大多数学生的学习目标都是很短暂的，他们就像跨栏竞赛者，在咬牙越过眼前的跨栏，最优秀的也只不过是越过最后一道后然后身心疲惫到瘫痪，如果你再让他重新翻越，恐怕连一个都跨不过去。事实上，真正的教育，是受教育者完成学业后，走向工作后，才开始真正的跨栏。 他看到4岁的孩子背诵拼音，5岁的孩子做加减法时，他心都碎了。在德国，8岁的孩子只会播种、栽花、除草什么的，会简单的拆卸玩具，根本就不知道1+1=2。但是他们18岁后的能力，远比中国28岁的人能力强大。 他说，他教的中学英语尽管在苏州分数很高，但从毕业后的学生回馈看，几乎没有哪个学生用得着。不仅是英语，其他学科也是如此，缺乏起码的实用价值。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往往都要从零开始学习。 除了以上压制教育、无效教育外，西洛特还谈了中国的预防教育。他说，中国这个国家最初的教育动机就把所有孩子想象成即将变坏的一个人，从幼儿园就灌输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思想。不停地灌输爱国、爱党教育，就是没有人性关怀的教育。这些政治教育对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书，就连很多政治老师都搞不懂。这些教育的功能仅仅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除此别无用处。真正的人性教育、逻辑教育是空白的。人性是人格的基础，缺乏人性认识的人，肯定缺乏人格。他拿什么爱自己？爱家人？爱社会？更谈不上再爱其他。所以，当下中国糜乱也就不足为奇了。爱，是一种成长感受，不是靠说教获取的，这是基本原理。这种认识西方700多年前就已经认同，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却仿佛停留在原始社会。 除了预防外，贯穿中国教育思想的还有仇恨。据我所知，欧洲和美国从没有哪个学校给学生灌输仇恨，他们更不敢灌输，这在大多数国家是犯罪行为。在欧洲和美洲，人们强调的是反对而不是仇恨，仇恨在西方思想里是魔鬼的特征。比如你们与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执，在我们看来，这与仇恨无关，用证据谈判即可解决的事情，非得仇恨。我们与法国领土战争大小不下30次，尽管是战争，但没有仇恨，战争结束后，双方还是公平谈判。就像现在欧洲各国、犹太人，不仇视我们，他们只是反对法西斯暴行。 整个西方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诚信、敬畏教育。没来中国前，我很难想象一个十多亿的大国，从小接受的是仇恨教育。马克思尽管与我是老乡，但我知道的，我家乡的人，没谁认为他说的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允许不同声音，马克思的声音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种声音中的一个，而这种声音目前几乎不存在。而在中国人的逻辑词典里，只要能说出来的，就是真理，正因为这种对西方的误会，大多数中国人到现在还以为马克思说的很有市场，其实不然。这就是不同的认识偏差造成的错误理解。在我经验看来，中国人爱的西方人不多，马克思、恩格斯、白求恩，其他的呢？而我们从小爱很多人，父母、家人、社会上所有的人，当然还有上帝。 中国教育失败的另一个证明还体现在安全教育方面。很多学校实行无缝对接管理，从学生进校门到出校门，每一分每一秒都有老师看着，下一个老师不到，上一个老师不能离开，就像看管羊圈一样。放学时，离学校不足50米的地方是密密麻麻的家长及形形色色的车辆，孩子到家后又是圈养在房间里做作业、吃饭、睡觉，这个循环过程一般持续15年之久，刚来中国时，小学二三年级以下的孩子有家长接送，现在就连中学生也要接送。孩子终究要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终究要独立生活，到那时怎么办？ 导致西洛特决定离开中国的，还不是以上这些。西洛特接着说，他决定离开中国，是他结识的很多中国官员给他的勇气。 由于他是外国人享受很多国内老师没有的津贴，每月的收入也要比本校老师多一两千元，并且节假日他还有辅导的一些收入，但这些远不能满足他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可德国家人不这么认为，一直认为他在中国收入很高。 一开始是教育局内的普通职员找他，让他从德国邮购生活用品，少则数千，多则数万。同样是上班族，这些教育局的职员为何这么有钱？后来他发现，他们利用学籍卖钱，各种辅导材料可以返佣，还可以帮助转学等等，这些都是不菲的收入。一个普通学校的校长，每年都有十多万的购买。这些都是小儿科，自从他认识其他局和市委、政府官员后，才知道，他们每月需要的东西何止万计。一个区的城管科长，只是分管公共自行车，但他每月都要上报数百辆折损，批下来的资金大部分都成了私有财物，还有分管绿化的科长，每年数百万的拨款，真正投入公共设施上的，不足10%……这种毫无社会约束力的公权力，另他吃惊。每次让德国家人帮忙邮购时，这些家人却认为是他自己购买的，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想象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度。 所以，尽管从工资条上看，一个老师的月工资与一个区长的收入差不多，但实际消费能力上，一个区长的消费是一个老师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都正常。 中国教育是把人最珍贵的年华付之毫无意义、毫无发展价值的学习内容上，而不舍得花费一点点时间去讨论和思考。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这种负成长的教育模式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是对人类的极大犯罪，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我很内疚，我现在甚至每天起来都在请求神的宽恕。 遗憾的是，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老师和官员非但没有看清楚当下教育的危险后果，反而以此为荣。分管教育的领导可以因为高考成绩优异得到提拔，靠压制获取好成绩的老师可以多得一些绩效工资。用奖励来鼓励真正毁掉孩子的人是很可悲也是很可怕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