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嚇

2024年9月23日，「男子離婚冷靜期街頭殺妻案」二審判決結果公布。廣東省高級法院二審宣判，維持此前一審的死刑判決。 該起殺人案發生於2023年7月，趙留超在離婚冷靜期期間，將妻子何女士刺死街頭。案件一審時，法庭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嫌疑人趙留超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在離婚過程中殺人、暴力傷人，已經逐漸變成一個難解的社會癥結。 今年4月，何女士被刺死案件一審宣判的同一周，另一起發生於離婚過程中的殺人案也同時宣判。兩起案件中的死者伍女士、何女士，都是在離婚程序的過程中，遭丈夫殺害離世。 遇害之前，伍女士和何女士都期盼著走完離婚程序，那意味著她們終於結束身上不幸的婚姻契約，迎來新生活。另一邊，她們的另一半，則決心以兇殺來終止妻子提出的離婚進程、報復她們。 民眾對這兩起案件的關注，帶著對當下親密關係的思考，以及人身權益保護的擔憂，尤其是，對於涉及家庭暴力的離婚案件，在離婚周期中應當如何保障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 根據從家屬處獲悉的相關信息，我們梳理出這兩起兇案中，「婚姻關係」中暴力逐步升級，最終釀成悲劇的過程。 離婚期間的兇殺 直到被刺去世，重慶姑娘伍晴也沒等來離婚判決。 2023年5月15日晚，伍晴的丈夫徐斌暫停了對伍晴的持續騷擾。他於傍晚6點半在社交媒體發布了一條帖子：「人生有時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讓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麼過下去都過不好，那就不用過了。」 兩個多小時後，徐斌破門闖入伍晴父母位於上海松江區的家中，刺死了離婚訴訟期間暫住在此的伍晴。而在刺殺當時，他們年幼的孩子也在當場。 同年7月，在一千四百公里外的廣州，何曉玲也在等待正式領取離婚證前，死於丈夫的利刃之下。 當時何曉玲正處在離婚冷靜期期間。為避免和丈夫趙留超橫生衝突，也為了保護自己，她搬出了家，和妹妹一起住。 期間，趙留超除了打電話、發消息或挽回或威脅地要跟何曉玲修復關係，還到何曉玲公司鬧事。一度，他言語偏激，還發了「來吧，報警抓我呀，我就想殺人」「身後事我都交代好了，我還怕什麼」這類透露殺意的話。但又情緒反覆，用「我有一萬個不想離婚才這樣鬧」「我威脅還不是因為不理我，對我狠心、拋夫棄子」之類的消息求饒。 因趙留超以挽回感情為借口持續騷擾、威脅，2023年7月20日上午，何曉玲帶著妹妹到廣東當地的警察局報案。期間，警員幫何曉玲接了一通由趙留超打來的電話。警員替何曉玲重申了她堅持離婚的態度，並警告趙留超，不能再騷擾何曉玲和何家其他人，不能違法、違規。 本以為，有警方的震懾，趙留超會有所收斂，但離開警局後，當天晚些時候，何曉玲又接到了趙留超的電話。這一次，他想約何曉玲見面。 「如果不見，我就去找你的家人（哥哥），我知道他住在哪裡。」趙留超半是威脅地說。為了保全家人，也抱著可以藉此結束這場婚姻和鬧劇的心情，在趙留超幾番脅迫下，何曉玲幾番猶豫，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了和趙留超見面。當時已是晚上8、9點。出發前，何曉玲還做了準備。她特地選了一處有路燈和監控的地方，還從家人和朋友中喊了人，一共6人一起去赴趙留超的約。 約10點，何曉玲和親朋抵達了約定地點。11點過，趙留超騎著電動車出現。 沒有任何交流，趙留超下了車就從身上掏出一把刀，向正在等待的何曉玲刺去。親人們奮力阻攔，趙留超捅傷其中數人後，追上逃跑中摔倒在地的何曉玲，手持尖刀刺向何曉玲左胸等要害部位。親友們負傷追上來阻攔，妹妹何雪則跑過去把倒地的姐姐抱在懷裡。街上一陣騷亂，緊跟著傳出了何雪的哭喊。 倒在何雪的懷中，何曉玲的生機隨著汩汩流出的血液逐漸消逝。 被刺身亡之時，何曉玲距正式領離婚證的日子僅剩18天。 2024年4月，這兩起發生於離婚過程中的殺人案，先後宣判。2024年4月25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就何女士離婚冷靜期內被丈夫當街捅殺一案進行一審公開宣判。因為殺害何女士，同時捅傷多人，法院最終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趙留超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而殺害伍女士的徐斌，也將遭到法律的嚴厲制裁。8月2日，何女士被刺身亡的案件開啟二審，目前法庭尚未宣判結果。 在離婚過程中，殺人、暴力傷人事件頻發，已經成為一種引發民眾關注的社會現象。現實中，也曾發生過女子在離婚判決日將丈夫砍成重傷的事件。 發生於離婚過程中的暴力 原本，何曉玲在步入冷靜期之後，覺得生活又有了盼頭。 2023年7月7日，她終於說服丈夫趙留超和自己到民政局申請離婚。讓趙留超同意辦理離婚代價巨大。何曉玲主動放棄了她出資在河南買的房子、車子，還被迫放棄了孩子的撫養權。40萬元的共同存款，也以給一兒一女的名義，留在了趙留超的控制之中，用她自己的話說，「相當於凈身出戶」。 2023年7月7日，趙留超應約到民政局和何曉玲辦理了離婚手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條關於「離婚事由」的規定，何曉玲和趙留超進入30天的離婚冷靜期。辦理離婚登記的前一天，何曉玲按照雙方的協議，把30萬元打進了趙留超母親的賬戶。剩餘10萬元，在之前就打進了趙留超的賬戶。 何曉玲和趙留超於2010年結婚。2014年，何曉玲和妹妹一起到廣州賣養老器材，趙留超到廣州是在2016年，他從老家到廣州成為了一名搬運工。在公司，何曉玲一直是優秀員工，銷售額時常名列前茅，工作數年，她的收入越來越多，後來還出資為趙留超在河南老家買了車房。 在妹妹何雪的印象中，暴力，一直是姐姐何曉玲婚姻生活揮之不去的陰霾。儘管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何曉玲婚後沒有得到合理對待。趙留超和婆家人時常打罵何曉玲，有時候何曉玲見客戶回家晚了、做飯完了，就會遭遇丈夫暴力相待。何曉玲要好的朋友後來還曾和何雪說，見過兩三次何曉玲「嘴巴腫著、膝蓋青紫」的情況，她也曾聽何曉玲說，丈夫和她吵架，吵兩句就會動手。 只有自我難以消化情緒時，何曉玲才會打電話給妹妹何雪，傾訴一些。但往往傾訴後，何曉玲總會囑咐何雪：不要干預。「已經過去的事了，都處理好了。」這樣的話，何曉玲常說。 何雪時常為此生悶氣。「憑什麼這麼對我姐？」趙留超無業，在何雪看來，一家人都靠姐姐撐著。她覺得何曉玲作為妻子、兒媳、母親，做得已經足夠多了。 何曉玲多次嘗試過離婚。自2014年到2023年，她數次因被丈夫施加暴力而提出離婚，可每次不是被趙留超勸下，就是考慮到孩子，決定繼續這段關係。 2023年7月，何曉玲的孩子長到了十幾歲。她覺得孩子有了一些自理能力，家庭條件也變好了，有了新房、新車，趙留超想再婚不是難事，於是再次提出離婚。 以放棄孩子撫養權和巨額夫妻共同財產的代價，她說服丈夫共同辦理了離婚手續。只要1個月的離婚冷靜期到頭，她就能領到離婚證，結束婚姻開啟新生活。她期盼著這一天的到來。 就在何曉玲終於啟動離婚程序的同年，在老家重慶開州提起離婚訴訟的伍晴，從法庭上無功而返。 伍晴和丈夫徐斌持續不到5年的婚姻里，丈夫的施暴行為持續了近4年。 2017年，伍晴通過鄰居一位重慶開州老鄉介紹，認識了當時在開州開挖掘機的徐斌。徐斌大伍晴3歲，家裡有車有房，父母離異。本來，鄰居只是和伍晴的父親提起過這個小夥子，不曾想，不久後徐斌就到了上海，在比鄰上海的崑山找了一份房產中介的工作，然後突然出現在伍晴的父親伍先軍面前，和伍晴開始接觸。 伍先軍不過多阻攔兩人接觸，但對於這個突然出現的年輕人，留了個心眼。不過，架不住女兒伍晴的意見。相識不久後，伍晴和徐斌就決定結婚。一年後，在兩人的孩子剛滿月時，徐斌第一次對伍晴施加暴力。 忍耐多年，2023年，伍晴正式向開州法院提起離婚請求，理由是：丈夫（徐斌）多次家暴、虐待孩子、騷擾父母，嚴重影響了自己的生活。案件最後在上海審理。 法庭上，徐斌否認自己曾家暴伍晴，辯稱夫妻感情很好：「吵架是正常的」。 而伍晴提供的證據——被毆打流血的照片、兒子被掐脖子的視頻，並未被法官採納。在法官的判斷中，照片里沒有徐某的聲音、形象，無法判定伍晴遭受家暴、兒子被虐待是徐某所為。最終，法院駁回了伍晴的離婚請求，理由是兩人「感情未完全破裂」。 無論是趙留超還是徐斌，他們施暴的行為都是逐步升級的，且伴隨反覆的懺悔。 2020年5月，徐斌無端生事。婚後，伍晴回到了故鄉生養孩子，由於夫妻倆分居開州和崑山，徐斌有了各種不切實際的懷疑。之後兩人在崑山相聚之時，疾風驟雨般的拳頭就落到了伍晴身上。 施暴過後，還沒等伍家人反應過來，徐斌就開始道歉、哭訴，拍攝了下跪道歉的視頻。他還寫了保證書，在保證書里，他寫伍晴是「世界上最美麗、漂亮，有氣質的妻子。」這種事情反覆發生過多次，和以前一樣，又一次，他獲得了伍晴的原諒。 提起徐斌施暴這件事，伍晴的父親伍先軍總會想起徐斌下跪道歉的形象。 「爸媽，對不起。首先我給媽道個歉，不應該衝動，讓你們產生了對我這麼大的想法，對我那麼寒心。伍晴也嫌我脾氣不好，老是亂髮脾氣。現在希望你們看在我們兒子的份上，原諒我這一次。」 這是伍先軍手機里一段徐斌拍攝於2022年5月的道歉視頻。視頻中的徐斌跪在地上，眼神飄忽不定。 當時，因為徐斌對伍晴施加暴力，伍晴逃回娘家，並提出離婚。徐斌為了求和，錄下這段視頻。在伍先軍的印象中，女兒存續不足5年的婚姻里，暴力總是伴隨著程式化的懺悔。徐斌施加暴力——伍晴提出離婚——徐斌下跪道歉，這種事循環往複發生了無數次，沒有止境。而最終，徐斌總是能通過這套流程化的道歉方式，換回伍晴和伍家人的原諒。 因為反覆傷害伍晴，徐斌對於道歉這件事十分熟練。到最後，伍先軍都覺得徐斌「下跪的動作十分流暢」。 2021年，伍晴考慮到在故鄉收入有限，帶著孩子到崑山和徐斌相聚。結束分居後，日子依然不太平。伍先軍記得，有好幾次徐斌在和女兒吵架時動了刀。最後一次，伍晴連夜從崑山跑到父親伍先軍在上海松江區的住所，橫跨50公里，打車就花了150塊。那之後，伍晴又一次提出離婚。 徐斌回復「堅決不離婚」，而後，伍晴找了律師，準備起訴。她盡自己所能，收集了所能收集到的丈夫曾對自己和家人施暴的證據，寄希望於通過訴訟的方式快速和丈夫切斷關係，離開這種時刻擔心丈夫暴起、暴力相待的日子。 可惜，第一場訴訟，她無功而返。 那之後，伍晴特地去理了一個特別短的短髮髮型，露出了鬢角和耳朵，她對父親說，這是自己下決心要「從頭做人」。 而後，她帶著兒子正式從崑山和丈夫徐斌一起居住的出租屋，搬到松山區的父親伍先軍的家中住了下來，繼續尋求通過訴訟和徐斌結束婚姻關係的可能。 殺意潛伏 伍晴提起離婚訴訟是合理合法的訴求，卻徹底激怒了徐斌。 妻子帶著孩子搬走後，徐斌開始將原本肢體上的暴力，轉為精神上的虐待，通過發簡訊、打電話威脅伍晴，並時不時現身，在伍晴居住處附近遊盪。時不時地，他還會給伍晴發信息說想見兒子，要求見面。 那段時間，伍先軍帶著伍晴4歲的兒子在小區和其他孩子玩耍時，孩子也發現了父親徐斌遠遠地徘徊遊盪、觀望伍晴家動態的身影。他對其他小朋友說：不要搭理那個人，「那是壞人」。伍先軍的記憶中，對於徐斌，孩子從未親熱地喊過父親，只直呼其名。 伍晴越躲，徐斌的情緒愈烈。有一次，他凌晨3點扒開了伍晴家的紗窗，闖入屋內抓著伍晴道歉，要求複合。伍晴不依，他立刻轉變態度，用言語相逼。 伍先軍從來沒想過，女兒離婚會如此困難。事後，他諮詢律師，想知道需要怎樣的證據才能支持法庭宣判兩人離婚。律師告訴他，如果伍晴在施暴發生後及時報警、留下報警證據，才能作為證據。 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呂孝權說，家庭暴力這一事實在涉家暴離婚案件中面臨著「認定難」的真實現狀。司法實踐中，法院對家庭暴力的認定比例很低，還不到10%；將家暴作為法定離婚情形直接判決離婚的案件，更是少之又少。 在千千律所曾發布的《2017-2020年千份涉家庭暴力離婚判決書分析》中提及，女性依舊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群體。而由於原告舉證情況不樂觀，家庭暴力的最終認定比例極低，離婚請求得到的支持也較低，導致家庭暴力「看不見」也「聽不到」。 即便是在大力宣傳反家暴的當下，婚姻關係中的個人、公權力機關都對「暴力」這一概念並不熟悉，繼而可能釀成悲劇的發生。同時，當離婚中摻雜了家暴因素，法律至少應當為家暴受害者提供足夠的庇護空間，防止其基本的人身權益被漫長的離婚周期所吞沒。 懷揣對未來生活的期待，何曉玲的心情並不鬆快。相反地，在妹妹何雪的記憶中，那段時間何曉玲更加惴惴不安。 在民政局辦完手續後，離開辦事大廳，趙留超就反悔了，他突然跟何曉玲說：你想離婚，想都別想。 後來，趙留超再次祈求何曉玲回心轉意。「不想離婚了，想好好過日子。」他對何曉玲說。遭到拒絕後，他撂下狠話：到死也不會放過你！ 「他（指趙留超）不會放過我。」何曉玲事後和妹妹何雪說。這是多年來，承受趙留超暴力的經驗給予她的判斷。儘管，趙留超看起來樂於接受她放棄的大量財產，好聚好散。 某種程度上，何曉玲意識到申請離婚存在激怒趙留超的可能。在離婚冷靜期期間，為了避免和趙留超發生矛盾，她搬到了妹妹家中居住。 趙留超的騷擾隨後而至。一周之後，他給何曉玲發消息，希望她回出租屋收拾行李：「近段時間我會帶人回來住,我希望咱倆互不打擾，你帶你的，我帶我的，互不相干。你要收拾東西就收拾乾淨，免得我扔。」何曉玲謹慎，也不想和趙留超再有瓜葛，沒有去。 2023年7月16日，趙留超追得更緊。除了打電話、發消息威脅何曉玲，還到何曉玲公司鬧事。 為了保護自己，何曉玲能做的努力不多，她搬出共同住處躲避趙留超。很多次被騷擾時，何曉玲及時向警方求助。此外，她還曾向當地警方提出申請人身保護令。可惜的是，何曉玲被刺身亡時，還沒有來得及把人身保護令申請下來。 離婚期間，為何頻發殺人、傷人案件？清華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系教授彭凱平覺得，這與當事人婚姻之中，心態變形的佔有慾、離婚提出後心態失衡相關。 彭教授指出，婚姻二字的另一面，是將對方視為自己的一部分——其中有情感鏈接，亦有可能將另一方當作財產。當這種相互所有的心理產生實際的落差之時，打擊便會產生。「試想一下，當你擁有了某樣東西之後丟掉，肯定比沒有擁有之前放棄要來的打擊大。」 從求和，說好話，到為了孩子，為了家庭，最後是，「我們還有感情」，以及威脅——在何曉玲的婚姻中，家暴之後的悔過到威脅已然成了一種模式。 依照反家暴法的規定，「受害者」有權利向公安機關要求對「施暴者」追責（以《治安管理處罰法》）、出具告誡書，或是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 但呂孝權表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一是受害者對於法律條約的不熟悉，導致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二是，司法機關在處置「婚姻、同居關係」的暴力事件中多採取從輕處置，或是處置不到位，也會間接導致制度的失效。 針對於離婚冷靜期，他進一步表示，該政策的設置本質上是為了婚姻和諧與家庭和諧，依託的是「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的傳統觀念。此時，離婚冷靜期的設置是一種事後補救措施。 但在這背後，也折射出締結婚姻時可能產生的思考不充分或是衝動行為。呂孝權覺得，既然如此，為何不將可能產生的問題前置，設置結婚冷靜期，或許可能對婚姻關係更有裨益。 彭凱平教授提醒，婚姻的本質應該是自由的，無論是離婚或是結婚，都是人本權之一。他覺得，一項政策的頒布與實施中間，如果能加入更多的科學分析和復盤討論，對於社會的推動才是更有價值的，應該要以結果為導向，而不是政策導向。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