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吓

2024年9月23日，“男子离婚冷静期街头杀妻案”二审判决结果公布。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宣判，维持此前一审的死刑判决。 该起杀人案发生于2023年7月，赵留超在离婚冷静期期间，将妻子何女士刺死街头。案件一审时，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嫌疑人赵留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离婚过程中杀人、暴力伤人，已经逐渐变成一个难解的社会症结。 今年4月，何女士被刺死案件一审宣判的同一周，另一起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杀人案也同时宣判。两起案件中的死者伍女士、何女士，都是在离婚程序的过程中，遭丈夫杀害离世。 遇害之前，伍女士和何女士都期盼着走完离婚程序，那意味着她们终于结束身上不幸的婚姻契约，迎来新生活。另一边，她们的另一半，则决心以凶杀来终止妻子提出的离婚进程、报复她们。 民众对这两起案件的关注，带着对当下亲密关系的思考，以及人身权益保护的担忧，尤其是，对于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在离婚周期中应当如何保障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 根据从家属处获悉的相关信息，我们梳理出这两起凶案中，“婚姻关系”中暴力逐步升级，最终酿成悲剧的过程。 离婚期间的凶杀 直到被刺去世，重庆姑娘伍晴也没等来离婚判决。 2023年5月15日晚，伍晴的丈夫徐斌暂停了对伍晴的持续骚扰。他于傍晚6点半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帖子：“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 两个多小时后，徐斌破门闯入伍晴父母位于上海松江区的家中，刺死了离婚诉讼期间暂住在此的伍晴。而在刺杀当时，他们年幼的孩子也在当场。 同年7月，在一千四百公里外的广州，何晓玲也在等待正式领取离婚证前，死于丈夫的利刃之下。 当时何晓玲正处在离婚冷静期期间。为避免和丈夫赵留超横生冲突，也为了保护自己，她搬出了家，和妹妹一起住。 期间，赵留超除了打电话、发消息或挽回或威胁地要跟何晓玲修复关系，还到何晓玲公司闹事。一度，他言语偏激，还发了“来吧，报警抓我呀，我就想杀人”“身后事我都交代好了，我还怕什么”这类透露杀意的话。但又情绪反复，用“我有一万个不想离婚才这样闹”“我威胁还不是因为不理我，对我狠心、抛夫弃子”之类的消息求饶。 因赵留超以挽回感情为借口持续骚扰、威胁，2023年7月20日上午，何晓玲带着妹妹到广东当地的警察局报案。期间，警员帮何晓玲接了一通由赵留超打来的电话。警员替何晓玲重申了她坚持离婚的态度，并警告赵留超，不能再骚扰何晓玲和何家其他人，不能违法、违规。 本以为，有警方的震慑，赵留超会有所收敛，但离开警局后，当天晚些时候，何晓玲又接到了赵留超的电话。这一次，他想约何晓玲见面。 “如果不见，我就去找你的家人（哥哥），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赵留超半是威胁地说。为了保全家人，也抱着可以借此结束这场婚姻和闹剧的心情，在赵留超几番胁迫下，何晓玲几番犹豫，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和赵留超见面。当时已是晚上8、9点。出发前，何晓玲还做了准备。她特地选了一处有路灯和监控的地方，还从家人和朋友中喊了人，一共6人一起去赴赵留超的约。 约10点，何晓玲和亲朋抵达了约定地点。11点过，赵留超骑着电动车出现。 没有任何交流，赵留超下了车就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向正在等待的何晓玲刺去。亲人们奋力阻拦，赵留超捅伤其中数人后，追上逃跑中摔倒在地的何晓玲，手持尖刀刺向何晓玲左胸等要害部位。亲友们负伤追上来阻拦，妹妹何雪则跑过去把倒地的姐姐抱在怀里。街上一阵骚乱，紧跟着传出了何雪的哭喊。 倒在何雪的怀中，何晓玲的生机随着汩汩流出的血液逐渐消逝。 被刺身亡之时，何晓玲距正式领离婚证的日子仅剩18天。 2024年4月，这两起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杀人案，先后宣判。2024年4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何女士离婚冷静期内被丈夫当街捅杀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因为杀害何女士，同时捅伤多人，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留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杀害伍女士的徐斌，也将遭到法律的严厉制裁。8月2日，何女士被刺身亡的案件开启二审，目前法庭尚未宣判结果。 在离婚过程中，杀人、暴力伤人事件频发，已经成为一种引发民众关注的社会现象。现实中，也曾发生过女子在离婚判决日将丈夫砍成重伤的事件。 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暴力 原本，何晓玲在步入冷静期之后，觉得生活又有了盼头。 2023年7月7日，她终于说服丈夫赵留超和自己到民政局申请离婚。让赵留超同意办理离婚代价巨大。何晓玲主动放弃了她出资在河南买的房子、车子，还被迫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40万元的共同存款，也以给一儿一女的名义，留在了赵留超的控制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相当于净身出户”。 2023年7月7日，赵留超应约到民政局和何晓玲办理了离婚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关于“离婚事由”的规定，何晓玲和赵留超进入30天的离婚冷静期。办理离婚登记的前一天，何晓玲按照双方的协议，把30万元打进了赵留超母亲的账户。剩余10万元，在之前就打进了赵留超的账户。 何晓玲和赵留超于2010年结婚。2014年，何晓玲和妹妹一起到广州卖养老器材，赵留超到广州是在2016年，他从老家到广州成为了一名搬运工。在公司，何晓玲一直是优秀员工，销售额时常名列前茅，工作数年，她的收入越来越多，后来还出资为赵留超在河南老家买了车房。 在妹妹何雪的印象中，暴力，一直是姐姐何晓玲婚姻生活挥之不去的阴霾。尽管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何晓玲婚后没有得到合理对待。赵留超和婆家人时常打骂何晓玲，有时候何晓玲见客户回家晚了、做饭完了，就会遭遇丈夫暴力相待。何晓玲要好的朋友后来还曾和何雪说，见过两三次何晓玲“嘴巴肿着、膝盖青紫”的情况，她也曾听何晓玲说，丈夫和她吵架，吵两句就会动手。 只有自我难以消化情绪时，何晓玲才会打电话给妹妹何雪，倾诉一些。但往往倾诉后，何晓玲总会嘱咐何雪：不要干预。“已经过去的事了，都处理好了。”这样的话，何晓玲常说。 何雪时常为此生闷气。“凭什么这么对我姐？”赵留超无业，在何雪看来，一家人都靠姐姐撑着。她觉得何晓玲作为妻子、儿媳、母亲，做得已经足够多了。 何晓玲多次尝试过离婚。自2014年到2023年，她数次因被丈夫施加暴力而提出离婚，可每次不是被赵留超劝下，就是考虑到孩子，决定继续这段关系。 2023年7月，何晓玲的孩子长到了十几岁。她觉得孩子有了一些自理能力，家庭条件也变好了，有了新房、新车，赵留超想再婚不是难事，于是再次提出离婚。 以放弃孩子抚养权和巨额夫妻共同财产的代价，她说服丈夫共同办理了离婚手续。只要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到头，她就能领到离婚证，结束婚姻开启新生活。她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就在何晓玲终于启动离婚程序的同年，在老家重庆开州提起离婚诉讼的伍晴，从法庭上无功而返。 伍晴和丈夫徐斌持续不到5年的婚姻里，丈夫的施暴行为持续了近4年。 2017年，伍晴通过邻居一位重庆开州老乡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开州开挖掘机的徐斌。徐斌大伍晴3岁，家里有车有房，父母离异。本来，邻居只是和伍晴的父亲提起过这个小伙子，不曾想，不久后徐斌就到了上海，在比邻上海的昆山找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然后突然出现在伍晴的父亲伍先军面前，和伍晴开始接触。 伍先军不过多阻拦两人接触，但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留了个心眼。不过，架不住女儿伍晴的意见。相识不久后，伍晴和徐斌就决定结婚。一年后，在两人的孩子刚满月时，徐斌第一次对伍晴施加暴力。 忍耐多年，2023年，伍晴正式向开州法院提起离婚请求，理由是：丈夫（徐斌）多次家暴、虐待孩子、骚扰父母，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案件最后在上海审理。 法庭上，徐斌否认自己曾家暴伍晴，辩称夫妻感情很好：“吵架是正常的”。 而伍晴提供的证据——被殴打流血的照片、儿子被掐脖子的视频，并未被法官采纳。在法官的判断中，照片里没有徐某的声音、形象，无法判定伍晴遭受家暴、儿子被虐待是徐某所为。最终，法院驳回了伍晴的离婚请求，理由是两人“感情未完全破裂”。 无论是赵留超还是徐斌，他们施暴的行为都是逐步升级的，且伴随反复的忏悔。 2020年5月，徐斌无端生事。婚后，伍晴回到了故乡生养孩子，由于夫妻俩分居开州和昆山，徐斌有了各种不切实际的怀疑。之后两人在昆山相聚之时，疾风骤雨般的拳头就落到了伍晴身上。 施暴过后，还没等伍家人反应过来，徐斌就开始道歉、哭诉，拍摄了下跪道歉的视频。他还写了保证书，在保证书里，他写伍晴是“世界上最美丽、漂亮，有气质的妻子。”这种事情反复发生过多次，和以前一样，又一次，他获得了伍晴的原谅。 提起徐斌施暴这件事，伍晴的父亲伍先军总会想起徐斌下跪道歉的形象。 “爸妈，对不起。首先我给妈道个歉，不应该冲动，让你们产生了对我这么大的想法，对我那么寒心。伍晴也嫌我脾气不好，老是乱发脾气。现在希望你们看在我们儿子的份上，原谅我这一次。” 这是伍先军手机里一段徐斌拍摄于2022年5月的道歉视频。视频中的徐斌跪在地上，眼神飘忽不定。 当时，因为徐斌对伍晴施加暴力，伍晴逃回娘家，并提出离婚。徐斌为了求和，录下这段视频。在伍先军的印象中，女儿存续不足5年的婚姻里，暴力总是伴随着程式化的忏悔。徐斌施加暴力——伍晴提出离婚——徐斌下跪道歉，这种事循环往复发生了无数次，没有止境。而最终，徐斌总是能通过这套流程化的道歉方式，换回伍晴和伍家人的原谅。 因为反复伤害伍晴，徐斌对于道歉这件事十分熟练。到最后，伍先军都觉得徐斌“下跪的动作十分流畅”。 2021年，伍晴考虑到在故乡收入有限，带着孩子到昆山和徐斌相聚。结束分居后，日子依然不太平。伍先军记得，有好几次徐斌在和女儿吵架时动了刀。最后一次，伍晴连夜从昆山跑到父亲伍先军在上海松江区的住所，横跨50公里，打车就花了150块。那之后，伍晴又一次提出离婚。 徐斌回复“坚决不离婚”，而后，伍晴找了律师，准备起诉。她尽自己所能，收集了所能收集到的丈夫曾对自己和家人施暴的证据，寄希望于通过诉讼的方式快速和丈夫切断关系，离开这种时刻担心丈夫暴起、暴力相待的日子。 可惜，第一场诉讼，她无功而返。 那之后，伍晴特地去理了一个特别短的短发发型，露出了鬓角和耳朵，她对父亲说，这是自己下决心要“从头做人”。 而后，她带着儿子正式从昆山和丈夫徐斌一起居住的出租屋，搬到松山区的父亲伍先军的家中住了下来，继续寻求通过诉讼和徐斌结束婚姻关系的可能。 杀意潜伏 伍晴提起离婚诉讼是合理合法的诉求，却彻底激怒了徐斌。 妻子带着孩子搬走后，徐斌开始将原本肢体上的暴力，转为精神上的虐待，通过发短信、打电话威胁伍晴，并时不时现身，在伍晴居住处附近游荡。时不时地，他还会给伍晴发信息说想见儿子，要求见面。 那段时间，伍先军带着伍晴4岁的儿子在小区和其他孩子玩耍时，孩子也发现了父亲徐斌远远地徘徊游荡、观望伍晴家动态的身影。他对其他小朋友说：不要搭理那个人，“那是坏人”。伍先军的记忆中，对于徐斌，孩子从未亲热地喊过父亲，只直呼其名。 伍晴越躲，徐斌的情绪愈烈。有一次，他凌晨3点扒开了伍晴家的纱窗，闯入屋内抓着伍晴道歉，要求复合。伍晴不依，他立刻转变态度，用言语相逼。 伍先军从来没想过，女儿离婚会如此困难。事后，他咨询律师，想知道需要怎样的证据才能支持法庭宣判两人离婚。律师告诉他，如果伍晴在施暴发生后及时报警、留下报警证据，才能作为证据。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说，家庭暴力这一事实在涉家暴离婚案件中面临着“认定难”的真实现状。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比例很低，还不到10%；将家暴作为法定离婚情形直接判决离婚的案件，更是少之又少。 在千千律所曾发布的《2017-2020年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中提及，女性依旧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群体。而由于原告举证情况不乐观，家庭暴力的最终认定比例极低，离婚请求得到的支持也较低，导致家庭暴力“看不见”也“听不到”。 即便是在大力宣传反家暴的当下，婚姻关系中的个人、公权力机关都对“暴力”这一概念并不熟悉，继而可能酿成悲剧的发生。同时，当离婚中掺杂了家暴因素，法律至少应当为家暴受害者提供足够的庇护空间，防止其基本的人身权益被漫长的离婚周期所吞没。 怀揣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何晓玲的心情并不松快。相反地，在妹妹何雪的记忆中，那段时间何晓玲更加惴惴不安。 在民政局办完手续后，离开办事大厅，赵留超就反悔了，他突然跟何晓玲说：你想离婚，想都别想。 后来，赵留超再次祈求何晓玲回心转意。“不想离婚了，想好好过日子。”他对何晓玲说。遭到拒绝后，他撂下狠话：到死也不会放过你！ “他（指赵留超）不会放过我。”何晓玲事后和妹妹何雪说。这是多年来，承受赵留超暴力的经验给予她的判断。尽管，赵留超看起来乐于接受她放弃的大量财产，好聚好散。 某种程度上，何晓玲意识到申请离婚存在激怒赵留超的可能。在离婚冷静期期间，为了避免和赵留超发生矛盾，她搬到了妹妹家中居住。 赵留超的骚扰随后而至。一周之后，他给何晓玲发消息，希望她回出租屋收拾行李：“近段时间我会带人回来住,我希望咱俩互不打扰，你带你的，我带我的，互不相干。你要收拾东西就收拾干净，免得我扔。”何晓玲谨慎，也不想和赵留超再有瓜葛，没有去。 2023年7月16日，赵留超追得更紧。除了打电话、发消息威胁何晓玲，还到何晓玲公司闹事。 为了保护自己，何晓玲能做的努力不多，她搬出共同住处躲避赵留超。很多次被骚扰时，何晓玲及时向警方求助。此外，她还曾向当地警方提出申请人身保护令。可惜的是，何晓玲被刺身亡时，还没有来得及把人身保护令申请下来。 离婚期间，为何频发杀人、伤人案件？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觉得，这与当事人婚姻之中，心态变形的占有欲、离婚提出后心态失衡相关。 彭教授指出，婚姻二字的另一面，是将对方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其中有情感链接，亦有可能将另一方当作财产。当这种相互所有的心理产生实际的落差之时，打击便会产生。“试想一下，当你拥有了某样东西之后丢掉，肯定比没有拥有之前放弃要来的打击大。” 从求和，说好话，到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最后是，“我们还有感情”，以及威胁——在何晓玲的婚姻中，家暴之后的悔过到威胁已然成了一种模式。 依照反家暴法的规定，“受害者”有权利向公安机关要求对“施暴者”追责（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具告诫书，或是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但吕孝权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是受害者对于法律条约的不熟悉，导致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二是，司法机关在处置“婚姻、同居关系”的暴力事件中多采取从轻处置，或是处置不到位，也会间接导致制度的失效。 针对于离婚冷静期，他进一步表示，该政策的设置本质上是为了婚姻和谐与家庭和谐，依托的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传统观念。此时，离婚冷静期的设置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 但在这背后，也折射出缔结婚姻时可能产生的思考不充分或是冲动行为。吕孝权觉得，既然如此，为何不将可能产生的问题前置，设置结婚冷静期，或许可能对婚姻关系更有裨益。 彭凯平教授提醒，婚姻的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无论是离婚或是结婚，都是人本权之一。他觉得，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中间，如果能加入更多的科学分析和复盘讨论，对于社会的推动才是更有价值的，应该要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政策导向。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