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兩黨齊聲反對霍爾木茲海峽收費
2026 年 7 月 14 日
網路圖片 文丨李一鳴 編輯丨杜雯雯 家，房間里的人都這樣稱呼它。只要你願意，關上房門，就能自覺進入一種與外界隔絕的生活。大家24小時吃住共居，互稱帥哥美女，結伴「奮鬥」。 傳銷窩點是「家」的另一個名字。這幾年裡，許多青年演員，都因一場不存在的演出或劇目招募，被誘騙至這個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們是演藝界中最底層的無名之輩，渴求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也顧不上考慮遠方未知的風險，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現實的事。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這些年輕人默默無聞地成為一批批被「獵殺」的對象，直到不斷有人失聯，才終於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終安全離開組織，傳銷也在他們身上留下印記。甚至有人在逃離之後，會產生懷念組織的戒斷反應。 陷阱 從失聯到得救，龍麗莎的經歷，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員的身份，她還是中國傳媒大學21級學生——這個標籤，伴隨著她應短劇拍攝招募赴陝西失聯的信息，在27日傳遍網路；同時期，公眾對演員王星被解救的討論熱度並未完全消散——龍麗莎也被網友比作「女版王星」。 僅一天後，龍麗莎重獲自由。在28日的媒體採訪中，她提到，抵達渭南後曾被控制，後來對方或迫於輿論壓力將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個。 在龍麗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劇為誘餌的人，就以相同的劇本、相同的女二號角色，「誘捕」過中央戲曲學院畢業的可怡。除了演員，被類似假通告騙到過渭南的人還有很多，化妝師、燈光、舞美、助理、剪輯，甚至導演。 網路圖片 可怡到達陝西渭南，只比龍麗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見到了兩名自稱劇組工作人員的人。深夜，他們要帶可怡去「民宿」暫時過夜。下車地點是一片居民區，民宿在一條漆黑的小巷深處。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車上那兩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機的可疑舉動，可怡沒有跟他們走，而是自行到賓館開了房間。可怡躲過一劫。 但小光就沒那麼幸運了。吸引她赴約的工作機會是「西安絲路歡樂世界演員NPC」。去年畢業後，小光一直沒有工作，因為有舞蹈功底，她經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動。所以那則NPC招募的信息並沒有讓她懷疑——通告費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場價。 同樣先是兩個人接她吃飯，其中一名女生還是小光的湖南同鄉。接著打車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機更改定位，上樓。直到坐在牆皮有些脫落的客廳里，她才緩過神來，「應該是被騙了。」 為了安撫小光的情緒，兩名女生分別端來一盆洗腳水和一杯熱水。接著，一個男人從卧室中走出，就像電影里常出現的老套劇情那樣，告訴她「有一個壞消息，和一個好消息」。 壞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機會沒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這裡考察一個全新的國家扶貧行業——「中國直銷業」。 開門見山之後，男人不再掩飾，他嚴肅還帶著些兇狠地向小光介紹起他們的「事業」，態度和之前接待她的兩名女生的熱情貼心截然相反。經典傳銷業務來了——銷售產品據稱來自「廣州漢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妝品」，買多了就能晉陞。 「廣州漢美」也是這個傳銷集團的代號。小光開始審視這個「家」的樣貌，她當時還不知道自己會在這裡住多久，會不會有人身危險。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盤腿坐在一間卧室的海綿墊上，室內環境和人的穿著看著簡陋，但並不骯髒，「看起來並不像是會做壞事的人」。不過從那些人的眼睛裡，小光「看不到光」。 廣州漢美，對葉飛來說再熟悉不過了。看到龍麗莎失蹤消息的那一刻，他腦海里第一時間就冒出了這四個字。 葉飛從事反傳銷工作十餘年，還曾建立過中國反傳銷網。2024年，他的團隊解救了十幾個遭遇類似「廣州漢美」騙局的年輕人，無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職人員為由被帶進傳銷組織。 這種模式，在陝西渭南尤其突出。葉飛猜測，有可能是組織內的早期成員出身於演藝行業，擁有業內資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讓招聘啟事看起來更加真實。新人演員們被拉進那間寢室之前，「工作人員」甚至還會有模有樣地和他們訂立勞務合同。 但對於初入社會的小光來說，這些信息是之後才知曉的，當她那天晚上從男人嘴裡聽到關於產品的傳銷話術時，她意識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魚缸」 幾乎每個「家」都一模一樣。白牆、白熾燈、木窗框、早已變黑的瓷磚縫和裸露在外的暖氣片，顯露著90年代最常見的北方板樓風格。 但屋中細節里卻透出端倪。卧室鋪滿彩色的拼接海綿墊供人睡卧，即便有雙人床，也得擠下四五個人；廚房裡堆積的大包食材只有兩種：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數量也在提示，這套僅四十平米的兩居室，居住人數遠超尋常。 從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稱作「家」的出租屋裡住了兩個月，沒有做出業績，但也沒有勇氣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兩周，她最大的困擾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為食物，因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纖維——身邊人告訴她，每個人剛進來都會這樣。 情緒或許是直接因素。小光在裡面使用過一個筆記本，第一頁寫著一個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這是組織的座右銘。當她表示出對這份事業有任何疑問，「前輩」們都只讓她「自己悟」。在組織的話語里，事業就是一切。 組織里要求大家互稱「帥哥美女」，而新來的成員之間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問及過去、交談時不能出現時間地點人物。即便被允許交談，也必須是對事業有益的，比如幫助夥伴進入更好的工作狀態。 筆記本的第二頁，則記錄著每個成員會經歷的感受過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還是開頭7天的「考察期」：那是個「體制化」的過程，將人的內心摧毀，重建為一個「新造的人」。 明確「規矩」是第一步。睡覺期間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戶和門。私人空間也絕不存在。小光感覺自己「做什麼都有人看著」，就像身處一座「全景敞視監獄」，連上廁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陽台這種「高危場所」會被叫住，總之「身邊一定會有人」——標準的，融入並認同「體制」的人——他們也是規則的化身。 只要醒著，耳邊永遠有人在說話：「這裡真的很好」「爸爸媽媽管不了我們」「你很窮所以要努力創業」。睡覺時，小光都總覺得有人叫她，結果下床出門一看又沒有人，才確認是幻聽。 每天就是這些事：上課，強制聊天，接著就是辱罵。小光說自己「祖宗三代都被罵了一遍」。她很慶幸自己之前做過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訴電話，「被罵慣了」。 林璇是小光在組織里認識的好朋友。她們都是最底層的成員，都被反覆告知，自己對父母親朋沒有任何價值，也是伴侶的拖累。林璇的母親之前查出心臟有問題，她被指控為母親患病的「罪魁禍首」，每天情緒數次崩潰，「他們會通過審問找到你的軟肋，不停地戳你的痛處。」 按照組織里「家人們」的邏輯，小光在原有的社會系統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著這個機會，踏實下來好好創業。砸爛一個舊世界，培植一個新自我。這就是「接受」的過程。而「接受」的標誌，是通過了組織的「服從性測試」，從被動接受灌輸到開始主動融入。 網路圖片 小光的那個時刻發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結尾，在所有人的注視下，「寢室長」問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業」——當然，是和之前一樣的逼問語氣。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複著這個回答。投名狀是購入一套產品，行話是「辦一個營業執照」。當然一套只是底線。小光只買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發現她賬戶上就三千塊。 崩潰是那兩個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記得，周圍的人只要發現她「情緒不對勁」，就會過來和她聊天，勸她接受現實，在這裡好好「創業」。這一招很奏效。因為到了後期，小光自己也會勸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騙都被騙來了，不如過得開心一點。」 從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還不錯。做飯，幹家務，還按要求背誦制度來給新人上課。同寢人告訴小光，她每天都說夢話，做夢都在講課。後來，小光還拿到了手機，得到了出門放風的機會。 自由是被信任的標誌，她也成為了這間寢室中的其中一雙眼睛。這雙眼睛還曾因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陽台被寢室領導指責，那時的她已經不再想著自己還有可能逃離，覺得這種嚴肅大驚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著小光睡覺從窗戶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氣溫，穿著一雙拖鞋和弔帶睡衣，從二樓窗戶翻了出去。轉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趕緊收拾東西轉移，以防在逃走的人報案後，警方直接上門。 相比於暴力和強制，讓人發生改變的或許更類似一種環境的「慣性」，一種集體意識。在小光所在的組織制度里，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早上睜開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閉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當一個人24小時浸泡在這樣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魚缸。 戒斷 對小光來說，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風的機會記下了門牌號，讓家人在渭南當地報了警。警察破門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帶去了派出所。 小光會用「被困」與「逃離」形容那兩個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與自己朝夕共處幾十日的人揮手道別的時候，小光發現自己有些不舍。 在過去陳舊的傳銷組織里，暴力，強迫，監禁，綁架是關鍵詞。但在那些「家」里，組織也「進化」了，他們會用娛樂、夥伴、創業、平等這樣的關鍵詞來維繫關係。似乎外面得不到的，這裡可以滿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車上，小光突然爆哭，「我無法完全把他們當作一個個特別壞的人，因為我知道他們只是太想創一番大業了。」 她偶爾會懷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時刻。在組織里，每次吃肉就意味著有人掏錢「辦營業執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當晚，飯地（因為沒有桌子）上就出現了一盆肉。此後，有其他人交錢的時候，小光也「吃上了別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慾這種原始生理慾望會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裝滿了白菜燉豬肉的藍色塑料臉盆周圍，唱著歌祝賀這個時刻。 新人也會有被優待的時刻 。盛飯的順序是，先給寢室領導打，再給新朋友打。「以寢室領導為核心，以新朋友為中心。」小光的筆記本上這樣寫著。 小光被周圍人問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以後上去了想幹嗎？」「上去」，是底層業務員們渴望向上攀爬，實現組織內部「階級躍升」的說法，上去了「什麼都有了」——這甚至被視作一種他們在外部世界沒能實現的公平。 網路圖片 比如，成為寢室長是一個能被看到的目標。寢室長不用做家務，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力，還能隨意進出寢室。當然也有責任，寢室長需要到不同寢室講課。新人進來的頭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別聽來自七個不同寢室的寢室長講課。 小光聽「同事」說，寢室長已經辦了三十多套營業執照。那人二十四五歲，本來也是做演藝這行的。他穿著的白色長羽絨服胸口處，印著中央戲劇學院的logo。之前還讓小光在寢室里表演過跳舞，演完後，甚至能指點出哪些動作不太標準。 寢室間的人員會流動，叫「串寢」。一個多月後，小光「流動」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裡，她認識了林璇。小光是「被組織信任的人」，林璇屬於「待洗腦者」。在組織里這兩種人要兩兩結對成一組，便於「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藝術類院校讀大四。剛來時，她愁的還是寫不了畢業論文怎麼辦。林璇從大二就開始到處接戲了。據她說，她和同學們都有很多發布組訊的群。除了像中戲北電這些頭部院校，絕大多數想日後從事演員的藝術類學生，都需要從低年級開始接劇本，混資歷，畢業後才能積累更多的資源，在演藝圈站住腳。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劇。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劇吸引，就是因為想把握住一個演「古裝劇」的機會。各種戲路都試過，以後才有更多機會。她說，當時接到通知後，她都沒有詳細看劇組介紹，就直接訂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從林璇身上看到剛被騙進來時的自己。林璇則說，小光是在她在那間出租屋裡唯一感覺到「真實」的人。 當時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貼過來講話。話的前一半是讓自己開心點，後一半是既然來了就好好在這干。林璇說，小光不一樣，她不會說後半句話，所以她覺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衛生間是唯一能說悄悄話的地方——兩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沒有花灑和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個塑料桶。她們在這裡聊過往經歷，肆意講那些不被組織允許的「時間地點人物」。 小光說，她甚至還想過怎樣能幫那些已經「被洗腦」的同事「清醒過來」，但發現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這間寢室之外的世界已經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內化進每個人的靈魂。 反傳銷人士葉飛能理解小光對組織的矛盾感。「人們之所以甘願數年浸泡在這樣的傳銷組織里，『上去』的激勵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溫暖』。」 這也是為什幺小光沒有辦法把裡面的人當作「純粹的壞人」。她說，寢室長甚至會天天講，即便以後不幹行業，有了這段經歷，以後在社會上也不會再被騙。小光甚至還在裡面過了生日。當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長壽麵，還買了小蛋糕，吹了蠟燭。 跨年時，小光和寢室里的人們還透過窗子看到了煙花，舉辦了新年聯歡會。在數億人正同時關注著一個秒針的時刻，沒人知道同在這個時區的某個角落，一群人關閉定位，切斷通訊，這間屋子在世界中歡騰著沉默。寢室里沒有鐘錶。 洄遊 龍麗莎被解救之後，在公開表述里沒明確點出「傳銷」二字，也未再詳盡講述被騙的具體經過。但至今為止，仍有許多受害者在網上分享與龍麗莎相同的遭遇。他們基本都符合葉飛解救過的角色——龍套演員，或者「影視民工」。 葉飛對「廣州漢美」模式做了時間線梳理：約十五年前起源於包頭，2015年左右陸續遷至咸陽，又到漢中，然後再轉移到現在的渭南一帶。 目前存在的傳銷組織的規模，和十幾年前的動輒數萬人已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一個傳銷組織二三百人就頂天了。」 葉飛記得，2018年他就接觸過以招演員為名被騙到渭南的受害者。這種騙術大規模興起，則是在2022年以後。「疫情對演藝行業打擊太大了。」他說，很多被騙進傳銷組織的演員都表示，因為工作機會驟減，他們什麼活兒都會去接。葉飛接觸過渭南一個傳銷窩點的小頭目，那人在進組織之前，常年在橫店做群演，「兩百一天的那種」。 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傳銷也在脫實入虛。小光和其他被拉進漢美的年輕人，都從來沒在寢室里見過她們為了「倍增身價」購入的化妝品。 最近兩年，他從全國各地解救出來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學生。他認為，這也和年輕人所面臨的就業形勢有關。上個月，他從一個傳銷窩點裡救出來三個女孩，一個大專，一個本科，一個研究生。還有不少人進入傳銷組織後，為了投身「行業」，到學校辦理了退學。每天過著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棄一個大學文憑，這在他看來是難以理解的事。 在葉飛看來，那些被洗腦最成功的人，幾乎都是在原有的社會體系里得不到承認的人。「一旦進入那個環境，接收到的都是讚美和認同，虛榮心會極度膨脹。當了領導，有了權力，就膨脹得更厲害了。」 網路圖片 晉陞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蘿蔔。從業務員到寢室老大，再從寢室老大到成為老總，永遠有奔頭。但你不會知道晉陞的標準，也不會知道「高層」過著怎樣的日子。「保持神秘感」，這是在傳銷制度課里被強調的重點。 好奇心是關鍵。「組織不會讓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後能賺多少錢，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讓你一層一層往上升，瘋狂去拉下線。」葉飛說。 這能解釋為什麼他們會留戀那個「集體」或者說「制度」。它賦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帥哥」「美女」「領導」「老大」。一旦離開那間屋子，所有能識別「我是誰」的標籤統統失效。葉飛說，被救出來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傳銷組織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難的事是「反洗腦教育」。 組織里的人們共享著同一套認知與話語體系。在對新人的教育中，組織被塑造成一種「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還會美化國家對「產業的打擊」，說是「不能讓人人都進來賺錢」「是宏觀調控的一部分」。 他們也被訓練如何應對警方：警察上門時，要迅速銷毀紙質材料，拔掉手機卡，面對詢問，也要自稱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說，人們在對外（或者說對警察）時要避免「老大」這種稱呼，以防被定性為涉黑組織，以及反覆強調報警也沒用。 這些提前預備的訓練，在1月3日警察搗毀窩點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場。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幾個人在被詢問的過程中，沒有交代任何內容，「裝可憐」「裝無辜」。相關資料在警察破門前都已經被銷毀，寢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畢。 她們猜測，那些人並不會受到行政或刑事處罰。葉飛也提到，由於難以取證，傳銷組織的參與者一般被抓後當天就能被放出來。他經常見到，組織成員從派出所出來後第一件事就是給其他人打電話，讓自己當晚能住進另一間寢室。 失去組織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沒有回頭，直接找賓館住了一晚，轉天就坐車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機後，小光還重新適應了一陣。她在網上分享自己被騙的經歷，演算法也給她不斷推送和傳銷有關的內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個解救視頻里認出了一位曾經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個背影，她屬於一個18歲女孩，在進入「漢美」之前，她剛剛從職中畢業，在蜜雪冰城工作了兩個月。 （小光、林璇為化名）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過去十多年間，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經管、金融類專業吸引了一批「最聰明、最能幹、最勤奮、最有學習能力的人」，他們滿懷野心，相信未來充滿可能性——進投行，年入百萬，和企業高管談笑風生，過上「空中飛人」般忙碌但光鮮的生活。 2023年9月，以為「形勢一片大好」的他們迎面撞上劇烈收縮的招聘市場，之前在職業規劃中從未出現過的銀行變為「救命稻草」。從投行到銀行，他們做出職業選擇改變的同時，也意味著進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評價體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頭」。 這背後是金融業近兩三年所經歷的震蕩。盛時，「大家都瘋狂掙錢，也預期以後會瘋狂掙錢」。監管來得猝不及防，從2022年5月開始，幾道「限薪令」，一紙「827新政」，以年終獎和福利補貼的縮水為開端，投行的降薪、裁員、縮招接踵而至。 從投行到銀行，走上一條更安穩但同時也更封閉的軌道，他們中有人心懷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動讓渡工作帶來的物質回報和成長，轉向對更加穩定和豐富的個人生活的追求。 這是一個關於信心和預期的故事，發生在金融業，不止於金融業。 中國建設銀行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校園招聘宣講會 「最聰明的人」 今年春節，徐凱陪母親到家附近的銀行網點辦卡。營業員看起來和他年齡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裝，頭也不抬地給他們講解辦卡的手續，語氣不帶起伏，一套冗長的流程不知反覆說過多少遍。隔壁櫃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將手機屏幕貼到玻璃上，拉高聲音問對面，「小夥子，這個理財APP怎麼用啊？」 徐凱對母親自嘲，「這就是我以後的生活。」即將從清華大學經管類專業碩士畢業的他從未這樣預期過自己的未來，直至與殘酷的就業形勢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華」（指國內四家頂級券商，包括中信證券、中信建投證券、中金公司以及華泰聯合證券）之一的暑期實習即將結束。晚上6點，他合上電腦，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樓，輾轉1個小時後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電腦正打算繼續加班。「叮」，一封新郵件傳來，他點開，加粗的一行字沖入眼帘：我們很遺憾地通知，您未能進入XX證券的錄用環節。瞬間，「心拔涼拔涼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為自己穩操勝券。 徐凱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軍，經過幾個月的提心弔膽，終於在今年初收到了國內一家銀行總行管培生項目的錄用通知。簽三方協議書前，他有些猶豫，想等等更好的機會。同學勸他，「現在這個行情下，別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會有這樣一天。在過去十多年間，經濟、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專業類別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優質生源。清華、北大等頂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華副校長的著名生物學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個演講中感慨，「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闆我想去金融公司。」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高西慶也曾公開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機構吸引了整個社會上最聰明、最能幹、最勤奮、最有學習能力的人。」 在各類金融機構中，投資銀行（在國內常被稱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鮮尤其令商科生們趨之若鶩，「可以說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華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學生這樣形容。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就業質量報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業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碩士畢業後進入投資銀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碩士畢業生入職投資銀行。一位北京大學金融學專業的大四學生記得，四年前入學時，學院做過一個關於 Target Company（目標公司）的調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學的答案——都是投行。 這背後是一條不言自明的「鄙視鏈」：最頂端的是投行，銀行排在末尾。每個人的目光都朝上，沒人願意低頭。 但今時不同往昔，「現在這個行情」意味著他們必須接受幾年前「壓根不會考慮」的工作。徐凱出身於一個「銀行世家」，他的母親、舅舅、姥爺都是銀行工作者。母親之前經常苦口婆心地勸他：「兒子，銀行總行可好了，待遇好，風光。每次總行管培到分行學習，行長都得陪著。」母親說的次數多了，他急了，「我去什麼銀行？」 現實的當頭一棒來得突然。首先到來的是遠低於往年的暑期實習留用率，許多優質崗位往往在這一環節被鎖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訴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實習留用率可以達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緊接著是秋招時明顯的縮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計劃只有個位數，有的「乾脆不招」。 招聘人數和待遇同樣穩定的銀行在這時變成清北商科生們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尤其受到青睞。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親戚曾向徐凱透露，2023年，他所在銀行的管培生崗位在全國招大約60人，而應聘者中有將近3000人的簡歷包含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的求學背景。這在往年是不可想像的。徐凱記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學對工作的討論中甚至從未出現過銀行這個選項。 競爭驟然加劇之下，招聘市場供需雙方的主動權極大地被逆轉。「海投」成為普遍策略。秋招期間，徐凱一共投遞了三四百個崗位，最後只收到了三個offer，「之前準備了那麼久，付出了那麼多，辛辛苦苦地卷出來，最後被當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揀揀。」 「很無力，很不甘心。」他強調，「這是大家一致的感覺。」 徐凱經常在銀行的面試現場偶遇同專業同學。第一次覺得巧，第二次覺得挺有緣，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後，大家相視一笑，笑中儘是苦澀。 在投行實習期間，徐凱在學校圖書館加班 市場曲線 金融業曾「高歌猛進」。 中國政府網每年發布的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報告，勾勒出市場變化的曲線。 2020年的報告中，「增長」「上漲」等類似表述貫穿始終——債券市場發行規模顯著增長，現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線平坦化上行，市場投資者結構進一步多元化；貨幣市場利率顯著下行，銀行間貨幣市場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換及期貨價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場主要股指大幅上漲，兩市成交金額顯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員工王安琪的記憶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瘋狂掙錢，也預期以後會瘋狂掙錢。」 2021年，市場整體保持增長態勢。 徐凱就是在這樣的一年考入清華，那時他們同學間開玩笑時會說，「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嗎？」這並非誇張，王安琪記得，那是公司瘋狂擴招的兩年，「幾百幾百地招」。 2022年，嗅覺敏銳的人開始注意到行業下行的徵兆。 最顯性的變化是幾份金融業「限薪令」的陸續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布《證券公司建立穩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國基金業協會發布《基金管理公司績效考核與薪酬管理指引》；8月，財政部金融司發布《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國有金融企業財務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業高管及重要崗位員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於薪酬總額的35%，績效薪酬的40%以上應當採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於3年。 當年的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報告中，措辭變得謹慎：債券市場平穩運行，國債收益率漲跌互現；債券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穩有序，投資者結構進一步多元化；貨幣市場交易量持續增加，銀行間衍生品市場成交量保持平穩；股票市場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謝超公司的茶水間、衛生間、樓梯間，一些小道消息流傳——風雨欲來。 2023年對於金融從業者來說是不平靜的一年。他們首先迎來的是大幅縮水的年終獎。 謝超在一家業內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慣例，年終獎一般是9-12個月的工資，但2023年只發了2個月的額度，「象徵性地發一發。」王安琪聽說，有同事收到年終獎後吐槽，「比上一年年終獎繳的稅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補貼也在減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標準驟降，原來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萬豪，現在只能在如家和漢庭之間選擇；謝超公司原來的餐標是一天100元，「多花點也無所謂」，現在則要求嚴格控制在標準內，且必須在公司附近消費。 2023年8月27日，對投行從業者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天。證監會發布《證監會統籌一二級市場平衡優化IPO、再融資監管安排》，明確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資節奏」「階段性收緊IPO節奏」。在業內，這道文件也被稱作「827新政」。 IPO，意為「首次公開募股」，是企業上市的必經之路。在A股全面實行註冊制的當下，企業在提交IPO申請後、成功發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經過受理、審核問詢、上市委審議、報送證監會、證監會註冊幾個環節。 監管收緊之下，很多企業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絆絆。「827新政」推行後，IPO的受理數量明顯減少，審核速度顯著放緩。2023年1月至8月，滬深市場核發IPO批文213家，啟動發行193家；2023年的後四個月內，僅核發批文32家，啟動發行44家。時間回撥，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別為428、481、394家。 主動撤回IPO申請的企業也不在少數。據公開數據統計，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經有99家排隊IPO企業撤回申請，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請的企業為274家。王安琪對記者解釋，這是因為企業等不起，投資人也著急退出，「再拖拖，企業的財務業績不一定像當前那樣好。」無奈之下，企業紛紛另謀出路。 王安琪告訴深一度，「這種行政管制的妥協空間不大。」 一般來說，IPO的準備時間短則一年，長則三年，投行正是從這一過程中賺取高昂的承銷保薦費用，所謂「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但隨著IPO大量終止，投行收入減少，利潤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貴族」之稱的中金公司為例，據其2023年年報，投資銀行業務營業收入同比減少40.3%，營業利潤率同比下滑22.2%。 「利潤變差，自然各種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還是人。」 降薪逐步由傳聞變成現實。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報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員工人均薪酬出現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幾度陷入爭議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為116.42萬元，2023年降為69.72萬元，降幅達40%。 在這輪集體降薪中，「限薪令」針對的高層員工首當其衝。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總額下降，平均降幅達15%。《財新》在此前報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時曾表示，中金被股東要求削減工資包，一度傳出「得砍去一半」的說法。 隨之而來的便是裁員。謝超告訴記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員」，以他所在部門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開始，「主動或被動走掉了快10個人」。據公開信息，2024年以來，中信證券的投行部門進行了人員調整，百餘人從IPO股權崗轉至債權融資、併購重組、投資等業務條線。 一位業內人士此前在接受《財新》採訪時直言，「整個行業都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能夠轉崗而非直接辭退算不錯的了。投行做項目，一個IPO團隊人數少則十數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員還可能同時跟進幾個項目。現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創條線有些機會，部分從業者都是無項目可推進的狀態。」 市場收縮的寒意一步步傳導到招聘端。 對於就業形勢的變化，身為投行內部員工的王安琪和謝超並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會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會如此之深。」王安琪說。 行業形勢變化滲透到人才供給端存在一個時間差。大多數學生和徐凱一樣，幾乎是在一夕之間發現「沒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凱參加過兩次學院聚餐。六月時，空氣中浮動著燥熱，年輕人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動，「大家都覺得形勢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學們交流完彼此去向後相顧無言，震動、無措、慌恐填滿沉默。 對於徐凱而言，投行和銀行代表著兩種不同的人生走向 兩種生活 一次銀行面試結束，徐凱走出大樓，一抬頭，暑期實習的證券公司就在對面。實習三個月，他從來沒有留意過對面是什麼公司、在裡面工作的是什麼樣的人。 一條路的兩側，兩種人生走向。 最直觀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說差距。謝超告訴深一度記者，他所在的投行，員工入職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萬年薪，扣完稅也有六七十萬。即使面臨大幅度降薪，一個月稅後工資也有3萬多。 至於未來的銀行工作，徐凱向在其中工作的學長打聽過，第一年稅後月收入不到1萬。他發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塊夠一個人活，但要是有婚戀打算的話，挺難。」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穩定，但想到未來的收入，「有些恐婚」。 從本質上來說，這背後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評價體系。多位受訪者表示，對於「去能力化」的擔憂是他們之前很少考慮銀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節回老家期間，姥爺、舅舅與徐凱長聊，給他普及銀行內部的「文化」，打了兩劑「預防針」。 「第一針」是銀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規，是風險可控，是不要出問題。 徐凱在心中默默翻譯：螺絲釘一樣的生活，無趣，沒有新鮮感，沒有挑戰性。 「第二針」，銀行是一個重視「人」遠高於「事」的環境。 長輩們語重心長，告訴徐凱工作以後要轉換思維，高度可量化的考核體系不會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國建設銀行曾披露過一個反映各崗位競爭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圖，越靠近塔尖，崗位的報錄比越高，而崗位的熱度和其在體系內的受重視程度緊密掛鉤。塔尖一層的職位有董事會辦公室、黨委辦公室、財務會計部等。 透過面試流程和選拔標準，徐凱逐漸感受到「銀行體系」的特點。 在徐凱參加過的銀行招聘中，一個常見的面試形式是無領導小組討論，「考察的更多是軟實力」，比如面試者的邏輯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相較於過往的專業實習經歷，候選人的學生工作經歷甚至是興趣愛好更受關注。 他還注意到，銀行招聘中，面試官以男性居多，穿著一套規矩的西裝，「整體氣質很穩。」 「去能力化」的結果是跳出銀行體系很難，「進去就出不來了」。想到未來的生活，徐凱「一眼望得到頭。」 走上一條安穩但同時也更封閉的軌道，徐凱是出於無奈，也有的人是主動選擇。 北京大學金融學碩士陳墨，在今年秋天將入職「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資投行實習過半年，對於他來說，這是一個不斷認清投行的「B面」的過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無人性」的工作節奏。那半年，陳墨每天8、9點起床，「干到12點閉眼，一周7天都是這樣」。除了加班，還有不計其數的出差。公司內部有一個叫做「出差率」的指標，計算方式是出差天數除以工作日總數，他所在業務組的平均出差率高達105%。 在這樣的高強度工作下，「身體的變化是看得到的」。實習半年，陳墨胖了20多斤，因為完全沒時間運動，「每天凌晨回到家，簡單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運動？第二天還要上班。」脫髮，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擾。 被迫改變的還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陳墨幾乎在朋友圈消失，偶爾和朋友見面也都是約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沒有周末，沒有假期，出門一定帶著電腦，隨時待命。 他觀察身邊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憊，「眼裡真的沒有光」。他記得一個入職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國外工作的男友時隔一年回國，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邊的飯館和男友吃個飯。不湊巧，那天工作特別多，同事實在走不開，一邊幹活兒一邊反反覆復按亮手機看時間，「都要哭出來了」。到了晚上10點，工作還是沒做完，陳墨看到同事出去打電話，回來時眼睛發紅。 職位更高的人從工作中收穫的價值感同樣有限。一位在一家頂級外資投行任總監的學長曾向陳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虛無和悲涼，「你可以把金融市場當成一個遊戲，玩贏了獲得遊戲幣，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讓自己沉浸在遊戲裡面，不敢想太多。」 「門口早餐店賣煎餅果子的大媽可能都比我有活著的實感。」陳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語間的蕭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能填飽一些人的肚子，還能收穫對方的一個笑容。」 陳墨也不認同很多人所說的銀行「去能力化」。在他看來，能力只有不同，沒有優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國有銀行總行的黨委辦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當地省分行的行長都會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說這種工作不好嗎？你能說這種能力不重要嗎？」 意識到投行在高薪光鮮之外的另一面後，像陳墨這樣果斷作出選擇、切換道路的人不在少數。在北大學經濟的趙漾曾在一家工作強度和薪資同樣出名的投行實習了一年多，最後「身體綳不住了」，胸悶心悸、尋麻疹、腸胃炎全都找上門，斷斷續續住院一個月。出院後，她很快提出辭職，一心一意準備銀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發現，另一條路也不好走。銀行對於應聘者有著非常明確的偏好—— 「碩士，黨員，北京人。」趙漾言簡意賅。 秋招期間徐凱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關於「預期」 徐凱有記日記的習慣。工作塵埃落定後，他收拾房間，翻出了本科和碩士期間的厚厚三大本日記。 第一本記錄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後如願以償進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財經類高校，讀金融學。翻著日記，第一次穿西裝拍職業照的興奮、第一次到證券公司面試前的緊張一一浮現。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記在第二本。 他曾詳細記錄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學長的「coffee chat」。對方談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國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飛人，住高級酒店，吃人均幾千的西餐，與身價數億的企業老闆打高爾夫，和國企高層觥籌交錯——都令他心馳神往。 看著熟悉的字跡，但字裡行間那種帶著懵懂的熱忱已經遠去，徐凱感到恍惚。 隨著他考上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日記也寫到了第三本。 他逐漸見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實的一面，比如對優績主義的推崇。尤其是進入2023年後，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開始推行末位淘汰機制，「聽到的第一秒會覺得好殘酷，但再一想，從這個地方聽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幾個月間，徐凱記日記的頻率不高，因為忙，也因為「喪」。他說，就像面對股市，入局的時候每個人都充滿信心，但一步步走下來，絕望的情緒順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個秋招期間最忙的一天。從早上8點到晚上10點，他面了四家公司，從北京的東邊到西北邊再到南邊，面試之間的時間幾乎都在地鐵上度過。晚上趕末班車回到宿舍，他筋疲力盡，第二天醒來後記下了這馬不停蹄的一日。最後他寫道，「希望有好結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個offer都沒有收到。焦慮等字眼開始頻繁出現在日記中。他會隨手記下投遞的崗位。回頭看時，他驚訝自己當時「什麼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鎮銀行都投過。 筆記本翻到最後一頁，只有一句話，是他收到銀行錄用通知那天寫下的。「仔細想想，天天坐飛機、住酒店，這種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跡凝住，又繼續，「是不是？」 他也在日記中梳理過一些關於職業的思考。 「一切都是預期的問題。」他寫道。 預期，經濟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強調未來的不確定性對於人們的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影響作用。當市場環境震蕩，從業者的信心受挫，長期預期被重塑。 徐凱的一個同學放棄了一家內資投行的offer，最後考公上岸。同學解釋，他聽說了太多降薪、裁員的例子，心有戚戚，「與其說剛進去就被開了，還不如努力進入一個穩定的環境。」 徐凱帶著感慨寫道，「行情好的時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進入鄙視鏈中位置相對靠上的公司，對未來預期也樂觀，覺得年輕的時候累一點就累一點，只要能積累足夠多的資本，努力就有意義。但行情變差，行業偏負面殘酷的一面凸顯，這時選擇進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氣。」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關於職業的「效用函數」，對一份工作的偏好取決於物質回報、穩定程度、成長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對於包括徐凱、陳墨在內的很多人來說，高薪、光鮮、富有挑戰性和可能性構成了他們曾經對工作的全部想像。但在逐步感受到行業的寒意後，他們開始主動調低收入和成長性的權重，以換取更穩定、閑暇時光更多的生活。 陳墨慶幸及時調整預期，放棄投行後，他久違地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閑時間。 他終於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陽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歡的餐廳從從容容地吃完一頓飯，再看個電影。 為了抓住最後的學生時光，他還報名了學校的交換項目，接受採訪時正在歐洲遊玩。「你看我現在還有功夫出國玩，我要是還做投行的話就得一直實習到畢業。」隔著7000多公里的距離，陳墨輕快的笑聲仍然感染力十足。 轉換軌道後，同樣有人滿意，有人彷徨。 對於有朝一日跳出銀行體系，徐凱仍然隱隱抱著一絲希望。他覺得，人只要活著，就還可以折騰。「現在行情不好，我選了一個偏體制內的工作，等到未來市場轉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嘗試一下？」 但有時，他悲觀地覺得那火光終將熄滅。在銀行工作的學長告訴他，很多人剛進銀行時都更青睞能發揮和鍛煉專業技能的前台崗位，比如金融市場部，但工作幾年後，紛紛考慮轉崗到中後台部門，如財務會計部、人力資源部。學長開玩笑，「都來銀行了，既然這麼穩定，不如再『擺』一點。」 徐凱想，說不准他也會變成一隻泡在溫水裡、不想動彈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會上，徐凱和同屆同學一聊，發現有人回家鄉，進國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沒聽過的小私企，他心裡挺不是滋味，「雖然剛畢業，但有種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覺。」 在聚會上他還見到了幾位在投行工作的學長學姐。「以後就是兩個圈子了。」他既羨慕，又隱隱有點彆扭，「錯開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上一輪被裁的人還沒被市場接收完，新一輪大規模裁員的消息早已甚囂塵上。眼尖的人發現，一批已經失業或即將失業的中年人，在沒有面試可去、又不想在家閑坐之時，選擇把星巴克給佔領了。 網路圖片 在星巴克，如何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失業？在裡面坐的時間長了，這些失業者大多已經掌握了一套甄別同類的方法論—— 這些人總在工作日的固定時段出現，進門找個不打眼的角落圓桌，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他們還穿著廠里發的文化衫或襯衫，背著黑色背包，打開了mac book，但始終和電腦保持著貌合神離的互動。 「看課程、看工作、看基金、放空和微信聊天同時進行……那這個人，多半跟我一樣，也沒工作呢。」 曾經的星巴克，是高端商務的不二之選，是初代輕奢的辦公場景。那些落地玻璃內手持電腦的人，可以把整個星巴克當成了自己的臨時辦公室。在這裡悠哉喝一杯咖，是一個大城市奮鬥白領的標配。 在星巴克里辦公，就是成功的濃縮具象。努力奮鬥的全部意義，就是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個坐在星巴克里的高級白領。 如今佔據著星巴克的，或許還是那一批人。不同的是，他們以前聊創業項目，現在在聊失業補償和怎麼續社保；以前在這裡拚命上班，現在則是在假裝上班。 作為公認的職場模糊地帶，星巴克是失業的中年人掩飾尷尬的絕佳借口。「如果遇到了熟人，大可以說我在見客戶或者加班。」聽聽隔壁桌的商務男女聊的最新業務，還能順便為下次面試增加點談資。 這也是失業者聯盟最理所應當的聚集地。一杯美式的錢，就能買斷一整天的獨處空間。帶插座的工位、全天候的冷氣，提供了辦公和放空都需要的舒適條件。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星巴克，你不必擔心偶遇突如其來的關懷。大家彼此之間都有不用開口說話的默契，某種程度上又能隔空相伴。「原來大家都這樣。」 星巴克永遠不會問一個人，你進來是幹什麼的——這意味著你幹什麼都可以，也可以什麼都不用干。對失業的人來說，這裡承載的不再是職場精英的驕傲，而是他們尋覓已久的一絲喘息。 和午夜的燒烤攤、酒後的拉麵館一樣，星巴克也成為失業的中年人假裝上班、隱秘又公開的去處。 01 星巴克里的失業者聯盟 在星巴克假裝上班，一般會經歷三個階段。 起初，你會像從前在這裡加班時那樣，花30塊買下一個大杯美式，模擬曾經的職場生活。 後來，你失業久了，開始關注預算，就研究起了星巴克的團購，琢磨著怎麼樣便宜地買上一杯。 最後，你發現即便不消費，星巴克的大門也永遠向你敞開，「就啥也不點了，還會帶個保溫杯去續個熱水。」 第3個階段，35歲的長沙人風哥在失業的那3個月里，就曾體驗過。 他其實沒有什幺喝咖啡的習慣，也捨不得買拿鐵的30多塊錢。於是每次去參加完面試，都會在便利店先買瓶冰紅茶，再在面試單位附近找家星巴克，一直到傍晚再回家。 「坐在星巴克里發獃玩手機，也比回家好。回家要麼誰都沒在，空落落的；要麼父母會用『那種眼神』望著你。」 失業之後，生活圈似乎自動就與還有工作的人划上了一條界限。那段時間裡，風哥的社交生活，也多半是和其他失業的朋友一起，帶著自備的飲料，在星巴克里聊聊最近找工作的動態。 「都是不怎幺喝咖啡的人，結果失業之後去星巴克去得比上班的時候還勤。」 深圳的財務分析師小哇，3個月前被公司優化後，幾乎工作日都在星巴克待著。 她用星巴克作為自己繼續規律生活的坐標：每日中午出門，到星巴克點一杯抹茶星冰樂，就著一台ipad，一直坐到下午5點再回家做飯。 「有人問，怎麼失業了還有錢去星巴克啊？」但其實，對沒了固定收入的前白領說，星巴克才是「量價比」最高的地方。 在星巴克，豆子是現磨的，杯量也足夠撐上一個半天，口味不算出色但勝在穩定不會出錯。「畢竟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裡，你已經很難找到一個30多塊錢，就能心安理得坐一天的地方了。」 網路圖片 更重要的是，在這裡方便隱形，「容易融化在人群里」。在星巴克，幾乎沒有陌生人互相攀談，狹小的桌椅就是天然的社交隔板。半自助式的營業形式，讓你只要離開了吧台，服務員就再也不會管你。 而你也能一眼看出，那些對著電腦心猿意馬的人大概率跟你是同類，也就和這群「同事」互不拆穿，心領神會。 小哇的ipad里，裝的是在淘寶上買的財務課程。雖說是待業充電，但煩躁持續裹挾著自己，實際上常常幾天過去還在同一章。「下午3點前會看一看基金，連續3個月都是綠的。」 失業的情況，她沒敢同步家人和朋友，人生低谷最怕別人噓寒問暖。索性獨自來星巴克，以避免負面情緒的突然襲擊。 她同時也在積極找工作，600多份簡歷都是在星巴克的桌面上投出去的。一開始是財務方向，不敢要求以前的薪資，過萬就可以；後面越投越不報希望，新手乾的崗位也投。 但面試了十幾家之後，她至今還沒上崗。「很多小公司單休、不交公積金，大公司又沒有招聘名額，各方面相對合適一些的，又有很多嫌我未婚未育。」 在沒失業前，小哇原本計劃著今年在深圳買房，都快湊夠首付了。但失業後，她徹底放棄了買房生娃的計劃。 在星巴克待著的時候，類似的焦慮並沒有少一些。「你會羨慕那些來星巴克真的有事業和工作可談的人。而我在最好、最年輕的時候就這麼低迷，不知道以後怎麼辦。」 02 在星巴克躺平可以，失業不行 對一部分中年失業者來說，失業了還要去星巴克，純粹是一種習慣的延續，和放不下昨日的體面。 今年3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的上海廣告人James，在即將續上終身合同的當口，被公司告知續不起了，只能把他裁掉。 在精品咖啡遍地的上海，James卻在失業之後，比以前更愛喝星巴克了。他決不去一些如今更受年輕人喜歡的品牌，即便它們的咖啡價格更便宜。「那些咖啡都是以前陪同事喝才會買一杯，一喝那個口味，就讓我想起當社畜的日子。」 今年36歲的James依舊覺得，星巴克是快消咖啡里是最親切、最老牌的「腔調」。「只有來星巴克喝個咖啡，才覺得自己還像個白領，我和那些談業務談生意的人，還是一類人。」 James承認，失業對自己的打擊來得還沒有那麼快，不確定感才是焦慮的來源。所以他寧願選擇去熟悉的星巴克，也不願因此降低標準再去適應新的場所。 失業之後的中年人，最害怕的，就是確定感的消失。對常去的咖啡館更是如此。即便出了新的品牌，他們也不會貿然去嘗試一家新開的。 哪怕別家有更舒適的沙發，更親切的服務，更精緻的口感，他們還是從玻璃窗戶外匆匆路過，夾緊了電腦，低頭毅然走進了星巴克。「你只會害怕自己的精神會就此渙散。」 在大城市，放鬆是一種原罪。而星巴克獨有的局促感，就是奮鬥的綁腿。 「沒工作了還想著去星巴克，說明你對人生還有規劃。」從大廠畢業、已經失業一年多的許許，如此評價在星巴克的失業生活。 對大廠人來說，公司樓下的星巴克，猶如大廠的共享分部。新項目的頭腦風暴，甚至獵頭挖人，都發生在星巴克。再怎麼被失業者佔領，星巴克的一部分，永遠保持著熱火朝天。 「越需要差旅越不批，越不批越沒訂單，越沒訂單越不批差旅，」一個掛著工牌的中年男性，吸著杯子里的冰塊向同事抱怨。”最後我跟老闆攤牌，那我明白你意思了。」一直說到最後，也不知道他是否從這份工作中解脫了。 阿里巴巴附近的星巴克，獨自發獃的人，與遠處火熱的商務會談 在許許看來，大部分的大廠人都是一路優秀著過來的，人生一直十分緊湊。哪怕失業，也不允許自己脫軌，那是一種精確的存在感。「一定程度上，星巴克可以把被裁員，轉化為某種主動的gap year。」 這或許也解釋了，在星巴克，你連一個埋頭午睡的人都很難遇到。「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我仍在學習的安全感，失業才不至於那麼難熬。」 網路圖片 Ending: 當年輕人離開了職場，第一反應總是遠走高飛，「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 而人到中年最不喜歡的，正是驚喜與未知。於是，中年失業者們哪兒也不去，選擇主動走進歸屬之地，只求找回那個熟悉的空間與氣氛。 這種確定感，曾經是他們的岸。現在仍是跳出失業潮、重新登陸的下意識入口。 熟悉，意味著可以存放最後的體面。內心期待著明天最好太陽照常升起，而不是收到又一批裁員的新聞推送。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實驗室）
20年前，中國經濟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世界工廠」的經濟成就令世界震驚。但在過去十年里，中國的經濟增長低於兩位數。與前三個月相比，今年4月至6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有所下降，儘管高出2021同一季度，但只是勉強超過。 經濟究竟為何下滑？經濟學者們給出了類似的解答：對抗新冠病毒的防疫封鎖措施影響了工廠的運行和出口。他們說，這些挫折加劇了中國最大型的房地產商的經濟困境，也讓2021年遭遇政策打壓的中國明星科技公司繼續受到衝擊。 中國的經濟規模為18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今年前三個月相比，中國經濟4月至6月GDP環比萎縮了2.6%。 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執行總監兼亞太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表示：「由於新冠疫情在中國一些城市爆發，中國經濟自2月份以來出現了受到干擾的跡象。」他說，工業生產、零售和港口運作問題突出。 比斯瓦斯說：「4月和5月期間，零售業和工業生產因此受到的干擾相當嚴重。4月期間，上海的港口運營和物流也受到嚴重干擾。」 上海是中國的主要港口城市。中央政府4月份對其下令封城。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從2003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接近10%。到2019年，年增長逐漸放緩。疫情的第一年2020年，經濟增速下降到2.2%，去年反彈回8.1%。 就業和消費壓力 中國民眾已經對封城措施感到疲倦。4月，中國失業率超過6%，與之相比，2021年底的失業率接近5%。分析人士說，年輕就業者和小公司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 美國之音本周在北京、上海和長沙聯繫到的民眾表示，他們了解就業的困難局面，但覺得自己的工作還算穩定。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時尚產業進口商表示：「至少我不知道我周圍有沒有失業的朋友，我也沒有聽過這方面的抱怨。」 在香港任職的法國投資銀行Natixis的首席亞太經濟學家艾西亞（Alicia Garcia Herrero）表示，中國消費者現在的支出低於正常水平，因為他們在強制封鎖期間無法外出，或者擔心最終會因失業而減少收入。 艾西亞說，儘管中國的封城措施有所緩解，但6月份的零售額仍以3%的低速增長，這表明「市場情緒非常消極，可支配收入增長非常緩慢」。 她說：「很明顯，各個家庭的情緒仍然非常消極，可能是因為大規模（核酸）篩檢仍然普遍存在，人們對未來是否再次封城感到不確定。」 房地產、科技和全球信心的倒退 去年，由於房地產和科技產業的問題，中國經濟已經舉步維艱。 諮詢公司協力管理諮詢（Dezan Shira & Associates）表示，去年，許多中國知名房地產開發商開始拖欠數十億美元的貸款。該公司表示，現在，通過「預付模式」購房的業主開始拒絕支付未完工房屋的按揭貸款。 在科技領域，中國監管機構從2020年底開始打擊中國那些最強大的公司，包括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集團和社交媒體巨頭騰訊。監管機構的理由是為了防止壟斷和保護數據安全。 新加坡CreditSights研究公司高級分析師曾竹君（Zerlina Zeng）表示，中國經濟不景氣令世界市場擔憂，因為復甦的「上揚幅度」沒有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時那麼明顯。她還說，業主不支付按揭付款威脅到包括房地產在內的高價值資產。 中國出口運輸和製造業的中斷，已使世界許多地區的供應鏈變得不穩定，進而加劇了通脹和對衰退的擔憂。 經濟能否峰迴路轉？ 中央官員正在通過基礎設施投資試圖再次推動經濟發展。曾竹君說，中國的GDP已經顯示出復甦的跡象。她說，對水泥和汽車（包括電動汽車）的需求已經上升。她還說，政府官員也在放鬆去年對科技行業的強硬立場。 「總的來說，我們在本季度看到了更好的宏觀前景。」她說：「我們認為，（經濟）肯定會復甦，但復甦的上揚幅度不會像市場在今年第一季度預期的那樣好。」 曾竹君說，未來的任何封鎖措施可能都針對的是社區，而不是像今年早些時候政府所做的那樣針對整個深圳或上海。但她警告說，中國今年經濟增長5.5%的目標「非常有野心」。 中國官方的《中國日報》上周發表了一篇由投資銀行專家撰寫的社論，文章預測7月到9月的經濟將同比增長5.3%，今年最後幾個月經濟會同比增長5.9%。
公眾不知道摩擦性失業在描述什麼，但是他們感受到了生活的摩擦，這是這個詞在社交媒體熱議的原因。 2022年7月15日，國新辦舉行2022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表示，二季度就業形勢總體改善，但青年就業困難問題仍較突出。6月份，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攀升至19.3%，處於2022年以來較高水平。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凌暉答記者問時稱，青年群體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普遍面臨摩擦性失業困境，加上受到疫情影響，企業吸納就業能力下降。 「摩擦性失業」這個原本冷僻的、只在學術文章中使用的辭彙，一下子成了社交媒體討論的對象。百度指數的統計顯示，在7月14日之前，百度指數每天的數量是在500以下；但是，這場新聞發布會之後數據飆升，7月15日當天就達到了3105，此後持續升溫在17日達到了17871，儘管在18日熱度有所下降，但還是維持在14671的高點。 為什麼「摩擦性失業」會引發如此多的關注？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學界對於這種失業困境是不是摩擦性失業存在爭議。 摩擦性失業是和結構性失業相對立的一個概念。通常而言，摩擦性失業是指當人們放棄原來的職業再尋找新的工作，可能需要花費一段時間而出現的失業狀況。而結構性失業則是由於勞動力市場各種形式的「不匹配」所引發，因而持續性的時間可能更為長久。 比如說，勞動者由於某些原因從單位離職，因為就業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使得他無法在短期內找到合適的工作，於是就形成了短期失業。必須指出的是，勞動者短期失業是任何社會都不可避免的現象，而且是基於勞動者本身的自願——比如說我在這家公司幹得累了，想換個環境，通常來說上家和下家之間不可能做到完美銜接，總有一定的空檔期，而這就屬於摩擦性失業。 結構性失業則不然，它指的是勞動力市場的總體的各種不匹配所導致，這種不匹配可能是由新的就業機會和勞動力技能之間的錯配形成，也可能是就業機會的地區差異形成，還有可能是因為某些產業轉移而導致的失業。 回顧歷史，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歷的最大的一波結構性失業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國企下崗，很多工人從原來的崗位中離開，甚至永久地退出了就業市場。 經濟學上之所以要對失業類型進行區分，是想通過失業的特點和基本因果機制等來對失業進行區分，然後針對各種不同的失業提出合適的對策。 如果是摩擦性失業，政府就不需要對經濟政策進行調整，學界通常認為，摩擦性失業是一種過渡性的、短暫的失業形式，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但如果是結構性失業，則意味著政府要在有些方面發力。 那麼，中國目前的失業，是不是屬於摩擦性失業？通常來說，每年的6-7月份的確是青年失業率的高點，原因是這個時候恰好是畢業季，有大量的新增勞動力湧現市場。2020年7月的青年失業率是16.8%，2021年6月的青年失業率15.4%，不過，即便有這個規律，今年6月份的19.3%的城鎮青年失業率還是創下了近年來的新高。 這種創歷史新高的城鎮青年失業率是摩擦性失業嗎？現在很難下一個簡單的結論。一是因為摩擦性失業通常是勞動者主動調整工作崗位而引起，但目前的城鎮青年失業率上升儘管可能有工作調整，但不少恐怕不是主動調整而引起。如前所述，6月份城鎮青年失業率高是因為受到新增大學畢業生的影響，然而，最近三年還是疊加了其他因素，比如說旅遊、餐飲等行業受疫情防控影響幾乎是全行業虧損，從業人數大幅度下降。一些行業蕭條，而新興行業又沒能容納更多的就業者，那麼這種失業應當屬於結構性失業而不是摩擦性失業。 當然，這是學界對結構性失業還是摩擦性失業的討論，學界討論其實不大可能引發社交媒體的關注。更可能的原因是，公眾對當下整體的就業狀況產生了一種情緒，認為有關部門將現在的失業界定為摩擦性失業，是不太願意正視失業的現實。 歷史上政府對待「失業」現象時，確實也有不少詞語加以迴避：在80年代用「待業青年」來指代那些無法在勞動力市場找到工作的人，在90年代末用「下崗」形容那些無法繼續在崗位工作的人，在現代很多公司甚至使用「畢業」來指代那些被辭退的員工。 但對於絕大多數公眾而言，失業就是失業，他們並不知曉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的區分，也不在乎這種區分，他們只是感受到失業帶來的痛苦。公眾不知道摩擦性失業在描述什麼，但他們感受到了生活的摩擦，恐怕是這個詞在社交媒體熱議的真正原因。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