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网络图片 文丨李一鸣 编辑丨杜雯雯 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网络图片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网络图片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网络图片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幺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网络图片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 （小光、林璇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 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 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 从投行到银行，走上一条更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他们中有人心怀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动让渡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成长，转向对更加稳定和丰富的个人生活的追求。 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和预期的故事，发生在金融业，不止于金融业。 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校园招聘宣讲会 “最聪明的人” 今年春节，徐凯陪母亲到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办卡。营业员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装，头也不抬地给他们讲解办卡的手续，语气不带起伏，一套冗长的流程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隔壁柜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机屏幕贴到玻璃上，拉高声音问对面，“小伙子，这个理财APP怎么用啊？” 徐凯对母亲自嘲，“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即将从清华大学经管类专业硕士毕业的他从未这样预期过自己的未来，直至与残酷的就业形势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华”（指国内四家顶级券商，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以及华泰联合证券）之一的暑期实习即将结束。晚上6点，他合上电脑，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楼，辗转1个小时后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电脑正打算继续加班。“叮”，一封新邮件传来，他点开，加粗的一行字冲入眼帘：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未能进入XX证券的录用环节。瞬间，“心拔凉拔凉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徐凯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军，经过几个月的提心吊胆，终于在今年初收到了国内一家银行总行管培生项目的录用通知。签三方协议书前，他有些犹豫，想等等更好的机会。同学劝他，“现在这个行情下，别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专业类别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优质生源。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华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也曾公开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在国内常被称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鲜尤其令商科生们趋之若鹜，“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样形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业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硕士毕业生入职投资银行。一位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学院做过一个关于 Target Company（目标公司）的调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学的答案——都是投行。 这背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鄙视链”：最顶端的是投行，银行排在末尾。每个人的目光都朝上，没人愿意低头。 但今时不同往昔，“现在这个行情”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几年前“压根不会考虑”的工作。徐凯出身于一个“银行世家”，他的母亲、舅舅、姥爷都是银行工作者。母亲之前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银行总行可好了，待遇好，风光。每次总行管培到分行学习，行长都得陪着。”母亲说的次数多了，他急了，“我去什么银行？” 现实的当头一棒来得突然。首先到来的是远低于往年的暑期实习留用率，许多优质岗位往往在这一环节被锁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诉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实习留用率可以达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紧接着是秋招时明显的缩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计划只有个位数，有的“干脆不招”。 招聘人数和待遇同样稳定的银行在这时变成清北商科生们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尤其受到青睐。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亲戚曾向徐凯透露，2023年，他所在银行的管培生岗位在全国招大约60人，而应聘者中有将近3000人的简历包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求学背景。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徐凯记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学对工作的讨论中甚至从未出现过银行这个选项。 竞争骤然加剧之下，招聘市场供需双方的主动权极大地被逆转。“海投”成为普遍策略。秋招期间，徐凯一共投递了三四百个岗位，最后只收到了三个offer，“之前准备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辛辛苦苦地卷出来，最后被当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拣拣。” “很无力，很不甘心。”他强调，“这是大家一致的感觉。” 徐凯经常在银行的面试现场偶遇同专业同学。第一次觉得巧，第二次觉得挺有缘，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后，大家相视一笑，笑中尽是苦涩。 在投行实习期间，徐凯在学校图书馆加班 市场曲线 金融业曾“高歌猛进”。 中国政府网每年发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勾勒出市场变化的曲线。 2020年的报告中，“增长”“上涨”等类似表述贯穿始终——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显著增长，现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行，市场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显著下行，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换及期货价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大幅上涨，两市成交金额显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员工王安琪的记忆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 2021年，市场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徐凯就是在这样的一年考入清华，那时他们同学间开玩笑时会说，“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吗？”这并非夸张，王安琪记得，那是公司疯狂扩招的两年，“几百几百地招”。 2022年，嗅觉敏锐的人开始注意到行业下行的征兆。 最显性的变化是几份金融业“限薪令”的陆续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8月，财政部金融司发布《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及重要岗位员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薪酬总额的35%，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 当年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中，措辞变得谨慎：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稳有序，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交易量持续增加，银行间衍生品市场成交量保持平稳；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谢超公司的茶水间、卫生间、楼梯间，一些小道消息流传——风雨欲来。 2023年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他们首先迎来的是大幅缩水的年终奖。 谢超在一家业内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惯例，年终奖一般是9-12个月的工资，但2023年只发了2个月的额度，“象征性地发一发。”王安琪听说，有同事收到年终奖后吐槽，“比上一年年终奖缴的税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补贴也在减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标准骤降，原来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万豪，现在只能在如家和汉庭之间选择；谢超公司原来的餐标是一天100元，“多花点也无所谓”，现在则要求严格控制在标准内，且必须在公司附近消费。 2023年8月27日，对投行从业者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明确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资节奏”“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在业内，这道文件也被称作“827新政”。 IPO，意为“首次公开募股”，是企业上市的必经之路。在A股全面实行注册制的当下，企业在提交IPO申请后、成功发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经过受理、审核问询、上市委审议、报送证监会、证监会注册几个环节。 监管收紧之下，很多企业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绊绊。“827新政”推行后，IPO的受理数量明显减少，审核速度显著放缓。2023年1月至8月，沪深市场核发IPO批文213家，启动发行193家；2023年的后四个月内，仅核发批文32家，启动发行44家。时间回拨，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别为428、481、394家。 主动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据公开数据统计，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经有99家排队IPO企业撤回申请，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为274家。王安琪对记者解释，这是因为企业等不起，投资人也着急退出，“再拖拖，企业的财务业绩不一定像当前那样好。”无奈之下，企业纷纷另谋出路。 王安琪告诉深一度，“这种行政管制的妥协空间不大。” 一般来说，IPO的准备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投行正是从这一过程中赚取高昂的承销保荐费用，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随着IPO大量终止，投行收入减少，利润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贵族”之称的中金公司为例，据其2023年年报，投资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减少40.3%，营业利润率同比下滑22.2%。 “利润变差，自然各种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还是人。” 降薪逐步由传闻变成现实。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报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几度陷入争议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为116.42万元，2023年降为69.72万元，降幅达40%。 在这轮集体降薪中，“限薪令”针对的高层员工首当其冲。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平均降幅达15%。《财新》在此前报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时曾表示，中金被股东要求削减工资包，一度传出“得砍去一半”的说法。 随之而来的便是裁员。谢超告诉记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员”，以他所在部门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开始，“主动或被动走掉了快10个人”。据公开信息，2024年以来，中信证券的投行部门进行了人员调整，百余人从IPO股权岗转至债权融资、并购重组、投资等业务条线。 一位业内人士此前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直言，“整个行业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能够转岗而非直接辞退算不错的了。投行做项目，一个IPO团队人数少则十数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员还可能同时跟进几个项目。现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创条线有些机会，部分从业者都是无项目可推进的状态。” 市场收缩的寒意一步步传导到招聘端。 对于就业形势的变化，身为投行内部员工的王安琪和谢超并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会如此之深。”王安琪说。 行业形势变化渗透到人才供给端存在一个时间差。大多数学生和徐凯一样，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发现“没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凯参加过两次学院聚餐。六月时，空气中浮动着燥热，年轻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动，“大家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学们交流完彼此去向后相顾无言，震动、无措、慌恐填满沉默。 对于徐凯而言，投行和银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 两种生活 一次银行面试结束，徐凯走出大楼，一抬头，暑期实习的证券公司就在对面。实习三个月，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对面是什么公司、在里面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人。 一条路的两侧，两种人生走向。 最直观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说差距。谢超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所在的投行，员工入职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万年薪，扣完税也有六七十万。即使面临大幅度降薪，一个月税后工资也有3万多。 至于未来的银行工作，徐凯向在其中工作的学长打听过，第一年税后月收入不到1万。他发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块够一个人活，但要是有婚恋打算的话，挺难。”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稳定，但想到未来的收入，“有些恐婚”。 从本质上来说，这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多位受访者表示，对于“去能力化”的担忧是他们之前很少考虑银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节回老家期间，姥爷、舅舅与徐凯长聊，给他普及银行内部的“文化”，打了两剂“预防针”。 “第一针”是银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规，是风险可控，是不要出问题。 徐凯在心中默默翻译：螺丝钉一样的生活，无趣，没有新鲜感，没有挑战性。 “第二针”，银行是一个重视“人”远高于“事”的环境。 长辈们语重心长，告诉徐凯工作以后要转换思维，高度可量化的考核体系不会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国建设银行曾披露过一个反映各岗位竞争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图，越靠近塔尖，岗位的报录比越高，而岗位的热度和其在体系内的受重视程度紧密挂钩。塔尖一层的职位有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财务会计部等。 透过面试流程和选拔标准，徐凯逐渐感受到“银行体系”的特点。 在徐凯参加过的银行招聘中，一个常见的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更多是软实力”，比如面试者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相较于过往的专业实习经历，候选人的学生工作经历甚至是兴趣爱好更受关注。 他还注意到，银行招聘中，面试官以男性居多，穿着一套规矩的西装，“整体气质很稳。” “去能力化”的结果是跳出银行体系很难，“进去就出不来了”。想到未来的生活，徐凯“一眼望得到头。” 走上一条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徐凯是出于无奈，也有的人是主动选择。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陈墨，在今年秋天将入职“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资投行实习过半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认清投行的“B面”的过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无人性”的工作节奏。那半年，陈墨每天8、9点起床，“干到12点闭眼，一周7天都是这样”。除了加班，还有不计其数的出差。公司内部有一个叫做“出差率”的指标，计算方式是出差天数除以工作日总数，他所在业务组的平均出差率高达105%。 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身体的变化是看得到的”。实习半年，陈墨胖了20多斤，因为完全没时间运动，“每天凌晨回到家，简单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运动？第二天还要上班。”脱发，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扰。 被迫改变的还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陈墨几乎在朋友圈消失，偶尔和朋友见面也都是约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出门一定带着电脑，随时待命。 他观察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惫，“眼里真的没有光”。他记得一个入职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国外工作的男友时隔一年回国，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边的饭馆和男友吃个饭。不凑巧，那天工作特别多，同事实在走不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反反复复按亮手机看时间，“都要哭出来了”。到了晚上10点，工作还是没做完，陈墨看到同事出去打电话，回来时眼睛发红。 职位更高的人从工作中收获的价值感同样有限。一位在一家顶级外资投行任总监的学长曾向陈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虚无和悲凉，“你可以把金融市场当成一个游戏，玩赢了获得游戏币，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让自己沉浸在游戏里面，不敢想太多。” “门口早餐店卖煎饼果子的大妈可能都比我有活着的实感。”陈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语间的萧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填饱一些人的肚子，还能收获对方的一个笑容。” 陈墨也不认同很多人所说的银行“去能力化”。在他看来，能力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国有银行总行的党委办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当地省分行的行长都会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说这种工作不好吗？你能说这种能力不重要吗？” 意识到投行在高薪光鲜之外的另一面后，像陈墨这样果断作出选择、切换道路的人不在少数。在北大学经济的赵漾曾在一家工作强度和薪资同样出名的投行实习了一年多，最后“身体绷不住了”，胸闷心悸、寻麻疹、肠胃炎全都找上门，断断续续住院一个月。出院后，她很快提出辞职，一心一意准备银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发现，另一条路也不好走。银行对于应聘者有着非常明确的偏好—— “硕士，党员，北京人。”赵漾言简意赅。 秋招期间徐凯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关于“预期” 徐凯有记日记的习惯。工作尘埃落定后，他收拾房间，翻出了本科和硕士期间的厚厚三大本日记。 第一本记录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后如愿以偿进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财经类高校，读金融学。翻着日记，第一次穿西装拍职业照的兴奋、第一次到证券公司面试前的紧张一一浮现。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记在第二本。 他曾详细记录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的“coffee chat”。对方谈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国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飞人，住高级酒店，吃人均几千的西餐，与身价数亿的企业老板打高尔夫，和国企高层觥筹交错——都令他心驰神往。 看着熟悉的字迹，但字里行间那种带着懵懂的热忱已经远去，徐凯感到恍惚。 随着他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日记也写到了第三本。 他逐渐见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比如对优绩主义的推崇。尤其是进入2023年后，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开始推行末位淘汰机制，“听到的第一秒会觉得好残酷，但再一想，从这个地方听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几个月间，徐凯记日记的频率不高，因为忙，也因为“丧”。他说，就像面对股市，入局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信心，但一步步走下来，绝望的情绪顺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个秋招期间最忙的一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他面了四家公司，从北京的东边到西北边再到南边，面试之间的时间几乎都在地铁上度过。晚上赶末班车回到宿舍，他筋疲力尽，第二天醒来后记下了这马不停蹄的一日。最后他写道，“希望有好结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个offer都没有收到。焦虑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日记中。他会随手记下投递的岗位。回头看时，他惊讶自己当时“什么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镇银行都投过。 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是他收到银行录用通知那天写下的。“仔细想想，天天坐飞机、住酒店，这种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迹凝住，又继续，“是不是？” 他也在日记中梳理过一些关于职业的思考。 “一切都是预期的问题。”他写道。 预期，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当市场环境震荡，从业者的信心受挫，长期预期被重塑。 徐凯的一个同学放弃了一家内资投行的offer，最后考公上岸。同学解释，他听说了太多降薪、裁员的例子，心有戚戚，“与其说刚进去就被开了，还不如努力进入一个稳定的环境。” 徐凯带着感慨写道，“行情好的时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进入鄙视链中位置相对靠上的公司，对未来预期也乐观，觉得年轻的时候累一点就累一点，只要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努力就有意义。但行情变差，行业偏负面残酷的一面凸显，这时选择进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职业的“效用函数”，对一份工作的偏好取决于物质回报、稳定程度、成长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对于包括徐凯、陈墨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高薪、光鲜、富有挑战性和可能性构成了他们曾经对工作的全部想象。但在逐步感受到行业的寒意后，他们开始主动调低收入和成长性的权重，以换取更稳定、闲暇时光更多的生活。 陈墨庆幸及时调整预期，放弃投行后，他久违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 他终于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阳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欢的餐厅从从容容地吃完一顿饭，再看个电影。 为了抓住最后的学生时光，他还报名了学校的交换项目，接受采访时正在欧洲游玩。“你看我现在还有功夫出国玩，我要是还做投行的话就得一直实习到毕业。”隔着7000多公里的距离，陈墨轻快的笑声仍然感染力十足。 转换轨道后，同样有人满意，有人彷徨。 对于有朝一日跳出银行体系，徐凯仍然隐隐抱着一丝希望。他觉得，人只要活着，就还可以折腾。“现在行情不好，我选了一个偏体制内的工作，等到未来市场转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尝试一下？” 但有时，他悲观地觉得那火光终将熄灭。在银行工作的学长告诉他，很多人刚进银行时都更青睐能发挥和锻炼专业技能的前台岗位，比如金融市场部，但工作几年后，纷纷考虑转岗到中后台部门，如财务会计部、人力资源部。学长开玩笑，“都来银行了，既然这么稳定，不如再‘摆’一点。” 徐凯想，说不准他也会变成一只泡在温水里、不想动弹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会上，徐凯和同届同学一聊，发现有人回家乡，进国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没听过的小私企，他心里挺不是滋味，“虽然刚毕业，但有种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觉。” 在聚会上他还见到了几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学姐。“以后就是两个圈子了。”他既羡慕，又隐隐有点别扭，“错开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上一轮被裁的人还没被市场接收完，新一轮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早已甚嚣尘上。眼尖的人发现，一批已经失业或即将失业的中年人，在没有面试可去、又不想在家闲坐之时，选择把星巴克给占领了。 网络图片 在星巴克，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失业？在里面坐的时间长了，这些失业者大多已经掌握了一套甄别同类的方法论—— 这些人总在工作日的固定时段出现，进门找个不打眼的角落圆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还穿着厂里发的文化衫或衬衫，背着黑色背包，打开了mac book，但始终和电脑保持着貌合神离的互动。 “看课程、看工作、看基金、放空和微信聊天同时进行……那这个人，多半跟我一样，也没工作呢。” 曾经的星巴克，是高端商务的不二之选，是初代轻奢的办公场景。那些落地玻璃内手持电脑的人，可以把整个星巴克当成了自己的临时办公室。在这里悠哉喝一杯咖，是一个大城市奋斗白领的标配。 在星巴克里办公，就是成功的浓缩具象。努力奋斗的全部意义，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坐在星巴克里的高级白领。 如今占据着星巴克的，或许还是那一批人。不同的是，他们以前聊创业项目，现在在聊失业补偿和怎么续社保；以前在这里拼命上班，现在则是在假装上班。 作为公认的职场模糊地带，星巴克是失业的中年人掩饰尴尬的绝佳借口。“如果遇到了熟人，大可以说我在见客户或者加班。”听听隔壁桌的商务男女聊的最新业务，还能顺便为下次面试增加点谈资。 这也是失业者联盟最理所应当的聚集地。一杯美式的钱，就能买断一整天的独处空间。带插座的工位、全天候的冷气，提供了办公和放空都需要的舒适条件。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星巴克，你不必担心偶遇突如其来的关怀。大家彼此之间都有不用开口说话的默契，某种程度上又能隔空相伴。“原来大家都这样。” 星巴克永远不会问一个人，你进来是干什么的——这意味着你干什么都可以，也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对失业的人来说，这里承载的不再是职场精英的骄傲，而是他们寻觅已久的一丝喘息。 和午夜的烧烤摊、酒后的拉面馆一样，星巴克也成为失业的中年人假装上班、隐秘又公开的去处。 01 星巴克里的失业者联盟 在星巴克假装上班，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 起初，你会像从前在这里加班时那样，花30块买下一个大杯美式，模拟曾经的职场生活。 后来，你失业久了，开始关注预算，就研究起了星巴克的团购，琢磨着怎么样便宜地买上一杯。 最后，你发现即便不消费，星巴克的大门也永远向你敞开，“就啥也不点了，还会带个保温杯去续个热水。” 第3个阶段，35岁的长沙人风哥在失业的那3个月里，就曾体验过。 他其实没有什幺喝咖啡的习惯，也舍不得买拿铁的30多块钱。于是每次去参加完面试，都会在便利店先买瓶冰红茶，再在面试单位附近找家星巴克，一直到傍晚再回家。 “坐在星巴克里发呆玩手机，也比回家好。回家要么谁都没在，空落落的；要么父母会用‘那种眼神’望着你。” 失业之后，生活圈似乎自动就与还有工作的人划上了一条界限。那段时间里，风哥的社交生活，也多半是和其他失业的朋友一起，带着自备的饮料，在星巴克里聊聊最近找工作的动态。 “都是不怎幺喝咖啡的人，结果失业之后去星巴克去得比上班的时候还勤。” 深圳的财务分析师小哇，3个月前被公司优化后，几乎工作日都在星巴克待着。 她用星巴克作为自己继续规律生活的坐标：每日中午出门，到星巴克点一杯抹茶星冰乐，就着一台ipad，一直坐到下午5点再回家做饭。 “有人问，怎么失业了还有钱去星巴克啊？”但其实，对没了固定收入的前白领说，星巴克才是“量价比”最高的地方。 在星巴克，豆子是现磨的，杯量也足够撑上一个半天，口味不算出色但胜在稳定不会出错。“毕竟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你已经很难找到一个30多块钱，就能心安理得坐一天的地方了。” 网络图片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方便隐形，“容易融化在人群里”。在星巴克，几乎没有陌生人互相攀谈，狭小的桌椅就是天然的社交隔板。半自助式的营业形式，让你只要离开了吧台，服务员就再也不会管你。 而你也能一眼看出，那些对着电脑心猿意马的人大概率跟你是同类，也就和这群“同事”互不拆穿，心领神会。 小哇的ipad里，装的是在淘宝上买的财务课程。虽说是待业充电，但烦躁持续裹挟着自己，实际上常常几天过去还在同一章。“下午3点前会看一看基金，连续3个月都是绿的。” 失业的情况，她没敢同步家人和朋友，人生低谷最怕别人嘘寒问暖。索性独自来星巴克，以避免负面情绪的突然袭击。 她同时也在积极找工作，600多份简历都是在星巴克的桌面上投出去的。一开始是财务方向，不敢要求以前的薪资，过万就可以；后面越投越不报希望，新手干的岗位也投。 但面试了十几家之后，她至今还没上岗。“很多小公司单休、不交公积金，大公司又没有招聘名额，各方面相对合适一些的，又有很多嫌我未婚未育。” 在没失业前，小哇原本计划着今年在深圳买房，都快凑够首付了。但失业后，她彻底放弃了买房生娃的计划。 在星巴克待着的时候，类似的焦虑并没有少一些。“你会羡慕那些来星巴克真的有事业和工作可谈的人。而我在最好、最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低迷，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02 在星巴克躺平可以，失业不行 对一部分中年失业者来说，失业了还要去星巴克，纯粹是一种习惯的延续，和放不下昨日的体面。 今年3月，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的上海广告人James，在即将续上终身合同的当口，被公司告知续不起了，只能把他裁掉。 在精品咖啡遍地的上海，James却在失业之后，比以前更爱喝星巴克了。他决不去一些如今更受年轻人喜欢的品牌，即便它们的咖啡价格更便宜。“那些咖啡都是以前陪同事喝才会买一杯，一喝那个口味，就让我想起当社畜的日子。” 今年36岁的James依旧觉得，星巴克是快消咖啡里是最亲切、最老牌的“腔调”。“只有来星巴克喝个咖啡，才觉得自己还像个白领，我和那些谈业务谈生意的人，还是一类人。” James承认，失业对自己的打击来得还没有那么快，不确定感才是焦虑的来源。所以他宁愿选择去熟悉的星巴克，也不愿因此降低标准再去适应新的场所。 失业之后的中年人，最害怕的，就是确定感的消失。对常去的咖啡馆更是如此。即便出了新的品牌，他们也不会贸然去尝试一家新开的。 哪怕别家有更舒适的沙发，更亲切的服务，更精致的口感，他们还是从玻璃窗户外匆匆路过，夹紧了电脑，低头毅然走进了星巴克。“你只会害怕自己的精神会就此涣散。” 在大城市，放松是一种原罪。而星巴克独有的局促感，就是奋斗的绑腿。 “没工作了还想着去星巴克，说明你对人生还有规划。”从大厂毕业、已经失业一年多的许许，如此评价在星巴克的失业生活。 对大厂人来说，公司楼下的星巴克，犹如大厂的共享分部。新项目的头脑风暴，甚至猎头挖人，都发生在星巴克。再怎么被失业者占领，星巴克的一部分，永远保持着热火朝天。 “越需要差旅越不批，越不批越没订单，越没订单越不批差旅，”一个挂着工牌的中年男性，吸着杯子里的冰块向同事抱怨。”最后我跟老板摊牌，那我明白你意思了。”一直说到最后，也不知道他是否从这份工作中解脱了。 阿里巴巴附近的星巴克，独自发呆的人，与远处火热的商务会谈 在许许看来，大部分的大厂人都是一路优秀着过来的，人生一直十分紧凑。哪怕失业，也不允许自己脱轨，那是一种精确的存在感。“一定程度上，星巴克可以把被裁员，转化为某种主动的gap year。” 这或许也解释了，在星巴克，你连一个埋头午睡的人都很难遇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我仍在学习的安全感，失业才不至于那么难熬。” 网络图片 Ending: 当年轻人离开了职场，第一反应总是远走高飞，“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 而人到中年最不喜欢的，正是惊喜与未知。于是，中年失业者们哪儿也不去，选择主动走进归属之地，只求找回那个熟悉的空间与气氛。 这种确定感，曾经是他们的岸。现在仍是跳出失业潮、重新登陆的下意识入口。 熟悉，意味着可以存放最后的体面。内心期待着明天最好太阳照常升起，而不是收到又一批裁员的新闻推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实验室）
20年前，中国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世界工厂”的经济成就令世界震惊。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两位数。与前三个月相比，今年4月至6月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所下降，尽管高出2021同一季度，但只是勉强超过。 经济究竟为何下滑？经济学者们给出了类似的解答：对抗新冠病毒的防疫封锁措施影响了工厂的运行和出口。他们说，这些挫折加剧了中国最大型的房地产商的经济困境，也让2021年遭遇政策打压的中国明星科技公司继续受到冲击。 中国的经济规模为1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今年前三个月相比，中国经济4月至6月GDP环比萎缩了2.6%。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执行总监兼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在中国一些城市爆发，中国经济自2月份以来出现了受到干扰的迹象。”他说，工业生产、零售和港口运作问题突出。 比斯瓦斯说：“4月和5月期间，零售业和工业生产因此受到的干扰相当严重。4月期间，上海的港口运营和物流也受到严重干扰。” 上海是中国的主要港口城市。中央政府4月份对其下令封城。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接近10%。到2019年，年增长逐渐放缓。疫情的第一年2020年，经济增速下降到2.2%，去年反弹回8.1%。 就业和消费压力 中国民众已经对封城措施感到疲倦。4月，中国失业率超过6%，与之相比，2021年底的失业率接近5%。分析人士说，年轻就业者和小公司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美国之音本周在北京、上海和长沙联系到的民众表示，他们了解就业的困难局面，但觉得自己的工作还算稳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时尚产业进口商表示：“至少我不知道我周围有没有失业的朋友，我也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抱怨。” 在香港任职的法国投资银行Natixis的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西亚（Alicia Garcia Herrero）表示，中国消费者现在的支出低于正常水平，因为他们在强制封锁期间无法外出，或者担心最终会因失业而减少收入。 艾西亚说，尽管中国的封城措施有所缓解，但6月份的零售额仍以3%的低速增长，这表明“市场情绪非常消极，可支配收入增长非常缓慢”。 她说：“很明显，各个家庭的情绪仍然非常消极，可能是因为大规模（核酸）筛检仍然普遍存在，人们对未来是否再次封城感到不确定。” 房地产、科技和全球信心的倒退 去年，由于房地产和科技产业的问题，中国经济已经举步维艰。 咨询公司协力管理咨询（Dezan Shira & Associates）表示，去年，许多中国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开始拖欠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该公司表示，现在，通过“预付模式”购房的业主开始拒绝支付未完工房屋的按揭贷款。 在科技领域，中国监管机构从2020年底开始打击中国那些最强大的公司，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和社交媒体巨头腾讯。监管机构的理由是为了防止垄断和保护数据安全。 新加坡CreditSights研究公司高级分析师曾竹君（Zerlina Zeng）表示，中国经济不景气令世界市场担忧，因为复苏的“上扬幅度”没有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那么明显。她还说，业主不支付按揭付款威胁到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高价值资产。 中国出口运输和制造业的中断，已使世界许多地区的供应链变得不稳定，进而加剧了通胀和对衰退的担忧。 经济能否峰回路转？ 中央官员正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试图再次推动经济发展。曾竹君说，中国的GDP已经显示出复苏的迹象。她说，对水泥和汽车（包括电动汽车）的需求已经上升。她还说，政府官员也在放松去年对科技行业的强硬立场。 “总的来说，我们在本季度看到了更好的宏观前景。”她说：“我们认为，（经济）肯定会复苏，但复苏的上扬幅度不会像市场在今年第一季度预期的那样好。” 曾竹君说，未来的任何封锁措施可能都针对的是社区，而不是像今年早些时候政府所做的那样针对整个深圳或上海。但她警告说，中国今年经济增长5.5%的目标“非常有野心”。 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上周发表了一篇由投资银行专家撰写的社论，文章预测7月到9月的经济将同比增长5.3%，今年最后几个月经济会同比增长5.9%。
公众不知道摩擦性失业在描述什么，但是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摩擦，这是这个词在社交媒体热议的原因。 2022年7月15日，国新办举行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二季度就业形势总体改善，但青年就业困难问题仍较突出。6月份，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攀升至19.3%，处于2022年以来较高水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答记者问时称，青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加上受到疫情影响，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摩擦性失业”这个原本冷僻的、只在学术文章中使用的词汇，一下子成了社交媒体讨论的对象。百度指数的统计显示，在7月14日之前，百度指数每天的数量是在500以下；但是，这场新闻发布会之后数据飙升，7月15日当天就达到了3105，此后持续升温在17日达到了17871，尽管在18日热度有所下降，但还是维持在14671的高点。 为什么“摩擦性失业”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界对于这种失业困境是不是摩擦性失业存在争议。 摩擦性失业是和结构性失业相对立的一个概念。通常而言，摩擦性失业是指当人们放弃原来的职业再寻找新的工作，可能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而出现的失业状况。而结构性失业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各种形式的“不匹配”所引发，因而持续性的时间可能更为长久。 比如说，劳动者由于某些原因从单位离职，因为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他无法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就形成了短期失业。必须指出的是，劳动者短期失业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是基于劳动者本身的自愿——比如说我在这家公司干得累了，想换个环境，通常来说上家和下家之间不可能做到完美衔接，总有一定的空档期，而这就属于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则不然，它指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的各种不匹配所导致，这种不匹配可能是由新的就业机会和劳动力技能之间的错配形成，也可能是就业机会的地区差异形成，还有可能是因为某些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失业。 回顾历史，近三十年来中国经历的最大的一波结构性失业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企下岗，很多工人从原来的岗位中离开，甚至永久地退出了就业市场。 经济学上之所以要对失业类型进行区分，是想通过失业的特点和基本因果机制等来对失业进行区分，然后针对各种不同的失业提出合适的对策。 如果是摩擦性失业，政府就不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学界通常认为，摩擦性失业是一种过渡性的、短暂的失业形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如果是结构性失业，则意味着政府要在有些方面发力。 那么，中国目前的失业，是不是属于摩擦性失业？通常来说，每年的6-7月份的确是青年失业率的高点，原因是这个时候恰好是毕业季，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涌现市场。2020年7月的青年失业率是16.8%，2021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15.4%，不过，即便有这个规律，今年6月份的19.3%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还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 这种创历史新高的城镇青年失业率是摩擦性失业吗？现在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一是因为摩擦性失业通常是劳动者主动调整工作岗位而引起，但目前的城镇青年失业率上升尽管可能有工作调整，但不少恐怕不是主动调整而引起。如前所述，6月份城镇青年失业率高是因为受到新增大学毕业生的影响，然而，最近三年还是叠加了其他因素，比如说旅游、餐饮等行业受疫情防控影响几乎是全行业亏损，从业人数大幅度下降。一些行业萧条，而新兴行业又没能容纳更多的就业者，那么这种失业应当属于结构性失业而不是摩擦性失业。 当然，这是学界对结构性失业还是摩擦性失业的讨论，学界讨论其实不大可能引发社交媒体的关注。更可能的原因是，公众对当下整体的就业状况产生了一种情绪，认为有关部门将现在的失业界定为摩擦性失业，是不太愿意正视失业的现实。 历史上政府对待“失业”现象时，确实也有不少词语加以回避：在80年代用“待业青年”来指代那些无法在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人，在90年代末用“下岗”形容那些无法继续在岗位工作的人，在现代很多公司甚至使用“毕业”来指代那些被辞退的员工。 但对于绝大多数公众而言，失业就是失业，他们并不知晓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区分，也不在乎这种区分，他们只是感受到失业带来的痛苦。公众不知道摩擦性失业在描述什么，但他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摩擦，恐怕是这个词在社交媒体热议的真正原因。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