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育兒日記（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賺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主打「口號」是改革。然而，從當局最近一段時間發出的密集信號來評判，此次三中全會的所謂「改革」，可稱之為「戴著鐐銬的改革」。 三中全會和改革劃等號，始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並把工作重點從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後，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出台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兩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乃至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錯的改革方案。由這個簡單的回顧可看出，不是歷屆三中全會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後來，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會，倘按以前慣例正常舉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確立會期。外界不清楚當局拖延舉行的背後玄機，但也因此吊足了人們的胃口，對三中全會做出各種猜想。當局則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始唱起改革的調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這使一些敏感的觀察家覺得，當局如若舉行三中全會，大概會舉改革旗號。 中國走到歷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斷，還不只是當局的文宣，而是中國目前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岔路口，當局必須再次借重改革「名號」，挽救民心，提振士氣，走出困境。前面說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提出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目標本來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因為中國的器物文明看起來相當現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後，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處於前現代階段，充其量在現代化的早期。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准了脈，開出的藥方也對症，輿論一度認為，按照這個決定「下藥」，中國的制度現代化，即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望在規定的時段大體實現。 然而，事與願違，雖然當局高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實質內容。10年下來，中國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沒有向現代化邁進半步，反而在加速後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黨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時代，中共的黨專政全面惡化，獨裁復辟，江胡時代處於某種萌芽形態的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被完全掐滅，領袖取代黨號令天下，黨專政和寡頭共治走向個人專權。在一人統治下，中國確實如當局所宣稱的，在「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可卻和改革沒有半毛錢關係，或者乾脆是打著改革旗號的反改革，其後果也就有目共睹：經濟蕭條，社會迷茫，信心崩潰，官員躺平，無論對個人前途還是國家未來，多數人都喪失了前行動力。 現在的情形是，有錢人忙著移民，轉移資金，底層民眾和中產階級也想方設法，哪怕用走線方式也要潤出這個國家，市場和社會的信心即便在國門重開，生活重回常態後，依然沒有好轉。原因在於，整個國家的結構體系經過當局10年的強力改造，不論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官場、輿論生態，和10年前比，大相徑庭，在這種大趨勢面前，人們直觀體認到，在可見未來，不會有改善。儘管多數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現狀，可對當權者來講，社會了無生氣，民眾失去憧憬，也不是其樂見的，因為這對其統治不是好事，即便人們不起來反抗，也表明政權的道德感召力不夠。而當局如今又特別在乎這點。 當局欲借「改革」給社會打強心針 事情並不止於此。中國社會死氣沉沉的表象下，從黨內到黨外，從精英到草根，從官員到農民，不滿的情緒正在孕育和增強，局部抗爭始終存在，這10年從未被撲滅，儘管遭遇壓制。這對當局的統治，對它給民眾畫的大餅，以及和美國西方的對抗，非常不利。當局或許意識到，再這樣下去，統治前景堪憂。所以，在強力管控的同時，要給市場注入一點信心，給民眾一點希望，讓經濟恢復一些活力，在當局看來，藉助三中全會，重啟改革信號，用改革這塊招牌，可以給社會打一劑強心針。 另從民眾和市場的角度看，三中全會一再推遲，也帶來一種幻覺，以為黨內存在改革和保守兩種力量的較量，被壓制的改革派利用當下的經濟困境和人心思變，敦促當局順應民意和歷史大勢，發動改革，解救目前困局。過去幾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員和體制內學者出來呼籲，必須進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時有兩派鬥爭的消息流出。特別是資深改革派學者周其仁5月被選中參加由習在山東主持召開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似乎坐實了三中全會會改革的看法，一些評論把這次座談會解讀成當局為三中全會進行改革吹風。 進入7月，中共當局開足馬力宣揚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會比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並特別點名是由習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言下之意，在中共歷史上，二十屆三中全會會是又一次劃時代的改革盛會，當局將對改革進行又一個通盤、全面的規劃。6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已經公告了這點。從官媒和學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這次全會在某些具體領域，會有政策的突破，比如關於財政體制改革，針對中央地方關係進行調整；在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許農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場自由流轉等。 然而，這次改革儘管號稱進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鬆動，黨的控制力度有所減弱，社會整體的嚴厲氛圍有所緩和，基本緣木求魚。何以如此評判？政治局會議說得非常明白，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總結和運用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貫徹六個原則，其中第一條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這並不是當局第一次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之前習講過多次， 「改革開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那麼，什麼是改革的正確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會主義，用習在企業專家座談會的話說，「改革無論怎麼改，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等根本的東西絕對不能動搖」。 無論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絕不能動 換言之，當局為這次三中全會改革定的基調和劃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等根本性問題，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場、步驟等重大原則問題，是絕不允許跨雷池一步，犯顛覆性錯誤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尤其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說白了，無論改什麼、怎麼改，政治上的一人專權，是絕不能變的。在這個前提下，為解決目前遇到的經濟困難，可以有限度地針對具體問題放鬆某些控制，收縮一點政府權力，但這樣一來，當局強調的改革要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著力破解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和結構性矛盾，也就成空話。 因此，這次改革實際是戴著鐐銬的「改革」，即便它在經濟政策上有某些具體突破，由於政治的緊箍咒依舊，不會帶來社會信心的根本扭轉，中國依然面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外界等待中共20屆三中全會舉行，但是10月沒有開，11月依然沒有開，12月肯定也不會開。一是11月的政治局會議沒有預告要在12月開，而按慣例，全會召開政治局會議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種會議特別多，像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等，如果舉行三中全會，很多年度工作總結會議就得挪時間。 三中全會開與不開，當然取決習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個印象，習近幾年對開會有點隨心所欲，沒有規律可言。該開的會不開，該在某個時間舉行的會在另一時間舉行，有沒有這種現象？有。但是，把時間拉長點，會發現，習對各類會議的召開還是大體遵循他定的規矩。比如，中央全會每年舉行一次，政治局會議每月舉行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每周舉行一次，習基本守規，有時因為有事，一年之內，會有一到兩次政治局會議不會召開。習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財經委會議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這些會議一樣，有規定一年中要召開多少次，但從過去10年看，每年的會議次數出入不大，只是會議的具體時間看似很隨機性。人們之所以覺得習不按規開會，可能與此有關。 三中全會為一帶一路、拜習會讓路？ 事實上，在中共幾代領導人中，習比他的前任更重視規則、紀律，凡事都要講規矩。當然，這個規矩是由他定的。但這是不是說，他只用這些規矩去約束別人，自己卻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現出他遵守規矩的樣子，不能讓同事和下屬認為他不守規。但習確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規矩束縛了手腳，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機動和靈活性。好比搭一個框架，習的活動不會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內怎麼做，就隨他的時間和心情而定。換言之，他會按規定一年或一月當中開幾次會，但具體什麼時候開，由他來決定。 這樣看來，習也許認為今年2月已經舉行了二中全會，沒有違反黨規，因此，如果沒有時間，可以不開三中全會。在10月，中國有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11月又訪美舉行拜習會，並出席APEC領導人高峰會，前者是中國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要彰顯大國威儀；後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領導人雙邊會談，要彰顯領袖地位，都是習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過三中全會，所以為了它們，全會就得讓路。 這似乎可以解釋三中全會為什麼今年開不了。然而，無論時間太緊，還是已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只是問題的一面。2013年2月，也舉行過十八屆二中全會，可在當年11月，還召開了三中全會。所以同樣是習，如果以全會開過為由就不開三中全會，說服力不強。另外，10月和11月雖然時間緊，但假如習堅持要開三中全會，並非擠不出時間。故一定還有其他原因讓習不願開三中全會。 經濟形勢不佳，三中全會開不了？ 這個原因就是當下的形勢，具體說，是今年的經濟表現遠不如市場預期。儘管當局今年真的很拼經濟，對民企外資、消費出口等，出台了許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後勁乏力，於是市場希望三中全會能夠就經濟改革問題出台一個政治決議，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一樣，以政治決議的形式，重新宣示進行全面的經濟改革，以提振市場信心。市場之對三中全會有所期待，跟這個有關。 簡單溫習一下中共全會的規則。每屆黨代會後，5年里一般要開六或七次中央全會，每次全會集中討論一個主題，前兩次討論的是黨和國家的人事及其相關的制度問題，最後一次討論的是下次黨代會的時間和相關事項，這三次全會的主題相對明確，中間幾次則重點討論當年或者一段時期比較突出的政治、經濟、黨建、法律等具體問題。而歷屆三中全會，主題基本圈定在經濟，並且和改革有關。像十六屆三中全會出台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今年的中國社會形勢有點類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只是人們比那時更悲觀。2013年習上台剛一年，很多人對未來感覺迷茫，此前社會就有改革已死的說法，在會前更憂慮在習當政下，改革將死。官方雖透露三中全會要做出一個經濟改革決定，但對決議會出台什麼樣的改革，人們並無信心。然而，在決議公布後，籠罩社會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人們開始振作起來，覺得改革第二春又回來了。當然，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十八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興奮沒持續多久，隨著習的集權一步步加劇，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所規劃和部署的改革後來並未得到落實，也才釀成今天這種局面。但人總是活在希望當中，一個幻覺破滅後又生出另一幻覺。 三中全會必觸及放權讓利？習做不到 最近幾年，包括體制內的一些重量級學者在內，市場呼籲當局能夠重啟改革拯救經濟。這種聲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來。對經濟界的呼聲，當局似乎表現出某種呼應的姿態，在習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個任務是強調中國會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增加了市場對今次三中全會的想像，希望能像十八屆三中全會那樣，再推出一份重磅經濟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氣。 然而，習很可能不這麼考慮。不是他面對糟糕的經濟形勢，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沒法推進市場所期待的那種改革，因為要推進它，就須回到中國早期的改革樣式。早期改革所以會起到那麼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從政府的角度說，無非是做到了四個字——「放權讓利」，政府（包括黨）向社會放權讓利，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而習時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權力上收，利益上收，從民間再迴流政府，最後集中在中央，在習手上。這是一個逆向過程，是當今一切問題的根源。要重啟改革，必須打破這個逆向過程，再次放權讓利。很顯然，習做不到這一點，誰願意讓煮熟的鴨子飛走？儘管這樣的改革對社會大多數人都有利，可對習和他的小集團不利，除非習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這麼多年證明他沒有，他的認識是，他現在這一套冠以「中國式現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對中國有利，如何如何能讓中國強大。 故而，當下的經濟局面最多能迫使習放鬆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開放上做點文章，用官方的話說，做到制度和規則的對外開放。他在視察上海的講話，雖然表示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要求上海和長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也就僅此而已，根本沒有借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啟改革的政治含義。而這層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經做了。從年初到現在，當局出台的經濟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經夠多的了，該鬆綁的都已鬆綁，該廢除的也已廢除，力度10年來最大，尤其在對外開放方面。再要進一步改革開放，必然觸及制度層面，涉及權力，就如前面講的，需要放權讓利。但習無法做到這點。因此，即便三中全會作出經濟改革決定，也不過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實際的政策和做法不會超出已經出台的。這樣一來，反而會因改革力度沒有突破而讓市場失望，讓人們的信心更加下墜。 可見，這次三中全會，對習就是個雞肋，開不是，不開也不是。開，會提高市場期待，然而實際可能無法滿足這種期待；不開，又生出謠言，讓市場失望。權衡來權衡去，習最終可能覺得今年還是不開為好，把三中全會挪到明年舉行。理由也現成，二月開過一次全會；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開日期。到明年，會有新的焦點出來，就不一定要把全會的主題在定在經濟，從而避開市場期待的重啟改革問題。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21年新年賀詞中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 新華社發表文章，中國優勢成就「最成功的脫貧故事」。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有8億多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 《鄧小平時代》一書作者傅高義反覆強調：因鄧小平而得以脫離貧困的人數，比歷史上任何人都要多，為此他應該得到嘉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回憶錄《應許之地》也說：「中國成功的讓數億人擺脫極度貧窮，實屬人類一大創舉。」 是的，中國實現了全面脫貧。但是，中共總理李克強提醒說：中國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不錯，40年來，中國的脫貧率世界第一。但那是因為此前的30年，中國的造貧率世界第一。中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後立刻取得經濟上的迅猛增長，秘訣就一條，那就是當年官方媒體所說的「鬆綁」。中國人過去被捆綁住手腳，邁不開步子，一旦鬆綁，立刻大步前進。於是很多人驚嘆：這個人走路的速度怎麼增長得這麼快呀。真是奇蹟！ 中國的經濟改革到底是什麼？那就是：「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特點就是，共產黨改革改掉的東西，就是共產黨自己過去建立的東西；共產黨在改革中建立的東西，就是共產黨自己過去打倒的東西。 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二是2007年通過《物權法》。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關稅貿易總協定，該協定簽訂於1948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是該協定的締約國。至於《物權法》，早在1939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就已經通過了《物權法》。由此可見，中共的改革不是別的，中共的改革就是對中共革命的否定。 問題在於，既然中共的改革就是對中共革命的否定，那麼，它還有什麼理由、什麼資格繼續在那裡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義大利學者阿爾曼多·皮塔西奧在《東歐社會主義的失敗》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東歐的各共產主義政權均面臨極其困難的經濟前景，有時還要應付強烈的社會緊張狀態，個別國家甚至不得不應付有組織的反對派運動的發展。但是，它們之所以最終崩潰，主要倒不是由於這些原因，而是因為，它們的領導集團本身以及各個共產黨已經提不出一套既能應付和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各種困難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的辦法。」 阿爾曼多·皮塔西奧這一說明十分重要。我們知道，東歐一些國家早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就開始經濟改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他們都力圖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以期振興經濟，但總是沒有多大成效。爾後他們不得不意識到，要振興經濟，唯有否定他們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選擇，也就是放棄社會主義，重新恢復被他們原來打倒的資本主義；而一旦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就再也無法像過去一樣理直氣壯地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了。為什麼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民眾和平抗議時沒有下令開槍鎮壓？因為他們自知理虧，無法說服自己去扣動殺人的扳機。 中國的情況也與此類似。80年代的中國，民間自不待言。80年代的中共，經濟上的改革派，每每也是政治上的開明派、溫和派、自由派。八九民運就是民間自由派和黨內溫和派自由派聯手的產物。可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強硬派卻用極其殘暴的手段鎮壓下去。從此，中國的改革就走上邪路。 六四後的中國，一方面在經濟上不問姓社姓資，其實就是大量復辟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於是就造就了「中國模式」這樣一種怪胎。今天的中國，一方面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極權專制的強化，成為對普世價值、對人類自由與和平的嚴重威脅。 如何戰勝這個專制怪物，是擺在全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個最嚴峻的挑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