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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赚足了世人眼光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主打“口号”是改革。然而，从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发出的密集信号来评判，此次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可称之为“戴着镣铐的改革”。 三中全会和改革划等号，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并把工作重点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次改革的力度也很大。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乃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文本而言，也是不错的改革方案。由这个简单的回顾可看出，不是历届三中全会都施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愈弱。 本次三中全会，倘按以前惯例正常举行，是在去年秋天，然而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5月确立会期。外界不清楚当局拖延举行的背后玄机，但也因此吊足了人们的胃口，对三中全会做出各种猜想。当局则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唱起改革的调子，到今年2月，掀起了一波改革文宣小高潮。这使一些敏感的观察家觉得，当局如若举行三中全会，大概会举改革旗号。 中国走到历史的岔路口 之所以有此判断，还不只是当局的文宣，而是中国目前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岔路口，当局必须再次借重改革“名号”，挽救民心，提振士气，走出困境。前面说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目标本来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为中国的器物文明看起来相当现代化，可制度文明很落后，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充其量在现代化的早期。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准了脉，开出的药方也对症，舆论一度认为，按照这个决定“下药”，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望在规定的时段大体实现。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当局高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完全抽去了它的实质内容。10年下来，中国的制度尤其政治制度不但没有向现代化迈进半步，反而在加速后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党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时代，中共的党专政全面恶化，独裁复辟，江胡时代处于某种萌芽形态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被完全掐灭，领袖取代党号令天下，党专政和寡头共治走向个人专权。在一人统治下，中国确实如当局所宣称的，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可却和改革没有半毛钱关系，或者干脆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反改革，其后果也就有目共睹：经济萧条，社会迷茫，信心崩溃，官员躺平，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国家未来，多数人都丧失了前行动力。 现在的情形是，有钱人忙着移民，转移资金，底层民众和中产阶级也想方设法，哪怕用走线方式也要润出这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信心即便在国门重开，生活重回常态后，依然没有好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结构体系经过当局10年的强力改造，不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官场、舆论生态，和10年前比，大相径庭，在这种大趋势面前，人们直观体认到，在可见未来，不会有改善。尽管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前途暗淡的现状，可对当权者来讲，社会了无生气，民众失去憧憬，也不是其乐见的，因为这对其统治不是好事，即便人们不起来反抗，也表明政权的道德感召力不够。而当局如今又特别在乎这点。 当局欲借“改革”给社会打强心针 事情并不止于此。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的表象下，从党内到党外，从精英到草根，从官员到农民，不满的情绪正在孕育和增强，局部抗争始终存在，这10年从未被扑灭，尽管遭遇压制。这对当局的统治，对它给民众画的大饼，以及和美国西方的对抗，非常不利。当局或许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统治前景堪忧。所以，在强力管控的同时，要给市场注入一点信心，给民众一点希望，让经济恢复一些活力，在当局看来，借助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信号，用改革这块招牌，可以给社会打一剂强心针。 另从民众和市场的角度看，三中全会一再推迟，也带来一种幻觉，以为党内存在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的较量，被压制的改革派利用当下的经济困境和人心思变，敦促当局顺应民意和历史大势，发动改革，解救目前困局。过去几月，某些前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出来呼吁，必须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海外也不时有两派斗争的消息流出。特别是资深改革派学者周其仁5月被选中参加由习在山东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似乎坐实了三中全会会改革的看法，一些评论把这次座谈会解读成当局为三中全会进行改革吹风。 进入7月，中共当局开足马力宣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改革上取得的全面成就，把此次全会比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并特别点名是由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言下之意，在中共历史上，二十届三中全会会是又一次划时代的改革盛会，当局将对改革进行又一个通盘、全面的规划。6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公告了这点。从官媒和学者透露的信息看，不排除这次全会在某些具体领域，会有政策的突破，比如关于财政体制改革，针对中央地方关系进行调整；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中，允许农民承包的土地在市场自由流转等。 然而，这次改革尽管号称进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松动，党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弱，社会整体的严厉氛围有所缓和，基本缘木求鱼。何以如此评判？政治局会议说得非常明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六个原则，其中第一条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这并不是当局第一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之前习讲过多次， “改革开放也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那么，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方向？也就是，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用习在企业专家座谈会的话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无论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绝不能动 换言之，当局为这次三中全会改革定的基调和划的框框，凡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以及涉改革的方向、立场、步骤等重大原则问题，是绝不允许跨雷池一步，犯颠覆性错误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说白了，无论改什么、怎么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是绝不能变的。在这个前提下，为解决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可以有限度地针对具体问题放松某些控制，收缩一点政府权力，但这样一来，当局强调的改革要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也就成空话。 因此，这次改革实际是戴着镣铐的“改革”，即便它在经济政策上有某些具体突破，由于政治的紧箍咒依旧，不会带来社会信心的根本扭转，中国依然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外界等待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举行，但是10月没有开，11月依然没有开，12月肯定也不会开。一是11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预告要在12月开，而按惯例，全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种会议特别多，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如果举行三中全会，很多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就得挪时间。 三中全会开与不开，当然取决习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个印象，习近几年对开会有点随心所欲，没有规律可言。该开的会不开，该在某个时间举行的会在另一时间举行，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把时间拉长点，会发现，习对各类会议的召开还是大体遵循他定的规矩。比如，中央全会每年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每月举行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习基本守规，有时因为有事，一年之内，会有一到两次政治局会议不会召开。习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财经委会议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这些会议一样，有规定一年中要召开多少次，但从过去10年看，每年的会议次数出入不大，只是会议的具体时间看似很随机性。人们之所以觉得习不按规开会，可能与此有关。 三中全会为一带一路、拜习会让路？ 事实上，在中共几代领导人中，习比他的前任更重视规则、纪律，凡事都要讲规矩。当然，这个规矩是由他定的。但这是不是说，他只用这些规矩去约束别人，自己却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现出他遵守规矩的样子，不能让同事和下属认为他不守规。但习确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规矩束缚了手脚，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机动和灵活性。好比搭一个框架，习的活动不会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内怎么做，就随他的时间和心情而定。换言之，他会按规定一年或一月当中开几次会，但具体什么时候开，由他来决定。 这样看来，习也许认为今年2月已经举行了二中全会，没有违反党规，因此，如果没有时间，可以不开三中全会。在10月，中国有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1月又访美举行拜习会，并出席APEC领导人高峰会，前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要彰显大国威仪；后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领导人双边会谈，要彰显领袖地位，都是习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过三中全会，所以为了它们，全会就得让路。 这似乎可以解释三中全会为什么今年开不了。然而，无论时间太紧，还是已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只是问题的一面。2013年2月，也举行过十八届二中全会，可在当年11月，还召开了三中全会。所以同样是习，如果以全会开过为由就不开三中全会，说服力不强。另外，10月和11月虽然时间紧，但假如习坚持要开三中全会，并非挤不出时间。故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让习不愿开三中全会。 经济形势不佳，三中全会开不了？ 这个原因就是当下的形势，具体说，是今年的经济表现远不如市场预期。尽管当局今年真的很拼经济，对民企外资、消费出口等，出台了许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后劲乏力，于是市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就经济改革问题出台一个政治决议，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样，以政治决议的形式，重新宣示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之对三中全会有所期待，跟这个有关。 简单温习一下中共全会的规则。每届党代会后，5年里一般要开六或七次中央全会，每次全会集中讨论一个主题，前两次讨论的是党和国家的人事及其相关的制度问题，最后一次讨论的是下次党代会的时间和相关事项，这三次全会的主题相对明确，中间几次则重点讨论当年或者一段时期比较突出的政治、经济、党建、法律等具体问题。而历届三中全会，主题基本圈定在经济，并且和改革有关。像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今年的中国社会形势有点类似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只是人们比那时更悲观。2013年习上台刚一年，很多人对未来感觉迷茫，此前社会就有改革已死的说法，在会前更忧虑在习当政下，改革将死。官方虽透露三中全会要做出一个经济改革决定，但对决议会出台什么样的改革，人们并无信心。然而，在决议公布后，笼罩社会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人们开始振作起来，觉得改革第二春又回来了。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兴奋没持续多久，随着习的集权一步步加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规划和部署的改革后来并未得到落实，也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但人总是活在希望当中，一个幻觉破灭后又生出另一幻觉。 三中全会必触及放权让利？习做不到 最近几年，包括体制内的一些重量级学者在内，市场呼吁当局能够重启改革拯救经济。这种声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来。对经济界的呼声，当局似乎表现出某种呼应的姿态，在习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个任务是强调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增加了市场对今次三中全会的想象，希望能像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再推出一份重磅经济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气。 然而，习很可能不这么考虑。不是他面对糟糕的经济形势，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没法推进市场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因为要推进它，就须回到中国早期的改革样式。早期改革所以会起到那么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从政府的角度说，无非是做到了四个字——“放权让利”，政府（包括党）向社会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而习时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权力上收，利益上收，从民间再回流政府，最后集中在中央，在习手上。这是一个逆向过程，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要重启改革，必须打破这个逆向过程，再次放权让利。很显然，习做不到这一点，谁愿意让煮熟的鸭子飞走？尽管这样的改革对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利，可对习和他的小集团不利，除非习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这么多年证明他没有，他的认识是，他现在这一套冠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对中国有利，如何如何能让中国强大。 故而，当下的经济局面最多能迫使习放松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开放上做点文章，用官方的话说，做到制度和规则的对外开放。他在视察上海的讲话，虽然表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要求上海和长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也就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借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启改革的政治含义。而这层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经做了。从年初到现在，当局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经够多的了，该松绑的都已松绑，该废除的也已废除，力度10年来最大，尤其在对外开放方面。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必然触及制度层面，涉及权力，就如前面讲的，需要放权让利。但习无法做到这点。因此，即便三中全会作出经济改革决定，也不过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实际的政策和做法不会超出已经出台的。这样一来，反而会因改革力度没有突破而让市场失望，让人们的信心更加下坠。 可见，这次三中全会，对习就是个鸡肋，开不是，不开也不是。开，会提高市场期待，然而实际可能无法满足这种期待；不开，又生出谣言，让市场失望。权衡来权衡去，习最终可能觉得今年还是不开为好，把三中全会挪到明年举行。理由也现成，二月开过一次全会；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开日期。到明年，会有新的焦点出来，就不一定要把全会的主题在定在经济，从而避开市场期待的重启改革问题。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新华社发表文章，中国优势成就“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 《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反复强调：因邓小平而得以脱离贫困的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为此他应该得到嘉许。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回忆录《应许之地》也说：“中国成功的让数亿人摆脱极度贫穷，实属人类一大创举。” 是的，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但是，中共总理李克强提醒说：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不错，40年来，中国的脱贫率世界第一。但那是因为此前的30年，中国的造贫率世界第一。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立刻取得经济上的迅猛增长，秘诀就一条，那就是当年官方媒体所说的“松绑”。中国人过去被捆绑住手脚，迈不开步子，一旦松绑，立刻大步前进。于是很多人惊叹：这个人走路的速度怎么增长得这么快呀。真是奇迹！ 中国的经济改革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点就是，共产党改革改掉的东西，就是共产党自己过去建立的东西；共产党在改革中建立的东西，就是共产党自己过去打倒的东西。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2007年通过《物权法》。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贸易总协定，该协定签订于1948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该协定的缔约国。至于《物权法》，早在1939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通过了《物权法》。由此可见，中共的改革不是别的，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否定。 问题在于，既然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否定，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继续在那里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意大利学者阿尔曼多·皮塔西奥在《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这一说明十分重要。我们知道，东欧一些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开始经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力图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以期振兴经济，但总是没有多大成效。尔后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要振兴经济，唯有否定他们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重新恢复被他们原来打倒的资本主义；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理直气壮地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民众和平抗议时没有下令开枪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无法说服自己去扣动杀人的扳机。 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80年代的中国，民间自不待言。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每每也是政治上的开明派、温和派、自由派。八九民运就是民间自由派和党内温和派自由派联手的产物。可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却用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下去。从此，中国的改革就走上邪路。 六四后的中国，一方面在经济上不问姓社姓资，其实就是大量复辟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于是就造就了“中国模式”这样一种怪胎。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极权专制的强化，成为对普世价值、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严重威胁。 如何战胜这个专制怪物，是摆在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