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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討論國際政治事件的起因時常用三個術語：恐懼、榮譽和利益，相對於榮譽或者利益，恐懼在修氏看來，常常是引發國際爭霸的首因。事實上，對於中國當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懼來解釋，習近平對政權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擔憂和恐懼，驅使他在政治上採取越來越嚴厲的控制措施，打造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極權政權。 習近平從集權到極權 習近平成為中共核心，修改憲法廢除任期制，大搞個人崇拜，並最終在二十大三連任建立習家軍統治團隊，有多種解釋，一種流行的看法就認為，他要干大事，時間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兩屆任期就結束，留下爛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習自己也常常要求領導幹部胸懷「國之大者」，好像的確干大事的樣子。或許不排除他有這種想法，可以部分解釋他的集權。然而，愈到後來，這種解釋的說服力愈弱。如果說，集權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麼愈到後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換，手段本身也即集權成了目的。因為集權是個重新洗牌的過程，勢必會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權力結構，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資本家會成為失敗者，在過去，失敗者往往人頭落地，現今畢竟披著一件現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於被處死，但財產沒收，鋃鐺入獄是少不了的。 這些失敗的高官和資本家當然不會坐以待斃，會利用各種方式、手段和機會給習近平及其政權挖坑，製造難題，讓習防不勝防。這當然會讓習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懼，恐懼政權不穩，恐懼權力不安，甚至恐懼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險。這種恐懼感越強，就越要強化集權程度，把自己里三層外三層圍起來，確保絕對安全，從而導致集權變極權，手段異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則虛化。 反腐永遠反不完 慣用來確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權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反腐、以等級原則建立的政治規矩，以及對經濟和社會的泛安全化。反腐是習樹立個人政治權威的不二法門。由於中共的腐敗到胡錦濤統治晚期積重難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國，這就給了習反腐極大的正當性，不但會得到大眾力挺，在黨內也會得到黨員乃至一般官員的理解和支持，這可以解釋何以習舉起反腐大旗，腐敗高官一個個毫無還手之力，任憑發落。習借著反腐，大大擴充紀委權力，並在政府層面成立監察機構，將它們牢牢控制在手上，成為打擊政治異己的利器。反腐既然開了頭，就不可能有結尾，所以，習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遠在路上」。 原因在於，以中共幹部隊伍的龐大，在過去幾十年里，積累的腐敗是個天文數字，要在十年內不可能就徹底治癒，現在很多落馬的官員，都是倒查幾年、十幾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況，中共的體制乃是一個製造腐敗的機器，老的腐敗去了，新的腐敗又來，永遠反不完。另外，習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斷敲打官員隊伍，尤其是那些對他心裡不服，暗中有威脅的官員特別是政敵，要他們時刻牢記，他的政治權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戰的，必須服從他的指揮和領導，對他恭順忠誠，否則以腐敗論處。故而，這兩年被查處的高官數量非但未減少，還在增長，這說明，習是有意識地保持一種反腐張力，來震懾官員隊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規矩出自習一人意志 但是僅有反腐還不夠，雖然中共的幹部很難找出沒有腐敗嫌疑的，然而，總不能將所有有腐敗嫌疑的官員都拿下，這是不現實的。如何讓大多數官員都服膺他的領導權威，還得有另外的法子，習想到的是政治建設。本來共產黨的各種建設都帶有政治性，無需在思想、組織、制度、理論等建設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設，並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設的首位。雖然這看似多此一舉，但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習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設在黨內建立一套帶有強烈等級特徵、完全體現其個人意志的政治規矩，以此約束全體黨員和全體官員。中國古人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有人的地方就有規矩，要做事也須有規矩，但是，在一個政治體系中，規矩是集眾意所成，體現的是眾人意志，而非少數人更不是單個人的意志，它約束的對象是體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規矩制定者，才顯公平和公正。 然而，習的政治建設不是這樣，它不是出自眾意，是習一人意志的條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據習的意志搞出的這套政治規矩，也約束上至總理，下至村長的所有大小官員，除習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規矩」監督和約束的。過去的中共政治局，總書記和政治局成員在黨規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總書記只是會議的召集人，好比是一個班幹部集體，總書記只是班長，他和其他班幹部不存在上下級關係，不能指揮指使他們。但習通過政治建設，改寫了這種關係和遊戲規則，他不再是班長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順的權力去領導指揮和調度政治局的那幫班幹部。於是，人們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眾政治局委員要向習交一年的工作總結和學習心得，聽他點評，合格與否。這套政治規矩就變成一套套在官員頭上的政治緊箍咒，每個人都必須服從和遵守，不管願不願意，因為如果不服從，在現行體制下，勢必沒好果子吃，輕得穿小鞋，靠邊站，重則會有某種不可測的後果。在這種威脅面前，官員們當然「自覺」趨利避害，少有敢對習不敬的。 對經濟社會兩手抓 雖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規矩，習仍覺得不夠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員和黨員，對廣大百姓和非黨人士約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個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威通過反腐和立規，是保住了，但還有一個政權安全的問題。政權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權保不住，作為中共政權總代表的習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難保，所以這兩者是聯動的。反腐和立規當然也助於政權安全，然而，要讓政權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權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強各種安全機構的權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採取更多的安全技術手段，來對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別是在重新以發展經濟為黨的工作重心的當下。 習明白，中共政權的根本合法性，取決讓百姓過上好日子，過上好日子的前提是發展經濟，過去幾年的折騰和政治挂帥，讓經濟一落千丈，元氣至今未恢復，大大挫傷了民眾和市場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經濟。但是，面對不友好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人心思變，不能因為要發展經濟就對安全馬虎，放鬆了政權安全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號令大力發展經濟；一方面安全這隻手也閑不住，全民抓間諜，蠢蠢在動。習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就導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領域，對安全的重壓窒息了社會和經濟的活力。外資為什麼撤離中國，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個方面都和習近平對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的恐懼有關，恐懼催生並加劇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規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為其政治權力和中共江山保駕護航，它的後果當然是導致他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階層，包括原本可以作為他統治支柱的紅二代，以及相當多的普羅大眾。和後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資源和手段來表達他們對習的不滿的。習害怕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就更加強化安全保護，而這樣一來讓精英階層也更難受和不滿，又進一步使習恐懼不安，於是雙倍抓緊安全保護不放，以致形成惡性循環。習氏極權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懼中建立起來的。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中共二十大將於16日召開，習近平預料將獲得第3個任期。路透社分析過去10年習近平如何將權力集於一人身，包括加強控制軍隊及官媒，清除被認為不忠的官員，逐漸建立自己成為黨的核心。 路透社10日報導，習近平2012年成為中共總書記後，透過一次性行動或日積月累的方式，將權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將以往中共總書記作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的集體領導，改變成目前被廣泛認為是「定於一尊」的個人領導。 習近平預料將在中共20大獲得第3個任期，成為繼毛澤東後最有權力的中共領導人。報導綜合專家分析過去10年習近平如何鞏固權力： 一、習近平僭越本來屬於國務院總理制定經濟政策的責任，自己主持有關經濟的不同小組，包括於2012年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及後來成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二、透過全面的運動來清洗被認為是不忠、貪污及無效率的官員，之後安插親信擔任相關職位，至今已有470萬名官員被調查。 三、習近平安插親信管理黨內的人事及聘任，包括任命趙樂際為中央組織部部長；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曾是習近平父親習仲勛的下屬。之後在2017年，習近平委任他在清華大學的同學陳希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四、習近平於2015年開始軍隊的改革及裁員，加強控制軍隊。 五、透過持續執行「清洗」運動將不少公安要員及法官被拉下馬來控制國安機構。 六、由2015年起，習近平規定國務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等機構每年要向他彙報。 七、2016年習近平向官媒表示要跟隨黨的路線及「跟黨姓」，自此以後媒體自由越來越少，有關習近平的官方宣傳越來越多。 八、2016年習近平明確了自己「核心」的政治地位，包括黨中央的核心及全黨的核心。 九、2017年中共19大修改黨章，加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中共行動指南。習近平成為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名字寫入黨章的中共領導人。 十、2017年習近平明確黨的領導權威，宣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十一、2018年習近平修改國家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為他終身連任掃除障礙。 十二、中共2021底召開的19屆六中全會提出「兩個確立」，即「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今年秋天，當中共舉行第二十次黨代會時，面對當今中國內政外交面臨的諸多挑戰，準備破例獲第三個任期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是否要為危機重重的現狀承擔責任？擁有九千萬黨員的中共有沒有一個必要的機制對握有最多權力的最高領導人問責？觀察人士認為，這是一個不僅中共必須回答、全中國人民需要了解，也是國際社會極為關注的問題。 「中國經濟面臨一個長期結構性危機，現在看來已經不可避免。」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引述經濟學者有關中國經濟現在可能是負增長的說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加在一起，還有台灣問題、中美衝突、中國跟全世界國家的各種矛盾，尤其是中國威脅，現在已經不是一種杞人憂天的事，」夏明對美國之音說。 「習近平推動個人崇拜、個人集權，」夏明說。「目前事實證明他德不配位，能力也不配位，給中國目前帶來了很多的問題。」 因此夏明認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召開時，或者將面臨黨內逼迫他交出權力，或者他將無法穩固進入第三個任期，「我並不認為他的連任機率超過了50%，我認為，他一直在對半開，50%和50%之間遊離。」夏明說。 中共黨內究竟有沒有一個機制可以對大權集於一身的最高領導人進行問責呢？習近平上台後修改黨章把自己的名字跟毛鄧並列、作為「核心」載入總綱，要求全黨「堅決維護」；與此同時，他又訂立所有政治局委員必須向總書記訴職的規矩，以控制他以下的高層所有領導人。外界會問，他自己的權力將如何「關進」他所說「制度的籠子」里呢？ 夏明認為，中共體制有一個奇特之處，那就是保住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在中共，任何一個個人都無法超過黨的地位。在黨的利益之下，任何一個個人都會讓步。」夏明說。 總書記多不得善終 夏明指出，從中共歷史上看，「大機率事件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最後都不得善終。中共總書記要蓋過黨的命運，或要以己之私替代黨的命運，難度是非常高的。」夏明說。 夏明表示，「如果你看到華國鋒怎麼下台的，或者看到胡耀邦和趙紫陽怎麼下台的，以及為什麼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們不敢突破任期制，這些說明機率其實很高，有多重的原因可能會逼迫習近平最後會全面退休或進行部分交權，也就是把他佔據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還有國安會的主席，十幾個頭銜進行某些分散。我覺得兩種可能性都可能出現。」 換言之，如果中共高層達成共識，認為習近平危及了中共的命運，那他就必須被問責，並可能被整肅。 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歷史顯示，至少三位總書記，一位主席被整肅。總書記鄧小平在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中被當作第二號最大走資派打倒；黨主席華國鋒1980年以全盤繼承毛晚年錯誤為由被迫辭職；總書記胡耀邦1987年被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被迫辭職；總書記趙紫陽1989年因反對武力鎮壓在天安門的抗議學生，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並遭軟禁。 他們的結局是否會發生在習近平身上呢？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認為，習近平的情況跟中共歷史上的這些例子似有不同。宋永毅認為，那些中共領導人被整肅都發生在他們仍受到最高權威或影響力更大派別的制約的情況下，而今天「習近平雖然掛了個總書記的職位，他不是總書記，他是『習主席』啊。」 宋永毅說： 「毛和鄧是有很大區別的；鄧和趙是有很大區別的；鄧和胡的區別當然更大。雖然表面上他們是黨的總書記，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一把手不是趙紫陽，不是胡耀邦，而是鄧小平。毛時代也這樣。鄧小平是總書記，但他不是黨的第一把手，他不是當時的偉大領袖，偉大領袖是毛澤東。」 習控權遠勝華國鋒 宋永毅認為，習近平跟華國鋒當時的情況也不一樣，黨內沒有挑戰習近平權力的反對派。但1978年倡導思想解放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華國鋒面對的是資格比他老的「中共的元老集團 」。 華國鋒雖然是繼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唯一同時出任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解放軍最高職務的最高領導人，但是在當時文革派「四人幫」被「粉碎」、全黨尋找擺脫毛澤東左傾路線的大環境下，從文革迫害中倖存的元老集團得到黨內外支持。 另一個不同與軍權有關。無論鄧小平還是趙紫陽、胡耀邦，他們在被整肅時都不掌握軍權，而華國鋒，「他並沒有完整地掌握軍隊，儘管他是軍委主席，」宋永毅說，「實際掌握軍隊的是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他是鄧小平提拔的。」這對篤信「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共是十分重要的條件。 再次，宋永毅認為，習近賓士下，尤其是新冠清零政策實行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大幅下滑，失業率高達20%，房地產商頻頻爆雷，銀行信用瀕臨破產，但是，「現在的習近平並沒有把中國搞成三年大饑荒，也沒有把中國搞成文革後整個國民經濟崩潰的局面。」 編纂了《中國當代政治史資料庫》的宋永毅認為，在中共建國後的歷史上，真正把黨的最高領導人趕下台的只有一次，即1980年代初作為毛的接班人的華國鋒被迫辭職。而1962年為應對大饑荒造成數千人死亡、黨內怨聲載道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毛被迫退居二線，由務實派出面整治經濟，宋永毅說，那可以算 「半次或三分之一次」，因為 「三面紅旗還是要高高舉起的。而整個黨的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改變。沒有多少年，4、5年過去，毛澤東就發動文革大規模翻案了。」 反觀習近平，他不僅在第一個任期五年內完成了對中國軍隊的大規模整頓，牢牢抓住了「槍杆子」、「刀把子「，還牢牢控制了宣傳機器，並將黨務政務的各種權力統統以中央小組的名義集中到他手裡，成為中共有史以來權力最大的領導人之一。 習「應聘」出面「救黨」？ 現在有一種理論認為，2012年習近平取代前任總書記胡錦濤接掌黨的大權，當時的中共高層達成了一個共識，即共產黨內部的腐敗已經失控，為避免進一步引爆危機、保全黨的地位，習近平是受委託出來整頓中共的。 「『聘請』他來強行管他們共同認為正在醞釀的生存危機，這種危機植根於組織渙散和嚴重腐敗，幾乎威脅到他的接班掌權。」中國戰略集團首席執行長、前中情局中國分析師張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在亞洲協會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說。「習近平接受了他們的背書，並以此將政權的強制機器重新置於黨和他個人的控制之下。」 2012年，中共黨內爆出了被普遍認為會進入下屆常委的薄熙來戲劇性倒台，以及薄熙來的盟友主管安全和情報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當時的普遍認識是在胡錦濤領導下「空轉10年」，黨內腐敗叢生，中共正朝著逐漸失控的方向下滑。「為中國公眾和世界揭開了黨內派系內訌的深度和胡錦濤主席無力遏制的帷幕。」張克斯寫道。 根據這種理論，習近平上台後已經把「黨領導一切」——即把黨的生死存亡、確保黨的執政地位，取代了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硬道理」，成為中共「新時代」「習思想」的核心內容了。 「我同意這一理論，即他被徵召是有目的的。因為他是一個太子黨，來自老革命的高貴血統，所以他有資格這樣做。」 前澳大利亞總理、亞洲協會全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陸克文（Kevin Rudd）說。「其次，在一些元老領導人方面，也產生了很強的悔恨，尤其是反腐運動走得太遠，已經變成了一把雙刃劍，用來清洗任何對他不敬的人。」陸克文補充。 習可能放下部分權力 但元老們的這種「悔恨」遠未到想把習近平拿下的地步。「似乎大多數中共大佬還是同意習近平的觀點，即這幾十年的改革和權貴資本主義產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仍然比習近平毫無約束的權力，對中共統治構成的威脅更大。」張克斯在題為《2022是習近平的恐怖之年嗎？》的論文中寫道。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時政評論家鄧聿文說，雖然現在包括精英階層普遍都對習近平不滿， 但關鍵是300多個有決定權的中共中央委員，他們對習近平的態度如何。 「我覺得這300多人中肯定也有對習近平不滿的，但是也有很多支持習近平的。為什麼？要上位的，要更上一層樓的，他就支持習近平。另外那些不滿的，自己有各種各樣的因素，包括腐敗的等其它因素，他們不敢公開表達，那就視同默認你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除非在20大之前兩個多月過程中，除非某種特別的意外情況出現，否則的話我是看不到習近平不連任的機會的。」 儘管如此，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贊成夏明教授關於習近平「無法穩固進入第三個任期」和「進行部分交權」的說法。根據1962年毛澤東應對黨內批評和社會危機的做法，「習近平做一定的妥協，然後他交出一部分，尤其是在經濟指導上的權力，是完全可能的。」宋永毅說。 自習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中國經濟出現停滯和下滑以來，總理李克強在公共視野中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多，召開10萬官員會議、拜謁鄧小平紀念銅像呼籲改革開放，出台措施支持民營企業平台經濟發展，落實穩經濟的一攬子政策。 但宋永毅認為，「這是個正常的調整，跟現在說中共會發生政變的傳言毫無關係。」
權力是只怪獸，民主國家想方設法把它關在籠子里，但在中國卻反其道而行，習近平花了十年時間將其極大化，十九大修憲取消任期制，打破七上八下隔代接班規律是其濫觴，即將到來的二十大則將完工驗收，由於權力行使充滿著任意性，結果就是製造出最具中國特色的惡意螺旋。 惡意螺旋堪稱光怪陸離，有些令人噴飯，有些則令人毛骨悚然。先看輕鬆的，河北唐山發生暴力犯罪，因性質惡劣在網上激起民憤，結果觸動了敏感的維穩神經，於是展開全網封鎖，公安一度作態鼓勵舉報，有發展為引蛇出洞陽謀的可能。 於是乎有女鄉民被道歉的視頻瞬間爆紅，她的道歉聲明字字衝擊體制，刻畫出中共治理下的荒謬景象，被定性為「惡意道歉」而遭封殺，這裡只小引一段，她說：「對不起，我錯了，我不應該發布不實言論的視頻，簡直忘了端誰的飯碗了，我不應該忘了蛇鼠一窩，我其實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今後我將團結在以官方為中心的周圍，高舉美好生活的大旗…」，於是唐山四女的命運，又像鐵煉女一樣被社會所遺忘。 惡意螺旋還有更奇葩的，河南村鎮銀行發生近400億人民幣存款掏空事件，存戶討債維權遭到集體紅碼禁足，官方迄今不理不睬，極可能釀成為銀行擠兌金融風暴，與此同時，官方為了刺激房市覓財源，想出拆遷發房票的老把戲，允許以小麥大蒜折抵頭期款，千方百計誘使農民進城買房生娃，官方動員遊說以評績效，老百姓萬一被查出有大額存款不買房，就會被判定具有惡意而受整治懲罰，建國七十三年前夕，人民彷佛一夜之間又回到改革開放前，那個集中分配，以物易物，憑票度日的計畫經濟時代。 為了加強與西方反華勢力的鬥爭，習近平只能抓緊權與錢，一手槍杆子，一手刀把子，集權大概不成問題，但抓錢存在非常現實的困難，極端清零政策逼得政府財源枯竭現了形，若干省會城市已經公開宣布放棄普篩，公然與核心唱反調，有些省市則成立「減薪辦」，拿公務員開刀，這可是動搖統治基礎的殺招，李克強雖急，也拿不出什麼錦囊妙計，中央沒錢，地方只好另想賤招，東北最大的邊境城市丹東，過去靠轉移支付度日，現在靠罰款支撐財政缺口，國務院三令五申禁止亂攤派，仍然阻止不了地方政府向下割韭菜。 這一切的亂源，都來自於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治理模式，官方宣稱這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誰不服，一概定性為惡意破壞團結，必須從嚴處理，如何處理呢？習近平有最高指示，他常把依法治國掛在嘴邊，但他的法具有高度的任意性，人民往往因認識不足而跟不上，中國卶因此陷入無所適從的惡意螺旋中，只能等待著下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了。 （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近期在資本、教育、藝文等多領域展開監管、整肅。國內學者分析，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大召開前藉由這些手段，昭示第三任期的施政目標、彰顯自身權威；各部門則趁此表現。 中共去年底開始展開「反壟斷」行動，如螞蟻金服等網路科技企業遭受整頓，而在今年七一建黨百年慶祝活動後，叫車平台滴滴出行被查、教育「雙減」政策攻陷補教業、逃漏稅的「劣跡藝人」被封殺等，監管風暴席捲各領域。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時分析，這些被整肅的領域背後都牽涉貧富差距、貪腐，甚或外部勢力、精神文明污染的價值問題，自然成為中共20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各部門爭相競逐、表現的機會。 寇健文指出，中共中央已宣布11月在北京召開的19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將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這顯示，中共20大過後，習近平勢必在第三任期形成一套高度權力集中、一元化的黨國體制。 他認為，習近平未來這段時間的施政目標，就是19大時提出的－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本質即是「社會主義革命」以及「民族復興」，所以在此之前必須消除各領域雜音，維持黨乃至國家、社會的純潔性。 寇健文表示，對習近平而言，在內外情勢下，當務之急是處理貧富差距、貪腐，以及外部勢力。而隨著20大時間漸漸接近，各部門勢必爭相表現、投習近平所好，因此各種強烈的整肅行動便席捲而來。 政大東亞研究所所長王信賢則進一步指出，受到中美關係惡化等外部因素影響，中共20大前的各項行動仍保持「維穩」基調，因此監管領域以內政為主。 他表示，當前有許多分析將這次風暴比為「新文革」、「新土改」，其實並不準確。 王信賢指出，這些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推行的政治運動，多半源於毛澤東當時的權力遭受挑戰。相反的，習近平如今不但權力穩固，更是透過這些行動測試社會底線，也利用各部門競逐，觀察有哪些官員表現突出，而當行動開始偏激時，習近平則可出面拍板平息，藉此彰顯威望。 他認為，這一切只是開始，越靠近中共20大，相關的行動只會越來越多。 寇健文則提到，在習近平高度集權的狀況下，「習派」內部勢必也會為20大人事有所競逐，各山頭之間是否利用對於民間的監管相互敲打，值得觀察。
在中國共產黨七一百年建黨紀念日前夕，中共中央出版了《習近平關於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2021年版）》。書中收入習近平今年一月的一個談話，他在其中批評官員只等待他的書面指令，而不願積極行政。這是習近平對這個問題近年來少有的表態。但有專家認為，習近平的批評與中國政府的政策前後矛盾，有把中共官員當作「政治機器人」之嫌。 習近平在這次講話中不僅批評官員消極等待他的書面指示，還說有些官員只知道說場面話，不幹實事。 集權過程中的矛盾現象 習近平在這麼說的時候，似乎忘記了兩年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這個條例明確規定，下級黨組織向上級黨組織，黨員、領導幹部向黨組織就重大事項請求指示或者批准。 條例印發後，中共中央辦公廳還對媒體表示，這個條例有利於解決有的地方和部門請示報告意識不強、內容把握不準、程序方式不規範，以及一些黨組織在請示報告上打折扣、搞變通、不實事求是等問題。 這種規定在外界被看作是中共集權的一個步驟，它很大程度上也綁住了中共各級官員的手腳。而習近平這次的談話似乎又要為官員鬆綁。 對於這種明顯的前後矛盾，一位曾在中共體制內擔任過地方官員的先生匿名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這種現象在習近平近年集權的過程中不難理解，「它（黨政體制）在這種極端的權力掌控和相互鬥爭當中，發展到目前這樣一種狀態後，他們自己都很難去把控一個準確的方向，只是在鬥爭過程中隨機地去應對，它沒有一個長久的政治形態。」 官員首先是人 習近平似乎是想解決近年來中國政府自己明裡暗裡都承認的懶政怠政問題。這種問題自習近平掌權以來，越來越受到外界的關注。輿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上台伊始展開的大規模反腐，讓中共各級官員投鼠忌器，不敢亂說亂動，很快演變成各個政府部門懶政怠政的現象。 「一旦絲毫涉及到一點點人事、經濟或業務方面的問題，就會推諉、扯皮，或者找不到人，其實問題本身可能很簡單，」前述那位先生觀察到，反腐敗造成的懶政現象在2013至2016年期間在中國政府系統內部的各部門都表現得很突出。 他說，「事實上有一個潛台詞，就是所有人都不幹凈。」 這種懶政怠政的現象近幾年仍在延續。中國「新公民運動」的創始人許志永在2020年元旦發表的新年獻詞中就警告說，中國政府官員懶政怠政的現象是普遍的。 「官員和黨員都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幹部、群眾。作為人，他們在這個社會當中要明確地看到自己的將來和願景，如果他們對這個社會已經沒有希望了，你要他們去積極做事、積極從政，這是非常困難的，」前述那位先生分析說。 他強調，現在中國面臨著很多新問題，包括新冠病毒、國際社會對中國警惕，以及其他方面的急劇變化；但在這種變局中，中共政府展現的方向卻讓人絕望。 「（中共）中央引導的方向越來越遠離人們基本的認知以及過去形成的價值觀，要塑造新的價值方向，這一點上又類似於過去文革的方向。」 政治與行政的張力 但美國明鏡新聞集團總裁何頻認為，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懶政，而是習近平對中國官員提出了過高的要求，「現在習近平過於焦慮，他把官員不當做人看待，而是當作他自己心目中的政治機器人，想無限制地要求他們做得更好更多，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方向。」 習近平上台之後不久，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改革了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工作的辦法。中組部當時告訴媒體說，改進政績考核意味著對官員的壓力更大、要求更高。 「他們壓力過大，一個是工作上的壓力，有政績上的要求，上級還不斷調整，還有責任制，出了什麼問題，還需要問責，」何頻這樣分析說。 他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參照西方國家，不要給官員施加過高的壓力，而應以專業性要求為主。 但英國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中國政治的博士後桃李(Holly Snape)認為，在習近平的觀念里，政治始終是放在首位的，只是這種政治上的要求，比如」兩個維護「，與官員們專業化的行政工作存在張力。「因為做工作需要有創造力，需要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努力去揣摩『政治規則』，自然難以保持創造力，而只能盡量保守，」她向本台分析說。 她強調，雖然習近平要求官員把「從嚴治黨」的政治性要求體系化地融入行政體制，但兩者之間的根本張力難以解決。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共產黨已經下定決心要改變執政的規則，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