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讨论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时常用三个术语：恐惧、荣誉和利益，相对于荣誉或者利益，恐惧在修氏看来，常常是引发国际争霸的首因。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恐惧来解释，习近平对政权安全和自身政治地位安全的担忧和恐惧，驱使他在政治上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控制措施，打造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极权政权。 习近平从集权到极权 习近平成为中共核心，修改宪法废除任期制，大搞个人崇拜，并最终在二十大三连任建立习家军统治团队，有多种解释，一种流行的看法就认为，他要干大事，时间短了不行，事情尚未做完，两届任期就结束，留下烂尾工程，所以不能有任期限制。习自己也常常要求领导干部胸怀“国之大者”，好像的确干大事的样子。或许不排除他有这种想法，可以部分解释他的集权。然而，愈到后来，这种解释的说服力愈弱。如果说，集权是手段，干大事是目的，那么愈到后期，手段和目的就置换，手段本身也即集权成了目的。因为集权是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势必会打碎原有的利益和权力结构，很多人尤其是高官和资本家会成为失败者，在过去，失败者往往人头落地，现今毕竟披着一件现代文明的外衣，所以不至于被处死，但财产没收，锒铛入狱是少不了的。 这些失败的高官和资本家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会利用各种方式、手段和机会给习近平及其政权挖坑，制造难题，让习防不胜防。这当然会让习感到非常不安，非常恐惧，恐惧政权不稳，恐惧权力不安，甚至恐惧自己和家族的生命危险。这种恐惧感越强，就越要强化集权程度，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围起来，确保绝对安全，从而导致集权变极权，手段异化成了目的，原有目的则虚化。 反腐永远反不完 习用来确保自身政治生命和政权安全的手段和措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反腐、以等级原则建立的政治规矩，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泛安全化。反腐是习树立个人政治权威的不二法门。由于中共的腐败到胡锦涛统治晚期积重难返，不反腐有可能亡国，这就给了习反腐极大的正当性，不但会得到大众力挺，在党内也会得到党员乃至一般官员的理解和支持，这可以解释何以习举起反腐大旗，腐败高官一个个毫无还手之力，任凭发落。习借着反腐，大大扩充纪委权力，并在政府层面成立监察机构，将它们牢牢控制在手上，成为打击政治异己的利器。反腐既然开了头，就不可能有结尾，所以，习近平美其名曰“反腐永远在路上”。 原因在于，以中共干部队伍的庞大，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腐败是个天文数字，要在十年内不可能就彻底治愈，现在很多落马的官员，都是倒查几年、十几年乃至二、三十年的；何况，中共的体制乃是一个制造腐败的机器，老的腐败去了，新的腐败又来，永远反不完。另外，习也有自己的私心，他要利用反腐不断敲打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对他心里不服，暗中有威胁的官员特别是政敌，要他们时刻牢记，他的政治权威和地位是不能挑战的，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和领导，对他恭顺忠诚，否则以腐败论处。故而，这两年被查处的高官数量非但未减少，还在增长，这说明，习是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反腐张力，来震慑官员队伍，清除有二心的高官。 政治规矩出自习一人意志 但是仅有反腐还不够，虽然中共的干部很难找出没有腐败嫌疑的，然而，总不能将所有有腐败嫌疑的官员都拿下，这是不现实的。如何让大多数官员都服膺他的领导权威，还得有另外的法子，习想到的是政治建设。本来共产党的各种建设都带有政治性，无需在思想、组织、制度、理论等建设上再特意加上政治建设，并且把它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虽然这看似多此一举，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其目的。习的目的就是借政治建设在党内建立一套带有强烈等级特征、完全体现其个人意志的政治规矩，以此约束全体党员和全体官员。中国古人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要做事也须有规矩，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规矩是集众意所成，体现的是众人意志，而非少数人更不是单个人的意志，它约束的对象是体系中的所有人，包括规矩制定者，才显公平和公正。 然而，习的政治建设不是这样，它不是出自众意，是习一人意志的条文化、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根据习的意志搞出的这套政治规矩，也约束上至总理，下至村长的所有大小官员，除习自己。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不受“规矩”监督和约束的。过去的中共政治局，总书记和政治局成员在党规上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总书记只是会议的召集人，好比是一个班干部集体，总书记只是班长，他和其他班干部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不能指挥指使他们。但习通过政治建设，改写了这种关系和游戏规则，他不再是班长而是班主任，有名正言顺的权力去领导指挥和调度政治局的那帮班干部。于是，人们看到，每到年末，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众政治局委员要向习交一年的工作总结和学习心得，听他点评，合格与否。这套政治规矩就变成一套套在官员头上的政治紧箍咒，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和遵守，不管愿不愿意，因为如果不服从，在现行体制下，势必没好果子吃，轻得穿小鞋，靠边站，重则会有某种不可测的后果。在这种威胁面前，官员们当然“自觉”趋利避害，少有敢对习不敬的。 对经济社会两手抓 虽然制定了一套政治规矩，习仍觉得不够安全，它只能管到官员和党员，对广大百姓和非党人士约束的力道就不足。此外，个人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威通过反腐和立规，是保住了，但还有一个政权安全的问题。政权安全如果出了大漏洞，政权保不住，作为中共政权总代表的习近平，其自身政治安全也难保，所以这两者是联动的。反腐和立规当然也助于政权安全，然而，要让政权更安全，不出事，就需在政权安全上下功夫，也就是加强各种安全机构的权力，出台更多的安全制度和措施，采取更多的安全技术手段，来对付不安全的事和人，特别是在重新以发展经济为党的工作重心的当下。 习明白，中共政权的根本合法性，取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过去几年的折腾和政治挂帅，让经济一落千丈，元气至今未恢复，大大挫伤了民众和市场的信心，不得已，要重新去拼经济。但是，面对不友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人心思变，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对安全马虎，放松了政权安全这根弦，所以，外界就看到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号令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安全这只手也闲不住，全民抓间谍，蠢蠢在动。习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导致泛安全化，在很多方面和领域，对安全的重压窒息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外资为什么撤离中国，泛安全化是一重要因素。 以上三个方面都和习近平对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恐惧有关，恐惧催生并加剧了他要用反腐、立政治规矩以及治理的泛安全化，为其政治权力和中共江山保驾护航，它的后果当然是导致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包括原本可以作为他统治支柱的红二代，以及相当多的普罗大众。和后者相比，精英是有雄厚的资源和手段来表达他们对习的不满的。习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就更加强化安全保护，而这样一来让精英阶层也更难受和不满，又进一步使习恐惧不安，于是双倍抓紧安全保护不放，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习氏极权就是在他的一步一步的恐惧中建立起来的。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中共二十大将于16日召开，习近平预料将获得第3个任期。路透社分析过去10年习近平如何将权力集于一人身，包括加强控制军队及官媒，清除被认为不忠的官员，逐渐建立自己成为党的核心。 路透社10日报导，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后，透过一次性行动或日积月累的方式，将权力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将以往中共总书记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的集体领导，改变成目前被广泛认为是“定于一尊”的个人领导。 习近平预料将在中共20大获得第3个任期，成为继毛泽东后最有权力的中共领导人。报导综合专家分析过去10年习近平如何巩固权力： 一、习近平僭越本来属于国务院总理制定经济政策的责任，自己主持有关经济的不同小组，包括于2012年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后来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二、透过全面的运动来清洗被认为是不忠、贪污及无效率的官员，之后安插亲信担任相关职位，至今已有470万名官员被调查。 三、习近平安插亲信管理党内的人事及聘任，包括任命赵乐际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曾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下属。之后在2017年，习近平委任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陈希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四、习近平于2015年开始军队的改革及裁员，加强控制军队。 五、透过持续执行“清洗”运动将不少公安要员及法官被拉下马来控制国安机构。 六、由2015年起，习近平规定国务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每年要向他汇报。 七、2016年习近平向官媒表示要跟随党的路线及“跟党姓”，自此以后媒体自由越来越少，有关习近平的官方宣传越来越多。 八、2016年习近平明确了自己“核心”的政治地位，包括党中央的核心及全党的核心。 九、2017年中共19大修改党章，加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共行动指南。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名字写入党章的中共领导人。 十、2017年习近平明确党的领导权威，宣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十一、2018年习近平修改国家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为他终身连任扫除障碍。 十二、中共2021底召开的19届六中全会提出“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今年秋天，当中共举行第二十次党代会时，面对当今中国内政外交面临的诸多挑战，准备破例获第三个任期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否要为危机重重的现状承担责任？拥有九千万党员的中共有没有一个必要的机制对握有最多权力的最高领导人问责？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不仅中共必须回答、全中国人民需要了解，也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长期结构性危机，现在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引述经济学者有关中国经济现在可能是负增长的说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还有台湾问题、中美冲突、中国跟全世界国家的各种矛盾，尤其是中国威胁，现在已经不是一种杞人忧天的事，”夏明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推动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夏明说。“目前事实证明他德不配位，能力也不配位，给中国目前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因此夏明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召开时，或者将面临党内逼迫他交出权力，或者他将无法稳固进入第三个任期，“我并不认为他的连任机率超过了50%，我认为，他一直在对半开，50%和50%之间游离。”夏明说。 中共党内究竟有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对大权集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问责呢？习近平上台后修改党章把自己的名字跟毛邓并列、作为“核心”载入总纲，要求全党“坚决维护”；与此同时，他又订立所有政治局委员必须向总书记诉职的规矩，以控制他以下的高层所有领导人。外界会问，他自己的权力将如何“关进”他所说“制度的笼子”里呢？ 夏明认为，中共体制有一个奇特之处，那就是保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共，任何一个个人都无法超过党的地位。在党的利益之下，任何一个个人都会让步。”夏明说。 总书记多不得善终 夏明指出，从中共历史上看，“大机率事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最后都不得善终。中共总书记要盖过党的命运，或要以己之私替代党的命运，难度是非常高的。”夏明说。 夏明表示，“如果你看到华国锋怎么下台的，或者看到胡耀邦和赵紫阳怎么下台的，以及为什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不敢突破任期制，这些说明机率其实很高，有多重的原因可能会逼迫习近平最后会全面退休或进行部分交权，也就是把他占据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还有国安会的主席，十几个头衔进行某些分散。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可能出现。” 换言之，如果中共高层达成共识，认为习近平危及了中共的命运，那他就必须被问责，并可能被整肃。 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显示，至少三位总书记，一位主席被整肃。总书记邓小平在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被当作第二号最大走资派打倒；党主席华国锋1980年以全盘继承毛晚年错误为由被迫辞职；总书记胡耀邦1987年被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因反对武力镇压在天安门的抗议学生，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并遭软禁。 他们的结局是否会发生在习近平身上呢？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认为，习近平的情况跟中共历史上的这些例子似有不同。宋永毅认为，那些中共领导人被整肃都发生在他们仍受到最高权威或影响力更大派别的制约的情况下，而今天“习近平虽然挂了个总书记的职位，他不是总书记，他是‘习主席’啊。” 宋永毅说： “毛和邓是有很大区别的；邓和赵是有很大区别的；邓和胡的区别当然更大。虽然表面上他们是党的总书记，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一把手不是赵紫阳，不是胡耀邦，而是邓小平。毛时代也这样。邓小平是总书记，但他不是党的第一把手，他不是当时的伟大领袖，伟大领袖是毛泽东。” 习控权远胜华国锋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跟华国锋当时的情况也不一样，党内没有挑战习近平权力的反对派。但1978年倡导思想解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华国锋面对的是资格比他老的“中共的元老集团 ”。 华国锋虽然是继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唯一同时出任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解放军最高职务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当时文革派“四人帮”被“粉碎”、全党寻找摆脱毛泽东左倾路线的大环境下，从文革迫害中幸存的元老集团得到党内外支持。 另一个不同与军权有关。无论邓小平还是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在被整肃时都不掌握军权，而华国锋，“他并没有完整地掌握军队，尽管他是军委主席，”宋永毅说，“实际掌握军队的是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他是邓小平提拔的。”这对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再次，宋永毅认为，习近平治下，尤其是新冠清零政策实行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大幅下滑，失业率高达20%，房地产商频频爆雷，银行信用濒临破产，但是，“现在的习近平并没有把中国搞成三年大饥荒，也没有把中国搞成文革后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的局面。” 编纂了《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的宋永毅认为，在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上，真正把党的最高领导人赶下台的只有一次，即1980年代初作为毛的接班人的华国锋被迫辞职。而1962年为应对大饥荒造成数千人死亡、党内怨声载道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毛被迫退居二线，由务实派出面整治经济，宋永毅说，那可以算 “半次或三分之一次”，因为 “三面红旗还是要高高举起的。而整个党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没有多少年，4、5年过去，毛泽东就发动文革大规模翻案了。” 反观习近平，他不仅在第一个任期五年内完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整顿，牢牢抓住了“枪杆子”、“刀把子“，还牢牢控制了宣传机器，并将党务政务的各种权力统统以中央小组的名义集中到他手里，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之一。 习“应聘”出面“救党”？ 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2012年习近平取代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接掌党的大权，当时的中共高层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已经失控，为避免进一步引爆危机、保全党的地位，习近平是受委托出来整顿中共的。 “‘聘请’他来强行管他们共同认为正在酝酿的生存危机，这种危机植根于组织涣散和严重腐败，几乎威胁到他的接班掌权。”中国战略集团首席执行长、前中情局中国分析师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在亚洲协会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接受了他们的背书，并以此将政权的强制机器重新置于党和他个人的控制之下。” 2012年，中共党内爆出了被普遍认为会进入下届常委的薄熙来戏剧性倒台，以及薄熙来的盟友主管安全和情报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当时的普遍认识是在胡锦涛领导下“空转10年”，党内腐败丛生，中共正朝着逐渐失控的方向下滑。“为中国公众和世界揭开了党内派系内讧的深度和胡锦涛主席无力遏制的帷幕。”张克斯写道。 根据这种理论，习近平上台后已经把“党领导一切”——即把党的生死存亡、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取代了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硬道理”，成为中共“新时代”“习思想”的核心内容了。 “我同意这一理论，即他被征召是有目的的。因为他是一个太子党，来自老革命的高贵血统，所以他有资格这样做。” 前澳大利亚总理、亚洲协会全球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陆克文（Kevin Rudd）说。“其次，在一些元老领导人方面，也产生了很强的悔恨，尤其是反腐运动走得太远，已经变成了一把双刃剑，用来清洗任何对他不敬的人。”陆克文补充。 习可能放下部分权力 但元老们的这种“悔恨”远未到想把习近平拿下的地步。“似乎大多数中共大佬还是同意习近平的观点，即这几十年的改革和权贵资本主义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仍然比习近平毫无约束的权力，对中共统治构成的威胁更大。”张克斯在题为《2022是习近平的恐怖之年吗？》的论文中写道。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时政评论家邓聿文说，虽然现在包括精英阶层普遍都对习近平不满， 但关键是300多个有决定权的中共中央委员，他们对习近平的态度如何。 “我觉得这300多人中肯定也有对习近平不满的，但是也有很多支持习近平的。为什么？要上位的，要更上一层楼的，他就支持习近平。另外那些不满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腐败的等其它因素，他们不敢公开表达，那就视同默认你支持。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在20大之前两个多月过程中，除非某种特别的意外情况出现，否则的话我是看不到习近平不连任的机会的。” 尽管如此，文革史专家宋永毅赞成夏明教授关于习近平“无法稳固进入第三个任期”和“进行部分交权”的说法。根据1962年毛泽东应对党内批评和社会危机的做法，“习近平做一定的妥协，然后他交出一部分，尤其是在经济指导上的权力，是完全可能的。”宋永毅说。 自习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中国经济出现停滞和下滑以来，总理李克强在公共视野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多，召开10万官员会议、拜谒邓小平纪念铜像呼吁改革开放，出台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平台经济发展，落实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 但宋永毅认为，“这是个正常的调整，跟现在说中共会发生政变的传言毫无关系。”
权力是只怪兽，民主国家想方设法把它关在笼子里，但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习近平花了十年时间将其极大化，十九大修宪取消任期制，打破七上八下隔代接班规律是其滥觞，即将到来的二十大则将完工验收，由于权力行使充满著任意性，结果就是制造出最具中国特色的恶意螺旋。 恶意螺旋堪称光怪陆离，有些令人喷饭，有些则令人毛骨悚然。先看轻松的，河北唐山发生暴力犯罪，因性质恶劣在网上激起民愤，结果触动了敏感的维稳神经，于是展开全网封锁，公安一度作态鼓励举报，有发展为引蛇出洞阳谋的可能。 于是乎有女乡民被道歉的视频瞬间爆红，她的道歉声明字字冲击体制，刻画出中共治理下的荒谬景象，被定性为“恶意道歉”而遭封杀，这里只小引一段，她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发布不实言论的视频，简直忘了端谁的饭碗了，我不应该忘了蛇鼠一窝，我其实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今后我将团结在以官方为中心的周围，高举美好生活的大旗…”，于是唐山四女的命运，又像铁炼女一样被社会所遗忘。 恶意螺旋还有更奇葩的，河南村镇银行发生近400亿人民币存款掏空事件，存户讨债维权遭到集体红码禁足，官方迄今不理不睬，极可能酿成为银行挤兑金融风暴，与此同时，官方为了刺激房市觅财源，想出拆迁发房票的老把戏，允许以小麦大蒜折抵头期款，千方百计诱使农民进城买房生娃，官方动员游说以评绩效，老百姓万一被查出有大额存款不买房，就会被判定具有恶意而受整治惩罚，建国七十三年前夕，人民彷佛一夜之间又回到改革开放前，那个集中分配，以物易物，凭票度日的计画经济时代。 为了加强与西方反华势力的斗争，习近平只能抓紧权与钱，一手枪杆子，一手刀把子，集权大概不成问题，但抓钱存在非常现实的困难，极端清零政策逼得政府财源枯竭现了形，若干省会城市已经公开宣布放弃普筛，公然与核心唱反调，有些省市则成立“减薪办”，拿公务员开刀，这可是动摇统治基础的杀招，李克强虽急，也拿不出什么锦囊妙计，中央没钱，地方只好另想贱招，东北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过去靠转移支付度日，现在靠罚款支撑财政缺口，国务院三令五申禁止乱摊派，仍然阻止不了地方政府向下割韭菜。 这一切的乱源，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治理模式，官方宣称这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不服，一概定性为恶意破坏团结，必须从严处理，如何处理呢？习近平有最高指示，他常把依法治国挂在嘴边，但他的法具有高度的任意性，人民往往因认识不足而跟不上，中国卶因此陷入无所适从的恶意螺旋中，只能等待著下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了。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近期在资本、教育、艺文等多领域展开监管、整肃。国内学者分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大召开前借由这些手段，昭示第三任期的施政目标、彰显自身权威；各部门则趁此表现。 中共去年底开始展开“反垄断”行动，如蚂蚁金服等网路科技企业遭受整顿，而在今年七一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后，叫车平台滴滴出行被查、教育“双减”政策攻陷补教业、逃漏税的“劣迹艺人”被封杀等，监管风暴席卷各领域。 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分析，这些被整肃的领域背后都牵涉贫富差距、贪腐，甚或外部势力、精神文明污染的价值问题，自然成为中共20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各部门争相竞逐、表现的机会。 寇健文指出，中共中央已宣布11月在北京召开的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这显示，中共20大过后，习近平势必在第三任期形成一套高度权力集中、一元化的党国体制。 他认为，习近平未来这段时间的施政目标，就是19大时提出的－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本质即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民族复兴”，所以在此之前必须消除各领域杂音，维持党乃至国家、社会的纯洁性。 寇健文表示，对习近平而言，在内外情势下，当务之急是处理贫富差距、贪腐，以及外部势力。而随著20大时间渐渐接近，各部门势必争相表现、投习近平所好，因此各种强烈的整肃行动便席卷而来。 政大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则进一步指出，受到中美关系恶化等外部因素影响，中共20大前的各项行动仍保持“维稳”基调，因此监管领域以内政为主。 他表示，当前有许多分析将这次风暴比为“新文革”、“新土改”，其实并不准确。 王信贤指出，这些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推行的政治运动，多半源于毛泽东当时的权力遭受挑战。相反的，习近平如今不但权力稳固，更是透过这些行动测试社会底线，也利用各部门竞逐，观察有哪些官员表现突出，而当行动开始偏激时，习近平则可出面拍板平息，借此彰显威望。 他认为，这一切只是开始，越靠近中共20大，相关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 寇健文则提到，在习近平高度集权的状况下，“习派”内部势必也会为20大人事有所竞逐，各山头之间是否利用对于民间的监管相互敲打，值得观察。
在中国共产党七一百年建党纪念日前夕，中共中央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书中收入习近平今年一月的一个谈话，他在其中批评官员只等待他的书面指令，而不愿积极行政。这是习近平对这个问题近年来少有的表态。但有专家认为，习近平的批评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有把中共官员当作“政治机器人”之嫌。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批评官员消极等待他的书面指示，还说有些官员只知道说场面话，不干实事。 集权过程中的矛盾现象 习近平在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两年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就重大事项请求指示或者批准。 条例印发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对媒体表示，这个条例有利于解决有的地方和部门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程序方式不规范，以及一些党组织在请示报告上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 这种规定在外界被看作是中共集权的一个步骤，它很大程度上也绑住了中共各级官员的手脚。而习近平这次的谈话似乎又要为官员松绑。 对于这种明显的前后矛盾，一位曾在中共体制内担任过地方官员的先生匿名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种现象在习近平近年集权的过程中不难理解，“它（党政体制）在这种极端的权力掌控和相互斗争当中，发展到目前这样一种状态后，他们自己都很难去把控一个准确的方向，只是在斗争过程中随机地去应对，它没有一个长久的政治形态。” 官员首先是人 习近平似乎是想解决近年来中国政府自己明里暗里都承认的懒政怠政问题。这种问题自习近平掌权以来，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关注。舆论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上台伊始展开的大规模反腐，让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说乱动，很快演变成各个政府部门懒政怠政的现象。 “一旦丝毫涉及到一点点人事、经济或业务方面的问题，就会推诿、扯皮，或者找不到人，其实问题本身可能很简单，”前述那位先生观察到，反腐败造成的懒政现象在2013至2016年期间在中国政府系统内部的各部门都表现得很突出。 他说，“事实上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所有人都不干净。” 这种懒政怠政的现象近几年仍在延续。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创始人许志永在2020年元旦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就警告说，中国政府官员懒政怠政的现象是普遍的。 “官员和党员都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干部、群众。作为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要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将来和愿景，如果他们对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希望了，你要他们去积极做事、积极从政，这是非常困难的，”前述那位先生分析说。 他强调，现在中国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包括新冠病毒、国际社会对中国警惕，以及其他方面的急剧变化；但在这种变局中，中共政府展现的方向却让人绝望。 “（中共）中央引导的方向越来越远离人们基本的认知以及过去形成的价值观，要塑造新的价值方向，这一点上又类似于过去文革的方向。” 政治与行政的张力 但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懒政，而是习近平对中国官员提出了过高的要求，“现在习近平过于焦虑，他把官员不当做人看待，而是当作他自己心目中的政治机器人，想无限制地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更多，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 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改革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办法。中组部当时告诉媒体说，改进政绩考核意味着对官员的压力更大、要求更高。 “他们压力过大，一个是工作上的压力，有政绩上的要求，上级还不断调整，还有责任制，出了什么问题，还需要问责，”何频这样分析说。 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参照西方国家，不要给官员施加过高的压力，而应以专业性要求为主。 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中国政治的博士后桃李(Holly Snape)认为，在习近平的观念里，政治始终是放在首位的，只是这种政治上的要求，比如”两个维护“，与官员们专业化的行政工作存在张力。“因为做工作需要有创造力，需要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努力去揣摩‘政治规则’，自然难以保持创造力，而只能尽量保守，”她向本台分析说。 她强调，虽然习近平要求官员把“从严治党”的政治性要求体系化地融入行政体制，但两者之间的根本张力难以解决。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改变执政的规则，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