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公投10周年民調：多數民眾認為弊大於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5日全國各級政府十萬官員參加的電話視頻會議上的講話（以下簡稱為5·25講話），從內容上來看，談的是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三大類難題，只要沒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國際環境不能改善，中國經濟將進入嚴重衰退。但國外（尤其是中文圈）現在一切都圍繞權力鬥爭，離開權斗無法解析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所以硬是將這場談話附會成高層習李兩派勢力鬥爭白熱化，極端的說法更是將此附會比喻成劉少奇當年的七千人大會講話，還將參加的十萬官員說成是擁李且暗反習。 先看李克強講話涉及什麼。這個談話比較散，內容有交叉，但三大層面的危機講得很清楚，其中最令北京頭痛的是財政危機： 第一點，「當前經濟平穩運行面臨嚴峻挑戰，必須迎難而上，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 「中國作為這麼一個大的經濟體，一旦運行滑出合理區間，要想再拉回來，不付出巨大代價和更長時間是很難做到的」。這段談到他「下去調研，很多中小微企業各級工貿幹部說他們已經到了最困難的地步，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其實就是停業、破產企業多，報告說「企業註銷數量也增長了23.1%」。企業是國家與地方政府的稅收孵化器，近1/4的企業關門，其餘經營困難，意味著政府稅源枯竭，結果必然是「經濟的影響已經開始衝擊我們的財政收入」。列舉的數字並非國家機密，5·25講話說得瑣碎，其實就是5月17日中國財政部發布的數據：2022年 1-4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降4.8%，支出同比增長5.9%。 財政收入下降，支出增長幅度更大，這情況意味著政府財政壓力山大。因此，「要確保今年的軍費、國防開支、義務教育支出不能出問題」——這句話才是重點。今年俄烏戰爭的發生，全世界各國都意識到世界同屬一個沒有戰爭的地球村的美好夢想，例如德國就很不情願地表示要重整軍備。對於時刻想與美國一爭雄長的中國來說，軍費與國防開支自然是重中之重。中國的義務教育開支雖然連續9年「不低於4%」，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從主要發達國家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來看，主要歐美髮達國家教育支出佔比在11%左右，其中美國高達15.8%，日本僅8.2%，分別為高低兩端。4%也就是普通發展中國家水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連這個比例的義務教育投入也不能保證，只能說這個政府嚴重失職。 用那麼多話來掰扯中央財政困難，用大白話來說就是強調：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別指望黨爹央媽救急了，自行想法子解決。 第二點，採取有力措施，穩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民生 市場主體是指企業，情況在第一點中已經談過，這段主要談失業問題： 「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環比上升0.3個百分點，已經達到6.1%，特別是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高達6.7%」，在16歲到24歲青年中，大學生失業者佔18.2%，這是「再疊加到我們今年大學畢業生是歷史最高1,000萬人以上帶來的後果」。這裡談的是城市，農村不在內，因為講話中說到「堅持家庭承包責任制那塊地還是能養的」，農村失業不在全國失業率統計範圍內。 這也不是新問題，中國的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堪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糟糕的時候。中國當局現在除了掩蓋失業真相之外，別無他法。掩蓋手法我多年前講過，一是使用世界獨一無二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自2018年始改為「城鎮調查失業率」），作為官方失業數據。這個數據根本不可靠，因為所謂「城鎮登記（調查）失業率，是城鎮戶口的人為了得到失業補助金去社部門登記的人數。但批准給予少量失業補助的政府規定極為苛刻，要有城鎮戶口，失業後要取得原就業機構給予的解僱證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加上很多中小企業為降低成本，不給員工購買失業保險，許多中小企業員工失業後無法領取微薄的失業救濟，因此也不會出現在政府登記失業的名冊上。 二是排除了農村人口當中的失業現象。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政府假定農村戶口的人家裡有幾畝承包的土地，農村青年或進城短期工作，或進入中等專科學校或大專院校念書，只要未能在城市謀得相對穩定的職位，往往會因入不敷出而回鄉居住，但國家統計局一律視其為農村已就業人口。5·25講話中談到的1000萬大學生問題，詳情如下：2021年1,020萬名大學畢業生，其中212萬人考公務員、462萬人考研究所、900萬人考教師資格證，加起來是1,574萬人次。就是說，其中有人同時在考兩種以上與求職相關的資格考試。今年又有1,076萬大學生畢業，仍然會是如此分流。為什麼大學畢業後不去企業求職？原因很簡單，企業都在裁員（市場主體不穩），很少聘用新員工。 海外自媒體當中，不少屬於每天都在強調中共高層權斗、國際社會四面楚歌，前者屬於中南海聽壁腳式發揮，後者則誇大表述。但卻不少聽眾，聞危則喜。他們當中不少就是對中共嚴重不滿的失業青年，其前輩就是當年抗戰時期與國共內戰時期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第三就是要找糧食、能源和產業鏈供應鏈 於中國而言，能源與恢復並尋找新的產業鏈的重要性無需多說。關於糧食問題，我剛好寫了一篇文章《國家安全新領域：美國農地與中國糧食需求分析》，這裡簡單概括一下。 5月25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召開十萬人電視電話會議，談到中國經濟危機，第三條就是要「找糧食、能源和產業鏈供應鏈」。5月26日，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發布《中國在美國的農業利益：通過海外投資加強糧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這個報告就是要限制中國在美國找糧食。就這份報告涉及的六大關切話題而言，偷竊農業知識產權與購買農地早就引起美國關註：因偷竊玉米等種子被判刑的有莫海龍等；因購買農地被視為有害美國國家安全而被叫停的，前有2012年9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發行政命令，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三一重工關閉項目；後有2021年，被稱為「新疆首富」的孫廣信在美國德州購買土地興建風電場的投資案被叫停之事。近日，美國聯邦眾議員紐豪斯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國企業購買美國農地。該修正案已被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納入2022財年撥款法案，正待國會參眾兩院表決通過。這一切就是美國向中國表示「別碰我們的糧食」。 儘管中國宣布2021年糧食總產量1.37萬億斤，人均糧食佔有量連續多年高於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標準線，口糧自給率達到100%。但是，作為油類與飼料來源的大豆、玉米等，中國需要從美國大量進口，因此才有了5·25講話的第三條。 最後，回到李克強5·25講話這個主題上來。李克強為什麼要發表這個講話？我認為是職司所在。與前任總理溫家寶不同，胡錦濤這位總書記並不強勢，與溫更象是同僚而非君上，因此傳說中有南北院之爭，李也公開說過「相忍為國」。目前經濟困難是明面上的事情，做為總理，藏著掖著不是事。但以李擁有的政治資源及其性格而言，我認為他寧可選擇屆滿退休，也不會去冒險與習政治對抗。那麼，中共是否有權力鬥爭？當然有，不滿習近平的人一大批，從中央到地方還有民間全有。但是，以中共如此監控能力，這些人在國內是無法形成組織性力量的，反習力量存在於海外各自媒體包括中文媒體的報道中。既然力量存在，總得找個代表人物，於是理論上的二號人物李克強成了海外反習勢力選中的代表人物。反習的真實帶頭大哥當然會有，不過不是中國總理李克強。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4月29日中共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的主題是「依法規範和引導中國資本健康發展」。從習近平的發言來看，中國當局又想調整政府與資本的關係了，只是這次不是推進公私合營2.0，而是要合理處理與各種資本的關係。目前，正逢中國經濟增長乏力、世界一齊陷入滯脹（即經濟增長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習近平又開始重視資本對經濟的重要作用了。 傳說多年的公私合營2.0暫時踩剎車 習近平任中共掌門人以來，他自賦了兩大政治任務：一是通過反腐敗凈化統治集團（外界評論為通過反腐敗清理政治對手）；二是處理政府與資本的關係。在4月29日下午集體學習會上，作為中共掌門人的習近平在會上強調：「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係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係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係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中共政治用語中的大辭彙，全集中在這一段話當中，並且關係到改革開放大計、提升到時國家安全層面，不可謂不重視。 這次習近平在政治局上的講話凸顯了兩個要點： 第一點是「不斷深化對資本的認識，不斷探索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的方針政策」——所謂「認識」，結合後面談到的「現階段，我國存在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混合資本等各種形態資本，並呈現出規模顯著增加、主體更加多元、運行速度加快、國際資本大量進入等明顯特徵」，可看成習近平表示不會像毛時代那樣，消滅私人資本與外資，搞「一大二全」的國有經濟，形成公有制的一統天下，這段話算是對幾年來一直流傳的中共將推行「公私合營2.0版」的一次否定，用意應該是讓有如驚弓之鳥的中國私企放心。提到「國際資本」，當然是為了留住那些認為中國市場吸引力正在下降的外資。 第二點是「要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在社會分配中體現人民至上。要注重經濟發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殖和發展，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不斷深化對資本的認識」，這段話的意思是指：資本可以拿走政府認為合理的利潤，但必須由政府確定上限，再也不會出現江、胡時期那樣，出現富可敵國的大資本家族，包括肖建華那樣專為權貴洗錢的「超級白手套」。 最近兩年，從中國的財富驅動行業分布來看，新晉的億萬富豪所處的前三大行業分別是：科技（18%）、消費及零售業和工業（17%）、健康和材料產業（14%），房地產行業已經風光不再。但財富驅動行業的變化隻影響富翁的生成，不影響中國政府對資本的管控，哪個行業的資本讓政府看著「危及國家安全」，政府有辦法「調控」。 習近平對資本的複雜態度緣於出身及經歷 理解習近平對資本的態度，要從他的出身與成長經歷兩方面切入。習出身於中共高幹家庭，多年洗腦的結果，對資本有天生的警惕與反感。中共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主要內容來自馬克思《資本論》，馬克思終生職業是思想家，在經濟上需要依靠資本家出身的好友恩格斯資助。這位思想大師耗時四十多年完成了《資本論》這部政治經濟學巨著，全書充滿了對資本的厭惡與仇恨。他的思想不但影響著當年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共產（社會）主義運動，還影響著今天的美國與西方。美國的BLM領導人就宣稱自己是最純正的馬克思主義信徒。 《資本論》里那些對資本的描述，至少有那麼十幾條，是文革時期革命青年們抄寫背誦的經典語錄。且列舉幾條： 1、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2、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 3、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餘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儘可能多的剩餘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勞動的時間就是資本家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的時間。 4、資本是沒有辦法才從事物質生產這種倒楣的事情，它也不願意去從事物質生產，它總希望有更快、更輕鬆的賺錢手段…… 5、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6、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他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他就活躍起來；有50%利潤，他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他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了300%的利潤，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明證。 7、由於資本的社會力量，資本家可以玩弄各種所謂「民主、自由」的把戲，看不穿這種把戲，倒也罷了，但起勁為這種種把戲鼓吹，則要麼是資本家的走狗，要麼就是白痴。 出生於1940-1950年代，成長於文革時期的兩代中國革命青年，只要有求知慾，對上述馬克思經典語錄都耳熟能詳。 中國知識群體就是依靠這些思想營養作養分，如果不是非常熟悉西方保守主義理論與思想，無法改變左的底色。與知識群體相比，習近平當然更左、而且崇拜毛澤東。 習近平對資本：利用而不信任 但是，這兩代中國人還有另一面，他們經歷了毛時代吃不飽飯那種國困民窮的狀態；青年時期趕上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期，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富裕的時期。也因此，他們了解外資與私人資本對發展經濟的重要作用，沒有這類資本的活躍與貢獻，中國不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50年代出生的習近平也是這種矛盾體中的一員，他理智上明白資本對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但在對待資本的態度上無法擺脫馬克思《資本論》的影響，在對待非國有資本的態度上，始終存有利用之念，不可能真正尊重，當然更談不上信任。 基於以上因素，在習近平主導下，中國政府於2015年推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稱為《國企改革方案》），此後在私企設立「吹哨人制度」，用尋找私企污點的方式，沒收或者迫使私企不斷獻產（購買國企股份或讓國企參股）——凡民營企業涉及腐敗、偷稅漏稅問題。對這些私人資本，視其政治背景分別採取不同的方式對待：一種是對粉紅色財團——即富豪與政府或政府官員關係密切的財團的方式，採用軟禁拘押或政治高壓，讓有政治靠山的超級金融大鱷們將轉移至境外的財產轉回國內，吳小暉、肖建華、王健林都屬於這類情況；另一種是馬雲模式，用各種壓力迫使其主動交班，將自己的公司「獻給國家」。 中國的私企對此毫無辦法，黨的天空上哪塊烏云何時下雨，半點也由不得他們。外逃也不安全，此前，中國政府有各種辦法讓私企不敢外逃，比如富豪家人、財產還在國內，生意也在國內；就算外逃，也能用各種方式追逃。現在又多了另一重考量：俄烏戰爭發生之後，西方對俄羅斯的全面經濟制裁包括沒收俄羅斯富豪的私人資本與財產，這也讓中國富豪發現：就算離開中國，也得與母國同命運共呼吸。他們當然知道台灣並非安全狀態，就在2021年10月以前，台灣在美媒眼中還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其代表作是《經濟學人》5月封面文章《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台灣》（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內容見報之後，中國的私企毫無雀躍表示，並沒有多生出一點安全感。 （原文鏈接）
俄烏戰爭開始後，世界防疫進入反向而行的兩極，眾目睽睽之下進行了一場兩種制度的競賽。此前正在忙於強制推行疫苗護照的法國、加拿大的疫情戛然而止，兩國政府利用疫苗護照重置公民權的「內戰」當然也悄無聲息地結束了。但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從經濟之都上海開始，陸續推廣至全國一些大中城市的疫情清零卻看不到頭。本文將從全球化背景下病毒傳播的規律、各國防疫的共同點到最後演化成兩種不同的選擇入手分析，中國堅持不可能達成的病毒清零的內在原因。 歐盟群體免疫與中國病毒清零的依據 據路透社4 月 27 日報導，歐盟委員會表示，隨著歐盟進入緊急狀態後階段，在該階段大規模報告病例，據估計有 60% 至 80% 的歐盟人口感染過 COVID-19——根據傳染病學家們的經驗數據，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居住區域的一種流行病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感染過，就會形成群體免疫力。基於這點，歐盟委員會表示，今後疫情不會太嚴重，在為這個階段做準備時，歐盟各國政府應加大對兒童的 COVID-19 免疫接種力度。這意味著，歐盟各務包括法國馬克龍政府2.0版，也不會再強行使用發放疫苗護照重置公民權的方式，激發本國公民對抗政府。歐盟今後正式進入群體免疫階段，接受與病毒共存這一模式。 中國方面的數據是另一統計口徑，不是全國多少人口感染過COVID-19，而是接種疫苗人數。據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公布，2021年全國新冠疫苗接種超過26.9億劑次，完成全程接種人數超過11.9億人，中國疫苗接種率已達80%以上。接種疫苗是為了獲得免疫能力，按照中國自誇的疫苗有效性，中國的群體免疫率至少也達到60%左右，但最後卻走上了最原始的方式：大規模封城。 其它方面，中國與西方也算同步。比如從1針有效到2針、3針，再到加強針之類，接種疫苗本為防感染改為防發病，中外專家同步。疫情期間，多個國家都爆發了民眾自發性的反對強制接種新冠疫苗等衛生措施的示威抗議活動，西方左派政府有些還挺羨慕中國政府能夠做到武漢封城這種地步，有些國家也採取以往不敢的強硬手段逼迫民眾。這些抗議活動中，以加拿大卡車司機2022年1月至2月間的抗議活動最為規模盛大，法國馬克龍政府採用強制疫苗證重置公民權利的做法是挑戰該國民眾的容忍底線，引發極大反彈。加法兩國直到俄烏戰爭發生，才中止了疫苗護照的強制推行，中國走上了另一條極端的防控道路。但事實上，只要中國不閉關鎖國，與全世界保持經濟貿易關係，就會有國際人口流動，而這些流動人口當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無癥狀病毒攜帶者，這種封城於防控疫情並無實際作用。 西方早已預知：全球化必然引發病毒世界性傳播 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偏遠小國發生的瘟疫將波及全球，對這一危險的認識，開始於1990年代，2003年中國Sars強化了這一認識。 1992年美國的醫學協會（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發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響的報告《新興的傳染病：微生物對美國健康的威脅》，其中提到，由於全球人口流動的加劇、病毒出現了抗藥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原因，過去已經控制的疾病如霍亂、鼠疫、瘧疾、肺結核和白喉等開始重新出現或擴大傳播範圍。一些新的傳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軍團病、禽流感和SARS等紛紛出現。該報告提出了導致傳染病捲土重來的八個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口日益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傳染病也隨之周遊列國。該報告指出，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傳統的隔離方式根本無法生效，也使得一國爆發的傳染病會迅速地傳播到其它地區。 2003年中國的 SARS算是2020年武漢肺炎的預演版。2004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一份有關2020年世界前景的報告中預測，只有「一種重大全球衝突」的發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續發展。這個發展是什麼？即全球瘟疫大流行。報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來越受到身份認同政治的困擾，全球化將面臨政治反噬。如果有什麼事情會使全球經濟整合脫軌，那很可能會是一種致命新疾病的大規模傳播。這份報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頓大學學者的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gs）。哈欽斯在2020年3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們在這份報告中所試圖提出的觀點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時帶來了好的與壞的後果」。 與病毒共存更現實 早在2020年1月末，由中國武漢開始的COVID-19蔓延世界，美國病毒與傳染病專家們就指出，全球化時期，一種病毒出現之後，其前景只有三種途徑： 一、通過公共衛生干預措施控制病毒的傳播，比如爆發也可能隨著新疫苗的發明而結束。持這一觀點的專家以耶魯大學流行病學家 Nathan Grubaugh為代表，這位專家特別說明，但即使在最快的情況下，新疫苗的研發成功，也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後來的實際情況證明，疫苗發明的速度跟不上病毒變種的速度，因此出現了美中及世界各國要求本國公民不斷注射疫苗的情況，疫苗的可靠性與有效性引發普遍質疑。 二、人類形成群體免疫，病毒在感染所有或大多數最易感染的人後自行消失。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家邁克爾・米納（Michael Mina）指出，疾病爆發有點像是火災，疾病爆發有點像火災。病毒就是火焰。易感人群是燃料。最終，如果沒有引燃物，火就會自行燃燒。當病毒不再發現易感染的人時，病毒的爆發就會結束。他說，2015年到2016年發生在波多黎各和南美洲的茲卡病毒（Zika）大流行的終結，就是屬於這一類的情況——流行病學界說的「群體免疫力」形成，就是指這一情況。 三、冠狀病毒成為另一種常見病毒，成為人類社會每個流感季節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學的米納與埃默里大學全球健康醫學教授傑西卡·費爾利均持這種觀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資深學者阿梅什・阿達利亞（Amesh Adalja）說，目前有四種冠狀病毒株以普通感冒或肺炎的形式感染人類，新型冠狀病毒或許是成為季節性病毒。 中國堅持病毒清零是為了壓力測試？ 既然將近兩年半、集全球病毒研究界之力也無法清零的COVID-19，中國為什麼一定要走一條不可能的道路，哪怕讓被封的上海人民怨氣衝天也在所不惜？ 關於這有許多猜測，包括認為這是中共內部鬥爭，習近平要藉機打擊江澤民的上海幫等。但我實在想不出這如何能夠打擊到江澤民勢力。放眼全球，有個解釋也許能夠成立，那就是在世界全球化格局重組，美歐推行「大重置」時，中國想從內外兩方面測試一下中國能夠承受的壓力點在哪裡。 對內，測試中國政府對社會的管控能力。從去年西安清零開始，法國試圖通過疫苗護重置公民權，加拿大、美國都試圖推行強制疫苗。三國當中，美國遇到強烈抵制，法、加兩國引發本國公民強烈抗議，直到烏克蘭戰爭開始，法加兩國政府才藉機將重點轉移至援烏方面，只有中國還堅持在上海繼續清零。 對外，測試中國在國際經濟中有多重份量。選擇上海這個中國的經濟首都清零不為無因。上海港貨物積壓如山，造成全世界供應鏈緊張，西方媒體引用各方分析論證這點的文章不計其數。早在今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公開表示，鑒於奧密克戎變種的高傳染性，中國應重新評估其「清零」政策，中國作為主要商品供應國的角色，這些限制現在被證明對中國和全球經濟構成了負擔。此後這類擔憂的評論在西方媒體上不斷出現，BBC、《紐約時報》就此發表過不少文章。美國政府更是認為國內通脹與供應鏈緊張有關係（真實原因其實是財政花費無度，一年舉債10萬億），4月22日，美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說，美國政府正在竭盡所能降低通貨膨脹，這包括了「仔細審視」對華貿易戰略。她強調，重新審視關稅也是「值得考慮的」，因為這將在抑制通脹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宣布將取消中國關稅。 可以說，美媒與西方國家其它媒體每天都希望中國放棄清零，讓全球供應鏈恢復正常。 俄烏戰爭讓俄羅斯與歐盟了解到：俄羅斯的資源供給對歐盟國家非常重要；中國則通過這次壓力測試了解到：中國的供應鏈對當前的世界很重要。無論是拋棄俄羅斯的能源還是拋棄中國製造與中國市場，世界各國都沒做好準備。 （原文鏈接）
北京冬奧在即，中國政府不顧民怨沸騰，竭盡全力要對疫情清零；但核酸檢測行業的龍頭企業金域醫藥卻被河南許昌市公安局通報，稱其「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然後國內揭出這家企業與中國科學院院士鍾南山有利益關係。就在人們以為中國政府因無法清零準備找替罪羊祭旗之時，首屆「鍾南山青年科技創新獎」於 1月13日頒發，意在曉諭全國：鍾院士大人地位穩定，那點事放不倒這位科技新貴。 中國這場防疫戲劇究竟要怎樣唱？ 讓人浮想聯翩的「金域傳播病毒」 中國自2020年以來，成為WHO封賞的「世界戰疫大國」，世界各國也不斷有媒體表揚中國成功的抗疫經驗。因此，中國對一輪輪的病毒來襲都要採取清零政策。COVID-19變異株omicron（奧密克戎）在中國造成新一波疫情，西安、天津、河南紛紛傳出封城的消息，據說已經進京。北京當局已經對疫情大國美國航班果斷採取熔斷機制，杜絕境外「輸入」的可能。 在這當口，蹊蹺的事情發生了。中國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1月12日通報，稱鄭州金域負責人張某「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病毒傳播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已經對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並稱，「正對該案進一步辦理中」。1月13日，安徽省休寧縣海陽鎮女人街桂蘭水果店店主武某某，據說也違規「實施引起有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嚴重危險的行為」，被休寧縣公安局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兩個都是警方通報，但少有人關注武某某傳播病毒事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金域醫學「引起病毒傳播」一事上了。畢竟，金域醫學涉及全國核酸檢測安全，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關於金域傳播病毒的說法有多種，其中最令人毛骨聳然的是這一傳聞：金域故意把檢測陽性的人報告成陰性，使其能夠回到社區傳播，並將檢測樣本成批銷毀。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金域可以繼續依賴疫情檢測輕鬆賺錢。 用經濟學術語來說，這叫做「創造消費需求推動生產」。問題是，這是通過傳播病毒來創造消費，無論是市場倫理還是政治倫理，都不容這種做法。 揭的黑幕其實是灰色半透明幕 於是，中國國內出現好幾篇詳盡揭露金域醫學的文章，從金域醫學與鍾南山的關係、金域醫學如何利用檢疫迅速暴富、金域醫學與海外公司戰略合作的關係，每一條線看似深不見底，但細究之下，都是半公開的。平時公眾不關心，政府也睜隻眼閉隻眼，並未規範。 第一重灰幕：金域醫學與鍾南山的關係。 金域醫學在2003年正式命名，此前曾是廣州醫學院的校辦企業；是中國新冠肺炎核酸檢測的龍頭企業。從1992年到2002年，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曾擔任廣州醫學院院長。 《金域醫學和鍾南山、柳傳志以及君聯資本》一文中，根據截止2021年第三季報的公開資料，指出十大股東中第一大股東為自然人「梁耀銘」，持股比例達15.99%。這篇文章指出，1988年，梁耀銘從廣州醫學院畢業後留校工作，先後任職教務處和科研處。在那個市場經濟剛冒頭的年代，當時廣州醫學院正在籌建校辦企業，梁耀銘這段時期遇到的貴人就是鍾南山。1997年，梁耀銘決心轉型專門做醫學檢驗，並將校辦企業改名為「金域醫學檢驗中心」，這是中國第一家協力廠商醫療檢測機構。 鍾對梁的扶持表面上是體制內支持，真正灰色的是不為外人所知的利益關係。 第二重：鍾南山與多家公司有利益關係。 鍾南山的名聲雀起於2003年SARS時期，當時百譽加身，終成中國官方醫學殿堂的尊神，被政府加持的「國家級專家」在中國自然是該行業的通行證。但鍾南山畢竟是人，雖然具有神的地位，心性卻未必成神。只因中國內外兼修之名人不多，中國人感念其2003年之功，願意維持他的高大上形象。到了2020年covid-19流行之後，由於他對疫情的解說很快被看出與官方同調，於是民間對他也不再客氣，不斷挖出他利用自身聲望不當牟利的各種黑料。比如，2020年他兩度推薦以嶺葯業的「連花清瘟」等藥物治療新冠肺炎，媒體很快挖出內幕：鍾南山與該公司有利益關聯。鍾南山推薦的紅日葯業生產的「血必凈」，其關聯企業是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紅日葯業持股12.5%）。天眼查資料顯示，鍾南山是天津紅日健達康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中國經濟周刊》引述報導稱，該公司的抗腫瘤一類新葯PTS及衍生成果產業化專案，正是鍾南山團隊在天津的落地專案。 「天眼查」資料還顯示，鍾南山有3家公司，其中一家是廣州呼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鍾南山是董事長。該公司的副董事長周榮擁有34家公司，另一名副董事長張曉雷有20家公司。該公司全部的高管層合計擁有90家公司。 以上這些利益瓜葛，業界知道，公司所在地的工商局與政府有關部門也知道，算是對政、學、商關係的一種認可。 第三重，金域醫學從核酸檢測中的巨大獲利。 根據公開資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醫學完成了2.2億份核酸檢測，屬全球第一，獲利巨大，股價飆升。 該公司官網稱，金域醫學目前已在內地及香港地區建立了38家中心實驗室，擁有遍布全國的遠端病理協作網，以及由600多名國內外病理醫生加盟組成的病理醫生團隊，為超過23000家醫療機構提供準確、及時、便捷的醫學檢驗及病理診斷服務；服務網路覆蓋全國90%以上人口所在區域，並以香港為橋頭堡，服務粵港澳大灣區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金域員工張某東到底做了什麼，警方和金域方面均未明確，外界對此議論紛紛。出現的「主動傳播病毒」、「丟失樣本」、「偽造資料」、「瞞報數據」等傳言，金域醫學通過官方微博一一予以否認。現在，公眾深感擔憂的是：如果這並非一起員工利欲熏心的偶發事件，而是專業人士利用疫情策劃的事件，整個鏈條就成了這樣：傳播病毒疫情→核酸檢測→推進疫苗，成了一條完整的疫情經濟產業鏈，公司依靠疫情維持利潤，那這疫情還有完么？ 關於結局的猜想 與鍾南山有關聯的金域發生傳播病毒的醜聞，將使「大國戰疫」蒙上沉重的黑色陰影，這筆政治帳，無論習近平如何震怒，最後都得精密盤算。 中國國內的政治帳在可控範圍內，這筆帳難算在於難以控制的國際影響。 一是中國防疫物質的出口。中國近兩年外貿成績斐然，僅2021年3月至12月，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資4385億元；同時，出口筆記型電腦等「宅經濟」產品2.51萬億元，增長8.5%。連中國商務部也承認：「在全球疫情發展的狀況下，疫苗和相關防疫物資的出口，都保持了較快增長，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貿易順差的擴大。」如果金域的問題出在核酸檢測這個環節上，將嚴重影響中國防疫物質的國際市場。 二是對冬奧的影響。冬奧舉辦在即，疫情難控，既丟了戰疫大國的臉面，也將影響出席人數。本來就因外交抵制少了幾個大國，再有因疫情不來的外交官們，北京會覺得面子大大受損。 作為一位正受疫情影響的普通公眾來說，我其實希望中國這次認真抓，因為疫情催生的產業鏈不僅在中國，在其他國家也有。鍾南山這類防疫專家在其他國家也有，中國如果抓出這種發疫情財的專家，會有敲山震虎之作用。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驚聞老友張清溪教授遽然逝世，痛失良友，悲悼之情，難以言表。 認識張教授將近20年。依稀記得2003年秋冬之際，我接到一位法輪功朋友的電話（是誰我都忘記了），說張教授來美國，想見上一面。我說要去華府兩天，是否能等我回來再謀良晤。這位朋友與張教授聯繫後，說他正好那時也在華府，於是我們就約在華府見面。 那是一台灣商人設的飯局，不少人是舊識，談興很高。張教授與我相鄰而坐，低聲交談，他告訴我，以前他批判台灣的黨國資本主義，《中國的陷阱》（香港明鏡1997年版）一書顛覆了他對中國改革的認識，認為真正的黨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我當時心中有點詫異，一位台灣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能這樣看待這本書，實在很難得。後來，蒙張教授贈送他在1990年出版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一書，在這本他與澄社同道合著的書中，分析了國民黨統治台灣時的經濟制度之利弊，力促國民黨改革黨產、黨營事業。這在當時的台灣，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氣，至此我方知，是相同的學術研究經歷，以及同道相惜之情，讓他如此關注我這本書。此後不久，拙作《中國的陷阱》在台灣博大以《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之名出了修訂版，張教授寫了一篇《現代中國俠女何清漣與她發現的中國陷阱》在台灣媒體上發表，這篇書評很有張教授特點，流傳甚廣。 認識以後，時有書信往來。張教授深愛台灣，自然關心大陸政治經濟。我為Taiwan News寫的稿子，他看得非常仔細，有時會來函切磋。2017年，拙作《中國：潰而不崩》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台灣慣例是要請當地名學者寫序推薦，我第一個就想到他。這本書的分析讓許多人不滿意，因為中共的專制極權，不僅讓國內嚮往自由民主的人非常不滿，也給台灣帶來極大的壓力，不少人甚至抱著「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心情，希望中共早點崩潰。及至看完張教授寫的序言《從一個陷阱到另一個陷阱》之後，我才知道他的複雜心情，因該書推論的中國將在10-20年內維持的「潰而不崩」之局（中國社會深度潰敗，但中共政權卻能繼續維持），讓他情感上難以接受，但他畢竟是位真學者，知道事實就是事實，學者的研究與推論必須從事實而不是從願望出發，因此，為拙著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為拙作增色不少。求同易，存異難，只有真正的學人才能理解求真是治學的第一要義，張教授溫良敦厚的謙謙君子之風，給我留下極深印象。 台灣尊重知識分子，台大的名教授們大都除教學科研之外，還有諸多社會事務、參政，張教授更是如此。我去台灣的次數不多，來美國後總共去過兩次。雖然邀請方不是他，但他總是親力親為，幫助安排一些演講與住宿事宜，讓我的台灣之行盡量不留遺憾。我至今仍然記得，2019年5月在台灣將近一月，僅在台大就共有三場活動，其中一場是關於中國經濟局勢的演講，由他主持，我因臨行前未準備PPS，結果是張教授代勞幫忙做的。有了他做的PPS，在一個那麼大的會場演講時，有大屏幕展示提綱，效果自然好得多。 2019年那次在台灣見面，自然會問及他在忙什麼。他說在辦學校，並希望我留出一天，去台灣政大之後到雲林縣立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看看。我自然樂於從命，專程去看了那所中學。數年之間，一所已經只剩下40多位學生的普通國高，他與幾位助手一起，幾乎是從無到有 ，成就了一所藝術專科學校，學生來自幾十個國家，並為神韻劇團輸送了不少訓練有素的藝術人才。此中花力之巨與韌勁，讓我嘆服。因為民國先賢中，我至今仍然對蔡元培、陶行知等立志於教育救國的先賢欽佩不已，從政、辦實業、辦教育三條救國安世之路，辦教育最難，不易見功卻收功長遠。 中國士大夫歷來追求「三不朽」之境：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張教授辭世之後，臉書上有言，台灣媒體多半提及他投身民主運動那部分，比較少談法輪功。張教授的立言，台灣人比我更清楚，《自由時報》言及張教授與人合著的《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一書，被台大出版中心選為該中心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0本著作之一，也被譽為經濟學的「入門聖經」，被許多後進奉為圭臬。但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法輪功在世界傳播，張教授成為法輪功中堅，從立言轉向立功，這功澤及的並不止於法輪功內。這部分為何不太被台灣輿論提及？我想是出於心結問題。 2005年夏初，我受紫藤書屋邀請到台訪問。一些朋友來看我時，問我何以與張教授及台大法輪功三教授交往密切？我說，談得來，意氣相投。其實，我對張教授等進入知天命之年後修鍊法輪功非常理解，這不僅僅是出於朋友之誼，而是基於兩點： 第一，我知道宗教是解讀人類心靈史的鑰匙。每種宗教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現實政治背景。古往今來，所有宗教的產生，其實都是所處社會產生社會認同危機之時，法輪功當然也是這樣。在創教者一代之時，集學員之力，眾志成城，辦成了包括平面、視頻、廣播在內的全球最大的中文媒體平台，其規模與覆蓋範圍超越了集一國之力投資的中共大外宣媒體，其動員力與奉獻力，只要客觀論事，就必須承認。 第二，我熟知中國士大夫文化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這種「修齊治平」的文化為何輔之以「達者兼濟天下，窮者獨善其身」這一說法？那是因為中國歷史總在治亂之中循環，時勢合適，人才輩出，得一申「兼濟天下之志」者多。但歷史大多數是平庸甚至黑暗時期，尤其是中國近代史那種政治變幻莫測，各種思潮噴涌而出，有的生命有如蜉蝣，粗礪危險的政治環境對人的心靈是個極大的折磨，不少人現實地選擇了獨善其身，甚至遁入空門，在「學問僧」與「政治僧」之間來回折騰。 中共治下的中國更是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在社會鼎革過程中，知識分子連獨善其身都是奢望。與中國連著一條文化臍帶的台灣，其命運由先天的地理條件「離中國太近、離美國太遠」所決定，承接了失去江山的國民政府，先經歷「二二八」與戒嚴時代，從1980年代以來又經歷了經濟起飛時期的「四小龍」繁榮，以及台灣民主化進程，之後隨著大陸統戰的紅色滲透，統獨議題撕裂著整個台灣。與張教授同齡的一批留美留歐的台灣學人，因優異被選拔公費留學，回台後在從政、教書育人、參政的過程中，經歷了台灣幾十年的風雲激蕩，從奮發砥礪的少年、躊躇滿志的青年到成熟的中年，再到靈台明澈的老年，為台灣留下了他們的生命印記，人生之途也各有遭際，感悟自然也很不相同。 張教授不是選擇獨善其身，而是辟開旁門見月明，在修鍊法輪功的過程中安身立命。台灣法輪功發展到現在，與張教授的貢獻分不開；他近十餘年投身教育，更是效果彰顯，在蔦松藝術高級中等學校成功之後，他還接管了在北投陽明山的惇敘高工，準備在該校舊地之上創立復興藝術學院。一切都已就緒，卻因過於勞累遽然辭世。未竟之功業，相信會有張教授的台灣同道接續。 張教授的辭世，於我來說是痛失良友。2019年5月台灣之行結束前一天下午，他與其高足鍾谷蘭女士請我與曉農同品咖啡，送別時他站在咖啡店門前揮手依依作別，相約日後再見之時，我們都沒想到那是此生最後一晤。翻檢近兩年來的電郵，餘溫尚在，只覺意長歌短，心緒支離，十分難捨。 願老友在天之靈安息。 （2022年1月15日寫於美國新澤西清漣居中 原文鏈接）
這次G20峰會與緊接著召開的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氣候峰會，西方原本報道習近平與普京雙雙選擇視頻出席。臨到氣候會議召開之前，習近平連視頻都懶得出鏡，乾脆書面發言，對於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當作人類未來、國際國內頭等大事的氣候變化議題，是否參與對這個計劃的成敗有重要影響的國家領袖如此對待，西方媒體心中十分不爽。 關於習近平缺席兩次會議的政治猜想 這兩次會議召開的時間，正好是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前夕，習近平不去參加，國際社會的猜想與中國政治評論者的猜想不同，後者自然聯想到擔心「政變」這點。儘管中國歷史上多次政變，真正選擇皇上出巡時機發動且成功的很少，僅有三國曹魏時期司馬懿家族發動的高平陵之變成功達到目的，那是司馬懿而後動，趁手握重權的草包大將軍曹爽帶兵馬與親信外出之機。放眼目前中國朝堂之上，能夠直接挑戰習近平的勢力幾乎沒有。但習近平一直沐浴在權爭風雨之中，哪怕只有1%的失控可能，也絕對不會去冒這險。重要國際會議露面，與繼續當中共掌門人之間，二者孰輕孰重，不用上天平就知道。 對G20峰會，習近平採取視頻講話方式參加，這並非孤例，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未前往羅馬親身赴會。峰會的主旨是”人民、星球、繁榮”，都是非常宏大的主題，中俄兩國領袖做了視頻講話，對主題都點贊如儀。臉書、亞馬遜、谷歌等跨國互聯網巨頭的企業稅問題、阿富汗議題，主角畢竟是美國。 只有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德國資深外交官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對習近平未出席公開表示遺憾，他認為，G20峰會的各主要議題上，中國都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沒有中國的參與，全球多個危機都無法解決。伊辛格認為，親自與會的領導人應當努力達成具有吸引力的協議，從而讓缺席的領導人感到”真可惜我沒能參加這次會議”，「只有這樣，才能讓中俄兩國今後更重視G20」。伊辛格還強調，”孤立中俄絕對不是正確的選項。” 習以書面發言應付氣候峰會讓西方驚訝失望 臨到緊接著召開的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會議，中俄兩國的態度讓西方有點不知所措。11月1日，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對媒體表示，普京不會前往格拉斯哥出席此次會議，也不會以視頻方式出席。因為在俄方看來，格拉斯哥會議的主題與剛剛舉行的G20峰會氣候議程基本一致，普京已在G20峰會上充分闡述了俄羅斯在氣候問題上的立場和做法。俄羅斯正在履行應對氣候變化的所有承諾，也正在實施減排政策。 習近平則僅以書面發言應付這場氣候峰會，無論如何解讀，都可以理解成：中國政府早就宣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並提出一系列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的具體舉措，再參加這種會議，排排坐玩指標遊戲沒什麼意義。各國愛討論就討論，咱中國另有要事。 不管各國媒體曾經如何盼望拜登、習近平羅馬之會成現實，現在如何淡化失望之情，其實都在想一個問題：期望中國犧牲更多的自身即期利益，在氣候問題上大力合作，恐怕又是虛話。最失望的當然是美國政府，尤其是作為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的克里。 企盼氣候外交成為乒乓外交第二恐成虛話 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宣布的大重置計劃中，以氣候變化為主的綠色能源政策是大重置的第一驅動力，美國拜登政府更是將氣候變化視為「生存威脅」，在其內外政策上的重要性居於首位。如果想要達到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1.5攝氏度或以下的目標，拜登政府必須和碳排放第一大國中國加強合作。 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數據顯示，全世界所有國家受疫情影響，經濟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僅中國一國上升。具體數據如下： 2020年，中國碳排放量達到98.99億噸，同比增長0.6%，再創歷史新高，佔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 位居第二的美國，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全國碳排放量下降至44.57億噸，同比下降11.6%，下降幅度高於全球。美國碳排放量佔全球的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13.8%。 鑒於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擁有世界上一半的燃煤電廠，必須說服中國參加全球氣候協議。從中國方面來說，目前在諸多領域內的讓步空間較小，氣候變化這種虛多於實的領域，是兩國可以合作的為數不多的領域之一。基於上述考慮，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努力想將這個務虛的話題落到實處，先讓中國給出配合動作，努力將氣候議題推進成當年緩和美中關係的「乒乓外交」第二。因此，克里訪華雖遭冷遇，但痴心不改，表示將再次訪華尋求合作。聯合國第26屆氣候變化大會（COP26）召開之前，克里曾向拜登表示，除非美中關係得到改善，否則後者不會實現應對氣候變化這一政府的關鍵優先事項的目標。因為美中關係沒有改善，儘管2021氣候峰會被西方環保主義者視為攸關地球的未來，克里在10月中旬就有意淡化外界對聯合國氣候峰會的預期，稱在11月召開氣候峰會時，一些國家可能會仍然缺少煤炭和石油減排目標。 也許當局者迷，在我這位對中國政治經濟有相當了解的旁觀者來看，西方各國是將氣候變化問題當作頭等國際要務與內政來辦，為此願意承受高電價與供電不穩定的代價；但對中國來說，參與國際社會的氣候議題只是一張隨時可利用的牌。這一點就決定了氣候問題上博弈的格局與位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與幾年前相比，中國經濟內在的問題依舊，只是中美貿易戰開啟之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是「內冷外熱」，外媒一片光明預測，中國自己則是「灰犀牛」與「黑天鵝」一隻不少地陳列。如今，中國當局嚴控言論，國內見不到有質量的討論，外媒一片聲地認為前景不妙，在野評論的「中美脫鉤論」甚是高亢，但決定是否脫鉤的美國商務代表戴琪卻向劉鶴表示要再掛鉤。 與其討論幾年前就一直存在的危機因素，比如房地產將崩盤之類，還不如深究中國為何能挺到現在，以及那些支持中國經濟挺住的因素是否還能繼續起作用。 觀察中國經濟，GDP增速不能當真 其他媒體的危機論我就不說了，專業性很強的《華爾街日報》10月18日發表專研中國經濟的編輯和專欄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聲稱推動中國經濟前行的房地產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現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如果中國政府近期內無法出台更強勁的寬鬆政策，那麼支撐中國經濟三大支柱的負面因素疊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經濟下行的風險。 塔普林列舉幾大事實，證明中國經濟已陷入四面楚歌：電荒、房地產債務危機、海運航道不順，以及稍早出現的短暫但危害不低的Delta變異毒株引發的疫情反彈。他認為，這些因素使得中國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長既低於預期，又跌破5%，也並不令人意外。 我從來不將中國GDP增速當作一個重要的指標，主要是中國的GDP增速可控性太強。那麼，世界銀行、IMF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數據應該夠權威了吧？其實我也歷來存疑，因為基礎數據是中國自己交付的，更何況前不久剛曝光一事：現任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曾在2017年時任世行首席執行官（CEO）的時候向世行人員不當施壓，要求將經濟環境報告內容修改為有利中國。以下討論塔普林列舉的危機因素。 中國經濟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國經濟現在的四大不利因素，房地產債務危機其實早就出現，房地產「一哥」恆大危機在去年就已經預告過，我曾專門寫過文章，當局只是沒按下「不救」這個按鈕，外部債主心存僥倖罷了。其實，就算是按了「施救」，也只不過是將房地產跳樓點從80層樓挪到了90層、100層，最終泡沫總要破滅。 Delta病毒對世界的影響不止中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在為疫情發愁。 電荒這事兒與9月10日拜登打給習近平那通電話有關，刻下美國將氣候變化當作頭等國策甚至最重要的國際事務，需要中國配合。就在那通電話之後不久，中國宣布拉閘限電（不是缺電），美國商務代表戴琪女士則正式宣布對中國關稅實行「保留-豁免」，可以預期，一旦關稅問題有了著落，中國方面會逐漸恢復供電。 海運不暢這問題，影響的不只是中國，還有美國。美國目前正陷入一場罕見的供應鏈危機，港口嚴重擁堵，數十萬個集裝箱積壓在海上，一些商店甚至出現了商品短缺、貨架越來越空的現象。一些能夠正視現實的美國專業人士終於發現：中美兩國之間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供方是中國，需方是美國，雙方原來早就是互相依存。 以上分析說明，除了房地產不可能再成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這個因素之外，真正讓中國經濟保持源頭活水的是美國需求，因為中美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你在這頭，我在那一頭，無論怎樣分析，都不得不承認現實：美國的消費需求是「中國製造」的源頭活水。 中國經濟的源頭活水：美國需求 中國海關進出口數據顯示：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8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4.78萬億元人民幣，較同比增長23.7%，貿易順差583.4億美元，同比增加2.2%。東盟、歐盟、美國、日本依次為第一、二、三、四大貿易夥伴。其中，中國對前三大貿易夥伴均為貿易順差：對東盟貿易順差3660.2億元，增加8%。對歐盟貿易順差7519.6億元，增加21.2%。對日貿易逆差1822.5億元，增加47.8%。 美國數據我在此詳細列舉：中美貿易總值為3.05萬億元，增長25.8%，佔12.3%。其中，對美國出口2.29萬億元，增長22.7%；自美國進口7524.2億元，增長36.5%。值得關注的數據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1.54萬億元，增加16.9%——這個數字高於東盟的3660.2億，也高於歐盟的7519億元，按匯率折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今年前8個月約為1170億美元，高居第一。 美國對此的數據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與中國海關數據一樣，證明中國對美出口強勁增長。 美中貿易關係：資本與需求決定還是政治決定？ 美國對華貿易關係，現在面臨的其實是資本決定還是政治決定這個抉擇。 從歷史與現實來看，西方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與國的關係當中，商貿關係是決定因素，中英之間的鴉片戰爭起因，就是英國為了解決對大清的貿易逆差而販賣鴉片。中美之間自1990年代以來的關係，實際上也是資本起主導作用，但美國畢竟是世界大國，柯林頓總統為了履行大國責任，有了人權外交。中美之間政治上時有磕碰，但經濟上的聯繫卻越來越密切，在「比較成本」的導引下，美國本土製造業產業空心化，30年過去，中美之間早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商品供應鏈。目前美國的供應鏈危機，就源於產業鏈嚴重依賴中國。 美國方面現在對此有遲來的認識。密歇根大學教授斯里達爾·科塔（Sridhar Kota）和行業智庫MForesight的專家托馬斯·馬奧尼（Thomas C. Mahoney）在2018年6月曾發表過一項共同研究《這裡發明，那裡製造》，結論是：美國的對外依賴不僅限於低成本的商品，它沿著價值鏈向上延伸，而中國是其中大部分的關鍵。先進位造業中的離岸生產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在這裡發明，在那裡製造」的戰略已經變成了「在那裡發明，在那裡製造」。美國必須採取大膽的措施阻止這種發展，並利用轉型技術重建國內製造業的實力，以實現國家財富的增長並保證經濟安全。他們提出，這些大膽的步驟需要一個具有全面戰略的中央機構，以及大量和持續的公共和私人投資，讓這些投資集中於轉化研究和製造業創新，鼓勵國內試點生產和規模化生產，授權中小型製造商部署先進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國國內培養國內工程技術人才。該報告說，如果美國不做這一選擇，面臨的將是「創新和製造能力繼續退化，導致美國成為無力支撐頂級軍力的二流經濟。」 以上的研究出於現實，慮之長遠。但是，無論是美國的商界還是政界，眼光越來越短視，三年以上的戰略布局，幾乎無人考慮，用民主黨領袖南希·波洛西的話來說，無法帶來選民的議案，她領導下的眾議院根本不考慮。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謂「帶來選民」的議案，幾乎都是如何分蛋糕的議案，沒人考慮製造蛋糕的食材從何而來，何以為繼。 多年來，希望中國經濟繁榮或者崩潰的文章，我見過不少。正如我一向論述的那樣，中國經濟從來就不像西方投行人士預測的那樣繁榮似錦，由於發展方式、道路的選擇非常短視，在促成短暫繁榮之時一定會埋下種種隱患，比如房地產；但中國經濟也決不會象外界預測的另一極，會在瞬間崩潰，至少目前的中美商貿現狀顯示：中國製造需要美國的市場，而美國一時也找不到中國的替代物。這種強大的需求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源頭活水。 資本最聽利潤的話，美國商界從來就沒打算放棄中國市場，這就是中國經濟雖然危機重重，但卻能挺到現在（包括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因素。如果還不相信這點，請看10月22日《華爾街日報》發表驚人消息：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華為供應商獲得113張出口許可，總價值約610億美元；中芯國際供應商獲得188張出口許可，總價值420億美元——須知，華為和中芯國際分別於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國列入貿易黑名單和所謂「實體清單」。這些出口許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間發放的。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文鏈接）
7月23日是鄭州水災發生的第三天。根據我多年對中國曆次巨災的觀察，災害發生的前三天，是災害資訊的成型期，有關災害成因、死亡人數等相關資訊，只有在資訊成型期過後，才會頒布正式的官方說法。產生這一特殊現象，乃因中國是個信息管制的國度，資訊管制必然引起資訊饑渴，其後果就是非官方消息的廣為傳播（文革稱之為「小道消息」），替代官方資訊。互聯網時代，資訊的成型較短暫，過了三天，官方會修正說法，民間一些真相披露會被「維穩」，官方民間的虛假資訊會被少數網友識別出來，這幾乎已經成為套路。本文以鄭州這三天內的政府應急、民眾反應、傳媒行動為樣本，展現這一在過去存在、今後長時期內仍將存在的災害應對模式。 鄭州洪災：哪些是人禍因素？ 天災當然是指連日暴雨。中國凡遇天災，必面對三個問題：一是預警機制是否啟動；二是這災害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三是追責，其間伸縮餘地甚大，取決於前兩個因素以及死亡人數。 災害預警是否發布，不僅關係到社會避災，也關係到官員仕途命運，其間利害，這次在鄭州充分體現出來。當年汶川、玉樹地震，問責的一大焦點就是事前為何無預警。這次民間最開始也將矛頭指向氣象局，認為鄭州氣象局失職，沒提醒公眾將有極端天氣。但接下來，人們發現，鄭州氣象局發了預警，而且是持續三天。 據騰訊網報導，在特大暴雨到來河南省鄭州前，河南省氣象部門7月19日21時59分已發布第一次暴雨紅色預警信號，自17日起發布雷電、暴雨、大風等預警資訊1427條，暴雨紅色預警信息162條。鄭州也在19日夜間起向全市2.25萬名應急責任人發送了54萬條預警，並通過手機簡訊向1.2億人次發送了暴雨預警。 網上流傳一份由中共鄭州市氣象局黨組書記、鄭州市氣象局局長李柯星於2021年7月19日21時59分簽發的《氣象災害預警信號》，證明鄭州市氣象局確實發過預警，而且明確提出停止集會、停課、停業的建議。因此，責任不在預警這個環節，而在於鄭州市政府忽視了這預警。 至於鄭州城市容易出現水澇，這是所謂中國近20多年興建的「海綿城市」的共有問題，人禍之由緣於此，但因這是歷任政府積累而成，環節太多，恐怕只能追預警工作未做之責。 此次鄭州洪災當中，人禍的因素還有「潰壩」。關於這點，中國官方消息是神仙打架。最開始傳說是位於鄭州市二七區的郭家咀水庫潰壩，新浪網轉自介面新聞的消息是《鄭州郭家咀水庫發生潰壩，河南省防汛應急回應一夜連升三級》，但河南交通廣播卻說，截至7月21日凌晨6時，鄭州郭家咀水庫未發生潰壩。但現場發出地視頻顯示，鄭州京廣段隧道水淹，來勢兇猛突然，親歷者說不到五分鐘隧道就被洪水淹沒。當時輿論就猜測有潰壩甚至決堤泄洪之事，這事現在已有官方定論。 新華社北京21日電引述習近平指示時，其中出現，「一些河流出現超警水位，個別水庫潰壩」。這條資訊非常重要：一，地方當局向上報告承認有水庫「潰壩」發生；二、請注意民間傳聞是「泄洪」。這與「潰壩」有很大區別，潰壩是不可抗力之因素，最多只能說是品質不佳，難於追責；「泄洪」則是地方當局根據水勢，淹沒一地而保全更多地方，有個決策責任。根據推特上一些鄭州網友介紹，潰壩發生地有郭家咀、常庄水庫、鄭州西南航海路工人路附近帝湖。這一真相弄清並不難，估計幾天後就會弄清楚究竟是哪個水庫「潰壩」。 習近平指示來自於地方政府的上報，這應該就是資訊成型的框架。 中國政府有關水災的宣傳套路 中國當局關於水災宣傳有套路，主要是三點：一是強調天災的嚴重性；二是宣傳政府搶險的主動性；三是盡量降低災害中死亡人數。 關於第一點，官方宣傳已無餘地再求「進步」。近年來，中國各地災害頻發，各地政府第一招就是將災害歸咎於天災巨大。僅以水災為例，從50年一遇，逐步升級為百年、500年、千年，鄭州這次一下攀升至5000年。在河南省水利廳網站上，還是有「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的說法，不少專家還給出概率學的演演算法，為這種說法進行合理化的解釋。但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陳濤，否定了所謂「千年一遇」的說法，在7月21日中央氣象台召開的媒體通氣會上，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陳濤介紹，從目前掌握的氣象資料，無法下此定義。陳濤說得曲里拐彎，這句最為關鍵：「從大氣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講，我們形成有嚴謹記錄的氣象記錄時間是在1950年之後，有了比較準確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學記錄。到現在為止，整個降雨量記錄的這個時間是70年左右。」 這次還真有不少人在爭辯從概率上說，是不是5000年一遇。陳濤此話一出，再爭這些毫無意義。70年的紀錄無法證明百年千年5000年一遇的說法正確。 第二點現在照做如儀，只是上級與民間都不當回事了。因此，這次鄭州洪災之後有點創新，以表彰洪水中救人、受災群眾互濟互助為主，這種軟性文章的宣傳效果比表彰體制內人好得多。 接下來談官方必須堅持的底線：從數位上控制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關係到災害級別與官員的烏紗帽 官方7月23日公布最新傷亡數字，鄭州暴雨導致超過50多人遇難。一天前的通報是全省33死亡，8人失蹤。估計這一資料還會不斷更新，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大陸社交媒體上仍湧現大量尋找鄭州失蹤者的訊息，當中還有鄭州周邊的鄉鎮，其中有一個網站列出了多達130多名失蹤者的個人資料。受災的京廣隧道現場，擁滿了人群，許多家有失蹤者的人正在辨認車輛，尋找親人。只要鄭州人不甘心亡者連成為數字的資格都沒有，就會出現相對接近真實的數字。 但根據多年經驗，真實的死亡資料不會向外公布，控制災害死亡人數，這是中共宣傳部門的傳統做法，歷經毛澤東、鄧小平及後來數任總書記，經濟大政隨時修改，獨這一點是黨的傳統。我當年在國內經歷過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記者從現場帶回的死者照片共有近八十人（並非全部），但宣傳部規定的死者就三人：兩位公安局副局長與一位派出所所長。原因是當時規定：地方政府出現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算特大事故，行政首長須負領導責任——那時，連官員受賄數目定的標準也低，50萬以上算特大貪腐案件，如今與時俱進，可能已經重新制定事故級別的死亡人數了。 互聯網時代傳播手段極為多樣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嚴厲控制，但控制的積習不可能放棄。當局還有最後一招：抓謠言傳播者。 據我多年觀察，在三天資訊成型期內，各種傳言滿天飛，當局自身也忙於處理災難預後工作，無暇抓「謠言」，這時候也是各種資訊非常豐富的時候，只要留心分析判斷，想了解真相不是太困難。但三天過後，當局為災難定調之後，抓謠言就成了當局災難預後工作的重點之一。據中國官網消息，河南省政府已經提醒市民關注官方消息，不信謠言、不傳謠言，這算是先打個招呼，勿謂言之不預也。 歷次災害還有一個戲碼，募捐。但在汶川地震之後紅十字會及政府部門侵吞捐款的醜聞迭出，到了2012年北京7·21水災，政府勸捐，民間回罵以「捐你妹」，這個戲碼的份量越來越輕。 結語 鄭州洪災當然不會是中國城市消災終結篇。網上現在流傳一篇《看看古人，再看看現在：一個內行眼裡的中原水災》，作者自稱是2015年國家資訊中心對全國智慧城市建設評估專案的參與者，其中有段話，讀者需要牢記：「浮土之上，只有淺淺的一層水泥砂石，最上面是做面子工程的地磚，這樣的工程，我走遍了神州大地，東西南北中，幾乎每個地方，都有這樣的面子工程，別說百年難遇的大雨，就算是普通的大雨，也可能把底下的浮土掏空。」也就是說，只要住在中國的城市裡，只要有特大暴雨，水災隨時可能發生，人們必須做好應付水災的應急準備，留心天氣預報，小心出行，別指望中國政府災害應急模式能夠有效預防災害。 寫到最後，我很懷念中國先秦蜀中太守李冰父子，都江堰功在一時，利在千秋。這樣的人，已成中國絕響。（本文經作者授權刊出，原出處）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5月31日主持政治局對外宣傳集體學習時講了一段話，立刻成為網路熱門消息：中國要在國際社會廣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並強調要在對外宣傳中注重基調，「謙遜謙和」——一般解讀均為：戰狼的惡形惡相太惹人厭恨，於是準備扮和善狀，至於和善如兔或如維尼熊，評論者各有說法。還有評論者乾脆認為大外宣荒唐可笑，完全失敗，這顯然是低估了中共經年累月花費鉅資打造的大外宣系統。 大外宣有正規軍與地下戰線 形同戰狼般張牙舞爪，以咬人為務，那是中國外宣正規軍們（新華社、《人民日報》、國際廣播電台等）從疫情以來的文宣風格，中國古話說，有理不在聲高。因為這個被WHO定名為COVID-19的病毒，最開始發源於武漢，被疑是武漢病毒研究所泄漏所致。因為禍延世界，感染了1.74億人口，導致375萬人死亡（5月17日資料），這禍惹得太大，就只好用高音喇叭大聲喊叫，希望蓋過其它聲浪。 這樣的戰狼式外宣與外交當然令人憎惡，也容易被抵制，比如《中國日報》這張英文外宣旗艦在美國被列為外國代理人。但如果因此就認為中共大外宣從整體上失敗，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大外宣還有一條遍布世界的地下戰線。在2009年中共正式公開大外宣計畫以前，「外宣工作本土化」戰略已經推行了6年整。這一戰略說白了，就是利用外國人、外國媒體在其國家幫助中國做大外宣工作，這種隱蔽的地下成員比使用正規軍更方便，而且更容易取信於受眾。 2009年，其實只是中國政府正式宣告大外宣計畫實施而已，此前，中國早就開始在全球華文媒體與拉美、非洲等國實施大外宣刊物本土化策略。但2009年是中國將大外宣重點轉移至英文世界的重要轉捩點，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間，中國政府便開始部署一項耗資450億人民幣的「大外宣」戰略，推動中國官媒向國際擴張，加強它在全球媒體中的存在與影響力。 大外宣分兩條戰線推行，世界各國設立新聞機構來擴大其影響範圍。其中，中國環球電視台（CGTN）在非洲、美國、倫敦設立總部；到2017年，CCTV的中、英、法、西、俄、阿和英語紀錄等7個國際頻道，已進入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播出。但這些都是正規軍的宣傳主力，聲音很大，效果不彰，因為資訊的輸出不等於資訊被接受。因此，中共最厲害的外宣殺招是「外宣媒體本土化策略」的地下友軍網路。我在研究大外宣的專著《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第二章「中國大外宣的本土化戰略」當中，詳盡介紹過其發展歷史。（該書2019年3月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利用地下友軍做宣傳，講好「中國故事」，有「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之效，對受眾影響大而且不易察覺。除了中國外宣正規軍團用各國語言出版媒體之外，其策略主要是三點：一是與世界各國本土有影響力的媒體合作，這些合作包括交換版面（實則是購買）；二是邀請目標國記者編輯到中國參觀學習進修，視該國經濟水準為其提供較本國優渥的生活費與補貼，讓他們用本國受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報導中國；三是為目標國媒體更新媒體設備，對方會投桃報李，心照不宣地用媒體採訪的形式報導中國故事或當地中國駐外企業對該地經濟發展的貢獻等等。 2020年7月，國際記者聯盟（IFJ）發布了題為《中國故事：重塑世界媒體》的全球調查報告，揭示了中國近10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國際媒體及記者的影響，藉此講述「中國故事」，影響外國社會公眾對中國的觀感。比如說，世界各國記者聯合會有三分之一報告說，有中國的機構找到他們跟他們簽定備忘錄。有一半接受我們調查的記者機構說，他們國家的記者獲得到中共贈予的免費旅遊的機會。 大外宣成功培養了一批隱形喉舌記者 辦英文媒體更需要以英語為母語的記者。新華社於2009年7月1日開通英文電視新聞，此前中國就推出了幾種面向外國讀者的英文報紙，例如《中國新聞周刊》英文版《News CHINA》。2009年2月末，《中國日報》北美版及在華盛頓等地設立記者站，招聘英文記者，應者如雲。中共環球電視網（CGTN）提供了具吸引力的選擇：領取優渥的薪酬。一位元西方資深記者描述了同行競爭中國外宣媒體職位的「盛況」，「在位於倫敦西部奇西克地區那設備先進的CGTN——前身為中國國營廣播機構央視國際，負責招聘的小組在翻閱簡歷的時候面臨一個令人羨慕的難題：太多求職者了，只有90個『以中國觀點來報導新聞』的空缺，申請的人數卻幾乎有6000之多。光是閱讀申請書這一簡單工作也會需時接近兩個月。」 在全球新聞界，過去十年（2008—2017年）已被定義為傳統媒體衰落的十年，由於互聯網的興起，社交媒體等新傳媒的出現，以生產嚴肅新聞為主的傳統媒體陷入生存困境，當西方媒體因為互聯網資訊與金融危機的衝擊而被迫「瘦身」之時，中國對各語種編輯記者的需要為一些記者提供了看起來不錯的就業機會。中國外宣媒體優渥的薪酬，足以讓西方媒體記者「忘記」他們從小接受的理念。我在《紅色滲透》一書第二章中專列一節「重金吸引『洋僱用軍團』加盟大外宣」。 本文的重點不是講這些人加入大外宣隊伍時，工作中接受宣傳高於真相這種中共宣傳準則，而是有這種工作經歷的人重回西方媒體業後的影響。今年4月21日，美國《國家脈搏》（National Pulse）發文指出，《紐約時報》好幾位員工曾為中共宣傳機構工作，其中包括：《紐約時報》攝影部主任約拿‧凱塞爾（Jonah Kessel）；《紐約時報》現任編輯兼設計師迪亞穆德‧麥克德莫特（Diarmuid McDermott）；以及歐洲文化記者亞歷克斯‧馬歇爾（Alex Marshall）等等。凱塞爾曾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期間，擔任《中國日報》創意總監。他在Twitter上發帖稱，為中共工作有時也有「好處」。他還提到，他當時對開始這個角色感到「興奮」，其中包括「重新設計」中共的「宣傳武器」。他在幾篇帖子中透露，自己「在為」中共官方媒體「工作」並「收取報酬」。據麥克德莫特的LinkedIn個人資料和個人網站資訊顯示，他曾在《中國日報》擔任編輯和設計師。從2012年11月到2020年11月，在香港工作了8年。他去年在《紐約時報》擔任同樣的職務，現在仍駐香港。 投入重金購買美媒軟文，對美國人悄悄洗腦 2020年6月美國司法部發布的一份檔顯示，中國官媒《中國日報》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來，便向美國媒體支付1900多萬美元印刷費和廣告費，其中向《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支付的廣告費用超過1100萬美元。今年4月12日，美國智庫詹姆士城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國簡訊》刊文指出，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努力擴大其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力，以便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多「話語權」（discourse power）。該文作者約翰·多森（John Dotson）指出，長期以來，中國媒體在《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等美國主要報紙上放付費插頁「廣告」。如新華社通常使用「中國觀察」（China Watch）、「中國焦點」（China Focus）為標籤進行廣告宣傳。這些插頁中的文章乍一看就像主報的提供新聞和社論，實際上卻是在為中共做大外宣，購買這些廣告插頁需要大量費用。 文章指出，中共黨媒利用著名英文期刊的可信度，旨在「講好中國（中共）故事」。事實上，這些插頁廣告上都有免責聲明，但往往都是小字體的，所以很多人注意不到。這些文章通常打著「中國觀察」或「中國焦點」的標籤，實際上是中共機構準備好的宣傳內容。增頁也會被標註為「付費廣告性質出版物」。不過這些文章看起來就像是主報提供的新聞和社論。 給外國人洗腦：正規軍不如地下戰線 這條看不見的戰線，在平日所起的洗腦作用、在關鍵時刻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中共大外宣正規軍無法企及的。今年5月，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FJ）發布一份新報告，揭露北京捆綁「疫苗外交」重塑世界媒體格局。報告舉例自從菲律賓的總統通訊辦公室與中國官媒簽署合作備忘錄後，多位元菲律賓記者開始在中國受訓。有一名菲律賓記者透露，他觀察到其他記者撰寫報導時，往往會融入新華社或其它中國官媒的觀點。通過這類手法，中國把這些對外宣傳工作和「疫苗外交」捆綁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專案中，以確保受惠國在聯合國會議等場合支持中共、讚揚中共。 媒體在美國號稱「第四權力」，亞洲國家對《紐約時報》幾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如今成了中國在美的利益代言人與極左先鋒，並為本國出資的政治派別利益代言。這種社會公器的墮落，意味著媒體不再是第四權力，而是依附於政治、經濟權力的附庸。 以上分析，可以讓人們了解，中國大外宣花費鉅資，充分彰顯了通過共產黨資本主義這一「中國模式」獲利的中共政權，通過利益牽引腐蝕西方社會養成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幾乎攻無不克。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