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5日全国各级政府十万官员参加的电话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5·25讲话），从内容上来看，谈的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类难题，只要没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际环境不能改善，中国经济将进入严重衰退。但国外（尤其是中文圈）现在一切都围绕权力斗争，离开权斗无法解析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所以硬是将这场谈话附会成高层习李两派势力斗争白热化，极端的说法更是将此附会比喻成刘少奇当年的七千人大会讲话，还将参加的十万官员说成是拥李且暗反习。 先看李克强讲话涉及什么。这个谈话比较散，内容有交叉，但三大层面的危机讲得很清楚，其中最令北京头痛的是财政危机： 第一点，“当前经济平稳运行面临严峻挑战，必须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一旦运行滑出合理区间，要想再拉回来，不付出巨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是很难做到的”。这段谈到他“下去调研，很多中小微企业各级工贸干部说他们已经到了最困难的地步，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实就是停业、破产企业多，报告说“企业注销数量也增长了23.1%”。企业是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孵化器，近1/4的企业关门，其余经营困难，意味着政府税源枯竭，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财政收入”。列举的数字并非国家机密，5·25讲话说得琐碎，其实就是5月17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 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4.8%，支出同比增长5.9%。 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增长幅度更大，这情况意味着政府财政压力山大。因此，“要确保今年的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支出不能出问题”——这句话才是重点。今年俄乌战争的发生，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世界同属一个没有战争的地球村的美好梦想，例如德国就很不情愿地表示要重整军备。对于时刻想与美国一争雄长的中国来说，军费与国防开支自然是重中之重。中国的义务教育开支虽然连续9年“不低于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主要欧美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比在11%左右，其中美国高达15.8%，日本仅8.2%，分别为高低两端。4%也就是普通发展中国家水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连这个比例的义务教育投入也不能保证，只能说这个政府严重失职。 用那么多话来掰扯中央财政困难，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强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别指望党爹央妈救急了，自行想法子解决。 第二点，采取有力措施，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市场主体是指企业，情况在第一点中已经谈过，这段主要谈失业问题： “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已经达到6.1%，特别是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高达6.7%”，在16岁到24岁青年中，大学生失业者占18.2%，这是“再叠加到我们今年大学毕业生是历史最高1,000万人以上带来的后果”。这里谈的是城市，农村不在内，因为讲话中说到“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那块地还是能养的”，农村失业不在全国失业率统计范围内。 这也不是新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堪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候。中国当局现在除了掩盖失业真相之外，别无他法。掩盖手法我多年前讲过，一是使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18年始改为“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官方失业数据。这个数据根本不可靠，因为所谓“城镇登记（调查）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加上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也不会出现在政府登记失业的名册上。 二是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政府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农村青年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5·25讲话中谈到的1000万大学生问题，详情如下：2021年1,020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所、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仍然会是如此分流。为什么大学毕业后不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市场主体不稳），很少聘用新员工。 海外自媒体当中，不少属于每天都在强调中共高层权斗、国际社会四面楚歌，前者属于中南海听壁脚式发挥，后者则夸大表述。但却不少听众，闻危则喜。他们当中不少就是对中共严重不满的失业青年，其前辈就是当年抗战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第三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 于中国而言，能源与恢复并寻找新的产业链的重要性无需多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刚好写了一篇文章《国家安全新领域：美国农地与中国粮食需求分析》，这里简单概括一下。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谈到中国经济危机，第三条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个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就这份报告涉及的六大关切话题而言，偷窃农业知识产权与购买农地早就引起美国关注：因偷窃玉米等种子被判刑的有莫海龙等；因购买农地被视为有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被叫停的，前有2012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一重工关闭项目；后有2021年，被称为“新疆首富”的孙广信在美国德州购买土地兴建风电场的投资案被叫停之事。近日，美国联邦众议员纽豪斯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地。该修正案已被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纳入2022财年拨款法案，正待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这一切就是美国向中国表示“别碰我们的粮食”。 尽管中国宣布2021年粮食总产量1.37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多年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口粮自给率达到100%。但是，作为油类与饲料来源的大豆、玉米等，中国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因此才有了5·25讲话的第三条。 最后，回到李克强5·25讲话这个主题上来。李克强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讲话？我认为是职司所在。与前任总理温家宝不同，胡锦涛这位总书记并不强势，与温更象是同僚而非君上，因此传说中有南北院之争，李也公开说过“相忍为国”。目前经济困难是明面上的事情，做为总理，藏着掖着不是事。但以李拥有的政治资源及其性格而言，我认为他宁可选择届满退休，也不会去冒险与习政治对抗。那么，中共是否有权力斗争？当然有，不满习近平的人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还有民间全有。但是，以中共如此监控能力，这些人在国内是无法形成组织性力量的，反习力量存在于海外各自媒体包括中文媒体的报道中。既然力量存在，总得找个代表人物，于是理论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成了海外反习势力选中的代表人物。反习的真实带头大哥当然会有，不过不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29日中共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依法规范和引导中国资本健康发展”。从习近平的发言来看，中国当局又想调整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了，只是这次不是推进公私合营2.0，而是要合理处理与各种资本的关系。目前，正逢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世界一齐陷入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习近平又开始重视资本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了。 传说多年的公私合营2.0暂时踩刹车 习近平任中共掌门人以来，他自赋了两大政治任务：一是通过反腐败净化统治集团（外界评论为通过反腐败清理政治对手）；二是处理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在4月29日下午集体学习会上，作为中共掌门人的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共政治用语中的大词汇，全集中在这一段话当中，并且关系到改革开放大计、提升到时国家安全层面，不可谓不重视。 这次习近平在政治局上的讲话凸显了两个要点： 第一点是“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所谓“认识”，结合后面谈到的“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着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可看成习近平表示不会像毛时代那样，消灭私人资本与外资，搞“一大二全”的国有经济，形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这段话算是对几年来一直流传的中共将推行“公私合营2.0版”的一次否定，用意应该是让有如惊弓之鸟的中国私企放心。提到“国际资本”，当然是为了留住那些认为中国市场吸引力正在下降的外资。 第二点是“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这段话的意思是指：资本可以拿走政府认为合理的利润，但必须由政府确定上限，再也不会出现江、胡时期那样，出现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族，包括肖建华那样专为权贵洗钱的“超级白手套”。 最近两年，从中国的财富驱动行业分布来看，新晋的亿万富豪所处的前三大行业分别是：科技（18%）、消费及零售业和工业（17%）、健康和材料产业（14%），房地产行业已经风光不再。但财富驱动行业的变化只影响富翁的生成，不影响中国政府对资本的管控，哪个行业的资本让政府看着“危及国家安全”，政府有办法“调控”。 习近平对资本的复杂态度缘于出身及经历 理解习近平对资本的态度，要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两方面切入。习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多年洗脑的结果，对资本有天生的警惕与反感。中共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主要内容来自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终生职业是思想家，在经济上需要依靠资本家出身的好友恩格斯资助。这位思想大师耗时四十多年完成了《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全书充满了对资本的厌恶与仇恨。他的思想不但影响着当年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共产（社会）主义运动，还影响着今天的美国与西方。美国的BLM领导人就宣称自己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资本论》里那些对资本的描述，至少有那么十几条，是文革时期革命青年们抄写背诵的经典语录。且列举几条： 1、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3、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 4、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楣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5、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6、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他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他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 7、由于资本的社会力量，资本家可以玩弄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把戏，看不穿这种把戏，倒也罢了，但起劲为这种种把戏鼓吹，则要么是资本家的走狗，要么就是白痴。 出生于1940-1950年代，成长于文革时期的两代中国革命青年，只要有求知欲，对上述马克思经典语录都耳熟能详。 中国知识群体就是依靠这些思想营养作养分，如果不是非常熟悉西方保守主义理论与思想，无法改变左的底色。与知识群体相比，习近平当然更左、而且崇拜毛泽东。 习近平对资本：利用而不信任 但是，这两代中国人还有另一面，他们经历了毛时代吃不饱饭那种国困民穷的状态；青年时期赶上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也因此，他们了解外资与私人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没有这类资本的活跃与贡献，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0年代出生的习近平也是这种矛盾体中的一员，他理智上明白资本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无法摆脱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对待非国有资本的态度上，始终存有利用之念，不可能真正尊重，当然更谈不上信任。 基于以上因素，在习近平主导下，中国政府于2015年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此后在私企设立“吹哨人制度”，用寻找私企污点的方式，没收或者迫使私企不断献产（购买国企股份或让国企参股）——凡民营企业涉及腐败、偷税漏税问题。对这些私人资本，视其政治背景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一种是对粉红色财团——即富豪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财团的方式，采用软禁拘押或政治高压，让有政治靠山的超级金融大鳄们将转移至境外的财产转回国内，吴小晖、肖建华、王健林都属于这类情况；另一种是马云模式，用各种压力迫使其主动交班，将自己的公司“献给国家”。 中国的私企对此毫无办法，党的天空上哪块乌云何时下雨，半点也由不得他们。外逃也不安全，此前，中国政府有各种办法让私企不敢外逃，比如富豪家人、财产还在国内，生意也在国内；就算外逃，也能用各种方式追逃。现在又多了另一重考量：俄乌战争发生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包括没收俄罗斯富豪的私人资本与财产，这也让中国富豪发现：就算离开中国，也得与母国同命运共呼吸。他们当然知道台湾并非安全状态，就在2021年10月以前，台湾在美媒眼中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其代表作是《经济学人》5月封面文章《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台湾》（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也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内容见报之后，中国的私企毫无雀跃表示，并没有多生出一点安全感。 （原文链接）
俄乌战争开始后，世界防疫进入反向而行的两极，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了一场两种制度的竞赛。此前正在忙于强制推行疫苗护照的法国、加拿大的疫情戛然而止，两国政府利用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内战”当然也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经济之都上海开始，陆续推广至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疫情清零却看不到头。本文将从全球化背景下病毒传播的规律、各国防疫的共同点到最后演化成两种不同的选择入手分析，中国坚持不可能达成的病毒清零的内在原因。 欧盟群体免疫与中国病毒清零的依据 据路透社4 月 27 日报导，欧盟委员会表示，随着欧盟进入紧急状态后阶段，在该阶段大规模报告病例，据估计有 60% 至 80% 的欧盟人口感染过 COVID-19——根据传染病学家们的经验数据，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居住区域的一种流行病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感染过，就会形成群体免疫力。基于这点，欧盟委员会表示，今后疫情不会太严重，在为这个阶段做准备时，欧盟各国政府应加大对儿童的 COVID-19 免疫接种力度。这意味着，欧盟各务包括法国马克龙政府2.0版，也不会再强行使用发放疫苗护照重置公民权的方式，激发本国公民对抗政府。欧盟今后正式进入群体免疫阶段，接受与病毒共存这一模式。 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另一统计口径，不是全国多少人口感染过COVID-19，而是接种疫苗人数。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2021年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过26.9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超过11.9亿人，中国疫苗接种率已达80%以上。接种疫苗是为了获得免疫能力，按照中国自夸的疫苗有效性，中国的群体免疫率至少也达到60%左右，但最后却走上了最原始的方式：大规模封城。 其它方面，中国与西方也算同步。比如从1针有效到2针、3针，再到加强针之类，接种疫苗本为防感染改为防发病，中外专家同步。疫情期间，多个国家都爆发了民众自发性的反对强制接种新冠疫苗等卫生措施的示威抗议活动，西方左派政府有些还挺羡慕中国政府能够做到武汉封城这种地步，有些国家也采取以往不敢的强硬手段逼迫民众。这些抗议活动中，以加拿大卡车司机2022年1月至2月间的抗议活动最为规模盛大，法国马克龙政府采用强制疫苗证重置公民权利的做法是挑战该国民众的容忍底线，引发极大反弹。加法两国直到俄乌战争发生，才中止了疫苗护照的强制推行，中国走上了另一条极端的防控道路。但事实上，只要中国不闭关锁国，与全世界保持经济贸易关系，就会有国际人口流动，而这些流动人口当中，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无症状病毒携带者，这种封城于防控疫情并无实际作用。 西方早已预知：全球化必然引发病毒世界性传播 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偏远小国发生的瘟疫将波及全球，对这一危险的认识，开始于1990年代，2003年中国Sars强化了这一认识。 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 ）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其中提到，由于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剧、病毒出现了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原因，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或扩大传播范围。一些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HIV/AIDS）、埃博拉病毒、军团病、禽流感和SARS等纷纷出现。该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它地区。 2003年中国的 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2020年3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与病毒共存更现实 早在2020年1月末，由中国武汉开始的COVID-19蔓延世界，美国病毒与传染病专家们就指出，全球化时期，一种病毒出现之后，其前景只有三种途径： 一、通过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控制病毒的传播，比如爆发也可能随着新疫苗的发明而结束。持这一观点的专家以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 Nathan Grubaugh为代表，这位专家特别说明，但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新疫苗的研发成功，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疫苗发明的速度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因此出现了美中及世界各国要求本国公民不断注射疫苗的情况，疫苗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引发普遍质疑。 二、人类形成群体免疫，病毒在感染所有或大多数最易感染的人后自行消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迈克尔・米纳（Michael Mina）指出，疾病爆发有点像是火灾，疾病爆发有点像火灾。病毒就是火焰。易感人群是燃料。最终，如果没有引燃物，火就会自行燃烧。当病毒不再发现易感染的人时，病毒的爆发就会结束。他说，2015年到2016年发生在波多黎各和南美洲的兹卡病毒（Zika）大流行的终结，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流行病学界说的“群体免疫力”形成，就是指这一情况。 三、冠状病毒成为另一种常见病毒，成为人类社会每个流感季节中的一部分。”哈佛大学的米纳与埃默里大学全球健康医学教授杰西卡·费尔利均持这种观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资深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Amesh Adalja）说，目前有四种冠状病毒株以普通感冒或肺炎的形式感染人类，新型冠状病毒或许是成为季节性病毒。 中国坚持病毒清零是为了压力测试？ 既然将近两年半、集全球病毒研究界之力也无法清零的COVID-19，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走一条不可能的道路，哪怕让被封的上海人民怨气冲天也在所不惜？ 关于这有许多猜测，包括认为这是中共内部斗争，习近平要借机打击江泽民的上海帮等。但我实在想不出这如何能够打击到江泽民势力。放眼全球，有个解释也许能够成立，那就是在世界全球化格局重组，美欧推行“大重置”时，中国想从内外两方面测试一下中国能够承受的压力点在哪里。 对内，测试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从去年西安清零开始，法国试图通过疫苗护重置公民权，加拿大、美国都试图推行强制疫苗。三国当中，美国遇到强烈抵制，法、加两国引发本国公民强烈抗议，直到乌克兰战争开始，法加两国政府才借机将重点转移至援乌方面，只有中国还坚持在上海继续清零。 对外，测试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有多重份量。选择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首都清零不为无因。上海港货物积压如山，造成全世界供应链紧张，西方媒体引用各方分析论证这点的文章不计其数。早在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公开表示，鉴于奥密克戎变种的高传染性，中国应重新评估其“清零”政策，中国作为主要商品供应国的角色，这些限制现在被证明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构成了负担。此后这类担忧的评论在西方媒体上不断出现，BBC、《纽约时报》就此发表过不少文章。美国政府更是认为国内通胀与供应链紧张有关系（真实原因其实是财政花费无度，一年举债10万亿），4月22日，美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正在竭尽所能降低通货膨胀，这包括了“仔细审视”对华贸易战略。她强调，重新审视关税也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将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一些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宣布将取消中国关税。 可以说，美媒与西方国家其它媒体每天都希望中国放弃清零，让全球供应链恢复正常。 俄乌战争让俄罗斯与欧盟了解到：俄罗斯的资源供给对欧盟国家非常重要；中国则通过这次压力测试了解到：中国的供应链对当前的世界很重要。无论是抛弃俄罗斯的能源还是抛弃中国制造与中国市场，世界各国都没做好准备。 （原文链接）
北京冬奥在即，中国政府不顾民怨沸腾，竭尽全力要对疫情清零；但核酸检测行业的龙头企业金域医药却被河南许昌市公安局通报，称其“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然后国内揭出这家企业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有利益关系。就在人们以为中国政府因无法清零准备找替罪羊祭旗之时，首届“钟南山青年科技创新奖”于 1月13日颁发，意在晓谕全国：钟院士大人地位稳定，那点事放不倒这位科技新贵。 中国这场防疫戏剧究竟要怎样唱？ 让人浮想联翩的“金域传播病毒” 中国自2020年以来，成为WHO封赏的“世界战疫大国”，世界各国也不断有媒体表扬中国成功的抗疫经验。因此，中国对一轮轮的病毒来袭都要采取清零政策。COVID-19变异株omicron（奥密克戎）在中国造成新一波疫情，西安、天津、河南纷纷传出封城的消息，据说已经进京。北京当局已经对疫情大国美国航班果断采取熔断机制，杜绝境外“输入”的可能。 在这当口，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中国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1月12日通报，称郑州金域负责人张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实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已经对其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称，“正对该案进一步办理中”。1月13日，安徽省休宁县海阳镇女人街桂兰水果店店主武某某，据说也违规“实施引起有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被休宁县公安局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两个都是警方通报，但少有人关注武某某传播病毒事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金域医学“引起病毒传播”一事上了。毕竟，金域医学涉及全国核酸检测安全，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关于金域传播病毒的说法有多种，其中最令人毛骨耸然的是这一传闻：金域故意把检测阳性的人报告成阴性，使其能够回到社区传播，并将检测样本成批销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金域可以继续依赖疫情检测轻松赚钱。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叫做“创造消费需求推动生产”。问题是，这是通过传播病毒来创造消费，无论是市场伦理还是政治伦理，都不容这种做法。 揭的黑幕其实是灰色半透明幕 于是，中国国内出现好几篇详尽揭露金域医学的文章，从金域医学与钟南山的关系、金域医学如何利用检疫迅速暴富、金域医学与海外公司战略合作的关系，每一条线看似深不见底，但细究之下，都是半公开的。平时公众不关心，政府也睁只眼闭只眼，并未规范。 第一重灰幕：金域医学与钟南山的关系。 金域医学在2003年正式命名，此前曾是广州医学院的校办企业；是中国新冠肺炎核酸检测的龙头企业。从1992年到200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 《金域医学和钟南山、柳传志以及君联资本》一文中，根据截止2021年第三季报的公开资料，指出十大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自然人“梁耀铭”，持股比例达15.99%。这篇文章指出，1988年，梁耀铭从广州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职教务处和科研处。在那个市场经济刚冒头的年代，当时广州医学院正在筹建校办企业，梁耀铭这段时期遇到的贵人就是钟南山。1997年，梁耀铭决心转型专门做医学检验，并将校办企业改名为“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这是中国第一家协力厂商医疗检测机构。 钟对梁的扶持表面上是体制内支持，真正灰色的是不为外人所知的利益关系。 第二重：钟南山与多家公司有利益关系。 钟南山的名声雀起于2003年SARS时期，当时百誉加身，终成中国官方医学殿堂的尊神，被政府加持的“国家级专家”在中国自然是该行业的通行证。但钟南山毕竟是人，虽然具有神的地位，心性却未必成神。只因中国内外兼修之名人不多，中国人感念其2003年之功，愿意维持他的高大上形象。到了2020年covid-19流行之后，由于他对疫情的解说很快被看出与官方同调，于是民间对他也不再客气，不断挖出他利用自身声望不当牟利的各种黑料。比如，2020年他两度推荐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等药物治疗新冠肺炎，媒体很快挖出内幕：钟南山与该公司有利益关联。钟南山推荐的红日药业生产的“血必净”，其关联企业是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红日药业持股12.5%）。天眼查资料显示，钟南山是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中国经济周刊》引述报导称，该公司的抗肿瘤一类新药PTS及衍生成果产业化专案，正是钟南山团队在天津的落地专案。 “天眼查”资料还显示，钟南山有3家公司，其中一家是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钟南山是董事长。该公司的副董事长周荣拥有34家公司，另一名副董事长张晓雷有20家公司。该公司全部的高管层合计拥有90家公司。 以上这些利益瓜葛，业界知道，公司所在地的工商局与政府有关部门也知道，算是对政、学、商关系的一种认可。 第三重，金域医学从核酸检测中的巨大获利。 根据公开资料，截至2021年11月，金域医学完成了2.2亿份核酸检测，属全球第一，获利巨大，股价飙升。 该公司官网称，金域医学目前已在内地及香港地区建立了38家中心实验室，拥有遍布全国的远端病理协作网，以及由600多名国内外病理医生加盟组成的病理医生团队，为超过23000家医疗机构提供准确、及时、便捷的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服务；服务网路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所在区域，并以香港为桥头堡，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金域员工张某东到底做了什么，警方和金域方面均未明确，外界对此议论纷纷。出现的“主动传播病毒”、“丢失样本”、“伪造资料”、“瞒报数据”等传言，金域医学通过官方微博一一予以否认。现在，公众深感担忧的是：如果这并非一起员工利欲熏心的偶发事件，而是专业人士利用疫情策划的事件，整个链条就成了这样：传播病毒疫情→核酸检测→推进疫苗，成了一条完整的疫情经济产业链，公司依靠疫情维持利润，那这疫情还有完么？ 关于结局的猜想 与钟南山有关联的金域发生传播病毒的丑闻，将使“大国战疫”蒙上沉重的黑色阴影，这笔政治帐，无论习近平如何震怒，最后都得精密盘算。 中国国内的政治帐在可控范围内，这笔帐难算在于难以控制的国际影响。 一是中国防疫物质的出口。中国近两年外贸成绩斐然，仅2021年3月至12月，出口主要疫情防控物资4385亿元；同时，出口笔记型电脑等“宅经济”产品2.51万亿元，增长8.5%。连中国商务部也承认：“在全球疫情发展的状况下，疫苗和相关防疫物资的出口，都保持了较快增长，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贸易顺差的扩大。”如果金域的问题出在核酸检测这个环节上，将严重影响中国防疫物质的国际市场。 二是对冬奥的影响。冬奥举办在即，疫情难控，既丢了战疫大国的脸面，也将影响出席人数。本来就因外交抵制少了几个大国，再有因疫情不来的外交官们，北京会觉得面子大大受损。 作为一位正受疫情影响的普通公众来说，我其实希望中国这次认真抓，因为疫情催生的产业链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钟南山这类防疫专家在其他国家也有，中国如果抓出这种发疫情财的专家，会有敲山震虎之作用。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惊闻老友张清溪教授遽然逝世，痛失良友，悲悼之情，难以言表。 认识张教授将近20年。依稀记得2003年秋冬之际，我接到一位法轮功朋友的电话（是谁我都忘记了），说张教授来美国，想见上一面。我说要去华府两天，是否能等我回来再谋良晤。这位朋友与张教授联系后，说他正好那时也在华府，于是我们就约在华府见面。 那是一台湾商人设的饭局，不少人是旧识，谈兴很高。张教授与我相邻而坐，低声交谈，他告诉我，以前他批判台湾的党国资本主义，《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1997年版）一书颠覆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认识，认为真正的党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我当时心中有点诧异，一位台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能这样看待这本书，实在很难得。后来，蒙张教授赠送他在1990年出版的《解构党国资本主义：论台湾官营事业之民营化》一书，在这本他与澄社同道合著的书中，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台湾时的经济制度之利弊，力促国民党改革党产、党营事业。这在当时的台湾，既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至此我方知，是相同的学术研究经历，以及同道相惜之情，让他如此关注我这本书。此后不久，拙作《中国的陷阱》在台湾博大以《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之名出了修订版，张教授写了一篇《现代中国侠女何清涟与她发现的中国陷阱》在台湾媒体上发表，这篇书评很有张教授特点，流传甚广。 认识以后，时有书信往来。张教授深爱台湾，自然关心大陆政治经济。我为Taiwan News写的稿子，他看得非常仔细，有时会来函切磋。2017年，拙作《中国：溃而不崩》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台湾惯例是要请当地名学者写序推荐，我第一个就想到他。这本书的分析让许多人不满意，因为中共的专制极权，不仅让国内向往自由民主的人非常不满，也给台湾带来极大的压力，不少人甚至抱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心情，希望中共早点崩溃。及至看完张教授写的序言《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复杂心情，因该书推论的中国将在10-20年内维持的“溃而不崩”之局（中国社会深度溃败，但中共政权却能继续维持），让他情感上难以接受，但他毕竟是位真学者，知道事实就是事实，学者的研究与推论必须从事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因此，为拙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为拙作增色不少。求同易，存异难，只有真正的学人才能理解求真是治学的第一要义，张教授温良敦厚的谦谦君子之风，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台湾尊重知识分子，台大的名教授们大都除教学科研之外，还有诸多社会事务、参政，张教授更是如此。我去台湾的次数不多，来美国后总共去过两次。虽然邀请方不是他，但他总是亲力亲为，帮助安排一些演讲与住宿事宜，让我的台湾之行尽量不留遗憾。我至今仍然记得，2019年5月在台湾将近一月，仅在台大就共有三场活动，其中一场是关于中国经济局势的演讲，由他主持，我因临行前未准备PPS，结果是张教授代劳帮忙做的。有了他做的PPS，在一个那么大的会场演讲时，有大屏幕展示提纲，效果自然好得多。 2019年那次在台湾见面，自然会问及他在忙什么。他说在办学校，并希望我留出一天，去台湾政大之后到云林县立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看看。我自然乐于从命，专程去看了那所中学。数年之间，一所已经只剩下40多位学生的普通国高，他与几位助手一起，几乎是从无到有 ，成就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来自几十个国家，并为神韵剧团输送了不少训练有素的艺术人才。此中花力之巨与韧劲，让我叹服。因为民国先贤中，我至今仍然对蔡元培、陶行知等立志于教育救国的先贤钦佩不已，从政、办实业、办教育三条救国安世之路，办教育最难，不易见功却收功长远。 中国士大夫历来追求“三不朽”之境：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张教授辞世之后，脸书上有言，台湾媒体多半提及他投身民主运动那部分，比较少谈法轮功。张教授的立言，台湾人比我更清楚，《自由时报》言及张教授与人合著的《经济学：理论与实际》一书，被台大出版中心选为该中心出版史上最具代表性的10本著作之一，也被誉为经济学的“入门圣经”，被许多后进奉为圭臬。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法轮功在世界传播，张教授成为法轮功中坚，从立言转向立功，这功泽及的并不止于法轮功内。这部分为何不太被台湾舆论提及？我想是出于心结问题。 2005年夏初，我受紫藤书屋邀请到台访问。一些朋友来看我时，问我何以与张教授及台大法轮功三教授交往密切？我说，谈得来，意气相投。其实，我对张教授等进入知天命之年后修炼法轮功非常理解，这不仅仅是出于朋友之谊，而是基于两点： 第一，我知道宗教是解读人类心灵史的钥匙。每种宗教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背景。古往今来，所有宗教的产生，其实都是所处社会产生社会认同危机之时，法轮功当然也是这样。在创教者一代之时，集学员之力，众志成城，办成了包括平面、视频、广播在内的全球最大的中文媒体平台，其规模与覆盖范围超越了集一国之力投资的中共大外宣媒体，其动员力与奉献力，只要客观论事，就必须承认。 第二，我熟知中国士大夫文化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这种“修齐治平”的文化为何辅之以“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这一说法？那是因为中国历史总在治乱之中循环，时势合适，人才辈出，得一申“兼济天下之志”者多。但历史大多数是平庸甚至黑暗时期，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那种政治变幻莫测，各种思潮喷涌而出，有的生命有如蜉蝣，粗砺危险的政治环境对人的心灵是个极大的折磨，不少人现实地选择了独善其身，甚至遁入空门，在“学问僧”与“政治僧”之间来回折腾。 中共治下的中国更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社会鼎革过程中，知识分子连独善其身都是奢望。与中国连着一条文化脐带的台湾，其命运由先天的地理条件“离中国太近、离美国太远”所决定，承接了失去江山的国民政府，先经历“二二八”与戒严时代，从198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经济起飞时期的“四小龙”繁荣，以及台湾民主化进程，之后随着大陆统战的红色渗透，统独议题撕裂着整个台湾。与张教授同龄的一批留美留欧的台湾学人，因优异被选拔公费留学，回台后在从政、教书育人、参政的过程中，经历了台湾几十年的风云激荡，从奋发砥砺的少年、踌躇满志的青年到成熟的中年，再到灵台明澈的老年，为台湾留下了他们的生命印记，人生之途也各有遭际，感悟自然也很不相同。 张教授不是选择独善其身，而是辟开旁门见月明，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安身立命。台湾法轮功发展到现在，与张教授的贡献分不开；他近十余年投身教育，更是效果彰显，在茑松艺术高级中等学校成功之后，他还接管了在北投阳明山的惇叙高工，准备在该校旧地之上创立复兴艺术学院。一切都已就绪，却因过于劳累遽然辞世。未竟之功业，相信会有张教授的台湾同道接续。 张教授的辞世，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2019年5月台湾之行结束前一天下午，他与其高足钟谷兰女士请我与晓农同品咖啡，送别时他站在咖啡店门前挥手依依作别，相约日后再见之时，我们都没想到那是此生最后一晤。翻检近两年来的电邮，余温尚在，只觉意长歌短，心绪支离，十分难舍。 愿老友在天之灵安息。 （2022年1月15日写于美国新泽西清涟居中 原文链接）
这次G20峰会与紧接着召开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气候峰会，西方原本报道习近平与普京双双选择视频出席。临到气候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连视频都懒得出镜，干脆书面发言，对于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当作人类未来、国际国内头等大事的气候变化议题，是否参与对这个计划的成败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领袖如此对待，西方媒体心中十分不爽。 关于习近平缺席两次会议的政治猜想 这两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好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夕，习近平不去参加，国际社会的猜想与中国政治评论者的猜想不同，后者自然联想到担心“政变”这点。尽管中国历史上多次政变，真正选择皇上出巡时机发动且成功的很少，仅有三国曹魏时期司马懿家族发动的高平陵之变成功达到目的，那是司马懿而后动，趁手握重权的草包大将军曹爽带兵马与亲信外出之机。放眼目前中国朝堂之上，能够直接挑战习近平的势力几乎没有。但习近平一直沐浴在权争风雨之中，哪怕只有1%的失控可能，也绝对不会去冒这险。重要国际会议露面，与继续当中共掌门人之间，二者孰轻孰重，不用上天平就知道。 对G20峰会，习近平采取视频讲话方式参加，这并非孤例，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未前往罗马亲身赴会。峰会的主旨是”人民、星球、繁荣”，都是非常宏大的主题，中俄两国领袖做了视频讲话，对主题都点赞如仪。脸书、亚马逊、谷歌等跨国互联网巨头的企业税问题、阿富汗议题，主角毕竟是美国。 只有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德国资深外交官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对习近平未出席公开表示遗憾，他认为，G20峰会的各主要议题上，中国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中国的参与，全球多个危机都无法解决。伊辛格认为，亲自与会的领导人应当努力达成具有吸引力的协议，从而让缺席的领导人感到”真可惜我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只有这样，才能让中俄两国今后更重视G20”。伊辛格还强调，”孤立中俄绝对不是正确的选项。” 习以书面发言应付气候峰会让西方惊讶失望 临到紧接着召开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中俄两国的态度让西方有点不知所措。11月1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媒体表示，普京不会前往格拉斯哥出席此次会议，也不会以视频方式出席。因为在俄方看来，格拉斯哥会议的主题与刚刚举行的G20峰会气候议程基本一致，普京已在G20峰会上充分阐述了俄罗斯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俄罗斯正在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承诺，也正在实施减排政策。 习近平则仅以书面发言应付这场气候峰会，无论如何解读，都可以理解成：中国政府早就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提出一系列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具体举措，再参加这种会议，排排坐玩指标游戏没什么意义。各国爱讨论就讨论，咱中国另有要事。 不管各国媒体曾经如何盼望拜登、习近平罗马之会成现实，现在如何淡化失望之情，其实都在想一个问题：期望中国牺牲更多的自身即期利益，在气候问题上大力合作，恐怕又是虚话。最失望的当然是美国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的克里。 企盼气候外交成为乒乓外交第二恐成虚话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宣布的大重置计划中，以气候变化为主的绿色能源政策是大重置的第一驱动力，美国拜登政府更是将气候变化视为“生存威胁”，在其内外政策上的重要性居于首位。如果想要达到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或以下的目标，拜登政府必须和碳排放第一大国中国加强合作。 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所有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下滑，碳排放都在下降，仅中国一国上升。具体数据如下： 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98.99亿吨，同比增长0.6%，再创历史新高，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也提升至30.7%。 位居第二的美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碳排放量大幅下降，全国碳排放量下降至44.57亿吨，同比下降11.6%，下降幅度高于全球。美国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也由2013年的15.9%下降至2020年13.8%。 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拥有世界上一半的燃煤电厂，必须说服中国参加全球气候协议。从中国方面来说，目前在诸多领域内的让步空间较小，气候变化这种虚多于实的领域，是两国可以合作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基于上述考虑，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努力想将这个务虚的话题落到实处，先让中国给出配合动作，努力将气候议题推进成当年缓和美中关系的“乒乓外交”第二。因此，克里访华虽遭冷遇，但痴心不改，表示将再次访华寻求合作。联合国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之前，克里曾向拜登表示，除非美中关系得到改善，否则后者不会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政府的关键优先事项的目标。因为美中关系没有改善，尽管2021气候峰会被西方环保主义者视为攸关地球的未来，克里在10月中旬就有意淡化外界对联合国气候峰会的预期，称在11月召开气候峰会时，一些国家可能会仍然缺少煤炭和石油减排目标。 也许当局者迷，在我这位对中国政治经济有相当了解的旁观者来看，西方各国是将气候变化问题当作头等国际要务与内政来办，为此愿意承受高电价与供电不稳定的代价；但对中国来说，参与国际社会的气候议题只是一张随时可利用的牌。这一点就决定了气候问题上博弈的格局与位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与几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内在的问题依旧，只是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内冷外热”，外媒一片光明预测，中国自己则是“灰犀牛”与“黑天鹅”一只不少地陈列。如今，中国当局严控言论，国内见不到有质量的讨论，外媒一片声地认为前景不妙，在野评论的“中美脱钩论”甚是高亢，但决定是否脱钩的美国商务代表戴琪却向刘鹤表示要再挂钩。 与其讨论几年前就一直存在的危机因素，比如房地产将崩盘之类，还不如深究中国为何能挺到现在，以及那些支持中国经济挺住的因素是否还能继续起作用。 观察中国经济，GDP增速不能当真 其他媒体的危机论我就不说了，专业性很强的《华尔街日报》10月18日发表专研中国经济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声称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房地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现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果中国政府近期内无法出台更强劲的宽松政策，那么支撑中国经济三大支柱的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经济下行的风险。 塔普林列举几大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已陷入四面楚歌：电荒、房地产债务危机、海运航道不顺，以及稍早出现的短暂但危害不低的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反弹。他认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长既低于预期，又跌破5%，也并不令人意外。 我从来不将中国GDP增速当作一个重要的指标，主要是中国的GDP增速可控性太强。那么，世界银行、IMF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数据应该够权威了吧？其实我也历来存疑，因为基础数据是中国自己交付的，更何况前不久刚曝光一事：现任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在2017年时任世行首席执行官（CEO）的时候向世行人员不当施压，要求将经济环境报告内容修改为有利中国。以下讨论塔普林列举的危机因素。 中国经济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国经济现在的四大不利因素，房地产债务危机其实早就出现，房地产“一哥”恒大危机在去年就已经预告过，我曾专门写过文章，当局只是没按下“不救”这个按钮，外部债主心存侥幸罢了。其实，就算是按了“施救”，也只不过是将房地产跳楼点从80层楼挪到了90层、100层，最终泡沫总要破灭。 Delta病毒对世界的影响不止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为疫情发愁。 电荒这事儿与9月10日拜登打给习近平那通电话有关，刻下美国将气候变化当作头等国策甚至最重要的国际事务，需要中国配合。就在那通电话之后不久，中国宣布拉闸限电（不是缺电），美国商务代表戴琪女士则正式宣布对中国关税实行“保留-豁免”，可以预期，一旦关税问题有了着落，中国方面会逐渐恢复供电。 海运不畅这问题，影响的不只是中国，还有美国。美国目前正陷入一场罕见的供应链危机，港口严重拥堵，数十万个集装箱积压在海上，一些商店甚至出现了商品短缺、货架越来越空的现象。一些能够正视现实的美国专业人士终于发现：中美两国之间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供方是中国，需方是美国，双方原来早就是互相依存。 以上分析说明，除了房地产不可能再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这个因素之外，真正让中国经济保持源头活水的是美国需求，因为中美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你在这头，我在那一头，无论怎样分析，都不得不承认现实：美国的消费需求是“中国制造”的源头活水。 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美国需求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显示：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人民币，较同比增长23.7%，贸易顺差583.4亿美元，同比增加2.2%。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依次为第一、二、三、四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均为贸易顺差：对东盟贸易顺差3660.2亿元，增加8%。对欧盟贸易顺差7519.6亿元，增加21.2%。对日贸易逆差1822.5亿元，增加47.8%。 美国数据我在此详细列举：中美贸易总值为3.05万亿元，增长25.8%，占12.3%。其中，对美国出口2.29万亿元，增长22.7%；自美国进口7524.2亿元，增长36.5%。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54万亿元，增加16.9%——这个数字高于东盟的3660.2亿，也高于欧盟的7519亿元，按汇率折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今年前8个月约为1170亿美元，高居第一。 美国对此的数据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与中国海关数据一样，证明中国对美出口强劲增长。 美中贸易关系：资本与需求决定还是政治决定？ 美国对华贸易关系，现在面临的其实是资本决定还是政治决定这个抉择。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与国的关系当中，商贸关系是决定因素，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起因，就是英国为了解决对大清的贸易逆差而贩卖鸦片。中美之间自1990年代以来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资本起主导作用，但美国毕竟是世界大国，克林顿总统为了履行大国责任，有了人权外交。中美之间政治上时有磕碰，但经济上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在“比较成本”的导引下，美国本土制造业产业空心化，30年过去，中美之间早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商品供应链。目前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就源于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 美国方面现在对此有迟来的认识。密歇根大学教授斯里达尔·科塔（Sridhar Kota）和行业智库MForesight的专家托马斯·马奥尼（Thomas C. Mahoney）在2018年6月曾发表过一项共同研究《这里发明，那里制造》，结论是：美国的对外依赖不仅限于低成本的商品，它沿着价值链向上延伸，而中国是其中大部分的关键。先进制造业中的离岸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里发明，在那里制造”的战略已经变成了“在那里发明，在那里制造”。美国必须采取大胆的措施阻止这种发展，并利用转型技术重建国内制造业的实力，以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保证经济安全。他们提出，这些大胆的步骤需要一个具有全面战略的中央机构，以及大量和持续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让这些投资集中于转化研究和制造业创新，鼓励国内试点生产和规模化生产，授权中小型制造商部署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国国内培养国内工程技术人才。该报告说，如果美国不做这一选择，面临的将是“创新和制造能力继续退化，导致美国成为无力支撑顶级军力的二流经济。” 以上的研究出于现实，虑之长远。但是，无论是美国的商界还是政界，眼光越来越短视，三年以上的战略布局，几乎无人考虑，用民主党领袖南希·波洛西的话来说，无法带来选民的议案，她领导下的众议院根本不考虑。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谓“带来选民”的议案，几乎都是如何分蛋糕的议案，没人考虑制造蛋糕的食材从何而来，何以为继。 多年来，希望中国经济繁荣或者崩溃的文章，我见过不少。正如我一向论述的那样，中国经济从来就不像西方投行人士预测的那样繁荣似锦，由于发展方式、道路的选择非常短视，在促成短暂繁荣之时一定会埋下种种隐患，比如房地产；但中国经济也决不会象外界预测的另一极，会在瞬间崩溃，至少目前的中美商贸现状显示：中国制造需要美国的市场，而美国一时也找不到中国的替代物。这种强大的需求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源头活水。 资本最听利润的话，美国商界从来就没打算放弃中国市场，这就是中国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却能挺到现在（包括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因素。如果还不相信这点，请看10月2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惊人消息：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华为供应商获得113张出口许可，总价值约610亿美元；中芯国际供应商获得188张出口许可，总价值420亿美元——须知，华为和中芯国际分别于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和所谓“实体清单”。这些出口许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间发放的。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原文链接）
7月23日是郑州水灾发生的第三天。根据我多年对中国历次巨灾的观察，灾害发生的前三天，是灾害资讯的成型期，有关灾害成因、死亡人数等相关资讯，只有在资讯成型期过后，才会颁布正式的官方说法。产生这一特殊现象，乃因中国是个信息管制的国度，资讯管制必然引起资讯饥渴，其后果就是非官方消息的广为传播（文革称之为“小道消息”），替代官方资讯。互联网时代，资讯的成型较短暂，过了三天，官方会修正说法，民间一些真相披露会被“维稳”，官方民间的虚假资讯会被少数网友识别出来，这几乎已经成为套路。本文以郑州这三天内的政府应急、民众反应、传媒行动为样本，展现这一在过去存在、今后长时期内仍将存在的灾害应对模式。 郑州洪灾：哪些是人祸因素？ 天灾当然是指连日暴雨。中国凡遇天灾，必面对三个问题：一是预警机制是否启动；二是这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三是追责，其间伸缩馀地甚大，取决于前两个因素以及死亡人数。 灾害预警是否发布，不仅关系到社会避灾，也关系到官员仕途命运，其间利害，这次在郑州充分体现出来。当年汶川、玉树地震，问责的一大焦点就是事前为何无预警。这次民间最开始也将矛头指向气象局，认为郑州气象局失职，没提醒公众将有极端天气。但接下来，人们发现，郑州气象局发了预警，而且是持续三天。 据腾讯网报导，在特大暴雨到来河南省郑州前，河南省气象部门7月19日21时59分已发布第一次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自17日起发布雷电、暴雨、大风等预警资讯1427条，暴雨红色预警信息162条。郑州也在19日夜间起向全市2.25万名应急责任人发送了54万条预警，并通过手机简讯向1.2亿人次发送了暴雨预警。 网上流传一份由中共郑州市气象局党组书记、郑州市气象局局长李柯星于2021年7月19日21时59分签发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证明郑州市气象局确实发过预警，而且明确提出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的建议。因此，责任不在预警这个环节，而在于郑州市政府忽视了这预警。 至于郑州城市容易出现水涝，这是所谓中国近20多年兴建的“海绵城市”的共有问题，人祸之由缘于此，但因这是历任政府积累而成，环节太多，恐怕只能追预警工作未做之责。 此次郑州洪灾当中，人祸的因素还有“溃坝”。关于这点，中国官方消息是神仙打架。最开始传说是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的郭家咀水库溃坝，新浪网转自介面新闻的消息是《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溃坝，河南省防汛应急回应一夜连升三级》，但河南交通广播却说，截至7月21日凌晨6时，郑州郭家咀水库未发生溃坝。但现场发出地视频显示，郑州京广段隧道水淹，来势凶猛突然，亲历者说不到五分钟隧道就被洪水淹没。当时舆论就猜测有溃坝甚至决堤泄洪之事，这事现在已有官方定论。 新华社北京21日电引述习近平指示时，其中出现，“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这条资讯非常重要：一，地方当局向上报告承认有水库“溃坝”发生；二、请注意民间传闻是“泄洪”。这与“溃坝”有很大区别，溃坝是不可抗力之因素，最多只能说是品质不佳，难于追责；“泄洪”则是地方当局根据水势，淹没一地而保全更多地方，有个决策责任。根据推特上一些郑州网友介绍，溃坝发生地有郭家咀、常庄水库、郑州西南航海路工人路附近帝湖。这一真相弄清并不难，估计几天后就会弄清楚究竟是哪个水库“溃坝”。 习近平指示来自于地方政府的上报，这应该就是资讯成型的框架。 中国政府有关水灾的宣传套路 中国当局关于水灾宣传有套路，主要是三点：一是强调天灾的严重性；二是宣传政府抢险的主动性；三是尽量降低灾害中死亡人数。 关于第一点，官方宣传已无馀地再求“进步”。近年来，中国各地灾害频发，各地政府第一招就是将灾害归咎于天灾巨大。仅以水灾为例，从50年一遇，逐步升级为百年、500年、千年，郑州这次一下攀升至5000年。在河南省水利厅网站上，还是有“千年一遇”“五千年一遇”的说法，不少专家还给出概率学的演算法，为这种说法进行合理化的解释。但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否定了所谓“千年一遇”的说法，在7月21日中央气象台召开的媒体通气会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从目前掌握的气象资料，无法下此定义。陈涛说得曲里拐弯，这句最为关键：“从大气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气象记录时间是在1950年之后，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的这个时间是70年左右。” 这次还真有不少人在争辩从概率上说，是不是5000年一遇。陈涛此话一出，再争这些毫无意义。70年的纪录无法证明百年千年5000年一遇的说法正确。 第二点现在照做如仪，只是上级与民间都不当回事了。因此，这次郑州洪灾之后有点创新，以表彰洪水中救人、受灾群众互济互助为主，这种软性文章的宣传效果比表彰体制内人好得多。 接下来谈官方必须坚持的底线：从数位上控制死亡人数。 死亡人数关系到灾害级别与官员的乌纱帽 官方7月23日公布最新伤亡数字，郑州暴雨导致超过50多人遇难。一天前的通报是全省33死亡，8人失踪。估计这一资料还会不断更新，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大陆社交媒体上仍涌现大量寻找郑州失踪者的讯息，当中还有郑州周边的乡镇，其中有一个网站列出了多达130多名失踪者的个人资料。受灾的京广隧道现场，拥满了人群，许多家有失踪者的人正在辨认车辆，寻找亲人。只要郑州人不甘心亡者连成为数字的资格都没有，就会出现相对接近真实的数字。 但根据多年经验，真实的死亡资料不会向外公布，控制灾害死亡人数，这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传统做法，历经毛泽东、邓小平及后来数任总书记，经济大政随时修改，独这一点是党的传统。我当年在国内经历过深圳清水河大爆炸，记者从现场带回的死者照片共有近八十人（并非全部），但宣传部规定的死者就三人：两位公安局副局长与一位派出所所长。原因是当时规定：地方政府出现死亡十人以上的事故，算特大事故，行政首长须负领导责任——那时，连官员受贿数目定的标准也低，50万以上算特大贪腐案件，如今与时俱进，可能已经重新制定事故级别的死亡人数了。 互联网时代传播手段极为多样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严厉控制，但控制的积习不可能放弃。当局还有最后一招：抓谣言传播者。 据我多年观察，在三天资讯成型期内，各种传言满天飞，当局自身也忙于处理灾难预后工作，无暇抓“谣言”，这时候也是各种资讯非常丰富的时候，只要留心分析判断，想了解真相不是太困难。但三天过后，当局为灾难定调之后，抓谣言就成了当局灾难预后工作的重点之一。据中国官网消息，河南省政府已经提醒市民关注官方消息，不信谣言、不传谣言，这算是先打个招呼，勿谓言之不预也。 历次灾害还有一个戏码，募捐。但在汶川地震之后红十字会及政府部门侵吞捐款的丑闻迭出，到了2012年北京7·21水灾，政府劝捐，民间回骂以“捐你妹”，这个戏码的份量越来越轻。 结语 郑州洪灾当然不会是中国城市消灾终结篇。网上现在流传一篇《看看古人，再看看现在：一个内行眼里的中原水灾》，作者自称是2015年国家资讯中心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评估专案的参与者，其中有段话，读者需要牢记：“浮土之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泥砂石，最上面是做面子工程的地砖，这样的工程，我走遍了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面子工程，别说百年难遇的大雨，就算是普通的大雨，也可能把底下的浮土掏空。”也就是说，只要住在中国的城市里，只要有特大暴雨，水灾随时可能发生，人们必须做好应付水灾的应急准备，留心天气预报，小心出行，别指望中国政府灾害应急模式能够有效预防灾害。 写到最后，我很怀念中国先秦蜀中太守李冰父子，都江堰功在一时，利在千秋。这样的人，已成中国绝响。（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出，原出处）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31日主持政治局对外宣传集体学习时讲了一段话，立刻成为网路热门消息：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并强调要在对外宣传中注重基调，“谦逊谦和”——一般解读均为：战狼的恶形恶相太惹人厌恨，于是准备扮和善状，至于和善如兔或如维尼熊，评论者各有说法。还有评论者干脆认为大外宣荒唐可笑，完全失败，这显然是低估了中共经年累月花费钜资打造的大外宣系统。 大外宣有正规军与地下战线 形同战狼般张牙舞爪，以咬人为务，那是中国外宣正规军们（新华社、《人民日报》、国际广播电台等）从疫情以来的文宣风格，中国古话说，有理不在声高。因为这个被WHO定名为COVID-19的病毒，最开始发源于武汉，被疑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所致。因为祸延世界，感染了1.74亿人口，导致375万人死亡（5月17日资料），这祸惹得太大，就只好用高音喇叭大声喊叫，希望盖过其它声浪。 这样的战狼式外宣与外交当然令人憎恶，也容易被抵制，比如《中国日报》这张英文外宣旗舰在美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共大外宣从整体上失败，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大外宣还有一条遍布世界的地下战线。在2009年中共正式公开大外宣计画以前，“外宣工作本土化”战略已经推行了6年整。这一战略说白了，就是利用外国人、外国媒体在其国家帮助中国做大外宣工作，这种隐蔽的地下成员比使用正规军更方便，而且更容易取信于受众。 2009年，其实只是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大外宣计画实施而已，此前，中国早就开始在全球华文媒体与拉美、非洲等国实施大外宣刊物本土化策略。但2009年是中国将大外宣重点转移至英文世界的重要转捩点，早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政府便开始部署一项耗资450亿人民币的“大外宣”战略，推动中国官媒向国际扩张，加强它在全球媒体中的存在与影响力。 大外宣分两条战线推行，世界各国设立新闻机构来扩大其影响范围。其中，中国环球电视台（CGTN）在非洲、美国、伦敦设立总部；到2017年，CCTV的中、英、法、西、俄、阿和英语纪录等7个国际频道，已进入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但这些都是正规军的宣传主力，声音很大，效果不彰，因为资讯的输出不等于资讯被接受。因此，中共最厉害的外宣杀招是“外宣媒体本土化策略”的地下友军网路。我在研究大外宣的专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第二章“中国大外宣的本土化战略”当中，详尽介绍过其发展历史。（该书2019年3月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 利用地下友军做宣传，讲好“中国故事”，有“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之效，对受众影响大而且不易察觉。除了中国外宣正规军团用各国语言出版媒体之外，其策略主要是三点：一是与世界各国本土有影响力的媒体合作，这些合作包括交换版面（实则是购买）；二是邀请目标国记者编辑到中国参观学习进修，视该国经济水准为其提供较本国优渥的生活费与补贴，让他们用本国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报导中国；三是为目标国媒体更新媒体设备，对方会投桃报李，心照不宣地用媒体采访的形式报导中国故事或当地中国驻外企业对该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等等。 2020年7月，国际记者联盟（IFJ）发布了题为《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的全球调查报告，揭示了中国近10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国际媒体及记者的影响，借此讲述“中国故事”，影响外国社会公众对中国的观感。比如说，世界各国记者联合会有三分之一报告说，有中国的机构找到他们跟他们签定备忘录。有一半接受我们调查的记者机构说，他们国家的记者获得到中共赠予的免费旅游的机会。 大外宣成功培养了一批隐形喉舌记者 办英文媒体更需要以英语为母语的记者。新华社于2009年7月1日开通英文电视新闻，此前中国就推出了几种面向外国读者的英文报纸，例如《中国新闻周刊》英文版《News CHINA》。2009年2月末，《中国日报》北美版及在华盛顿等地设立记者站，招聘英文记者，应者如云。中共环球电视网（CGTN）提供了具吸引力的选择：领取优渥的薪酬。一位元西方资深记者描述了同行竞争中国外宣媒体职位的“盛况”，“在位于伦敦西部奇西克地区那设备先进的CGTN——前身为中国国营广播机构央视国际，负责招聘的小组在翻阅简历的时候面临一个令人羡慕的难题：太多求职者了，只有90个‘以中国观点来报导新闻’的空缺，申请的人数却几乎有6000之多。光是阅读申请书这一简单工作也会需时接近两个月。” 在全球新闻界，过去十年（2008—2017年）已被定义为传统媒体衰落的十年，由于互联网的兴起，社交媒体等新传媒的出现，以生产严肃新闻为主的传统媒体陷入生存困境，当西方媒体因为互联网资讯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被迫“瘦身”之时，中国对各语种编辑记者的需要为一些记者提供了看起来不错的就业机会。中国外宣媒体优渥的薪酬，足以让西方媒体记者“忘记”他们从小接受的理念。我在《红色渗透》一书第二章中专列一节“重金吸引‘洋雇用军团’加盟大外宣”。 本文的重点不是讲这些人加入大外宣队伍时，工作中接受宣传高于真相这种中共宣传准则，而是有这种工作经历的人重回西方媒体业后的影响。今年4月21日，美国《国家脉搏》（National Pulse）发文指出，《纽约时报》好几位员工曾为中共宣传机构工作，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摄影部主任约拿‧凯塞尔（Jonah Kessel）；《纽约时报》现任编辑兼设计师迪亚穆德‧麦克德莫特（Diarmuid McDermott）；以及欧洲文化记者亚历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等等。凯塞尔曾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期间，担任《中国日报》创意总监。他在Twitter上发帖称，为中共工作有时也有“好处”。他还提到，他当时对开始这个角色感到“兴奋”，其中包括“重新设计”中共的“宣传武器”。他在几篇帖子中透露，自己“在为”中共官方媒体“工作”并“收取报酬”。据麦克德莫特的LinkedIn个人资料和个人网站资讯显示，他曾在《中国日报》担任编辑和设计师。从2012年11月到2020年11月，在香港工作了8年。他去年在《纽约时报》担任同样的职务，现在仍驻香港。 投入重金购买美媒软文，对美国人悄悄洗脑 2020年6月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一份档显示，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来，便向美国媒体支付1900多万美元印刷费和广告费，其中向《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支付的广告费用超过1100万美元。今年4月12日，美国智库詹姆士城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国简讯》刊文指出，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努力扩大其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以便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话语权”（discourse power）。该文作者约翰·多森（John Dotson）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报纸上放付费插页“广告”。如新华社通常使用“中国观察”（China Watch）、“中国焦点”（China Focus）为标签进行广告宣传。这些插页中的文章乍一看就像主报的提供新闻和社论，实际上却是在为中共做大外宣，购买这些广告插页需要大量费用。 文章指出，中共党媒利用著名英文期刊的可信度，旨在“讲好中国（中共）故事”。事实上，这些插页广告上都有免责声明，但往往都是小字体的，所以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些文章通常打著“中国观察”或“中国焦点”的标签，实际上是中共机构准备好的宣传内容。增页也会被标注为“付费广告性质出版物”。不过这些文章看起来就像是主报提供的新闻和社论。 给外国人洗脑：正规军不如地下战线 这条看不见的战线，在平日所起的洗脑作用、在关键时刻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中共大外宣正规军无法企及的。今年5月，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FJ）发布一份新报告，揭露北京捆绑“疫苗外交”重塑世界媒体格局。报告举例自从菲律宾的总统通讯办公室与中国官媒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多位元菲律宾记者开始在中国受训。有一名菲律宾记者透露，他观察到其他记者撰写报导时，往往会融入新华社或其它中国官媒的观点。通过这类手法，中国把这些对外宣传工作和“疫苗外交”捆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专案中，以确保受惠国在联合国会议等场合支持中共、赞扬中共。 媒体在美国号称“第四权力”，亚洲国家对《纽约时报》几乎到了膜拜的程度，如今成了中国在美的利益代言人与极左先锋，并为本国出资的政治派别利益代言。这种社会公器的堕落，意味著媒体不再是第四权力，而是依附于政治、经济权力的附庸。 以上分析，可以让人们了解，中国大外宣花费钜资，充分彰显了通过共产党资本主义这一“中国模式”获利的中共政权，通过利益牵引腐蚀西方社会养成了一套成熟的技巧，几乎攻无不克。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原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