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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審查

好萊塢前製片人反思「與狼共舞」 冀促電影界統一戰線

近年來,好萊塢為了進軍中國市場,不斷壓低自己格局和底線。好萊塢前製作人克里斯·芬頓(Chris Fenton)去年出版了他的個人回憶錄《投喂中國龍,置身於好萊塢、NBA和美企面臨的萬億美元難題》,披露「與狼共舞」的秘辛。近日,他接受了法國電視二台和法廣的專訪,介紹了中國對法國和歐洲的官方影響力擴張、好萊塢影片進入中國的潛規則以及他對當今中國的看法。  「中國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據法廣介紹,芬頓是一位與中國影視娛樂市場合作經驗豐富的美國製片人,也是迄今為止為數不多的敢於公開說出在好萊塢進軍中國市場時所存在的雙面性的業內人士。  芬頓受訪表示,他在美中文化和商業交流之間的不同領域工作了將近20年。他曾參與的工作是創建夥伴關係,談判合作協議,幫助在好萊塢生態圈的同事們出謀劃策,使得他們生產的內容與中國消費者更為貼切和暢銷。  他提及美中之間的電影商業合作迅速發展始於2008年北京奧運會過後,當時中央發改委提出希望將中國本土和中文的電影達到世界水平,並讓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  這樣的合作包括不同類型的製作程序互換,幕後的業內人員技術交流,將中國元素採納入劇本努力的不同成分,包括安置在電影拍攝場地、人物角色等方面,以及各種不同的內容審查問題。  他認為美國電影進入中國的最大的問題是對電影中的部分內容進行審查,以換取對中國市場的准入權。中國不希望電影中出現有關使用毒品、一些時空穿越、喪失殭屍或宗教映射的描繪。他們不希望電影中讓中國公民扮演反派,或提到在中國市場中發生的壞的事物。  此外,他還提到中國正試圖將他們的敘事方式,通過好萊塢這一創作自由堡壘製作的內容強行餵給世界各地。一些審查的侵蝕突破了中國的境內範圍,到達了現如今中國在決定好萊塢為全球觀眾所製作的電影中,世界其他地區可以觀看的內容的地步。比如最新由派拉蒙影業公司出品的《壯志凌雲2》電影中存在的問題。在該電影最初的剪輯版本中,湯姆·克魯斯穿的一個皮夾克上印有台灣和日本的國旗。中共要求將這些旗幟移除。  中共不等於中國  法廣記者發現,芬頓在稱呼中國官方時使用中共這個詞,特意與中國或中國政府等辭彙區分,詢問其原因。  芬頓表示:「之所以作如此區分是因為我有很多的朋友、同事和前同事們都非常喜愛中國。我相信中國燦爛的文化,是現如今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國家的文化。記得她有5000年不間斷的歷史,那裡也有著極好的人民。」  他還提到:「我也認為我們需要繼續美中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文化和商業交流,因為它是唯一能避免兩國之間發生戰爭的粘合劑。歐洲國家們也明白這一點。但我們不能允許的是,出於對在巨大的中國市場會發生報復或懲罰的顧慮,而讓中共強迫我們在中國境外做我們根本不該做的事情。這則是我們需要立即停止的趨勢。」  電影業的「統一戰線」  芬頓對於中共的全球霸權表示:「我們無法與他們就人權、政治和國家安全問題達成一致。但雙方可以達成共識的是文化和貿易的往來,這兩個支柱也可以避免美中進入熱戰或冷戰。所以我想傳達的信息是,我們需要將這兩大支柱地發展向前推進,但我們也需要對中共就獲得中國准入權而向其他國家實施的不公、不平衡和侵蝕行為加以應對。」  他還提到,當下在所有從事美中貿易往來的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中,無論是賣鞋的也好還是拍電影的也好,無人不知如此將這一不健康的貿易關係進行下去,從長遠來看是不利於美國自身健康的。  與此同時,他也理性地指出:「一個共識正在形成,相應的認知也在迅速高漲,人們意識到我們必須應對和解決這一問題。然而,任何人的單打獨鬥都是難以進行的,我們不能以獨狼或祭祀羔羊的方式來行事。因為單一的好萊塢片商、運動明星或導演敢於出頭的話,很簡單他們會遭到他人地替換。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是以具有行業性、藝術家群體、美國和其西方盟友特別是歐洲共同實現的努力。我們必須以共同的方式應對這一問題,如此以來才是可行的。」  最後他呼籲:我們必須都要共同前行,達成統一戰線是唯一的方式。單一的導演、製片人或影業公司是做不到的,必須是整個的行業進行參與。所有的行業也存在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對此實現團結。也正是在團結所賦予的力量和數量的優勢情況下,能創造槓桿以改變目前所存在的很多錯誤的能力。

美導演批好萊塢對華自我審查:他們用錢買我們的沉默

曾指導愛情喜劇電影《一夜肚大》的美國導演、編劇賈德·阿帕圖(Judd Apatow)近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電影業以自我審查獲取中國等國家的經濟利益,而對那些地方發生的侵犯人權事件選擇視而不見。 阿帕圖在接受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節目(MSNBC)專訪時特意談到了,好萊塢巨頭們以自我審查換取經濟利益的問題。他說,「我認為讓人更感到害怕的是,也是人們很難發現的發生在公司級別的審查;很多這些巨頭們與世界各地的國家存在業務往來,諸如沙烏地阿拉伯或中國。巨頭們只是不會批評他們。」他續稱,「這些公司不會讓自己的影視作品批評他們,或不會播出觸碰到真實領域的紀錄片,因為這些企業確實賺了很多錢。」  阿帕圖稱,「所以,當我們都在小心行事(地問道),『我們可以說這個笑話,還是不能說那個笑話』,在更大的程度上,這些公司則完全關閉了有關在中國的侵犯人權的批評性內容,我認為這則更為可怕。」主持人梅爾布爾(Ari Melber)問道,「你在講的是全球性的大企業表示,我們仍然需要能在中國出售一個版本的(產品),所以我們不會將其接受,儘管它已經得到首肯,更不要說更具挑釁性的內容」。  阿帕圖指,這一現象還會發生在更早的影視劇製作程序中,例如一開始的推銷想法階段。他舉例稱,「我想就中國的集中營寫一部電影,在集中營里的穆斯林人;我想寫一部從中跑出來的人。」他稱,「沒有人會購買這一方案。」阿帕圖說,「不是通過我們與中國做生意使得中國變得更加自由,而發生了的是,像中國那樣的地方用他們的錢收買了我們的沉默。」  梅爾布爾問道,「這是胡蘿蔔的一方面,你說有四個不同的結局,但在外交政策上只有兩個工具,你也知道另一個是大棒」。阿帕圖說,「最近沒有大棒,我們有一段時間沒聽到大棒了。」二人隨後談及了2014年上映的影片中包含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諷刺性電影《刺殺金正恩》(The Interview)。 阿帕圖表示,如果換作今天再向好萊塢的巨頭們推銷這一概念,則沒有人會願意投資這一電影。但他認為,正因如此美國或全世界從未通過藝術或諷刺來了解到,在美國或其他國家人民遭到的不公待遇。他稱,「這則是非常危險的」。  對於媒體就他這一發言的後續報導,阿帕圖9月19日在推特上寫道,「中國的集中營有多達200萬人,很少有人敢提及,當我這樣做時它就成為新聞。難道每個人都不應該提及它嗎? 作為一個人,當你知道它正在發生難道不摧毀你嗎? 了解它,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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