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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任期制

強勢廢除任期限制 習近平究竟能留下什麼政治遺產?

在2018年修憲打破任期制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治理中國已超過十年,但中國經濟增長不如預期、外資紛紛撤離,他接下來還能做什麼,為自己留下政治遺產? 2013年上任以來以反貪腐樹立權威,誓言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治理中國10年後卻交出青年高失業率、經濟增長放緩、人口陷入」未富先老」的遜色成績單。 自施行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國家領導人,均以經濟繁榮為主要成就,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但是在10月9日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習近平追求持續影響力」座談會上, 美國智庫「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列舉中國目前的債務危機和社會老齡化導致潛在勞動人口嚴重下滑等負面因素,推斷指出,習近平自己也知道無法把希望寄托在經濟表現了。目前中國未償信貸佔GDP的比例達290%,遠高於美國的255%。 在此背景之下,其他專家認為,習近平在無法依賴經濟發展或武力攻台來樹立自己政治遺產的情況下,或者有機會透過科學發展等其他建樹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 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副總裁埃澤爾(Stephen Ezell)評估,儘管中國的半導體、航空、量子計算和感測、生命科學藥物等產業仍將落後於美國等國家數年,但已出現大幅度或適度追趕勢頭。 特別是在核能發電技術方面,埃澤爾估計中國有望在2035年前與美國技術水平相當,或成為全球首個製造出工業用核聚變反應堆的國家。核聚變產生的能量是核裂變反應的4倍,如果能在地球上複製,就能滿足全球的能源需求,提供幾乎無限清潔、安全且廉價的能源。 埃澤爾解釋,中國的目標是「培育足夠多的國內公司來服務其技術市場,以剝奪其他國家公司在這些市場銷售並獲利的能力”。以當前36%的美國半導體流向中國市場為例,埃澤爾確信中國想讓這比例下降到0%。 2015年,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的《中國製造2025》表明打造中國製造業領先全球的野心,計劃2025年前讓70%的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實現自主保障。習近平任內更強調要在2049年新中國成立100周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擺脫中華民族衰落、停滯和危亡的局面,重新引領全球發展與繁榮的「中國夢」;2017年十九大期間,習近平加入新節點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埃澤爾說,2004至2021年,不僅中國僱用的科研人員數量超過歐美的總和,資金投入規模也僅次於全球第一的美國。此外,中國還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打造與美國匹敵的國家級實驗室,顯示「中國正努力在每一個科學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另外,中國的太空項目也有機會「趕英超美」。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中國項目高級顧問成斌(Dean Cheng)指出,如果中國在習近平任內成為第一個登陸火星的國家,「將無可爭辯地展示中國的實力,終結或至少挑戰美國優越於其他國家的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觀念」。 他指出,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則是習近平上台後的2016年才啟動的。今年4月,中國工程院院士、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吳偉仁在中國航天大會主論壇上透露,中國計劃2030年前後發射天問三號探測器,成為首個完成火星採樣返回的國家。成斌認為,宇航員到火星插上五星旗的成就,將能與阿姆斯特朗登陸月球相提並論,這能讓中國共產黨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不過,史劍道對中國追求技術領先地位,最後真正超越美國,並不像埃澤爾那樣樂觀。史劍道認為,中國國營企業確實對美國構成一定威脅,但那些領先的技術並未轉化為實際利益,這意味著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值得懷疑;此外,習近平習慣性打壓私營部門,在市場不完全自由之下,引領創新的私營部門的活力也將受到限制。他說,不僅中國電動車銷售在今年損失200億美元,規模較小的晶元廠也在2023年關閉了幾千多家。 在中美競爭的框架下看待中國目前的技術優勢,埃澤爾建議美國接下來應借鑒前總統里根的策略,最大程度限制並稀釋中國的實力,因為中國通過貿易失衡、竊取知識產權或創新機制賺取的資金都將再投入到科研項目中。1980年代,里根通過提出星際大戰計劃(Star Wars)或戰略防禦倡議與蘇聯競爭,同時利用共產主義社會本身的缺陷和矛盾,從而拖垮蘇聯的經濟。 除此之外,埃澤爾指出,美國應確保民主自由國家佔據全球製造的主要份額,例如與印度等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信息和通信技術生產系統,以削弱中國的影響力。 史劍道強調,習近平已經71歲了,即便再執政10幾年到80多歲高齡,如何有效統治中國是問題;因此焦點在於他執政的這麼一大段時間裡,想為後人留下怎樣的成就?

蔡霞: 習近平再造黨國體制(二)— 流氓修憲 共和制倒退為準帝制

2018 年習近平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將中國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這是對國家制度的顛覆性改變。當然,畢竟現在是21世紀,習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復皇權帝制,而是打著「黨的領導」旗號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為此筆者稱之為一黨專政為基礎的個人獨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共黨奪得政權後,制定的第一部國家憲法——「五四憲法」,搭起中共一黨統治下的共和國制度架構。筆者以為,所謂共和國制,最基本的三點不能缺:選舉制、任期制以及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權力分立並相互制衡的統治模式。儘管「五四」憲法只是一種政治包裝,但為政權合法性所計,毛澤東在世時表面上一直維持著共和國的制度框架。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並在八二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都是為了延續中共黨的統治而維護著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憲法」後來經歷過四次修訂。儘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為順應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而修憲,每次修憲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訂都是使中國朝著現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儘管只是小步前行。回頭看,在推動共和國走向現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稱道的是鄧小平/胡耀邦時期「八二憲法」產生過程和胡錦濤作黨總書記時的2004年修憲。 請先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憲的有關規定: 憲法第二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二條明確了修憲的法定權力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修憲的法定權力來自於人民;全國人大是受人民委託開展修憲工作的職權機關。 憲法第六十四條明確了修憲的法定程序:一,明確規定提出修憲議案的法定權力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二,明確規定審查議案的主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三,明確規定議案通過的法定表決程序: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同意,議案才算通過。 讓我們回看一下「八二憲法」的產生過程: 據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景宇回憶,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同意中共提出的修憲建議和憲法修改委員會建議名單(有 103 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持修改憲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交付全民討論,再由憲法修改委員會根據討論意見修改後,提交本屆全國人大審議。 負責主持憲法修改具體工作的,前半段是胡喬木,後半段由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彭真負責,歷時兩年三個月。 《八二憲法》修訂頒布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提出憲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階段全民討論(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階 段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憲法」從修訂到頒布的整個過程,有兩個亮點: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修憲的法定權力機關主持修憲工作;二是全民參與討論修憲歷時 4 個月。 讓我們回顧一下胡錦濤時期的2004年修憲。 2004年修憲不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寫進憲法,不僅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開透明地完成整個修憲過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會議後,中國的學術界、民主黨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憲建議。 2,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全國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現行憲法。 3,用時7個月形成修憲建議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國人大的修憲建議案,決定成立修憲小組進行研究和諮詢工作。當時由各地提出修憲具體意見,在此基礎上形成「修憲建議文本」。中共中央將修憲建議文本發給各地徵求各界意見建議,此為「自下而上、兩下兩上」,前後約 7 個月時間。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將《修憲建議》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5,2003年12月22日將《修憲建議》全文公開,向全社會徵求意見。 6,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草案)》,決定提交全國人大全體代表審議。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批准通過修憲草案。 回顧 2004 年修憲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的亮點是: 一是中共修憲小組收集社會各界意見,「兩下兩上」形成中共向全國人大提交的修憲建議文本; 二是提前 3 個月將《修憲建議》全文向全社會公開; 三是2004 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全體代表審議通過。整個修憲過程前後歷時 1 年。 讓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是如何「隱秘、迅速而狡詐地修憲」的: 從根本上說,2018年的修憲是為習近平個人連任鋪平路子而修,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憲法以來的第一回。從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所做的中共修憲建議過程說明可以看到,憲法修改全過程都在習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憲過程,有幾個值得關注的違憲違法點: 1,按照憲法規定,主持修憲工作的法定機關應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然而2018年修憲的全部工作都在黨中央領導之下進行。 王晨說:2017 年 9 月 29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啟動憲法修改工作……為此,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 作,由張德江同志任組長,栗戰書、王滬寧同志任副組長,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有關單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參加。」 請注意:全國人大只是其中參與單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憲的權力機關。 王晨在說明中,特彆強調」這次憲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則:一、堅持黨對憲法修改的領導……把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貫穿於憲法修改全過程,確保憲法修改的正確政治方向。」王晨在說明修憲過程中使用的詞語是「根據黨中央對憲法修改的部署」、「受黨中央委 托,中央統戰部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根據黨中央決定,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 「習近平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當面聽取……意見建議」、「根據黨中央安排,張 德江同志主持召開 4 場座談會」、「對每一條意見和建議,黨中央都責成憲法修改小組 作了認真研究和考慮」、「從徵求意見的情況看,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修改憲法的決策部署……」。 2、修憲過程違反「民主、公開」立法的基本原則。 2000 年全國人大通過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 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八二憲法」草案提交全民討論長達四個月;2004 年修憲提前三個月向全社會公布修憲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憲,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都不向全社會提前公開中共修憲建議全文, 不給公眾有討論修憲建議的時間。 3,全國人大自我矮化在國家制度架構中的法定地位。 憲法第5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中共黨的修憲建議進行討論,準確地說應是審議。而王晨在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中央修憲建議」的情況時,連續用了三個「一致」來陳述:「一致表示堅決擁護」、「一致贊同黨中央」、「一致認為中央修憲建議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詞表明,全國人大違憲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開臣服於黨權高於國家權力。 4、中共突然詭異發布2018年修憲建議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點55分,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出英文急電,透露中共修憲的建議之一是:刪除憲法第79條中的「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這條規定。這條消息瞬間引發世界和中國輿論洶湧。迫於突發的輿論情勢, 2小時後中共突然詭異公布修憲建議草案全文。那時,離全國人大開會僅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關部門口頭指示國內媒體不得突出報道「取消國家主席任期」,中共黨組織禁止黨員公開發表反對意見。前中國青年雜誌社《冰點》欄目主編緊急呼籲人大代表否決這一修憲建議;中國一位女企業家寫了一封公開信致全國人大代表,公開抗議這一倒行逆施的修憲建議。從此以後,前冰點欄目主編與那位女企業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專人長期駐守在他們家門外監視他們的行動。 5、恐怖高壓陰影籠罩2018年全國人大會議。 2018 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人大代表們始終被恐怖高壓陰影籠罩著,不少人大代表面對記者採訪,或是快步逃離或是官話套話,或是敷衍搪塞。最明顯的暴力威嚇是軍人押送憲法進入全國人大會場,令全世界驚愕不止。當時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殭屍般絲毫不動,全場鴉雀無聲,只有軍人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聲在大會堂里迴響。這一幕100年前曾經發生在前蘇俄克里姆林宮立憲會議會場上,1918年1月初列寧黨的軍隊兵士們用槍尖刺刀把俄國多黨立憲會議代表驅趕出會場。 2964 名全國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壓下的人大會議上充當提線木偶,表演高票通過的醜劇:贊成票 2958,反對票 2,棄權票 3,無效票 1。 敢於表明真實投票意願的人大代表寥寥無幾。這與文革時期中共中央全會表決開除劉少奇出黨,只有中央委員陳少敏一人沒舉手的情況高度相似。 習近平2018年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實質上是從共和國制向帝制倒退,因而這一消息一經透露,猶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輿論海嘯。歷史已經證明,自從辛亥革命以來,結束皇權帝制走向現代共和國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國民眾普遍接受,任何希圖將修憲作為實現個人權欲的工具,將中國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國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凱。儘管後世史學界對袁世凱評價漸趨多元,但都對袁世凱稱帝持負面評論。 習近平 2018 年修憲,2023年連任國家主席且退位無期,在中共黨內與國內外盡失人心。習近平步張勳、袁世凱後塵,其政治信譽早已經破產,也必定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

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提10條走出經濟困局建議 引熱議

中國經濟學者胡星斗在7日提出了一系列讓中國走出當前困局的10項建議,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些建議包括:重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要性、恢復「韜光養晦」並與西方國家保持友好關係、堅持領導人任期制度、調整「一帶一路」倡議的方向,將重心放在國內建設上、促進民營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等。 胡星斗在這些建議的前言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現代化事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他也坦言,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也面臨一些困境。 他強調,要如何擺脫這些困境,開創「新改革開放」的局面?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即是否有利於實現「中國現代化」、是否有利於國家的穩定、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幸福,這些原則構成了他提出的10項建議,也被認為是中國擺脫困境、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選擇。 首先,胡星斗強調了重申堅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方針,特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其次,他再次強調了堅持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決議;第三,他主張堅定不移地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法治國家、法治社會。 此外,他提出了回歸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低調發展、不當頭、不爭論、不以意識形態劃界」的戰略原則,與已發達國家保持友好關係、和平相處,避免陷入新的冷戰。 他還強調了要堅決否定文化大革命,改變鬥爭思維,回歸和平與諧的理念,改變外交部門發言人的形象,從「紅衛兵戰狼」形象轉向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溫柔謙和、包容開放」的國家形象。 此外,他主張堅持鄧小平理論中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領導人任期制度。也強調毛澤東思想中的「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做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推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黨內民主監督」並將其制度化。 另外,他主張改變不惜代價支持發展中國家,引進落後國家留學生的做法,停止或減少「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將更多關注放在國內建設上。由於「一帶一路」受到了國際組織的抵制,中國也已經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鑒於南海島礁建設和中國的崛起,導致美國將戰略重點東移並實施「印太戰略」,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胡星斗建議暫停相關建設,避免潛在的軍事衝突;對於釣魚島、南海等爭端,他主張回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 此外,他呼籲嚴格遵守國際條約(如WTO協議),保護知識產權,促進公平競爭,停止政府對企業的大規模補貼,縮減國有壟斷範圍,鼓勵民營企業成為市場主體,加強法治,改善營商環境,保護民營企業財產,建立以企業家創新精神為導向的真正市場經濟,爭取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歐盟和日本,在不久的將來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最後,他主張淡化「中國模式」的概念,禁止所謂的「中國模式」輸出,維護現有的國際秩序。胡星斗認為,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受益者,過去幾十年甚至二三百年的戰爭使全球實現了全球化、市場化、民主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因此「中國沒有理由改變它」。 最後,胡星斗補充道,如果沒有全球市場經濟、二戰後的國際秩序,計劃經濟、管制經濟、極權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可能會主導世界,中國很難有改革開放的機會,也難以找到改革開放的對象。 胡星斗現任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以大力主張擴大和深化改革開放而聞名。2003年,他公開主張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並要求進行「違憲違法審查」,同時向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全國人大建議廢除,曾轟動中國社會。此外,胡星斗也長期主張廢除二元(城市、鄉村)戶籍制度。

誰是習近平接班人?

華爾街日報今天撰文試圖縱觀歷史來看解習近平接班人之謎。並稱,在年近70歲之際,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清除了所有潛在競爭對手,也沒有公布接班人,這種情況可能危及中國的穩定,同時動搖全球秩序的根基。 華爾街日報署名Chun Han Wong報道稱,清朝的秘密建儲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發明。他深感於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時發生的奪嫡之爭的慘劇,決定在生前選定儲君後秘而不宣,死後再由大臣們將兩份寫有皇位繼承人的遺詔對照驗看,其中一份遺詔藏在正大光明匾後面,另一份由皇帝隨身收藏。雍正認為,秘密建儲可以減少諸皇子奪嫡的風險,不至於讓皇帝在位時大權旁落,也避免了儲君向皇帝爭權。 三百年後的今天,毛澤東之後中國權力最大的領導人習近平也似乎樂於此道。去年開啟第三個總書記任期的習近平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時間,但卻遲遲不願亮出底牌。他打破了前幾任中國領導人建立的為期十年的執政周期,並在黨內遍植親信,這些親信論年齡,論資歷,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對今年6月即將年滿70歲的習近平來說,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個迷陣。在接班人計劃不明朗的狀況下,黨內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幫助習近平維持掌控,並為他爭取時間來評估潛在的接班人。但保持懸念過久可能適得其反,會疏遠門生並激怒敵人,進而削弱領導者的地位,甚至播下政變的種子。在毛澤東時代,習近平的家族曾經歷過變幻無常的黨內鬥爭,他非常了解這種風險。習近平也清楚,鑒於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並且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還擁有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如果21世紀的中國發生繼任危機,將在國內和全球引起震動。 表面上看來,習近平雖然實現了穩定的治理,但穩定不同於韌性。正如1991年蘇聯解體所表明的那樣,一個看似堅固的政府可能脆弱得驚人;西方很多人當時都沒預見到蘇聯的解體。習近平曾對官員表示,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沒有人能打敗中共,除了該黨自己。但在推動中國躋身超級大國之列的過程中,習近平以自身為中心重塑中共的做法,可能已讓他成為這一進程中最薄弱的一環。 據該報道稱,威權體制的領導人還要提防在被動喪失權力的情況下將會面臨的嚴重後果。即使是自主退位的專制者,除了能夠保持對繼任者的影響力之外,自身安全也沒有什麼保障。在2010年的一項研究中,政治學家亞歷山大·德布斯(Alexandre Debs)和H.E.戈曼斯(H.E. Goemans)回顧了從20世紀10年代末到本世紀頭十年初執政過的全球1,800多名政治領導人的命運,對這些領導人按政權類型進行了分類。這些研究發現,在其中的1,059名專制者中,約有41%的人在卸任後一年內遭受流放、監禁或死亡,而在763名民主體制下的領導人中,這一比例僅為7%。政治學家王裕華對中國49個朝代282位皇帝的研究發現,相較於沒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而言,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被廢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自1949年中共勝利以來,中國已經曆數次權力交接的戲劇性事件。在毛澤東反覆無常的統治期間,一名潛在繼任者被清洗,並在遭酷刑後死亡,而另一位潛在繼任者死於飛機失事,事後他被指策劃篡權失敗後試圖逃離時遇難。正如毛澤東在自己73歲生日時對身邊的人所言,會背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敵人就在黨內深處,因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到了習近平時期,形勢變了。自2012年擔任中共總書記以來,習近平的個人影響力達到了自毛澤東之後從未有過的程度。他宣稱自己是中共的「核心」領導人、最偉大的在世思想家,確保自己能夠終生保持中國最高政治領袖的地位,直至去世,用黨內人士的說法就是「去見馬克思」。對於基本上是儀式性的國家主席一職,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推翻了經過幾位前任強化的退休模式,抹殺了後毛澤東時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中共在紙面上禁止領導幹部終身任職。黨章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幹部,「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而且根據相關規定,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務上只能擔任兩屆(10年),而擔任同一層級領導職務最多15年。但在2022年,中共官員一致支持習近平獲得第三個中共總書記任期,令這些規定看起來形同虛設。 誰可能接替習近平?很多人都在關注1960年代出生的高級官員,這些官員比習近平這些1950年代出生的官員年輕10歲左右。在被稱為習近平的「60後」親信中,部分已經擔任了高級職務,包括中國四位副總理中的三位,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這四個直轄市的黨委書記。但習近平也可能在便於延長自己的統治的過程中,選擇跳過這些60後官員,從更年輕的官員中發掘潛在接班人。 如果習近平突然離任,無論因為去世、生病,還是辭職,都沒有可以遵循的明確程序,也幾乎沒有先例。從理論上講,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委員會將開會選出新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而國家副主席將擔任國家主席。在實際操作中,如果沒有一個得到黨內精英廣泛支持的指定繼任者,在習近平突然離任的情況下遴選繼任者的過程可能會充滿政治紛爭。在毛澤東晚年健康和機能日漸衰退的情況下,為了贏得毛澤東的青睞,成為選定接班人,一些官員使出了爾虞我詐的手段。 該報文章引述歷史學家唐志學(Joseph Torigian)表示,馬列主義政權中的精英鬥爭就像一場「按照詭異規則進行的械鬥」。他寫了一本分析斯大林和毛澤東去世後蘇聯和中國奪權之爭的書。這些奪權爭鬥顛覆了蘇聯和中國的政壇,獲勝者摒棄了獨裁主義,同時構建了新的權力結構,希望這種新結構不會屈從於一人統治。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很強大,但都無法確保自己的統治體系可以在身後延續。專制者的遺產面臨的最大威脅,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韓連潮:中共二十大評析

導語: 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備受世人關注。習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規續任中共黨政軍最高職務?圍繞著20大的權力布局、割據或爭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等將會發生什麼?更重要的,果若習近平連任,他將把中國帶往哪裡、並將對世界產生何等影響?本報特設中共20大專欄,征邀和發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圍繞這些重大問題與各界朋友展開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交流、碰撞、辯論和探討。  中共正在密鑼緊鼓地籌備2022年下半年召開的20大,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會議將在關鍵時間點決定共產黨政治權力的再分配,習近平或將打破鄧小平定下的十年任期制重回毛澤東獨裁時代,並確定中共未來走向。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一些探索和分析,由於中共秘密組織的特性,以及對信息的高度封鎖,這些分析或帶有局限和片面性。  一、習近平連任和新領導班子 自從習近平2018年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之後,一般認為這是為其長期執政做鋪墊,使他在二十大可以順利連任。針對當時外界批評,習近平的借口是,他本人反對終身制,但因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兩職務都沒有任期限制,為了讓國家主席與上述兩職務保持一致,所以要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中共官媒也積極為其洗地,稱國家主席任期製取消不代表恢復領導幹部終身制。  這個借口不值一駁。為什麼不修改黨章限制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任期,來完善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度呢?文革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從毛澤東獨裁帶來的災難經驗出發,廢除了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得到中共全黨的一致擁護,也得到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共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繼續執行。但是由於鄧小平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共最高領袖任期制和接班人制度,其政改十分有限,給習近平回到毛澤東大權獨攬時代以機會。習近平本人從未公開表示他不會再繼續連任,相反,各種勸進聲音甚囂塵上,相關活動層出不窮,頗有袁世凱稱帝前的氣勢。  終身獨裁是逆潮流而動,不符合大多數人民和黨員的意願,也和世界大勢格格不入。如果二十大習近平堅持不下課,那中國將和朝鮮並列成為世界上僅有的有條件實施領導人終身制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朝鮮化必將成為國際笑話。古巴、越南和寮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已經廢除了領導人終身制,而採取了任期制。  正是由於中共一直沒有解決最高權力交接制度化問題,每次換屆各派系都參與權力鬥爭,為進入權力核心博弈卡位,特別是二十大更不例外。有分析人士認為20大之前還會出一系列的事情,體制內各種反習力量,尤其是鄧小平派系,在20大之前會與習近平做生死較量,而這種博弈的白熱化可能導致習近平霸王硬上弓式的強勢連任不能如願以及常委人選多次反覆變化。  我認為鄧派在黨內應當是主流,他們從鄧小平的改革中受惠,也支持繼續改革開放。但是在中共體制內,緊跟當下最高領導,與其保持一致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才是政治正確。即便他們看到習近平可能會把中共引向死路,他們不會為了救黨而犧牲自己利益,習近平反腐打了那麼多鄧派,沒有出現集體反對的組織活動和聲音就可以說明這一點。確立習近平歷史地位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通過和中共要求二十大代表選舉過程就是貫徹學習習近平思想的通知,都說明習近平已經成功地掌控了中共黨政軍,因此習連任應當不會有什麼意外。  習近平面臨的首個挑戰是說服或迫使其他6個現任常委支持他連任。上述文件的通過也表明他特別搞定了常委,否則這兩個文件不會通過。如果習近平繼續按「七上八下」的人事慣例辦,6個現任常委中有兩人因年紀要正常卸任退休,4人留任。但是4人留任涉及職務安排的難題並阻塞下一撥幹部的遞進之道,更主要的是妨礙習近平將自己信任的幹部提拔到中共權力核心。所以他更有可能無視論資排輩和以年齡決定去留的做法,另搞一套。實際上習近平在過去9年中已經多次打破了接班梯隊的遞升傳統,如破格提拔軍隊幹部,迫使未到年齡者提前卸任等。 但是如果讓6個現任常委全部出局,他們不會支持習近平連任,都是67歲,憑什麼習近平不退,而其他人要退。所以習近平會用中共面臨國內外危機、實現百年奮鬥目標需要相對年富力強具有開拓精神的幹部等為借口,用拉一派打一派的辦法,將自己信得過的人安排進入二十大常委和政治局。這必然會加劇內部權斗,出現更多的變數,或許某些出乎意料的結果。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現實,幹部、黨員和老百姓都會見怪不怪。  習近平本人是否會在權斗中失利而不能連任?有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在防疫上的失誤、經濟上的瞎指揮、國際上制裁中共在新疆的惡行包括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彭帥事件醜聞等直接影響了習近平在黨內的政治權威,進而給其連任帶來阻力,尤其是習近平對軍隊紅二代下手引發的分裂、利益分配不均等都給習近平連任帶來諸多的不確定因素。筆者覺得這些因素不足以撼動習近平的地位,因為如前所述,中共所謂民主集中制決定了作為一把手的特殊權力和地位,同時習近平通過反腐等手段,清除了潛在的政敵,控制了黨和軍隊。黨內反習勢力沒有德高望重的帶頭羊,習近平對高層監控的嚴厲程度遠超民眾,這些黨內反習力量目前不可能組織化,至多是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作為一個強勢的班長,除非習近平自己撂挑子,或因為身體健康原因放棄,他的連任是志在必得。  很多人關注習近平是否會在二十大確定其接班人,筆者認為他不會,因為習近平有足夠時間在二十一大前甚至二十二大前處理妥當,沒有必要在二十大確定,習近平熟知中共欽定接班人引發的種種問題,尤其是孫政才醜聞,長時間考核接班人對他至關重要。但這不等於他沒有一個或多個接班候選人,以及緊急接班方案。  由於二十大的人事布局涉及到中共處理所面臨的國內外嚴重危機,以及實現未來20餘年的戰略目標,習近平在用人上不會太出格,既不會完全打破常規,又不會完全按常規走。他基本會按照既定的2019年出台的黨政領導班子建設5年規划進行中、長期的人事布局,任用更多的60後和70後幹部,也會破格地留任少數有經驗的大齡幹部和提拔一些更年青的幹部。他的人才戰略是力圖提拔有能力、有專業、有歷練、能應對國內外更為複雜的挑戰和接受更為艱巨任務的官員上位,但習班底成員選用的最根本前提是,必須絕對效忠和服從習近平個人,堅持習近平思想,而他們得票多寡、年齡長幼和業績大小並不是主要考核標準。筆者認為,這些在改革開放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即將掌握中共黨政實權的新生代有多少真心信奉習思想,自覺地幫習搞個人崇拜還很難說,而且在中共制度性腐敗和僧多粥少的大環境下,官員帶病提拔和爾詐我虞在所難免,體制的弊端使得其不可能真正地選賢任能,這是習近平人才戰略難以逾越的障礙。但總的來看,中共黨政領導接班梯隊正在有序和穩步地遞升上位。  二、習近平的「黨內民主和全過程民主」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二十大能否按習近平的意志走,保證萬無一失,很大程度取決於出席大會的2300名黨員代表對習近平的忠誠度。因此選誰參會非常重要,習近平對此早有部署。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黨的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特彆強調要使二十大代表選舉產生過程成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思想的過程,以更加緊密地團結在習核心周圍實現中國夢。隨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具體提出篩選代表的重要標準是,看其能否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人民日報評論員同年12月發文稱要堅決杜絕「牆頭草」、「騎牆派」、「兩面人」等,防止「帶病提名」、「帶病當選」,完全排除黨內不贊同習近平政策的人士。很顯然,中共的38個大選舉單位,已經部署就緒,層層把關,處處設防,保證習家軍主導二十大,使習近平得以連任。與此同時,中共又要將這個嚴密操控的過程貼上一塊「黨內民主」的遮羞布。事實上9500萬黨員沒有政治權利,黨組織操縱整個選舉過程,候選人提名由黨委會把控,不實行秘密投票規則,黨員投票實質是粉飾黨內的權力專制。  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確強調,必須以黨內民主原則取代以前的宗派密謀的組織原則,他們在同盟的新章程中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可以隨時撤換。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僅此一點,就已經堵住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 中共號稱馬克思主義政黨,但長期背離其「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不敢真搞黨內民主,黨員從來沒有真正行使過民主選舉的權利,中共黨魁從來都不是黨員選出來的。號稱「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不是由選舉而產生,是依據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口頭指示決定的。  文革之後,中共總結經驗教訓。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以來通過了包括《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在內的一系列條例規定,試圖建立黨內選舉制度,在各級黨代會實行差額選舉,並要求逐漸擴大差額選舉比重。中共黨的十三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堅持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十六大報告喊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的口號;十七屆四中全會決議特別提出,「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 和積極發展黨內民主」。  然而,黨內民主尚未起步就胎死腹中。2002年十六大的選舉差額比例是百分之十,十七大規定「不少於15%的差額比例」,十八大規定「應多於15%」,十九大不變,二十大仍舊未變。這就是說,在習近平主政的10年里差額選舉比例根本沒有增加,打斷了差額選舉逐次擴大的做法。從中共十二大到十八大,黨代會代表一直逐年增加,分別為1545人、1936人、2035人、2048人、2120人、2220人,2270人。但十九大和二十大規定代表名額均為2300人。在實際操作中,差額選舉的範圍和比例都小、各級黨組織都會找到對策將其搞成變相的等額選舉,使得差額選舉不過是中共自欺欺人的伎倆,和過去的領導出名單黨員畫圈圈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只不過在出的名單中增加幾個人而已。  筆者曾聽說十八大之前,薄熙來的幕僚建議其「海推」「海選」重慶黨員代表,並建議先斬後奏,造成既定事實,由此推動黨內民主,也有助於其入常。薄熙來遲疑了很久,決定請示胡錦濤。但海選計劃被胡駁回,並要求薄按既定的差額比例方針進行黨代表選舉。這一方面表明「應多於15%」實際上也有內定上限,另一方面說明中共統治精英並不相信黨員,不相信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員,有足夠的覺悟選出自己的領袖。可以想見,如果薄熙來真在重慶實現黨代表海選,歷史很可能會有改寫。二十大前,習中央再度強調禁止「海推」、「海選」,說明黨內民主是實實在在欺騙黨員的東西。  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歷來都是黨的統治階層的會議,舉舉手,表表態,做做形式,走走過場,和9500萬普通黨員沒有什麼關係。中共《黨章》規定黨代會是中共的最高領導機關,但其實際職能和作用只不過是裝飾花瓶,黨代表不能討論決定黨內重大路線方針,一切由常委會包辦。而黨代表中參會的真正在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普通黨員少之又少。二十大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參會必須限制在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是一線黨員代表,官員仍占代表的絕大部分。普通工農兵學商黨員恐怕極少。即便真正來自一線工農,他們也是經過反覆篩選符合習近平要求用來走形式的工具,對大會議程和選舉沒有什麼影響。這個比例本身說明中共並不是自己標榜的工人階級的政黨。此外,中共一向強調婦女半邊天,但除了毛澤東老婆江青外,沒有一個女性進入過中共的權力核心。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女性也極少,與女黨員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也表明中共政治一向是老男人們玩的權力遊戲。即便是改革開放後,如何產生中共黨的最高層領導人,都沒有成型的制度規定,而是默認鄧小平陳雲以及後來的江澤民胡錦濤等前任黨魁們秘密協商、隔代指定接班人選,再用流於形式的假選舉包裝其合法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曾提出新型的人民國家的思想,他們認為以普選為基礎的「真正的民主制」是克服國家與社會分離的必然選擇。他們高度讚揚巴黎公社的公職人員由公民普選產生和罷免、拿工人薪金、作為公僕服務於社會等制度規定,指出這「能保證國家權力始終保持在人民手中」。但是列寧為首的蘇共在奪取政權後並沒有按馬克思的主張實行普選,中共步蘇共後塵,拒絕讓人民享有選舉國家領導人的基本權利。  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只有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70多年前,中共靠槍杆子以死傷3000萬人的血腥暴力奪得政權統治中國,至今沒實行過真實而公正的民主選舉,中共政權始終存在著合法性危機。同樣,習近平上台以來始終被籠罩在合法性焦慮的陰影中而無法解脫。  為了保住權力,習近平用指鹿為馬、偷梁換柱的伎倆,硬造出「全過程民主」的荒謬說法,拼湊一堆含混不清的空洞詞語粉飾極權制度,所謂「實現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等,胡亂吹噓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遠遠超越美式民主。  回看20世紀的世界歷史,前蘇聯、東德、朝鮮等許多極權國家都曾將自己的「民主」說成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斯大林在1937年血腥大清洗中還標榜蘇聯的選舉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這些早已成為國際笑柄。習近平的「原創」不過是重拾前蘇聯、東德、朝鮮等國暴政的遮羞布而已,更讓人覺得荒唐可笑。  習近平說的「人民當家作主「、「全過程民主」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上是高科技條件下的精緻新極權制度,是反民主反文明的現代奴役制度。但中共動用巨大的內外宣傳機器重複洗腦,徒勞而愚蠢地企圖將謊言變成真理。  因為,保障人權、權利平等、言論出版新聞自由、公開透明、分權制衡、司法獨立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基本要素,自由公平的選舉是民主政治的起點。鑒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的最主要標準,就是看他們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選舉和罷免政府各級官員,鑒別黨員是否享有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也要看他們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選舉和罷免各級黨組織領導人。與普選權緊密相關的是保障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及有獨立法官公平司法裁決糾紛。唯有如此,選出來的官員和黨組織負責人才能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利益,也才能對人民和黨員負責,而不是對上級領導負責。就此,「海推」和「海選」是真假民主的試金石,這是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硬性標準,中共怎麼強詞奪理和狡辯也繞不開這個試金石。相對來說,過去中國的村委會選舉比較接近民主選舉,但是村委會不是中共的政府機構,而是群眾性的基層自治組織;為保證中共的人當選,習近平上台以後強化了村黨組織對村委會選舉的控制,村委會的民主選舉已經名存實亡。  中共常常把人民當家作主、把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掛在嘴邊,竭力辯稱人民有權參政、議政、監政,來合理化它的一黨專政。這顯然是一個彌天大謊。中共為了保證其永久執政,打著中國模式民主的虛偽旗號,既是遊戲規則的唯一制定者,又是唯一的參與者和裁判員。黨國的法律完全按中共的意志而制定,習近平上台後更是要求堅持黨對司法的絕對領導。近年來,中共增加了制定新法向社會徵求意見的程序,但這只是做做形式,人民始終無權參與法律制定工作,也無權監督這些法律的實施。  無論其御用文人的三寸不爛之舌多麼厲害,也無法舉出讓人信服的具體證據證明人民當家作主是如何實現的。至今為止,中共仍然不批准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共憲法規定的權利是一紙空文,根本不能保護個人權利不受到黨國權力侵害,任何對中共的批評都會被冠以「妄議中央大政方針」而被懲治,或以「顛覆國家政權」入罪。官媒把中共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 — 說成是14億中國人選舉出來的,每年提出的建議和議案都得到落實來證明它代表了人民意願實現了民主。但事實是每年成千上萬的民眾進京上訪,各級政府處處設卡,層層堵截,訓誡罰款,關黑監獄、勞教者眾多,哪裡體現出為人民服務、代表人民利益?  做不到這點,人民當家作主、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都是空話、假話。按這個標準,習近平的全過程民主是假民主,黨內民主也是假民主。  三、 中共二十大後的走向 習近平搞虛假民主的用意是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保障其長期執政,將權力永久把持在黨的手裡,讓紅色帝國千秋萬代不變顏色。中共的槍杆子、刀把子、筆杆子和錢袋子都是服務於此,政權安全是中共核心利益的核心,這個任務二十大後仍然是中心,是中共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除了加強前三杆子之外,還會更多地使用錢袋子的功能,通過經濟持續增長以及共同富裕等新民生政策,忽悠人民,獲得執政合法性。  在習近平第三和第四任期中,中共要朝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即在2049年黨國建國100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此前,它還要在2027年中共建軍100年時實現軍隊現代化;同時,中共面臨大限將至的關鍵時間點。中共的俄爹蘇共執政了74年垮台,2023年中共也將達到這個大限。這個節點也讓迷信的中共領導人高度緊張。近年來,各種灰犀牛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結構性問題和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境、中共對現行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強勢改變、爭霸世界的戰狼外交引起的西方國家的集體反制,讓習近平面臨自2012年執政來內外最嚴峻的危機。  習近平本人個人野心勃勃,認為自己是可以和毛澤東比肩而立的黨和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共第二個百年千秋大業的開啟者。他不會保守地應對危機,但本質上還是會沿用毛澤東、鄧小平的老套路。對內,由於中共領導的權威性一代不如一代,習近平一定會像毛澤東一樣大樹特樹自己的絕對權威,大肆宣傳自己的豐功偉績,竭力推行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以黨的名義強化對其個人的忠誠。與此同時,他也會繼續鄧小平「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一方面強化對黨和國家各個領域和機構的改革,提高對黨國社會各個層面統治的效率,以更為精緻、精密、全面、多樣的方式掌控黨國。他會更大力度地加強用數字監控、大數據、人工智慧等高科技手段武裝專政機器,高壓維穩,打壓任何與其思想路線不同的人以及觀點立場,先發制人地消除對自己和中共的安全隱患;另一方面,他會力圖通過經濟調整,加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導作用,提高國企生產效率,既要保住作為世界工廠的製造業,以解各級政府財政燃眉之急, 走出經濟危機,又要推動經濟轉型,成為世界創新中心,實現趕超美國爭霸世界的戰略目標。這是習近平第五個現代化的核心精神。但是歷史證明,政治壓迫不可持續,人性嚮往自由和尊嚴;此外,社會主義經濟的致命弊端是無法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即便加入某些市場機制也不可能根本消除。同樣,政治窒息的環境也不可能持續地產生顛覆性創新。西方國家開始認識到中共全力以赴攻佔科技高地的政經動機,加大反制措施,如限制華為公司,減少對華技術轉讓等,這也會讓習近平的經濟轉型舉步維艱。  習近平還要在二十大上大打共同富裕這張牌,這也是一箭雙鵰、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的權謀,通過劫富來濟黨。習近平既要利用民營經濟,割民企的韭菜,又要防止其做大做強,以掌控經濟失控帶來的政治安全風險,近年來一系列打擊民企的舉措都是以此為目標。同時,他利用中國民間仇富心態,提出頗得人心的共同富裕口號,以消除和轉移因此而引發的對黨的不滿情緒,將黨國存在的巨大貧富差距歸咎於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把自己打扮成關心民生、超越了毛鄧的聖君明主。雖然中共宣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建黨100年時完成了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但事實如李克強所承認,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不夠中等城市的房租。鼓吹共同富裕很有誘惑力,可以給人民一個虛幻的希望,從而支持習近平政策。然而,只要經濟的隱形雙軌制存在一天,官商勾結、錢權交易、權力尋租就在所難免。中國巨大貧富差距就是權貴利用經濟隱形雙軌制而產生的,體製造成的機會不均等是問題的核心,這個不解決,共同富裕是空話,是中共100餘年都兌現不了的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空頭支票。  在無法迅速解決國內危機時,習近平一定會通過對外擴張轉移矛盾和公眾視線,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為其政治服務。2022新年伊始,中共軍隊在中印邊境的主動挑釁就是一個證據。除了中共的執政安全之外,中共利益的核心是佔領台灣和吞併南海,最後是爭霸全球,但推動實現這些利益的行動是齊頭並進的。所謂解放台灣、統一祖國是習近平中國夢的最重要一環,習近平在二十大會再度施壓,提出解決台灣問題方案。可以預見,習近平甚至會將打台灣作為連任的一個口實,並在第三和第四任期中,在不影響中共執政安全前提下,不惜代價拿下台灣。他主要是通過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大統戰、經濟戰,同時加上軍事挑釁,實施逼統戰略,保持中共在台灣海峽的存在和台灣主權爭議狀態,以警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得提升與台灣的官方關係。一旦逼統不成,中共會利用經濟手段,或擦槍走火武攻台灣,或在美國護台決心減弱時,武力犯台。  可以肯定,習近平二十大之後的對外政策首先是將美國作為主要敵手,因為美國是中共實現其戰略目標擴張其核心利益的最大障礙。他會加大擴軍備戰,力圖打贏中共爭霸全球的最後一戰。與此同時,習近平會繼續忽悠美國,爭取更長的戰略機遇期,因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共與美國攤牌的實力仍然不夠。  總而言之,習近平二十大後的內外政策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中共的坍塌,但最終會把黨國帶上一條更危險的道路,造成災難性結果,黨內外有識之士對此應當有清醒的認識。如果9500萬黨員真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那就應當按馬克思的教導,為自己和人民爭取普選權,自由公平地選舉黨代表和黨的領導人。 (全文轉自議報)

習近平力推第三個歷史決議意圖何在

中共19屆六中全會將在11月召開,審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所謂「第三個歷史決議」。但許多觀察人士對習近平急於推出「第三個歷史決議」頗感疑惑。 中共歷史上共有三次這樣的「歷史決議」,第一次是毛澤東否定王明路線,奠定其全黨領袖地位;第二次是鄧小平全面復出,否定毛的文革路線,啟動經濟改革,那麼,第三次「歷史決議」有何必要?  華爾街日報分析,該決議將使習近平與毛澤東和鄧小平齊名,成為擁有壓倒性權威的中國領導人,想要正式重新解釋中國現代史就需要這樣的權威。該報援引北京一位退休的政治學教授稱,之前那兩個決議都具有很高的批判性,這次的決議主要是自我肯定。其目的可能在於強化中共的形象、鞏固習近平的形象、貫徹習近平的意志。  英國廣播公司援引分析人士指,隨著二十大臨近,習近平或許會面臨來自黨內的更多質疑,特別是他推翻了中共持續幾十年的最高領導人「兩屆連任」接班制度,必須要給全黨一個說得通的理由。中國時政評論員鄧聿文這樣表示,「習近平必須要給出個說法。只有這樣,才能為他在二十大大連任作好鋪墊,」  新華社報道稱,第三個歷史決議是「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以「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親北京的多維就此解釋:「第一是繼續鞏固習近平核心地位與政治權威的需要」。  習近平的權力需要繼續鞏固?恐怕是問題所在。如果習近平按照鄧小平一代制定的黨內規矩,執政滿十年下台,不需要繼續鞏固權力,所以,制定第三次歷史決議的目的指向未來,旨在延續習近平的權力。 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別標誌著毛澤東和鄧小平領導地位的確立,這一次顯然不是為了確立習近平的領導地位?需要確定的是習近平的未來,為習近平的未來定譜。  習近平執政以來,不光在外交上把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棄之不顧,在全世界四處樹敵,在國內,對鄧小平的最大背棄就是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鄧小平鑒於毛澤東終身統治,最後為「全黨全國」帶來「浩劫」,為本黨長期統治計,鄧提出廢除領導人終身制。很詭異的是,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甚至在2019年8月還刊載紀念鄧小平誕辰的文章稱,「廢除領導人終身制是鄧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但此文刊出不久就被刪除了。  廢除領導人終身制,如果是鄧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遺產,卻是習近平隱形的緊箍咒,它為黨內反對習近平的新舊勢力提供了重要的武器。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為終身制鋪平了道路,這是對「鄧小平理論」的重大否定。習以反腐之名,近十年來不遺餘力清除前朝勢力,但鄧小平的遺產和影響力是他所無法清除的。  為什麼要通過這樣一個決議,因為在中共黨內,即使贊同習近平「反腐」的,也對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打開終身制的魔盒子不滿。毛澤東文革浩劫殷鑒不遠,弄不好終身制會把全黨帶向毀滅,習近平推出第三次歷史決議的意思,就是要約束全黨,以「重大歷史決議」來制約任何可能的異議,從而確定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以「歷史決議」掃清可能的異議,為不斷連任鋪平道路。  因此,在分析人士看來,六中全會推出第三次歷史決議,重要性對於習近平來說在於保權,在於個人權力的永續,這是新華社的通稿中永遠無法明說的重大目的。

習近平戀權不退,中共出了狀況

明年,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已經當權兩屆的習近平無心退位,一心追求連任,甚至圖謀長期執政。這成了當今中國政治的最大焦點。 是焦點,更是焦慮。政治老人焦慮,此人一上來,就賴著不走了,後悔當初挑選了他;中共高層焦慮,此人已經失去約束,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如之奈何?習近平本人也焦慮,自己貪戀權位只想連任,企圖長期掌權;但也明知,受到黨內外、國內外這麼多反對或譏諷,難以估量將來的風險有多大!他心下沒底。 習近平專權、戀權、權欲熏心,癥結在於中共制度對他失去了約束力。他可以隨意修改憲法,比如,他強行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他可以隨意違反黨章,比如黨章規定:「黨反對一切形式的個人崇拜。」但習近平和習家軍卻肆無忌憚地大搞個人崇拜,每天把習近平及其「金句」置於黨媒、黨報的頭版頭條,千歌萬頌,毫無廉恥。 常識告訴我們,越是民主的社會,權力越是受到制約,個人私心私慾難以逾越公眾利益;越是極權的社會,權力越是失去控制,當權者的個人私心私慾可以隨意逾越公眾利益,隨意綁架公眾、隨意踐踏公眾意志。 權力如春藥,讓人發情,讓人上癮,讓人墮落。失去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尤其如此。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最致命的就是心靈的腐敗。包括習近平、普京、金正恩這些獨裁者在內,都陷入深重的心靈腐敗。 備受批評的習近平或許不服氣:說到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為什麼金正恩可以,我就不可以?為什麼普京可以,我就不可以? 問題是,習近平無法跟金正恩比,因為那畢竟是三代世襲,自有它的政治慣性。朝鮮政治是世界上最落後、最反動的政治,一時無從變革。但經歷改革開放的中共,有何必要參照那個最壞的樣板? 習近平無法跟普京比,俄羅斯至少還有選舉、還有選票。普京戀棧權力,變作花樣延期掌權,但他也不得不通過全國選舉的大考、全民投票的大關。 當今中國政治介於朝鮮和俄羅斯之間,極端專制與半專制之間,或許讓習近平有生不逢時之感。於是,習近平恨上了改革開放。他或許幻想,要是沒有改革開放,他直接繼位多好!沒有領導人任期制,民眾不得對領導人指指點點,他就能像毛澤東那樣,唯我獨尊,一直掌權到死。 然而,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又怎能積累出今天的國力,供習近平炫耀和揮霍?如果沒有毛澤東死後的政治變遷,他的父親習仲勛和他們全家又如何能夠翻身?說到底,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習近平又如何能混到今天的地位? 從黨內而言,習近平登上最高權位固然純屬意外之福,但這個福氣不是來自於毛澤東,而是來自於鄧小平。但他卻偏偏恨上了鄧小平,而愛上了毛澤東。 筆者常說,中共以一黨之私,禍一國之利;如今,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習近平又回到一人獨裁 — 不僅以一己之私禍一國之利,更以一己之私禍一黨之利。實際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歷經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算到習近平上台為止)之後,中共出了狀況。無論從民主政治還是專制政治角度觀察,中共都出了狀況。 論民主政治,中共不僅落後而且嚴重落後,遠遠落後於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世界之外;論專制政治,中共嚴重倒退,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退回到一百多年前清朝,甚至退回到兩千多年前的秦朝,連封建王朝的「開明專制」都談不上,而是黑暗專制。 習近平的兩極路線,即極左路線和極端獨裁,固然給中國帶來禍害,其實給中共本身,都帶來禍害。道理很簡單,一個政黨的自我反省、自我革新之路,政治改革之路,已經被習近平和習家軍完全堵死。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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