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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修宪打破任期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治理中国已超过十年,但中国经济增长不如预期、外资纷纷撤离,他接下来还能做什么,为自己留下政治遗产? 2013年上任以来以反贪腐树立权威,誓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治理中国10年后却交出青年高失业率、经济增长放缓、人口陷入”未富先老”的逊色成绩单。 自施行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均以经济繁荣为主要成就,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但是在10月9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习近平追求持续影响力”座谈会上,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列举中国目前的债务危机和社会老龄化导致潜在劳动人口严重下滑等负面因素,推断指出,习近平自己也知道无法把希望寄托在经济表现了。目前中国未偿信贷占GDP的比例达290%,远高于美国的255%。 在此背景之下,其他专家认为,习近平在无法依赖经济发展或武力攻台来树立自己政治遗产的情况下,或者有机会透过科学发展等其他建树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副总裁埃泽尔(Stephen Ezell)评估,尽管中国的半导体、航空、量子计算和传感、生命科学药物等产业仍将落后于美国等国家数年,但已出现大幅度或适度追赶势头。 特别是在核能发电技术方面,埃泽尔估计中国有望在2035年前与美国技术水平相当,或成为全球首个制造出工业用核聚变反应堆的国家。核聚变产生的能量是核裂变反应的4倍,如果能在地球上复制,就能满足全球的能源需求,提供几乎无限清洁、安全且廉价的能源。 埃泽尔解释,中国的目标是“培育足够多的国内公司来服务其技术市场,以剥夺其他国家公司在这些市场销售并获利的能力”。以当前36%的美国半导体流向中国市场为例,埃泽尔确信中国想让这比例下降到0%。 2015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表明打造中国制造业领先全球的野心,计划2025年前让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习近平任内更强调要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摆脱中华民族衰落、停滞和危亡的局面,重新引领全球发展与繁荣的“中国梦”;2017年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加入新节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埃泽尔说,2004至2021年,不仅中国雇用的科研人员数量超过欧美的总和,资金投入规模也仅次于全球第一的美国。此外,中国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打造与美国匹敌的国家级实验室,显示“中国正努力在每一个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另外,中国的太空项目也有机会“赶英超美”。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Dean Cheng)指出,如果中国在习近平任内成为第一个登陆火星的国家,“将无可争辩地展示中国的实力,终结或至少挑战美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的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观念”。 他指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则是习近平上台后的2016年才启动的。今年4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在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上透露,中国计划2030年前后发射天问三号探测器,成为首个完成火星采样返回的国家。成斌认为,宇航员到火星插上五星旗的成就,将能与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相提并论,这能让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不过,史剑道对中国追求技术领先地位,最后真正超越美国,并不像埃泽尔那样乐观。史剑道认为,中国国营企业确实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但那些领先的技术并未转化为实际利益,这意味着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此外,习近平习惯性打压私营部门,在市场不完全自由之下,引领创新的私营部门的活力也将受到限制。他说,不仅中国电动车销售在今年损失200亿美元,规模较小的芯片厂也在2023年关闭了几千多家。 在中美竞争的框架下看待中国目前的技术优势,埃泽尔建议美国接下来应借鉴前总统里根的策略,最大程度限制并稀释中国的实力,因为中国通过贸易失衡、窃取知识产权或创新机制赚取的资金都将再投入到科研项目中。1980年代,里根通过提出星际大战计划(Star Wars)或战略防御倡议与苏联竞争,同时利用共产主义社会本身的缺陷和矛盾,从而拖垮苏联的经济。 除此之外,埃泽尔指出,美国应确保民主自由国家占据全球制造的主要份额,例如与印度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信息和通信技术生产系统,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史剑道强调,习近平已经71岁了,即便再执政10几年到80多岁高龄,如何有效统治中国是问题;因此焦点在于他执政的这么一大段时间里,想为后人留下怎样的成就?
2018 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将中国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颠覆性改变。当然,毕竟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复皇权帝制,而是打着“党的领导”旗号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此笔者称之为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共党夺得政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五四宪法”,搭起中共一党统治下的共和国制度架构。笔者以为,所谓共和国制,最基本的三点不能缺:选举制、任期制以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的统治模式。尽管“五四”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包装,但为政权合法性所计,毛泽东在世时表面上一直维持着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八二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都是为了延续中共党的统治而维护着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宪法”后来经历过四次修订。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为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修宪,每次修宪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订都是使中国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尽管只是小步前行。回头看,在推动共和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胡耀邦时期“八二宪法”产生过程和胡锦涛作党总书记时的2004年修宪。 请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大是受人民委托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程序:一,明确规定提出修宪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明确规定审查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三,明确规定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议案才算通过。 让我们回看一下“八二宪法”的产生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名单(有 103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付全民讨论,再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审议。 负责主持宪法修改具体工作的,前半段是胡乔木,后半段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负责,历时两年三个月。 《八二宪法》修订颁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阶 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宪法”从修订到颁布的整个过程,有两个亮点: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主持修宪工作;二是全民参与讨论修宪历时 4 个月。 让我们回顾一下胡锦涛时期的2004年修宪。 2004年修宪不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进宪法,不仅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开透明地完成整个修宪过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中国的学术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 2,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3,用时7个月形成修宪建议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案,决定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由各地提出修宪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文本发给各地征求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 7 个月时间。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5,2003年12月22日将《修宪建议》全文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6,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 2004 年修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是: 一是中共修宪小组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两下两上”形成中共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修宪建议文本; 二是提前 3 个月将《修宪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三是2004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 1 年。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的: 从根本上说,2018年的修宪是为习近平个人连任铺平路子而修,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宪法以来的第一回。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所做的中共修宪建议过程说明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宪过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违宪违法点: 1,按照宪法规定,主持修宪工作的法定机关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2018年修宪的全部工作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 王晨说: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权力机关。 王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这次宪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则:一、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 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 德江同志主持召开 4 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 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2、修宪过程违反“民主、公开”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八二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长达四个月;2004 年修宪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修宪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宪,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向全社会提前公开中共修宪建议全文, 不给公众有讨论修宪建议的时间。 3,全国人大自我矮化在国家制度架构中的法定地位。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而王晨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词表明,全国人大违宪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开臣服于党权高于国家权力。 4、中共突然诡异发布2018年修宪建议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英文急电,透露中共修宪的建议之一是:删除宪法第79条中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这条消息瞬间引发世界和中国舆论汹涌。迫于突发的舆论情势, 2小时后中共突然诡异公布修宪建议草案全文。那时,离全国人大开会仅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关部门口头指示国内媒体不得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党组织禁止党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前中国青年杂志社《冰点》栏目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这一修宪建议;中国一位女企业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抗议这一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从此以后,前冰点栏目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专人长期驻守在他们家门外监视他们的行动。 5、恐怖高压阴影笼罩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 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官话套话,或是敷衍搪塞。最明显的暴力威吓是军人押送宪法进入全国人大会场,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僵尸般丝毫不动,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军人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声在大会堂里回响。这一幕100年前曾经发生在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2964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压下的人大会议上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的丑剧:赞成票 2958,反对票 2,弃权票 3,无效票 1。 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这与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人没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实质上是从共和国制向帝制倒退,因而这一消息一经透露,犹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舆论海啸。历史已经证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结束皇权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任何希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欲的工具,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国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凯。尽管后世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渐趋多元,但都对袁世凯称帝持负面评论。 习近平 2018 年修宪,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且退位无期,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习近平步张勋、袁世凯后尘,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在7日提出了一系列让中国走出当前困局的10项建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建议包括: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恢复“韬光养晦”并与西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坚持领导人任期制度、调整“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向,将重心放在国内建设上、促进民营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等。 胡星斗在这些建议的前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现代化事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他也坦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面临一些困境。 他强调,要如何摆脱这些困境,开创“新改革开放”的局面?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即是否有利于实现“中国现代化”、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幸福,这些原则构成了他提出的10项建议,也被认为是中国摆脱困境、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首先,胡星斗强调了重申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其次,他再次强调了坚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决议;第三,他主张坚定不移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 此外,他提出了回归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低调发展、不当头、不争论、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战略原则,与已发达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平相处,避免陷入新的冷战。 他还强调了要坚决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斗争思维,回归和平与谐的理念,改变外交部门发言人的形象,从“红卫兵战狼”形象转向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温柔谦和、包容开放”的国家形象。 此外,他主张坚持邓小平理论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领导人任期制度。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党内民主监督”并将其制度化。 另外,他主张改变不惜代价支持发展中国家,引进落后国家留学生的做法,停止或减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更多关注放在国内建设上。由于“一带一路”受到了国际组织的抵制,中国也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鉴于南海岛礁建设和中国的崛起,导致美国将战略重点东移并实施“印太战略”,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胡星斗建议暂停相关建设,避免潜在的军事冲突;对于钓鱼岛、南海等争端,他主张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此外,他呼吁严格遵守国际条约(如WTO协议),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停止政府对企业的大规模补贴,缩减国有垄断范围,鼓励民营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加强法治,改善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财产,建立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为导向的真正市场经济,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在不久的将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最后,他主张淡化“中国模式”的概念,禁止所谓的“中国模式”输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胡星斗认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过去几十年甚至二三百年的战争使全球实现了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国没有理由改变它”。 最后,胡星斗补充道,如果没有全球市场经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计划经济、管制经济、极权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可能会主导世界,中国很难有改革开放的机会,也难以找到改革开放的对象。 胡星斗现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大力主张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而闻名。2003年,他公开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并要求进行“违宪违法审查”,同时向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全国人大建议废除,曾轰动中国社会。此外,胡星斗也长期主张废除二元(城市、乡村)户籍制度。
华尔街日报今天撰文试图纵观历史来看解习近平接班人之谜。并称,在年近70岁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清除了所有潜在竞争对手,也没有公布接班人,这种情况可能危及中国的稳定,同时动摇全球秩序的根基。 华尔街日报署名Chun Han Wong报道称,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发明。他深感于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时发生的夺嫡之争的惨剧,决定在生前选定储君后秘而不宣,死后再由大臣们将两份写有皇位继承人的遗诏对照验看,其中一份遗诏藏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另一份由皇帝随身收藏。雍正认为,秘密建储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 三百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他打破了前几任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为期十年的执政周期,并在党内遍植亲信,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对今年6月即将年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况下,党内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来评估潜在的接班人。但保持悬念过久可能适得其反,会疏远门生并激怒敌人,进而削弱领导者的地位,甚至播下政变的种子。在毛泽东时代,习近平的家族曾经历过变幻无常的党内斗争,他非常了解这种风险。习近平也清楚,鉴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如果21世纪的中国发生继任危机,将在国内和全球引起震动。 表面上看来,习近平虽然实现了稳定的治理,但稳定不同于韧性。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看似坚固的政府可能脆弱得惊人;西方很多人当时都没预见到苏联的解体。习近平曾对官员表示,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没有人能打败中共,除了该党自己。但在推动中国跻身超级大国之列的过程中,习近平以自身为中心重塑中共的做法,可能已让他成为这一进程中最薄弱的一环。 据该报道称,威权体制的领导人还要提防在被动丧失权力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的严重后果。即使是自主退位的专制者,除了能够保持对继任者的影响力之外,自身安全也没有什么保障。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德布斯(Alexandre Debs)和H.E.戈曼斯(H.E. Goemans)回顾了从20世纪1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初执政过的全球1,800多名政治领导人的命运,对这些领导人按政权类型进行了分类。这些研究发现,在其中的1,059名专制者中,约有41%的人在卸任后一年内遭受流放、监禁或死亡,而在763名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中,这一比例仅为7%。政治学家王裕华对中国49个朝代282位皇帝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而言,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被废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自1949年中共胜利以来,中国已经历数次权力交接的戏剧性事件。在毛泽东反复无常的统治期间,一名潜在继任者被清洗,并在遭酷刑后死亡,而另一位潜在继任者死于飞机失事,事后他被指策划篡权失败后试图逃离时遇难。正如毛泽东在自己73岁生日时对身边的人所言,会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人就在党内深处,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到了习近平时期,形势变了。自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自毛泽东之后从未有过的程度。他宣称自己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最伟大的在世思想家,确保自己能够终生保持中国最高政治领袖的地位,直至去世,用党内人士的说法就是“去见马克思”。对于基本上是仪式性的国家主席一职,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推翻了经过几位前任强化的退休模式,抹杀了后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中共在纸面上禁止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务上只能担任两届(10年),而担任同一层级领导职务最多15年。但在2022年,中共官员一致支持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中共总书记任期,令这些规定看起来形同虚设。 谁可能接替习近平?很多人都在关注1960年代出生的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比习近平这些1950年代出生的官员年轻10岁左右。在被称为习近平的“60后”亲信中,部分已经担任了高级职务,包括中国四位副总理中的三位,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这四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但习近平也可能在便于延长自己的统治的过程中,选择跳过这些60后官员,从更年轻的官员中发掘潜在接班人。 如果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因为去世、生病,还是辞职,都没有可以遵循的明确程序,也几乎没有先例。从理论上讲,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开会选出新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而国家副主席将担任国家主席。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没有一个得到党内精英广泛支持的指定继任者,在习近平突然离任的情况下遴选继任者的过程可能会充满政治纷争。在毛泽东晚年健康和机能日渐衰退的情况下,为了赢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选定接班人,一些官员使出了尔虞我诈的手段。 该报文章引述历史学家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表示,马列主义政权中的精英斗争就像一场“按照诡异规则进行的械斗”。他写了一本分析斯大林和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和中国夺权之争的书。这些夺权争斗颠覆了苏联和中国的政坛,获胜者摒弃了独裁主义,同时构建了新的权力结构,希望这种新结构不会屈从于一人统治。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很强大,但都无法确保自己的统治体系可以在身后延续。专制者的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导语: 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备受世人关注。习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规续任中共党政军最高职务?围绕着20大的权力布局、割据或争斗,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等将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果若习近平连任,他将把中国带往哪里、并将对世界产生何等影响?本报特设中共20大专栏,征邀和发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围绕这些重大问题与各界朋友展开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交流、碰撞、辩论和探讨。 中共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2022年下半年召开的20大,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会议将在关键时间点决定共产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习近平或将打破邓小平定下的十年任期制重回毛泽东独裁时代,并确定中共未来走向。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索和分析,由于中共秘密组织的特性,以及对信息的高度封锁,这些分析或带有局限和片面性。 一、习近平连任和新领导班子 自从习近平2018年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一般认为这是为其长期执政做铺垫,使他在二十大可以顺利连任。针对当时外界批评,习近平的借口是,他本人反对终身制,但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两职务都没有任期限制,为了让国家主席与上述两职务保持一致,所以要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中共官媒也积极为其洗地,称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不代表恢复领导干部终身制。 这个借口不值一驳。为什么不修改党章限制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任期,来完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度呢?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从毛泽东独裁带来的灾难经验出发,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得到中共全党的一致拥护,也得到第三代和第四代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继续执行。但是由于邓小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共最高领袖任期制和接班人制度,其政改十分有限,给习近平回到毛泽东大权独揽时代以机会。习近平本人从未公开表示他不会再继续连任,相反,各种劝进声音甚嚣尘上,相关活动层出不穷,颇有袁世凯称帝前的气势。 终身独裁是逆潮流而动,不符合大多数人民和党员的意愿,也和世界大势格格不入。如果二十大习近平坚持不下课,那中国将和朝鲜并列成为世界上仅有的有条件实施领导人终身制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朝鲜化必将成为国际笑话。古巴、越南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而采取了任期制。 正是由于中共一直没有解决最高权力交接制度化问题,每次换届各派系都参与权力斗争,为进入权力核心博弈卡位,特别是二十大更不例外。有分析人士认为20大之前还会出一系列的事情,体制内各种反习力量,尤其是邓小平派系,在20大之前会与习近平做生死较量,而这种博弈的白热化可能导致习近平霸王硬上弓式的强势连任不能如愿以及常委人选多次反复变化。 我认为邓派在党内应当是主流,他们从邓小平的改革中受惠,也支持继续改革开放。但是在中共体制内,紧跟当下最高领导,与其保持一致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才是政治正确。即便他们看到习近平可能会把中共引向死路,他们不会为了救党而牺牲自己利益,习近平反腐打了那么多邓派,没有出现集体反对的组织活动和声音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确立习近平历史地位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通过和中共要求二十大代表选举过程就是贯彻学习习近平思想的通知,都说明习近平已经成功地掌控了中共党政军,因此习连任应当不会有什么意外。 习近平面临的首个挑战是说服或迫使其他6个现任常委支持他连任。上述文件的通过也表明他特别搞定了常委,否则这两个文件不会通过。如果习近平继续按“七上八下”的人事惯例办,6个现任常委中有两人因年纪要正常卸任退休,4人留任。但是4人留任涉及职务安排的难题并阻塞下一拨干部的递进之道,更主要的是妨碍习近平将自己信任的干部提拔到中共权力核心。所以他更有可能无视论资排辈和以年龄决定去留的做法,另搞一套。实际上习近平在过去9年中已经多次打破了接班梯队的递升传统,如破格提拔军队干部,迫使未到年龄者提前卸任等。 但是如果让6个现任常委全部出局,他们不会支持习近平连任,都是67岁,凭什么习近平不退,而其他人要退。所以习近平会用中共面临国内外危机、实现百年奋斗目标需要相对年富力强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等为借口,用拉一派打一派的办法,将自己信得过的人安排进入二十大常委和政治局。这必然会加剧内部权斗,出现更多的变量,或许某些出乎意料的结果。 但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干部、党员和老百姓都会见怪不怪。 习近平本人是否会在权斗中失利而不能连任?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防疫上的失误、经济上的瞎指挥、国际上制裁中共在新疆的恶行包括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彭帅事件丑闻等直接影响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治权威,进而给其连任带来阻力,尤其是习近平对军队红二代下手引发的分裂、利益分配不均等都给习近平连任带来诸多的不确定因素。笔者觉得这些因素不足以撼动习近平的地位,因为如前所述,中共所谓民主集中制决定了作为一把手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同时习近平通过反腐等手段,清除了潜在的政敌,控制了党和军队。党内反习势力没有德高望重的带头羊,习近平对高层监控的严厉程度远超民众,这些党内反习力量目前不可能组织化,至多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作为一个强势的班长,除非习近平自己撂挑子,或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放弃,他的连任是志在必得。 很多人关注习近平是否会在二十大确定其接班人,笔者认为他不会,因为习近平有足够时间在二十一大前甚至二十二大前处理妥当,没有必要在二十大确定,习近平熟知中共钦定接班人引发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孙政才丑闻,长时间考核接班人对他至关重要。但这不等于他没有一个或多个接班候选人,以及紧急接班方案。 由于二十大的人事布局涉及到中共处理所面临的国内外严重危机,以及实现未来20余年的战略目标,习近平在用人上不会太出格,既不会完全打破常规,又不会完全按常规走。他基本会按照既定的2019年出台的党政领导班子建设5年规划进行中、长期的人事布局,任用更多的60后和70后干部,也会破格地留任少数有经验的大龄干部和提拔一些更年青的干部。他的人才战略是力图提拔有能力、有专业、有历练、能应对国内外更为复杂的挑战和接受更为艰巨任务的官员上位,但习班底成员选用的最根本前提是,必须绝对效忠和服从习近平个人,坚持习近平思想,而他们得票多寡、年龄长幼和业绩大小并不是主要考核标准。笔者认为,这些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即将掌握中共党政实权的新生代有多少真心信奉习思想,自觉地帮习搞个人崇拜还很难说,而且在中共制度性腐败和僧多粥少的大环境下,官员带病提拔和尔诈我虞在所难免,体制的弊端使得其不可能真正地选贤任能,这是习近平人才战略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总的来看,中共党政领导接班梯队正在有序和稳步地递升上位。 二、习近平的“党内民主和全过程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二十大能否按习近平的意志走,保证万无一失,很大程度取决于出席大会的2300名党员代表对习近平的忠诚度。因此选谁参会非常重要,习近平对此早有部署。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使二十大代表选举产生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的过程,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习核心周围实现中国梦。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提出筛选代表的重要标准是,看其能否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人民日报评论员同年12月发文称要坚决杜绝“墙头草”、“骑墙派”、“两面人”等,防止“带病提名”、“带病当选”,完全排除党内不赞同习近平政策的人士。很显然,中共的38个大选举单位,已经部署就绪,层层把关,处处设防,保证习家军主导二十大,使习近平得以连任。与此同时,中共又要将这个严密操控的过程贴上一块“党内民主”的遮羞布。事实上9500万党员没有政治权利,党组织操纵整个选举过程,候选人提名由党委会把控,不实行秘密投票规则,党员投票实质是粉饰党内的权力专制。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强调,必须以党内民主原则取代以前的宗派密谋的组织原则,他们在同盟的新章程中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仅此一点,就已经堵住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政党,但长期背离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不敢真搞党内民主,党员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民主选举的权利,中共党魁从来都不是党员选出来的。号称“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是由选举而产生,是依据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口头指示决定的。 文革之后,中共总结经验教训。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来通过了包括《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内的一系列条例规定,试图建立党内选举制度,在各级党代会实行差额选举,并要求逐渐扩大差额选举比重。中共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十六大报告喊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口号;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特别提出,“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 和积极发展党内民主”。 然而,党内民主尚未起步就胎死腹中。2002年十六大的选举差额比例是百分之十,十七大规定“不少于15%的差额比例”,十八大规定“应多于15%”,十九大不变,二十大仍旧未变。这就是说,在习近平主政的10年里差额选举比例根本没有增加,打断了差额选举逐次扩大的做法。从中共十二大到十八大,党代会代表一直逐年增加,分别为1545人、1936人、2035人、2048人、2120人、2220人,2270人。但十九大和二十大规定代表名额均为2300人。在实际操作中,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都小、各级党组织都会找到对策将其搞成变相的等额选举,使得差额选举不过是中共自欺欺人的伎俩,和过去的领导出名单党员画圈圈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只不过在出的名单中增加几个人而已。 笔者曾听说十八大之前,薄熙来的幕僚建议其“海推”“海选”重庆党员代表,并建议先斩后奏,造成既定事实,由此推动党内民主,也有助于其入常。薄熙来迟疑了很久,决定请示胡锦涛。但海选计划被胡驳回,并要求薄按既定的差额比例方针进行党代表选举。这一方面表明“应多于15%”实际上也有内定上限,另一方面说明中共统治精英并不相信党员,不相信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有足够的觉悟选出自己的领袖。可以想见,如果薄熙来真在重庆实现党代表海选,历史很可能会有改写。二十大前,习中央再度强调禁止“海推”、“海选”,说明党内民主是实实在在欺骗党员的东西。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历来都是党的统治阶层的会议,举举手,表表态,做做形式,走走过场,和9500万普通党员没有什么关系。中共《党章》规定党代会是中共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其实际职能和作用只不过是装饰花瓶,党代表不能讨论决定党内重大路线方针,一切由常委会包办。而党代表中参会的真正在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普通党员少之又少。二十大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参会必须限制在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是一线党员代表,官员仍占代表的绝大部分。普通工农兵学商党员恐怕极少。即便真正来自一线工农,他们也是经过反复筛选符合习近平要求用来走形式的工具,对大会议程和选举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比例本身说明中共并不是自己标榜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此外,中共一向强调妇女半边天,但除了毛泽东老婆江青外,没有一个女性进入过中共的权力核心。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女性也极少,与女党员人数完全不成比例,也表明中共政治一向是老男人们玩的权力游戏。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如何产生中共党的最高层领导人,都没有成型的制度规定,而是默认邓小平陈云以及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等前任党魁们秘密协商、隔代指定接班人选,再用流于形式的假选举包装其合法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提出新型的人民国家的思想,他们认为以普选为基础的“真正的民主制”是克服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必然选择。他们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由公民普选产生和罢免、拿工人薪金、作为公仆服务于社会等制度规定,指出这“能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保持在人民手中”。但是列宁为首的苏共在夺取政权后并没有按马克思的主张实行普选,中共步苏共后尘,拒绝让人民享有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基本权利。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只有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70多年前,中共靠枪杆子以死伤3000万人的血腥暴力夺得政权统治中国,至今没实行过真实而公正的民主选举,中共政权始终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同样,习近平上台以来始终被笼罩在合法性焦虑的阴影中而无法解脱。 为了保住权力,习近平用指鹿为马、偷梁换柱的伎俩,硬造出“全过程民主”的荒谬说法,拼凑一堆含混不清的空洞词语粉饰极权制度,所谓“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等,胡乱吹嘘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远远超越美式民主。 回看20世纪的世界历史,前苏联、东德、朝鲜等许多极权国家都曾将自己的“民主”说成世界上最完美的民主,斯大林在1937年血腥大清洗中还标榜苏联的选举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这些早已成为国际笑柄。习近平的“原创”不过是重拾前苏联、东德、朝鲜等国暴政的遮羞布而已,更让人觉得荒唐可笑。 习近平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高科技条件下的精致新极权制度,是反民主反文明的现代奴役制度。但中共动用巨大的内外宣传机器重复洗脑,徒劳而愚蠢地企图将谎言变成真理。 因为,保障人权、权利平等、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公开透明、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等,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基本要素,自由公平的选举是民主政治的起点。鉴别人民是否当家作主的最主要标准,就是看他们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选举和罢免政府各级官员,鉴别党员是否享有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也要看他们能否自由和公平地选举和罢免各级党组织领导人。与普选权紧密相关的是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有独立法官公平司法裁决纠纷。唯有如此,选出来的官员和党组织负责人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利益,也才能对人民和党员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领导负责。就此,“海推”和“海选”是真假民主的试金石,这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硬性标准,中共怎么强词夺理和狡辩也绕不开这个试金石。相对来说,过去中国的村委会选举比较接近民主选举,但是村委会不是中共的政府机构,而是群众性的基层自治组织;为保证中共的人当选,习近平上台以后强化了村党组织对村委会选举的控制,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已经名存实亡。 中共常常把人民当家作主、把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挂在嘴边,竭力辩称人民有权参政、议政、监政,来合理化它的一党专政。这显然是一个弥天大谎。中共为了保证其永久执政,打着中国模式民主的虚伪旗号,既是游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又是唯一的参与者和裁判员。党国的法律完全按中共的意志而制定,习近平上台后更是要求坚持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近年来,中共增加了制定新法向社会征求意见的程序,但这只是做做形式,人民始终无权参与法律制定工作,也无权监督这些法律的实施。 无论其御用文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多么厉害,也无法举出让人信服的具体证据证明人民当家作主是如何实现的。至今为止,中共仍然不批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共宪法规定的权利是一纸空文,根本不能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到党国权力侵害,任何对中共的批评都会被冠以“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而被惩治,或以“颠覆国家政权”入罪。官媒把中共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 — 说成是14亿中国人选举出来的,每年提出的建议和议案都得到落实来证明它代表了人民意愿实现了民主。但事实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民众进京上访,各级政府处处设卡,层层堵截,训诫罚款,关黑监狱、劳教者众多,哪里体现出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 做不到这点,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都是空话、假话。按这个标准,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是假民主,党内民主也是假民主。 三、 中共二十大后的走向 习近平搞虚假民主的用意是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保障其长期执政,将权力永久把持在党的手里,让红色帝国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中共的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是服务于此,政权安全是中共核心利益的核心,这个任务二十大后仍然是中心,是中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除了加强前三杆子之外,还会更多地使用钱袋子的功能,通过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共同富裕等新民生政策,忽悠人民,获得执政合法性。 在习近平第三和第四任期中,中共要朝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即在2049年党国建国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前,它还要在2027年中共建军100年时实现军队现代化;同时,中共面临大限将至的关键时间点。中共的俄爹苏共执政了74年垮台,2023年中共也将达到这个大限。这个节点也让迷信的中共领导人高度紧张。近年来,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结构性问题和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中共对现行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强势改变、争霸世界的战狼外交引起的西方国家的集体反制,让习近平面临自2012年执政来内外最严峻的危机。 习近平本人个人野心勃勃,认为自己是可以和毛泽东比肩而立的党和人民的大救星,是中共第二个百年千秋大业的开启者。他不会保守地应对危机,但本质上还是会沿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老套路。对内,由于中共领导的权威性一代不如一代,习近平一定会像毛泽东一样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大肆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竭力推行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以党的名义强化对其个人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也会继续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一方面强化对党和国家各个领域和机构的改革,提高对党国社会各个层面统治的效率,以更为精致、精密、全面、多样的方式掌控党国。他会更大力度地加强用数字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武装专政机器,高压维稳,打压任何与其思想路线不同的人以及观点立场,先发制人地消除对自己和中共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他会力图通过经济调整,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提高国企生产效率,既要保住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以解各级政府财政燃眉之急, 走出经济危机,又要推动经济转型,成为世界创新中心,实现赶超美国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这是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的核心精神。但是历史证明,政治压迫不可持续,人性向往自由和尊严;此外,社会主义经济的致命弊端是无法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即便加入某些市场机制也不可能根本消除。同样,政治窒息的环境也不可能持续地产生颠覆性创新。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中共全力以赴攻占科技高地的政经动机,加大反制措施,如限制华为公司,减少对华技术转让等,这也会让习近平的经济转型举步维艰。 习近平还要在二十大上大打共同富裕这张牌,这也是一箭双雕、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权谋,通过劫富来济党。习近平既要利用民营经济,割民企的韭菜,又要防止其做大做强,以掌控经济失控带来的政治安全风险,近年来一系列打击民企的举措都是以此为目标。同时,他利用中国民间仇富心态,提出颇得人心的共同富裕口号,以消除和转移因此而引发的对党的不满情绪,将党国存在的巨大贫富差距归咎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把自己打扮成关心民生、超越了毛邓的圣君明主。虽然中共宣布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建党100年时完成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但事实如李克强所承认,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不够中等城市的房租。鼓吹共同富裕很有诱惑力,可以给人民一个虚幻的希望,从而支持习近平政策。然而,只要经济的隐形双轨制存在一天,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权力寻租就在所难免。中国巨大贫富差距就是权贵利用经济隐形双轨制而产生的,体制造成的机会不均等是问题的核心,这个不解决,共同富裕是空话,是中共100余年都兑现不了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空头支票。 在无法迅速解决国内危机时,习近平一定会通过对外扩张转移矛盾和公众视线,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为其政治服务。2022新年伊始,中共军队在中印边境的主动挑衅就是一个证据。除了中共的执政安全之外,中共利益的核心是占领台湾和吞并南海,最后是争霸全球,但推动实现这些利益的行动是齐头并进的。所谓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习近平中国梦的最重要一环,习近平在二十大会再度施压,提出解决台湾问题方案。可以预见,习近平甚至会将打台湾作为连任的一个口实,并在第三和第四任期中,在不影响中共执政安全前提下,不惜代价拿下台湾。他主要是通过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大统战、经济战,同时加上军事挑衅,实施逼统战略,保持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存在和台湾主权争议状态,以警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得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一旦逼统不成,中共会利用经济手段,或擦枪走火武攻台湾,或在美国护台决心减弱时,武力犯台。 可以肯定,习近平二十大之后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将美国作为主要敌手,因为美国是中共实现其战略目标扩张其核心利益的最大障碍。他会加大扩军备战,力图打赢中共争霸全球的最后一战。与此同时,习近平会继续忽悠美国,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与美国摊牌的实力仍然不够。 总而言之,习近平二十大后的内外政策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中共的坍塌,但最终会把党国带上一条更危险的道路,造成灾难性结果,党内外有识之士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如果9500万党员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就应当按马克思的教导,为自己和人民争取普选权,自由公平地选举党代表和党的领导人。 (全文转自议报)
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在11月召开,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谓“第三个历史决议”。但许多观察人士对习近平急于推出“第三个历史决议”颇感疑惑。 中共历史上共有三次这样的“历史决议”,第一次是毛泽东否定王明路线,奠定其全党领袖地位;第二次是邓小平全面复出,否定毛的文革路线,启动经济改革,那么,第三次“历史决议”有何必要? 华尔街日报分析,该决议将使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齐名,成为拥有压倒性权威的中国领导人,想要正式重新解释中国现代史就需要这样的权威。该报援引北京一位退休的政治学教授称,之前那两个决议都具有很高的批判性,这次的决议主要是自我肯定。其目的可能在于强化中共的形象、巩固习近平的形象、贯彻习近平的意志。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分析人士指,随着二十大临近,习近平或许会面临来自党内的更多质疑,特别是他推翻了中共持续几十年的最高领导人“两届连任”接班制度,必须要给全党一个说得通的理由。中国时政评论员邓聿文这样表示,“习近平必须要给出个说法。只有这样,才能为他在二十大大连任作好铺垫,” 新华社报道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亲北京的多维就此解释:“第一是继续巩固习近平核心地位与政治权威的需要”。 习近平的权力需要继续巩固?恐怕是问题所在。如果习近平按照邓小平一代制定的党内规矩,执政满十年下台,不需要继续巩固权力,所以,制定第三次历史决议的目的指向未来,旨在延续习近平的权力。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别标志着毛泽东和邓小平领导地位的确立,这一次显然不是为了确立习近平的领导地位?需要确定的是习近平的未来,为习近平的未来定谱。 习近平执政以来,不光在外交上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弃之不顾,在全世界四处树敌,在国内,对邓小平的最大背弃就是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邓小平鉴于毛泽东终身统治,最后为“全党全国”带来“浩劫”,为本党长期统治计,邓提出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很诡异的是,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甚至在2019年8月还刊载纪念邓小平诞辰的文章称,“废除领导人终身制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但此文刊出不久就被删除了。 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如果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却是习近平隐形的紧箍咒,它为党内反对习近平的新旧势力提供了重要的武器。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为终身制铺平了道路,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否定。习以反腐之名,近十年来不遗余力清除前朝势力,但邓小平的遗产和影响力是他所无法清除的。 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因为在中共党内,即使赞同习近平“反腐”的,也对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打开终身制的魔盒子不满。毛泽东文革浩劫殷鉴不远,弄不好终身制会把全党带向毁灭,习近平推出第三次历史决议的意思,就是要约束全党,以“重大历史决议”来制约任何可能的异议,从而确定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历史决议”扫清可能的异议,为不断连任铺平道路。 因此,在分析人士看来,六中全会推出第三次历史决议,重要性对于习近平来说在于保权,在于个人权力的永续,这是新华社的通稿中永远无法明说的重大目的。
明年,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已经当权两届的习近平无心退位,一心追求连任,甚至图谋长期执政。这成了当今中国政治的最大焦点。 是焦点,更是焦虑。政治老人焦虑,此人一上来,就赖着不走了,后悔当初挑选了他;中共高层焦虑,此人已经失去约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如之奈何?习近平本人也焦虑,自己贪恋权位只想连任,企图长期掌权;但也明知,受到党内外、国内外这么多反对或讥讽,难以估量将来的风险有多大!他心下没底。 习近平专权、恋权、权欲熏心,症结在于中共制度对他失去了约束力。他可以随意修改宪法,比如,他强行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他可以随意违反党章,比如党章规定:“党反对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和习家军却肆无忌惮地大搞个人崇拜,每天把习近平及其“金句”置于党媒、党报的头版头条,千歌万颂,毫无廉耻。 常识告诉我们,越是民主的社会,权力越是受到制约,个人私心私欲难以逾越公众利益;越是极权的社会,权力越是失去控制,当权者的个人私心私欲可以随意逾越公众利益,随意绑架公众、随意践踏公众意志。 权力如春药,让人发情,让人上瘾,让人堕落。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尤其如此。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致命的就是心灵的腐败。包括习近平、普京、金正恩这些独裁者在内,都陷入深重的心灵腐败。 备受批评的习近平或许不服气:说到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为什么金正恩可以,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普京可以,我就不可以? 问题是,习近平无法跟金正恩比,因为那毕竟是三代世袭,自有它的政治惯性。朝鲜政治是世界上最落后、最反动的政治,一时无从变革。但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共,有何必要参照那个最坏的样板? 习近平无法跟普京比,俄罗斯至少还有选举、还有选票。普京恋栈权力,变作花样延期掌权,但他也不得不通过全国选举的大考、全民投票的大关。 当今中国政治介于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极端专制与半专制之间,或许让习近平有生不逢时之感。于是,习近平恨上了改革开放。他或许幻想,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他直接继位多好!没有领导人任期制,民众不得对领导人指指点点,他就能像毛泽东那样,唯我独尊,一直掌权到死。 然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又怎能积累出今天的国力,供习近平炫耀和挥霍?如果没有毛泽东死后的政治变迁,他的父亲习仲勋和他们全家又如何能够翻身?说到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习近平又如何能混到今天的地位? 从党内而言,习近平登上最高权位固然纯属意外之福,但这个福气不是来自于毛泽东,而是来自于邓小平。但他却偏偏恨上了邓小平,而爱上了毛泽东。 笔者常说,中共以一党之私,祸一国之利;如今,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习近平又回到一人独裁 — 不仅以一己之私祸一国之利,更以一己之私祸一党之利。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历经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算到习近平上台为止)之后,中共出了状况。无论从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角度观察,中共都出了状况。 论民主政治,中共不仅落后而且严重落后,远远落后于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世界之外;论专制政治,中共严重倒退,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退回到一百多年前清朝,甚至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连封建王朝的“开明专制”都谈不上,而是黑暗专制。 习近平的两极路线,即极左路线和极端独裁,固然给中国带来祸害,其实给中共本身,都带来祸害。道理很简单,一个政党的自我反省、自我革新之路,政治改革之路,已经被习近平和习家军完全堵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