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濫之際 澳前首席科學家開創「真人認證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不少觀察人士指出，本屆中國兩會的重點不在於人事變化，人事其實早已確定。它的意義或許在於，從習近平2018突然發動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為二十大否定黨規開啟第三任總書記，在本屆人大開啟第三任國家主席任期，為其謀劃十年的「柔性政變」划上了一道圓圈。 中共的權力更替和人事變化都是幕後操作的，『北京之春』榮譽總編胡平曾做如是分析：「中共一直是開大會解決小問題，開小會解決大問題，解決問題不開會，開會不解決問題……所以在開二十大這個會之前，該解決的問題都解決了，解決不好不會開會。」 但開大會或有一個好處，外界有可能從公開的官媒報道中看出一點幕後的蛛絲馬跡，而且隨著習近平權力一統，似乎再也不忌諱議論和來自周邊的明爭暗鬥，官媒的相關報道也相應越來越清晰。二十大閉幕新華社公布的中共領導班子產生經過，還多少有點籠統和掩飾，這次新華社14日發表的高層人事變動經過，大體勾勒出習近平如何謀盤布局，誰升誰走人的脈絡。 德國之聲有評論認為習氏過去的十年統治是一場「柔性政變」，那麼這應從習近平發動反貪腐起就開始了，到2018年修憲，就進入了「制度化」政變，為在四年後的二十大不顧黨規開闢第三任鋪路。 十九大因為協助其反腐的王岐山有一個七上八下的年齡問題，但只是個例，二十大就面臨一個是否廢除「七上八下」的黨規，但習近平找到一個解釋，根據新華社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產生過程中那些意味深長的故事和細節」透露：「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也不是『鐵椅子』『鐵帽子』，符合年齡的也不一定當然繼續提名，主要根據人選政治表現、廉潔情況和事業需要，能留能轉、能上能下。 」如此，更年輕的被胡錦濤隔代指定的胡春華連政治局委員的位子都不保，親信張又俠嚴重超齡不是問題。同時，宣稱「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主動表示退下來，讓相對年輕的同志上來，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李克強、汪洋出局，常委變成一色的習家軍。 這次兩會閉幕後，新華社發表了「新一屆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員產生紀實」，直言不諱地表示人事問題早已內定：「早在研究黨的二十大人事安排時，黨中央就對做好今年全國兩會換屆人事安排工作作了通篇考慮」。不僅推薦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人選，「還一併推薦新一屆國務院有關領導人選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副職人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人選……」，自然，「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進行個別談話調研，2022年4月至6月，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聽取了300多人的意見和建議」。 而且文章透露，2022年9月，在研究二十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方案時，「對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委員，全國政協主席等人選，一併進行了研究，統籌提出了安排建議」。 文章披露，這次有關新任領導人年齡以五五年以後出生為限，「七上八下」還在起作用？但從最後選擇的結果看，似乎只限於新任和非親信。比如在省級崗位擔任五年以上者的考量對擔任外交部長才幾個月就拔擢為國務委員的秦剛等人就不適用了。新華社這次的文章重提「一些領導人展現高風亮節」，說的還是李克強和汪洋么？令人疑惑。 習近平親自進行個別談話甄選，領導人選二十大前就已欽定，兩會的結果遠在兩會召開之前就已鐵板釘釘。上海清零搞得一塌糊塗的親信李強擔任總理，習的大秘、超級親信丁學祥擔任常務副總理，被視為總理監護，時刻與總書記通信。另一位何立峰也是超級親信，他們在近年一直是習近平出訪的陪同。趙樂際擔任委員長，王滬寧擔任政協主席。 有人指出，官媒報道的唯一疏漏是，既然談年齡界限，自然讓人聯想到69歲的習近平，談領導人的「高風亮節」，讓人自然質疑連任兩屆屆滿的習近平為什麼也不來一點高風亮節？主動讓位？『世界日報』援引評論指，新華社文章提到很多篩選條件，但換屆結果卻是「習家班」全面上位，看來能夠表現出「高風亮節」的，只有「習家班」以外的人。 新華社報道公開點名，習近平的黨中央早把名單篩選好了，開兩會只不過走走形式。但習近平本人似乎並不這樣看，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時，他發表講話說：「這次大會選舉我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我對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謝。人民的信任，是我前進的最大動力……」 習近平親自製定的篩選領導幹部的標準，就是新華社報道所說的「必須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用一句大白話，就是比誰更忠於習近平，這是做高官的絕對條件。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應懂得「高風亮節」是習近平要求別人的，不包括習總本人。習高於全黨，習不受年齡、任期的限制。用習近平的話說，「我將無我」。 新華社幾乎動用了文革時林彪頌揚毛澤東的一些極端的言辭，把臣服習近平統治地位的「兩個確立」頌之為「新時代最大的政治成果」，是「應對各種不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最大底氣、最大保證」。新華社的報道更接近群臣向皇帝宣誓的誓詞：「忠誠核心、擁戴核心、維護核心、捍衛核心」。還說「習近平總書記繼續掌舵領航，是黨之大幸、國之大幸、軍隊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有觀察人士分析，從新華社的報道看出，習已毫不掩飾地唯我獨尊，從現在起，年齡的界限，任期的界限，都是為別人制定的，而且用人的界限不界限全在於是否符合「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的政治標準，即以對習氏的忠誠度作為最高衡量標準。習高高在上，審視全黨，五年後，今天的親信中的一部分將給新的親信讓位，習將永久執政。
中共高層人事決策歷來神秘無比，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如此。不過從新華社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次日公開發表的專題報道文章中，還是不經意地透露出了一些有些參考價值的內容。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張慶偉為何輸給了自己的老部下馬興瑞和袁家軍？》中介紹了從二零零二年十月召開的十六大即開始連任了五屆中央委員的張慶偉被從央企外放到地方是從二零一一年開始的，先是擔任了五年半時間的河北省長，然後是趕在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被升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成為當時中共政壇上最年輕的地方省級一把手。在黑龍江經營了四年半時間，又趕在二十大召開的前一年被平級調任湖南省委書記。這一段經歷，說明當時的中共高層還是在對他進行重點培養的。不過，張慶偉被宣布從黑龍江省委書記調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具體時間是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兩個月後的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馬興瑞就被宣布接替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全國的新疆區委書記職務，等於是提前「入局」。用當時一家中共大外宣的評論文章的話說，無論一年後才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會產生多少「新任」政治局委員，馬興瑞已經篤定成為其中的第一人。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的次日，中共新華社即刊髮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文中按時間順利紀錄說：「從2022年年初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就如何醞釀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問題，認真聽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見。大家一致贊成……採取談話調研的方式，就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組成人選，國務院領導成員人選，中央軍委組成人選，以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新提拔人選等，在一定範圍內面對面聽取推薦意見和建議。」 這裡所說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黨內新提拔人選」中是否包括張慶偉，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之一。 如上新華社文章中還記述說：「2022年3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進行專門研究，討論通過了《關於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醞釀工作談話調研安排方案》。談話調研和人選醞釀工作在習近平總書記直接領導下進行……」 也就是說，在圍繞中共二十大上產生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醞釀工作「開始的前三個月，馬興瑞事實上即已經被宣布是」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中的當然人選了。 如上新華社刊發的長篇報道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還記述說：「根據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和中央領導機構建設的實際，參照往屆做法，中央對推薦人選的範圍、年齡和結構提出明確要求。」 「談話調研中，大家一致認為……推薦範圍、年齡杠杠和結構要求科學合理、符合實際，充分體現了黨中央的深謀遠慮、遠見卓識。」 由此可見，雖然二十屆中央政治局裡除了習近平而外，還有張又俠和王毅是「超齡服役」，但總體上還是有所謂「年齡杠杠」的，也就是所謂的「七上八下」。這個「七上八下」的「年齡杠杠」同時也適用於不是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國級領導人，所有不是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副國級領導人在去年二十大召開時年已滿六十八歲的，一律不再進中委，當然也不會在今年三月即將召開的新一屆兩會上被安排連任或改任某項副國級的具體職務了。 這個「七上八下」在被運用到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是否連任的醞釀過程中，也被形容為「七留八不留」。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被「七留」的典型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蔡奇。被「八不留」的代表人物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尤權和韓正。 當然，一九五五年及之後出生者從「年齡杠杠」角度有資格「留」並不等於必須留。 如上新華社文章中還說： 「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不是『鐵椅子』，符合年齡的也不一定當然繼續提名，要堅持事業為上，根據工作需要、人選條件、廉潔情況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轉、能上能下，樹立新時代鮮明用人導向。」談話調研中，許多談話對象都表達了這樣的意見。 在此前提下，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符合年齡」但卻未被「繼續提名」連任者，共有四人，他們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暫時仍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和目前暫時還在位的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目前暫時還在位的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以及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前新疆自治區委書記陳全國。 如上四人中，李克強和汪洋在現有職務上都沒有「退居二線」的餘地，所以除非他們二人在二十大上被安排連任政治局常委，並在此基礎上一個改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一個改任國務院總理，否則就只能「一退到底」。如果安排他們兩人如同當年的華國鋒一樣，在二十大上只連任中央委員，反而是一種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的一種羞辱性的安排。 而胡春華則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在二十大上連個中央委員都沒有繼任，那前提必須是受到了黨內處分。而安排他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位置上轉任表面上「同級」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也好，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好，都不是一種處分，而是所謂「工作需要」。所以他自然會被安排在二十大上連任中央委員。 如此說來，陳全國為什麼未能如他在新疆自治區委書記位置上的前任張春賢一樣，雖然不能連任政治局委員，但仍然還能在連任中央委員的前提下改任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哪怕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委實成謎。 中共二十大後，外界輿論只顧為胡春華鳴不平，是因為他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最年輕的一個，比新產生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常委會裡七個人的最年輕者還要年輕一歲。但與陳全國同齡的蔡奇在二十大上不但晉陞一級，而且還被同時內定了接替王滬寧的「副總書記」位置。肯定會令陳全國敢怒不敢言。 眾所周知，陳全國曾經是習近平對新疆採取種族滅絕政策的一線總指揮官，長期堅守所謂「對敵鬥爭」的最前沿。並為此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站在習近平的角度，絕對是功不可沒。筆者曾經讀到過牆內的一篇愛國賊文章居然把陳全國稱之為「鐵血保護新疆漢人的千古功臣」。 而相比於陳全國的「鐵血治疆」，即使站在維護習近平政權的角度，他蔡奇是何德何能？擔任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五年里，治理北京的突出「政績」只有一個清理低端人口，真的是乏善可陳。 而如果說五年多前的張春賢在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他此前的「柔性治疆」政策被習近平否定，那作為張春賢新疆自治區委書記的繼任者陳全國鐵血治疆之後的政治下場怎麼還不如張春賢呢？ 二零二一年年底，陳全國奉旨交出新疆區委書記職務後即進京參加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習近平在這次會上重點強調的內容之一是 「今明兩年正值換屆，領導同志要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換屆紀律」；「正確看待組織、正確看待自己，服從大局、服從組織、服從安排」；中央政治局成員要「看淡個人得失、看開功名利祿」。 如上新華社的文章《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中還說：「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醞釀人選和徵求意見時，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以對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高度負責的精神，主動表示退下來，讓相對年輕的同志上來，表現出了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 那麼這「主動表示退下來」的」一些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具體指的是哪「一些」呢？首先李克強的總理職務已經連任兩屆，依」法「不能連任，所以他的」退下來「並不是什麼」主動「而是被動。汪洋和王滬寧同庚，兩人之間的全國政協主席職務的交接不能被形容成」讓相對年輕的同志上來「。至於胡春華，本是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最年輕者，把他排除之後的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里的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候選人，也只有張國清較他年輕一歲。所以胡春華的」出局「顯然也不是「共產黨人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所致。那還有誰呢？韓正？但是韓正本來就是已經不符合「年齡杠杠」的，「退下來」是現所當然，也無所謂高風亮節。就如同五年多前在十九大上「退下來」的王歧山一樣。更何況他韓正在從政治局常委「退下來」的同時，即已經被內定成為王歧山的國家副主席接班人。已經公布出來的消息是，韓正被安排在山東缺席「當選」了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是退位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個成為未來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者，毫無疑問是複製了五年前的「王歧山模式」。 在中共二十屆政治局產生之後至韓正被宣布「當選」十四屆全國人大的山東省代表之前，外界關於王岐山的國家副主席繼任人選有多種猜測，但主要是集中在栗戰書身上。至於很少有人猜汪洋，是因為外界大都認為汪洋和李克強一樣，都是習近平欲除之而後快的「團派」代表人物 。其實是這些胡猜亂測的評論人都沒有搞明白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共的所謂「正國級」領導人中，也還是有級別之分的。七個政治局常委中，只有總書記兼軍委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和全國政協主席是「正國級」領導人中的「正職」，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無論是那個相當於「副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一把手，還是中紀委書記和那個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都比前四名「正職」低半格。 在此前提下，國家副主席無論相對於全國人大委員長，還是相對於國務院總理及全國政協主席，都是副職。最多相當於政治局常委中的那個常務副總理。由此說來，雖然栗戰書確實曾經在習近平的所謂政治親信中可以名列「首席」，但無論是安排他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國人大委員職務之後，還是安排汪洋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國政協主席職務之後改任國家副主席，都等於是降級安排，實際意義沒有，侮辱性極強。 綜上所述，在醞釀誰將是王岐山之後的下一屆國家副主席問題時，習近平面臨的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恢復王歧山之前的那種安排，由一個政治局委員兼任國家副主席，那麼這個國家副主席就只是副國級。二是把王歧山模式固定下來。那麼在退位的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有韓正一人可選。 眾所周知，自王歧山從十八屆政治局常委中退下出任了一屆國家副主席之後，其表面上的地位就一直是排名老八。七個政治局常委之後，其他所有副國級領導人之前。但外界評論在近一兩年里經常炒作一些王歧山在習近平那裡失勢的「內部消息」。不過我們前面引述的新華社《領航新時代新征程新輝煌的堅強領導集體——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一文里有這樣一段內容證明了在黨內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國家副主席王歧山的實際政治地位的特殊。文中說：「從2022年4月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專門安排時間，分別與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談話，充分聽取意見，前後談了30人。」 我們不妨計算一下。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除習近平本人是二十四人，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委員是五人，相加起來是二十九人。再加一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正好三十人。也就是說，當時的習近平除了與王歧山面議或者說是密謀，也還以面談的形式分別告之李克強、汪洋、胡春華和陳全國，要求他們「正確看待組織、正確看待自己，服從大局、服從組織、服從安排」； 「看淡個人得失、看開功名利祿」……。 如上新華社文章的內容中毫不避諱習近平對「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定於一尊。文章說：「綜合各方面意見建議，習近平總書記就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原則和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進行了認真溝通、反覆醞釀。形成初步方案後，習近平總書記又再次聽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意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方案。」 至於習近平向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提出的這個「組成方案」的依據，雖然經過了一個所謂「醞釀」和「推薦」的過程，但新華社如上文章中也特彆強調了習近平的要求，即「黨的領導和民主是統一的，不是對立的，兩者不能偏廢，決不能簡單以票取人」。 言下之意，無論是胡春華這樣的「出局」者，還是蔡奇等被「繼續提名」者，或者是馬興瑞等被「新提名」者，說到底都不是因為他們在黨內人望的高低，而是取決於習近平的個人喜好。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備受世人關注。習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規續任中共黨政軍最高職務？圍繞著20大的權力布局、割據或爭鬥，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等將會發生什麼？更重要的，果若習近平連任，他將把中國帶往哪裡、並將對世界產生何等影響？本報特設中共20大專欄，征邀和發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圍繞這些重大問題與各界朋友展開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交流、碰撞、辯論和探討。 2021年11月, 中共6中全會通過了第三份歷史決議，正式確立了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核心地位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導地位，這就是所謂」兩個確立」。按照中共官方宣傳， 「兩個確立」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 外界通常的解讀是，已經接近完成十年任期的政治強人習近平，通過近十年來的集權運作，通過修改憲法任期限制，以及這份歷史決議，他將打破鄧之後江澤民和胡錦濤形成10年一任的慣例，繼續延續他的個人化獨裁統治。放眼望去，無論是理論敘事、組織和人事安排，一切似乎都盡在他的掌握之中，明年秋天舉行的中共20大不過是一場加冕典禮而已。 然而切換視角，敏感的人們會發現，當下中國社會另一個面相則是百哀齊至，風聲蕭殺，暗流洶湧，苦寒之中孕育著變局。 經濟無疑是最根本的風暴源。 如果從官方數據來看，2021年中國經濟表現繼續強勁，GDP年增長率超過8%， GDP總值超過110萬億人民幣，人均GDP超過12000美元。根據中共中財辦某官員的說法，中國已經接近世界銀行高收入標準。 在疫情籠罩之下，全球產業鏈遭遇重挫，中國進出口相關部門表現尤其亮眼。2021年，全國貨物進出口高速增長，達到39.1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21.4%，貿易順差比2020年增加1524.4億美元。然而隨著歐美經濟恢復常態，東南亞諸國供應鏈恢復活力，中國進出口增長是很難持續的。 而在整個經濟圖景中，除了進出口行業比較亮眼，大部分其他行業的表現可謂哀鴻遍野，經濟數據的繁榮掩飾不了無處不在的衰敗。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一定程度的細描： 財政收入：根據流傳開來的官方數據，2021年全國30多個省市絕大部分都是收不抵支，只有上海財政有一定的盈餘，壓力最大的河南、四川、雲南等省，收支缺口都超過2500億元。前幾年媒體熱議的東北經濟坍塌，在更多省份蔓延。 一葉知秋，東北小城鶴崗率先支撐不下去了。12月23日，鶴崗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關於取消公開招聘政府基層工作人員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因鶴崗市政府實施財政重整計劃，財力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決定取消公開招聘政府基層工作人員計劃。在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的狀況下，鶴崗最先宣布財政重整，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也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轉折點。 無獨有偶，許多沿海省份也出現公務員欠薪或減薪現象，浙江某公務員在網路上吐槽，說2021年減薪25%左右，今年績效獎金全部取消，而很多同行則在喊沒有拿到去年的獎金，更離譜的甚至要吐出上一年的績效獎金。一般認為，在中共體制下，公務員人頭費的支出比較剛性，不到非不得已不會壓縮這塊費用。而包括江浙滬在內的經濟發達地區都開始壓縮公務員的薪酬，可見想像整體財政收支惡化到什麼地步了。 鑒於土地出讓金收入在財政收入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房地產行業的變局可以部分解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惡化機制。 自2016年末中共中提出「房住不炒」定位後，房地產行業開始進入調整期，2020年以來調控政策加碼，各級地方政府和房地產相關職能部門，出台了各種各樣的限購，限售，限價，限貸等調控措施。根據知名房產中介服務商中原地產統計，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國房地產調控政策高達536次，而2020年全年則為458次。 這些花樣百出的調控政策實質地侵害了房地產企業的自主經營權，損害了房地產市場正常的運轉邏輯，嚴重攪亂了消費者的預期，使得多年來持續上升的房地產行業終於整體遇冷。 根據貝殼研究院統計，前11月，一線城市累計成交金額與面積分別同比增長12.4%與17.4%，二線城市分別同比下降6.6%與23.3%，三四線城市同比降幅達24.8%和34.5%，時間線上明顯呈現下降趨勢。 銷售不暢，加上各種融資限制，導致房地產企業債務紛紛暴雷，其中最典型的當然是恆大的債務危機，作為房地產行業的典型，恆大在全國有1300多個樓盤，是高周轉高負債高槓桿的房產企業的典型， 其匯總債務接近3000億美元。下半年以來，恆大債務暴雷不斷，引發全球資本市場震蕩，甚至連美聯儲也表示關注，而如何化解這些巨額債務減少震蕩，相關各方迄今依然拿不出有效方案。 而實際上，包括碧桂園，融創，綠地等其他行業巨頭也程度不等的深陷在債務困境中。 在這種巨大的市場壓力倒逼之下，官方不得不放鬆對房地產行業的融資監管要求，中共在12月舉行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對政策調門做出調整，強調要穩字當頭，但依然沒有放棄「房住不炒」的調控思路，在相互衝突的政治目標約束下，地方政府既缺乏政治空間也缺乏財政能力來支持房地產行業，而消費者對房地產行業預期也已發生深刻變化，觀望心態明顯，房地產行業要重拾升勢依然阻力重重，而作為其自然結果，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將不會在短期內得到緩解。 作為公權力對市場最粗暴干涉的一個典型，2021年一個必須被提及的事件，則是教培行業所遭受的政策重捶。2021年7月，官方「雙減」政策正式發布，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培訓機構不得高薪挖搶學校教師；嚴禁聘請在境外的外籍人員開展培訓活動等。隨著監管趨嚴、教培的生存空間被扼殺，在政策夾縫中發展成為萬億市場的教培行業基本被歸零， 相關上市企業股價大跌，上千萬行業從業人員一下子失業，但父母對孩子教育輔導的焦慮並沒有得到解決。 另外一個影響更加深遠的被重捶行業，則是過去20年異軍突起的互聯網行業。這輪政策整肅的源起或許是2020年10月馬雲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上對金融監管政策的批評。這個事件對阿里巴巴來說，是一系列厄運的開始，其中的典型事件包括螞蟻金服IPO被叫停，湖畔大學停止招生， 阿里巴巴被以反壟斷名義重罰180多億，阿里巴巴被迫退出很多行業的投資。在這輪整肅中，阿里巴巴肯定是最倒霉的，但肯定不是唯一倒霉的。 事實上，官方對互聯網企業實施了普遍的捶打，包括騰訊，京東，美團，拼多多等網路巨頭都遭遇重挫。這其中，最為離奇的是滴滴的遭遇。2021年6月30日，滴滴在紐交所上市，成功籌集44億美元，但在7月2日，網信辦依據《國家安全法》《網路安全法》等，對滴滴實施網路安全審查，審查期間停止新用戶註冊，後來專案組進駐滴滴進行調查，在政策壓力之下，12月份滴滴被迫宣布啟動在紐交所退市工作，並啟動在香港上市準備工作，截至12月30日，滴滴市值僅剩238億美元，半年時間市值蒸發約436億美元。 實際上，作為合法性缺失引發的焦慮的表現，中共對科技巨頭的焦慮向來有之，他們深怕這些互聯網巨頭大而不能倒，怕這些巨頭的影響力對政治安全形成威脅， 2020年12月11日，中共政治局明確提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這個主題一直貫穿著2021年的整肅過程， 即使在2021年年末，要給資本設立紅綠燈的說法，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依然悍然見之於官方紅頭文件。 這一輪對互聯網巨頭的打壓，導致這些企業市值損失超過萬億美元，使得這些本來可以和谷歌、亞馬遜、臉書等國際巨頭同場競技的互聯網企業，其融資能力和業務開拓能力嚴重受挫，實質上扼殺了中國經濟體中最有活力、最有創造力的一部分，其長期負面後果無法計量。另外一個後果是，國際風險投資資本提升了對中國科技企業的風險等級，後續投入中國市場的資本會顯著減少，中國經濟的長期活力受到嚴重摺損。 2021年，除了這些明目張胆的對市場的錘打政策之外，給中國經濟帶來不可承受之重的是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如果說房地產行業的變局對體制財政安全的衝擊是最顯性的，對教培行業的打壓是最粗暴的，對互聯網行業的打壓影響最深遠的，那麼疫情管控對經濟的衝擊則更廣泛、更全面，以致其真正代價難以估量，這個過程中，尤其是不計其數的中小微企業，面臨著滅頂之災。 從全球來看，隨著新冠病毒的演變，以及疫苗接種的大規模推廣，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已經選擇與新冠病毒共存，不再實行那種大規模封城鎖國措施，疫情對經濟運行的衝擊得到緩解，因此2021年美國經濟強勁復甦，歐盟和日本經濟也都觸底反彈。然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上，中國走了一條和世界主要國家完全相反的路徑，並形成了積重難返的路徑依賴，防控目標追求所謂「動態清零」政策。反映在政策舉措上，對國際交往實施嚴格管控，繼續施行類似關閉國境的做法，而對內則動輒封城，很多地方只要發生一例感染，就會實施封鎖， 而為了拱衛北京的安全，有病例散發的區域，則會取消前往北京的航班或鐵路運輸。 在病毒感染力增強，隱蔽性增強的背景下，事實上很難做到真正清零。2021年以來，廣東、深圳、上海、成都、杭州、北京、西北、東北等省市都斷斷續續發生疫情，在強大政治壓力之下，當地政府都採取層層加碼政策，動輒封城，或者勒令多個行業關門大吉。在這種政策措施下，經濟活動面臨極大不確定性，數以百萬計的小微企業被迫關門大吉，對經濟和社會的巨大傷害簡直難以估計。 有足夠證據表明，上述政策基本上是由習近平本人直接拍板並推動實施的，符合其「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風格， 反映了習民粹主義底色下的認知框架。他對資本和科技有深深的不信任，對權力干預市場和社會卻充滿自信，2021年下半年「共同富裕」政治願景的提出，是以一種新的美好修辭來表徵習的經濟主張。迄今為止， 「共同富裕」的內涵依然語焉不詳，其對應的政策框架並不清晰，但其中包括的官方干預傾向和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指向則是不言而喻的。社會輿論也把對科技巨頭的打壓、對流量明星的巨額罰稅和「共同富裕」聯繫起來。在經濟下行、社會創富動力削弱的社會情境中，這種政治口號顯然是對經濟發展長期信心的侵蝕。 總之，2021年中國經濟承受了多重重壓，發展前景十分暗淡，並且很大程度上都是習集權和決策導致的後果。經濟發展績效作為中共合法性主要來源的模式下，習決策帶來的經濟衰退會如何反噬其自身政治資本， 將是十分弔詭的過程。 然而，經濟雖然是很重要的風暴源，卻並非醞釀未來風暴的唯一因素。意識形態的衰朽，權力結構的變化，官僚系統效能的下降以及群體社會心理的變化，都是值得分析的重要視角。 回到本文開頭，中共19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兩個確立，畢竟只是一份文件，而文件並非政治神器，缺乏法理支撐或結構支撐的個人化權威，始終面臨著很多內在的結構性的挑戰。 在民主體制下，權力來源是由清晰可見的選舉程序提供的，權力合法性受憲法保障，執政者並不需要任何文件或一套獨特說辭來證明正當性。 但在中共專制政體下，合法性始終是其領導人不得不面對的最核心挑戰，領導人往往需要樹立一套理論體系來作為自己執政合法性的偽飾。 傳統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後，以實用主義為底色拼湊成的鄧小平主義成為替代品， 「改革開放」是其標準敘事。 然而，習的精神氣質和政治淵源，使他無法成為鄧小平主義心甘情願的擁躉。 習主導下的政策措施，被民間輿論評價為並「開倒車」， 客觀上拋棄了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改開敘事」－－中共19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十大堅持中，居然沒有提「堅持改革開放」，由此可見一斑。習的權力野心促使他需要創建自身的理論體系， 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應運而生。 這套政治說辭，實質上是揉雜了傳統文化、權力崇拜以及威權管控的混合物，缺乏內在一致性和體系化，根本無法從理性和邏輯的角度轉換成一套嚴絲合縫的意識形態說辭，無法成為官僚系統內在的行為規範指南，而是靠權力的威脅和恐嚇來推行，實踐上僅僅停留在表象和口號式的表演中，即使被確立為中共主導性理論，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依然不是一種有效的組織粘合劑，彌補不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之後的空虛。根據網路搜索，全國已經有各類習經濟思想法治思想等等研究中心等數百個， 這類研究機構的泛濫，恰恰說明了形式主義才是官僚體系表達政治忠誠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習上台以來，通過多年的政治操控，中共的權力結構已經發生微妙的變化，所謂的集體領導已經式微，原來的寡頭共治變成了習個人大權獨攬。然而，習個人化權威的上升是以組織退化或官僚體系功能失調為代價的。維繫官僚體系的忠誠和效率主要靠利益贖買以及政治脅迫，但在各種反腐敗運動衝擊下，官僚體系成員的無風險收益率持續下降，而問責壓力則不斷增加，官僚體系的吸引力下降，內部蘊含著重要的離心傾向。疫情防控則是這種離心力的進一步強化，因為官僚們疲於奔命，卻又討不到什麼好處。廣東，江蘇，山東，陝西等多地幹部因為疫情防控履職不力，內蒙，被通報、免職、立案調查，數千大大小小官員被免職，這背後肯定包含著更為廣泛的抱怨。 習事必躬親的做法，也會使官僚系統無所適從。 習對陝西秦嶺別墅的痴迷式干預，包括對廣州榕樹保護的直接干預，在官方操控的敘事下，看起來都是民意的加分項，然而這種做法對官僚體系能動性的抑制，對官僚體系積極性的挫傷，都是不言而喻的，真正效果肯定是體制效能的退化。套用一個流行的說法，這也是官僚體系內卷的一種過程，最終需要習的權威為之買單。 民主政治的一個最大功效就是通過憲政制度安排，合法的程序化的解決權力交接。而獨裁體制的致命挑戰是其接班人機制，無論是君主專制，軍事或宗教獨裁體制，接班人之爭往往是殘酷的血腥的，其中充斥著無數父子相殘兄弟相殺的人倫慘劇，對獨裁體制來說，這是一種接班人詛咒。由於習打破慣例，鄧江胡時代形成的接班人機制被廢除，而習畢竟不可能萬壽無疆，中共將不得不面臨這種接班人詛咒。 敏感的社會觀察者已經留意到，雖然有著大國崛起的官方敘事，雖然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但維穩手段和社會控制的不斷強化，使得中國社會內部越來越有強烈的窒息感，社會不滿因為缺乏表達渠道和宣洩方式越來越沉潛為一種強烈的憤懣， 謠言工廠和飯桌上人們的竊竊私語，都可以快速傳遍到普遍的輿論空間，構成不安的社會氛圍。 正如學者趙鼎新的研究所指出的，國家對公共領域的全面壟斷，使國家政治與個人生活的聯繫非常直接而清晰，國家控制的一體性造成怨恨的趨同性，社會會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形成大致相同的話題和悲憤情緒，社會蘊藏的不滿情緒會不約而同的明確而集中的指向國家，而無需特別的組織和動員。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在特定情況下可以成為一種逆向動員結構。 新冠疫情籠罩之下，這種怨恨趨同性可能會越來越強烈， 普通民眾對新冠疫情的傳播方式、致病率、疫情死亡率等等都缺乏必要的認知。因為如果對病毒有理性化的認知，那麼「清零」政策就會被質疑和反對，為了強調「清零政策」的必要性，官方會嚴控任何質疑和反對，甚至連張文宏這樣的抗疫英雄都因為含蓄提出「學會和病毒共存」而遭到整肅，被勒令謹言慎行。 而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時代，信息畢竟是不能完全封鎖的，隨著歐美國家對疫情防控採取的另一條路徑越被這邊「看到」， 官方必然會渲染對病毒的某種恐慌，反覆的核酸檢測，公布感染者的流調信息，動輒封小區，甚至封城，都是一步步強化社會恐慌的規訓手段。普通民眾對封小區、封城的必要性和代價既無法參與討論，也無法影響決策，只能在這種恐慌心態中戰戰兢兢的祈禱自己不被捲入其中。 但在一個複雜系統中，任何一件事都是有非意圖後果的，通過製造社會恐慌中獲益的，也必然會為製造社會恐慌付出代價。 簡單的說，疫情造成的社會恐慌，已經讓社情民意無所適從，一個穩定社會所需要的心理基礎已然不復存在，這對反覆強調穩定的體制來說不啻是一個噩耗。 研究革命的學者（Davies)認為， 「政治上穩定還是動亂，歸根到底，取決於一個社會中的心理狀態和情緒」 。他同時認為，最容易發生革命的時刻不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困頓的時刻，而是在經過長期發展之後突然發生逆轉。學者的這些警示雖然不是直接對當下中國發言，但其中隱含的相似性無疑令人聯想。 對於習來說，過去若干年在權斗場上歷經坎坷，到中共20大，本來以為可以穩坐釣魚台，享受大權在握的豪橫，但高處不勝寒，權力舞台永遠不可能成為Merry-go-around。在矛盾深化、衝突加劇的政治社會情境中，掌聲和鮮花都是表象。習權力的上升，恰恰可能是反對習主義的力量上升之際，這種黑箱政治，或許我們無法－也不必一一細描，但邏輯上存在的，現實中往往也存在。 此外，一個舞台壟斷不了所有的劇目，當經濟走向衰敗，當社會不滿、社會壓力日益滋長，這些另類的力量會塑造各種新的舞台，而這些才是值得觀察和留意的。不管官方主導的權力過程如何穩定有序，中國社會內部已經暗流洶湧，巨浪會在某刻忽然噴涌而出。 （作者金堅為國內特約作者，此文為《議報》 「中共二十大專欄」文章之二，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