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不少观察人士指出，本届中国两会的重点不在于人事变化，人事其实早已确定。它的意义或许在于，从习近平2018突然发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二十大否定党规开启第三任总书记，在本届人大开启第三任国家主席任期，为其谋划十年的“柔性政变”划上了一道圆圈。 中共的权力更替和人事变化都是幕后操作的，‘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曾做如是分析：“中共一直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所以在开二十大这个会之前，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解决不好不会开会。” 但开大会或有一个好处，外界有可能从公开的官媒报道中看出一点幕后的蛛丝马迹，而且随着习近平权力一统，似乎再也不忌讳议论和来自周边的明争暗斗，官媒的相关报道也相应越来越清晰。二十大闭幕新华社公布的中共领导班子产生经过，还多少有点笼统和掩饰，这次新华社14日发表的高层人事变动经过，大体勾勒出习近平如何谋盘布局，谁升谁走人的脉络。 德国之声有评论认为习氏过去的十年统治是一场“柔性政变”，那么这应从习近平发动反贪腐起就开始了，到2018年修宪，就进入了“制度化”政变，为在四年后的二十大不顾党规开辟第三任铺路。 十九大因为协助其反腐的王岐山有一个七上八下的年龄问题，但只是个例，二十大就面临一个是否废除“七上八下”的党规，但习近平找到一个解释，根据新华社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过程中那些意味深长的故事和细节”透露：“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也不是‘铁椅子’‘铁帽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主要根据人选政治表现、廉洁情况和事业需要，能留能转、能上能下。 ”如此，更年轻的被胡锦涛隔代指定的胡春华连政治局委员的位子都不保，亲信张又侠严重超龄不是问题。同时，宣称“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李克强、汪洋出局，常委变成一色的习家军。 这次两会闭幕后，新华社发表了“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纪实”，直言不讳地表示人事问题早已内定：“早在研究党的二十大人事安排时，党中央就对做好今年全国两会换届人事安排工作作了通篇考虑”。不仅推荐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选，“还一并推荐新一届国务院有关领导人选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副职人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选……”，自然，“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进行个别谈话调研，2022年4月至6月，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听取了300多人的意见和建议”。 而且文章透露，2022年9月，在研究二十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时，“对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全国政协主席等人选，一并进行了研究，统筹提出了安排建议”。 文章披露，这次有关新任领导人年龄以五五年以后出生为限，“七上八下”还在起作用？但从最后选择的结果看，似乎只限于新任和非亲信。比如在省级岗位担任五年以上者的考量对担任外交部长才几个月就拔擢为国务委员的秦刚等人就不适用了。新华社这次的文章重提“一些领导人展现高风亮节”，说的还是李克强和汪洋么？令人疑惑。 习近平亲自进行个别谈话甄选，领导人选二十大前就已钦定，两会的结果远在两会召开之前就已铁板钉钉。上海清零搞得一塌糊涂的亲信李强担任总理，习的大秘、超级亲信丁学祥担任常务副总理，被视为总理监护，时刻与总书记通信。另一位何立峰也是超级亲信，他们在近年一直是习近平出访的陪同。赵乐际担任委员长，王沪宁担任政协主席。 有人指出，官媒报道的唯一疏漏是，既然谈年龄界限，自然让人联想到69岁的习近平，谈领导人的“高风亮节”，让人自然质疑连任两届届满的习近平为什么也不来一点高风亮节？主动让位？‘世界日报’援引评论指，新华社文章提到很多筛选条件，但换届结果却是“习家班”全面上位，看来能够表现出“高风亮节”的，只有“习家班”以外的人。 新华社报道公开点名，习近平的党中央早把名单筛选好了，开两会只不过走走形式。但习近平本人似乎并不这样看，全国人大会议闭幕时，他发表讲话说：“这次大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对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人民的信任，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习近平亲自制定的筛选领导干部的标准，就是新华社报道所说的“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用一句大白话，就是比谁更忠于习近平，这是做高官的绝对条件。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应懂得“高风亮节”是习近平要求别人的，不包括习总本人。习高于全党，习不受年龄、任期的限制。用习近平的话说，“我将无我”。 新华社几乎动用了文革时林彪颂扬毛泽东的一些极端的言辞，把臣服习近平统治地位的“两个确立”颂之为“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成果”，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新华社的报道更接近群臣向皇帝宣誓的誓词：“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还说“习近平总书记继续掌舵领航，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军队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有观察人士分析，从新华社的报道看出，习已毫不掩饰地唯我独尊，从现在起，年龄的界限，任期的界限，都是为别人制定的，而且用人的界限不界限全在于是否符合“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政治标准，即以对习氏的忠诚度作为最高衡量标准。习高高在上，审视全党，五年后，今天的亲信中的一部分将给新的亲信让位，习将永久执政。
中共高层人事决策历来神秘无比，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如此。不过从新华社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次日公开发表的专题报道文章中，还是不经意地透露出了一些有些参考价值的内容。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张庆伟为何输给了自己的老部下马兴瑞和袁家军？》中介绍了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召开的十六大即开始连任了五届中央委员的张庆伟被从央企外放到地方是从二零一一年开始的，先是担任了五年半时间的河北省长，然后是赶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被升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成为当时中共政坛上最年轻的地方省级一把手。在黑龙江经营了四年半时间，又赶在二十大召开的前一年被平级调任湖南省委书记。这一段经历，说明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是在对他进行重点培养的。不过，张庆伟被宣布从黑龙江省委书记调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具体时间是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两个月后的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马兴瑞就被宣布接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的新疆区委书记职务，等于是提前“入局”。用当时一家中共大外宣的评论文章的话说，无论一年后才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会产生多少“新任”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已经笃定成为其中的第一人。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中共新华社即刊发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文中按时间顺利纪录说：“从2022年年初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酝酿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问题，认真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在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 这里所说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中是否包括张庆伟，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之一。 如上新华社文章中还记述说：“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进行……” 也就是说，在围绕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酝酿工作“开始的前三个月，马兴瑞事实上即已经被宣布是”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当然人选了。 如上新华社刊发的长篇报道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还记述说：“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领导机构建设的实际，参照往届做法，中央对推荐人选的范围、年龄和结构提出明确要求。” “谈话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推荐范围、年龄杠杠和结构要求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 由此可见，虽然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里除了习近平而外，还有张又侠和王毅是“超龄服役”，但总体上还是有所谓“年龄杠杠”的，也就是所谓的“七上八下”。这个“七上八下”的“年龄杠杠”同时也适用于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领导人，所有不是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副国级领导人在去年二十大召开时年已满六十八岁的，一律不再进中委，当然也不会在今年三月即将召开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连任或改任某项副国级的具体职务了。 这个“七上八下”在被运用到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否连任的酝酿过程中，也被形容为“七留八不留”。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被“七留”的典型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蔡奇。被“八不留”的代表人物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尤权和韩正。 当然，一九五五年及之后出生者从“年龄杠杠”角度有资格“留”并不等于必须留。 如上新华社文章中还说：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谈话调研中，许多谈话对象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在此前提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符合年龄”但却未被“继续提名”连任者，共有四人，他们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暂时仍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和目前暂时还在位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一九六三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暂时还在位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以及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自治区委书记陈全国。 如上四人中，李克强和汪洋在现有职务上都没有“退居二线”的余地，所以除非他们二人在二十大上被安排连任政治局常委，并在此基础上一个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一个改任国务院总理，否则就只能“一退到底”。如果安排他们两人如同当年的华国锋一样，在二十大上只连任中央委员，反而是一种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一种羞辱性的安排。 而胡春华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在二十大上连个中央委员都没有继任，那前提必须是受到了党内处分。而安排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转任表面上“同级”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好，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好，都不是一种处分，而是所谓“工作需要”。所以他自然会被安排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 如此说来，陈全国为什么未能如他在新疆自治区委书记位置上的前任张春贤一样，虽然不能连任政治局委员，但仍然还能在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改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哪怕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委实成谜。 中共二十大后，外界舆论只顾为胡春华鸣不平，是因为他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的一个，比新产生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常委会里七个人的最年轻者还要年轻一岁。但与陈全国同龄的蔡奇在二十大上不但晋升一级，而且还被同时内定了接替王沪宁的“副总书记”位置。肯定会令陈全国敢怒不敢言。 众所周知，陈全国曾经是习近平对新疆采取种族灭绝政策的一线总指挥官，长期坚守所谓“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并为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站在习近平的角度，绝对是功不可没。笔者曾经读到过墙内的一篇爱国贼文章居然把陈全国称之为“铁血保护新疆汉人的千古功臣”。 而相比于陈全国的“铁血治疆”，即使站在维护习近平政权的角度，他蔡奇是何德何能？担任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五年里，治理北京的突出“政绩”只有一个清理低端人口，真的是乏善可陈。 而如果说五年多前的张春贤在中共十九大上“出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此前的“柔性治疆”政策被习近平否定，那作为张春贤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继任者陈全国铁血治疆之后的政治下场怎么还不如张春贤呢？ 二零二一年年底，陈全国奉旨交出新疆区委书记职务后即进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在这次会上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是 “今明两年正值换届，领导同志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换届纪律”；“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中央政治局成员要“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 如上新华社的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还说：“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那么这“主动表示退下来”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具体指的是哪“一些”呢？首先李克强的总理职务已经连任两届，依”法“不能连任，所以他的”退下来“并不是什么”主动“而是被动。汪洋和王沪宁同庚，两人之间的全国政协主席职务的交接不能被形容成”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至于胡春华，本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者，把他排除之后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候选人，也只有张国清较他年轻一岁。所以胡春华的”出局“显然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所致。那还有谁呢？韩正？但是韩正本来就是已经不符合“年龄杠杠”的，“退下来”是现所当然，也无所谓高风亮节。就如同五年多前在十九大上“退下来”的王歧山一样。更何况他韩正在从政治局常委“退下来”的同时，即已经被内定成为王歧山的国家副主席接班人。已经公布出来的消息是，韩正被安排在山东缺席“当选”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是退位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个成为未来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者，毫无疑问是复制了五年前的“王歧山模式”。 在中共二十届政治局产生之后至韩正被宣布“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的山东省代表之前，外界关于王岐山的国家副主席继任人选有多种猜测，但主要是集中在栗战书身上。至于很少有人猜汪洋，是因为外界大都认为汪洋和李克强一样，都是习近平欲除之而后快的“团派”代表人物 。其实是这些胡猜乱测的评论人都没有搞明白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中共的所谓“正国级”领导人中，也还是有级别之分的。七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总书记兼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是“正国级”领导人中的“正职”，其他三名政治局常委，无论是那个相当于“副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一把手，还是中纪委书记和那个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都比前四名“正职”低半格。 在此前提下，国家副主席无论相对于全国人大委员长，还是相对于国务院总理及全国政协主席，都是副职。最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中的那个常务副总理。由此说来，虽然栗战书确实曾经在习近平的所谓政治亲信中可以名列“首席”，但无论是安排他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国人大委员职务之后，还是安排汪洋在卸任政治局常委和全国政协主席职务之后改任国家副主席，都等于是降级安排，实际意义没有，侮辱性极强。 综上所述，在酝酿谁将是王岐山之后的下一届国家副主席问题时，习近平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恢复王歧山之前的那种安排，由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任国家副主席，那么这个国家副主席就只是副国级。二是把王歧山模式固定下来。那么在退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就只有韩正一人可选。 众所周知，自王歧山从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退下出任了一届国家副主席之后，其表面上的地位就一直是排名老八。七个政治局常委之后，其他所有副国级领导人之前。但外界评论在近一两年里经常炒作一些王歧山在习近平那里失势的“内部消息”。不过我们前面引述的新华社《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内容证明了在党内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国家副主席王歧山的实际政治地位的特殊。文中说：“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 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习近平本人是二十四人，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委员是五人，相加起来是二十九人。再加一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正好三十人。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除了与王歧山面议或者说是密谋，也还以面谈的形式分别告之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和陈全国，要求他们“正确看待组织、正确看待自己，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 “看淡个人得失、看开功名利禄”……。 如上新华社文章的内容中毫不避讳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定于一尊。文章说：“综合各方面意见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原则和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进行了认真沟通、反复酝酿。形成初步方案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 至于习近平向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提出的这个“组成方案”的依据，虽然经过了一个所谓“酝酿”和“推荐”的过程，但新华社如上文章中也特别强调了习近平的要求，即“党的领导和民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偏废，决不能简单以票取人”。 言下之意，无论是胡春华这样的“出局”者，还是蔡奇等被“继续提名”者，或者是马兴瑞等被“新提名”者，说到底都不是因为他们在党内人望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喜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20大是2022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备受世人关注。习近平能否在20大上破规续任中共党政军最高职务？围绕着20大的权力布局、割据或争斗，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等将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果若习近平连任，他将把中国带往哪里、并将对世界产生何等影响？本报特设中共20大专栏，征邀和发表系列深度分析文章，围绕这些重大问题与各界朋友展开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交流、碰撞、辩论和探讨。 2021年11月, 中共6中全会通过了第三份历史决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这就是所谓”两个确立”。按照中共官方宣传， “两个确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外界通常的解读是，已经接近完成十年任期的政治强人习近平，通过近十年来的集权运作，通过修改宪法任期限制，以及这份历史决议，他将打破邓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形成10年一任的惯例，继续延续他的个人化独裁统治。放眼望去，无论是理论叙事、组织和人事安排，一切似乎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明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大不过是一场加冕典礼而已。 然而切换视角，敏感的人们会发现，当下中国社会另一个面相则是百哀齐至，风声萧杀，暗流汹涌，苦寒之中孕育着变局。 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风暴源。 如果从官方数据来看，2021年中国经济表现继续强劲，GDP年增长率超过8%， GDP总值超过11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根据中共中财办某官员的说法，中国已经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 在疫情笼罩之下，全球产业链遭遇重挫，中国进出口相关部门表现尤其亮眼。2021年，全国货物进出口高速增长，达到39.1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21.4%，贸易顺差比2020年增加1524.4亿美元。然而随着欧美经济恢复常态，东南亚诸国供应链恢复活力，中国进出口增长是很难持续的。 而在整个经济图景中，除了进出口行业比较亮眼，大部分其他行业的表现可谓哀鸿遍野，经济数据的繁荣掩饰不了无处不在的衰败。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一定程度的细描： 财政收入：根据流传开来的官方数据，2021年全国30多个省市绝大部分都是收不抵支，只有上海财政有一定的盈余，压力最大的河南、四川、云南等省，收支缺口都超过2500亿元。前几年媒体热议的东北经济坍塌，在更多省份蔓延。 一叶知秋，东北小城鹤岗率先支撑不下去了。12月23日，鹤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的通知》。通知明确，因鹤岗市政府实施财政重整计划，财力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在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的状况下，鹤岗最先宣布财政重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转折点。 无独有偶，许多沿海省份也出现公务员欠薪或减薪现象，浙江某公务员在网络上吐槽，说2021年减薪25%左右，今年绩效奖金全部取消，而很多同行则在喊没有拿到去年的奖金，更离谱的甚至要吐出上一年的绩效奖金。一般认为，在中共体制下，公务员人头费的支出比较刚性，不到非不得已不会压缩这块费用。而包括江浙沪在内的经济发达地区都开始压缩公务员的薪酬，可见想象整体财政收支恶化到什么地步了。 鉴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在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房地产行业的变局可以部分解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恶化机制。 自2016年末中共中提出“房住不炒”定位后，房地产行业开始进入调整期，2020年以来调控政策加码，各级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职能部门，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限购，限售，限价，限贷等调控措施。根据知名房产中介服务商中原地产统计，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高达536次，而2020年全年则为458次。 这些花样百出的调控政策实质地侵害了房地产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损害了房地产市场正常的运转逻辑，严重搅乱了消费者的预期，使得多年来持续上升的房地产行业终于整体遇冷。 根据贝壳研究院统计，前11月，一线城市累计成交金额与面积分别同比增长12.4%与17.4%，二线城市分别同比下降6.6%与23.3%，三四线城市同比降幅达24.8%和34.5%，时间线上明显呈现下降趋势。 销售不畅，加上各种融资限制，导致房地产企业债务纷纷暴雷，其中最典型的当然是恒大的债务危机，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典型，恒大在全国有1300多个楼盘，是高周转高负债高杠杆的房产企业的典型， 其汇总债务接近3000亿美元。下半年以来，恒大债务暴雷不断，引发全球资本市场震荡，甚至连美联储也表示关注，而如何化解这些巨额债务减少震荡，相关各方迄今依然拿不出有效方案。 而实际上，包括碧桂园，融创，绿地等其他行业巨头也程度不等的深陷在债务困境中。 在这种巨大的市场压力倒逼之下，官方不得不放松对房地产行业的融资监管要求，中共在12月举行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政策调门做出调整，强调要稳字当头，但依然没有放弃“房住不炒”的调控思路，在相互冲突的政治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既缺乏政治空间也缺乏财政能力来支持房地产行业，而消费者对房地产行业预期也已发生深刻变化，观望心态明显，房地产行业要重拾升势依然阻力重重，而作为其自然结果，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将不会在短期内得到缓解。 作为公权力对市场最粗暴干涉的一个典型，2021年一个必须被提及的事件，则是教培行业所遭受的政策重捶。2021年7月，官方“双减”政策正式发布，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培训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等。随着监管趋严、教培的生存空间被扼杀，在政策夹缝中发展成为万亿市场的教培行业基本被归零， 相关上市企业股价大跌，上千万行业从业人员一下子失业，但父母对孩子教育辅导的焦虑并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一个影响更加深远的被重捶行业，则是过去20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行业。这轮政策整肃的源起或许是2020年10月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批评。这个事件对阿里巴巴来说，是一系列厄运的开始，其中的典型事件包括蚂蚁金服IPO被叫停，湖畔大学停止招生， 阿里巴巴被以反垄断名义重罚180多亿，阿里巴巴被迫退出很多行业的投资。在这轮整肃中，阿里巴巴肯定是最倒霉的，但肯定不是唯一倒霉的。 事实上，官方对互联网企业实施了普遍的捶打，包括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等网络巨头都遭遇重挫。这其中，最为离奇的是滴滴的遭遇。2021年6月30日，滴滴在纽交所上市，成功筹集44亿美元，但在7月2日，网信办依据《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对滴滴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后来专案组进驻滴滴进行调查，在政策压力之下，12月份滴滴被迫宣布启动在纽交所退市工作，并启动在香港上市准备工作，截至12月30日，滴滴市值仅剩238亿美元，半年时间市值蒸发约436亿美元。 实际上，作为合法性缺失引发的焦虑的表现，中共对科技巨头的焦虑向来有之，他们深怕这些互联网巨头大而不能倒，怕这些巨头的影响力对政治安全形成威胁， 2020年12月11日，中共政治局明确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个主题一直贯穿着2021年的整肃过程， 即使在2021年年末，要给资本设立红绿灯的说法，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依然悍然见之于官方红头文件。 这一轮对互联网巨头的打压，导致这些企业市值损失超过万亿美元，使得这些本来可以和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国际巨头同场竞技的互联网企业，其融资能力和业务开拓能力严重受挫，实质上扼杀了中国经济体中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其长期负面后果无法计量。另外一个后果是，国际风险投资资本提升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风险等级，后续投入中国市场的资本会显著减少，中国经济的长期活力受到严重折损。 2021年，除了这些明目张胆的对市场的锤打政策之外，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承受之重的是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如果说房地产行业的变局对体制财政安全的冲击是最显性的，对教培行业的打压是最粗暴的，对互联网行业的打压影响最深远的，那么疫情管控对经济的冲击则更广泛、更全面，以致其真正代价难以估量，这个过程中，尤其是不计其数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着灭顶之灾。 从全球来看，随着新冠病毒的演变，以及疫苗接种的大规模推广，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已经选择与新冠病毒共存，不再实行那种大规模封城锁国措施，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得到缓解，因此2021年美国经济强劲复苏，欧盟和日本经济也都触底反弹。然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上，中国走了一条和世界主要国家完全相反的路径，并形成了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防控目标追求所谓“动态清零”政策。反映在政策举措上，对国际交往实施严格管控，继续施行类似关闭国境的做法，而对内则动辄封城，很多地方只要发生一例感染，就会实施封锁， 而为了拱卫北京的安全，有病例散发的区域，则会取消前往北京的航班或铁路运输。 在病毒感染力增强，隐蔽性增强的背景下，事实上很难做到真正清零。2021年以来，广东、深圳、上海、成都、杭州、北京、西北、东北等省市都断断续续发生疫情，在强大政治压力之下，当地政府都采取层层加码政策，动辄封城，或者勒令多个行业关门大吉。在这种政策措施下，经济活动面临极大不确定性，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被迫关门大吉，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伤害简直难以估计。 有足够证据表明，上述政策基本上是由习近平本人直接拍板并推动实施的，符合其“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风格， 反映了习民粹主义底色下的认知框架。他对资本和科技有深深的不信任，对权力干预市场和社会却充满自信，2021年下半年“共同富裕”政治愿景的提出，是以一种新的美好修辞来表征习的经济主张。迄今为止， “共同富裕”的内涵依然语焉不详，其对应的政策框架并不清晰，但其中包括的官方干预倾向和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指向则是不言而喻的。社会舆论也把对科技巨头的打压、对流量明星的巨额罚税和“共同富裕”联系起来。在经济下行、社会创富动力削弱的社会情境中，这种政治口号显然是对经济发展长期信心的侵蚀。 总之，2021年中国经济承受了多重重压，发展前景十分暗淡，并且很大程度上都是习集权和决策导致的后果。经济发展绩效作为中共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模式下，习决策带来的经济衰退会如何反噬其自身政治资本， 将是十分吊诡的过程。 然而，经济虽然是很重要的风暴源，却并非酝酿未来风暴的唯一因素。意识形态的衰朽，权力结构的变化，官僚系统效能的下降以及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都是值得分析的重要视角。 回到本文开头，中共19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两个确立，毕竟只是一份文件，而文件并非政治神器，缺乏法理支撑或结构支撑的个人化权威，始终面临着很多内在的结构性的挑战。 在民主体制下，权力来源是由清晰可见的选举程序提供的，权力合法性受宪法保障，执政者并不需要任何文件或一套独特说辞来证明正当性。 但在中共专制政体下，合法性始终是其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最核心挑战，领导人往往需要树立一套理论体系来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伪饰。 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以实用主义为底色拼凑成的邓小平主义成为替代品， “改革开放”是其标准叙事。 然而，习的精神气质和政治渊源，使他无法成为邓小平主义心甘情愿的拥趸。 习主导下的政策措施，被民间舆论评价为并“开倒车”， 客观上抛弃了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改开叙事”－－中共19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大坚持中，居然没有提“坚持改革开放”，由此可见一斑。习的权力野心促使他需要创建自身的理论体系， 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这套政治说辞，实质上是揉杂了传统文化、权力崇拜以及威权管控的混合物，缺乏内在一致性和体系化，根本无法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转换成一套严丝合缝的意识形态说辞，无法成为官僚系统内在的行为规范指南，而是靠权力的威胁和恐吓来推行，实践上仅仅停留在表象和口号式的表演中，即使被确立为中共主导性理论，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然不是一种有效的组织粘合剂，弥补不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的空虚。根据网络搜索，全国已经有各类习经济思想法治思想等等研究中心等数百个， 这类研究机构的泛滥，恰恰说明了形式主义才是官僚体系表达政治忠诚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习上台以来，通过多年的政治操控，中共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所谓的集体领导已经式微，原来的寡头共治变成了习个人大权独揽。然而，习个人化权威的上升是以组织退化或官僚体系功能失调为代价的。维系官僚体系的忠诚和效率主要靠利益赎买以及政治胁迫，但在各种反腐败运动冲击下，官僚体系成员的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降，而问责压力则不断增加，官僚体系的吸引力下降，内部蕴含着重要的离心倾向。疫情防控则是这种离心力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官僚们疲于奔命，却又讨不到什么好处。广东，江苏，山东，陕西等多地干部因为疫情防控履职不力，内蒙，被通报、免职、立案调查，数千大大小小官员被免职，这背后肯定包含着更为广泛的抱怨。 习事必躬亲的做法，也会使官僚系统无所适从。 习对陕西秦岭别墅的痴迷式干预，包括对广州榕树保护的直接干预，在官方操控的叙事下，看起来都是民意的加分项，然而这种做法对官僚体系能动性的抑制，对官僚体系积极性的挫伤，都是不言而喻的，真正效果肯定是体制效能的退化。套用一个流行的说法，这也是官僚体系内卷的一种过程，最终需要习的权威为之买单。 民主政治的一个最大功效就是通过宪政制度安排，合法的程序化的解决权力交接。而独裁体制的致命挑战是其接班人机制，无论是君主专制，军事或宗教独裁体制，接班人之争往往是残酷的血腥的，其中充斥着无数父子相残兄弟相杀的人伦惨剧，对独裁体制来说，这是一种接班人诅咒。由于习打破惯例，邓江胡时代形成的接班人机制被废除，而习毕竟不可能万寿无疆，中共将不得不面临这种接班人诅咒。 敏感的社会观察者已经留意到，虽然有着大国崛起的官方叙事，虽然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但维稳手段和社会控制的不断强化，使得中国社会内部越来越有强烈的窒息感，社会不满因为缺乏表达渠道和宣泄方式越来越沉潜为一种强烈的愤懑， 谣言工厂和饭桌上人们的窃窃私语，都可以快速传遍到普遍的舆论空间，构成不安的社会氛围。 正如学者赵鼎新的研究所指出的，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全面垄断，使国家政治与个人生活的联系非常直接而清晰，国家控制的一体性造成怨恨的趋同性，社会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形成大致相同的话题和悲愤情绪，社会蕴藏的不满情绪会不约而同的明确而集中的指向国家，而无需特别的组织和动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成为一种逆向动员结构。 新冠疫情笼罩之下，这种怨恨趋同性可能会越来越强烈， 普通民众对新冠疫情的传播方式、致病率、疫情死亡率等等都缺乏必要的认知。因为如果对病毒有理性化的认知，那么“清零”政策就会被质疑和反对，为了强调“清零政策”的必要性，官方会严控任何质疑和反对，甚至连张文宏这样的抗疫英雄都因为含蓄提出“学会和病毒共存”而遭到整肃，被勒令谨言慎行。 而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毕竟是不能完全封锁的，随着欧美国家对疫情防控采取的另一条路径越被这边“看到”， 官方必然会渲染对病毒的某种恐慌，反复的核酸检测，公布感染者的流调信息，动辄封小区，甚至封城，都是一步步强化社会恐慌的规训手段。普通民众对封小区、封城的必要性和代价既无法参与讨论，也无法影响决策，只能在这种恐慌心态中战战兢兢的祈祷自己不被卷入其中。 但在一个复杂系统中，任何一件事都是有非意图后果的，通过制造社会恐慌中获益的，也必然会为制造社会恐慌付出代价。 简单的说，疫情造成的社会恐慌，已经让社情民意无所适从，一个稳定社会所需要的心理基础已然不复存在，这对反复强调稳定的体制来说不啻是一个噩耗。 研究革命的学者（Davies)认为， “政治上稳定还是动乱，归根到底，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的心理状态和情绪” 。他同时认为，最容易发生革命的时刻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困顿的时刻，而是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突然发生逆转。学者的这些警示虽然不是直接对当下中国发言，但其中隐含的相似性无疑令人联想。 对于习来说，过去若干年在权斗场上历经坎坷，到中共20大，本来以为可以稳坐钓鱼台，享受大权在握的豪横，但高处不胜寒，权力舞台永远不可能成为Merry-go-around。在矛盾深化、冲突加剧的政治社会情境中，掌声和鲜花都是表象。习权力的上升，恰恰可能是反对习主义的力量上升之际，这种黑箱政治，或许我们无法－也不必一一细描，但逻辑上存在的，现实中往往也存在。 此外，一个舞台垄断不了所有的剧目，当经济走向衰败，当社会不满、社会压力日益滋长，这些另类的力量会塑造各种新的舞台，而这些才是值得观察和留意的。不管官方主导的权力过程如何稳定有序，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暗流汹涌，巨浪会在某刻忽然喷涌而出。 （作者金坚为国内特约作者，此文为《议报》 “中共二十大专栏”文章之二，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