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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近日，一名叛逃到美國的前中共省級統戰部高層官員公開露面，披露中共統戰工作的運作內幕，證實新疆存在集中營。他還稱，實大多數「體制內」的人都不喜歡習近平，但表面上仍要逢迎拍馬。 馬瑞林（Ruilin Ma），現年50歲，曾任甘肅省統戰部機關黨委副書記。 2024年2月，他攜妻子和孩子離開中國前往美國，並一度隱姓埋名，在紐約一家麵館工作。但在近日，馬瑞林決定公開身分，成為少數願意站出來揭露中共體制內幕的前官員之一。 日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對馬瑞林進行了專訪。在此之前，CNN已通過審閱文件、照片及相關通話記錄，確認馬瑞林的確擔任過中共的高層官員。 在 Instagram 查看這則貼文 不明白播客（@bumingbaipod）分享的貼文 據馬瑞林介紹，他出生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轄的一個縣城，在蘭州讀完大學後進入體制內工作，前後長達24年，最終升任甘肅省統戰部機關黨委副書記。 馬瑞林表示，儘管生活條件優渥、事業穩定，但他最終選擇離開中國。他說，在那個體制里待的時間越長，就越有負罪感，想要逃脫那種像牢籠一樣的生活。 馬瑞林在統戰系統工作多年，他介紹，統戰部創建於毛澤東時期，習近平掌權後，統戰部編製近乎翻倍，從政治協商機構轉變成與國安、公安緊密結合的龐大監控、宣傳機器。如今，中共的統戰觸手已越伸越遠，甚至伸到海外。他說，當局通常會通過海外所謂的「同鄉會」或學生組織來招募線人、設立「秘密警察站」，在國外恐嚇，甚至毆打異議人士。 馬瑞林稱，即便自己身在美國，但他相信中共在暗中監控他的行動。他表示曾見過一份內部文件，其中提到部分中共統戰部線人在美國被捕的情況。 他指出，許多中國人即使到海外留學或生活，仍難以擺脫中共的信息控制，因為他們主要使用微信、小紅書、抖音等由中共嚴格審查的平台，從而持續接收經過過濾的信息。 馬瑞林透露，統戰部門的工作範圍十分廣泛，包括對台灣、香港和澳門民眾進行所謂的「認知作戰」，同時還負責中國境內的黨外人士、少數民族、宗教團體，以及網紅等新興社會群體的管理與監控。 在談及新疆問題時，馬瑞林證實當地存在大規模關押少數民族的設施。他稱，自己就是回族穆斯林。他坦言，在統戰系統工作期間，自己的職責之一是監控與自己信仰相同的宗教群體，這讓他長期沉浸在負罪之中。 在採訪中，記者還問及習近平在中共內部的受歡迎程度。對此，馬瑞林直言：「按我對大家的了解，私底下沒人喜歡他，但是在檯面上，人人都要稱讚他。」 馬瑞林表示，他知道自己公開發聲，可能會給仍在中國的親人帶來壓力，但他希望通過站出來揭露內幕，為過去參與的行為表達悔意，並向相關受害者道歉。
這個社會，道德濃度已超標。 網路風紀委員彌望，私德審查官遍地。 這屆網民，道德潔癖指數拉滿。 主要是對外不對內，對人不對己。 用鍵盤行俠仗義，憑滑鼠弘揚正氣……許多人瞄準那些「亂象」，把檢舉、挖墳、揭批變成道德飛鏢，飛矢所向，無往不利。 社會性死亡，則是他們留給不道德之人的「絞刑架」。 到頭來，網民口頭道德感普遍爆表，人均一個「道德完人」。 01 佛媛，病媛，幼兒媛……前不久，「媛宇宙」被輿論箭頭瞄準。 「媛罪」就是：博眼球、蹭流量、玩帶貨、搞變現。 在「借勢炒作」「嘩眾取寵」近乎被罪化的當下，這自然不能被容忍。 所以，很多「×媛」們得不到的男人，前1秒剛止住鼻血抹掉哈喇子，後1秒就端起了道德機槍。 心裡想的是高開叉為什麼不開得更高些，嘴上說的卻是「道德不容摧，底線不可破」。 結果也如很多人所願，佛媛之類「成功」被禁。 這「媛」那「媛」遭到口誅筆伐，在所難免——很多網紅錯估了形勢、選錯了方式，沒意識到「黑紅」路線已被時下的輿論生態堵死，沒意識到黑白分明的輿論價值取向為流量反噬效應加了無限槓桿。 現實已朝著她們微微一笑：你想「先黑紅，後洗白」？不好意思，有「劣跡前科」約等於永世難以翻身。 有些人說要給犯錯者一條活路，立馬會有一堆網民回懟：憑什麼好人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壞人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 有些人說可以懲治不必一棒子打死，可許多人的「義大利炮」不認「節制」二字。 李雲迪就被現實狠狠上了一課。 嫖娼該被依法處理，在現行法未對處理辦法做出調整前，這點想必社會各方不會有太多異議。 法律會講究「過罰相當」「比例原則」，輿論卻不會。 「劣跡」兩個字，會像五指山那樣壓在李雲迪身上，封條上可能還寫著「永封」。 套用網上的某個流行句式：養成一個李雲迪，需要十幾年，毀掉一個李雲迪，只需一次嫖娼。 在人們看來，毀掉李雲迪的，是李雲迪自己。 準確來說，是「涉黃者李雲迪」殺死了「鋼琴家李雲迪」。 02 李雲迪的覺悟，終究是沒跟上輿論水溫的變化。 我之前在《中國娛樂圈已容不下渣男》里就寫過： 如今的明星們，已坐在了火山口。他們隨時得對錶「八榮八恥」和主流價值觀。 否則，就得隨時準備接受輿論怒火的「淬鍊」……不對，是「教育」。 「教育」完後，就可以去「輿論冷宮」了，再回頭是百年身。 「退網退圈」套餐，管飽。 挖墳揭批，也不限流量。 網民早就調製好了批評公式的參數——「不作死就不會死」「出來混，遲早要還」。 許多網民叨念著「不作死就不會死」，卻未必會在乎「死」跟「作」之間的因果等量對稱；叨念著「出來混，遲早要還」，卻不一定介意「該還多少還多少」。 就眼下看，隨著多方積極切割，李雲迪難逃被輿論炮決的結局。 03 說李雲迪「混」或「作」，當然沒問題。 在網上，也有些網民冒著「輿論不正確」的風險，拿李雲迪的單身身份說事，並拿嫖娼跟睡粉、誘姦等行為的負外部性作比較。 用比爛邏輯去辨析，很容易遭遇「公眾人物道德義務論」的阻擊，還不如訴諸原欲論有力。 秉持道德視角去看待這起事件，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真正值得警惕的，其實是兩點—— 一，用一元的泛道德化評價替代多元的情理法評判。 在這套道德評判體系下，你道德不徹底，就是徹底不道德。 情理法層面留下的置喙餘地，被一句「挑戰底線」給堵塞了。 與「一元化」評判傾向伴隨而至的，是錯與罪的界限被容易模糊，你犯了過錯，就得接受大批判的高射炮狂轟猛炸。 就想問問：按這標準，古往今來，有多少名人是經得起「完人邏輯」審視的？ 二，「捧則捧上神壇，批則批倒在地」的兩極化趨勢加劇。 做了好事？那就捧到神壇，加10086層濾鏡，「暖心！」「感人！」「淚目！」最好全安排上。 有了劣跡？打倒在地，再啐上一攤唾沫，似乎已是十惡不赦。 沒錯，「這個世界的確不止黑白兩色」，可有些人的道德觀，就只有「非黑即白」二分法。 樹典型與零容忍，分別對應了二者的輿論遭際。 04 尊崇道德，當然是好事，但如果什麼都泛道德化，必定是災難。 因為這會催生「不道德敏感症」，將不道德的社會代價跟「社死」的距離無限縮短。 我們在私域中說髒話、看×片、發開車表情包，都可能被人泄露出去，然後迎來「社死」的結局。 強調底線，確實有必要，可若是將底線無限上移，那結果只能是底線不底。 那樣一來，底線太容易被突破了，守不住底線會成為大面積的情形——誰都可能留下一堆把柄在別人手裡。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當所有人眼裡都容不得沙子，結果大概率是所有人都可能變成沙子。 到頭來，泛道德化極易走向道德的反面，底線上移很可能擊穿更多的法理底線。 而反道德的道德泛化，無底線的底線上移，最終會將公共生活變成獵巫盛行之地。 05 道德泛化與底線上移的伴生癥狀，就是過度敏感。 「誨淫誨盜」的帽子說扣就扣。 「輿論正確」的線越壓越低。 部分網民在影視作品評價中的「三觀審查」現象，就是例證。 以往我們說《情深深雨蒙蒙》挺經典，現在很多人說「何書桓是渣男」「依萍是心機婊」。 以往我們認為《三國演義》太好看，現在有人說「宣揚爾虞我詐可還行？」 前些天，papi醬推了個《一場嚴肅的文藝作品推介會》的短視頻，挺諷刺。 視頻中，papi醬說，想給讀者推介些文藝作品，團隊成員問，比如呢？ papi醬推薦了《泰坦尼克號》。結果馬上被其他人否決：不好吧，Jack小三啊，Rose出軌啊。 papi醬又推薦了《加勒比海盜》，又被否決，理由是「暴力犯罪團伙啊」。 papi醬推薦《甄嬛傳》，繼續被否決，理由是「後宮內卷」「娘娘雞娃，製造育娃焦慮」。 《水滸傳》？也不行，「武松喝酒教壞小孩」「聚眾啊」「破壞生態環境啊」。 《西遊記》？同樣不行，「唐僧職場PUA」「為什麼要去國外取經？」「師徒四個沒一個女的」。 papi醬只好推薦動畫片，結果動畫片也犯了禁忌。 《哆啦A夢》：大雄偷看靜香洗澡。 《熊出沒》：地域歧視，光頭強說的是東北口音。 《美少女戰士》：宣揚白瘦幼，為什麼沒有丑少女戰士呢？ 《白雪公主》：膚色歧視——為什麼是白雪公主不是黑雪公主？還有魔鏡宣揚容貌焦慮…… 舉報《菲夢少女》人物染髮，舉報《喜羊羊與灰太狼》渲染暴力……循此邏輯，還有哪部作品是沒問題的？ 06 這股過度敏感、上綱上線的風氣，不止會從道德角度延展開來，還會從更多維度生成。 最近的例子就包括：張文宏被某些人批「崇洋媚外」，宮崎駿的影片被惡意打低分。 拿宮崎駿這事來說，有些網友號召抵制「披皮右翼」宮崎駿打一分之時，可能連基本功課都沒做。 他們不知道，宮崎駿是日本動漫人里的老左派，曾信仰馬克思主義，多次表達反戰主張，敦促安倍晉三承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連《人民日報》微博都稱他為「日本動畫界的良心」。 網頁截圖 但許多人也未必顧忌這些。舉著道德或別的道義大旗，他們就能四處殺伐，把自己變成鎚子，眼中無處不是釘子。 某種程度上，這些道德判官、揭批愛好者已成為Panopticon的人形監控器。 他們目光朝外，手中隨時捏著「揭批」按鈕，這讓人想起網上的一句話：道德這東西，用於律己，就好過一切法律；用於律他，就壞過一切私心。 而在他們的監視下，胡適說的「（人人）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的「偽君子遍布」場景，也不可避免地出現。 07 抵禦反道德的道德泛化、無底線的底線上移，方式就在於那四個字：回歸常識。 《十三邀》里，羅翔曾講到「積極道德主義」與「消極道德主義」的區別。他說—— 積極道德主義就是以道德作為懲罰正當化的依據，只要一種行為違背了道德，就要千方百計地對其進行懲罰。但是這樣一種道德的治理方式，反而會導致很多人的無道德； 消極道德主義則主張，如果在道德上是值得譴責的，那它也不一定是犯罪，但如果一種行為在道德生活是被鼓勵的，那它就不應該受到懲罰。 一個社會的開放進步之路，伴隨的必定是從積極道德主義轉向消極道德主義的過程。 有意思的是，在《十三邀》那期節目中，羅翔在說到泛道德化傾向的可怕之處時，許知遠一語點出了其要害——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在摧毀道德。」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數字力場）
「鋼琴王子」李雲迪嫖娼了。 這是昨天「@平安北京朝陽」通報的。 微博截圖 李雲迪是中國鋼琴彈得最好的兩個男人之一，另一個是郎朗。他嫖娼了，轟動可想而知，所有人的朋友圈大概都被這一消息刷屏了。什麼瀋陽爆炸，什麼歐金中，什麼昌平疫情，統統沒什麼人關心了。 凡俗小民津津樂道於名人的下三路可以理解，人性使然。但是廟堂之上的一些所謂嚴肅媒體，板起臉來，義正詞嚴，特別逗。同樣是這些媒體，當一些事關社會公平正義的事件發生時，三緘其口。 四川華西都市報旗下的「封面新聞」，沾沾自喜做了一篇「獨家報道」。 昨晚警方通報李雲迪嫖娼後，封面新聞的記者連續多次撥打李雲迪父親的電話及微信電話，「電話通了卻一直處於無人接聽狀態」。這位記者又撥打81歲的李雲迪老師的電話，要求進行採訪。 「深夜10時，封面新聞記者第一次撥打李雲迪的恩師但昭義的電話，他大為震怒，立即關閉手機。夜裡11時30分，封面新聞記者再次致電李雲迪恩師但昭義。」 將心比心，如果你的孩子和學生出事了，你接到記者電話是什麼心情？深更半夜去打擾一個八旬老人，而且是一而再再二三，怎麼就不怕他心臟受不了？ 微博截圖 現在的一些記者，已經不知道什麼叫新聞倫理。 挖這種「獨家新聞」，不但不牛，而且很丟臉。真正牛逼的媒體，應該去挖歐金中的獨家，應該去挖鄭州水災的獨家。欺軟怕硬，算什麼英雄好漢。 李雲迪嫖娼，只是一個普通的治安案件，違法但非犯罪，公眾人物也有隱私權。一些媒體不去質疑有關方面通報李雲迪嫖娼是否合適，這倒也罷了。甚至於簡單轉發一條短訊，也可以理解，畢竟這也是一個新聞。但是大張旗鼓，甚至補上一刀，進一步擴大傷害範圍，這就很讓人無語了。 媒體確實要遵守一些軍規，不讓你報道的不能報，否則吃不了兜著走。但是上頭顯然也沒有要求大張旗鼓地報道李雲迪事件，一些媒體上杆子湊熱鬧，像一堆蒼蠅一樣圍著腥臭嗡嗡叫，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為了蹭熱點，連臉都不要了。 新聞每天都有，選擇報道什麼新聞、選擇什麼角度報道，最能看出一家媒體的水平和操守。 可以說，所有報道李雲迪事件的大牌媒體，這次表現都不及格。從報道角度，到評論內容，多是陳詞濫調，乃至虛偽不堪。 倒是一些自媒體人，從人性和法律的角度，寫了一些不錯的文章。 有些媒體人可能會喊冤，認為板子不應該打在他們身上。媒體如此表現，背後原因當然很複雜，但是既然入了媒體這一行，面對一些不公現象，不敢發聲不敢監督，就要有挨罵的自覺。如果受不了，那就轉行，做品牌做公關，都是出路。沒有情懷沒有理想，趁早別在媒體干。 這次，正規軍又被散兵游勇打敗了。可見，如果屁股坐歪了，如果沒有獨立思考，如果只知欺軟怕硬，堆砌再多的人，花費再多的錢，寫出來的文章也是不堪入目。 屁股應該坐在哪邊？坐在法律一邊，坐在公理一邊。 首先明確一點，李雲迪嫖娼已經違反了法律，行拘沒有任何問題，身為公眾人物不知潔身自好，被批判也是活該。問題在於，他的嫖娼行為有沒有必要向社會通報。 2020年11月，浙江披露了近5年的182695條嫖娼記錄。可想而知，放大到全國，每年嫖娼人數是相當驚人的。 但是這些人的嫖娼行為，並沒有全部被向社會通報。那為什麼李雲迪嫖娼了，就要遊街示眾呢？如果因為李雲迪是名人，那麼若干年前吳京醉駕被拘，為何並不影響他拍戰狼拍長津湖呢？都是名人，都是被行政處罰，為何厚此薄彼？難道嫖娼比醉駕更具社會危害性？ 這是很令人費解的地方。 這種尤其常見於針對名人的「通報」做法，有無法律可依？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撰文指出—— 行使公權力的基本原則是「法無授權不得為」。然而，遍查《治安處罰法》，無一處規定公安機關實施行政處罰有權向社會進行通報。不僅如此，該法第5條第2款明確規定：「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應當公開、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 李雲迪雖涉嫌行政違法被處罰，但其作為公民的人格權並沒有被剝奪，依然享有隱私權、名譽權等人格尊嚴。 如果對一項尚未確定的處罰決定進行公開通報，不僅不符合類似「無罪推定原則」，而且不利於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行政權獨大的現狀難以受到控制。 一個性質並不嚴重的違法行為卻要使行為人付出慘痛代價：家庭可能破裂、社會評價降低、被行業聯合「封殺」。並且這些不利後果很大程度上是公開「通報」導致的。這就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實踐中流行的通報制度的弊害。 可以說，公開「通報」對行為人造成的社會懲罰，不亞於行政拘留和罰款所帶來的痛苦。嫖娼導致的「道德污名化」，使得行為人為人所不齒，幾乎被整個社會乃至家庭所拋棄。這就是「通報」超出行政處罰本身的「溢出效應」。 我完全贊同韓旭教授的觀點。 有些事即使現在不能做合法化處理，但總歸可以在保護個人隱私、尊重人格尊嚴方面，做得更文明一點。 最新消息，廣州已於今天中止了李雲迪廣州城市形象代言人的資格。此外，李雲迪還受到了從業抵制。可以說，因為這個通報，李雲迪被整個社會拋棄了。 李雲迪遭受人生最大損失的同時，我們也失去了再度欣賞他美好音樂的機會，這何嘗不是社會的損失？ 從昨天到現在，我的朋友圈裡，有人震驚，有人八卦，有人惋惜，有人調侃，但少有人大罵李雲迪是人渣。 成年人的世界中，沒有什麼非黑即白，何況李雲迪並未結婚，也沒聽說有女朋友，他的生理需求如何解決，純屬他個人私生活範疇。 讓一個正常人沒有情慾，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閹割。讓世界沒有性工作者，過去不可能，現在不可能，相信未來也不可能。既然它們都不可能在人類社會被杜絕，為什麼要動用公權力去保護「性」這種東西？ 一個把所有不雅行為都曝光在眾人面前的社會，是該歡呼，還是該深思？ 洗頭洗腳可以，按摩也可以，幾乎身體的每個部位都可以通過付錢尋求舒適，但是唯獨那個方寸之地，竟然需要出動公職人員來保衛。可以理解為歷史和國情的原因，但是這合不合理，是可以探討的。 叔本華說，人生實如鐘擺，在痛苦與倦怠中徘徊。 一個不缺金錢，長相端正，口碑尚好的年輕藝術家，為何長期單身，最後會去嫖娼，進而被社死？人性的幽暗，複雜難明。所有的解釋，也許都可以歸結為壓力和缺愛。 怎麼看，都是一個悲劇。對於這件事，最合適的題材是深度報道，標題不妨叫《鋼琴家李雲迪之「死」》。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碼頭青年，原文內容因違反《互聯網用戶公眾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被微信平台刪除）
對鋼琴家嫖娼的官方通報，引起了較為強烈的輿論反彈。 微博截圖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博士後韓旭，是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對此通報也公開提出了質疑。 韓旭教授認為，官方通報於法無據，涉嫌行政違法。此外，官方方通報不符合憲法原則和「比例原則」，損害公民各項基本權利。 韓教授還指出，「如果我們的行政執法人員在執法中不能牢固樹立『人權保障』的理念，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永遠不可能建成」。他對此事的具體意見，大家可閱讀他專門就此事發表的文章《全媒首發 | 韓旭教授：涉嫌賣淫嫖娼人員是否應該被通報？》。 《中國慈善家》雜誌也發表了題為《嫖娼通報被「社死」，滿足公眾知情權就要犧牲個人隱私權嗎？》的文章。文章指出，就法律層面來說，嫖娼行為屬於個人隱私，公安機關依據相關法律對當事人進行處罰無可厚非，但無權將這種涉及個人隱私的嫖娼行為公之於眾。畢竟，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只對賣淫嫖娼者規定了拘留、罰款的懲罰措施，不包含通報。 除了這些從法律層面提出的質疑，還有很多其他的質疑。 比如有人就指出，如果因為嫖娼就要下架這些藝人的文藝作品，那中國古代很多詩人詞人都曾公開狎妓，他們的詩詞是否應該全社會禁止誦讀傳播呢？古今中外很多知名的文學家、音樂家、畫家都有嫖娼的行為，但沒有人否定他們的藝術成就，他們的作品正常流傳，如今卻要對這些嫖娼的藝人一棍子打死。 各種角度都很道理，老褚作為一個過氣的前時政記者，要從另一個更現實更緊要的角度說這個問題。 有讀者說，這些明星的社會影響力很大，他們嫖娼的社會危害性很大，因此應該通報讓更多人知曉。 若非要論社會危害性，手握公權力的「性貪」的社會危害性遠比這些藝人明星嫖娼大。嫖娼，甲掏自己的錢換乙的色，雖然違反《治安處罰法》，並不太大妨礙社會的公平正義，手握公權力的官員搞權色交易和錢色交易就不一樣了，直接嚴重危害社會的公平正義。 前不久，中紀委國家監委通報，江蘇原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 「大搞錢色交易」。此外，最近還有海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王勇、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鄧恢林、青海省原副省長文國棟、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政協原主席姜國文等被通報「搞權色交易」；河北省政府原副省長李謙是「搞錢色交易」，福建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長張志南和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鬍問鳴等，既「搞權色交易」又「搞錢色交易」。 何為權色交易？中紀委案件審理室編著的《紀律審查證據收集與運用》一書明確界定：「搞權色交易」，屬於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權為對方提供幫助，並與對方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屬於權色交易。稍微翻譯一下，「權色交易」可以發生在上下級、官商之間，是一種交換。 「權色交易」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搞，該官方出版的書中還明確認定，有資格違反這一條的主體是具有一定職權的黨員或者黨員領導幹部。 從官方的這些界定和規定中，我們不難發現，官場的權色交易是一個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色謀取利益並以此換取色，那麼在提拔幹部和承攬工程項目時就會大量存在不合法不公正的情況。 上司和下屬搞權色交易，那勢必影響公正的人事提拔，影響到地方局部的政治生態是否清正，上司權力範圍內的人事安排就勢必會脫離規章制度而失去規範。 《中國經濟周刊》曾報道稱，在江西贛州官場，一些女幹部與原市委書記史文清的不正當關係成為公開的秘密。這樣的地方官場，還有何公平正義可言，失去了公平正義，還有何公信力可言？ 再說官場的錢色交易。中紀委案件審理室編著的《紀律審查證據收集與運用》一書明確界定：與對方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同時向對方贈送錢物以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屬於錢色交易。仔細琢磨發現，「錢色交易」更像是包養情人而不是嫖娼，因為官方定義里強調了「贈送錢物以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官員們的那點工資，夠搞「錢色交易」長期包養情人？為了實現「錢色交易」，勢必要貪污受賄賣官賣工程，這對社會的危害難道不比一個藝人拿自己的錢去嫖娼大？ 官員們搞權色交易、錢色交易的另一個危害，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安全穩定。有些官員搞權色交易、錢色交易，是替人攬工程，這樣的工程不可能保質保量，輕則導致豆腐渣工程出現浪費社會資源，重則會出現群死群傷的重大傷亡事故。 我曾看過湖北一名廳官的懺悔錄。他懺悔說，「我和前妻婚後長期不和諧，我在婚後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在道德上對她有些虧欠，因而總想經濟上不能再虧欠她，應更多補償她。我為她創造條件，讓她參與高利貸、收受現金和裝修款、紅木傢具等違法犯罪活動。」 可是，這個懺悔錄只是小範圍傳播，並沒有對社會公開，老褚也是採訪中偶然得知。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官場的權色交易、錢色交易遠比明星嫖娼的社會危害性大。既然官方覺得明星嫖了哪個娼值得公開向社會通報，那官員們和哪些異性搞了權色交易、如何搞的權色交易，豈不是更值得通報。 試想，如果將官員們和哪些人搞了權色交易錢色交易的細節全部公開通報，雙方的家庭乃至家族都會受到極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以後哪個下級還敢去色誘上級搞權色交易、錢色交易？ 這些年，官員嫖娼被抓的也不少，可是也很少通報。對藝人嫖娼的公開通報，這是典型的選擇性通報。 對社會危害更大更廣更重的官場「性貪」不通報有選擇性的盯著那些藝人，這不正常。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褚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