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產品 美國擬對澳加征12.5%關稅
2026 年 6 月 4 日
墨爾本一名工人在上班時被一塊250公斤重的石板砸傷，導致脊椎斷裂且癱瘓，其所在公司被罰85000澳元。 據先驅太陽報報導，Group Manufacturing Victoria公司以Willis Bros的名義經營，因造成員工終生傷害，今年2月在Broadmeadows地方法院被判刑。 2019年10月，受害者和一名同事在Wyndham Vale一處建築工地等待第三名工人幫助他們安裝石板，等候時間長達數個小時，但第三人遲遲未現。於是兩人打算不再等候，準備合力完成這項安裝工作。 這塊石板重達250公斤至280公斤。當他們把該石板從一輛放在貨車裡的手推車上卸下來時，石板突然倒下，砸在其中一名員工身上。其背部和頸部均骨折。 法庭聽聞，Willis Bros的員工如果沒在最後期限內完成工作，即使工作並不安全，他們也會受到解僱威脅。 法院判定，當時該公司的人工搬運系統不完善，管理層拒絕了工人提出的使用機械輔助工具協助升降的若干請求。 WorkSafe健康和安全執行董事Narelle Beer表示，由於僱主沒能執行正確程序，亦未能以安全為第一，這名受害者將因癱瘓而永遠不能再走路。 Beer說，這名工人遭受的可怖傷害已經無法挽回，改變了他的生活，也影響了他的家人和同事，該起事件本不應該發生，不幸的是，它以這種結局提醒僱主，制定正確的程序和安全的工作制度至關重要。 Willis Bros承認他們未能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提供或維持安全及無健康風險的工作系統。 除罰款85,000澳元外，該公司還被勒令支付4,406元法律費用。
還真沒想過，竟然某一天「有理有據」的事情，也會讓我感到如此驚訝。畢竟我是真沒想過這個問題，60歲勞動者凌晨加班猝死，竟然難以認定為「工傷」，並且理由充足。 這話說出來，第一反應難道不該是悲哀，而後震驚嗎？ 可事實就是：法律依據如此。 根據我國勞動法，只要你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勞動合同終止。換句話就是說，只要你60歲了，那你就不算勞動者，你在崗位上出了事，是無法被認定為「工傷」的，同樣也拿不到賠償。 網路圖片 事情估計大部分人已經聽說，寧波一名60歲的快遞分揀員，凌晨三點還在加班，突然心臟驟停猝死。按理說，這怎麼也得算是工傷吧？可公司直接否認，因為工人已經60歲，所以只能賠一點意外保險和喪葬費。 家屬自然不肯認同，但寧波人社局出來回應，稱：公司的做法沒問題，60周歲本身不屬於勞動者範疇，如果沒繳納工傷保險，的確不能認定為工傷。 隨後事情鬧大，輿論嘩然，寧波人社局沒少挨罵。 但也有人表示，人社局是「依法回應」，他們的行為並無任何問題，他們也沒做錯，這「罵名」就只是單純的背鍋。 實則也不然，寧波人社局這說法有一定的誤導性，對於工傷而言，賠償有三方，其中包括保險和用工單位。「不能認定為工傷」，即「不在工傷保險賠償的範圍之內」，也就是「社保可以不用賠」。 可社保不用賠，不代表用工單位也不用賠吧？ 並且現實里的問題是，超過60歲還在工作的人遍地都是，我估計全國大部分小區里的保安，都是超齡工作者，別說60了，70的都有。如果都按這種「不用賠」的標準，那以後企業都得去找60以上的人來工作了，畢竟這類人吃苦耐勞，又需要經濟，出事了還不必用工單位賠償。 不過這樣做，是不是不太好？但是這樣，正好契合工人日報所謂的「銀髮紅利」。 網路圖片 這幾天，工人日報發布的一篇文章也挺火的，他們弄出了兩個新鮮辭彙：低齡老人、銀髮紅利。 老人就老人，還低齡，我都懶得評價。至於「銀髮紅利」也好理解，就是幫助所謂的「低齡老人」實現再就業、再創業。 一方面，鼓勵60歲往上繼續就業，甚至幫助他們，打造什麼銀髮紅利；另一方面，規定60歲往上不再屬於勞動者範疇，出了事拿不到工傷賠償。 這不是擺明了矛盾給人看嗎？ 為什麼要這樣？答案很明顯了，出生率降低，老齡化加重，而退休金一般都是後一輩給前一輩交。舉個例子就是我們這一輩交的錢，發給的是40後50後，那麼80後90後老了，現在出生的這輩人又少了，錢從哪裡來？比如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只有0.7。 這幾天總看到常年自豪鼓吹的大V們又在攻擊日本兩鬢斑白的老人還在大街上幹活或者找工作的新聞，何不睜開眼看看自身？ 與其嘲笑他國，還不如想想當我們自己面臨同樣問題的時候，我們對應的法律能否與時俱進。 千萬不要覺得無所謂，說句不好聽的話，我們這一輩60歲之後，一定是還在崗位上奮鬥的。到時候我們就是老年勞動者，有沒有想過那時身體出了問題，如果你不能通過法律維護自身利益，將會是誰來給你買單？ 我覺得現在無論是大v還是專家，都已經開始逃避現實了，所以他們屢屢給出的建議，都慘絕人寰。房價隨便讓漲，動輒降價就要受到處罰；35歲找工作嫌他們老，60歲退休又嫌他們早；1000萬畢業大學生太多了，1000萬嬰兒出生太少了…… 都是些啥奇觀？解決宏觀問題，改善群眾生活，從面對現實開始，這難道不是亘古都沒變過的道理嗎。先提升經濟，再降低房價給予的壓力，提升群眾的幸福指數，出生率自然會得到拔高，牽一髮而動全身，養老金的虧空自然而然也續上了…… 為什麼不呢？因為第一步就卡死了，房價絕對不能降。 深圳一樓盤送60萬首付，直接被查處。 網路圖片 孟曉蘇怎麼說的？房價降了，那買過房子的人不就虧死了？絕對不能這麼做。 他所擔心的顯然不是那些已經買過房子的人，這和他們不肯面對現實中真正的問題一模一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竹不倒）
最近看到很多公司裁員的段子，比如把HR打進醫院，又比如用橫幅封住公司大門等等。 乃悟一直說最近去勞動仲裁的現場看看。今早打開高德地圖，輸入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高德提示： 剛剛有人去過這裡。 北京陣陣寒風裡，位於506創新園內的朝陽勞動仲裁院門口的隊伍很長。門口發放律師廣告的大爺大媽們說，這裡每天都會接待100多位前來申請勞動仲裁的人。快過年了，不少人回老家過年，這幾天人其實已經算少的了。 一位大爺回憶這裡最熱鬧的時候，是2019年。律師們會在門口放上一張桌子，諮詢的隊伍比裡面的隊伍還長。 疫情期間，仲裁院限號，只有預約後才能立案，人數變少了很多。現在放開了，人雖然也多，但遠不如2019年。乃悟問大爺這是為啥，大爺淡淡說： 公司活著你才能仲裁，公司死了你找誰仲裁去？ 大爺正說著，旁邊一個年輕人大聲告訴來發律師廣告的大爺大媽，追回來的工資我一分不要，全給律師，只要能追回來。 另一個年輕人附和說，討要工資是一種態度，自己不缺這點錢，經濟好壞和他無關，說完指了指門口的外賣小哥： 我去送外賣都能有一萬多。 挺好的，是誰說一個人的命運必須要考慮歷史的進程？ 進門之前，一個發廣告的大叔拉住了乃悟，小心翼翼地問，你是不是記者，我2018年在餓了么送外賣，工傷還沒認定。正說著，一隊農民工要進大廳，周圍發律師廣告的大爺大媽議論說： 他們不懂法，不懂收集證據，來這兒也沒戲。 仲裁院大廳很像銀行大堂。每一個窗口前都坐著人，剩下的則等待著叫號。不一樣的是，這裡沒有VIP服務，也沒有和藹可親的制服小姐姐。有的只是偶爾大聲吐槽自己公司，曆數萬惡資本家的聲音： TMD，人事最不幹人事兒。 有位54歲的大叔說，公司不承認跟自己簽了勞動合同；30多歲的王先生此前干教培，公司叫金課在線。去年公司裁員，不僅沒有補償，連工資都拖欠了半年。一開始公司承諾補發工資，王先生等了整整一年，一分錢也沒有到賬。 公司現在和他說，你要告就去告吧。 王先生家住山西，已經結婚了。他給乃悟算賬。公司欠他幾萬塊工資，為了討薪，他每次都要來北京，一次的交通加食宿就要幾千塊。他還算好的，有的同事被拖欠了20多萬。 一身保安服的李師傅今年46歲，他說自己是被「騙」到北京的。家裡有兩個孩子，一個上大學，一個讀小學。父母身體不好，還動過手術，妻子有腰椎前盤突出，沒法做重活。 以前，全家就靠他一個人在江蘇打工的5000塊月薪生活。疫情這三年，工作越來越難找。一個多月前，李師傅從視頻平台上看到一個招聘啟示，說北京招保安，月工資能有6000，節假日有3倍工資，還能幫他們拿保安證，報銷來回的路費。 李師傅說他掰著手指一算，假如自己春節不回家，加上元旦，10天就能掙上一個月的工資，而且離家更近，活兒也要比之前的輕鬆。於是他立刻辭去了江蘇的工作，帶著母親借來的3000塊錢，坐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然而到了北京，幹了一個多月後，李師傅才發現自己被騙了。他只拿到了2200塊錢的實習工資，中介承諾的2800元補助沒有，車票報銷也沒有。他打電話給中介，還被對方罵了一頓。 他把入職時簽的合同拿給乃悟看，上面既沒有單位蓋章，也沒有領導簽字，只有李師傅自己的簽名，屬於廢紙一張。他現在唯一的證據，只有微信里的聊天記錄。仲裁局能不能立案，誰也說不好。 李師傅說他重新找了個保安的工作，現在住在一個集體宿舍，一個月要交500住宿費。一方面是繼續仲裁，一方面是想掙點錢回家： 不然沒法交代。 仲裁院對面有個咖啡店。臨走前，乃悟在咖啡店給他買了一杯熱茶。李師傅反覆給乃悟鞠躬，抱著那杯熱茶始終沒有喝。 離開仲裁院的時候，一位年輕女士帶著兩個孩子也從裡面出來。媽媽在前面走，小朋友默默跟在後面，過馬路時，哥哥拍拍弟弟的背說，看車。 看見乃悟盯著他們看，旁邊一位散廣告卡的大媽湊了過來，在乃悟耳邊悄悄說： 他們是工亡的家屬，爭議賠償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最新研究顯示，教師比一般職業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受到攻擊。 據《先驅太陽報》報道，莫納什大學在澳洲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與其他工作人員相比，教職員工因襲擊而受傷的風險高出近 75%。 該研究分析了來自澳洲各地的150萬多份索賠要求，發現教育工作者提出的索賠中約有4.5%與受到攻擊有關，而非教育工作者此項佔比僅有2%。 研究人員稱，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未提出索賠的大量事件意味著教師也是最不可能提出傷害索賠的群體。 中學教師因襲擊受傷的風險最高，占教育工作者賠償總額的29%，共24,764起。專科學校工作的課堂助理和教師提出了18,462項索賠。 有33%的教師就與心理健康相關的問題提出索賠。 新州的索賠數量全國最高，有38,715份；其次昆州有13,770份；維州的索賠人數為11,154，居全國第三。 但教育工作者的人身傷害索賠率比非教育工作者低 41%。 由學生造成的暴力相關傷害、肌肉骨骼疼痛和心理困擾是最常見的索賠類型。 該研究的合著者、莫納什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學院研究員萊恩（Tyler Lane）博士表示，教師面臨著不報告因人員短缺而造成襲擊或傷害的壓力，並將學生的行為視為意外。 他說：「特殊教育教師和教師助手在照顧學生時面臨很多挑戰，因為學生的很多行為和身體需求有時會導致受傷。」 「如果是學生造成的，他們可能不願意報告，因為他們不認為這是故意的，也不是學生表現出來的，所以我們發現這類襲擊傷害的發生率更高。」 維州教育廳最新年度報告顯示，去年有299筆工傷索賠支付給了公立學校的教職員工。 澳洲教育部長克萊爾（Jason Clare）表示，目前正在制定全國教師勞動力行動計劃，以確保教師安全並減少教師工作量。 克萊爾說：「許多教師精疲力盡，正在離開這個行業。」 「沒有多少工作比教師更重要，我們希望他們在工作中是安全的。」 四分之三的澳洲教師經歷過來自學生和家長的暴力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