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滥之际 澳前首席科学家开创“真人认证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墨尔本一名工人在上班时被一块250公斤重的石板砸伤，导致脊椎断裂且瘫痪，其所在公司被罚85000澳元。 据先驱太阳报报导，Group Manufacturing Victoria公司以Willis Bros的名义经营，因造成员工终生伤害，今年2月在Broadmeadows地方法院被判刑。 2019年10月，受害者和一名同事在Wyndham Vale一处建筑工地等待第三名工人帮助他们安装石板，等候时间长达数个小时，但第三人迟迟未现。于是两人打算不再等候，准备合力完成这项安装工作。 这块石板重达250公斤至280公斤。当他们把该石板从一辆放在货车里的手推车上卸下来时，石板突然倒下，砸在其中一名员工身上。其背部和颈部均骨折。 法庭听闻，Willis Bros的员工如果没在最后期限内完成工作，即使工作并不安全，他们也会受到解雇威胁。 法院判定，当时该公司的人工搬运系统不完善，管理层拒绝了工人提出的使用机械辅助工具协助升降的若干请求。 WorkSafe健康和安全执行董事Narelle Beer表示，由于雇主没能执行正确程序，亦未能以安全为第一，这名受害者将因瘫痪而永远不能再走路。 Beer说，这名工人遭受的可怖伤害已经无法挽回，改变了他的生活，也影响了他的家人和同事，该起事件本不应该发生，不幸的是，它以这种结局提醒雇主，制定正确的程序和安全的工作制度至关重要。 Willis Bros承认他们未能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提供或维持安全及无健康风险的工作系统。 除罚款85,000澳元外，该公司还被勒令支付4,406元法律费用。
还真没想过，竟然某一天“有理有据”的事情，也会让我感到如此惊讶。毕竟我是真没想过这个问题，60岁劳动者凌晨加班猝死，竟然难以认定为“工伤”，并且理由充足。 这话说出来，第一反应难道不该是悲哀，而后震惊吗？ 可事实就是：法律依据如此。 根据我国劳动法，只要你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终止。换句话就是说，只要你60岁了，那你就不算劳动者，你在岗位上出了事，是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的，同样也拿不到赔偿。 网络图片 事情估计大部分人已经听说，宁波一名60岁的快递分拣员，凌晨三点还在加班，突然心脏骤停猝死。按理说，这怎么也得算是工伤吧？可公司直接否认，因为工人已经60岁，所以只能赔一点意外保险和丧葬费。 家属自然不肯认同，但宁波人社局出来回应，称：公司的做法没问题，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如果没缴纳工伤保险，的确不能认定为工伤。 随后事情闹大，舆论哗然，宁波人社局没少挨骂。 但也有人表示，人社局是“依法回应”，他们的行为并无任何问题，他们也没做错，这“骂名”就只是单纯的背锅。 实则也不然，宁波人社局这说法有一定的误导性，对于工伤而言，赔偿有三方，其中包括保险和用工单位。“不能认定为工伤”，即“不在工伤保险赔偿的范围之内”，也就是“社保可以不用赔”。 可社保不用赔，不代表用工单位也不用赔吧？ 并且现实里的问题是，超过60岁还在工作的人遍地都是，我估计全国大部分小区里的保安，都是超龄工作者，别说60了，70的都有。如果都按这种“不用赔”的标准，那以后企业都得去找60以上的人来工作了，毕竟这类人吃苦耐劳，又需要经济，出事了还不必用工单位赔偿。 不过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但是这样，正好契合工人日报所谓的“银发红利”。 网络图片 这几天，工人日报发布的一篇文章也挺火的，他们弄出了两个新鲜词汇：低龄老人、银发红利。 老人就老人，还低龄，我都懒得评价。至于“银发红利”也好理解，就是帮助所谓的“低龄老人”实现再就业、再创业。 一方面，鼓励60岁往上继续就业，甚至帮助他们，打造什么银发红利；另一方面，规定60岁往上不再属于劳动者范畴，出了事拿不到工伤赔偿。 这不是摆明了矛盾给人看吗？ 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很明显了，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重，而退休金一般都是后一辈给前一辈交。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一辈交的钱，发给的是40后50后，那么80后90后老了，现在出生的这辈人又少了，钱从哪里来？比如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 这几天总看到常年自豪鼓吹的大V们又在攻击日本两鬓斑白的老人还在大街上干活或者找工作的新闻，何不睁开眼看看自身？ 与其嘲笑他国，还不如想想当我们自己面临同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对应的法律能否与时俱进。 千万不要觉得无所谓，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这一辈60岁之后，一定是还在岗位上奋斗的。到时候我们就是老年劳动者，有没有想过那时身体出了问题，如果你不能通过法律维护自身利益，将会是谁来给你买单？ 我觉得现在无论是大v还是专家，都已经开始逃避现实了，所以他们屡屡给出的建议，都惨绝人寰。房价随便让涨，动辄降价就要受到处罚；35岁找工作嫌他们老，60岁退休又嫌他们早；1000万毕业大学生太多了，1000万婴儿出生太少了…… 都是些啥奇观？解决宏观问题，改善群众生活，从面对现实开始，这难道不是亘古都没变过的道理吗。先提升经济，再降低房价给予的压力，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出生率自然会得到拔高，牵一发而动全身，养老金的亏空自然而然也续上了…… 为什么不呢？因为第一步就卡死了，房价绝对不能降。 深圳一楼盘送60万首付，直接被查处。 网络图片 孟晓苏怎么说的？房价降了，那买过房子的人不就亏死了？绝对不能这么做。 他所担心的显然不是那些已经买过房子的人，这和他们不肯面对现实中真正的问题一模一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最近看到很多公司裁员的段子，比如把HR打进医院，又比如用横幅封住公司大门等等。 乃悟一直说最近去劳动仲裁的现场看看。今早打开高德地图，输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高德提示： 刚刚有人去过这里。 北京阵阵寒风里，位于506创新园内的朝阳劳动仲裁院门口的队伍很长。门口发放律师广告的大爷大妈们说，这里每天都会接待100多位前来申请劳动仲裁的人。快过年了，不少人回老家过年，这几天人其实已经算少的了。 一位大爷回忆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是2019年。律师们会在门口放上一张桌子，咨询的队伍比里面的队伍还长。 疫情期间，仲裁院限号，只有预约后才能立案，人数变少了很多。现在放开了，人虽然也多，但远不如2019年。乃悟问大爷这是为啥，大爷淡淡说： 公司活着你才能仲裁，公司死了你找谁仲裁去？ 大爷正说着，旁边一个年轻人大声告诉来发律师广告的大爷大妈，追回来的工资我一分不要，全给律师，只要能追回来。 另一个年轻人附和说，讨要工资是一种态度，自己不缺这点钱，经济好坏和他无关，说完指了指门口的外卖小哥： 我去送外卖都能有一万多。 挺好的，是谁说一个人的命运必须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进门之前，一个发广告的大叔拉住了乃悟，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记者，我2018年在饿了么送外卖，工伤还没认定。正说着，一队农民工要进大厅，周围发律师广告的大爷大妈议论说： 他们不懂法，不懂收集证据，来这儿也没戏。 仲裁院大厅很像银行大堂。每一个窗口前都坐着人，剩下的则等待着叫号。不一样的是，这里没有VIP服务，也没有和蔼可亲的制服小姐姐。有的只是偶尔大声吐槽自己公司，历数万恶资本家的声音： TMD，人事最不干人事儿。 有位54岁的大叔说，公司不承认跟自己签了劳动合同；30多岁的王先生此前干教培，公司叫金课在线。去年公司裁员，不仅没有补偿，连工资都拖欠了半年。一开始公司承诺补发工资，王先生等了整整一年，一分钱也没有到账。 公司现在和他说，你要告就去告吧。 王先生家住山西，已经结婚了。他给乃悟算账。公司欠他几万块工资，为了讨薪，他每次都要来北京，一次的交通加食宿就要几千块。他还算好的，有的同事被拖欠了20多万。 一身保安服的李师傅今年46岁，他说自己是被“骗”到北京的。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读小学。父母身体不好，还动过手术，妻子有腰椎前盘突出，没法做重活。 以前，全家就靠他一个人在江苏打工的5000块月薪生活。疫情这三年，工作越来越难找。一个多月前，李师傅从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招聘启示，说北京招保安，月工资能有6000，节假日有3倍工资，还能帮他们拿保安证，报销来回的路费。 李师傅说他掰着手指一算，假如自己春节不回家，加上元旦，10天就能挣上一个月的工资，而且离家更近，活儿也要比之前的轻松。于是他立刻辞去了江苏的工作，带着母亲借来的3000块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然而到了北京，干了一个多月后，李师傅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他只拿到了2200块钱的实习工资，中介承诺的2800元补助没有，车票报销也没有。他打电话给中介，还被对方骂了一顿。 他把入职时签的合同拿给乃悟看，上面既没有单位盖章，也没有领导签字，只有李师傅自己的签名，属于废纸一张。他现在唯一的证据，只有微信里的聊天记录。仲裁局能不能立案，谁也说不好。 李师傅说他重新找了个保安的工作，现在住在一个集体宿舍，一个月要交500住宿费。一方面是继续仲裁，一方面是想挣点钱回家： 不然没法交代。 仲裁院对面有个咖啡店。临走前，乃悟在咖啡店给他买了一杯热茶。李师傅反复给乃悟鞠躬，抱着那杯热茶始终没有喝。 离开仲裁院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士带着两个孩子也从里面出来。妈妈在前面走，小朋友默默跟在后面，过马路时，哥哥拍拍弟弟的背说，看车。 看见乃悟盯着他们看，旁边一位散广告卡的大妈凑了过来，在乃悟耳边悄悄说： 他们是工亡的家属，争议赔偿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最新研究显示，教师比一般职业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受到攻击。 据《先驱太阳报》报道，莫纳什大学在澳洲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其他工作人员相比，教职员工因袭击而受伤的风险高出近 75%。 该研究分析了来自澳洲各地的150万多份索赔要求，发现教育工作者提出的索赔中约有4.5%与受到攻击有关，而非教育工作者此项占比仅有2%。 研究人员称，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未提出索赔的大量事件意味着教师也是最不可能提出伤害索赔的群体。 中学教师因袭击受伤的风险最高，占教育工作者赔偿总额的29%，共24,764起。专科学校工作的课堂助理和教师提出了18,462项索赔。 有33%的教师就与心理健康相关的问题提出索赔。 新州的索赔数量全国最高，有38,715份；其次昆州有13,770份；维州的索赔人数为11,154，居全国第三。 但教育工作者的人身伤害索赔率比非教育工作者低 41%。 由学生造成的暴力相关伤害、肌肉骨骼疼痛和心理困扰是最常见的索赔类型。 该研究的合著者、莫纳什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院研究员莱恩（Tyler Lane）博士表示，教师面临着不报告因人员短缺而造成袭击或伤害的压力，并将学生的行为视为意外。 他说：“特殊教育教师和教师助手在照顾学生时面临很多挑战，因为学生的很多行为和身体需求有时会导致受伤。” “如果是学生造成的，他们可能不愿意报告，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故意的，也不是学生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发现这类袭击伤害的发生率更高。” 维州教育厅最新年度报告显示，去年有299笔工伤索赔支付给了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 澳洲教育部长克莱尔（Jason Clare）表示，目前正在制定全国教师劳动力行动计划，以确保教师安全并减少教师工作量。 克莱尔说：“许多教师精疲力尽，正在离开这个行业。” “没有多少工作比教师更重要，我们希望他们在工作中是安全的。” 四分之三的澳洲教师经历过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暴力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