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萬美元捐款來自紅二代？斯坦福陷入資金爭議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周五鼓勵新一輪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中國總理李強周六則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如何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的情況下，有分析指中國領導人正面臨著近十年來最大的壓力，試圖拿出新政來拯救經濟。 中國經濟持續放緩的一個最新信號是，兩會臨近之時，中國各地方政府在春節前閉幕的地方「兩會」上，陸續公布了2023年經濟發展成績單以及2024年的GDP增速預期目標。根據官方出台的數據，中國31個省級經濟體中，有17個未能達成2023年GDP目標。展望2024年，幾乎所有地方的經濟增速目標都低於去年或與去年持平。 英國廣播公司援引專家分析說，中國要在2024年經濟全面恢復至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並不樂觀。預計兩會公布的全國經濟增速目標落在5％以下或左右。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3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稱，加快產品更新換代是推動高品質發展的重要舉措，「要鼓勵引導新一輪大規模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 習近平稱，物流是實體經濟的「筋絡」，聯接生產和消費、內貿和外貿，必須有效降低全社會物流成本，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德國商業銀行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湯米吳對路透社分析指出，今年年初，由於成長擔憂和通貨緊縮加深至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中國股市一度跌至五年低點，中國領導層上次面臨這種壓力是在2015年，然而目前的情況要複雜得多。 中國「兩會」臨近，傳統上以經濟議題為中心的中共三中全會也至今未能召開，榮鼎集團合伙人洛根·賴特(Logan Wright)表示：「全國人大不會推出政策火箭筒，部分原因是中國沒有好的選擇來通過傳統渠道保持增長。」 緊接著習近平講話之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次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的政策舉措，部署進一步做好防範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工作。」 顯然，李強召開這一會議與中國與西方國家經濟脫鉤趨勢加重，外資紛紛撤離中國，外商投資減少形勢有很大關係。 李強在會上強調，外商投資是推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共同繁榮發展的重要力量。要把穩外資作為做好今年經濟工作的重要發力點，在擴大市場准入、優化公平競爭環境、暢通創新要素流動等方面加強服務保障，持續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鞏固外資在華髮展信心，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2月18日公布數據顯示，2023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330億美元，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90%以上，是199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外商投資減少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李強所說的「營商環境」，在中國三年「清零」，經濟疲軟不振的背景下，西方商會認為外商在華的營商環境變得更惡劣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去年公布的新版反間諜法和新版國安法。 美國反間諜與安全中心曾表示，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對國家安全機密的定義含糊不清，但相信北京方面採取了廣泛的觀點，包括公司用作其正常業務的信息都可能涵蓋在內。 美國反間諜與安全中心在一份建議通告中表示，如果中國當局將美國公司和個人列為間諜活動或稱他們正在協助外國對中國實施制裁，美國公司和個人可能「因傳統商業活動而面臨處罰」。 分析人士指出，反間諜法，安全法本質上都是為了鞏固習近平的權力，法律含義模糊，涉及寬泛，不但起不到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的作用，反而令投資者害怕。
與幾年前相比，中國經濟內在的問題依舊，只是中美貿易戰開啟之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是「內冷外熱」，外媒一片光明預測，中國自己則是「灰犀牛」與「黑天鵝」一隻不少地陳列。如今，中國當局嚴控言論，國內見不到有質量的討論，外媒一片聲地認為前景不妙，在野評論的「中美脫鉤論」甚是高亢，但決定是否脫鉤的美國商務代表戴琪卻向劉鶴表示要再掛鉤。 與其討論幾年前就一直存在的危機因素，比如房地產將崩盤之類，還不如深究中國為何能挺到現在，以及那些支持中國經濟挺住的因素是否還能繼續起作用。 觀察中國經濟，GDP增速不能當真 其他媒體的危機論我就不說了，專業性很強的《華爾街日報》10月18日發表專研中國經濟的編輯和專欄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聲稱推動中國經濟前行的房地產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現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如果中國政府近期內無法出台更強勁的寬鬆政策，那麼支撐中國經濟三大支柱的負面因素疊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經濟下行的風險。 塔普林列舉幾大事實，證明中國經濟已陷入四面楚歌：電荒、房地產債務危機、海運航道不順，以及稍早出現的短暫但危害不低的Delta變異毒株引發的疫情反彈。他認為，這些因素使得中國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長既低於預期，又跌破5%，也並不令人意外。 我從來不將中國GDP增速當作一個重要的指標，主要是中國的GDP增速可控性太強。那麼，世界銀行、IMF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數據應該夠權威了吧？其實我也歷來存疑，因為基礎數據是中國自己交付的，更何況前不久剛曝光一事：現任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曾在2017年時任世行首席執行官（CEO）的時候向世行人員不當施壓，要求將經濟環境報告內容修改為有利中國。以下討論塔普林列舉的危機因素。 中國經濟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國經濟現在的四大不利因素，房地產債務危機其實早就出現，房地產「一哥」恆大危機在去年就已經預告過，我曾專門寫過文章，當局只是沒按下「不救」這個按鈕，外部債主心存僥倖罷了。其實，就算是按了「施救」，也只不過是將房地產跳樓點從80層樓挪到了90層、100層，最終泡沫總要破滅。 Delta病毒對世界的影響不止中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在為疫情發愁。 電荒這事兒與9月10日拜登打給習近平那通電話有關，刻下美國將氣候變化當作頭等國策甚至最重要的國際事務，需要中國配合。就在那通電話之後不久，中國宣布拉閘限電（不是缺電），美國商務代表戴琪女士則正式宣布對中國關稅實行「保留-豁免」，可以預期，一旦關稅問題有了著落，中國方面會逐漸恢復供電。 海運不暢這問題，影響的不只是中國，還有美國。美國目前正陷入一場罕見的供應鏈危機，港口嚴重擁堵，數十萬個集裝箱積壓在海上，一些商店甚至出現了商品短缺、貨架越來越空的現象。一些能夠正視現實的美國專業人士終於發現：中美兩國之間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供方是中國，需方是美國，雙方原來早就是互相依存。 以上分析說明，除了房地產不可能再成為中國經濟的領頭羊這個因素之外，真正讓中國經濟保持源頭活水的是美國需求，因為中美共享一條國際商品供應鏈：你在這頭，我在那一頭，無論怎樣分析，都不得不承認現實：美國的消費需求是「中國製造」的源頭活水。 中國經濟的源頭活水：美國需求 中國海關進出口數據顯示：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8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4.78萬億元人民幣，較同比增長23.7%，貿易順差583.4億美元，同比增加2.2%。東盟、歐盟、美國、日本依次為第一、二、三、四大貿易夥伴。其中，中國對前三大貿易夥伴均為貿易順差：對東盟貿易順差3660.2億元，增加8%。對歐盟貿易順差7519.6億元，增加21.2%。對日貿易逆差1822.5億元，增加47.8%。 美國數據我在此詳細列舉：中美貿易總值為3.05萬億元，增長25.8%，佔12.3%。其中，對美國出口2.29萬億元，增長22.7%；自美國進口7524.2億元，增長36.5%。值得關注的數據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1.54萬億元，增加16.9%——這個數字高於東盟的3660.2億，也高於歐盟的7519億元，按匯率折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今年前8個月約為1170億美元，高居第一。 美國對此的數據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與中國海關數據一樣，證明中國對美出口強勁增長。 美中貿易關係：資本與需求決定還是政治決定？ 美國對華貿易關係，現在面臨的其實是資本決定還是政治決定這個抉擇。 從歷史與現實來看，西方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與國的關係當中，商貿關係是決定因素，中英之間的鴉片戰爭起因，就是英國為了解決對大清的貿易逆差而販賣鴉片。中美之間自1990年代以來的關係，實際上也是資本起主導作用，但美國畢竟是世界大國，柯林頓總統為了履行大國責任，有了人權外交。中美之間政治上時有磕碰，但經濟上的聯繫卻越來越密切，在「比較成本」的導引下，美國本土製造業產業空心化，30年過去，中美之間早就形成了一條穩定的國際商品供應鏈。目前美國的供應鏈危機，就源於產業鏈嚴重依賴中國。 美國方面現在對此有遲來的認識。密歇根大學教授斯里達爾·科塔（Sridhar Kota）和行業智庫MForesight的專家托馬斯·馬奧尼（Thomas C. Mahoney）在2018年6月曾發表過一項共同研究《這裡發明，那裡製造》，結論是：美國的對外依賴不僅限於低成本的商品，它沿著價值鏈向上延伸，而中國是其中大部分的關鍵。先進位造業中的離岸生產已經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在這裡發明，在那裡製造」的戰略已經變成了「在那裡發明，在那裡製造」。美國必須採取大膽的措施阻止這種發展，並利用轉型技術重建國內製造業的實力，以實現國家財富的增長並保證經濟安全。他們提出，這些大膽的步驟需要一個具有全面戰略的中央機構，以及大量和持續的公共和私人投資，讓這些投資集中於轉化研究和製造業創新，鼓勵國內試點生產和規模化生產，授權中小型製造商部署先進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國國內培養國內工程技術人才。該報告說，如果美國不做這一選擇，面臨的將是「創新和製造能力繼續退化，導致美國成為無力支撐頂級軍力的二流經濟。」 以上的研究出於現實，慮之長遠。但是，無論是美國的商界還是政界，眼光越來越短視，三年以上的戰略布局，幾乎無人考慮，用民主黨領袖南希·波洛西的話來說，無法帶來選民的議案，她領導下的眾議院根本不考慮。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謂「帶來選民」的議案，幾乎都是如何分蛋糕的議案，沒人考慮製造蛋糕的食材從何而來，何以為繼。 多年來，希望中國經濟繁榮或者崩潰的文章，我見過不少。正如我一向論述的那樣，中國經濟從來就不像西方投行人士預測的那樣繁榮似錦，由於發展方式、道路的選擇非常短視，在促成短暫繁榮之時一定會埋下種種隱患，比如房地產；但中國經濟也決不會象外界預測的另一極，會在瞬間崩潰，至少目前的中美商貿現狀顯示：中國製造需要美國的市場，而美國一時也找不到中國的替代物。這種強大的需求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源頭活水。 資本最聽利潤的話，美國商界從來就沒打算放棄中國市場，這就是中國經濟雖然危機重重，但卻能挺到現在（包括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因素。如果還不相信這點，請看10月22日《華爾街日報》發表驚人消息：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華為供應商獲得113張出口許可，總價值約610億美元；中芯國際供應商獲得188張出口許可，總價值420億美元——須知，華為和中芯國際分別於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國列入貿易黑名單和所謂「實體清單」。這些出口許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間發放的。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原文鏈接）
1月下旬以來，中國各省陸續召開了「兩會」，2020年各省的經濟成績單也相繼出爐。在已公布GDP的30個省份中，除了湖北是負增長外，其餘都是正增長。在COVID-19 疫情的衝擊下，全球各國經濟都出現了萎縮，中國卻被外界視為唯一實現了經濟增長的國家。不過，有經濟學教授指出中國年輕人呈現宏觀上樂觀、微觀上悲觀的有趣現象。 據不完全統計，1月下旬以來，陸續有河南、西藏、山西、重慶、廣西、北京、上海、湖北、福建、海南、廣東、湖南、天津、貴州、甘肅、吉林等省份的「兩會」拉開帷幕。 30個省交出經濟成績單 各地省政府的領導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照例要交出一份2020年的經濟答卷 。據經濟觀察網統計，截至1月27日，除河北外，30個省區市均公布了2020年GDP數據。 從GDP總量來看，「1萬億」成員達25個。其中，廣東GDP突破11萬億元，連續32年居全國首位，江蘇則首次突破十萬億，成為全國唯二GDP破10萬億的省份，西藏GDP排最末位。 從GDP增速來看，30個省市中19個省區市的2020年GDP增速超過了全國增速（2.3%），廣東GDP增速與全國持平，僅湖北省GDP處於負增長（-5%）狀態，西藏GDP 增速最快，為7.8%。 除了交成績，各省還為今年的發展訂目標。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披露，多省2021年GDP增長目標定在6%以上。其中東部省份如廣東、上海、北京將2021年GDP增速目標統一設定在6%以上，中部省份河南、湖南、山西等經濟增長目標為7%-8%，湖北作為2020年受疫情影響最大的省份、海南由於自貿港政策利好，2021年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均在10%以上。 COVID-19疫情持續肆虐全球，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受到波及，也難有贏家。但是，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經濟在2020年增長了2.3％，從當年年初的歷史性萎縮中強勢復甦，成為唯一一個在COVID-19疫情肆虐的一年實現增長的世界主要經濟體 。 據世界銀行預計，2020年美國經濟收縮3.6％，歐元區經濟收縮7.4％，全球經濟萎縮4.3％。 年輕人宏觀上樂觀、微觀上悲觀 然而好事未必成雙。近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奚錫燦在界面新聞撰文《年輕人為何宏觀上樂觀、微觀上悲觀？經濟數據給出的答案》。 文章提到，2020年底，細心的網友在上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凡是關於宏觀層面的視頻，比如國內的產業升級和國際關係等，彈幕普遍都是極其樂觀向上的。基本上就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然後只要持有這種觀點的主講人也能獲得很高的贊。 」 「而到了中微觀層面的視頻，比如房價或者年輕人生育等等，彈幕普遍又悲觀得不行。基本上不是徹底放棄躺平就是宣洩不滿，然後任何還試圖勸別人樂觀一點，說現實沒那麼可怕和悲觀的主講人基本都會被噴。” 奚錫燦指出，在經濟結構比較健康的前提下，宏觀上GDP的高速增長會自然轉化為微觀上老百姓的幸福感和獲得感的快速上升，兩者是高度相關的。很可惜，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結構都處在失衡狀態，導致我國GDP數字的高速增長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獲得感之間出現了嚴重背離。 他還點出了GDP的三個結構性問題：一是在GDP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的佔比特別低；二是GDP的三產結構中服務業佔比特別低；三是GDP的收入結構（勞動報酬+資本回報）中，我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特別低。 此外，他也提到國有單位和企業在廣義的「人」和「物」的投資中出現浪費和回報率低的情況，地方政府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顯得特別「謹慎」。 最後，他說：「我們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是為了更好看的GDP數字，還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滿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