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首富800万购公寓楼 以本·罗伯茨-史密斯命名
2026 年 6 月 25 日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五鼓励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国总理李强周六则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如何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情况下，有分析指中国领导人正面临着近十年来最大的压力，试图拿出新政来拯救经济。 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的一个最新信号是，两会临近之时，中国各地方政府在春节前闭幕的地方“两会”上，陆续公布了2023年经济发展成绩单以及2024年的GDP增速预期目标。根据官方出台的数据，中国31个省级经济体中，有17个未能达成2023年GDP目标。展望2024年，几乎所有地方的经济增速目标都低于去年或与去年持平。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专家分析说，中国要在2024年经济全面恢复至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并不乐观。预计两会公布的全国经济增速目标落在5％以下或左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3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称，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品质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习近平称，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联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德国商业银行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汤米吴对路透社分析指出，今年年初，由于成长担忧和通货紧缩加深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中国股市一度跌至五年低点，中国领导层上次面临这种压力是在2015年，然而目前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中国“两会”临近，传统上以经济议题为中心的中共三中全会也至今未能召开，荣鼎集团合伙人洛根·赖特(Logan Wright)表示：“全国人大不会推出政策火箭筒，部分原因是中国没有好的选择来通过传统渠道保持增长。” 紧接着习近平讲话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次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举措，部署进一步做好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 显然，李强召开这一会议与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脱钩趋势加重，外资纷纷撤离中国，外商投资减少形势有很大关系。 李强在会上强调，外商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把稳外资作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在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公平竞争环境、畅通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月18日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330亿美元，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90%以上，是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外商投资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李强所说的“营商环境”，在中国三年“清零”，经济疲软不振的背景下，西方商会认为外商在华的营商环境变得更恶劣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去年公布的新版反间谍法和新版国安法。 美国反间谍与安全中心曾表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对国家安全机密的定义含糊不清，但相信北京方面采取了广泛的观点，包括公司用作其正常业务的信息都可能涵盖在内。 美国反间谍与安全中心在一份建议通告中表示，如果中国当局将美国公司和个人列为间谍活动或称他们正在协助外国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公司和个人可能“因传统商业活动而面临处罚”。 分析人士指出，反间谍法，安全法本质上都是为了巩固习近平的权力，法律含义模糊，涉及宽泛，不但起不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作用，反而令投资者害怕。
与几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内在的问题依旧，只是中美贸易战开启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有趣的是，三年以前，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内冷外热”，外媒一片光明预测，中国自己则是“灰犀牛”与“黑天鹅”一只不少地陈列。如今，中国当局严控言论，国内见不到有质量的讨论，外媒一片声地认为前景不妙，在野评论的“中美脱钩论”甚是高亢，但决定是否脱钩的美国商务代表戴琪却向刘鹤表示要再挂钩。 与其讨论几年前就一直存在的危机因素，比如房地产将崩盘之类，还不如深究中国为何能挺到现在，以及那些支持中国经济挺住的因素是否还能继续起作用。 观察中国经济，GDP增速不能当真 其他媒体的危机论我就不说了，专业性很强的《华尔街日报》10月18日发表专研中国经济的编辑和专栏作家塔普林（Nathaniel Taplin）的文章，声称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房地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支柱全都出现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如果中国政府近期内无法出台更强劲的宽松政策，那么支撑中国经济三大支柱的负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到明年年中有可能引起经济下行的风险。 塔普林列举几大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已陷入四面楚歌：电荒、房地产债务危机、海运航道不顺，以及稍早出现的短暂但危害不低的Delta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反弹。他认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今年第3季度4.9%的GDP增长既低于预期，又跌破5%，也并不令人意外。 我从来不将中国GDP增速当作一个重要的指标，主要是中国的GDP增速可控性太强。那么，世界银行、IMF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数据应该够权威了吧？其实我也历来存疑，因为基础数据是中国自己交付的，更何况前不久刚曝光一事：现任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在2017年时任世行首席执行官（CEO）的时候向世行人员不当施压，要求将经济环境报告内容修改为有利中国。以下讨论塔普林列举的危机因素。 中国经济四大不利因素各有因由 中国经济现在的四大不利因素，房地产债务危机其实早就出现，房地产“一哥”恒大危机在去年就已经预告过，我曾专门写过文章，当局只是没按下“不救”这个按钮，外部债主心存侥幸罢了。其实，就算是按了“施救”，也只不过是将房地产跳楼点从80层楼挪到了90层、100层，最终泡沫总要破灭。 Delta病毒对世界的影响不止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为疫情发愁。 电荒这事儿与9月10日拜登打给习近平那通电话有关，刻下美国将气候变化当作头等国策甚至最重要的国际事务，需要中国配合。就在那通电话之后不久，中国宣布拉闸限电（不是缺电），美国商务代表戴琪女士则正式宣布对中国关税实行“保留-豁免”，可以预期，一旦关税问题有了着落，中国方面会逐渐恢复供电。 海运不畅这问题，影响的不只是中国，还有美国。美国目前正陷入一场罕见的供应链危机，港口严重拥堵，数十万个集装箱积压在海上，一些商店甚至出现了商品短缺、货架越来越空的现象。一些能够正视现实的美国专业人士终于发现：中美两国之间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供方是中国，需方是美国，双方原来早就是互相依存。 以上分析说明，除了房地产不可能再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这个因素之外，真正让中国经济保持源头活水的是美国需求，因为中美共享一条国际商品供应链：你在这头，我在那一头，无论怎样分析，都不得不承认现实：美国的消费需求是“中国制造”的源头活水。 中国经济的源头活水：美国需求 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显示： 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人民币，较同比增长23.7%，贸易顺差583.4亿美元，同比增加2.2%。东盟、欧盟、美国、日本依次为第一、二、三、四大贸易伙伴。其中，中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均为贸易顺差：对东盟贸易顺差3660.2亿元，增加8%。对欧盟贸易顺差7519.6亿元，增加21.2%。对日贸易逆差1822.5亿元，增加47.8%。 美国数据我在此详细列举：中美贸易总值为3.05万亿元，增长25.8%，占12.3%。其中，对美国出口2.29万亿元，增长22.7%；自美国进口7524.2亿元，增长36.5%。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54万亿元，增加16.9%——这个数字高于东盟的3660.2亿，也高于欧盟的7519亿元，按汇率折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今年前8个月约为1170亿美元，高居第一。 美国对此的数据略有不同，但相差不大，与中国海关数据一样，证明中国对美出口强劲增长。 美中贸易关系：资本与需求决定还是政治决定？ 美国对华贸易关系，现在面临的其实是资本决定还是政治决定这个抉择。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与国的关系当中，商贸关系是决定因素，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起因，就是英国为了解决对大清的贸易逆差而贩卖鸦片。中美之间自1990年代以来的关系，实际上也是资本起主导作用，但美国毕竟是世界大国，克林顿总统为了履行大国责任，有了人权外交。中美之间政治上时有磕碰，但经济上的联系却越来越密切，在“比较成本”的导引下，美国本土制造业产业空心化，30年过去，中美之间早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商品供应链。目前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就源于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 美国方面现在对此有迟来的认识。密歇根大学教授斯里达尔·科塔（Sridhar Kota）和行业智库MForesight的专家托马斯·马奥尼（Thomas C. Mahoney）在2018年6月曾发表过一项共同研究《这里发明，那里制造》，结论是：美国的对外依赖不仅限于低成本的商品，它沿着价值链向上延伸，而中国是其中大部分的关键。先进制造业中的离岸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在这里发明，在那里制造”的战略已经变成了“在那里发明，在那里制造”。美国必须采取大胆的措施阻止这种发展，并利用转型技术重建国内制造业的实力，以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保证经济安全。他们提出，这些大胆的步骤需要一个具有全面战略的中央机构，以及大量和持续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让这些投资集中于转化研究和制造业创新，鼓励国内试点生产和规模化生产，授权中小型制造商部署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在美国国内培养国内工程技术人才。该报告说，如果美国不做这一选择，面临的将是“创新和制造能力继续退化，导致美国成为无力支撑顶级军力的二流经济。” 以上的研究出于现实，虑之长远。但是，无论是美国的商界还是政界，眼光越来越短视，三年以上的战略布局，几乎无人考虑，用民主党领袖南希·波洛西的话来说，无法带来选民的议案，她领导下的众议院根本不考虑。目前拜登政府那些所谓“带来选民”的议案，几乎都是如何分蛋糕的议案，没人考虑制造蛋糕的食材从何而来，何以为继。 多年来，希望中国经济繁荣或者崩溃的文章，我见过不少。正如我一向论述的那样，中国经济从来就不像西方投行人士预测的那样繁荣似锦，由于发展方式、道路的选择非常短视，在促成短暂繁荣之时一定会埋下种种隐患，比如房地产；但中国经济也决不会象外界预测的另一极，会在瞬间崩溃，至少目前的中美商贸现状显示：中国制造需要美国的市场，而美国一时也找不到中国的替代物。这种强大的需求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源头活水。 资本最听利润的话，美国商界从来就没打算放弃中国市场，这就是中国经济虽然危机重重，但却能挺到现在（包括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因素。如果还不相信这点，请看10月2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惊人消息：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华为供应商获得113张出口许可，总价值约610亿美元；中芯国际供应商获得188张出口许可，总价值420亿美元——须知，华为和中芯国际分别于2019年5月和2020年12月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和所谓“实体清单”。这些出口许可是在2020年11月9日至2021年4月20日期间发放的。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着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原文链接）
1月下旬以来，中国各省陆续召开了“两会”，2020年各省的经济成绩单也相继出炉。在已公布GDP的30个省份中，除了湖北是负增长外，其余都是正增长。在COVID-19 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各国经济都出现了萎缩，中国却被外界视为唯一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不过，有经济学教授指出中国年轻人呈现宏观上乐观、微观上悲观的有趣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1月下旬以来，陆续有河南、西藏、山西、重庆、广西、北京、上海、湖北、福建、海南、广东、湖南、天津、贵州、甘肃、吉林等省份的“两会”拉开帷幕。 30个省交出经济成绩单 各地省政府的领导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照例要交出一份2020年的经济答卷 。据经济观察网统计，截至1月27日，除河北外，30个省区市均公布了2020年GDP数据。 从GDP总量来看，“1万亿”成员达25个。其中，广东GDP突破11万亿元，连续32年居全国首位，江苏则首次突破十万亿，成为全国唯二GDP破10万亿的省份，西藏GDP排最末位。 从GDP增速来看，30个省市中19个省区市的2020年GDP增速超过了全国增速（2.3%），广东GDP增速与全国持平，仅湖北省GDP处于负增长（-5%）状态，西藏GDP 增速最快，为7.8%。 除了交成绩，各省还为今年的发展订目标。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披露，多省2021年GDP增长目标定在6%以上。其中东部省份如广东、上海、北京将2021年GDP增速目标统一设定在6%以上，中部省份河南、湖南、山西等经济增长目标为7%-8%，湖北作为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省份、海南由于自贸港政策利好，2021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均在10%以上。 COVID-19疫情持续肆虐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受到波及，也难有赢家。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经济在2020年增长了2.3％，从当年年初的历史性萎缩中强势复苏，成为唯一一个在COVID-19疫情肆虐的一年实现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 据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收缩3.6％，欧元区经济收缩7.4％，全球经济萎缩4.3％。 年轻人宏观上乐观、微观上悲观 然而好事未必成双。近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奚锡灿在界面新闻撰文《年轻人为何宏观上乐观、微观上悲观？经济数据给出的答案》。 文章提到，2020年底，细心的网友在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凡是关于宏观层面的视频，比如国内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关系等，弹幕普遍都是极其乐观向上的。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然后只要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讲人也能获得很高的赞。 ” “而到了中微观层面的视频，比如房价或者年轻人生育等等，弹幕普遍又悲观得不行。基本上不是彻底放弃躺平就是宣泄不满，然后任何还试图劝别人乐观一点，说现实没那么可怕和悲观的主讲人基本都会被喷。” 奚锡灿指出，在经济结构比较健康的前提下，宏观上GDP的高速增长会自然转化为微观上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快速上升，两者是高度相关的。很可惜，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都处在失衡状态，导致我国GDP数字的高速增长与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之间出现了严重背离。 他还点出了GDP的三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在GDP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占比特别低；二是GDP的三产结构中服务业占比特别低；三是GDP的收入结构（劳动报酬+资本回报）中，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特别低。 此外，他也提到国有单位和企业在广义的“人”和“物”的投资中出现浪费和回报率低的情况，地方政府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显得特别“谨慎”。 最后，他说：“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看的GDP数字，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