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三位經濟學者，分別是任職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約翰遜（Simon Johnson），以及任職於芝加哥大學的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官方公布的獲獎原因，是表彰他們長年研究制度如何影響經濟發展。 他們的研究顯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動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至於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剝削民眾的社會，儘管經濟增長能曇花一現，卻往往無法持續下去。得獎者之一的艾塞默魯說，他的研究顯示了民主的重要性，但現在人們對民主的支持卻陷入低潮，令他擔心不已。 想了解他們的理論，最好是閱讀艾塞默魯與羅賓遜在2012年出版的《國家為什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他們考察多國歷史，仔細爬梳分析，嘗試解釋是什麼因素導致國家之間貧富懸殊。對於這個問題，歷來學者眾說紛紜，「制度論」一開始並非那麼顯而易見。 例如十八世紀末，法國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就提出「氣候論」，認為熱帶地區的人比較窮，是因為他們懶惰且缺乏好奇心，既不努力工作，也沒能力創新。孟德斯鳩還推測，懶人通常也會受到專制者統治，這表明氣候不僅可以解釋貧窮，還可以解釋與之相關的一些政治現象，如獨裁。 然而艾塞默魯與羅賓遜則認為，相比起氣候、地理和文化等因素，政治和經濟制度才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富是貧的關鍵。制度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有利於繁榮昌盛的「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一是導向貧窮衰敗的「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所謂「廣納型制度」，指一個社會的政治權力多元分配，不會集中於少數人手上，法律和秩序得以確立之餘，市場也有一套公平機制，保障私有產權不受侵害，廣泛群眾也有機會共享經濟成果，由是誘發每個人專註於自由生產、投資與創新的經濟活動。 在這種廣納制度下，人人皆各展所長，市場趨向開放多元，也激發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即不停創新，取代過時的事物——國家便可走上繁榮富裕之路了。 與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指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皆被少數人壟斷，私人產權難獲保障，民間不願儲蓄，也沒動力生產、投資及創新，導致經濟發展難以持續。 艾塞默魯與羅賓遜斷言，榨取型制度是不會持久的，原因有二。第一，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創新（innovation)，而創新與「創造性破壞」是分不開的，但創造性破壞同時也會動搖既有的政權，掌權者害怕這種變化，必會扼殺任何創新，所以在這種制度下萌芽的任何增長，最終都會化為泡影。 第二，主導榨取型制度的少數人能夠獲得龐大利益（代價當然是犧牲社會大多數民眾），所以政治權力會被各方覬覦，大家明爭暗鬥互相傾軋，導致政治長期動蕩。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經濟制度自然也被波及，無法確保恆久健全的發展。 看到這裡，相信大家都會想到那個近廿年一直趾高氣揚、吹噓經濟增長的國家了。毫無疑問，中國政治走的是「榨取型」路線，那為什麼又會發生近三十年的「經濟奇蹟」呢？兩位作者在書中也作了解釋：「（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增長，是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一根本變化，從榨取制轉向顯著更包容的廣納制，但高度威權、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令這個廣納制變得更困難，而非更容易。（its successful growth experienc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s due to a radical shift away from 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oward significantly more 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which was made more difficult, not easier, by the presence of highly authoritarian, 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國家為什會失敗》問世的一年，習近平剛剛上台，兩位諾獎得主已神機妙算指出，中國依賴引進外國技術和出口低端產品的經濟增長，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中國的增長也可能會結束（Nevertheless, Chinese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come to an end）」。中國經濟前景在兩位作者眼中，簡言之，就是「一剎那光輝不代表永恆」。 他們估計，中共及中國經濟精英將在未來幾十年牢牢抓住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和他們的理論表明，「具有創造性破壞和真正創新的增長不會到來，而中國耀目的增長率亦將慢慢化為烏有（ growth w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rue innovation will not arrive, and the spectacular growth rates in China will slowly evaporate）。」 如今十二年過去，中國經濟發展果然像艾塞默魯與羅賓遜預言般，逐漸「清零」，他們的理論再次得到印證，這個諾貝爾獎當之無愧。從今以後，如果有人跟你說：「民主可以當飯吃嗎？」你不妨這樣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說『可以』，而且他們精準地預言了，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使風光一時，最後還是要吃草。」（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有其成功的方面，也有已經落後腐朽的方面。現在面臨建立一個新的體制，是需要模仿別人呢，還是建立一個適合中國文化的新制度呢？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一百多年。很多朋友說按照美國的樣子就可以了，不必探索自己的模式。我不同意這種簡單化的說法。 首先，國際上成功的民主制度，沒有一個是完全模仿別人。每一個國家能夠成功建立起民主制度，都要考慮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現實。在這個基礎上設計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才能成功。 其次，民國時期從日本傳來的所謂「全盤西化」的想法，從來沒有實行過，也不可能實行這種天真的想法。孫中山和那一代精英們的民主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是和當時的現實脫離，沒有得到社會各界及特別是下層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接受。僅僅是模仿美國的制度，結果一場革命被大多數人理解為改朝換代，而不是社會制度的的革命。脫離社會現實的全盤西化被證明不可能成功。 近距離觀察，我們周圍成功的亞洲民主國家：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不要說全盤西化，甚至彼此也沒有模仿，而是各有各的特色。雖然走向民主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成功的方法卻都一樣，就是沒有模仿，而是根據自己社會的現實和民主的基本原則，設計出各階層都可以接受，也實行了民主原則的自己的制度。 再例如中國的共產黨，在革命的階段就發現完全模仿蘇聯的道路，根本就做不到，原因就是各國的社會現實不同。在建國後也發現，完全模仿蘇聯的制度也不可能。只能是按照一黨專政和剝奪人權的原則，按照中國當時的現實狀況，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黨制度。 中國的制度傳統有其失敗的方面，這就是官官相護的官僚階層。這導致缺乏監督和制約，所以政治逐漸會走向腐敗無能，不得不改朝換代。受苦的是人民。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不依賴於皇帝的官僚制度，被西方民主制度學習後，成為完善民主的有效方法。還有試圖排除金錢對政治的影響，也就是商人不得參與政治。雖然這不公平，但也確實有效地保持了政治不受金錢的影響。 雖然由於各種原因，腐敗的政治仍然受到了金錢的影響，但比西方現在的商人直接決定政治，還是一種比較合理的設計。我走訪了許多西方民主國家，各階層包括政界的人們都在抱怨，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太大，是導致一些決策錯誤的重要原因。名義上的代議制民主，很多時候並不是由大多數人的意見所影響，而是被金錢帶偏了。相比之下，排除商業階級對政治的操縱，是很重要的設計。 由於現有的決策集團自己就是利益集團。由他們自己制約自己並不可靠。由他們自己削減自己可得的利益來完善制度，多年的嘗試證明很困難。這是現在西方民主國家很頭疼的問題。 那麼我們中國在建立我們制度的開始階段，在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時，就可以考慮一次性地解決這個難題。作出減少商業階級對政治影響力的安排，保障多數人意見可以公平的影響決策，減少決策偏差，同時可以停止民主在衰退的趨勢。這是個新的課題，我們有可能做得到，所以必須從現在就開始思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經濟明顯呈現衰退的徵兆，由此就帶來了人們的種種猜測。很明顯，經濟下滑，失業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費開始降級，對一個專制政權來講，其脆弱度明顯上升了。但是，接下來會怎麼樣？中國經濟持續惡化的話，中共的政權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不只是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會關心這個問題，其他人也同樣想知道，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快四十年了，為什麼反而出現了經濟衰退？今後中國又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 一、改革開放強化了專制統治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經濟的研究，多半是一種正向的分析思路。從這種思路出發，雖然也看到中國經濟存在著各種麻煩，但大體上還是會認為，中國經濟會日漸向好，甚至將與美國平起平坐，居於世界經濟的重心位置。 這種分析框架把中國基本制度的本質模糊化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會改變中國的基本制度嗎？對這個問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種理解暗含的假設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它的制度將逐漸與西方國家趨同。但還有另一種理解，那就是，無論中國怎樣改革開放，它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這兩種理解的分歧，源自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制度轉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筆者在十年前發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轉型完成於九十年代後半期的國企私有化過程，這樣的經濟制度轉型所產生的並非典型的自由經濟，而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的真正特徵，其實是「共產黨資本主義」。它雖然允許民營經濟發展，但經濟制度轉型的最大結果是，把大批共產黨幹部轉變成了企業主、金融資本家和房地產資本家。所以，「共產黨資本主義」其實是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來增強和鞏固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因此，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 專制國家這個概念，是對一種極權獨裁製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現過四個大的專制政府，兩個是「共產黨專制政權」，兩個是「非共產黨專制政權」。那兩個所謂的「非共產黨專制政權」，就是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的軍人政權，這兩個專制政權都在二戰末期被美國打敗了，從此消失；而另外的兩個「共產黨專制政權」，一個是蘇聯，自己垮了，還有一個就是中共政權。 專制政權與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的軍政府政權不同，那些軍政府政權可能採用威權模式。但專制政權和威權政府完全不一樣，因為專制政權有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和秘密警察監控，甚至會掌握民眾的生存方式，所以民眾完全沒有選擇和逃避的空間。無論是「共產黨專制政權」，還是「非共產黨專制政權」，都會推行領袖崇拜和政治忠誠教育，民眾的思維和行為會被當局管控得整齊劃一，而這樣的政權也因此很容易進入軍國主義狀態。 所以，凡是大的專制政權，都有過發動侵略的紀錄。納粹德國發動了歐洲的二戰；大日本帝國發動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蘇聯與納粹共同吞併了波蘭；中共則派四野的幾個師組成北朝鮮侵略韓國的主力部隊，後來又武裝北越軍隊消滅了南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禍首都是中共。 二、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 1月1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條報道，《中國經濟步履蹣跚地走進2024年》。現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現實，中國經濟似乎已經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慮一個角度，那就是，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會跟自由經濟的民主國家完全不一樣，不能用民主國家經濟景氣的正常周期，來判斷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因為，專制國家的經濟繁榮，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來的；而專制國家出現經濟衰退，其實是它制度失敗的產物。 民主國家都是自由經濟，政府不會全面操盤整體經濟，如果出現經濟衰退，可以經過市場的調整來擺脫衰退，所以經濟會呈現出周期性波動。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現的經濟蕭條曾持續多年，構成了很長的經濟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並沒失敗，現在日本經濟已重新開始恢復活力了。 而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就完全不一樣了。專制國家的經濟本來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強力推動的，比如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房地產泡沫，舉國上下，一起推動；一旦泡沫破滅，它就不是單純的市場失靈，而是政府失敗。那後面的故事，民主國家的民眾就不容易想像了。因為民主國家的民眾和專家沒見過專制政府失敗的嚴重性。 為什麼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一旦發生，就是「經濟癌症」的晚期？因為專制政府諱病忌醫。專制國家沒有民主選舉，所以，專制政府如果承認經濟制度失敗，就等於是政權的自殺。專制政府對付經濟失敗的辦法很簡單，一方面強化政府的經濟管控，一方面加強資訊封鎖，不讓國人和外國了解真相。 這就是現在中國呈現的狀況。中共不斷直接插手各種經濟活動，從禁止企業拋售股票，到指令銀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債務，再到強化對金融業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國的經濟學者發表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嚴厲打擊外國在中國的市場調查機構。所有這些做法，都是為了一個目標，不許暴露中共制度失敗的嚴重經濟後果。 既然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政府用盡辦法也拉不起來，那這樣的經濟衰退趨勢，本身就證明了，中共的專制制度開始失靈。所以，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一旦發生，就象是「經濟癌症」的癥狀全面發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沒法再用「手術切除」或「化療、放療」，只能硬撐病體到最後一天了。 中國的「經濟癌症」，其實早在2015年就有徵兆，但專制政權永遠拒絕承認自己的制度失敗；反而認為，專制政黨自己是那個國家唯一最好的「醫生」。事實是，唯一的「醫生」自己患了「經濟癌症」，他沒辦法給自己「開刀」。於是，專制國家的國民和這個國家的經濟，就只能「等待最後的時日」了。 三、中國經濟的衰落特徵 中國的經濟確實進入了經濟衰退。那現在應該繼續討論中國經濟何時再度繁榮，還是討論中國經濟衰退的特徵和走向？由於從來沒人在中國經濟繁榮的背景下，研究中國經濟衰退的特徵，所以，現在全世界現在連一套能用來指導研究中國經濟衰退的方法和指標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創新。要看清當今中國經濟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問題：一，什麼是衰退？二，衰退有什麼特點？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麼是衰退？現在可以說，去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全面困境，就代表著經濟的全方位衰退。那經濟的進一步衰退會有什麼特點？ 1月16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強調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這篇報道是新華網發布的。習近平講話的要義是，銀行系統要支撐經濟全局，同時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安全。這句話透露，中國已經存在著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了。習近平還強調，今後中共要靠加強金融監管，來維護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機構不能唯利是圖，不能胡作非為。新華社的這篇報道沒提到習近平講話的全部內容；中國的各種媒體和網站報道這篇講話時，圖片里多了一句新華社沒報道的話，金融監管要「長牙帶刺」、有稜有角。 金融監管「長牙帶刺」，是針對銀行內部的貪官嗎？看來不是，習近平的反貪行動可以很輕易地抓到金融系統的貪官；「長牙帶刺」的金融監管，可能會針對銀行的客戶，即企業和存款的居民，他們要「肉痛」了。這種事情只會發生在專制國家，而專制國家一旦準備走到這一步，就說明，這個專制國家的金融危機可能已迫在眉睫。這也說明，專制國家的經濟衰退，會比民主國家殘酷得多；而正是這種殘酷，反而可能拉長專制政權在經濟衰退中的壽命，因為它可以動用民眾的資產來挽救政權。 中國的經濟衰退，一開始是支柱產業房地產業的破產，恆大現在已經進入破產清盤，這只是同類企業破產的開頭；接下來就可以看到，已經發生了大量中小企業減薪裁員，失業率上升；然後便出現了中小企業倒閉潮。 再下一步，經濟衰退就進入比較核心的領域，即財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國各級財政的債務已經達到GDP的三倍以上，沒辦法還清了，只能發新債、還舊債，拖一天算一天。財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營事業開始縮減服務（公交車停運、城市環境衛生工人沒工資、學校老師減薪）；接著就是縮減公務員開支，壓縮社會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費，一方面減少社保支出），這些已經發生了。中國經濟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習近平最新講話中點出來的金融危機。 四、中共在經濟衰退面前的結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經濟衰退嗎？其實，中共當局是心虛的。最近中共已委託幾所大學組織秘密的社會心理調查，為的是掌握民眾心態的變化，好籌劃應對手段。 中國的經濟衰退可能拉多久？現在能夠判斷的是，全面經濟衰退的發作，比預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權應該不會短期內崩潰，可能會拖上十幾年。因為專制大國的國家幅員大，人口多，經濟衰退對整個社會經濟的擠壓，比小國會更長；而且，專制政權可以用各種極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機爆發，結果就拉長了經濟衰退的過程。 民主國家的人們都是從自己在自由社會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想像，來理解專制國家的衰敗，那通常是不靈的。這方面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蘇聯的垮台，全世界的蘇聯問題專家都看走眼了，他們只論證了蘇聯政權會穩固下去，卻推導不出蘇聯解體的原因和過程。 如今面對中國的經濟衰落過程，我們要吸取什麼教訓？至少應該想到，觀察中國的動態，從現在起有三個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標靠不住，必須觀察技術經濟指標；二，西方的智庫靠不住；三、街頭個別訪談，隨便問幾個人，被訪談的人說出來的話靠不住，不光是因為，那不是抽樣，不具有統計學上的代表性，還因為中國人從來都不敢對陌生人完全講真心話。 中國經濟衰退的綜合性癥狀，最核心的就是財政危機狀況和金融危機狀況，對這兩部分中共隱藏得最深的真實情形，要如何來掌握，我們面臨挑戰。首先，看懂金融報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後，學會洞察隱藏在金融數據背後的真實動態，更需要經驗和功力。 專制的紅色大國，無論是繁榮還是衰退，都會對美國發起軍事挑戰；一旦冷戰已經形成，紅色大國在國際空間當中也就走到頭了，因為冷戰有鐵律，即不能點燃戰火。這個世界很奇妙，幾年前世界各國還有很多人看好中國的崛起和繁榮；突然之間我們就發現，原來這個專制的紅色大國正在墜入深淵。也許，這就是命運之神對自由民主國家最大的眷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0月16日，中共20大將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將連任國家主席第三屆任期。若無意外，20大不過是一場行禮如儀的「習近平造神大會」，是「習氏帝國」的登基大典。然而，從此刻起，中國將告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拋棄40年來促成「中國崛起」的原有優勢與條件，走向習近平專政下的新毛澤東主義路線。這是一條「獨裁專制、閉關自守、隔絕國際、逆反文明」的錯誤路線，意謂21世紀的中國將從漸進衰敗走向終極崩潰的結局。 習近平的政治籌碼除了「紅二代」的身分血統，以及福建、浙江的地方治理經驗之外，別無其他優越特性。自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就以「肅清政敵、修改憲法、言論扼殺、清零封城、對抗西方、圍台軍演、經濟集權」等等措施，扭轉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方向；10年來，這個被定於一尊的「習近平思想」，實際上不過是「窯洞政治學」的翻版，已經證明是一條孤立自絕、總體衰敗的路線；20大之後，在習近平登上權力巔峰之際，也就是中國斷崖墜落之時。 「習家班」：直線衝鋒的決策模式 以反腐之名肅清政敵，建立唯我任用的「習家班」，是習近平初掌政權時發出的第一道政治清洗，也是習近平引領中國開啟漸進衰敗的起點；反腐其實就是「肅反」，藉此斷絕黨內權力競爭與利益分贓者的侵擾和障礙。其後，習近平大量任用親信，建立所謂「習家班」，以幫派臍帶為繫繩，集中權力於一身，獨斷意識形態話語權。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習家班」最大的特色是忠誠勝於專業、聽命高於創新、粉飾代替負責。這種同溫層、團伙化、小圈子的領導班底，其決策特質就是單向性與同質化，缺乏多元思考、理性批評與全局視野。 在「習家班」封天蓋頂之下，習近平打破了鄧小平建立的合議型、共識決的集體領導體制，代之以領袖意志和最高指示的「一人領導制」，凡有異議，就是妄議中央，凡有不從，便雙規查辦。這種「一言堂」的權力體制，必然導致直線衝鋒、硬幹到底的決策模式，既難以轉圜與折衷，也無法產生自我糾錯與彈性應變的能力。當一個政策空間只能響起一種單音符，「一個人說了算」，就難以產生圓熟周全的理性政策，導致一種僵直性、冷硬化的政策型態，展現的是習近平「十里不換肩」、「打鐵自身硬」的窯洞革命精神，當然難以應付國內外瞬息萬變的挑戰與變局。 維穩：保紅色江山，不保人民 習近平的「維穩」－廣泛的電子監視、手機定位、網路審查、牢獄關押，絕非為了促進社會和諧與安定，而是以嚴密的政治監控，塑造一種「全景監視」的透明社會，藉此維繫「紅色江山」的永久統治。在「維穩」只是「保黨」的前提下，其所運用之手段是通過寒蟬政治、無語社會、奴化個人等等措施，塑造一個停滯化、無異議的靜默國家，好讓中共得以在一個順民社會中穩坐泰山、高枕無憂的統治。在此意義上，習近平的防疫政策表面上是「社會面清零」，暗地裡是「政治面清零」，也就是運用各種繁瑣、粗暴、反科學的防疫措施，實行對政治異議份子的堅壁清野，以消音禁言來實現黨國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密集反覆的核酸檢測、健康碼掃描、少數陽性便全面封城、暴力驅趕的強制隔離，乃至對防疫暴力的不負責任、對次生災難的不承認與不聞不問等等，皆已證明所謂「核酸檢測」，與其說是檢測人民的核酸反應，不如說是檢測人民靈魂深處對黨國的服從性與忠誠度。 當個人處於非批判、無獨立思考的寒蟬狀態下，就會陷入一種自我規訓的「躺平」狀態。躺平意謂一種「精神的自我麻痹」，是一種個人對政治高壓的冷漠與苟活心態。因為在這種「韭菜人生」之中，任何創新、變革、改造的思想，都會受到來自黨國政治陰謀論的檢視和追究，儘管政治諂媚與口頭效忠總是此起彼落。這就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形成「異化關係」－一種一方追捕、一方逃避的「貓鼠政治」，政府欺騙不喘氣，人說假話不臉紅。長此以往，就會產生民族智能與大眾素養的退化與衰敗，造成文化生命力、社會創造力、個人原創力的低落與喪失。換言之，「維穩」其實是一種閉關鎖國、圈地圍欄的「反智政治」(politics of anti-intellectualism)，形成一種無人性溫度、無社會熱情、無個人希望的「死水社會」。這就是為何共黨官僚的權力即使越界濫權也不受監督與約束，億萬人民成為引頸就戮的「韭菜百姓」也甘願服從的主因。 文化孤立與自絕西方 習近平經常掛在嘴上的「文化自信」，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自卑、民族自戀、仇視西方、自絕世界的「文化偏執狂」，也就是否定文化的多元性與包容性，突出文化的階級性與鬥爭性。 教育官員對英語教育和教師的無理限制，禁止網路教學聘用海外教師，學者參加國際會議(實體與虛擬)必須徵得批准許可，全天候的網路監管使年輕世代隔絕了西方思想；對外國商品進行抵制與拒購，對「眯眯眼」的廣告模特兒施加「辱華」指控，對好萊塢電影進行抵制或竄改，對「非政府組織」(NGO)施加盤查與限制，對外國記者與媒體任意干擾與歧視，乃至指責提倡素食主義的名人為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強迫採用外語為名的藝人修改藝名，以及敦促藝術家以發揚中國傳統文學和藝術來擁抱「文化自信」……等等，這種文化逆淘汰機制，不一而足。 所謂「東升西降」，是習近平對21世紀世界局勢最嚴重的誤判。這既是對自身綜合國力自我吹噓的高估，是羽翼未豐就想雄鷹世界的激進冒險，也是意圖與美國「爭世界第一」的慾望陷阱。當美國發現「中國威脅」已迫在眉睫之時，從貿易、科技、金融到核領域，美國開始從關稅壁壘、科技鎖喉、金融獵殺、晶片斷供、人才禁絕、政治圍堵、軍備競爭等等領域，築起一道「全景式新冷戰」的圍牆。20大之後，在習近平繼續推動「中國夢」之下，美中關係沒有任何修好與改善的可能，「天下圍中」的戰略格局已清晰明朗，「國際公敵」的角色已被標定和確認。 中國將無法養活自己 2022年9月，世界銀行(World bank)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由去年的8.1%急速下跌至2.8%；日本「經濟新聞社」和「日經QUICK新聞」日前匯總了中國經濟學家調查，預計2022年中國GDP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為3.2%，連續三年低於5%-6%的潛在增長率，未來幾年中國全年增長預測是2023年4.9%，2024年4.7%，呈現下行趨勢。香港「恒生銀行」發表「中國經濟脈搏報告」，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由原先4%下調至3.7%。「高盛證券」也將中國2022年經濟成長從原先3.3%下修至3%。「亞洲開發銀行」預測2022年除中國外的亞洲新興國家的增長率為5.3%，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率自1990年以來的32年，首次低於亞洲新興經濟體。 由於導致經濟數據下降的各種原因，以及習近平的政治路線不會改變，中國經濟將步入短期疲軟和長期下滑的格局；可以確定，以不到5%的經濟增長率，將無法養活14億中國人口，換言之，飢餓邊緣將再度出現，溫飽不足將再度來臨。 中國經濟千瘡百孔，難以盡數。從個人失業、企業蕭條到總體勞動力(人口紅利)的下滑，反映的是習近平10年政績的失敗。清零清到「經濟掛零」，封城封到產業封閉，與全球為敵的戰狼外交促使各國「脫鉤中國」，特別是美國積極籌組「全球民主供應鏈聯盟」，重建美國自身的產業立體網路，削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換言之，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搖搖欲墜，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國家後起直追、迅速取代，一方面面臨美國的無縫圍堵和高端遏制。習近平既然自斷手腳，僅僅因為極少數核酸陽性和重症率極低的新冠病毒，就堅持斷送千億以上的經濟產出，導致資本外流、訂單外移、企業關門；既然習近平高估自己、錯估形勢，「自行告別」促成中國崛起的內部優勢與國際條件，那就必然自食由於無法養活自己而反噬自身政權危機的惡果。換言之，習近平的「共同富裕」口號，不過是一條粉飾太平的遮羞布，在完全缺乏經濟增長激素的支撐之下，只是一個鏡花水月的口沫承諾。 中國崩潰論再度浮現 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小圈決策、國際對抗、維穩保共、極端防疫、經濟失誤、文化自閉，歷歷皆是中國衰敗的原因與佐證。20大之後的中國，不會因為習近平的連任而重獲生機，也不會因為習近平的自我糾錯而掉頭轉向，恰恰相反，就在「習核心」如日中天之際，中國將由漸進衰敗走向終極崩潰。今日，「中國崩潰論」再度浮現，決堤潰壩之說絕非無理無據，而是實證分析和事實檢證；如此斷言，乃因一路上脈絡可循，過程中不斷積累錯誤，最終結局也在預料之中。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全文轉自上報）
2020年8月23日，12名香港年輕人在從海上逃奔自由台灣的過程中被中共海警劫持並帶往內地，據說目前被關押在廣東省。他們都是香港積極倡導民主自由的年輕一代，其中年齡最小的僅僅16歲。 從去年中共令港府強推送中條例不成，於是就在今年閃電立出港版國安法，共產黨想要在香港控制一切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毫不掩飾了。中共的做法不僅違反了「港人自治」的《基本法》原則，也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中「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中共的逆天之舉，讓香港變成使港人和世界各國人民看清中共本質的照妖鏡。數百萬港人走上街頭持續抗議遭暴力打壓迫害後，如今紛紛選擇了逃離香港。 在海上被中共劫持的12名香港年輕人至今已被關押屆滿三個月，中共一直違法拒絕律師與他們見面，甚至就連他們被關在哪裡都不知道。想必他們和很多內地的維權人士一樣，也會遭到各種各樣的酷刑折磨：黑監獄、黑頭套……，不讓律師會見即是專制暴行之一。去年還只是恐懼擔心會發生在香港的事情，今年就在港人身上變成了現實。這樣的結果對於香港是個悲劇，對於世人也是極大悲哀。過去的綏靖政策，過於現實與自私的思維方式不止是鼠目寸光的表現這麼簡單，它正在和必將繼續讓人類為這種墮落而付出百倍的代價。 正義與邪惡，民主自由與專制獨裁本身就是神聖與邪魔在不同層面上進行的此消彼長的博弈。稍有懈怠，就會從「批評才入罪」退回到「奉承不夠也是罪「的境地。在中共魔爪下的淪陷區，一直以來，拒絕奴役就是「犯罪」；如今在世界矚目下，過去自由法治的香港，現在人們逃奔自由也是「罪」了。 面對共產暴政，民主自由 – 你的背後還有多大空間可退？！有古語說，「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可是當獨裁政權可以任意通過惡法把行善積德、扶危救困、同情弱者、追求自由等等都變成「犯罪」的時候，「罪」的概念就已經被徹底顛覆了！ 此局很可能要通過正義之師擺脫幾十年形成的思維定式的束縛、敢為天下先的出奇招，才能從根本上被打破、扭轉，其難度不亞於當年剪去長發反帝制。然而不這樣做，我們還有其它選擇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