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经济学者，分别是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官方公布的获奖原因，是表彰他们长年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他们的研究显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至于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剥削民众的社会，尽管经济增长能昙花一现，却往往无法持续下去。得奖者之一的艾塞默鲁说，他的研究显示了民主的重要性，但现在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却陷入低潮，令他担心不已。 想了解他们的理论，最好是阅读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他们考察多国历史，仔细爬梳分析，尝试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家之间贫富悬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制度论”一开始并非那么显而易见。 例如十八世纪末，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提出“气候论”，认为热带地区的人比较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且缺乏好奇心，既不努力工作，也没能力创新。孟德斯鸠还推测，懒人通常也会受到专制者统治，这表明气候不仅可以解释贫穷，还可以解释与之相关的一些政治现象，如独裁。 然而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则认为，相比起气候、地理和文化等因素，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富是贫的关键。制度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利于繁荣昌盛的“广纳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一是导向贫穷衰败的“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所谓“广纳型制度”，指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多元分配，不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上，法律和秩序得以确立之馀，市场也有一套公平机制，保障私有产权不受侵害，广泛群众也有机会共享经济成果，由是诱发每个人专注于自由生产、投资与创新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广纳制度下，人人皆各展所长，市场趋向开放多元，也激发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即不停创新，取代过时的事物——国家便可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了。 与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指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皆被少数人垄断，私人产权难获保障，民间不愿储蓄，也没动力生产、投资及创新，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艾塞默鲁与罗宾逊断言，榨取型制度是不会持久的，原因有二。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innovation)，而创新与“创造性破坏”是分不开的，但创造性破坏同时也会动摇既有的政权，掌权者害怕这种变化，必会扼杀任何创新，所以在这种制度下萌芽的任何增长，最终都会化为泡影。 第二，主导榨取型制度的少数人能够获得庞大利益（代价当然是牺牲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以政治权力会被各方觊觎，大家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导致政治长期动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经济制度自然也被波及，无法确保恒久健全的发展。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那个近廿年一直趾高气扬、吹嘘经济增长的国家了。毫无疑问，中国政治走的是“榨取型”路线，那为什么又会发生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呢？两位作者在书中也作了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增长，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有一根本变化，从榨取制转向显著更包容的广纳制，但高度威权、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令这个广纳制变得更困难，而非更容易。（its successful growth experienc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s due to a radical shift away from 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oward significantly more 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which was made more difficult, not easier, by the presence of highly authoritarian, 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国家为什会失败》问世的一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两位诺奖得主已神机妙算指出，中国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Nevertheless, Chinese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come to an end）”。中国经济前景在两位作者眼中，简言之，就是“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他们估计，中共及中国经济精英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他们的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而中国耀目的增长率亦将慢慢化为乌有（ growth w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rue innovation will not arrive, and the spectacular growth rates in China will slowly evaporate）。” 如今十二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果然像艾塞默鲁与罗宾逊预言般，逐渐“清零”，他们的理论再次得到印证，这个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吗？”你不妨这样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可以’，而且他们精准地预言了，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成功的方面，也有已经落后腐朽的方面。现在面临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是需要模仿别人呢，还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的新制度呢？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很多朋友说按照美国的样子就可以了，不必探索自己的模式。我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说法。 首先，国际上成功的民主制度，没有一个是完全模仿别人。每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建立起民主制度，都要考虑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设计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才能成功。 其次，民国时期从日本传来的所谓“全盘西化”的想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这种天真的想法。孙中山和那一代精英们的民主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和当时的现实脱离，没有得到社会各界及特别是下层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仅仅是模仿美国的制度，结果一场革命被大多数人理解为改朝换代，而不是社会制度的的革命。脱离社会现实的全盘西化被证明不可能成功。 近距离观察，我们周围成功的亚洲民主国家：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不要说全盘西化，甚至彼此也没有模仿，而是各有各的特色。虽然走向民主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成功的方法却都一样，就是没有模仿，而是根据自己社会的现实和民主的基本原则，设计出各阶层都可以接受，也实行了民主原则的自己的制度。 再例如中国的共产党，在革命的阶段就发现完全模仿苏联的道路，根本就做不到，原因就是各国的社会现实不同。在建国后也发现，完全模仿苏联的制度也不可能。只能是按照一党专政和剥夺人权的原则，按照中国当时的现实状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制度。 中国的制度传统有其失败的方面，这就是官官相护的官僚阶层。这导致缺乏监督和制约，所以政治逐渐会走向腐败无能，不得不改朝换代。受苦的是人民。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不依赖于皇帝的官僚制度，被西方民主制度学习后，成为完善民主的有效方法。还有试图排除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也就是商人不得参与政治。虽然这不公平，但也确实有效地保持了政治不受金钱的影响。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腐败的政治仍然受到了金钱的影响，但比西方现在的商人直接决定政治，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设计。我走访了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各阶层包括政界的人们都在抱怨，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太大，是导致一些决策错误的重要原因。名义上的代议制民主，很多时候并不是由大多数人的意见所影响，而是被金钱带偏了。相比之下，排除商业阶级对政治的操纵，是很重要的设计。 由于现有的决策集团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由他们自己制约自己并不可靠。由他们自己削减自己可得的利益来完善制度，多年的尝试证明很困难。这是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很头疼的问题。 那么我们中国在建立我们制度的开始阶段，在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时，就可以考虑一次性地解决这个难题。作出减少商业阶级对政治影响力的安排，保障多数人意见可以公平的影响决策，减少决策偏差，同时可以停止民主在衰退的趋势。这是个新的课题，我们有可能做得到，所以必须从现在就开始思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经济明显呈现衰退的征兆，由此就带来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很明显，经济下滑，失业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开始降级，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讲，其脆弱度明显上升了。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中国经济持续恶化的话，中共的政权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不只是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关心这个问题，其他人也同样想知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为什么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今后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一、改革开放强化了专制统治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多半是一种正向的分析思路。从这种思路出发，虽然也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麻烦，但大体上还是会认为，中国经济会日渐向好，甚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居于世界经济的重心位置。 这种分析框架把中国基本制度的本质模糊化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吗？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暗含的假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它的制度将逐渐与西方国家趋同。但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无论中国怎样改革开放，它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两种理解的分歧，源自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制度转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笔者在十年前发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完成于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国企私有化过程，这样的经济制度转型所产生的并非典型的自由经济，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因此，中国模式的真正特征，其实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虽然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经济制度转型的最大结果是，把大批共产党干部转变成了企业主、金融资本家和房地产资本家。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其实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来增强和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专制国家这个概念，是对一种极权独裁制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现过四个大的专制政府，两个是“共产党专制政权”，两个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那两个所谓的“非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政权，这两个专制政权都在二战末期被美国打败了，从此消失；而另外的两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一个是苏联，自己垮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共政权。 专制政权与南美、非洲、中东国家的军政府政权不同，那些军政府政权可能采用威权模式。但专制政权和威权政府完全不一样，因为专制政权有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秘密警察监控，甚至会掌握民众的生存方式，所以民众完全没有选择和逃避的空间。无论是“共产党专制政权”，还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都会推行领袖崇拜和政治忠诚教育，民众的思维和行为会被当局管控得整齐划一，而这样的政权也因此很容易进入军国主义状态。 所以，凡是大的专制政权，都有过发动侵略的纪录。纳粹德国发动了欧洲的二战；大日本帝国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苏联与纳粹共同吞并了波兰；中共则派四野的几个师组成北朝鲜侵略韩国的主力部队，后来又武装北越军队消灭了南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祸首都是中共。 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 1月1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条报道，《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地走进2024年》。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虑一个角度，那就是，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跟自由经济的民主国家完全不一样，不能用民主国家经济景气的正常周期，来判断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因为，专制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来的；而专制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其实是它制度失败的产物。 民主国家都是自由经济，政府不会全面操盘整体经济，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可以经过市场的调整来摆脱衰退，所以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曾持续多年，构成了很长的经济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失败，现在日本经济已重新开始恢复活力了。 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就完全不一样了。专制国家的经济本来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的，比如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泡沫，举国上下，一起推动；一旦泡沫破灭，它就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败。那后面的故事，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容易想象了。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和专家没见过专制政府失败的严重性。 为什么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是“经济癌症”的晚期？因为专制政府讳病忌医。专制国家没有民主选举，所以，专制政府如果承认经济制度失败，就等于是政权的自杀。专制政府对付经济失败的办法很简单，一方面强化政府的经济管控，一方面加强资讯封锁，不让国人和外国了解真相。 这就是现在中国呈现的状况。中共不断直接插手各种经济活动，从禁止企业抛售股票，到指令银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债务，再到强化对金融业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国的经济学者发表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严厉打击外国在中国的市场调查机构。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不许暴露中共制度失败的严重经济后果。 既然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政府用尽办法也拉不起来，那这样的经济衰退趋势，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专制制度开始失灵。所以，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象是“经济癌症”的症状全面发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没法再用“手术切除”或“化疗、放疗”，只能硬撑病体到最后一天了。 中国的“经济癌症”，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征兆，但专制政权永远拒绝承认自己的制度失败；反而认为，专制政党自己是那个国家唯一最好的“医生”。事实是，唯一的“医生”自己患了“经济癌症”，他没办法给自己“开刀”。于是，专制国家的国民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只能“等待最后的时日”了。 三、中国经济的衰落特征 中国的经济确实进入了经济衰退。那现在应该继续讨论中国经济何时再度繁荣，还是讨论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和走向？由于从来没人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所以，现在全世界现在连一套能用来指导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方法和指标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创新。要看清当今中国经济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问题：一，什么是衰退？二，衰退有什么特点？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么是衰退？现在可以说，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困境，就代表着经济的全方位衰退。那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会有什么特点？ 1月1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篇报道是新华网发布的。习近平讲话的要义是，银行系统要支撑经济全局，同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这句话透露，中国已经存在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了。习近平还强调，今后中共要靠加强金融监管，来维护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机构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胡作非为。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没提到习近平讲话的全部内容；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站报道这篇讲话时，图片里多了一句新华社没报道的话，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金融监管“长牙带刺”，是针对银行内部的贪官吗？看来不是，习近平的反贪行动可以很轻易地抓到金融系统的贪官；“长牙带刺”的金融监管，可能会针对银行的客户，即企业和存款的居民，他们要“肉痛”了。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专制国家，而专制国家一旦准备走到这一步，就说明，这个专制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已迫在眉睫。这也说明，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比民主国家残酷得多；而正是这种残酷，反而可能拉长专制政权在经济衰退中的寿命，因为它可以动用民众的资产来挽救政权。 中国的经济衰退，一开始是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破产，恒大现在已经进入破产清盘，这只是同类企业破产的开头；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已经发生了大量中小企业减薪裁员，失业率上升；然后便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潮。 再下一步，经济衰退就进入比较核心的领域，即财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国各级财政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三倍以上，没办法还清了，只能发新债、还旧债，拖一天算一天。财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营事业开始缩减服务（公交车停运、城市环境卫生工人没工资、学校老师减薪）；接着就是缩减公务员开支，压缩社会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费，一方面减少社保支出），这些已经发生了。中国经济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习近平最新讲话中点出来的金融危机。 四、中共在经济衰退面前的结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经济衰退吗？其实，中共当局是心虚的。最近中共已委托几所大学组织秘密的社会心理调查，为的是掌握民众心态的变化，好筹划应对手段。 中国的经济衰退可能拉多久？现在能够判断的是，全面经济衰退的发作，比预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权应该不会短期内崩溃，可能会拖上十几年。因为专制大国的国家幅员大，人口多，经济衰退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挤压，比小国会更长；而且，专制政权可以用各种极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机爆发，结果就拉长了经济衰退的过程。 民主国家的人们都是从自己在自由社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想象，来理解专制国家的衰败，那通常是不灵的。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联的垮台，全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都看走眼了，他们只论证了苏联政权会稳固下去，却推导不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过程。 如今面对中国的经济衰落过程，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至少应该想到，观察中国的动态，从现在起有三个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标靠不住，必须观察技术经济指标；二，西方的智库靠不住；三、街头个别访谈，随便问几个人，被访谈的人说出来的话靠不住，不光是因为，那不是抽样，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还因为中国人从来都不敢对陌生人完全讲真心话。 中国经济衰退的综合性症状，最核心的就是财政危机状况和金融危机状况，对这两部分中共隐藏得最深的真实情形，要如何来掌握，我们面临挑战。首先，看懂金融报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后，学会洞察隐藏在金融数据背后的真实动态，更需要经验和功力。 专制的红色大国，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会对美国发起军事挑战；一旦冷战已经形成，红色大国在国际空间当中也就走到头了，因为冷战有铁律，即不能点燃战火。这个世界很奇妙，几年前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人看好中国的崛起和繁荣；突然之间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专制的红色大国正在坠入深渊。也许，这就是命运之神对自由民主国家最大的眷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0月16日，中共20大将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将连任国家主席第三届任期。若无意外，20大不过是一场行礼如仪的“习近平造神大会”，是“习氏帝国”的登基大典。然而，从此刻起，中国将告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抛弃40年来促成“中国崛起”的原有优势与条件，走向习近平专政下的新毛泽东主义路线。这是一条“独裁专制、闭关自守、隔绝国际、逆反文明”的错误路线，意谓21世纪的中国将从渐进衰败走向终极崩溃的结局。 习近平的政治筹码除了“红二代”的身分血统，以及福建、浙江的地方治理经验之外，别无其他优越特性。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就以“肃清政敌、修改宪法、言论扼杀、清零封城、对抗西方、围台军演、经济集权”等等措施，扭转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10年来，这个被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思想”，实际上不过是“窑洞政治学”的翻版，已经证明是一条孤立自绝、总体衰败的路线；20大之后，在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之际，也就是中国断崖坠落之时。 “习家班”：直线冲锋的决策模式 以反腐之名肃清政敌，建立唯我任用的“习家班”，是习近平初掌政权时发出的第一道政治清洗，也是习近平引领中国开启渐进衰败的起点；反腐其实就是“肃反”，借此断绝党内权力竞争与利益分赃者的侵扰和障碍。其后，习近平大量任用亲信，建立所谓“习家班”，以帮派脐带为系绳，集中权力于一身，独断意识形态话语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家班”最大的特色是忠诚胜于专业、听命高于创新、粉饰代替负责。这种同温层、团伙化、小圈子的领导班底，其决策特质就是单向性与同质化，缺乏多元思考、理性批评与全局视野。 在“习家班”封天盖顶之下，习近平打破了邓小平建立的合议型、共识决的集体领导体制，代之以领袖意志和最高指示的“一人领导制”，凡有异议，就是妄议中央，凡有不从，便双规查办。这种“一言堂”的权力体制，必然导致直线冲锋、硬干到底的决策模式，既难以转圜与折衷，也无法产生自我纠错与弹性应变的能力。当一个政策空间只能响起一种单音符，“一个人说了算”，就难以产生圆熟周全的理性政策，导致一种僵直性、冷硬化的政策型态，展现的是习近平“十里不换肩”、“打铁自身硬”的窑洞革命精神，当然难以应付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挑战与变局。 维稳：保红色江山，不保人民 习近平的“维稳”－广泛的电子监视、手机定位、网路审查、牢狱关押，绝非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而是以严密的政治监控，塑造一种“全景监视”的透明社会，借此维系“红色江山”的永久统治。在“维稳”只是“保党”的前提下，其所运用之手段是通过寒蝉政治、无语社会、奴化个人等等措施，塑造一个停滞化、无异议的静默国家，好让中共得以在一个顺民社会中稳坐泰山、高枕无忧的统治。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的防疫政策表面上是“社会面清零”，暗地里是“政治面清零”，也就是运用各种繁琐、粗暴、反科学的防疫措施，实行对政治异议份子的坚壁清野，以消音禁言来实现党国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密集反复的核酸检测、健康码扫描、少数阳性便全面封城、暴力驱赶的强制隔离，乃至对防疫暴力的不负责任、对次生灾难的不承认与不闻不问等等，皆已证明所谓“核酸检测”，与其说是检测人民的核酸反应，不如说是检测人民灵魂深处对党国的服从性与忠诚度。 当个人处于非批判、无独立思考的寒蝉状态下，就会陷入一种自我规训的“躺平”状态。躺平意谓一种“精神的自我麻痹”，是一种个人对政治高压的冷漠与苟活心态。因为在这种“韭菜人生”之中，任何创新、变革、改造的思想，都会受到来自党国政治阴谋论的检视和追究，尽管政治谄媚与口头效忠总是此起彼落。这就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异化关系”－一种一方追捕、一方逃避的“猫鼠政治”，政府欺骗不喘气，人说假话不脸红。长此以往，就会产生民族智能与大众素养的退化与衰败，造成文化生命力、社会创造力、个人原创力的低落与丧失。换言之，“维稳”其实是一种闭关锁国、圈地围栏的“反智政治”(politics of anti-intellectualism)，形成一种无人性温度、无社会热情、无个人希望的“死水社会”。这就是为何共党官僚的权力即使越界滥权也不受监督与约束，亿万人民成为引颈就戮的“韭菜百姓”也甘愿服从的主因。 文化孤立与自绝西方 习近平经常挂在嘴上的“文化自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卑、民族自恋、仇视西方、自绝世界的“文化偏执狂”，也就是否定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突出文化的阶级性与斗争性。 教育官员对英语教育和教师的无理限制，禁止网路教学聘用海外教师，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实体与虚拟)必须征得批准许可，全天候的网路监管使年轻世代隔绝了西方思想；对外国商品进行抵制与拒购，对“眯眯眼”的广告模特儿施加“辱华”指控，对好莱坞电影进行抵制或窜改，对“非政府组织”(NGO)施加盘查与限制，对外国记者与媒体任意干扰与歧视，乃至指责提倡素食主义的名人为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强迫采用外语为名的艺人修改艺名，以及敦促艺术家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来拥抱“文化自信”……等等，这种文化逆淘汰机制，不一而足。 所谓“东升西降”，是习近平对21世纪世界局势最严重的误判。这既是对自身综合国力自我吹嘘的高估，是羽翼未丰就想雄鹰世界的激进冒险，也是意图与美国“争世界第一”的欲望陷阱。当美国发现“中国威胁”已迫在眉睫之时，从贸易、科技、金融到核领域，美国开始从关税壁垒、科技锁喉、金融猎杀、晶片断供、人才禁绝、政治围堵、军备竞争等等领域，筑起一道“全景式新冷战”的围墙。20大之后，在习近平继续推动“中国梦”之下，美中关系没有任何修好与改善的可能，“天下围中”的战略格局已清晰明朗，“国际公敌”的角色已被标定和确认。 中国将无法养活自己 2022年9月，世界银行(World bank)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8.1%急速下跌至2.8%；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经QUICK新闻”日前汇总了中国经济学家调查，预计2022年中国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3.2%，连续三年低于5%-6%的潜在增长率，未来几年中国全年增长预测是2023年4.9%，2024年4.7%，呈现下行趋势。香港“恒生银行”发表“中国经济脉搏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4%下调至3.7%。“高盛证券”也将中国2022年经济成长从原先3.3%下修至3%。“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22年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率为5.3%，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的32年，首次低于亚洲新兴经济体。 由于导致经济数据下降的各种原因，以及习近平的政治路线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将步入短期疲软和长期下滑的格局；可以确定，以不到5%的经济增长率，将无法养活14亿中国人口，换言之，饥饿边缘将再度出现，温饱不足将再度来临。 中国经济千疮百孔，难以尽数。从个人失业、企业萧条到总体劳动力(人口红利)的下滑，反映的是习近平10年政绩的失败。清零清到“经济挂零”，封城封到产业封闭，与全球为敌的战狼外交促使各国“脱钩中国”，特别是美国积极筹组“全球民主供应链联盟”，重建美国自身的产业立体网路，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换言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摇摇欲坠，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国家后起直追、迅速取代，一方面面临美国的无缝围堵和高端遏制。习近平既然自断手脚，仅仅因为极少数核酸阳性和重症率极低的新冠病毒，就坚持断送千亿以上的经济产出，导致资本外流、订单外移、企业关门；既然习近平高估自己、错估形势，“自行告别”促成中国崛起的内部优势与国际条件，那就必然自食由于无法养活自己而反噬自身政权危机的恶果。换言之，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口号，不过是一条粉饰太平的遮羞布，在完全缺乏经济增长激素的支撑之下，只是一个镜花水月的口沫承诺。 中国崩溃论再度浮现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小圈决策、国际对抗、维稳保共、极端防疫、经济失误、文化自闭，历历皆是中国衰败的原因与佐证。20大之后的中国，不会因为习近平的连任而重获生机，也不会因为习近平的自我纠错而掉头转向，恰恰相反，就在“习核心”如日中天之际，中国将由渐进衰败走向终极崩溃。今日，“中国崩溃论”再度浮现，决堤溃坝之说绝非无理无据，而是实证分析和事实检证；如此断言，乃因一路上脉络可循，过程中不断积累错误，最终结局也在预料之中。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 （全文转自上报）
2020年8月23日，12名香港年轻人在从海上逃奔自由台湾的过程中被中共海警劫持并带往内地，据说目前被关押在广东省。他们都是香港积极倡导民主自由的年轻一代，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仅16岁。 从去年中共令港府强推送中条例不成，于是就在今年闪电立出港版国安法，共产党想要在香港控制一切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毫不掩饰了。中共的做法不仅违反了“港人自治”的《基本法》原则，也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中“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中共的逆天之举，让香港变成使港人和世界各国人民看清中共本质的照妖镜。数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持续抗议遭暴力打压迫害后，如今纷纷选择了逃离香港。 在海上被中共劫持的12名香港年轻人至今已被关押届满三个月，中共一直违法拒绝律师与他们见面，甚至就连他们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想必他们和很多内地的维权人士一样，也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黑监狱、黑头套……，不让律师会见即是专制暴行之一。去年还只是恐惧担心会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今年就在港人身上变成了现实。这样的结果对于香港是个悲剧，对于世人也是极大悲哀。过去的绥靖政策，过于现实与自私的思维方式不止是鼠目寸光的表现这么简单，它正在和必将继续让人类为这种堕落而付出百倍的代价。 正义与邪恶，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本身就是神圣与邪魔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此消彼长的博弈。稍有懈怠，就会从“批评才入罪”退回到“奉承不够也是罪“的境地。在中共魔爪下的沦陷区，一直以来，拒绝奴役就是“犯罪”；如今在世界瞩目下，过去自由法治的香港，现在人们逃奔自由也是“罪”了。 面对共产暴政，民主自由 – 你的背后还有多大空间可退？！有古语说，“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可是当独裁政权可以任意通过恶法把行善积德、扶危救困、同情弱者、追求自由等等都变成“犯罪”的时候，“罪”的概念就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此局很可能要通过正义之师摆脱几十年形成的思维定式的束缚、敢为天下先的出奇招，才能从根本上被打破、扭转，其难度不亚于当年剪去长发反帝制。然而不这样做，我们还有其它选择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