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贍康養：科學物理治療，針對性康復訓練，助力長者活力康養
2026 年 6 月 24 日
這幾天中國人民大學的王憲舉教授一舉成為網紅，並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勢頭。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為前不久，哈薩克國務顧問葉爾蘭·卡林到訪中國人民大學時，談到該國人口政策改革經驗，在演講結束後的互動環節中，王教授發出驚天一問： 「我們國家女同志現在是不願意結婚，不要小孩，家長也好，領導也好，你動員她，勸她，她不聽。所以，我就奇怪，哈薩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你們在政策上、措施上、優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聽說女大學生畢業以後就生孩子，一個一個地生。她們怎麼能夠這麼相信你們的話，老老實實地、服服帖帖地就這麼生孩子。早生、多生？」 這段提問視頻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難了。 首先是國內輿論一片嘩然，有人認為王教授的提問帶有「爹味」，缺乏對女性的尊重，把女性當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薩克工作經驗的中企員工說，在哈薩克生孩子的成本遠遠低於中國，所有公立醫院的產檢和生孩子是免費的，生完孩子國家會給一年半的奶粉錢，還會給幾千元的紅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個月的工資，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職待遇，等等，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兒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風情，所提的問題，與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尷尬的是，王教授這一問，還招來哈薩克通訊社的打臉。昨天，該社連續發文，介紹該國在保護女性權益及哈薩克女性為社會所做貢獻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薩克，女性並非像王教授想像的那樣，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權利受尊重的人。 網路圖片 王教授為國分憂，精神可嘉，可惜這一問卻成了七傷拳，讓人民大學的聲譽、學者的專業能力、他自己的體面，甚至國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輕的傷害。 最諷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駐外記者出身，曾供職於幾大官方新聞機構，有很長時間的駐外經歷。按理說，這樣的職業履歷，應該讓他有比較開闊的國際視野、過得去的人文修養，不至於提出這麼粗魯丟人的問題。可嘆的是，事實表明，他似乎既昧於國情，又缺乏應有的國際視野。 筆者認為，駐外記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現，很大程度上，是當下中國人極度缺乏國際視野的一個縮影，是當下畸形、狹隘的國際報道生態的必然產物。 挾經濟崛起帶來的自信，以講好中國故事為出發點，向世界輸出關於自己的積極、光明的形象，成為近年來媒體忙得不亦樂乎的一件事，國家並為此投入了不菲的資源。然而，與此同時，在把一個豐富、多元的世界準確地介紹給國人，特別是以「拿來主義」的精神，把別國優點如實、充分地輸入進來這方面，卻明顯誠意欠奉。人們從媒體上看到的國際新聞，除了有助於形成一幅「別國都很亂套，風景這邊獨好」的圖像外，不會有別的效果。 事實上，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優缺點，作為一個尚屬發展中國家的駐外記者，其使命，除了及時報道駐在國的政經動態，更重要的，應該像蜜蜂采蜜那樣，以高度的誠意，細緻挖掘他國可以學習、借鑒的優點，發回國內，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決策，增廣國民見聞。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員工之口的關於該國生育成本的故事，就應該大張旗鼓地予以報道，讓國人與政府知情，獲得啟發，見賢思齊。相信這樣的新聞熏陶出來的國民精神與公權力，會少一些自大，多一份開闊，而王教授若有這方面的知識，也就不會悲劇性地提出那個雷人的問題了。 當下中國，亟需正派的國際報道。所謂正派的國際新聞報道，應該讓國民變得開闊，而不是狹隘；變得剛健，而不是滿腹虛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媒體派出了近兩百名隨軍記者，跟隨日軍侵略的步伐，從朝鮮到中國，將戰場信息即時發回日本，史家認為，這些隨軍記者有關這場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對外戰爭的報道，立場自然是站在日本一邊的，對培養日本人的國家意識功不可沒，但其中的一些媒體，也報道了日軍對中國戰俘、平民的屠殺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噓的「文明戰爭」的美麗氣泡，為後人公正書寫這段歷史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這樣的國際報道，出自百年前敵國的媒體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國際報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問題就會少一分。 正是： 緣何服帖去生產？教授一問信驚天。 可嘆丟人現眼者，曾搖國際大筆桿。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二湘的十一維空間
這幾天中國人民大學的王憲舉教授一舉成為網紅，並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勢頭。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為前不久，哈薩克國務顧問葉爾蘭·卡林到訪中國人民大學時，談到該國人口政策改革經驗，在演講結束後的互動環節中，王教授發出驚天一問： 「我們國家女同志現在是不願意結婚，不要小孩，家長也好，領導也好，你動員她，勸她，她不聽。所以，我就奇怪，哈薩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你們在政策上、措施上、優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聽說女大學生畢業以後就生孩子，一個一個地生。她們怎麼能夠這麼相信你們的話，老老實實地、服服帖帖地就這麼生孩子。早生、多生？」 這段提問視頻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難了。 首先是國內輿論一片嘩然，有人認為王教授的提問帶有「爹味」，缺乏對女性的尊重，把女性當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薩克工作經驗的中企員工說，在哈薩克生孩子的成本遠遠低於中國，所有公立醫院的產檢和生孩子是免費的，生完孩子國家會給一年半的奶粉錢，還會給幾千元的紅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個月的工資，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職待遇，等等，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兒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風情，所提的問題，與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尷尬的是，王教授這一問，還招來哈薩克通訊社的打臉。昨天，該社連續發文，介紹該國在保護女性權益及哈薩克女性為社會所做貢獻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薩克，女性並非像王教授想像的那樣，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權利受尊重的人。 網路圖片 王教授為國分憂，精神可嘉，可惜這一問卻成了七傷拳，讓人民大學的聲譽、學者的專業能力、他自己的體面，甚至國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輕的傷害。 最諷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駐外記者出身，曾供職於幾大官方新聞機構，有很長時間的駐外經歷。按理說，這樣的職業履歷，應該讓他有比較開闊的國際視野、過得去的人文修養，不至於提出這麼粗魯丟人的問題。可嘆的是，事實表明，他似乎既昧於國情，又缺乏應有的國際視野。 筆者認為，駐外記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現，很大程度上，是當下中國人極度缺乏國際視野的一個縮影，是當下畸形、狹隘的國際報道生態的必然產物。 挾經濟崛起帶來的自信，以講好中國故事為出發點，向世界輸出關於自己的積極、光明的形象，成為近年來媒體忙得不亦樂乎的一件事，國家並為此投入了不菲的資源。然而，與此同時，在把一個豐富、多元的世界準確地介紹給國人，特別是以「拿來主義」的精神，把別國優點如實、充分地輸入進來這方面，卻明顯誠意欠奉。人們從媒體上看到的國際新聞，除了有助於形成一幅「別國都很亂套，風景這邊獨好」的圖像外，不會有別的效果。 事實上，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優缺點，作為一個尚屬發展中國家的駐外記者，其使命，除了及時報道駐在國的政經動態，更重要的，應該像蜜蜂采蜜那樣，以高度的誠意，細緻挖掘他國可以學習、借鑒的優點，發回國內，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決策，增廣國民見聞。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員工之口的關於該國生育成本的故事，就應該大張旗鼓地予以報道，讓國人與政府知情，獲得啟發，見賢思齊。相信這樣的新聞熏陶出來的國民精神與公權力，會少一些自大，多一份開闊，而王教授若有這方面的知識，也就不會悲劇性地提出那個雷人的問題了。 當下中國，亟需正派的國際報道。所謂正派的國際新聞報道，應該讓國民變得開闊，而不是狹隘；變得剛健，而不是滿腹虛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媒體派出了近兩百名隨軍記者，跟隨日軍侵略的步伐，從朝鮮到中國，將戰場信息即時發回日本，史家認為，這些隨軍記者有關這場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對外戰爭的報道，立場自然是站在日本一邊的，對培養日本人的國家意識功不可沒，但其中的一些媒體，也報道了日軍對中國戰俘、平民的屠殺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噓的「文明戰爭」的美麗氣泡，為後人公正書寫這段歷史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這樣的國際報道，出自百年前敵國的媒體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國際報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問題就會少一分。 正是： 緣何服帖去生產？教授一問信驚天。 可嘆丟人現眼者，曾搖國際大筆桿。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二湘的十一維空間
你看到這條簡訊了嗎？有人收到後笑說：「太驚悚了，本來還想多睡會，一看都嚇醒了。」 一日之間，「西安衛健委和計劃生育協會七夕催生」衝上了微博熱門話題。有人不滿地說：「你哪怕點到為止呢？哪怕就說句七夕快樂，家庭幸福呢？非要這麼圖窮匕見嗎？」 有人感嘆，就算催生也要講究方式方法，「少講國家大義，多談個人利益。千萬千萬別跟『賡續中華血脈，共擔復興重任』扯上關係。這話正常人一看腦袋都大了，直接就跟你鬧脾氣，越這樣，越不生。要從小處著手，多說好話，少說空話。」 當然，也有人大讚：「好事！終於看到官媒在行動了。」因為他認為「繁衍才是人類的終極目標」，「不婚不育」都「近乎自私」。一貫國家主義立場的「子午俠士」顯然也覺這催生沒啥不對：「那麼多人罵，至於嗎？這是提倡，或者叫倡導，又不是強迫，有人咋反應那麼大？」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反感？因為這用的雖然是新技術手段，但在骨子裡，這和一個大家庭里那種長輩令人厭煩的催婚做法並無本質區別：逢年過節提醒一下，「都老大不小了，打算什麼時候談戀愛/結婚/生子啊？」 這透露出老人的焦慮感，與其說是關心你，不如說是關心家族血脈的存續，唯恐你不懂事，不肯承擔起這一重任。在此，戀愛、婚姻、生育是神聖的三位一體，而「愛情」完全是為最後一步服務的——實際上，沒有愛情也無所謂，最後能生娃就行了。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育觀？它認定，生育（reproduction）就是社會組織的再生產（reproduction），任何個體與其說是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倒不如說是社會組織的一個基本單位。 基於此，你是從祖先到子孫後代這生生不息、環環相扣的生命鏈條中的一環，就像擊鼓傳花一樣，有責任把那個神聖的基因傳遞下去，這樣，家族才得以永生。研究中國史的岸本美緒指出，在這樣的血脈傳承中，每一代的人格都被祖先所涵攝，「要想違背從祖先到子孫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長也不被容許」。 為什麼父母能理直氣壯地指責不婚不育的子女「不負責任」和「自私」，原因說到底就在這裡。根據這種特殊的信念（甚至可說是「信仰」），你並不是你自己，無權自作主張生或不生，因為繁衍後代乃是賜予你生命的祖先的絕對命令。 如果說現在有什麼特別之處，那就是這種血脈延續的觀念，不知不覺中從「家」轉向了「國」，從「家族」轉向了「民族」，所以才有「我為祖國生二胎」的說法，其潛台詞是：生孩子是你作為國族一員或社會成員的「職責」。 經濟學家馬光遠2022年曾在網易未來大會上宣稱，在中國經濟好的地方，大家都愛生孩子，經濟不太好的地方，不愛生孩子，「有擔當、有責任、有經濟實力的人一定要多生孩子，這是改變中國經濟預期的一個關鍵。」 這番話的對錯且不論，有一點似可明確：他理解的「有責任」，是把生孩子看作是一種社會責任，多生孩子就是助推經濟發展，說得倒像是一個地方經濟之所以不好，得歸罪於那些不肯生孩子的單身男女。 然而，這種傳統的生育觀潛藏著一個棘手的問題：每個人說到底，都是在「為他者生娃」——無論這個他者是父母、祖先、家族還是國家、民族、社會，但這麼一來，很多人就會自然覺得「這不是我的事」。 我聽說過無數這樣的事：父母為了抱孫兒，對兒女做了無條件退讓，「只要生出來，你們什麼都不用管」；而兒女也果真覺得「本來就不是我想生的，那生了我可不管」。其結果，在這些家庭里，老人包攬了孩子的所有事務，而其親生父母竟可以完全不負責任。 當然，在多數情況下，鼓勵生育的，往往都不是養育職責的承擔者。在中國的家庭結構下，有個不時可見的現象：一個家庭成員的付出越是能讓其他人受益，往往越是被看作理所當然。其結果，通常都是最無可推卸的那個人承擔起重負。 既然生育對一個社會體系的存續至關重要（這一點沒有疑問），那麼合理的推論是：它應該構建起一個對女性、母親和孩子友好的社會，並且這一點必須落實為制度，而不是把這僅僅看作是個人責無旁貸的職責，要你獨自承擔。 「血脈延續」的絕對律令，對現在的年輕一代來說，這樣的說辭往輕里說也是缺乏說服力的。不誇張地說，「不婚不育」的選擇是當下年輕人少有的，甚至可能是唯一可以完全由自己決定的事情了。 不僅如此，他們重新詮釋了「負責任」的界定，反過來主張，在社會生存仍然如此不容易的條件下，貿然將一個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上來，才是巨大的不負責任。 這種觀念在中國文化的傳統里很難找到對應物，倒是接近叔本華的理念。這位以悲觀主義著稱的德國哲學家認為，人生充滿各種危險、邪惡，是一個令人失望的「騙局」。既然如此，他哀嘆道，讓未出生的孩子免負生存重擔，是一種美德，因為這種生存的痛苦將不可避免地吞噬所有他們能夠暫時獲得的滿足。 不難看出，這是一種更為現代的理念，因為哪怕很悲觀，但它不是朝向過去，對祖先負責，而是朝向未來，對未出生的個體負責，並且它隱含著這樣一種未予言明的進步觀：後代有權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 僅僅指責現在的年輕一代「不負責任」是無濟於事的，這隻能證明老一輩已經無法理解這樣一種全新的社會理念：結婚生子本身不是目的，能幸福生活才是目的，並且這種想法完全正當，因為只有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有望變好。 這並不是少數年輕人的出格想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現在國內農村地區的生育率已低於城市。《中國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指出： 農民日益重視當下的、個體化的生活體驗，且致力於追求多重目標之下權衡與選擇的自由。生育行為逐漸從傳宗接代的價值體系中解放出來，並日益服從於美好生活的追求。 此時，老一輩喋喋不休地重申催婚催生的緊箍咒，很難見效，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傾聽過年輕人的想法，甚至沒有認真去了解過「為什麼那麼多人的生育意願那麼低」，當然更談不上如何為他們解決問題了。 諸如減輕家庭壓力之類的種種建議，早已有人談了夠多，在此我只想補充一點：權力文化會戕害創造、生育的慾望，而那些能讓我想要創造一個生命的念頭，往往卻正是被我們這個社會認為「無用」的那些東西激發的。 哈佛大學英語系的美學教授伊萊恩·斯凱瑞（Elaine Scarry）曾說過，古希臘人就已意識到，與美接觸，有一種重要效應，那就是，「當面對美的人或事物時，會產生一種想要將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慾望」： 與美接觸，還會湧起創作詩歌、法律著述、哲學作品的慾望。維特根斯坦等現代哲學家亦表達了同一觀點。再次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創造能力是實現公正的先決條件：美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為的，而公正往往是人為的；它常需要人們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實現。因此喚醒我們關注自身創造力的所有事物，就是剔除不對等和傷害的第一步。 確實，從某種意義上，創作者也像是在賦予作品生命，而美好能激發創造，還有不止一個讀者和我說過這樣的話：「看了你寫自己孩子的故事，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產生了自己也想要一個孩子的念頭。」 是啊，這原本應當是自發湧現的內在慾望，與其催婚催生，不如想想，如何才能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在那裡，每一個父母可以問心無愧地對孩子說：「帶你來到這個世界，並不是爸爸媽媽不負責任。」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維舟）
8月15日中國國家統計局決定暫停公布青年失業率，震驚世界，被認為是掩耳盜鈴。中國的16-24歲青年失業率從2018年12月的10.1%攀升到2022年12月的16.7%。放棄新冠清零政策後，原本指望青年失業率會應聲而下，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青年失業率屢創歷史新高，2023年6月高達21.3%，北京大學學者張丹丹估算青年實際失業率甚至高達46.5%。7月份的失業率之高甚至嚇得國家統計局不敢公布了。 同樣，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導致消費者信心指數從2月的121暴跌到11月的86；12月放棄清零政策後，消費者信心指數只略微反彈到2023年2、3月的95，然後回落到4月的87。應該是因為消費者指數太低，中國官方在5月開始也不敢公布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國的經濟。 計劃生育是中國經濟問題根源 1980年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理由之一是人口增長「為就學、就業增加困難」。其實恰恰是獨生子女政策本身導致了就業壓力。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費，才有生產和服務，才能提供就業機會。我在2004年一篇9萬多字的報告和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就指出，計劃生育將長期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短期因為兒童比例過低導致內需不足和勞動力「額外」過剩，遠期導致勞動力不足和老人「額外」過剩。 居民消費通常佔一個國家GDP的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間，美國的居民消費佔GDP的68%，印度佔59%，除中國之外的中等收入國家作為整體佔61%，但中國僅佔37%。在2017-2021年間，中國的GDP佔全球的16.7%，但其居民消費僅佔全球的11.5%。 中國的消費低迷，原因是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兒童比例。願意為孩子花錢是父母的本能。從嬰兒產品到玩具、教育，兒童的消費帶動龐大產業鏈。兒童本身就是經濟希望，提振消費信心，刺激投資。兒童比例低會導致消費不足和勞動力「額外」過剩。因此，0-14歲兒童佔總人口的比例與居民消費呈正相關，而15-64歲勞動力佔比則相反。 中國的內需不足是因為15-64歲勞動力佔總人口的比例高達73-75%（國際社會為64-66%）；而勞動力「額外」過剩，又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導致0-14歲兒童佔比從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在國際社會，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佔GDP的60-70%，中國在1983年也佔62%。但是獨生子女政策減少家庭的剛性需求，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下降、政府擴大和貧富差別拉大。比如說，如果主流家庭有3個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60%以上才能養家糊口，否則老百姓會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個孩子，那麼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40%就能滿足一家三口的剛需。 再怎麼刺激消費，普通百姓就是買不起 1990年代胡鞍鋼等人推出的分稅制改革，進一步導致中央財政擠壓地方財政，地方財政擠壓家庭。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家庭收入也在增長，民眾也有獲得感，但其增速低於GDP的增長，於是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覺之中下降到現在的43%，中位數更是只有37%，財富不成比例地掌握在各級政府和富人手中。政府可以為所欲為（包括新冠清零政策），富人的強購買力則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場，但普通百姓連養一個孩子都困難，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產。 居民消費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這一比例見於美國曆年的縱向比較，也見於中國各省的橫向比較。中國的家庭規模從1982年的4.4人縮小為2020年的2.6人。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從1983年62%下降到現在的43%，同期居民消費率也從53%降至38%。中國近年提出「雙循環」理論，在刺激消費上鑼鼓喧天，但消費就是起不來，因為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奶水不足，再怎麼吸也沒有用。 獨生子女的家長擔心養老，於是減少消費、存錢養老。中國的政府、企業和富人的儲蓄率也居高不下。因此，在2005-2020期間，中國的平均儲蓄率高達47%，而除中國外的其他國家作為整體只有24%，美國只有18%。 與國內市場相比，中國有超過1億的「過剩」勞動力。因此，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經濟主要靠消費驅動，中國的經濟更多依靠出口和對房地產及高鐵等基礎設施投資的拉動。從2005年至2020年，中國的投資率平均為44%，而除中國外的其他國家作為整體只有23%，美國只有21%。然而，過度投資導致了房地產泡沫和政府債務危機。 人人進高校 工作真難找 由於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只有38%，使得服務業只能提供48%的就業。但是獨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龍，又讓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達60%，相當於美國1987年、日本和德國2011年、法國2014年、英國2017年的水平，而當年這些國家的服務業提供了70-80%的就業。 高校畢業生主要不是從事農業、工業，而是第三產業。中國如此低的居民消費率，如此落後的服務業，如此高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導致大學生就業難。中國的高校畢業生數從2000年的101萬增加到2010年的614萬、2020年的870萬、2022年的1053萬，今年更是超過1100萬。 以前與美國產業鏈相關聯的企業為中國大學生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但是隨著美中貿易戰的爆發，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的份額從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13%。歐盟等地由於經濟減速和對中國的「去風險」，從中國的進口也減少。2023年1-7月中國的出口同比下降5%，其中7月份更是暴跌14.5%。中國政府對意識形態的管控也削弱了服務業。這些原因共同導致青年失業率飆升。 打個比喻，發達國家的房子，牆壁面積只佔20%，房子空間佔70%以上，居住舒服。而中國的房子，牆壁面積佔52%，房子空間只佔48%，住起來很憋屈；以前靠「租房」（出口）緩解了壓力，現在人家不讓「租房」了，於是大家都擠在狹窄的空間里。 中國當局擔心的是青年高失業率會導致社會不穩，其實最大的危害是降低結婚率和生育率，對中國人口危機是雪上加霜。中國的青年人口本身在快速減少，絕大多數又進入大學，必將導致中國製造業衰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群眾可能不懂經濟學，但群眾就是經濟學本身。 這兩天，經濟學專家陳文玲在論壇上，拋出了一套有關生育的高論，被掛在熱搜上引發熱烈討論。 網路圖片 陳教授的觀點是：年輕人不生小孩是錯的，錯到連經濟學都不答應。 她認為，按照經濟學家貝克爾的行為經濟學理論，子女是能給你帶來長久回報的耐用消費品。 其價值，是遠超你購買的其他消費品的。 通俗點說就是： 年輕人不生孩子，虧麻了！ 陳文玲在多所高校擔任博導和教授，學術造詣很深，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做財經科普，按理說大伙兒應該感激。 但斯基看了這番話，還是替陳教授捏一把汗，因為這段話里的邏輯是非常危險的。 按陳教授的說法，子女是長周期的耐用消費品。 已知：子女是人，所以人是長周期的耐用消費品。 已知：耐用消費品也有減值損耗，理論上屬於廣義的耗材。 所以這段話的邏輯是，人是……？ 您這是要跟大伙兒攤牌了嗎？ 陳教授生於1953年，按理說是見識過時代潮流的人，知道說錯話的後果可大可小。 一位經濟學專家，在台上大大咧咧地輸出這樣的暴論，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 陳教授，你怎麼能拿西方的理論來生搬硬套我們？ 既然陳教授搬出了經濟學家貝克爾，咱們也可以掰扯掰扯這些枯燥的經濟學理論。 貝克爾這位拿過諾獎的老學究，用了很多經濟學邏輯，來解釋日常家庭活動關係。 他把婚姻看作一種市場關係和市場行為：結婚、生育或離婚，是男女雙方比較「成本」和「收益」的結果。 父母通過對孩子成長和教育的「投入」，換取從孩子身上獲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這種「產出」。 通俗點說，養孩子和養汽車是一樣一樣的，子女也算一種耐用消費品。 理論上，陳教授引用貝克爾的話，從經濟學角度還真不能說她錯。 但是這套理論，當初是用來研究人家美國的生育問題的，「子女是消費品」只是一個學術意義的推論。 到了陳教授這裡，扭頭就拿「子女這種消費品」，去和生活中「其他消費品」做價值比較。 把「年輕人不生孩子」這種複雜的社會課題，簡化為「對與錯」的二極體評判。 這不僅是赤裸裸地夾帶私貨，也是將人徹底「物化」的極端言論。 更關鍵的是，人家貝克爾的這套理論還有另外一半。 他提到，一個家庭決定是否生育的最重要動機，就是要比較生孩子的「收益」和「成本」。 如果生育一個孩子的成本大於收益，則人們就會決定不生育；反之，則決定生育。 通俗來說，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首要削減的開支，就是子女一類的「耐用消費品」。 背書本記一半、忘一半，可以解釋為陳教授年紀大了、記性差了。 但經濟學是一門嚴肅的學科，是探索和總結社會規律的。 當一位經濟學家發現現實和理論不符合，不是去探究背後的原因，不是去修訂和補充理論。 而是站在台上，去呼籲現實儘快向自己的那套理論靠攏，否則就是離經叛道、不識抬舉。 當年「地心說」和「日心說」論戰，有人跑去警告太陽好自為之、回到正軌的嗎？ 斯基覺得，既然專家們攤牌了，事情反而好辦多了。 過去指責年輕人不生孩子的時候，總是沒說幾句話就要上價值。 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什麼「沒有孩子的一生不完整」，什麼「繁衍是人類本能」…… 在這套話術里，生育是個體和家庭絕對的責任，不生近乎犯罪。 現在好了，你專家不是說「子女是消費品」嗎？不是想讓「消費品」去生產下一代「消費品」嗎？ 可以啊，那就別打感情牌，坐下來算生產賬，經濟學嘛，講究極致理性。 咱們左手貝克爾的著作，右手拿著計算器，就按著「消費品」的投入和產出一條條地過，誰也別想打馬虎眼矇混過關。 一個孩子從生下到上學、畢業到工作，中間要多大花銷？父母這筆投入到最後，能從孩子身上賺回多少？ 這筆生育的開支會佔用多少父母的消費、養老資金？會多大程度上增加父母法定工時之外的勞動時數？ 咱們不喊口號、不扣帽子，大鳴大放，你不做人我也不做人，誰也別把人當人。 橫掃一切溫情脈脈和小清新，直面靈魂最深處，就看生孩子這筆賬能不能算平。 如果這筆賬能算平，你專家再去上價值，用對和錯去評價不生孩子的年輕人。 如果這筆賬算不平，那就必須要搞清楚： 子女這個消費品，究竟誰在生產，誰在消費？ 人口話題一直是財經界的頂流，常有專家拿一些深奧的經濟學理論，去套生育話題。 2021年的時候，央行有一篇工作論文突然火出了圈，因為文中對人口問題直言不諱、尺度很大，一度影響了生育概念股走勢。 在這篇論文里，不僅將老年人直呼為「凈消耗人口」，也在反覆提醒「人口紅利還剩10年」，尤其是那句： 要認識到人口紅利當時用得舒服，事後是需要償還的負債。 從平素四平八穩的央行口徑傳出，頗有點奔走呼號的畫面。 這一時期，也有所謂學者在微博上發文，直接把人口生產當工業討論，其中有兩句話： 人口生產，也是一種生產，原理也是相通的。 搞起生產，咱們誰也不怕。 這種赤裸裸的「暴論」讓當時的互聯網一片嘩然，細思極恐。 這些話不僅是對人性的極端漠視，也缺乏所謂的經濟學常識。 專家把人口看作產品，群眾就學OPEC，通過減產來維持可持續開採的利潤。 專家把人口看作資產，群眾就學比特幣，通過邊際供應減產，來保值增值，做大做強。 群眾可能不懂經濟學原理，但群眾就是經濟學本身。 很多時候，人口這個問題在專家的嘴裡，可以是紅利，可以是資源，可以是負債，也可以是軟肋。 甚至可以是產品，是耐用消費品。 就是不可以是人。 不過斯基覺得，能做到專家這個位置的人，智商和情商不會太低。 他們有時候的話可能會惹咱們生氣，可能他們也不太在乎。 是因為這些話，原本就不是說給咱們聽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斯基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