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这几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宪举教授一举成为网红，并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势头。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时，谈到该国人口政策改革经验，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中，王教授发出惊天一问： “我们国家女同志现在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这段提问视频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难了。 首先是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王教授的提问带有“爹味”，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把女性当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经验的中企员工说，在哈萨克斯坦生孩子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产检和生孩子是免费的，生完孩子国家会给一年半的奶粉钱，还会给几千元的红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个月的工资，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职待遇，等等，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儿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风情，所提的问题，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尴尬的是，王教授这一问，还招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的打脸。昨天，该社连续发文，介绍该国在保护女性权益及哈萨克斯坦女性为社会所做贡献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萨克斯坦，女性并非像王教授想象的那样，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权利受尊重的人。 网络图片 王教授为国分忧，精神可嘉，可惜这一问却成了七伤拳，让人民大学的声誉、学者的专业能力、他自己的体面，甚至国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轻的伤害。 最讽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驻外记者出身，曾供职于几大官方新闻机构，有很长时间的驻外经历。按理说，这样的职业履历，应该让他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过得去的人文修养，不至于提出这么粗鲁丢人的问题。可叹的是，事实表明，他似乎既昧于国情，又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 笔者认为，驻外记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下中国人极度缺乏国际视野的一个缩影，是当下畸形、狭隘的国际报道生态的必然产物。 挟经济崛起带来的自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向世界输出关于自己的积极、光明的形象，成为近年来媒体忙得不亦乐乎的一件事，国家并为此投入了不菲的资源。然而，与此同时，在把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准确地介绍给国人，特别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别国优点如实、充分地输入进来这方面，却明显诚意欠奉。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国际新闻，除了有助于形成一幅“别国都很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的图像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优缺点，作为一个尚属发展中国家的驻外记者，其使命，除了及时报道驻在国的政经动态，更重要的，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以高度的诚意，细致挖掘他国可以学习、借鉴的优点，发回国内，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决策，增广国民见闻。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员工之口的关于该国生育成本的故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让国人与政府知情，获得启发，见贤思齐。相信这样的新闻熏陶出来的国民精神与公权力，会少一些自大，多一份开阔，而王教授若有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不会悲剧性地提出那个雷人的问题了。 当下中国，亟需正派的国际报道。所谓正派的国际新闻报道，应该让国民变得开阔，而不是狭隘；变得刚健，而不是满腹虚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媒体派出了近两百名随军记者，跟随日军侵略的步伐，从朝鲜到中国，将战场信息即时发回日本，史家认为，这些随军记者有关这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的报道，立场自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对培养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功不可没，但其中的一些媒体，也报道了日军对中国战俘、平民的屠杀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嘘的“文明战争”的美丽气泡，为后人公正书写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国际报道，出自百年前敌国的媒体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国际报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问题就会少一分。 正是： 缘何服帖去生产？教授一问信惊天。 可叹丢人现眼者，曾摇国际大笔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这几天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宪举教授一举成为网红，并且知名度有走向世界的势头。 他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时，谈到该国人口政策改革经验，在演讲结束后的互动环节中，王教授发出惊天一问： “我们国家女同志现在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这段提问视频一流出，王教授想不成名都难了。 首先是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认为王教授的提问带有“爹味”，缺乏对女性的尊重，把女性当做了生育工具；有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经验的中企员工说，在哈萨克斯坦生孩子的成本远远低于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产检和生孩子是免费的，生完孩子国家会给一年半的奶粉钱，还会给几千元的红包，工作的女性可以一次性拿六个月的工资，以及享受三年的停薪留职待遇，等等，这一系列政策使得育儿成本大大降低。王教授不解风情，所提的问题，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有得一比。 更尴尬的是，王教授这一问，还招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的打脸。昨天，该社连续发文，介绍该国在保护女性权益及哈萨克斯坦女性为社会所做贡献方面的成就，言外之意是，在哈萨克斯坦，女性并非像王教授想象的那样，是服服帖帖地生孩子的工具，而是享有权利受尊重的人。 网络图片 王教授为国分忧，精神可嘉，可惜这一问却成了七伤拳，让人民大学的声誉、学者的专业能力、他自己的体面，甚至国家的形象，都遭受了不轻的伤害。 最讽刺的是，王教授竟然是驻外记者出身，曾供职于几大官方新闻机构，有很长时间的驻外经历。按理说，这样的职业履历，应该让他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过得去的人文修养，不至于提出这么粗鲁丢人的问题。可叹的是，事实表明，他似乎既昧于国情，又缺乏应有的国际视野。 笔者认为，驻外记者出身的王教授而有如此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下中国人极度缺乏国际视野的一个缩影，是当下畸形、狭隘的国际报道生态的必然产物。 挟经济崛起带来的自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出发点，向世界输出关于自己的积极、光明的形象，成为近年来媒体忙得不亦乐乎的一件事，国家并为此投入了不菲的资源。然而，与此同时，在把一个丰富、多元的世界准确地介绍给国人，特别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把别国优点如实、充分地输入进来这方面，却明显诚意欠奉。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国际新闻，除了有助于形成一幅“别国都很乱套，风景这边独好”的图像外，不会有别的效果。 事实上，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优缺点，作为一个尚属发展中国家的驻外记者，其使命，除了及时报道驻在国的政经动态，更重要的，应该像蜜蜂采蜜那样，以高度的诚意，细致挖掘他国可以学习、借鉴的优点，发回国内，以作它山之石，助力政府决策，增广国民见闻。例如，前述出自中企员工之口的关于该国生育成本的故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让国人与政府知情，获得启发，见贤思齐。相信这样的新闻熏陶出来的国民精神与公权力，会少一些自大，多一份开阔，而王教授若有这方面的知识，也就不会悲剧性地提出那个雷人的问题了。 当下中国，亟需正派的国际报道。所谓正派的国际新闻报道，应该让国民变得开阔，而不是狭隘；变得刚健，而不是满腹虚火、一腔受害心理。 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媒体派出了近两百名随军记者，跟随日军侵略的步伐，从朝鲜到中国，将战场信息即时发回日本，史家认为，这些随军记者有关这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的报道，立场自然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对培养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功不可没，但其中的一些媒体，也报道了日军对中国战俘、平民的屠杀暴行，刺破了日本自己吹嘘的“文明战争”的美丽气泡，为后人公正书写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国际报道，出自百年前敌国的媒体之手，值得深思。 正派的国际报道多一些，王教授式的问题就会少一分。 正是： 缘何服帖去生产？教授一问信惊天。 可叹丢人现眼者，曾摇国际大笔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你看到这条短信了吗？有人收到后笑说：“太惊悚了，本来还想多睡会，一看都吓醒了。” 一日之间，“西安卫健委和计划生育协会七夕催生”冲上了微博热门话题。有人不满地说：“你哪怕点到为止呢？哪怕就说句七夕快乐，家庭幸福呢？非要这么图穷匕见吗？” 有人感叹，就算催生也要讲究方式方法，“少讲国家大义，多谈个人利益。千万千万别跟‘赓续中华血脉，共担复兴重任’扯上关系。这话正常人一看脑袋都大了，直接就跟你闹脾气，越这样，越不生。要从小处着手，多说好话，少说空话。” 当然，也有人大赞：“好事！终于看到官媒在行动了。”因为他认为“繁衍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不婚不育”都“近乎自私”。一贯国家主义立场的“子午侠士”显然也觉这催生没啥不对：“那么多人骂，至于吗？这是提倡，或者叫倡导，又不是强迫，有人咋反应那么大？”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感？因为这用的虽然是新技术手段，但在骨子里，这和一个大家庭里那种长辈令人厌烦的催婚做法并无本质区别：逢年过节提醒一下，“都老大不小了，打算什么时候谈恋爱/结婚/生子啊？” 这透露出老人的焦虑感，与其说是关心你，不如说是关心家族血脉的存续，唯恐你不懂事，不肯承担起这一重任。在此，恋爱、婚姻、生育是神圣的三位一体，而“爱情”完全是为最后一步服务的——实际上，没有爱情也无所谓，最后能生娃就行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育观？它认定，生育（reproduction）就是社会组织的再生产（reproduction），任何个体与其说是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倒不如说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基本单位。 基于此，你是从祖先到子孙后代这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有责任把那个神圣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样，家族才得以永生。研究中国史的岸本美绪指出，在这样的血脉传承中，每一代的人格都被祖先所涵摄，“要想违背从祖先到子孙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长也不被容许”。 为什么父母能理直气壮地指责不婚不育的子女“不负责任”和“自私”，原因说到底就在这里。根据这种特殊的信念（甚至可说是“信仰”），你并不是你自己，无权自作主张生或不生，因为繁衍后代乃是赐予你生命的祖先的绝对命令。 如果说现在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这种血脉延续的观念，不知不觉中从“家”转向了“国”，从“家族”转向了“民族”，所以才有“我为祖国生二胎”的说法，其潜台词是：生孩子是你作为国族一员或社会成员的“职责”。 经济学家马光远2022年曾在网易未来大会上宣称，在中国经济好的地方，大家都爱生孩子，经济不太好的地方，不爱生孩子，“有担当、有责任、有经济实力的人一定要多生孩子，这是改变中国经济预期的一个关键。” 这番话的对错且不论，有一点似可明确：他理解的“有责任”，是把生孩子看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多生孩子就是助推经济发展，说得倒像是一个地方经济之所以不好，得归罪于那些不肯生孩子的单身男女。 然而，这种传统的生育观潜藏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每个人说到底，都是在“为他者生娃”——无论这个他者是父母、祖先、家族还是国家、民族、社会，但这么一来，很多人就会自然觉得“这不是我的事”。 我听说过无数这样的事：父母为了抱孙儿，对儿女做了无条件退让，“只要生出来，你们什么都不用管”；而儿女也果真觉得“本来就不是我想生的，那生了我可不管”。其结果，在这些家庭里，老人包揽了孩子的所有事务，而其亲生父母竟可以完全不负责任。 当然，在多数情况下，鼓励生育的，往往都不是养育职责的承担者。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下，有个不时可见的现象：一个家庭成员的付出越是能让其他人受益，往往越是被看作理所当然。其结果，通常都是最无可推卸的那个人承担起重负。 既然生育对一个社会体系的存续至关重要（这一点没有疑问），那么合理的推论是：它应该构建起一个对女性、母亲和孩子友好的社会，并且这一点必须落实为制度，而不是把这仅仅看作是个人责无旁贷的职责，要你独自承担。 “血脉延续”的绝对律令，对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样的说辞往轻里说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不夸张地说，“不婚不育”的选择是当下年轻人少有的，甚至可能是唯一可以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事情了。 不仅如此，他们重新诠释了“负责任”的界定，反过来主张，在社会生存仍然如此不容易的条件下，贸然将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才是巨大的不负责任。 这种观念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很难找到对应物，倒是接近叔本华的理念。这位以悲观主义著称的德国哲学家认为，人生充满各种危险、邪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骗局”。既然如此，他哀叹道，让未出生的孩子免负生存重担，是一种美德，因为这种生存的痛苦将不可避免地吞噬所有他们能够暂时获得的满足。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更为现代的理念，因为哪怕很悲观，但它不是朝向过去，对祖先负责，而是朝向未来，对未出生的个体负责，并且它隐含着这样一种未予言明的进步观：后代有权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 仅仅指责现在的年轻一代“不负责任”是无济于事的，这只能证明老一辈已经无法理解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理念：结婚生子本身不是目的，能幸福生活才是目的，并且这种想法完全正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望变好。 这并不是少数年轻人的出格想法，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在国内农村地区的生育率已低于城市。《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指出： 农民日益重视当下的、个体化的生活体验，且致力于追求多重目标之下权衡与选择的自由。生育行为逐渐从传宗接代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并日益服从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此时，老一辈喋喋不休地重申催婚催生的紧箍咒，很难见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倾听过年轻人的想法，甚至没有认真去了解过“为什么那么多人的生育意愿那么低”，当然更谈不上如何为他们解决问题了。 诸如减轻家庭压力之类的种种建议，早已有人谈了够多，在此我只想补充一点：权力文化会戕害创造、生育的欲望，而那些能让我想要创造一个生命的念头，往往却正是被我们这个社会认为“无用”的那些东西激发的。 哈佛大学英语系的美学教授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曾说过，古希腊人就已意识到，与美接触，有一种重要效应，那就是，“当面对美的人或事物时，会产生一种想要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欲望”： 与美接触，还会涌起创作诗歌、法律著述、哲学作品的欲望。维特根斯坦等现代哲学家亦表达了同一观点。再次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是实现公正的先决条件：美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而公正往往是人为的；它常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唤醒我们关注自身创造力的所有事物，就是剔除不对等和伤害的第一步。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创作者也像是在赋予作品生命，而美好能激发创造，还有不止一个读者和我说过这样的话：“看了你写自己孩子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产生了自己也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 是啊，这原本应当是自发涌现的内在欲望，与其催婚催生，不如想想，如何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父母可以问心无愧地对孩子说：“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爸爸妈妈不负责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维舟）
8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决定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震惊世界，被认为是掩耳盗铃。中国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从2018年12月的10.1%攀升到2022年12月的16.7%。放弃新冠清零政策后，原本指望青年失业率会应声而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青年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2023年6月高达21.3%，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估算青年实际失业率甚至高达46.5%。7月份的失业率之高甚至吓得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了。 同样，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月的121暴跌到11月的86；12月放弃清零政策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只略微反弹到2023年2、3月的95，然后回落到4月的87。应该是因为消费者指数太低，中国官方在5月开始也不敢公布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的经济。 计划生育是中国经济问题根源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理由之一是人口增长“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其实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导致了就业压力。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费，才有生产和服务，才能提供就业机会。我在2004年一篇9万多字的报告和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就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短期因为儿童比例过低导致内需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远期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居民消费通常占一个国家GDP的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68%，印度占59%，除中国之外的中等收入国家作为整体占61%，但中国仅占37%。在2017-2021年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6.7%，但其居民消费仅占全球的11.5%。 中国的消费低迷，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比例。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本能。从婴儿产品到玩具、教育，儿童的消费带动庞大产业链。儿童本身就是经济希望，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投资。儿童比例低会导致消费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因此，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15-64岁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3-75%（国际社会为64-66%）；而劳动力“额外”过剩，又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在国际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占GDP的60-70%，中国在1983年也占62%。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家庭的刚性需求，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政府扩大和贫富差别拉大。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3个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否则老百姓会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再怎么刺激消费，普通百姓就是买不起 1990年代胡鞍钢等人推出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导致中央财政挤压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挤压家庭。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家庭收入也在增长，民众也有获得感，但其增速低于GDP的增长，于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下降到现在的43%，中位数更是只有37%，财富不成比例地掌握在各级政府和富人手中。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新冠清零政策），富人的强购买力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但普通百姓连养一个孩子都困难，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 居民消费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这一比例见于美国历年的纵向比较，也见于中国各省的横向比较。中国的家庭规模从1982年的4.4人缩小为2020年的2.6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62%下降到现在的43%，同期居民消费率也从53%降至38%。中国近年提出“双循环”理论，在刺激消费上锣鼓喧天，但消费就是起不来，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奶水不足，再怎么吸也没有用。 独生子女的家长担心养老，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富人的储蓄率也居高不下。因此，在2005-2020期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47%，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4%，美国只有18%。 与国内市场相比，中国有超过1亿的“过剩”劳动力。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主要靠消费驱动，中国的经济更多依靠出口和对房地产及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从2005年至2020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4%，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3%，美国只有21%。然而，过度投资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危机。 人人进高校 工作真难找 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8%，使得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但是独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龙，又让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60%，相当于美国1987年、日本和德国2011年、法国2014年、英国2017年的水平，而当年这些国家的服务业提供了70-80%的就业。 高校毕业生主要不是从事农业、工业，而是第三产业。中国如此低的居民消费率，如此落后的服务业，如此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数从2000年的101万增加到2010年的614万、2020年的870万、2022年的1053万，今年更是超过1100万。 以前与美国产业链相关联的企业为中国大学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13%。欧盟等地由于经济减速和对中国的“去风险”，从中国的进口也减少。2023年1-7月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5%，其中7月份更是暴跌14.5%。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也削弱了服务业。这些原因共同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 打个比喻，发达国家的房子，墙壁面积只占20%，房子空间占70%以上，居住舒服。而中国的房子，墙壁面积占52%，房子空间只占48%，住起来很憋屈；以前靠“租房”（出口）缓解了压力，现在人家不让“租房”了，于是大家都挤在狭窄的空间里。 中国当局担心的是青年高失业率会导致社会不稳，其实最大的危害是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对中国人口危机是雪上加霜。中国的青年人口本身在快速减少，绝大多数又进入大学，必将导致中国制造业衰退。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群众可能不懂经济学，但群众就是经济学本身。 这两天，经济学专家陈文玲在论坛上，抛出了一套有关生育的高论，被挂在热搜上引发热烈讨论。 网络图片 陈教授的观点是：年轻人不生小孩是错的，错到连经济学都不答应。 她认为，按照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行为经济学理论，子女是能给你带来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 其价值，是远超你购买的其他消费品的。 通俗点说就是： 年轻人不生孩子，亏麻了！ 陈文玲在多所高校担任博导和教授，学术造诣很深，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财经科普，按理说大伙儿应该感激。 但斯基看了这番话，还是替陈教授捏一把汗，因为这段话里的逻辑是非常危险的。 按陈教授的说法，子女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 已知：子女是人，所以人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 已知：耐用消费品也有减值损耗，理论上属于广义的耗材。 所以这段话的逻辑是，人是……？ 您这是要跟大伙儿摊牌了吗？ 陈教授生于1953年，按理说是见识过时代潮流的人，知道说错话的后果可大可小。 一位经济学专家，在台上大大咧咧地输出这样的暴论，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陈教授，你怎么能拿西方的理论来生搬硬套我们？ 既然陈教授搬出了经济学家贝克尔，咱们也可以掰扯掰扯这些枯燥的经济学理论。 贝克尔这位拿过诺奖的老学究，用了很多经济学逻辑，来解释日常家庭活动关系。 他把婚姻看作一种市场关系和市场行为：结婚、生育或离婚，是男女双方比较“成本”和“收益”的结果。 父母通过对孩子成长和教育的“投入”，换取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成就感和幸福感这种“产出”。 通俗点说，养孩子和养汽车是一样一样的，子女也算一种耐用消费品。 理论上，陈教授引用贝克尔的话，从经济学角度还真不能说她错。 但是这套理论，当初是用来研究人家美国的生育问题的，“子女是消费品”只是一个学术意义的推论。 到了陈教授这里，扭头就拿“子女这种消费品”，去和生活中“其他消费品”做价值比较。 把“年轻人不生孩子”这种复杂的社会课题，简化为“对与错”的二极管评判。 这不仅是赤裸裸地夹带私货，也是将人彻底“物化”的极端言论。 更关键的是，人家贝克尔的这套理论还有另外一半。 他提到，一个家庭决定是否生育的最重要动机，就是要比较生孩子的“收益”和“成本”。 如果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大于收益，则人们就会决定不生育；反之，则决定生育。 通俗来说，家庭经济状况不佳，首要削减的开支，就是子女一类的“耐用消费品”。 背书本记一半、忘一半，可以解释为陈教授年纪大了、记性差了。 但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是探索和总结社会规律的。 当一位经济学家发现现实和理论不符合，不是去探究背后的原因，不是去修订和补充理论。 而是站在台上，去呼吁现实尽快向自己的那套理论靠拢，否则就是离经叛道、不识抬举。 当年“地心说”和“日心说”论战，有人跑去警告太阳好自为之、回到正轨的吗？ 斯基觉得，既然专家们摊牌了，事情反而好办多了。 过去指责年轻人不生孩子的时候，总是没说几句话就要上价值。 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没有孩子的一生不完整”，什么“繁衍是人类本能”…… 在这套话术里，生育是个体和家庭绝对的责任，不生近乎犯罪。 现在好了，你专家不是说“子女是消费品”吗？不是想让“消费品”去生产下一代“消费品”吗？ 可以啊，那就别打感情牌，坐下来算生产账，经济学嘛，讲究极致理性。 咱们左手贝克尔的著作，右手拿着计算器，就按着“消费品”的投入和产出一条条地过，谁也别想打马虎眼蒙混过关。 一个孩子从生下到上学、毕业到工作，中间要多大花销？父母这笔投入到最后，能从孩子身上赚回多少？ 这笔生育的开支会占用多少父母的消费、养老资金？会多大程度上增加父母法定工时之外的劳动时数？ 咱们不喊口号、不扣帽子，大鸣大放，你不做人我也不做人，谁也别把人当人。 横扫一切温情脉脉和小清新，直面灵魂最深处，就看生孩子这笔账能不能算平。 如果这笔账能算平，你专家再去上价值，用对和错去评价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如果这笔账算不平，那就必须要搞清楚： 子女这个消费品，究竟谁在生产，谁在消费？ 人口话题一直是财经界的顶流，常有专家拿一些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去套生育话题。 2021年的时候，央行有一篇工作论文突然火出了圈，因为文中对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尺度很大，一度影响了生育概念股走势。 在这篇论文里，不仅将老年人直呼为“净消耗人口”，也在反复提醒“人口红利还剩10年”，尤其是那句： 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 从平素四平八稳的央行口径传出，颇有点奔走呼号的画面。 这一时期，也有所谓学者在微博上发文，直接把人口生产当工业讨论，其中有两句话： 人口生产，也是一种生产，原理也是相通的。 搞起生产，咱们谁也不怕。 这种赤裸裸的“暴论”让当时的互联网一片哗然，细思极恐。 这些话不仅是对人性的极端漠视，也缺乏所谓的经济学常识。 专家把人口看作产品，群众就学OPEC，通过减产来维持可持续开采的利润。 专家把人口看作资产，群众就学比特币，通过边际供应减产，来保值增值，做大做强。 群众可能不懂经济学原理，但群众就是经济学本身。 很多时候，人口这个问题在专家的嘴里，可以是红利，可以是资源，可以是负债，也可以是软肋。 甚至可以是产品，是耐用消费品。 就是不可以是人。 不过斯基觉得，能做到专家这个位置的人，智商和情商不会太低。 他们有时候的话可能会惹咱们生气，可能他们也不太在乎。 是因为这些话，原本就不是说给咱们听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斯基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