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指使襲擊餐旅場所 墨市男出庭受審
2026 年 7 月 15 日
前天國務院就《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進行回答，談到了刺激生育的具體措施。 經濟支持方面，國家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2023年將標準從每個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乍一看數字很多，但注意是扣除個人所得稅，而按照官方稅率，月收入5000以下的人是免繳個人所得稅的，在5000-8000元的區間稅率也僅為3%，而99%的中國人月收入是在8000以下的，絕大多數人根本享受不到這項福利。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能享受到的估計也就是北上廣深一些央企、金融機構、互聯網大廠的員工，而這些高收入者，生育的機會成本太高，不會因為減2000元的稅就多生。 一句話，想生的人沒有拿到優惠，不想生的聊勝於無，最後恐怕沒多大作用。 除了減稅，各省還延長了產假，普遍將其從98天延長到158天以上，各地還設立了15天的配偶陪產假、5-20天的父母育兒假等。 看起來似乎不錯，但問題是配偶產假和產婦產假差的太多，會讓企業更優先僱傭男員工，想要在事業上發展的女性不得不推遲甚至取消生育。158天不工作，私人企業根本無法承受，除非政府負擔成本。比較合理的方式是配偶和產婦產假天數差不多，最多後者是前者的2倍，然後政府給放產假的企業一些稅收優惠，現在的方案顯然有缺陷。 還有生育津貼，如今到底多少錢，怎麼發，還是未知數，要真想提高生育，還是要發錢，把錢發到容易滿足，有生育意願的群體，相信有大量農村和小縣城的家庭，看重這一個月800元錢。還是要加大力度！ 網路圖片
前天國務院就《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進行回答，談到了刺激生育的具體措施。 經濟支持方面，國家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2023年將標準從每個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乍一看數字很多，但注意是扣除個人所得稅，而按照官方稅率，月收入5000以下的人是免繳個人所得稅的，在5000-8000元的區間稅率也僅為3%，而99%的中國人月收入是在8000以下的，絕大多數人根本享受不到這項福利。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能享受到的估計也就是北上廣深一些央企、金融機構、互聯網大廠的員工，而這些高收入者，生育的機會成本太高，不會因為減2000元的稅就多生。 一句話，想生的人沒有拿到優惠，不想生的聊勝於無，最後恐怕沒多大作用。 除了減稅，各省還延長了產假，普遍將其從98天延長到158天以上，各地還設立了15天的配偶陪產假、5-20天的父母育兒假等。 看起來似乎不錯，但問題是配偶產假和產婦產假差的太多，會讓企業更優先僱傭男員工，想要在事業上發展的女性不得不推遲甚至取消生育。158天不工作，私人企業根本無法承受，除非政府負擔成本。比較合理的方式是配偶和產婦產假天數差不多，最多後者是前者的2倍，然後政府給放產假的企業一些稅收優惠，現在的方案顯然有缺陷。 還有生育津貼，如今到底多少錢，怎麼發，還是未知數，要真想提高生育，還是要發錢，把錢發到容易滿足，有生育意願的群體，相信有大量農村和小縣城的家庭，看重這一個月800元錢。還是要加大力度！ 網路圖片
昨天浙江台州有一名女家長，跪在學校門口大喊「要求學校取消釘釘打卡」之類的話。 然後我就看到了當地教育局回復稱「不實消息」。 哪裡不實，難道那個網上流傳的視頻是AI合成，還是視頻里的錄音是AI生成？如果都不是，那不實在哪裡？ 一邊說「事實還在努力還原」，一邊又說「不實消息，與釘釘無關」，一邊還說「下階段，教育局將進一步規範釘釘使用，更好服務家校溝通。」 與釘釘無關，那加強規範使用釘釘是什麼邏輯。說得顛三倒四，把人看得笑掉大牙。 加上「相關部門」那幾個字，是不是張口就來也算一種美德？ 說實話，現在有些學校真的讓人無法理解，他們好像是覬覦其他部門的權力一樣，一個教書育人的地方，成天想盡幺蛾子命令家長做這做那。 發號施令的感覺，讓人上癮對吧。 幾十年前，別說釘釘了，微信都沒有，學校不必三天兩頭的去煩家長，發展的不一樣很好嗎？現在的學校管天管地，學生怎樣了？我也沒看到啥新變化呀。 因此，折騰家長的意義，在哪裡？ 看了一下這條報道下面的評論區里，沒有一條不是吐槽的。吐槽代表了不滿，家長的不滿。可學校看在眼裡，死活不改。 「我們這邊的作業有寫作業本的，也有在學校發的小管家app里完成的。家長自己教孩子還勉強，我孩子班上有的是跟著爺爺奶奶帶，老人不會操作這樣智能手機，作業無法完成。」 「家長養家糊口、為工作為家務辛勞已經很累了，還要被強迫被自願配合學校做事。教育是教育人該做的事，教育是職責、是服務，但絕對不是權力。 利用教育綁架家長也是新時代下的新情況，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為了教育創新而選擇的一個錯誤方向。」 「幾年前我一個朋友就是為某大集團向學校推薦釘釘業務的，陪她跑過幾級教育部門，學校使用只是被上級主管部門要求使用，學校也不敢不幹，否則與供應企業簽的合同就會扯皮，明面上是學習，實際上都是利益。」 微博上就更不用說了，找不到一條稍微中肯點的評價，不是煩死了，就是很煩人；不是罵反感，就是說折騰。 有一條我覺得很有道理：這應該也是現在一些人不敢生孩子的原因之一，本來孩子就代表著一種新的負擔，結果學校還要給你把壓力翻幾倍。 這誰頂得住？想被壓死嗎？ 那所學校後面又回應稱什麼「不強制釘釘打卡」、「是自願」云云，看得網友是冷笑連連。那位女家長是吃飽了撐的唄？有下跪的癮唄？ 昨天還有一條類似的新聞，江西貴溪一中學，要求家長中午和晚上「到校值班」。 你們看看，還特么是人嗎？ 家長一天到晚上班，也就中午有點休息時間，晚上有點休息時間，他們就看中了這點時間，讓你去學校「免費打工」，減輕老師和校領導的負擔，也可以為學校節省點支出。 一個教書育人的地方，居然也學會了對普通人「壓榨」的本領，還學得這般惟妙惟肖，妙不可言。 當地教育局回應，「立即停止，嚴肅批評。」 幺蛾子接連不斷，牛奶、教輔材料、食堂問題……每次都是嚴肅批評，然後呢？再接再厲。 一眼望去，是沒有結局的，學校給家長增加負擔的操作，從各種各樣的群開始，再到家委會，到釘釘打卡、布置作業，看不出來嗎？這是一種「進化」。上面的例子，也絕對不是孤例。 7月份，遼寧丹東一學校班主任在家長群里大發雷霆，因為她要求4個家長主動去學校打掃衛生，無人回應。 「一個多小時了，沒有一個人……真的所有家長都沒有時間嗎？剛剛問了孩子，很多告訴我家長有時間，有時間為什麼抽不出來過來幫忙打掃衛生？」 看到沒有，他們已經把家長的時間，理所當然的劃為了歸屬自己的那一類，否則怎麼可能說出「有時間為什麼不來幫忙打掃衛生」這種腦殘的話。 昨天，重慶一小學又曝出類似的消息，通知要開家長會，還要求每個家長都把身份證帶著。 沒說錯吧，不僅要管你的孩子，還要管你，這就是權力的吸引力。 事若反常，必有妖，帶身份證是為了讓家長花錢。想想也挺牛逼的，用命令的語氣來做生意。 家長會途中，居然有外界人員走上講台，推銷起了「掃碼辦智慧校園一卡通」，每年繳費120元。 諷刺到姥姥家了，現場就有家長拍案而起，「把教育局規定拿出來。」 當然是沒有這種規定的，推銷人員在引起眾怒後，趕緊離開。事情曝光後當地教育局又來了：已經責成學校做出退費處理，這種東西肯定是不允許辦理的。 然後就完了，下次繼續，再接再厲。用屁股想也知道，沒有學校從中作梗，默許甚至合作，推銷人員哪來機會這樣玩？還特意為此準備了家長會，浪費那麼多家長的時間，甚至提前通知家長們要帶「身份證」。 俗話說，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可如今這些校園規矩，彷彿就是為學校的權力遊戲量身定製的「方圓」，沒有一個家長能夠避開。 人們望而卻步，或許正是因為如今的教育，早已失掉初心。不以「教」為本，反而成了張揚權力、壓榨家長、肆意斂財之所。 生育率降低，恐怕教育部門要承擔相當大的一部分責任。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劍客寫字的地方
中國湖南長沙天心區城南路街道，今年第一季度出生人口僅17人。該出生人口的相關圖表引發人們關注中國人口危機，當地官網不得不急忙刪除圖表。 近日，中國大陸網傳一份長沙市天心區政府網站刊登的出生人口圖表，顯示城南路街道4月1日上報該街道第一季度的出生人口僅17人，其中一孩為11人，二孩為5人，三孩為1人。 陸媒界面新聞5月22日報導，天心區下轄的14個街道中，有4個街道已上報第一季度出生人口，均為兩位數。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城南路街道常住人口30,616人。2023年該街道上報出生人口合計86人，粗略計算出生率只有2.8‰。 對比2023年與2024年同一季度，上述4個街道的出生人口均呈下降態勢。新開鋪街道從86人降至48人，城南路街道從26人降至17人，桂花坪街道從21人降至15人，黑石鋪街道則從50人降至36人，降幅分別為44.2%、34.6%、28.6%、28.0%。 此外，上述4個街道的一孩出生人數分別為23人、11人、7人、25人，佔比分別為48.8%、64.7%、46.7%、69.4%，說明新婚夫婦仍是主要的生育群體，民眾生育二孩與三孩的意願不高。 22日晚間，天心區政府網站急忙刪除了上述圖表。 2018年起，中共官方公布的全國出生人口開始呈現「斷崖式下跌」，2023年已跌至902萬人，出生率僅為6.39‰。不過，前述902萬人的官版數據，被指涉嫌偽造。早前許多人根據各種官版數據預測，2023年出生人口將不足800萬。 日前，四川官方還在結婚登記人數上出現自打臉的情況，一度引發輿論批評撒謊騙人。 5月21日，四川政府在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今年5月20日，四川共有14,771對新人喜結連理，「較去年增長13.4%」。但去年5月，四川民政發布數據稱，「截至下午6時，全省520當天辦理結婚登記1.6萬餘對」。
當退休後的老人們來到一家日間托老中心做海底灸時，幼兒園的老師們正外出派單、宣傳招生。這兩個地點的老闆，是同一對夫妻。 于波和崔瑾在山東濟寧經營了20多年幼兒園，從2003年的第一家，逐漸擴張到2020年的十一家。夫妻倆原本打算把這當成一輩子的事業，但出生率下降伴隨的影響逐漸顯現出來，現在，他們的目標客戶不得不轉變為在校門口等著接孩子的人。 盼不來的孩子 王姨不管于波是不是什麼教育集團董事長，她就要教他種三角梅。 于波還在托老機構的二樓辦公室接受媒體採訪，王姨給崔瑾打去電話，「那得下來，我今天必須教給他，還帶了兩袋化肥。」 王姨是這家托老所的會員，熱愛養花，之前看到于波把三角梅剪禿了，一定要指導他。 這家托老所開在濟寧市中心最大的城市廣場附近，為60-75歲的活力老人提供日間活動場所和服務。年前正式開業，目前吸納了五六十名會員。 吃過早飯後，老人們紛紛來到這裡，做八段錦、做海底灸、打牌。中午回家吃過飯，又來了，要接孫輩的下午四點多就得走。這個場所鑲嵌進老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替代了原本在家看電視和手機的時間。大家建了個微信群，店員每天預報天氣，問早晚安。老人們生活規律，如果有誰每天九點進店，有天超過十點沒來，就要打去電話問問。 這樣的情形讓從事了二十多年幼兒園事業的崔瑾感到陌生又熟悉。小朋友們也是如此「考勤」，如果早餐後半小時還沒來，就要聯繫家長：要不要留早餐？為什麼沒來？ 2003年，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的崔瑾創辦了第一所幼兒園。那年她20歲，和丈夫從招生、地推、上課和維修干起。幼兒園品牌在濟寧當地口碑不錯，一些家長的二胎、三胎都繼續入讀，老師們也一路跟隨，教育集團逐漸擴張到2020年的11家幼兒園。 出生率下降的影響是滯後的。2016年二孩放開後，全國迎來了一波生育小高潮，達到1786萬，但從2017年開始，新生兒數量持續下降。到2022年，已經跌破1000萬。而2016年到2021年間，全國幼兒園數量從23.98萬所增加至29.48萬所。崔瑾記得，2020年9月，幼兒園瞬間就招滿了。 園長李偉就職于于波和崔瑾在2014年創辦的一所幼兒園，通常情況下，往年至少能招到100多個孩子，但2023年3月報名期間，只招到了30多個。恐慌突然來臨。 在2016年嬰兒潮中出生的孩子集中在2023年前後畢業，數量是近幾年最多的一波，佔在園孩子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一波孩子的畢業，疊加上新生兒變少，在園人數和前兩年相比減少了一半。崔瑾估計，今年9月孩子畢業後，幼兒園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對民辦幼兒園來說，在園人數達到多少才能不虧損，是個可計算的現實問題。李偉算了一筆賬，由於園區較大，一年的房租最高時將近190萬，在園孩子要達到330個左右才能收支平衡。但目前，園區只剩下300個孩子，一年虧損30萬左右。 到今年9月，又將畢業100多個孩子，李偉必須想辦法補上這個空缺。園區里的每個人都要跟著忙碌起來，一部分老師講試聽課，一部分老師輪流外出派發招生宣傳單，李偉也會帶著小孩喜歡的小風車到附近的公園，邀請家長去聽免費的體驗課。 但再怎麼努力，幼兒園能覆蓋的目標人群有限。目前，周邊街道的十幾所幼兒園已經關了三所，有一所曾攜款跑路。有家長找到李偉，「咱們幼兒園會不會關？」李偉堅定地說「不會」，但心裡依然很恐慌。 2023年，于波和崔瑾關停了一所位於老城區的幼兒園。他們了解後發現，整個社區里的新生兒不過二十多個，全是老人，堅持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今年，崔瑾認識的幾位其他幼兒園的園長還在不確定中觀望，「就看9月這一陣招生了，招上來就干，招不完就不幹了。」 托老所里的老人們 從幼兒園裡「長出」托老所 在出生率下降帶來的「變天」之前，于波和崔瑾已經在疫情之下被動地開始過一些「轉行」的嘗試。 三年疫情，關園的時間加起來有一年多，期間幼兒園完全沒有收入，而房租、物業費、老師的基本工資和社保不能斷，全體員工都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夫妻倆不得已關停了兩家幼兒園。 無課可上，如何把現有的人力利用起來？他們嘗試過做外送，通過家長和社區建起微信群，廚師做飯，老師們當配送員。嘗試了兩三個月，虧損好幾萬。于波親自跑腿，開車給顧客送十斤芒果，最後只落得幾塊錢，對方問他：「你這外賣員開汽車送外賣，是來體驗生活的嗎？」後來，他們還嘗試過小學生課後託管服務和學業規劃，但都好景不長。 崔瑾和于波發現，在同一個行業中堅持了20年，「腦子都有點固化了」，其他的商業模式都不太懂。300多人的團隊中，不少老師的工齡在10年以上，如果老師們失業，可能也難以適應別的行業。 有沒有一種轉型既能利用幼兒園的場地，還能發揮老師的技能？起初，他們想過做養老院，但被朋友勸住：「不好乾，投資還大。」于波的爺爺今年100歲了，父親兄弟三人每人輪流照顧一個月，于波開玩笑地問爺爺，「去養老院吧？」爺爺耳朵也不聾，眼也不花，「不去」。于波說，「濟寧這個地方，如果聽說誰把爸爸媽媽送到養老院了，那都得挨罵，說不孝順。」 于波還想過做老年大學，但調查下來，濟寧公辦的老年大學，每門課半年只收100塊錢，「這怎麼跟人競爭？人家不圖掙錢，場地也是免費的。」 反覆考慮後，于波想到了在幼兒園裡開設托老所。幼兒園臨近社區，餐廳可以改造成社區食堂，而孩子和老人的餐食幾乎要求差不多，爛碎、少油少鹽。等待接孩子的時間，老人們可以在教室改造的活動室中娛樂，幼教老師可以給老年人上課，生活老師未來可以提供保潔、護工等服務。 夫妻倆在外地考察時，注意到上海一家專門為老人提供高端上門服務的機構做得很好，他們只收有限數量的會員，年費八九萬。但是濟寧和上海不一樣，「你收3萬也沒人來。」 上門服務的思路給了于波靈感，他想通過建設社區養老服務中心，吸納會員、建立社群，當基數足夠大的時候，一定能產生許多上門服務的需求。 于波和崔瑾決定從身邊開始做市場調查。從2003年至今，幼兒園的畢業生累計達到17000人，覆蓋了好幾萬各行各業的家長群體。利用這些資源，他們給每個在園的孩子發下問卷帶回家，「如果有這樣一家托老機構，還能給老人配置安全預警的設備，你願意花多少錢？」 擔心沒有市場需求，于波和崔瑾不敢貿然開始拿幼兒園做實驗。他們租下了一個傢具賣場開始改造，一樓設有養生儀器、廚房和書法區，樓上可以打乒乓球、唱歌、按摩和上課，年費定為1288元。 初期的推廣很困難。夫妻倆想找社區的網格員在群里發免費測血壓、血糖和理髮的通知，但被拒絕，對方說自己只能發政府的通知，擔心有風險。不少老人剛進店的時候也很謹慎，擔心這裡是賣養生產品的地方。 離店面不遠處，一間名為「社區智慧養老」的門店已經關門了。那裡曾以發雞蛋為名吸引老人，售賣幾萬元的醫療器械。于波的店面推廣期間，有老年人一邊做著艾灸，手機里還播放著那家店的課程，聽完對應的時長、回答問題再發朋友圈宣傳，一天大概能得5毛錢，老人們樂此不疲。 當于波和崔瑾想尋求政策支持時，他們發現關於托育的建設補貼和經營補貼已經很完善，但針對無床位的托老服務，還有些空白。崔瑾說，任城區衛健委答覆他們，雖然「一老一小」在自己的管理範圍內，但是目前沒有具體的政策或實質性的補助。 在不確定中進行嘗試並不容易，但幼兒園的土壤讓他們看到了希望。今年春節後，門店正式發布店員招聘，一位幼兒園孩子的家長前來應聘，他的孩子十年前就讀于于波夫妻倆旗下的幼兒園。他之前從事美容健康行業，但疫情後，大眾消費收緊，客戶群體也快進入退休階段，他意識到養老行業似乎更有潛力。雙方一拍即合。 還有幼兒園畢業生的家長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他主動聯繫于波，希望能開展合作，由社區提供活動場地，把他們的模式引進社區。目前，于波已經和兩家街道達成了合作，他們簽訂了協議，在滿足基本公益服務的前提下，運營社區食堂，還可以開展收費的上門服務。 在濟寧老城區的一處廣場上，陪伴孩子玩耍的大多是老年人 在不確定中轉型 周鑫是于波教育集團旗下的幼教老師，2023年幼兒園因招生問題關園後，她有兩個選擇：轉去旗下的其他幼兒園繼續當老師，或重新開始，服務老人。 2022年起，周鑫開始參與外出派單招生。孩子不斷流失，身邊的同事也各自謀划出路，有人轉行直播，有人干銷售。周鑫意識到出生率下降，老人增多，「一整個就是翻轉了，未來肯定不好走。」如果繼續在幼兒園呆著，沒問題，但是更長遠的路呢？ 暗淡的行業前景和疫情帶來的影響，靠信任也難以維繫。一名老師跟了李偉八年，一個月前，她說自己想去公辦幼兒園，雖然工資低點，但學費低，招生壓力小，「園長，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相信這個行業的未來，我不信咱們民辦園還能堅持下去。」 還有一個孩子原本在園區就讀，學費一學期7000多元，但爸爸在外有負債，而附近的另一所民辦幼兒園只要4000多元，家長沒有任何猶豫，把孩子轉走了。李偉找他溝通，對方說，「我對你們很滿意，我真的是自己沒錢了。」但孩子轉過去沒多久，那家幼兒園也關園了。 和家人商量後，周鑫決定離開幼兒園，到新開業的托老所工作。平日店裡的事情不算多，周鑫提供最多的服務就是傾聽和陪老人們打牌。起初，出於對老人的尊重，店裡要求員工和顧客保持距離，但她發現老人就喜歡和她親昵。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帶大了兩個孫子，每天做一日三餐，堅持數十年。但最近兒子和她說，等明年孫子上了高中以後，「你可以輕鬆了，解放了」。但老人心裡難受，陪伴了孫子這麼多年，說走就走，好像少了什麼東西。每天來店裡說說話，變成了她生活的重要部分。 老人們和周鑫漸漸熟悉起來，誰的手機流量刷超了、誰中午吃了芹菜炒肉、誰家電費該交了，沒有人比店員更清楚，還有老人張羅為周鑫介紹對象。從前周鑫是老師，現在她覺得自己更像家人。 崔瑾曾擔心過，雖然老師們經常給小朋友擦屁股和清洗沾了屎尿的褲子，但他們不一定能接受老年人的味道，不愛聽老人的嘮叨。目前，托老模式還沒有正式引進幼兒園，李偉嘗試著試探老師們的態度，先鼓勵「呀，你這個畫畫得太好了」，再提「如果將來的話，咱有老年人的一些課程，讓你帶他們去做，你高興嗎？」老師們都清楚幼兒園的處境，平時也常和孩子的長輩們打交道，「沒問題」。 66歲的宿愛雲是托老所打扮最精緻的老人，用絲巾點綴衣服，再配上高跟鞋。但她已經三四年沒再買過新衣，覺得年紀大了，穿不了多少年。她家附近開了所養老院，每天路過都能看到裡面的老人坐在院子里，「不吱聲，看著挺可憐的」。她和店裡的其他老人討論起以後養老的規劃，大家一致認同，只要生活能自理，不上養老院，實在不行就找保姆上門。宿愛雲還想過和好友一起抱團養老，正好家裡有空房間，但細細討論起來，誰住哪一間？會不會產生矛盾？計劃又擱置了。 目前于波的托老所還沒開始盈利，但蝴蝶已經扇動了翅膀。從去年開始，他在短視頻平台上分享自己關於幼兒園轉養老機構的想法，積攢了幾千粉絲，全國各地的人陸續來店裡考察，地圖軟體提示他，店址搜索量一周達到100多個。銀行、牙科、各種推廣和投資人都找上門來，還有客戶打電話提出希望能新增上門助浴服務，這些對於于波來說，還是需要摸索的領域。 由於人力有限，于波的團隊目前提供過200多單上門服務，主要是打掃衛生和清理熱水器。他發現護工的市場缺口很大，計劃未來和職業培訓學校開展合作，培養更多技師。等整個模式成熟起來，五年之後開設自己的養老院。他相信老年人市場的穩定，「服務他 10 年、 20 年，年齡越大越離不開我們。」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過去一年多來，各地醫院的產科陸續傳出被關停或合併的消息。與之對應的是，2023年國內出生人口902萬，和2016年放開二胎後的生育高峰相比，產科分娩量少了八百多萬。 2月28日，知名婦產科專家段濤公開呼籲，「救救產科！你們擔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擔心的是產科學科的塌方。」一時間，網友開始辯論起到底是產科，還是重壓下的年輕人更需要被拯救? 喧囂聲中，作為一個最早感知到出生率變化的行業，有一批人已經被輕輕撥轉了方向。 基層產科靜悄悄 事情發生前總有預兆，王晴早有察覺，也做了一定心理準備。但春節後返崗，聽到科室主任宣布，醫院產科即將停止服務，那一瞬間，她還是覺得，「非常受不了」。 王晴27歲，是某一線城市一家二級綜合性醫院的產科護士，已經工作了8年。消息公布後，同事們起初還開玩笑，「我們醫院的出生證明以後都是限量版了。」但很快，孕婦建檔工作停止，之前訂購的、藥廠還沒來得及發貨的產科用藥都陸續退了，再後來，護士長說剖宮產包，還有其他無菌包都不用再消毒了。王晴意識到，「我真的見證了（我們醫院）產科即將落幕的歷史時刻。」 幕布當然不是在瞬間落下的。大約是一年多前，產科的工作已經很不飽和，她開始兼任部分內科的工作，給老人拿降壓藥、輸液。2023年的最後幾個月，產科每月的接生數量跌至個位數，到今年2月，產科宣布關閉前，「我們只接生了一個，然後就沒有了。」 在廣西東南部某鄉鎮衛生院，助產士梁麗娜「今年還沒有開張」。過去15年，她一直在這裡的產科工作，同時管理醫院的接生登記本。她清晰地看到登記本上的名單越縮越短，「以前每個月最低都能有30多個產婦，能保證至少每一天都有一個新生兒。」後來這個頻率變成幾天，幾星期，甚至幾個月。 如今婦產科唯一還算熱鬧的時段是早上，偶爾有人來做檢查，「到下午基本上沒有什麼人過來了，整個醫院都是靜悄悄的。」 臨近幾個鄉鎮醫院的情況也算不上好。醫護人員有時在一起開會，交換各自的信息，梁麗娜知道隔壁市另一個鎮上的衛生院前兩年已經停止接生工作，只保留了婦科和孕檢。還有相鄰的一個鎮衛生院，因為配備了麻醉師，能開展剖腹產手術，周圍幾個鎮上的居民都願意過去生產，「最高峰一個月都有一百多個，去年開始直接跌到一個月三四十，今年到目前才十個左右。」 梁麗娜工作的衛生院不大，只分三個科室，綜合科、婦產科和中醫科。她估計，再過一段時間，婦產科就要和中醫科合併了，「還沒有正式通知，不過我們主任都在討論了，也沒有必要單獨保留產科。」 過去幾年，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多個醫院的產科重複上演。《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9年到2021年，國內婦產（科）醫院數量減少了16家。2023年9月以來，公開宣布暫停或合併產科業務的醫院數量，至少有9家。 這些醫療機構絕大部分是二級綜合性醫院和一級基層醫院、衛生院。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段濤說，在出生率不斷下跌的情況下，目前最受影響的也確實是一二級醫院，「三甲醫院畢竟有好的醫生資源，還是能吸引大多數病人。」 即便是三級頭部醫院，依舊能感受到危機。段濤說，2016年二胎剛開放時，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全年分娩量達3.4萬。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被稱為上海的「大搖籃」，分娩量連續8年位居上海第一，「現在一年差不多2萬5（例），上海過去一年新生人口20萬，現在連10萬不到，我們這個分娩量已經佔了四分之一。所以我們下降這一點，其他醫院受影響的肯定會更大。」 前段時間，段濤和浦東新區的產科主任開會，大家的討論重點是「產科轉型」。他記得一位有二十多年工作經驗的產科主任發言，說自己所在的綜合性醫院要重新裝修，一向不滿意產科的院長趁機關閉了整個科室。那位主任哽咽了。段濤也很無奈，「他們幹這一行幹了十幾年，花了多少時間精力，轉行又轉去哪呢？」 開完會沒多久，段濤寫下了那篇「救救產科」的長文：「如果再不改變現狀……產科整個學科可能真的就會出現塌方了。」 網路圖片 從高峰滑落 段濤還記得產科巔峰的時期。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開放，那年全國新生人口1786萬。段濤所在的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有90多名產科醫生，一天得接生近100個孩子，還得查房、寫報告、病歷。當時醫院裡有個說法叫「閉經指數」，指的是年輕醫生在各科間輪崗，每次輪到產科，忙得月經都不來了，到了婦科又好了。 在另一座一線城市，產科護士王晴畢業時正好是2016年，和其他醫護一樣，她印象最深的是產科的樓道，「因為生孩子的太多了，樓道里都塞滿了病床。」每天夜班更是像打仗一樣，「我們科有兩個產床，經常是我們在裡邊接生，待產室里還躺著好幾個已經陣痛、準備生產的孕婦，一晚上可能就要出來五六個孩子。」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前，不少數據機構預測，和過去相比，開放後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口至少超過200萬，且未來幾年出生人口將保持增長態勢。 2016年最終只比2015年增加了131萬新生人口。但那時大部分醫院產科床位已經處於緊缺狀態，為了迎接全面二胎，解決「建檔難」和「一床難求」的問題，2016年下半年，原國家衛計委要求，在縣級醫院新增產科床位8.9萬張，三級醫院可以將特需病房調整成普通病房增加床位，同時爭取在「十三五」時期，增加產科醫生和助產士14萬名。 2016年10月29日，在襄陽市第一人民醫院產科，家長們推著嬰兒車排起長隊，等候護士給新生兒做護理。 高峰沒能持續太久。「2017年開始，每年的分娩量都在下降，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能感受到變化，」段濤說，「但影響是有延遲效應的，下降到一定程度，去年就900多萬，後續的負面效應都集中凸顯出來了。」 王晴和梁麗娜都清楚地記得，自己所在醫院的分娩量從2017年底開始有下滑趨勢，當時主要因為原國家衛計委從2017年7月開始，陸續在各個城市推行《孕產婦妊娠風險評估與管理工作規範》。 二胎開放後，多家醫院反饋，高齡產婦比例上升至20%，而過去這一數據在10%左右。《工作規範》按風險嚴重程度，由低到高以「綠、黃、橙、紅、紫」5種顏色對孕婦進行分級。王晴說，她所在的二級醫院之後都不能接診橙色級別以上的孕婦，「當時就分流了一波人。」 致命一擊來自出生率的持續下降。梁麗娜回憶，大約從2021年開始，她所在的鄉鎮醫院肉眼可見地空了。這一年國家開放三胎，但新增人口從2020年的1200萬，跌至1062萬。梁麗娜所在的鄉鎮離市區大約十幾公里，不算遠，且交通發達，產科床位不那麼緊張後，很多人會選擇開車到十幾公里的市區生孩子，「求的就是一個安全。」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李岩2022年曾經到湖北省兩個鄉鎮衛生院進行調研。據他統計，一個鄉鎮一年僅有200左右新生兒，「新生兒的數量從根本上決定了產科的發展空間。」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鄉鎮衛生院婦產科變得靜悄悄是資源集中與利用的表現，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下的優勝劣汰，在全國普遍低生育、人口仍然向城市集中的背景下，需要對鄉鎮、村莊的各種資源進行整合。 但他也寫道，「資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後應該怎麼辦？沒有補充力量進入，農村女性想要看婦科病、想要做產科手術只能去縣城，結果是『看病越來越難也越來越貴』，這與我國長期堅持的醫改方向與目標是相矛盾的。」 段濤也提出，「中國人口的出生數量有一半以上是在縣級及以下醫院的，產科的就醫半徑還比較短，不像看腫瘤做試管嬰兒，可以全國跑。特別是孕程後期，她們每一到兩周就要做產檢，你不能讓全縣城的孕婦都從鄉鎮跑到縣裡生孩子，醫療的可及性就沒了。」 「產科以前那麼忙是不正常的，產婦都睡走廊了。」但如今時不時傳來的關停消息，同樣讓段濤感到憂心。 2017年8月5日，一名小女孩和她即將生二胎的媽媽。 被「嫌棄」的產科 梁麗娜從去年開始就沒有領過績效了。身邊很多同事都在考慮下班後做點副業。「有同事出去擺攤賣東西，我們很多護士就找點手工活，弄一些塑料珠花，能在家裡做，每個月多幾百塊錢。」 她也問過家樓下制衣廠的老闆，自己能不能幹一份兼職，但被拒絕了。老闆擔心她在醫院經常值夜班，遇上工廠趕貨，也抽不出時間來幫忙。 過去生孩子的人多，醫護人員能拿到的績效也高，當時梁麗娜一個月工資能有6000多元，在鄉鎮是個不錯的水平。她有編製，現在每個月工資還能維持在3000元左右，但「我們醫院的合同工每個月才1500，還要租房、吃飯，他們也覺得做得沒有什麼意義。」 過去半年，她所在的產科已經有三位醫護人員離職。 在她的觀察里，婦產科一向不是醫院的發展重點。她所在的鄉鎮級別醫院自然分娩的醫療費是230元，「我們一個產包進貨價是九十塊錢，包括棉簽、一次性墊布之類的，還有一個接生包，就是產鉗、剪刀，用一次折舊價算幾十塊錢，再加上人工，就剩100塊錢。」加上整個孕期要收取的各類產檢費用，梁麗娜說，醫院接待一個孕婦，大概盈利1000多元。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婦產科教授李小毛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說，如果產科月分娩量無法達到50個，就難以覆蓋整個科室正常的運營成本。超過100個，科室的運作才處於良好狀態。 出生率下降後，產科的運營壓力首先暴露出來。段濤說，在所有科室里，產科收費是偏低的，順產費用通常是幾百到一千元，剖宮產稍高，能達到兩三千元。「但維持產科的成本又是很高的，其他科室晚上可以少點人，產科24小時都要有人，很多產婦都是晚上發動，產房醫生、麻醉醫生、助產士、護士，一天三班倒，最起碼得有幾十號人。」 而對於三級醫院來說，還有另一重壓力。2019年，國家衛健委啟動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工作，鼓勵大醫院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指標是CMI指數（醫院收治病例的疑難危重度），和四級手術（最高級別）。 段濤認為矛盾的地方在於，產科的原則是保障母嬰安全，把母嬰併發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所以產科做得好的時候更多的是順產，預防工作做好了，就沒有各種併發症，CMI指數很低很低，更不要提四級手術。要醫院指標好看，那遭殃的就是產婦。」 段濤感嘆，「醫學的學科不像養豬，你能在一個比較短的周期很快做決定，成本不需要那麼高。但你要培養一個好的醫生要花多少年？十幾年吧。現在出生率又越來越低，產科不掙錢，能獲得的投入會越來越少，醫生的機會也少，沒有人願意做產科，以後產婦有個突發情況，誰去做手術？」 他擔心未來有一天，產科也會重複兒科那樣的命運。「少子化這是個大趨勢，但如果什麼都不做，產科可能就直接自由落體往坑裡掉了。」 3月27日，國家衛健委發布《關於加強助產服務管理的通知》，強調公立醫療機構要承擔產科服務兜底責任。其中還提到，要努力使綜合性醫院產科醫師的薪酬水平不低於醫院醫師平均水平，嚴禁向產科醫務人員下達創收指標。 在段濤看來，這是一個積極信號，「但我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落地，醫院每天都要算賬的，政策到了下面能落實多少？」 段濤的微博圖片來源網路 另尋出路 王晴如今大部分時候都在內科工作，一個月前，醫院已經正式發出公告，「停止助產技術服務與產前篩查技術服務項目」，之前已經建檔的產婦將陸續分流到周邊其他醫院。王晴說，後續醫院應該就要處理嬰兒床、改造病房，產科的帷幕要徹底落下了。 內科的工作很飽和，病人從來沒有斷過，她發現許多老人用不了兩三個月，還會再來住院，「人多了都住不上。」看起來，她可能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有失業危機了，畢竟人們可以不生育，卻無法避免衰老。但也說不好，她猶豫了下，8年前她剛進入產科時，也以為自己永遠不會失業，「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每個人都會面臨生孩子這個問題。」 她感慨，「以前做產科，現在干內科，這不就是一個從新生走向死亡的過程嗎？」唯一值得高興的是，她的收入可以漲回來了，去年分娩量最低的時候，她一個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 梁麗娜能理解如今年輕人不願生育的想法。她36歲，有兩個孩子，婆婆有時還會催她再生一個。她說如果三胎開放時間早六七年，自己肯定考慮生，「那時候才三十齣頭，家裡也還有點積蓄，父母也不算很老。」但現在經濟壓力大，養兩個孩子已經很累，「折騰不起，打死都不會生。」 梁麗娜喜歡助產士這份工作，「我想著可以干一輩子，而且看著新生兒出生，感覺真的是挺偉大的。」每次嬰兒哇一聲哭出來，就是梁麗娜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時刻。她嘆氣，「真的從來沒有想過婦產科會淪落到這種地步的。」 2024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醫院產科分娩室迎來龍年第一個「龍寶寶」出生。圖為一名醫務人員正在為「龍寶寶」敲腳印。 一些年輕的醫學生在掙扎。浙江某醫學院，一位婦產科專碩研究生入學時就規劃好，畢業後就回家鄉鎮上的醫院當一名產科醫生，壓力不大又安穩。然而兩年後，2023年6月，父母告訴她，鎮上衛生院的產科被取消了。 內蒙古一位助產專業的學生說，剛上大學時，所有人都跟她強調助產士稀缺，她因此放棄轉換到檢驗專業，如今即將畢業，「結果我現在找不到工作。」今年3月，教育部將護理學、助產學調整為國家控制布點專業，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專業，被列入國控專業的通常是市場需求量已經飽和的專業。 31歲的趙慧子鬱悶了好一段時間，她在某二線城市的醫科大學讀產科博士。2023下半年開始，她發現學校附屬醫院的產科病人越來越少，病床經常住不滿。但年初她決定讀博時，產科的情況還不是這樣的，「沒想到之後我可能要失業了。」 趙慧子最近在搜集一些大型醫院的產科招聘信息，希望儘早做好準備，「從招聘人數上看，這幾年一直是縮減的。我家鄉有些醫院，以前可能一年招兩三個，現在基本都不會招了，對學歷的要求也高了，以前本科生就可以，現在要研究生博士。」 她承認自己有些迷茫，就像乘坐的郵輪已經開到了大海中央，沒辦法中途跳下去了。她只能鼓勵自己積極起來，「我讀博也還有機會轉成科研崗，還有一些師兄去到專科院校當老師，還有醫藥生物公司，醫學翻譯。」她把可能性一一列出來。 最後，她只能安慰自己，「我們學校還不錯，已經畢業的師兄師姐都還找到了工作，應該不會那麼糟糕。」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法國世界報的標題或許有點聳人聽聞，大意是，中國經濟乏善可陳，唯一的安慰是，2024是龍年。龍年有什麼好？該報提到的一個因素是，「每隔十二年，這一生肖的到來都會帶來出生率的小幅上升」。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終於結出了惡果，全面開放生二孩乃至生三孩似也無濟於事，人口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未富先老的前景遙遙在望。根據官方數據，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減少50多萬，加劇了從2022年開啟的人口下降趨勢。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大學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依據上述公開數據預測，到這個世紀末，中國將只有5.25億人口。以目前的14億人口做基數，用「人口暴跌」來形容也不過分。 不過，官方在竭力營造氣氛，龍年人口有望止跌回升。中國人號稱「龍的傳人」，父母「望子成龍」，龍年大抵成了「生育大年」。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上一個龍年2012，中國人口出生率達到14.57%，全年出生人口1973萬人，成為本世紀以來最高的一年。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振武稱，2024是龍年，中國人對生肖偏好非常明顯，上一個龍年就有一個生育小高峰。綜合來看，2024的生育率有望提升。 不知這位知名專家有關中國人口止跌回升的推論只是根據習俗推算，還是有某種科學依據，龍年或許會有「人口小轉機」，但是，從長遠看，許多國外的人口專家對中國人口增長並不看好。原因並不複雜，北京當局的錯誤政策導致了中國人口今日衰減的後果。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13日在題為「中國如何誤判了生育低谷的到來」的長篇報道中指出，中國出現生育低谷的速度比許多人預期的要快，這一結果是40多年前的誤判造成的。1980年秋天，錯誤估計中國人口將在百年後超過40億人的中國政府，下令在全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 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主要從中共高層決策失誤的角度去分析一孩化政策帶來的惡果。其實，一胎化政策同時是中國的一場巨大的人道災難，當時，剛剛從文革走出的中國社會，生兒育女的傳統觀念仍在起主導作用，不要說農村，即使在大多數城市，也很難實施「一胎化」。 為了落實中共的獨生子女政策，當局層層加碼，一級強壓一級，實施「一胎化」，已生一個孩子的女性，強制墮胎和絕育。在城市，一個工作者如果敢於冒險多生，就會被開除公職，在當時的中國社會，開除公職，失去工作，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在農村，從地區到縣，再到鄉一級，層層派工作組到農村督查，生了一個孩子的婦女被發現懷孕了，就強迫墮胎，結紮，做絕育手術。偷生的，罰款，多生的孩子成為沒有戶口的「黑孩子」。 「一胎化」是一場人為的災難，北京在厲行這一政策幾十年後，遲至2015年才取消獨生子女政策，但並沒有廢除生育限制，直到最近，人口問題危急了，才呼籲生三孩。然而，年輕女性越來越不願意生育了，這裡不僅僅因為生育成本越來越高，生育觀念的變化，還有其他文化的心理的因素。 華爾街日報援引哈佛大學人類學家葛蘇珊分析說，在獨生子女政策下長大的女性是按照中國政府的目標成長起來的，即人口數量較少但質量高：受過良好教育、幹練且獨立。她說：「這些女性不會接受回到家庭做家庭主婦。」 2007年出版『大國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現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科學家的易富賢對該報表示，「幾十年來中國所有的人口政策都是基於錯誤的預測」，「中國的人口危機超出了中國官員和國際社會的想像。」 實施殘酷的計劃生育政策幾十年，人口結構遭到嚴重破壞，現在，中國政府希望挽救人口衰退趨勢，不少人懷疑，為時已晚。
美國總統拜登擔心中國的人口問題讓中國成為「定時炸彈」，被眾多國際媒體持續報道。那麼這顆定時炸彈是如何埋下的？ 行獨生子女政策 1980年導彈專家宋健等人的預測：如果生育率（婦女平均生孩數）穩定在1975年的3.0（1985年鄧小平還相信如果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將超過3.0），人口將在2080年達42.6億，嚇得決策層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其實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會自發下降，即便在1980年徹底停止計劃生育，峰值人口只會達16億，然後下降，計劃生育完全沒有必要。 《大國空巢》被禁 我在2000年開始率先掀起反計劃生育思潮。2004年10月我的《計劃生育政策攸關中國持續發展》被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的發表，並被人民網選為「論著精華」，標誌著民間反計劃生育思潮的興起，計劃生育「不爭論」的鐵幕被撞開。 我在2000-2006年的多篇文章以及在2007年版《大國空巢》中，預測如果繼續獨生子女政策，總人口將在2017年開始負增長；呼籲立即停止計劃生育，那麼生育率將從2006年的1.95降至2023年的1.47，峰值人口達不到14億。 但是顧寶昌、翟振武、曾毅等18位頂級人口學家在2004年聯名上書《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會在2044年達16.07峰值；建議實行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到2020年才全面放開二孩，人口將在2029年達14.7億峰值。 由三百多官員、學者完成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建議堅持獨生子女政策不動搖，預測生育率將長期穩定在1.8，人口將在2033年達15億峰值。於是《大國空巢》在2007年11月被禁。 單獨二孩政策 經過網友們「日頂一貼，日行一善，日拱一卒」的宣傳，網路民意逆轉，知識精英和很多政治精英也贊成停止計劃生育。2010年11月12日我在《光明觀察》發表《停止計劃生育已經達成全民共識》。 2012年3月《改革內參·高層報告》發表我的5萬字的報告，建議停止計劃生育；預測如果實行二孩政策，生育率只會反彈到1.4。我在2013年版《大國空巢》和在《中國智庫》、《中國發展觀察》、《中國改革》、《戰略與改革參閱》等發表的報告，以及在2010-2013年的七十多場演講中呼籲停止計劃生育，反對二孩過渡方案。 但是2012年蔡昉、王豐、李建民、陸傑華等17位頂級人口學家在《人口形式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一書中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會超過4.4（每年出生4700多萬），人口將在2044年達15.35億峰值；即便實行單獨二孩政策，生育率也會達2.4，到2050年仍有1.75。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也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將出生4995萬人，生育率將達4.5。這些預測嚇得決策層不敢實行全面二孩政策，更不敢停止計劃生育。據2013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報》介紹，蔡昉等人的預測是單獨二孩政策的理論依據。 2014年1-6月，各省相繼實行單獨二孩政策，我判斷該政策遇冷，8月在財新網發文預測2015年的生育率將只有1.2。但國家衛計委禁止媒體再報道我的觀點，因為他們預測生育率將超過1.8，每年將多出生200萬人。王培安、翟振武反覆反駁「遇冷」，認為「符合預期」 。 結果：2015年是單獨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統計公報》顯示，不但沒有多生200萬人，反而少生了32萬人；2015年小普查顯示，生育率只1.05，不是1.8，更不是2.4。 全面二孩政策 2015年中國發展出版社準備在出版我的《大國空巢3》（圖文版）、《大國空巢4》，但被國家衛計委發公函阻攔出版。我預測如果實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會暫時反彈到2018年的1.4，然後降至2026年的1.0。而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等15人在《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中建議實行全面二孩政策，預測生育率將在2018年達2.09的峰值，到2020年、2022年、2050年還有1.96、1.76、1.72；2018年、2022年將出生2189萬、1616萬人。該書是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論依據。國務院《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也預測，生育率將在2020-2030年穩定在1.8，人口要到2031年才負增長。 結果：即便根據《衛生健康統計年鑒》中誇張的數據，2018年也只出生1362萬（生育率約1.4），而不是2189萬，更不是4700多萬、4995萬。國家統計局公布2022年只出生956萬，而不是1616萬；官方承認，人口在2022年開始負增長（其他數據證實是2018年），不是蔡昉等人所預測的2045年，也不是國務院所預測的2031年。 三孩政策 202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遠低於預期，推遲一個月才公布經過反覆修改的數據：生育率只有1.30，而不是預期的1.96。說明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論依據是錯誤的，理應停止計劃生育。但是滑稽的是，2021年5月31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了《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宣布實施三孩政策。 根據2022年1月19日《經濟日報》的介紹，三孩政策是李建偉為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所論證的，認為「能夠大致實現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而「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為會「導致人口過快增長，重蹈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口過快增長的覆轍」。 結果：《2022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三孩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11萬，一孩、二孩也分別減少28萬、68萬，生育率只有約1.0，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人口政策一錯再錯，說明中國的決策體系存在「致命」的缺陷，將導致人口崩潰和文明的千年一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天看到一條關於「生育大招」的消息，晃一看，著實吸引人：生三孩就補2萬。 2023年8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衛健委和杭州市財政局正式印發《杭州市育兒補助實施辦法（試行）》（簡稱《辦法》），自9月10日起施行。 《辦法》明確了孕產補助和育兒補助。 孕產補助對象為同一對夫妻2023年1月1日起懷孕（生產） 二孩、三孩的杭州籍孕產婦。懷孕（生育）二孩的給予一次性補助2000元，懷孕（生育）三孩的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 育兒補助對象為同一對夫妻自2023年1月1日起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且新出生子女戶籍登記在杭州。生育二孩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生育三孩給予一次性補助20000元。生育多胞胎的按其子女的孩次分別計算。 隨著生育率的持續走低，看來，有的地方開始出大招了。 01 之前有刺激消費，現在開始有刺激生育了！ 刺激的政策在不斷推出，可民眾生育孩子的積極性卻總是不高。 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有人以為生育的高峰來了，連許多專家都紛紛預測——2017年將是生育高峰期！ 但事與願違，自2016年後，我國出生人口卻出現了斷崖式下跌。 看了以上數據，不僅扇了專家的臉，也把「二孩政策」來了一次有力的「反擊」。 為此，有「貼臉」的好事者還評論說，我們國土廣袤，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發展好的地方，應該就不會這樣了。 於是，「不服氣」的網友立馬就把上海近年的出生人口對比圖貼了出來： 從數據比對不難看出，上海在2012和2016年出生人口最高，超過了20萬人。可從2016年開始，出生人口就逐年下降，到了2022年只出生了10.8萬人，比2012年少了一半還多。 難道上海的經濟不發達嗎？號稱經濟龍頭的大上海都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杭州獎勵2萬，真的就能促進生育嗎？ 只能說，用這種形式來刺激生育，表面看是挺高大上的，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人們「為啥不想生」的問題，這無疑又是一次「穿花衣服」的形式主義。 不過，有專家可能會站出來表白，七八十年代不獎勵都要爭著生，搶著生，如今獎勵2萬了，肯定能「大生特生」了！ 02 近年來，隨著生活壓力不斷加大，育兒成本不斷增高，人們已由不想生，變成了不願生，面對無奈的殘酷現實，更有許多人，已由不結婚，變成結不了婚。 連婚都結不成了，獎勵再多的錢，這孩子從哪兒生？ 當然，不排除有經濟實力雄厚的地方，為了鼓勵老百姓生孩子，像今天的杭州一樣，凡生三孩者，出台個獎勵百萬的政策來。我估摸，為了拿到一百萬，應該結婚生孩的人會慢慢多起來。 畢竟，在當下的經濟環境，要賺到一百萬，多不容易。如果生三個娃能有百萬獎金，至少，生了娃以後的生活就不會那麼苟且，能勉強度日了！ 不過，對於這不切實際的想法，恐怕會被許多人嘲笑。 為啥呢？如果生孩能獎100萬，何不如把住房、上學、就醫來個「全兜底」，那樣還何愁會沒人生。何必還用做這「脫褲子放屁」的麻煩事？ 03 面對杭州的生育獎勵大招，想想時實變化的過往，許多事情回憶起來總令人耿耿於懷。 以前實行計劃生育那陣，經濟遠沒今天這麼發達，人們雖吃不飽，穿不暖，可還要「爭著生」，「搶著生」。今天看似能吃飽穿暖了，人們卻反而不願生了，這是為何呢？ 以前口口聲聲說，隨著出生率暴漲，我們資源有限，人多了，那可就危險了！ 於是，在計劃生育政策的「號召」下，尤其在農村，許多人為了生孩子，不僅被追得雞飛狗跳，為了讓你不敢生，許多還被消房拆瓦，攪得你不得安寧。 而今天，隨著出生率持續走低，人口逐年下降，又開始擔心了，要是人都沒了，誰來實現偉大復興？ 於是乎，為了刺激生孩，各種獎勵補貼生孩的政策出台了，像杭州生三孩就有2萬，下一個地方一看不服氣，立馬出台個生三孩獎勵20萬的政策來，杭州不也就被輕鬆比下去了？ 說歸說，唱歸唱，調子總是要吼的…… 不過有人看了一定會說，現在是鼓勵生育，你還盡說些風涼話，這不在頂著光頭找刺戳嗎？ 如果連說兩句真話實話都不敢，那不就眼睜睜看著，有人老想把這些好事盡冠冕堂皇地讓給那些能生十個八個也不愁的富人，還讓他們美其名曰——這在支持國家政策！ 當然，靠那些能生的富人生孩子，也未必不好，因為他們生出的兒子兒孫也肯定是富人，過不了多少年，全民就能實現共同富裕了！ 如此來看，這，也不失為一樁大好事！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現實的模樣）
隨著出生率下降，去年中國全國幼兒園、小學數量各減少逾5000家，減幅為1.9%、3.3%；學生數量分別減少177.6萬、47.8萬人，減幅3.7%、0.4%。 中國教育部5日公布「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指出，2022年中國共有28.92萬家幼兒園，比上年減少5610家，下降1.9%；學前教育在園幼兒4627.55萬人，比上年減少177.66萬人，下降3.7%。 全國共有普通小學14.91萬所，比上年減少5162所，下降3.35%；小學階段招生1701.39萬人，比上年減少81.19萬人，下降4.55%；在校生1.07億人，比上年減少47.88萬人，下降0.44%；畢業生1740.61萬人，比上年增加22.58萬人，增長1.31%。 值得注意的是，綜合新京報、中國新聞周刊等陸媒報導，據中國教育部去年9月公布的「202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共有幼兒園29.48萬家，比上年增加3117家，增長1.07%。據此計算，2022年幼兒園數量減少5000多家，這也是自2008年近15年來，全國幼兒園數量首次負成長。 此外，從全國在園幼兒數量來看，2020年全國在園幼兒4818.26萬人；2021年，學前教育在園幼兒4805.21萬人，比上年減少13.06萬人，下降0.27%。這也是多年來在園幼兒數量首次下降。 中國進入人口負成長時代、新生兒減少情況下，學前教育首先受衝擊。 公開數據顯示，中國現有36.29萬家幼兒園相關企業，近10年來，幼兒園相關企業新增量整體呈上升趨勢，其中2021年新增最多，之後開始下降。2020年新增幼兒園相關企業4.02萬家，新增量年增27.14%；2021年新增6.82萬家，新增量年增69.88%；2022年新增4.5萬家，新增量年減34.1%。 報導引述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夏婧表示，「其實首輪幼兒園的關停潮已經到來了」，今年「應該是最好的一年」，以後會越來越困難。 她透露，幼兒園長的社群媒體對話群去年起就經常看到有幼兒園在轉讓桌椅板凳。很多園長還在掙扎，但趨勢已不可逆轉。 另外，據表示，隨著人口未來不斷向城市集中，情況最危急的幼兒園並不在北京、上海、濟南等一、二線城市，而是集中在四、五線城市。 新京報分析，中國學前教育領域短短數年間呈現快速逆轉景象，主要是近年出生人口明顯減少，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僅為2016年的50.77%，也就是說，6年來中國出生人口下降了一半左右。新生兒減少，對幼兒園學位需求也自然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