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

黃高樂以中南大學計算機系連續四年年級第一的成績，保研進了北大計算機研究所，讀「直博」，也就是碩博連讀。理想情況下，四年之後，他能拿到一個北大的博士學位。現實卻是，讀博第五年，也就是2019年，他辦了退學。 就讀期間，他所在的實驗室有5位在讀博士生，其中2個退了學，1個換了導師，1個讀到第七年才畢業。就在他退學的2019年，根據教育部數據，全國高校博士生「延畢率」超過六成。 黃高樂的經歷有其典型性。「讀博發表不了文章，就像後宮嬪妃沒有子嗣」，入學前，學子們通常會低估博士畢業的難度，高估博士學位的光環，甚至錯誤理解讀博的目的。「退學」還是「混文憑」，這道令人煎熬的選擇題，曾經非常困擾黃高樂。他的講述中，可以看到追求博士學位當中的辛酸與煎熬，以及退學這個決定背後的原由。 人生選錯一條路 一進到實驗室，別人都問我為什麼選「直博」。等我搞明白遊戲規則，我這才意識到，如果功利一點，按「性價比」去比較，我應該是在當時的三個選擇了做了最差那一個。 我是山東人，縣城高中畢業，進了長沙的中南大學讀計算機。進入大學後，我仍然像高中一樣努力。系裡一百多個同學，連續四年我都是第一，因此獲得保研名額。其實此前，我從來沒想過我還能有機會讀北大清華，畢業那年，三個offer擺在面前：浙大、清華以及北大。前兩個都是碩士，北大的是直博。我當時對碩士、博士沒有概念，只覺得博士比碩士厲害，既然可以「直博」，那顯然更划算。而且當時，我還有個想法是，去北大看看。 到北大後才知道，原來「直博」入學門檻更低，因為比起碩士，博士難畢業得多。我記得我當時把「保研」指標寄給北大的時候，學校說你的指標作廢了，因為「直博」不需要保研指標，我才知道我做的這個選擇，完全浪費一個寶貴的保研名額。 我家境很普通，家裡也沒有科研背景，本科時期，也只顧著刷績點，沒去了解科研。事後想來，那時假如沒有被刻板印象蒙蔽，能多做一些了解，知道搞科研的難度，對學術本身和學術圈子有更多的理解，或許可以避免陷入後來的困境。 其實我的志向是做遊戲，包括本科時期我那麼努力，也是做遊戲的夢想在激勵我。但做遊戲考驗的並不是學術能力，在這個領域，博士生反而並不太受僱主歡迎。讀博期間我去找實習，有面試官曾經問我，你看哪個厲害的遊戲是博士做出來的。我本科畢業就工作的同學，有的去了騰訊，已經在深圳買了房，同學們就說我黃高樂是「花千萬代價讀了個水博士，而且還退了學」。 但這都是後話了，用世俗標準去衡量，我當然是「人生選錯一條路」。不過，這條路原本可以繼續走下去。但越讀，我愈發對科研前景感到失望。有一回，我導師希望我用一種方法做一個研究，但我不認可，於是產生衝突。導師禁了我的言，不再與我溝通，然後轉頭把這個方向連同我搭建的實驗平台一起交給了學弟。學弟就按導師的方法完善實驗，把論文寫完並且成功發表，作者里沒有帶我的名字。我後來試了自己的方法，也能解決問題。讀博五年，這是我離發論文最近的一次。 其實我的心理壓力，主要不是來自論文，而是來自讀博的環境，或者更具體一點，是和導師的關係。印象中，導師對我說過最糟糕的一句話是：你還沒認清你是社會底層上來的孩子嗎？你怎麼可以跟我談條件？ 和幾乎所有的實驗室一樣，我們每周都會開組會總結當周進展。每周的組會都近乎噩夢。我每周會給導師發一封工作郵件，但這些郵件從來沒得到過答覆，如入「黑洞」。有時在組會後，我問導師是否看到郵件，得到的回答是「你做的東西都是垃圾」。假如真是垃圾，我也希望得到具體的反饋啊——從來沒有。批評都指向人身批評，我記得的包括：你為什麼讀得時間越久水平越差？你是怎麼考上北大的？你這樣子將來不會有成就的！ 後來我逐漸與早我兩年入學的學長交好，彷彿在泥潭裡相遇的兩根樹枝，二人互相支撐，互相寬慰：「以後我們的目標，就是混吃等死等畢業吧」，有時也交流一些對導師的看法。用這種方式抵禦負面情緒有一定的效果，特別是，當實驗室里的博士生們聚在一起，我們發現原來所有人都是被無差別對待的，人人感同身受，「是一根繩上的螞蚱」。那時候就有種抱團取暖的感覺，可以互相傾訴，排解掉一部分痛苦。有一回我印象深刻，一位學姐開解學弟，她說著說著自己就哭了起來。 我在校期間，有一位與我同住在暢春新園的博士生自殺，死後卻沒有一點關於此事的新聞，我那時就告訴自己，「千萬不能去自殺，如果自殺，真是便宜了導師」，「如果自殺，我就真的成為他說那種百無一用的人」。當我學長讀到第七年，原本導師還要再留他最後一年（超過8年未能畢業的博士，會以肄業處理），被他想方設法豁免，終於畢業了。我這時突然意識到，我沒有可以說話的人了，我獨自一人，實在難以為繼。我也想離開。 讀博第5年，我從北大退學了 逃跑 我想逃跑不是一天兩天。 入學第二年，我就產生過念頭。同實驗室讀到第三年的學長與另一位年輕導師合作寫出論文後，我們導師要求加他的名字。我自己的論文， 導師或評價「寫得很差」，或要求修改題目、標點和排版，或指責進度太慢。我期待導師可以有實質性的、具體的指導，比如指出我的邏輯錯誤，指導我去看某些書……這些期待從未成真過。 2018年年底，導師讓我與學長共同完成一篇論文。開學後，截稿前，導師突發通知，要加一個對論文全無貢獻的人上去。我學長是第一作者，我是通訊作者（按國內學術圈的規則，一般認為是除了第一作者以外最重要的作者），那個人署名的位置，相當於 「三作」。我當時非常認真地思考了一下，或許，讀博士最糟糕的並不是沒拿到學位，而是學術造假，我心想，假如有一天被曝光，我將沒有名譽可言。 我還是把名字添了進去。論文投遞出去後那段時間，我產生嚴重的抵觸心理。有時拖延到下午，才極不情願地去實驗室。情緒也變得非常糟糕，經常失眠，懷疑自己做的東西既沒有創新性，也沒有意義，只是把很普通的東西包裝一下，為了發論文而發論文。而這樣的文章，完全是在給學術圈添亂。 對此，我給學院寫了一封長信，除了上述內容，我還寫道，「即使混到畢業也是一個名不副實的水博士，完全是在浪費青春與生命。再加上在實驗室里很少得到正面的反饋，一直處於接連受挫的狀態，時常會陷入反覆的抑鬱情緒中」。 2019年3月，我打算把信交給學院。現在來看，這是封措詞溫和的求救信，我當時內心備受煎熬。那時，我經常做噩夢，夢到高三考試考砸了，夢到博士答辯沒通過導致博八（博士第八年）肄業，夢到找工作不順被老闆奚落，夢到被親友與朋輩嘲笑只會讀書。 我也是想通過這封信，做最後一點掙扎，比方說換導師。信需要先發給班長，再一層層轉交。沒想到第二天，導師就拿著這封信來找我談話了。出人意料，導師看上去並不在乎他我在信里提到的「冷漠」等評價。談話非常短，主旨大意是，你還是再做個橫向（項目）吧，做橫向的時候你沒那麼多事。（橫向項目，一般指高校與各級政府及政府職能部門、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合作的一些科研課題，主要合作對象一般是企業，潛規則里，也被認為是用來給實驗掙錢的項目——記者注） 後來我又了解到，換導師還是要趁早。我在年級比較低的時候沒有察覺出異樣，等到高年級，新導師不太願意接收的，一方面也是因為，國家給博士補助只給到第5年，往後就得導師自掏腰包。更何況這也是要佔用一個博士生名額的。 轉碩也一樣，假如一個「直博」生要轉碩，導師需要拿出一個招碩士的指標給他，與此同時，原來的直博指標也就作廢了，這意味著他的實驗室將會少一名學生。 換導師、轉碩，兩條路都行不通。只剩下退學一條路。實際上，讀完第三年，我就打算退學，但研究所建議我不如先休學一年。那一年，我有點廢寢忘食地工作，做出了一款交互敘事遊戲，成了我的遊戲處女作，上線後反響不錯，並藉此認識了一些業界大牛。我給自己鼓勁，「我還是挺聰明的」，「我想做什麼是能做到的」。由此，我也慢慢找回一些自信。 遠離校園的這一年，我大體琢磨出來導師是什麼樣的人，自認為可以跟用自己的方式跟他相處了，再加上「退學」這樣一個決定，確實不太容易，所以我就復學了。回校前，我一遍遍告訴自己，即便沒有導師的支持，我也要把這個學位拿到。但一入學，那種壓抑的情緒又找了回來。 決定退學前那個春天，我能回想起校學樓牆上綠色的爬山虎，未名湖畔粉色的花，以及自己灰濛濛的心情。有個朋友建議我去看精神科醫生。在回龍觀醫院，我記得那位和善的王醫生聽完我的講述後，告訴我，抑鬱分兩種，一種是器質性抑鬱，人體無法分沁多巴胺，這種情況下可以吃藥。另一種是有明確抑鬱源的，只要遠離了抑鬱源，並不需要服藥，人慢慢能快樂起來。 王醫生沒有直接勸我退學，但給我舉了個例子。她說，如果一位女性經常遭受家暴，她只要離開抑鬱源，自信與精神狀態都能慢慢恢復，這種情況下，她通常會勸對方離開丈夫。她告訴我，好好考慮一下，回去做個決斷。 這次談話後，我想通了，學位與身心健康，肯定後者更重要。我本來是想通過讀博，做出一點成果，能夠在學術圈裡記下我的一筆，能對社會有一點貢獻，在這種情況下，我40多歲拿到博士學位跟20多歲拿到博士學位，並沒有太大差別。當我看清楚這個之後，退學這個概念給我造成的心理負擔就沒那麼大了。 第二天，我就馬不停蹄開始投簡歷、找實習。這中間，我收到了那篇論文的反饋意見，審稿人希望我們再改改，也就是那一稿沒通過的意思。我當時心中暗自慶幸，好歹「學術貞潔」還在。我回復對方郵件說，我們不打算改了，並抄送給了實驗室另一位老師。到這種時候，我已經不在乎導師對我的看法了。辦完退學手續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導師拉黑，也退了一些群，心裡想著，丟掉這些令人痛苦的回憶，開始新生活。 反思 實習確定下來後，難過的一關是跟父母攤牌。他們當然都不樂意。我爸爸說，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看著怎麼窮作吧。「作」是我們那的一個方言，意思是「自毀人生」、「自甘墮落」。我爸說他不干涉我，但最好還是想辦法換導師或者轉碩，總之不要退學。實際上這兩種方法我都試過，都需要導師簽字才能成功。 北大博士的光環有多顯著，北大退學帶來的不理解就有多深刻。像我這種人，保研上北大時，被加到我們家鄉一個「人才儲備群」，各種好聽的話滿天飛舞。退學的消息傳開後，話就難聽起來了。逐漸地，我開始有意跟一些初次認識的人提起「北大退學」這個關鍵詞。因為這個話題通常會得到兩種反饋，一種人會立刻說，北大那麼好的起點，那麼好的資源，你為什麼要退學？一種人則會問，天吶，你在北大經歷了什麼？第二種人，我會深交一些，因為我感覺他們本質上關心的才是人。 別說是北大了，一般人聽到博士退學，多半會說一句，可惜了。我去家鄉的辦事大廳退檔案，辦手續的人就問，你是不是不努力，被學校清退了？也有人認為我怕吃苦。更多人表示為沉沒成本表示惋惜，都讀到第4年了，為什麼不熬一熬？退檔案需要時間，後來我母親去問，也有人問她，你是不是把兒子慣壞了，吃不得苦。 在他們的觀念里，只要熬一熬，就能拿到學位。會覺得我怎麼這麼不會辦事兒，讀這麼多年書，就這點承受能力。我一回家，大家仍然會覺得我是一個失敗者，因為我退學了。 我當初選擇去北大讀直博，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光榮」。對我這樣從小縣城長大的人來說，環境尤其影響我這樣去想。但如果說北大沒有白上，是因為它教會了我要獨立思考，要反思。最終，我之所以退學，也是認為自己沒有獲得進步。確實，或許我跟導師搞好私人關係，混8年，大概率也能拿到學位，但我無法接受這樣一個自己。 我現在覺得，雖然中間走了幾年彎路，但在這幾年裡，我更了解自己了。我對遊戲的志向一直沒變，當時找工作，我是下定決心非遊戲行業不進。因為我已經有自我察覺，我知道只有在做自己感興趣且擅長的東西時，更容易出成果，更有可能過一個比較幸福的人生。這個成果不是賺多少錢，而是能夠給社會留下一些東西，比如死了之後，你的遊戲作品還被人拿出來說。這可能比一個學位更重要一些。  （記者 | 駁靜 講述 | 黃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