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別

保守派

查理·柯克摯友談校園內保守派面臨的威脅

萊利·蓋恩斯(Riley Gaines)做客《福克斯新聞直播》,公開講述了自己遭遇左翼校園暴力的經歷——並展望了保守派在大學校園的未來走向。

查理·柯克遇刺事件持續發酵,社會各界呼籲理性與尊重

美國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近日遭遇槍擊身亡,相關網路反應和現實影響持續擴大。一方面,部分網民在社交平台發表極端言論引發爭議,另一方面,保守派群體發起反制行動,多家機構對涉事員工採取處理措施。

吳奕軍專欄:川普在保守派陣營已建立完整敘事

川普於2025年1月20日展開第二次總統任期,迄今五個月。儘管多數民調支持度仍在約45%浮動,許多分析也指出川普面對不少施政挑戰,尤其在與國會合作與外交策略上。然而,從美國保守派支持者角度看來,川普表現頗具行動力,而且成效斐然。

伊朗改革派贏得總統大選 美官員:不認為政策將改變

主張伊朗向西方開放的 69 歲議員、改革家馬蘇德•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在6日第二輪總統選舉中,擊敗極端保守派對手賽義德•賈利利 (Saïd Jalili),成為伊朗新總統。佩澤什基安曾表示希望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恢複核協議,減少女性頭巾法執行力度,並指出高物價、嚴格規範女性及互聯網審查,正導致政府失去社會支持。但美國官員則在8日表示,不認為伊朗的政策將改變。 據法廣報導,佩澤什基安在6日宣布他獲勝後,在X賬號發表的第一份聲明中保證說,他將向所有伊朗人」伸出手」。 佩澤什基安說, 「前方的道路是艱難的。只有通過您的合作、同理心和信任,這一切才會變得容易。我向你們伸出手」。他補充說,我們都是這個國家的人民,我們應該利用每個人來促進國家的進步。」 佩澤什基安雖然不是伊朗改革派或溫和派陣營的主要人物,但他得到了前總統、改革派穆罕默德-哈塔米與溫和派哈桑-羅哈尼的支持。 雖然佩澤什基安希望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但他也是伊朗革命衛隊忠實擁護者,曾讚揚革命衛隊2019年擊落美國無人機,形容是「給美國人一記重拳,證明我們國家不會投降」。伊朗女子阿米尼前年因未戴好頭巾,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間死亡,佩澤什基安指事件不可接受。 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Matthew Miller)則指出,國家所有重大事務仍由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決定。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後,伊朗便成為美國的宿敵。 據法新社報導,米勒說,「如果新總統有權採取措施來限制伊朗核武計畫、停止資助恐怖主義、終止擾亂地區活動,我們將非常歡迎」、「但想當然爾,我們並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發生。」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被問到美國是否已準備好與伊朗恢複核武對話時,他斷然表示「沒有」。

花旗右轉:墮胎權和持槍權為何如此牽動美國人?

這兩天美國國內的輿情,完全可以用炸開了鍋來形容。美國最高法院的兩紙判決,點燃了美國人最為關心的持槍權和墮胎權的乾柴,各種抗議此起彼伏,連拜登都忍不住發牢騷。川普為他埋下的炸彈,終於爆發了。這兩個判決在某種程度上是近幾十年來,對美國社會可能造成最長遠影響的判決,如果說美國在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是處於左轉的狀態,那麼從現在開始,可以說明確的在右轉了。 美國最高法院這兩紙判決分別是: 第一,以6:3的票決,在紐約州步槍和手槍協會訴Bruen一案中,重申了民眾在公眾場合有持槍權利。這個判決事實上推翻了一百多年前,1913年紐約州通過的限制隱蔽持槍法案。紐約州一直以來都在限制槍支方面走在前列,當年這個法律規定在公共場合攜帶隱藏式槍支,民眾必須申請「隱蔽持槍」許可證,要說明「正當理由」,證明攜帶武器有實際需要。最高法院認為紐約州這個百年法案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所規定的「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予以侵犯」,換而言之,美國高院認為紐約州限制了公民的持槍權利,違憲了; 第二,以5:4的票決,肯定了2018年密西西比州的一項法律合憲——這項法律禁止女性在懷孕15周後進行墮胎手術。這個判決事實推翻了1973年允許女性懷孕24周以前自行決定墮胎的「羅訴韋德案」,等於將裁決權還給了各州。當年得克薩斯州法律規定女性只有在生命有危險、或者被性侵的情況下,才能墮胎。該州一名21歲的女子在懷第三胎的時候起訴州政府,要求允許墮胎。這個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後高院以7:2的票決,支持了該女子的訴求,允許女性在懷孕24周之前墮胎。當時高院的根據是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認為墮胎是屬於女性的隱私權的範疇。 我這裡首先要解釋一下,美國高院為什麼用一個案子的判決,去推翻另一個案子的判決,而不是直接宣布作廢。我們知道英美是「海洋法系」,跟德、法、中等大陸法系不一樣,他們執行的是俗稱的「判例法」——就是以重要的判例作為通行的法律標準,類似的案子的審理都以此為參考。判例法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因時而異,它往往體現的是一個時代的法律認知和道德標準,所以在某些類似的案件上,前後的判決可能不一致。以前的判決已經生效的,無法更改,但今後的判決,都必須以最新的判例作為標準。這兩個最新判決出來後,就有幾十個州的法律面臨修改。 此外,美國最高法院作為美帝最高的司法機構,它並不是什麼案子都審理(比如川普前年關於選舉的上訴,它就沒有受理)。事實上它是有選擇的對申訴的案子進行審理判決,因為具有一錘定音的終極效力,所以它選擇的往往都是涉及美國憲法根本權利的一些典型案件,用我們的觀點來看,未必是大案要案,但一定是事關宏旨。 那麼,為什麼這兩項判決,引發了美帝國內的滔天巨浪?持槍權這個就不用多說了,在美國是經久不衰的熱點,特別是今年剛剛發生了多起惡劣的槍擊案,控槍的呼聲又一次響起。各州都在傾向於收緊槍支管控的時候,最高法院反其道而行之,公開推翻了紐約州的百年老法,這個不啻於一記響亮耳光,扭轉控槍輿論的意圖是明顯的;墮胎權這個其實也是老話題了,可能對於中國人來說比較難於理解。事實上,近百年以來,墮胎權這個問題在全世界都是難題,一方面是婦女自主選擇權,另一方面又是對胎兒作為一個「人」,是否應該具有的同等生命權利的終極拷問。所以不單單是在美國吵得厲害,在其他國家也一樣。有些人覺得陌生,只是因為我們對於權利的認知和討論還沒有達到正常的水平罷了。 無論是控槍還是墮胎,在法律層面,一直以來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爭論狀態,所以短期內即便落錘,也很難平復,洶洶的輿情在美國還會持續很久。美國的國情和我們很不一樣,因為是聯邦制,所謂的「合眾國」,各個州權力很大,有自己的立法權、司法權,只要大的原則上不違反憲法,那麼各州都有權制定自己的法律。而你要想推翻這些法律,就必須上訴到最高法院。 可能大家會覺得奇怪,紐約1913年控槍法律都執行一個多世紀了,德克薩斯的墮胎案也已經過去了將近50年,為什麼這個時候被推翻? 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川普埋下的坑。美國最高法院由於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中有極為重要的終審權,為了避免法官受到政黨和其他利益方的杯葛,美國規定大法官不得從屬於任何黨派或組織,其任職是終生的。他們由總統提名,參議院投票確認,一旦上任就可以干一輩子——也就是說只要他不是主動申請退休或者死於任上,誰也管不著,哪怕是提名他的總統,一旦提名完了就跟大法官沒有任何關係。美國總統雖然權力最大,但是好歹只有四年,最多干八年。而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權力也不小,卻是終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法官對於美國的影響,並不亞於總統。 儘管總統管不了大法官,但是既然有提名權,那麼在甄選法官上,就必然會考慮在法律立場上符合自己所在政黨利益的人選。法官他也是人,雖然不會明說,但也會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性,特別是在美國判例法的框架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極大,所以在過往案件的判決上是可以看出法官的傾向性的。一般來說,美國法官分為三種,傾向於嚴格按照法律制定時候的原意來釋法和判決的,稱之為「保守派」,傾向與時俱進迎合時代變化的稱之為「自由派」,兼顧兩者的稱之為「溫和派」。在美國政壇上,共和黨屬於保守黨,當然會選擇保守派,民主黨屬於自由黨,當然會選擇「自由派」,兩黨相爭不下的時候,就會選擇溫和派。 這裡我想特別說明,保守派,自由派,溫和派在西方都是相對的概念,是針對法官對於法律的理解和施行的特點來定義的,絕不是說,保守派就是天生貶義,自由派就是天生褒義。其實無論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都必須在法律許可的框架下工作,雙方的分歧可能只是在法律執行的方式或者力度上,並不是本質對立。舉例來說,前面所說的持槍和墮胎案,保守派法官其實也是承認女性的墮胎權的,但認為這並不是憲法規定的權利,因此必須要兼顧胎兒的權利;而自由派法官其實也是擁護民眾的持槍權的,只是要求在憲法的框架下,由各州根據實際情況在限槍立法上有更多的裁量權。 那麼,為什麼說坑是川普挖的呢?由於大法官終身制,而總統只有四年任期,所以不是每一個總統都有機會提名自己喜歡的大法官。但是川普運氣不錯,他的任內,大法官名額居然出缺3個,當然川普也沒有客氣,連續提名了3個保守派,一下子就在總共9人的大法官中逆轉了派別的形勢,從而使得保守派6:3佔據了絕對的優勢。而且川普也毫不避諱,當時就說要把推翻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作為目標。 現在才過了兩年,雖然川普已經下台而且也不會有重返的機會,但是他提的目標,還真的實現了。 我在2020年曾經在川普提名最後一個大法官巴雷特的時候專門寫過兩篇文章,說明自由派在短時間內都無法逆轉在最高法院的劣勢,美國在今後一段時間的右轉不可避免(參見今日二條文章)。這裡的左右可能和我們在國內理解的左右不太一致,美國的左派通常指自由派,右派指保守派。右轉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回歸傳統的某些理念——目前還很難說對美國的具體影響是什麼。 其實我們作為旁觀者不要過分的投入和擔心——美國的體制下,這種左右理念的互博快兩百年了,可以說是各領風騷數十年,短期來說,左右的施政理念和法律限制確實會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但並不是雲泥之別。有人認為這兩項判決都是時代的倒退,是縱容槍支暴力,是對女性權力的剝奪等等,我覺可能想得過於嚴重了。其實無論控槍問題還是墮胎問題,之前各個州的限制和反限制早就有了,在現實操作的層面,兩個問題都不是黑與白的討論,而是色彩深淺的討論。以加州為例,目前在持槍和墮胎方面的加州法律就變化不大,這是在自主立法範圍內的。旁觀者入戲太深,當成什麼「正邪對決」之類,就會成為笑話。 其實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就是美國的體制下,政黨的博弈是如何法律框架下施行;美國對於權力的分立和制約,又是如何在精妙的規則設計中得以施行;最根本的,還是這個國家,無論立場左右,骨子裡對於法治的認同和推崇——高院的判決反對聲音很多,但是一旦做出,大家都會執行。 所以,如果哪一天我們也能在同樣的場景下就某一個社會問題進行公開的博弈並尊重規則下產生的結果,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進步。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後默克爾時代往哪走?德國關鍵選戰QA一次看

選情膠著的德國大選26日登場,世人莫不好奇下屆政府的組成,以及德國在總理梅克爾卸任後會變怎樣?它在歐洲和世界的角色又將如何變化?以下是法新社整理關於這次大選的Q&A。  ● 默克爾為何卸任? 默克爾(Angela Merkel)所屬的基督教民主黨(CDU)在2018年10月的地方選舉受到挫敗,不久後她就宣布目前的第4任總理任期將是她的「最後一任」。這使德國出現1949年後首次有現任總理不角逐連任的局面。  現年67歲的默克爾2005年11月22日首度獲任德國總理,她在位的時間跟德國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理柯爾(Helmut Kohl)幾乎不相上下。柯爾一共掌權16年有餘(5869天)。  德國在默克爾領導下成為歐洲穩定的同義詞,但大選過後現況可能改變。在選票分散的情況下,德國可能出現3黨聯合政府。 ● 保守派會不會喪失執政權? 最新民調顯示,默克爾的基民黨及其巴伐利亞邦姊妹黨─基督教社會黨(CSU)合計支持率約22%。這將是德國戰後保守派表現最差的一次選舉。  保守派在2017年上次大選時是由默克爾領導,當時得票率為32.8%。  若民調準確,基民黨/基社黨聯盟可能丟掉總理大位,甚至變成在野黨,成為2005年以來首見。  專家一年前幾乎完全不考慮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SPD)可能參與下屆政府,但現在社民黨支持率約25%,正盼望繼施若德(Gerhard Schroeder)之後再拿下總理位置。  ● 極右派怎麼了? 極右派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藉民眾不滿2015年難民潮趁勢而起,2017年首度進入國會,並成為最大在野黨。之後這個政黨似乎失去吸引力,目前支持率約為11%。  然而德國另類選擇黨已在政壇牢牢紮根,近來成員曾參與反對COVID-19抗疫措施的集會,試圖透過反對口罩運動討好選民。 ● 誰能成為造王者(kingmaker)? 不論哪個政黨勝選將主導組成新政府,都可能爭取綠黨(支持率約17%)和自由派的自由民主黨(FDP,支持率約11%)相挺。  但結盟方式可能有許多種,包括純左派聯盟與右傾為主的政府。  無論如何,結盟協商可能得花上數周甚至數個月,這將使歐洲最大經濟體淡出國際舞台一段時日。  ● 新政府外交政策路線為何? 德國外交政策的面貌會依新政府最終黨派組成而大相逕庭。  若是出現包括社民黨與綠黨的左派聯盟,德國會比保守派與自由派掌政下更傾向支持歐洲財政團結。  如果新政府納入極左的左派黨(Die Linke),德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關係可能變緊張,因為左派黨希望廢止這個跨大西洋聯盟。 政府易主也可能影響德國與法國的關係,這項夥伴關係正是歐洲聯盟(EU)的核心。而且法國也將於2022年4月舉行大選。  根據法國國際關係暨戰略研究院(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法德研究委員會(Franco-German Studies Committee)成員莫里斯(Paul Maurice),德國新團隊上任後將面臨壓力,必須為歐盟增添制定政策的新動力。

喬姆斯基們的告饒-政治正確的熊熊烈火燒著了我

只要對西方左派目前的八陣圖略知一二,就會熟悉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這位左派大宗師的名字。在同齡知識精英逐漸仙逝之際,一生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堡壘美國、以摧毀這個山顛之國為己任的喬姆斯基,終於在其91歲高齡時迎來了美國末日:2020年,武漢肺炎讓美國經濟陷入休克,BLM發起清除美國歷史、摧毀美國立國根基的美國文革。喬姆斯基作為「美國的永遠反對者」,當然會投身革命洪流,而且還希望指點江山,如同2003年他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作派一樣。  喬姆斯基的終生敵人:美國 喬姆斯基一生以美國為敵,美國的歷屆總統,無論什麼人,基本是他的敵人。以近20餘年的總統為例,小布希是戰爭販子,奧巴馬在全世界殺人,喬姆斯基因此表達過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小布希和奧巴馬等人被逮捕並移送國際刑事法庭;2016年當選後,川普在他眼中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壞最壞的總統,凡有發言都必然拉出川普來批鬥一番,以泄其正義之憤。今年武漢肺炎疫情禍延全球之際,正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自我隔離的諾姆·喬姆斯基接受了DiEM25 TV主持人斯雷科·霍瓦特(Srecko Horvat)的邀請,分享了他對於武漢肺炎危機的反思與看法。  儘管全世界都知道武漢肺炎疫情發源於中國,而且因為中國夥同WHO隱瞞疫情,還在全世界將防疫物質搜購一空,導致武漢肺炎在世界擴散,但喬姆斯基既然將美國定位為世界「最主要的恐怖主義國家」,此刻仍然文不對題地繼續念頌他哼了一輩子的經文:在疫情背後,人類也正在面臨核戰爭、全球變暖和民主的衰退等一系列更為可怕的威脅。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採訪者要求他就武漢肺炎危機發表的「反思與看法」中,他對肺炎源頭國中國隻字未提,卻怪罪於美國川普總統的制裁給伊朗與古巴帶來的巨大痛苦與損害(他與卡斯特羅的友誼世界有名)。採訪結束時,喬姆斯基還「高屋建瓴」地表示說,本次疫情已經將「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暴露無遺,他相信在不遠的將來,許多國家都將做出重大轉型——在喬姆斯基的主義派別里,從米塞斯、哈耶克直到奧巴馬,全一古腦地塞進「新自由主義」譜系,痛加撻伐。  可以說,喬姆斯基最近這場講話,暴露了西方知識份子對社會危機的認識與現實扡格難入,他從1968年出道以來練成的「三板斧」絕技:罵美國、核戰爭威脅、環境危機,聽起來是那麼高大上,與現實卻又是那麼遙遠。正在喬姆斯基沉浸於世界「將作出重大轉型」的夢想之中時,卻發現自己居然成了左派陣營「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的鬥爭目標。年青一輩的左派們為何拋棄了自家的大宗師?這是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2017年8月22日那篇採訪惹的禍,這篇題為《諾姆·喬姆斯基:Antifa是對最右翼和美國政府鎮壓的禮物》中,目前在美國橫著走的Far Left認為喬姆斯基嚴重冒犯了Antifa。  一輩子習慣了別人豎著耳朵傾聽的喬姆斯基,不怕成為少數派,但卻很在意後進左派追隨者的背叛,可以想像這位90老人的內心鬱悶有多強烈。  喬姆斯基們的政治正確只關注自身的言論自由 一貫自認為是政治正確標杆的喬姆斯基,這次為什麼趕不上革命潮流了?這事先得從革命的大好形勢說起,說起來,這革命大好形勢還真是大大小小的喬姆斯基們多年辛苦努力,從魔瓶里召喚出來的。  自從5月25日以來,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在美國各地除了打砸搶燒殺之外,以清除美國歷史為己任。一場激烈的政治整合運動席捲了美國的藝術、教育、商業和娛樂機構。即使最初對這場BLM運動報以掌聲的《華爾街日報》,也壯著膽子發表了《美國的雅各賓時刻》這種文章,認為這種強迫性的文化轉折有可能吞噬美國公民文化的剩餘部分,破壞美國持久的社會發展,「因為它具有革命思想的狂熱和隨意的判斷力。雖然沒有使用斷頭台,但衝動是相同的,會破壞不少人的職業,生計和聲譽」,不少大學的教授、公司高管與員工因為說了被BLM與一干左派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話,被告至任職機構,輕則被強迫道歉、停職,重則丟掉了工作。  不僅民主黨各州政府支持BLM提出的Defund Police,大學校園也處於政治正確的恐怖之下,不少教授因為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被投訴至學校,被校方按BLM要求處罰失去教職、或被停止教學並公開道歉。Twitter上有個名為The Free Speech Union @SpeechUnion 的推號,列舉了上百個因觸犯政治正確忌諱而丟掉工作、或遭受審查的例子。其中最荒誕的一個例子,就是普利茅斯大學(Plymouth University)的一位地理學講師Mike McCulloch博士的遭遇。一位匿名人士向普利茅斯大學校方發送了這名講師在24小時內「喜歡」的推文列表,包括「所有生命都重要」,「性別有科學依據」以及反對大規模移民的帖子。這種藉政治正確為名對言論自由的肆意摧殘,喬姆斯基視而不見。因為他心目中的言論自由,是保護政治正確的言論,而不是保護違背政治正確原則的言論,這是他多年的言行反覆所證明的。  作為一個在很多領域都是少數派的學者以及知名公共知識份子,喬姆斯基多少還知道言論自由的寶貴。他一輩子都痛恨美國,對美國百般批評,與卡斯楚等社會主義獨裁者卻都保持友誼,有人問他為什麼喬姆還要生活在美國,他的解釋是:「國與國之間的綜合比較沒有什麼意義,我也不會這麼比較。不過美國有些成就,特別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幾個世紀來爭得的領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美國在言論自由方面的立法保護,確實世界第一。但是,美國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不是保護正確的言論,而是保護人人有權說出自己的觀點,包括不正確的觀點的權利。這是各種有關言論自由的判例所證明的。喬姆斯基當年做為無政府主義少數派,以批評美國政府的一切,包括他為赤棉所做的辯護,享受的就是這種保護。可以說,沒有美國憲法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美國就不會有喬姆斯基這號人物。但喬姆斯基做為領軍人物的左派陣營,近年來因政治正確泛濫而產生的言論專制傾向日益嚴重,因此受傷甚至失去工作的人不少。 喬姆斯基作為左派陣營的大宗師,自視為政治正確的化身,暫時沒被傷到,當然也不會自律。2017年8月,喬姆斯基接受了英國《獨立報》的採訪,對當時正在發展壯大的Antifa組織的暴力行為發表了批評意見,這些意見被採訪者寫入前述的那篇《諾姆·喬姆斯基:Antifa是對最右翼和美國政府鎮壓的禮物》。儘管喬姆斯基不是就這個恐怖組織本身的行為發出批評,而是從左派運動的策略出發來評論,認為Antifa的暴力將給右翼與美國政府送上鎮壓理由,頗有恨鐵不成鋼之意;儘管他在採訪中認為川普總統指責Antifa為「壞傢伙」,導致了社會成員對Antifa的不安與警惕,但在BLM成員看來,Antifa與BLM都是不能批評的神聖之體。於是,在今年BLM革命進入清算歷史的高潮之時,喬姆斯基得為自己的「歷史錯誤」付出代價。   以政治正確化身自居的左派大宗師喬姆斯基,終於被熊熊燃燒的政治正確烈焰燒了頭髮與鬍子,這把火讓他看清了一點:BLM這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要構建的「美麗新世界」,將可能沒有他這位大宗師的位置。與他境況相同的還有不少左派知識份子,比如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確的她在6月寫過一句「只有女性可以月經」,因此被列入#CancelCulture的抵制名單,不僅各種惡語加身,其作品還被要求下架。凡被BLM等左派革命者認為說過「政治不正確」言論的文化名人,包括作家、學者、教授、流行歌手、音樂人、演藝者等,都被列入這名單,痛遭批判與抵制,這抵制包括寫公開信匿名信給這些人任職機構,要求開除或解僱等等,或者下架其作品。  面對#CancelCulture的文化恐怖,早就將「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將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一保守派堅守言論自由原則的名言拋諸腦後的一干左派作家、學者、教授都坐不住了,在坐觀甚至支持了40多天的文化恐怖之後,於是有了喬姆斯基、福山、羅琳女士等150多人7月10日聯名發表的公開簽名信。  這封信為何左右不討喜? 寫這封信時,這些文化名人並沒有反思這把燒灼他們的「政治正確」熊熊烈火,其實是他們多年努力添柴加薪的結果。他們也沒認為清除歷史、打擊異己是錯誤,而是抱著求饒的心情,讓極左派們考慮互相依存的戰友關係,放他們一馬,將槍口對準川普等右翼勢力。在眾多名人中,我為什麼選擇喬姆斯基作分析物件?乃因這封信上有無法抹除的喬姆斯基痕迹:仍然要求左派陣營不要用過火行為讓右派得到反對他們的理由,與他2017年8月在英國《獨立報》的採訪中說法一致。  這封信保持了左派話語一向的冠冕堂皇。首先高度肯定了BLM的一系列綱領性要求,包括反種族主義與Defund Police(這兩點的實際情況我已經在《「打碎舊世界,創造新天地」——美國文革正在進行時(1)》中分析過),然後再劃定一個敵我陣營:川普代表的右翼是敵,是民主的真正威脅;高等教育、新聞界、慈善事業、演藝界的左翼為友。他們——即敵方的言論自由權利仍然被視如無物,這封公開信只討論一個內部問題:「決不能允許抵抗力量把教條或強制性變成自己的品牌」打擊本陣營的友軍,因為「右翼煽動者已經在利用這些」。然後再曉以厲害:「我們必須通過反對任何一方出現的不寬容的現象,才能維護民主的包容。我們拒絕在正義與自由之間進行任何錯誤的選擇,而這些離不開彼此。」最後是告饒:「作為作家,我們需要一種文化,讓我們有進行實踐、冒險甚至犯錯誤的空間」——意思是:與川普等右翼陣營的戰鬥正在進行,我們是離不開彼此的戰友,不要再互相指責。你們做什麼,我們不會指責,也拜託你們包容我們,哪怕我們彼此認為對方是錯的。  這封信中還有一段話:「雖然我們早已知道極端的權力喜歡這些,但在我們的文化中,審查做派也越來越廣泛地傳播起來:不寬容反對的聲音,將公開羞辱和排斥作為一種新時尚,以及試圖用盲目的道德確定性去解決複雜的政策問題」。  保守派成為這封信劃定的敵方,被指正在利用極左的荒謬行為,當然不會自作多情地去喜歡這封信。但左派也很不喜歡,給予無情抨擊,許多人聲稱這是頹廢的精英主義表現。自我標註為「自由新聞記者和事實檢查員」的愛琳·畢巴(Erin Biba)說:「想像一下這樣一個管道和他們都有的聽眾可以使用這個集體平台的巨大優勢——他們用它…………發牢騷,互聯網要求他們對自己的話負責。」DC Sentinel記者山姆·薩克斯(Sam Sacks)插話說:「看看誰在這封信上簽名,你可以說這更多地是關於該行業的富有精英,他們不想為他們作為戰爭罪犯宣傳工作的過去(和當前)工作承擔後果。」  套向書齋左派頭上的巨網由他們親手織造 美國有今天,我半點也不意外,至少,我從2016年開始,就已經明白這是美國的宿命,這宿命就是壟斷的美國大學講台的左派教授——大大小小的喬姆斯基們共同創造的。1987年,作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在他的暢銷書《正在鎖住的美國頭腦(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預告:美國的高等教育對美國的政治體系是失敗的,因為它培養了左翼、反對言論自由心態,並儘力實現思想的統一性。  由於左派教授在大學排擠保守派,利用他們的學術地位採用各種審查禁制不同聲音,讓青年一代覺得言論自由根本無需存在。位於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從2016年-2018年連續三年的調查結果展現: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認為應該限制言論自由。  喬姆斯基教授雖然已屆91歲高齡,我仍然希望他能夠在餘下的歲月里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他痛恨的美國成就了他,包容了他的一切,給了他名利、地位,允許他全世界範圍內與獨裁者成為朋友,成為當代遊走於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最大的制度套利者;如今,他多年努力呼喚的「美麗新世界」終於來了,卻容不下他的一些並不尖銳的批評言論。請善於思辨的喬姆斯基教授捫心自問:哪個世界才真正值得他追求?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編輯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