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主张伊朗向西方开放的 69 岁议员、改革家马苏德•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在6日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击败极端保守派对手赛义德•贾利利 (Saïd Jalili)，成为伊朗新总统。佩泽什基安曾表示希望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恢复核协议，减少女性头巾法执行力度，并指出高物价、严格规范女性及互联网审查，正导致政府失去社会支持。但美国官员则在8日表示，不认为伊朗的政策将改变。 据法广报导，佩泽什基安在6日宣布他获胜后，在X账号发表的第一份声明中保证说，他将向所有伊朗人”伸出手”。 佩泽什基安说， “前方的道路是艰难的。只有通过您的合作、同理心和信任，这一切才会变得容易。我向你们伸出手”。他补充说，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应该利用每个人来促进国家的进步。” 佩泽什基安虽然不是伊朗改革派或温和派阵营的主要人物，但他得到了前总统、改革派穆罕默德-哈塔米与温和派哈桑-罗哈尼的支持。 虽然佩泽什基安希望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但他也是伊朗革命卫队忠实拥护者，曾赞扬革命卫队2019年击落美国无人机，形容是“给美国人一记重拳，证明我们国家不会投降”。伊朗女子阿米尼前年因未戴好头巾，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佩泽什基安指事件不可接受。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Matthew Miller）则指出，国家所有重大事务仍由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决定。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Islamic revolution）后，伊朗便成为美国的宿敌。 据法新社报导，米勒说，“如果新总统有权采取措施来限制伊朗核武计画、停止资助恐怖主义、终止扰乱地区活动，我们将非常欢迎”、“但想当然尔，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被问到美国是否已准备好与伊朗恢复核武对话时，他断然表示“没有”。
这两天美国国内的舆情，完全可以用炸开了锅来形容。美国最高法院的两纸判决，点燃了美国人最为关心的持枪权和堕胎权的干柴，各种抗议此起彼伏，连拜登都忍不住发牢骚。川普为他埋下的炸弹，终于爆发了。这两个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是近几十年来，对美国社会可能造成最长远影响的判决，如果说美国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是处于左转的状态，那么从现在开始，可以说明确的在右转了。 美国最高法院这两纸判决分别是： 第一，以6:3的票决，在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Bruen一案中，重申了民众在公众场合有持枪权利。这个判决事实上推翻了一百多年前，1913年纽约州通过的限制隐蔽持枪法案。纽约州一直以来都在限制枪支方面走在前列，当年这个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藏式枪支，民众必须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要说明“正当理由”，证明携带武器有实际需要。最高法院认为纽约州这个百年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换而言之，美国高院认为纽约州限制了公民的持枪权利，违宪了； 第二，以5:4的票决，肯定了2018年密西西比州的一项法律合宪——这项法律禁止女性在怀孕15周后进行堕胎手术。这个判决事实推翻了1973年允许女性怀孕24周以前自行决定堕胎的“罗诉韦德案”，等于将裁决权还给了各州。当年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女性只有在生命有危险、或者被性侵的情况下，才能堕胎。该州一名21岁的女子在怀第三胎的时候起诉州政府，要求允许堕胎。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高院以7:2的票决，支持了该女子的诉求，允许女性在怀孕24周之前堕胎。当时高院的根据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认为堕胎是属于女性的隐私权的范畴。 我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美国高院为什么用一个案子的判决，去推翻另一个案子的判决，而不是直接宣布作废。我们知道英美是“海洋法系”，跟德、法、中等大陆法系不一样，他们执行的是俗称的“判例法”——就是以重要的判例作为通行的法律标准，类似的案子的审理都以此为参考。判例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因时而异，它往往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法律认知和道德标准，所以在某些类似的案件上，前后的判决可能不一致。以前的判决已经生效的，无法更改，但今后的判决，都必须以最新的判例作为标准。这两个最新判决出来后，就有几十个州的法律面临修改。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作为美帝最高的司法机构，它并不是什么案子都审理（比如川普前年关于选举的上诉，它就没有受理）。事实上它是有选择的对申诉的案子进行审理判决，因为具有一锤定音的终极效力，所以它选择的往往都是涉及美国宪法根本权利的一些典型案件，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未必是大案要案，但一定是事关宏旨。 那么，为什么这两项判决，引发了美帝国内的滔天巨浪？持枪权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在美国是经久不衰的热点，特别是今年刚刚发生了多起恶劣的枪击案，控枪的呼声又一次响起。各州都在倾向于收紧枪支管控的时候，最高法院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推翻了纽约州的百年老法，这个不啻于一记响亮耳光，扭转控枪舆论的意图是明显的；堕胎权这个其实也是老话题了，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难于理解。事实上，近百年以来，堕胎权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难题，一方面是妇女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又是对胎儿作为一个“人”，是否应该具有的同等生命权利的终极拷问。所以不单单是在美国吵得厉害，在其他国家也一样。有些人觉得陌生，只是因为我们对于权利的认知和讨论还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平罢了。 无论是控枪还是堕胎，在法律层面，一直以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状态，所以短期内即便落锤，也很难平复，汹汹的舆情在美国还会持续很久。美国的国情和我们很不一样，因为是联邦制，所谓的“合众国”，各个州权力很大，有自己的立法权、司法权，只要大的原则上不违反宪法，那么各州都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而你要想推翻这些法律，就必须上诉到最高法院。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纽约1913年控枪法律都执行一个多世纪了，德克萨斯的堕胎案也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为什么这个时候被推翻？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川普埋下的坑。美国最高法院由于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有极为重要的终审权，为了避免法官受到政党和其他利益方的杯葛，美国规定大法官不得从属于任何党派或组织，其任职是终生的。他们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投票确认，一旦上任就可以干一辈子——也就是说只要他不是主动申请退休或者死于任上，谁也管不着，哪怕是提名他的总统，一旦提名完了就跟大法官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总统虽然权力最大，但是好歹只有四年，最多干八年。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权力也不小，却是终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法官对于美国的影响，并不亚于总统。 尽管总统管不了大法官，但是既然有提名权，那么在甄选法官上，就必然会考虑在法律立场上符合自己所在政党利益的人选。法官他也是人，虽然不会明说，但也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特别是在美国判例法的框架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极大，所以在过往案件的判决上是可以看出法官的倾向性的。一般来说，美国法官分为三种，倾向于严格按照法律制定时候的原意来释法和判决的，称之为“保守派”，倾向与时俱进迎合时代变化的称之为“自由派”，兼顾两者的称之为“温和派”。在美国政坛上，共和党属于保守党，当然会选择保守派，民主党属于自由党，当然会选择“自由派”，两党相争不下的时候，就会选择温和派。 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保守派，自由派，温和派在西方都是相对的概念，是针对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和施行的特点来定义的，绝不是说，保守派就是天生贬义，自由派就是天生褒义。其实无论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都必须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下工作，双方的分歧可能只是在法律执行的方式或者力度上，并不是本质对立。举例来说，前面所说的持枪和堕胎案，保守派法官其实也是承认女性的堕胎权的，但认为这并不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因此必须要兼顾胎儿的权利；而自由派法官其实也是拥护民众的持枪权的，只是要求在宪法的框架下，由各州根据实际情况在限枪立法上有更多的裁量权。 那么，为什么说坑是川普挖的呢？由于大法官终身制，而总统只有四年任期，所以不是每一个总统都有机会提名自己喜欢的大法官。但是川普运气不错，他的任内，大法官名额居然出缺3个，当然川普也没有客气，连续提名了3个保守派，一下子就在总共9人的大法官中逆转了派别的形势，从而使得保守派6：3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川普也毫不避讳，当时就说要把推翻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作为目标。 现在才过了两年，虽然川普已经下台而且也不会有重返的机会，但是他提的目标，还真的实现了。 我在2020年曾经在川普提名最后一个大法官巴雷特的时候专门写过两篇文章，说明自由派在短时间内都无法逆转在最高法院的劣势，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右转不可避免（参见今日二条文章）。这里的左右可能和我们在国内理解的左右不太一致，美国的左派通常指自由派，右派指保守派。右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回归传统的某些理念——目前还很难说对美国的具体影响是什么。 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要过分的投入和担心——美国的体制下，这种左右理念的互博快两百年了，可以说是各领风骚数十年，短期来说，左右的施政理念和法律限制确实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但并不是云泥之别。有人认为这两项判决都是时代的倒退，是纵容枪支暴力，是对女性权力的剥夺等等，我觉可能想得过于严重了。其实无论控枪问题还是堕胎问题，之前各个州的限制和反限制早就有了，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两个问题都不是黑与白的讨论，而是色彩深浅的讨论。以加州为例，目前在持枪和堕胎方面的加州法律就变化不大，这是在自主立法范围内的。旁观者入戏太深，当成什么“正邪对决”之类，就会成为笑话。 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就是美国的体制下，政党的博弈是如何法律框架下施行；美国对于权力的分立和制约，又是如何在精妙的规则设计中得以施行；最根本的，还是这个国家，无论立场左右，骨子里对于法治的认同和推崇——高院的判决反对声音很多，但是一旦做出，大家都会执行。 所以，如果哪一天我们也能在同样的场景下就某一个社会问题进行公开的博弈并尊重规则下产生的结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选情胶著的德国大选26日登场，世人莫不好奇下届政府的组成，以及德国在总理梅克尔卸任后会变怎样？它在欧洲和世界的角色又将如何变化？以下是法新社整理关于这次大选的Q&A。 ● 默克尔为何卸任？ 默克尔（Angela Merkel）所属的基督教民主党（CDU）在2018年10月的地方选举受到挫败，不久后她就宣布目前的第4任总理任期将是她的“最后一任”。这使德国出现1949年后首次有现任总理不角逐连任的局面。 现年67岁的默克尔2005年11月22日首度获任德国总理，她在位的时间跟德国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柯尔（Helmut Kohl）几乎不相上下。柯尔一共掌权16年有馀（5869天）。 德国在默克尔领导下成为欧洲稳定的同义词，但大选过后现况可能改变。在选票分散的情况下，德国可能出现3党联合政府。 ● 保守派会不会丧失执政权？ 最新民调显示，默克尔的基民党及其巴伐利亚邦姊妹党─基督教社会党（CSU）合计支持率约22%。这将是德国战后保守派表现最差的一次选举。 保守派在2017年上次大选时是由默克尔领导，当时得票率为32.8%。 若民调准确，基民党/基社党联盟可能丢掉总理大位，甚至变成在野党，成为2005年以来首见。 专家一年前几乎完全不考虑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SPD）可能参与下届政府，但现在社民党支持率约25%，正盼望继施若德（Gerhard Schroeder）之后再拿下总理位置。 ● 极右派怎么了？ 极右派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藉民众不满2015年难民潮趁势而起，2017年首度进入国会，并成为最大在野党。之后这个政党似乎失去吸引力，目前支持率约为11%。 然而德国另类选择党已在政坛牢牢扎根，近来成员曾参与反对COVID-19抗疫措施的集会，试图透过反对口罩运动讨好选民。 ● 谁能成为造王者（kingmaker）？ 不论哪个政党胜选将主导组成新政府，都可能争取绿党（支持率约17%）和自由派的自由民主党（FDP，支持率约11%）相挺。 但结盟方式可能有许多种，包括纯左派联盟与右倾为主的政府。 无论如何，结盟协商可能得花上数周甚至数个月，这将使欧洲最大经济体淡出国际舞台一段时日。 ● 新政府外交政策路线为何？ 德国外交政策的面貌会依新政府最终党派组成而大相迳庭。 若是出现包括社民党与绿党的左派联盟，德国会比保守派与自由派掌政下更倾向支持欧洲财政团结。 如果新政府纳入极左的左派党（Die Linke），德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关系可能变紧张，因为左派党希望废止这个跨大西洋联盟。 政府易主也可能影响德国与法国的关系，这项伙伴关系正是欧洲联盟（EU）的核心。而且法国也将于2022年4月举行大选。 根据法国国际关系暨战略研究院（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法德研究委员会（Franco-German Studies Committee）成员莫里斯（Paul Maurice），德国新团队上任后将面临压力，必须为欧盟增添制定政策的新动力。
只要对西方左派目前的八阵图略知一二，就会熟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位左派大宗师的名字。在同龄知识精英逐渐仙逝之际，一生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堡垒美国、以摧毁这个山颠之国为己任的乔姆斯基，终于在其91岁高龄时迎来了美国末日：2020年，武汉肺炎让美国经济陷入休克，BLM发起清除美国历史、摧毁美国立国根基的美国文革。乔姆斯基作为“美国的永远反对者”，当然会投身革命洪流，而且还希望指点江山，如同2003年他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作派一样。 乔姆斯基的终生敌人：美国 乔姆斯基一生以美国为敌，美国的历届总统，无论什么人，基本是他的敌人。以近20馀年的总统为例，小布什是战争贩子，奥巴马在全世界杀人，乔姆斯基因此表达过心愿：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小布什和奥巴马等人被逮捕并移送国际刑事法庭；2016年当选后，川普在他眼中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坏最坏的总统，凡有发言都必然拉出川普来批斗一番，以泄其正义之愤。今年武汉肺炎疫情祸延全球之际，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自我隔离的诺姆·乔姆斯基接受了DiEM25 TV主持人斯雷科·霍瓦特（Srecko Horvat）的邀请，分享了他对于武汉肺炎危机的反思与看法。 尽管全世界都知道武汉肺炎疫情发源于中国，而且因为中国伙同WHO隐瞒疫情，还在全世界将防疫物质搜购一空，导致武汉肺炎在世界扩散，但乔姆斯基既然将美国定位为世界“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此刻仍然文不对题地继续念颂他哼了一辈子的经文：在疫情背后，人类也正在面临核战争、全球变暖和民主的衰退等一系列更为可怕的威胁。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采访者要求他就武汉肺炎危机发表的“反思与看法”中，他对肺炎源头国中国只字未提，却怪罪于美国川普总统的制裁给伊朗与古巴带来的巨大痛苦与损害（他与卡斯特罗的友谊世界有名）。采访结束时，乔姆斯基还“高屋建瓴”地表示说，本次疫情已经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暴露无遗，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国家都将做出重大转型——在乔姆斯基的主义派别里，从米塞斯、哈耶克直到奥巴马，全一古脑地塞进“新自由主义”谱系，痛加挞伐。 可以说，乔姆斯基最近这场讲话，暴露了西方知识份子对社会危机的认识与现实扡格难入，他从1968年出道以来练成的“三板斧”绝技：骂美国、核战争威胁、环境危机，听起来是那么高大上，与现实却又是那么遥远。正在乔姆斯基沉浸于世界“将作出重大转型”的梦想之中时，却发现自己居然成了左派阵营“取消文化”（#CancelCulture）”的斗争目标。年青一辈的左派们为何抛弃了自家的大宗师？这是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2017年8月22日那篇采访惹的祸，这篇题为《诺姆·乔姆斯基：Antifa是对最右翼和美国政府镇压的礼物》中，目前在美国横著走的Far Left认为乔姆斯基严重冒犯了Antifa。 一辈子习惯了别人竖著耳朵倾听的乔姆斯基，不怕成为少数派，但却很在意后进左派追随者的背叛，可以想像这位90老人的内心郁闷有多强烈。 乔姆斯基们的政治正确只关注自身的言论自由 一贯自认为是政治正确标杆的乔姆斯基，这次为什么赶不上革命潮流了？这事先得从革命的大好形势说起，说起来，这革命大好形势还真是大大小小的乔姆斯基们多年辛苦努力，从魔瓶里召唤出来的。 自从5月25日以来，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美国各地除了打砸抢烧杀之外，以清除美国历史为己任。一场激烈的政治整合运动席卷了美国的艺术、教育、商业和娱乐机构。即使最初对这场BLM运动报以掌声的《华尔街日报》，也壮著胆子发表了《美国的雅各宾时刻》这种文章，认为这种强迫性的文化转折有可能吞噬美国公民文化的剩馀部分，破坏美国持久的社会发展，“因为它具有革命思想的狂热和随意的判断力。虽然没有使用断头台，但冲动是相同的，会破坏不少人的职业，生计和声誉”，不少大学的教授、公司高管与员工因为说了被BLM与一干左派认为政治不正确的话，被告至任职机构，轻则被强迫道歉、停职，重则丢掉了工作。 不仅民主党各州政府支持BLM提出的Defund Police，大学校园也处于政治正确的恐怖之下，不少教授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被投诉至学校，被校方按BLM要求处罚失去教职、或被停止教学并公开道歉。Twitter上有个名为The Free Speech Union @SpeechUnion 的推号，列举了上百个因触犯政治正确忌讳而丢掉工作、或遭受审查的例子。其中最荒诞的一个例子，就是普利茅斯大学（Plymouth University）的一位地理学讲师Mike McCulloch博士的遭遇。一位匿名人士向普利茅斯大学校方发送了这名讲师在24小时内“喜欢”的推文列表，包括“所有生命都重要”，“性别有科学依据”以及反对大规模移民的帖子。这种藉政治正确为名对言论自由的肆意摧残，乔姆斯基视而不见。因为他心目中的言论自由，是保护政治正确的言论，而不是保护违背政治正确原则的言论，这是他多年的言行反复所证明的。 作为一个在很多领域都是少数派的学者以及知名公共知识份子，乔姆斯基多少还知道言论自由的宝贵。他一辈子都痛恨美国，对美国百般批评，与卡斯楚等社会主义独裁者却都保持友谊，有人问他为什么乔姆还要生活在美国，他的解释是：“国与国之间的综合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会这么比较。不过美国有些成就，特别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几个世纪来争得的领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的立法保护，确实世界第一。但是，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是保护正确的言论，而是保护人人有权说出自己的观点，包括不正确的观点的权利。这是各种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所证明的。乔姆斯基当年做为无政府主义少数派，以批评美国政府的一切，包括他为赤棉所做的辩护，享受的就是这种保护。可以说，没有美国宪法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美国就不会有乔姆斯基这号人物。但乔姆斯基做为领军人物的左派阵营，近年来因政治正确泛滥而产生的言论专制倾向日益严重，因此受伤甚至失去工作的人不少。 乔姆斯基作为左派阵营的大宗师，自视为政治正确的化身，暂时没被伤到，当然也不会自律。2017年8月，乔姆斯基接受了英国《独立报》的采访，对当时正在发展壮大的Antifa组织的暴力行为发表了批评意见，这些意见被采访者写入前述的那篇《诺姆·乔姆斯基：Antifa是对最右翼和美国政府镇压的礼物》。尽管乔姆斯基不是就这个恐怖组织本身的行为发出批评，而是从左派运动的策略出发来评论，认为Antifa的暴力将给右翼与美国政府送上镇压理由，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尽管他在采访中认为川普总统指责Antifa为“坏家伙”，导致了社会成员对Antifa的不安与警惕，但在BLM成员看来，Antifa与BLM都是不能批评的神圣之体。于是，在今年BLM革命进入清算历史的高潮之时，乔姆斯基得为自己的“历史错误”付出代价。 以政治正确化身自居的左派大宗师乔姆斯基，终于被熊熊燃烧的政治正确烈焰烧了头发与胡子，这把火让他看清了一点：BLM这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将要构建的“美丽新世界”，将可能没有他这位大宗师的位置。与他境况相同的还有不少左派知识份子，比如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女士，一向政治正确的她在6月写过一句“只有女性可以月经”，因此被列入#CancelCulture的抵制名单，不仅各种恶语加身，其作品还被要求下架。凡被BLM等左派革命者认为说过“政治不正确”言论的文化名人，包括作家、学者、教授、流行歌手、音乐人、演艺者等，都被列入这名单，痛遭批判与抵制，这抵制包括写公开信匿名信给这些人任职机构，要求开除或解雇等等，或者下架其作品。 面对#CancelCulture的文化恐怖，早就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保守派坚守言论自由原则的名言抛诸脑后的一干左派作家、学者、教授都坐不住了，在坐观甚至支持了40多天的文化恐怖之后，于是有了乔姆斯基、福山、罗琳女士等150多人7月10日联名发表的公开签名信。 这封信为何左右不讨喜？ 写这封信时，这些文化名人并没有反思这把烧灼他们的“政治正确”熊熊烈火，其实是他们多年努力添柴加薪的结果。他们也没认为清除历史、打击异己是错误，而是抱著求饶的心情，让极左派们考虑互相依存的战友关系，放他们一马，将枪口对准川普等右翼势力。在众多名人中，我为什么选择乔姆斯基作分析物件？乃因这封信上有无法抹除的乔姆斯基痕迹：仍然要求左派阵营不要用过火行为让右派得到反对他们的理由，与他2017年8月在英国《独立报》的采访中说法一致。 这封信保持了左派话语一向的冠冕堂皇。首先高度肯定了BLM的一系列纲领性要求，包括反种族主义与Defund Police（这两点的实际情况我已经在《“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美国文革正在进行时（1）》中分析过），然后再划定一个敌我阵营：川普代表的右翼是敌，是民主的真正威胁；高等教育、新闻界、慈善事业、演艺界的左翼为友。他们——即敌方的言论自由权利仍然被视如无物，这封公开信只讨论一个内部问题：“决不能允许抵抗力量把教条或强制性变成自己的品牌”打击本阵营的友军，因为“右翼煽动者已经在利用这些”。然后再晓以厉害：“我们必须通过反对任何一方出现的不宽容的现象，才能维护民主的包容。我们拒绝在正义与自由之间进行任何错误的选择，而这些离不开彼此。”最后是告饶：“作为作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让我们有进行实践、冒险甚至犯错误的空间”——意思是：与川普等右翼阵营的战斗正在进行，我们是离不开彼此的战友，不要再互相指责。你们做什么，我们不会指责，也拜托你们包容我们，哪怕我们彼此认为对方是错的。 这封信中还有一段话：“虽然我们早已知道极端的权力喜欢这些，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审查做派也越来越广泛地传播起来：不宽容反对的声音，将公开羞辱和排斥作为一种新时尚，以及试图用盲目的道德确定性去解决复杂的政策问题”。 保守派成为这封信划定的敌方，被指正在利用极左的荒谬行为，当然不会自作多情地去喜欢这封信。但左派也很不喜欢，给予无情抨击，许多人声称这是颓废的精英主义表现。自我标注为“自由新闻记者和事实检查员”的爱琳·毕巴（Erin Biba）说：“想像一下这样一个管道和他们都有的听众可以使用这个集体平台的巨大优势——他们用它…………发牢骚，互联网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话负责。”DC Sentinel记者山姆·萨克斯（Sam Sacks）插话说：“看看谁在这封信上签名，你可以说这更多地是关于该行业的富有精英，他们不想为他们作为战争罪犯宣传工作的过去（和当前）工作承担后果。” 套向书斋左派头上的巨网由他们亲手织造 美国有今天，我半点也不意外，至少，我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明白这是美国的宿命，这宿命就是垄断的美国大学讲台的左派教授——大大小小的乔姆斯基们共同创造的。1987年，作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他的畅销书《正在锁住的美国头脑(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预告：美国的高等教育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失败的，因为它培养了左翼、反对言论自由心态，并尽力实现思想的统一性。 由于左派教授在大学排挤保守派，利用他们的学术地位采用各种审查禁制不同声音，让青年一代觉得言论自由根本无需存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从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的调查结果展现：千禧一代有一半人认为应该限制言论自由。 乔姆斯基教授虽然已届91岁高龄，我仍然希望他能够在馀下的岁月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痛恨的美国成就了他，包容了他的一切，给了他名利、地位，允许他全世界范围内与独裁者成为朋友，成为当代游走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最大的制度套利者；如今，他多年努力呼唤的“美丽新世界”终于来了，却容不下他的一些并不尖锐的批评言论。请善于思辨的乔姆斯基教授扪心自问：哪个世界才真正值得他追求？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