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新代言費全歸她自己？網傳分賬說法引熱議
2026 年 8 月 7 日
習近平最近視察江蘇，網上傳出他內部講話的部份內容，最奇葩的是為中國人如何做中國人「指明了方向」。他說：「說中國話、吃中國食、穿中國衣、用中國貨、在中國游、過中國節、購中國物、有中國腦、安中國心、想中國事、守中國禮、做中國人！」。 這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惡劣的中文，沒有之一。 做中國人有那麼重要嗎？做人最重要的，一是做一個好人，二是做一個有用的人，三是做一個能自我實現的人。能做到這樣，不做中國人又如何？相反的，你把習近平的十個要求都做到了，但你卻做不到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自我實現的人，那你做什麼人都沒用。 你做中國人，能不說中國話，不吃中國食，不穿中國衣，沒有中國腦，不安中國心嗎？這不是要不要的問題，是有沒有的問題。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不是習近平要求才有的。說這麼多，都是廢話。 再說，做中國人，只能用中國貨、在中國游、過中國節、購中國物嗎？你穿一件外國生產的衣服，去外國旅遊幾次，過一下聖誕節、買一點外國貨，你就不是中國人了嗎？ 至於安中國心，想中國事，守中國禮，那都是劃地為牢自我封閉的生命哲學。對世界多一點興趣，多了解別人的長處，多與各國交往互通有無，就會誤入歧途？ 這一段話之無聊、淺薄與惡俗，真是當今中共黨文化的代表作。內涵空洞，表述下作，無聊當有趣，廢話作真理，他這樣說，證明他這樣想，證明他的思想方法僅止於此。 雖然並非官方正式公布的文字，但我相信這是真的，因為諸如此類的文字，現今在中國的官場和傳媒上，真是滿坑滿谷，泛濫成災。 前不久中共出台了一個網路安全規則，有「十個堅持」之說，包括「堅持黨管互聯網（網路），堅持網信為民、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治網之道、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正能量是總要求、用得好是真本事、堅持築牢國家網路安全屏障」等等。 一個正常人會這樣說話嗎？十個堅持那麼多，其實都是「黨管互聯網」。莫非黨管了互聯網，還不能走中國特色的治網之道，還不能統籌發展和安全？還不能築牢國家網路安全屏障？連「用得好是真本事」這種屁話，也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昭告全國？ 中共的黨文化，越發走向淺薄化、庸俗化、臉譜化，習近平作了表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當中國人都是無知群氓，要灌輸最幼稚淺薄的東西，去弱化他們的思想。 習近平以下，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各宣傳機器和大中小學，都用這一套黨文化去凌駕民間思想，在大陸形成一種淺薄化、庸俗化與臉譜化的文化氛圍，消滅具有開創性、思想深度與生動文風的語言，民族的精神文化已墮落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中國人並非沒有觀察與剖析社會現象的能力，也不缺獨特的看法與鮮明透徹的表述，看看網上帖文就知道民間大把高手。普通人一句閑話，往往把偉大領袖逼到牆角，讓各級黨官落荒而逃。為何習近平還要用如此惡濁的中文來荼毒中國人？ 將中國語言文字淺薄化、庸俗化和臉譜化有利於洗腦，越淺薄越接受洗腦，越洗腦越淺薄，長此以往，中國人失去辨別思想與語言優劣的能力，陷落在黨的話語系統里不能自拔。 當中國人的思想都淺薄化臉譜化，就容易統治與管控，容易挑動群眾斗群眾，越是沒有個性，就越有黨性。 中國人的思想與文化都庸俗化了，就更容易改造，人人都放棄自尊與自信，做黨文化的奴隸，變成黨的馴服工具。 中共長期致力於消滅地方語言，以普通話凌駕方言，戕害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以黨八股的空話、套話、謊話、鬼話，去蹂躪各民族與各地區的民間文化，把中國人塑造成沒有獨立靈魂的政治工具。 老毛那一代就善於利用通俗口語解釋政策，老毛周恩來林彪都是聰明人，能將奸狡的思想與戰略用生動的民間語言表述出來，以此統領龐大的工農兵隊伍，至少那在打江山的年代還是有用的。 習近平想學老毛，可惜智慧太有限，知識系統破碎，思想淺薄，缺乏基本的文采，習式文風是五千年以來最低俗的表現。中國人要改變自己的命運，要從抗拒習式文風做起；香港人要維護香港價值，也要警惕中共黨文化的侵蝕。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在工業化前，人類的資源有限，但同時又要面對自利人性，如果沒有一套政治架構可以提供社會秩序的話，人類社會都會陷入部落式的殺伐，你爭我奪，只為活命。人命如草芥，朝都不保夕了，談什麼自由，談什麼繁榮？但正因亂世的後果太嚴重，所以不分東西，人類社會在一陣戰亂後，一定會有相對穩定的政治架構出現。但人類社會採用何種架構，不一定會萬流歸宗，政治體制的選擇，並不是天命註定的結果，有諸多的可能，比如說，中國在秦漢時發展出了帝制，而日本和歐洲卻在黑暗時代後，變成了封建。 帝制和封建很大的一個差別是權力的分封。中國只有皇帝獨享權力，朝廷和州郡縣這些官僚組織，都是皇帝的辦事員。中國有貴族，但沒有歐洲那種血緣世襲。血緣世襲的貴族，對君王點頭，承認主權，但比較像是同僚，而不是中國式的君臣關係。貴族「家族」的力量如果大到不可收拾，會回頭過來影響政府治理，所以從始皇帝以降，入主中原的歷代王朝，也許會有短暫的分封侯爵，如明初的燕王，或是清初的三藩，但最後皇帝都會把權力收攏，削減貴族力量。因為歷朝歷代，都會走向這個結局，也許，我們該認定，前工業化的中國社會，帝制，而不是封建，是均衡而相對穩定的政治架構。 為什麼不是封建呢？封建社會如同柏拉圖的理想國，人生而有一定的位置，在位置里各司其職，社會穩定，正義得保，人也不致朝不保夕。但這個各司其職的封建制度，有規模的限制，在歐洲，也許一個國王，面對上百的貴族，加上數萬的平民，可以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社會，但放在中國，天下一統後的中國，這個數量級，就要百倍了。大本身沒有問題，今天的美國也大，但如果大到皇帝沒有辦法協調上萬個貴族家庭，資源沒辦法拿豐收補饑荒，那天然的災害，就會被放大。中國歷史上的天災造成的人命傷亡，又多又大，也許不只歐陸的百倍。所以雖然帝制的中國，一樣也有治理的問題，但一條鞭下的帝制，至少比封建貴族的相爭鬥，來得容易多了。 所以「大」一直是中國的問題。其實在美國發明共和聯邦之前，「大」一直是個政治治理的問題。你看俄羅斯的今天，還在承受國家巨大而治理不行的結果。 共產革命來到中國，在很多層面上，是把封建重新引回了中國，只是穿上了社會主義的皮而已。革命的一整個世代，變成了血緣世襲的貴族。不要小看「家族」勢力增大對國家治理的影響，西班牙，以及其殖民的拉丁美洲，都還在貴族家族權力勾結造成政治腐敗的陰影里，一直沒辦法追上英美系國家的經濟發展。 一旦貴族進入權力分配的遊戲里，自利的本性，會戰勝精英青史留名的野心，而把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棄之一旁。沒有國，而只剩家了。這個「家族」自我繁衍的特性，非常強大。每個開國的中國皇帝都知道，連羅馬教會都知道。天主教教士之所以被要求禁慾，不得婚配，正在於教會要切斷基因的連結，不要讓血緣變成主導教庭的主要力量。 毛澤東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放在所有紅色貴族之上，暫時的把中國留在帝制里。但鄧之後強調的集體領導，很自然地讓血緣變成中國政治里最重要的關係。幾百個開國家族，實質掌控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馬雲這種突起的企業家，沒有紅色血緣，連姻親都沒有，從一開始就註定只是棋子。阿里巴巴的權力，共產黨說收就收，馬雲連個屁都放不出來。 但這個血緣統治中國的走向，碰到了歷朝都有的問題，封建制度不適合巨大的中國。腐敗造成的政治、經濟問題，一個個浮現。這些共產黨紅二代、紅三代，眼裡只有自家人，沒有中國，更沒有社會主義。哪一個紅色貴族家族，沒把錢，甚至人，放在海外？ 所以習近平的定於一尊，非常有可能是統治小集團體悟到所有中國皇帝都體認過的事實，「廢藩」才能救國。但這個權力集中化的過程，非常困難，一是習近平的智小，二是貴族力量實在太過強大。習近平用打貪，勉強頭過身也過的取得終身任期，但貴族家族並沒有臣服。習得再加強力道，收攏權力。我們可以猜測，習近平的武統台灣準備，其實也是為了收攏權力，用戰爭動員打壓貴族。 但紅色貴族家庭，沒有人想打仗。打仗會打掉他們的太平日子，神經病才想這麼做。據說火箭軍的兩大領導，一死一關，可能都和泄密有關。你想想看，為什麼軍人干到這位子了，還可以叛國成這樣？因為在他們的眼裡，只有「家」，而沒有「國」。出賣國家給美國，子孫後代持續繁榮富裕，共產黨的死活，關他們屁事。 接下來的幾年，兩個力量的鬥爭，會相當強烈。我認為習近平鬥不過紅色貴族，台海沒有戰爭，但中國一定動亂。 （※本文作者為美國財務學教授。文章轉載自作者推特）
中共央行行長易綱在被宣布連任第二屆的三個多月後即因新黨委書記的任命而大權旁落，面臨著盼只盼平安降落的命運。而他始終未取得習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眾說紛紜，當年美國政府為中國在美學人發放的「六四綠卡」是否算是易綱的「政治污點」，值得討論。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美國財長宣布了中國央行新行長的任命？》中已經介紹過了日前到訪北京的美國財長耶倫與中國央行新任黨委書記潘功勝的會面標誌著仍然還是央行行長的易綱事實上已經交權並等讓位。雖然潘功勝正式接替易綱中國央行「行政一把手」職務，恢復央行首長黨政「一肩挑」的預期的實現，最早也要等今年八月底，因為需要一個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全過程民主」流程，但是潘功勝被宣布為央行黨委書記之後的副行長行政頭銜即被取消，目的顯然是要對內對外彰顯潘功勝和他的央行上任黨委書記郭樹清的不同。 5年前的郭樹清在被宣布任命為央行黨委書記的同時也被宣布為兼任央行第一副行長的行政職務的會議上，親自到會的時任中組部長陳希特別宣布了郭樹清出任央行的黨委書記、副行長，負責黨委職責範圍內工作(人事、行政、黨務和改革等)，易綱負責央行的全面工作。會議上也還特彆強調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國人民銀行實行行長負責制。行長領導中國人民銀行的工作，副行長協助行長工作。郭樹清也當場表態「全力支持易綱同志履行行長職責」。 由此可見，5年前任命郭樹清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目的是要在央行施行和外交部一樣的「雙首長制」，而如今任命潘功勝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目的恰恰相反，是為了向把央行已經施行了5年時間的「雙首長制」恢復為「單一首長制」或者說黨政「一肩挑」過度。 說到中共外交部長期以來一直施行的「雙首長制」，就不能不提一句如今已經神隱20天之久，原因仍不確定是陰溝翻船還只是新冠復陽的秦剛。 按照法廣最新報道的說法：原定今天（7月14日）出席在雅加達舉行的東盟外長相關會議的中國外長秦剛，自6月25日在北京分別會見斯里蘭卡外長薩布里與俄羅斯副外長魯登科之後便銷聲匿跡。中國牆內盛傳他與一位涉間諜案的鳳凰衛視女主持人有染而被中紀委約談。也有網文提醒說，有關秦剛被雙面女諜拉下水的流言蓋住了中國火箭軍司令和副司令先後被抓和涉嫌自殺的勁爆消息。 香港明報7月13日的報道說：「幾天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到秦剛是否健康有事時回答稱『沒有聽說』」。該報說，「如果秦剛真如傳言般是感染新冠病毒，也是較為嚴重的病例，畢竟現在中招的人，逾兩周仍無法康復的個案較為罕見」。 總之，如果僅僅是新冠復陽的話，那麼總有轉陰康復的一天，但如果確是是陰溝翻船的話，秦大官人官場上還陽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不管日後的秦剛會怎麼樣，反正自從他神隱至今的這段日子裡， 外交部里的業務工作黨委書記齊玉無法代勞，原因就是齊玉是外交部歷任黨委書記里的唯一一個純黨務幹部，中組部副部長出身。而在齊玉之前，外交部的歷任黨委書記都是在部內的業務幹部中產生—-比如2013年至2018年期間的王毅，所以遇到部長臨時出狀況時即可代行部長職務。 回過頭來繼續討論央行的新任黨委書記潘功勝及暫時還被保留著行長職務的易綱。 正如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所介紹的那樣，如果是從「國際背景」考慮的話，如今央行黨委的潘書記只在國外做過一年「博士後」研究，外加幾個月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短期培養班的「國際化」，與現成的央行行長，不但是美國培養的博士而且還曾經是美國的大學終身教授的易綱完全不能相提並論。而易綱的前美國大學教授的背景令他不被習近平完全放心的說法如果切中事實真相的話，那易綱可真是冤枉到家了。 我們不妨先對比一下去年10月產生的中共新一屆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與易綱年齡相仿以及比他還年長的所有領導成員截止目前的黨齡。習近平49年，李強40年，趙樂際48年，王滬寧39年，蔡奇48年，李希41年，丁薛祥39年。而易綱黨齡則是44年。 也就是說，七名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只有三人的黨齡比易綱長。至於其他所有二十屆政治局委員里，也是大部分人的黨齡都短於易綱。至於易綱的公開簡歷里一直沒有特別註明他的入黨時間1979年，是因為不願被人憶起他當年「留美地下黨」的那段歷史。 易綱的官方公開簡歷里說他是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1980年至1986年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先後擔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獲終身教職；1994年回國與人共同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1997年步入中共官場……。 五年前的3月下旬，易綱正式接任周小川的消息一出，即有外界媒體以《「美國通」易綱接替周小川 中國貨幣政策料走穩》報道之，說是「曾在美國學習工作14年之久的易綱當選中國央行行長標誌著中國貨幣政策將保持穩定」。 與此同時，中國牆內網民們的質疑聲四起，圍繞易剛在美國求學和工作期間的身份展開討論。對於其中質疑易綱當時已經是美國公民的說法，筆者傾向於不相信，但他在美國期間持有「綠卡」是肯定的。至於是否是「六四綠卡」，筆者聽到過不同的說法和分析。 關於所謂「六四綠卡」的由來，如今的中國大陸牆內的百度網站上居然還能查到「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詞條，內容是「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英語：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簡稱「CSPA」）是一項由時任美國聯邦眾議員的加利福尼亞州籍民主黨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給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達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永久居留權的法案。」 此法案為所有1990年4月11日之前，在美國擁有合法身分或合法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提供了「天賜的綠卡」。只要在1993年7月1日申請永久居留身分前，連續在美國居留、短期出國或回中國大陸不超過90天者，都被視為連續在美國居留，都有機會取得「六四綠卡」。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在美符合申請「六四綠卡」條件的中國留學生學者，至少有8萬之眾，加上他們的配偶和年齡未滿21歲、當時仍在大陸生活的子女，以及來美探親、觀光、訪問及洽談商務等大陸人士，還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間接受益的「六四綠卡」大軍，遠遠不止8萬人。 日後有人指責說：「六四綠卡」所保護的當時的公費留學生、訪問學者，包括其他一些自費留學生和訪問人員在內，他們中相當大的部分是共產黨政權的寵兒和既得利益者，他們還是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下激烈地為利益競爭取得優勢才公費留美深造，他們獲得了「六四綠卡」又一個既得利益之後，下一個追求的利益目標就是將來回中國不要跟中國政府有麻煩，能夠體面地回國安全地投資和購置產業，或「葉落歸根」，等等。其中為數不多者曾經回國後成為中共政權的高官顯貴。 5年前易綱當了央行行長後，筆者曾與仍留在美國的易綱當年在美國的舊識們討論過易綱的在美身份問題。其中一種說法是易綱在「六四」事件的前兩年即已經有了美國教職，取得綠卡的時間可能會在「六四」事件之前。但另外一種說法是，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絕大部分持有J1交換學者簽證，易綱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不是因為「六四」事件，這類人是不可能在美國學成之後直接獲得綠卡的，除非申請政治庇護。 持這一說法的人士認為：因為J1簽證有學成後回國服務兩年的要求，中國政府便利用這種簽證對公派學生加以控制。根據美國政府的規定，J1持有人在學成後不得留在美國工作 (但可以有一年的實習期)。所以除了極個別特殊情況（例如部長州長出面）可以豁免兩年回國服務要求外，其他人均不能轉H1或者直接申請綠卡。 北京大學新聞網上曾刊登的《易綱：學者本色，天下情懷》一文中寫道：「22歲的易綱又被時代推向了前列。1980年，他成為77級北大經濟系第一位公費赴美留學的學生，從此開始了在美國十餘年的奮鬥生涯。」 所以，無論日後是如何轉換，當年的易綱是持J1簽證的中國公派留學生身份是肯定的。 前述分析人士認為，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一時間在美中國留學生無人願意回國。當時對於一部分學生來說，當務之急還不是在綠卡申請上，而是J1回國服務能否豁免。1989年底，南希. 佩洛西的提案在國會兩院獲得高票通過，但是當時的布希政府卻否決了這一提案。布希耍了個滑頭，用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了對J1中國學生回國服務條款的豁免，其他任何簽證逾期者也不會被驅逐出境等條文，這樣等於給很多中國J1學生開了找工作的綠燈。 如此說來，事實上還沒等到「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易綱即已經取得了在美國合法工作的政府許可。而接下來的「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對於易綱這樣本來就找到了在美國工作機會的人來說，則是解決了綠卡排期的難題。他的妻子如果當時還沒有工作的話，則是直接拿綠卡。 除了依何種途徑拿到綠卡的問題，5年前的易綱一經就任中國央行行長，牆內網上的非議之聲也還集中他兒子的事情上。 當時有外媒綜合牆內網文爆料內容，說是「易綱兒子易般非『一般』，美國百萬置業一次付清」。詳細內容為，有網民25日（即5年前易綱被宣布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長的5天之後）將易的妻子和兒子的姓名、身份、職業悉數公開。易綱的30歲兒子雖名為易般，但其身家卻絕非「一般」，光在去年（指2017年）就被指斥資100萬美元在西雅圖購入一個單位，而且是一次過付清。 被網民公開的資料同時顯示，在美國出生的易般，曾在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和麻州理工學院就讀，擁有後者的工管碩士後，曾先後在微軟和亞馬遜工作。 當時網民還披露說：除了一次付清上述的西雅圖單位之外，易般同時被指在麻州波士頓唐人街及康涅狄格州諾沃克市分別持有兩個街號相連的物業及一棟公寓，後者估值200萬美元，前者市值相信更加驚人。 至於易綱的妻子郭京平，當時的相關報道引述爆料者指稱，她和易綱同樣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畢業，拿的是經濟學碩士，曾在印第安納州Lumina教育基金工作；2008年被指透過中國高階人才引進計劃「千人計劃」迴流北京，曾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高層；中投主要負責營運中國主權基金。郭2011年離開中投，轉投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金）。 由這段內容可以看出，當年的易綱先是獨自一人回國，而其妻顯然是繼續留在美國陪伴兒子，直到兒子在美國學業有成，才轉而「回國發展」。 網民指易綱2009年任央行外匯管理局局長，負責外匯業務監管，郭京平加入中金分公司任總經理，被指負責營運歐美基金，並提出疑問：「根據公務員迴避規定，涉及親屬利害關係時，公務員應迴避，易行長，你迴避了嗎？」 總之，關於易綱不被習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說法之一是他易綱雖然當年在美國的政治表現，包括對「六四」鎮壓的態度都經受住了黨的考驗，但他畢竟也還是中共政權的所有正部長級以上官員中，唯一個在美國取得過「六四綠卡」者，政治上就顯得沒那麼「清白」了。另一種說法就是關於他妻兒的那些事情早都已經被反映到了中紀委，查證結果雖不至於讓他本人受到處分，但仕途無疑還是受到了影響。至於他本人在情願讓位給潘功勝之後，能否平安降落，以及即使能夠平安降落，但日後是否會被在某些事情上算後帳，也都還是問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Terry Gou註定是個話題人物，台灣這邊還在繼續炒賣他將於7月23日宣布連署參選台灣下屆總統，大陸那邊卻多少帶點幸災樂禍意味在講述郭台銘富士康集團兵敗印度的故事，只因還希望富士康繼續在大陸發展，緩解就業難題，不算大罵，只算小修理。 那麼，郭台銘投資印度究竟失算在哪裡？印度外資究竟面臨什麼問題？ 移師印度的底氣：富士康養活了中國人 郭台銘的發跡是在大陸。攜1600萬新台幣去深圳發展終成擁有凈資產76億美元的巨富，個人能力當然赤金足色。這能力主要體現在善於把握機會，一是知道政府公關技巧，要與工廠所在地的政府搞好關係；二是對大陸員工有一套管理方式，再加上後來傍上蘋果公司這棵電子產品業界大樹，郭台銘迎來了事業的黃金時代，成了「萬億代工帝國」。因為這個帝國太大，帶來的就業機會多，就算2010年發生了工人十三連跳這種惡性事件，郭台銘也安然度過，中國不少內陸省份非常歡迎他去建廠。在這種情況下，郭台銘說出了那句飽受大陸人詬病的「大陸離不開富士康」。 郭台銘對大陸的二心萌芽於2019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郭台銘最大的「東家」蘋果公司看到了中美交惡的風險，開始重組供應鏈。老闆有命，郭台銘不能不從。蘋果公司CEO庫克為什麼看好印度？據報導，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曾宣布批准一項價值100億美元的激勵計畫，向符合條件的顯示器和半導體製造商提供高達項目成本50%的財政支援，以吸引半導體和顯示器製造商，將印度建成全球電子產品生產中心。最終，這項100億美元激勵計畫共收到3份建廠申請。它們分別來自韋丹塔-富士康合資公司、跨國財團ISMC公司（該財團把塔爾半導體公司視為技術夥伴），以及總部位於新加坡的IGSS風險投資公司。 其中兩個進展不順，英特爾2022年收購Tower半導體，ISMC的30億美元項目陷入停滯。IGSS想重新提交申請，30億美元計畫也暫時停止。只有郭台銘的富士康投資繼續進行。當時大陸盛傳，郭台銘決定解僱32萬大陸員工，將生產中心向印度轉移，並稱富士康要轉走3000億產能赴印建廠。大陸輿論一片罵聲，說富士康依中國而富，現在卻要投靠印度，忘恩負義。但很多人沒注意到這條消息：郭台銘在滿足蘋果公司要求去印度建石的同時，拿出30億在河南鄭州建新廠，為自己留了條後路。 在過去三年里，富士康大力推動印度製造，然而結果卻證明印度製造並未能如願推進。在「富士康養活中國人」的良好自我感覺中，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也許是不想知道）印度的工會勢力有多強大，印度工人不可欺，因此，印度工廠不小心出現員工食物中毒、員工抗議加班太多卻給太少的工資等問題之時，他沒料到會導致印度工廠停擺。再加上印度工廠產品的合格率只有50%，最終iPhone的產能靠中國大陸的工廠支撐。 從今年初開始，傳出郭台銘將退出印度，這消息傳了半年，終於成真。7月10日，富士康發布聲明，已退出與印度韋丹塔集團（Vedanta）價值195億美元（約合1410億元人民幣）的半導體合資公司。隨後，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發布聲明表示，後續將不再參與雙方的合資公司運作。 高盛彩筆描就印度燦爛前景 說完了郭台銘「兵敗」印度並從那撤軍的首尾，接下來還得為他辯護一下，因為在印度有此遭遇的，絕非郭一人，比如蘋果庫克也算是企業精英中的翹楚，人家就特別看好印度。這當然與西方投行界翹楚高盛（Goldman Sachs）這些年對印度的持續看好有關。吉姆·奧尼爾（Jim O’ Neill）在2001年到2010年擔任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經濟學家以及經濟、大宗商品和策略研究主管期間，發明了「金磚四國」（BRIC）這個詞。他也沒想到BRIC擴展得很快，加進了South Africa，成為BRICS之後，發展成地球南方國家的代表。2014年莫迪大選獲勝後成為印度總理，奧尼爾還預測2015年後印度將發生重大的政策改進，經濟增速將達到7.5%，比中國更快。儘管印度經濟增長率並不穩定，2020年還呈-6.6%，但由於疫情期間中國經濟下滑，2019年之後中美關係持續惡化，跨國資本為了避險，印度確實成了跨國資本包括中國資本的投資寶地，2022年，印度GDP增長6.7％，高於中國的經濟增長率3%；按美元計算的2022年名義GDP達到約3.38萬億美元，超過英國，接近日本的8成。 這種情況下，看好印度是國際投行界的潮流。今年7月上旬，美國高盛乾脆發表一個研究報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而美國將下降為第三名。屆時，印度的GDP總量將達到52.5萬億美元，比同期美國的GDP總量高出一萬億美元，這份報告的主要負責人是印度經濟學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他在這份報告中說，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億人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為經濟增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其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優勢之外，資本投資預計也將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屈指一算，這位桑塔努·森古普塔先生預測的是52年以後的世界經濟願景，屆時聽到這預測的人大多數已經不在人世，誰也沒辦法證偽。 印度的前景雖然燦爛，此刻還是跨國公司的墳場 那麼，印度的現實又如何呢？很不幸，目前，印度還是被稱為「跨國公司的墳場」。 印度官方公布的資料顯示，從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註冊的外國公司關閉了在印度的業務，約佔在印跨國公司的六分之一，撤離的公司包括法國零售巨頭家樂福、美國摩托車製造商哈雷大衛森和美國汽車公司福特等。由於外企在印度頻頻遭遇打壓，印度也被稱作「跨國公司的墳場」。據專家分析，外資企業在印度遭受的各種調查、處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印度的法律可以用十五個字來概括：「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 據專家分析，高標準立法並不是指印度的立法技術高，而是指印度的立法者要求守法者需要達到的標準非常高。印度《公司法》（Companies Act）法案本體就有近30章500條，基本每一條後面都跟著罰金、監禁等違法後果，而印度的執法部門一般不會主動通知企業更正其不合規行為，一旦違法行為被行政執法部門發現，其就會從違規第一日起開始計算罰金。 種種因素堆疊下，印度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依舊被認為是 「全球最難做生意的國家」之一。 在印度投資失敗的企業不止郭台銘，僅中國公司就有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機製造商。這些企業都被罰以鉅款。據印度《經濟時報》13日報導，印度政府要求中國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機製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職位。此外，印度政府還指示這些企業將合同製造工作委託給印度公司，開發有當地企業參與的製造流程，並通過當地經銷商出口。 如果認為這只是對中國公司的特殊關照，那就請看看微軟、三星等的遭遇：在嚴格監管外資企業這件事上，印度倒也算同等對待。2008年，印度稅務部門給微軟開了張70億盧比的「罰單」，IBM印度也曾在2013年被當地監管部門要求補交535.7億盧布欠稅稅款，摺合8.66億美元。據稱，印度監管部門認為IBM謊報了2009財年的營收。 三星電子不止一次被印度政府處罰。2014年，三星在印度被罰稅2億美元。2023年1月，印度稅收情報局指控三星對遠端無線電頭錯誤分類，試圖規避172.8億盧比進口關稅，約合2.12億美元。 郭台銘左顧右望深感茫然 郭台銘目前正站一個十字路口上：左顧是競選台灣總統，右顧是繼續經商。從政對他是個挑戰，但對一生喜歡冒險的郭台銘來說，很有吸引力。但台灣選民支持他的人實在不算多，估計除了發生奇蹟，大概率他還得繼續經商。去哪裡呢？印度撤出了，美國也嘗試過了。這些地方無論是勞動力成本之高還是工會勢力之強大，都是他在馳騁中國大陸時沒遇到過的，可能還是回歸大陸最為輕車熟路。當年郭台銘曾說富士康在中國大陸建廠是為了給大陸人一口飯吃，這話引起痛詬。不過這不成為障礙，因為郭本來就在大陸留了根，最多被大陸人反嘲幾句「還是富士康離不開中國」，這些言論，秘書不傳遞就等於不存在。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有「老人干政」傳統的中共北戴河休假式會議，過去會在每年7至8月間進行。在習近平進入掌控黨政軍權力的第三任期，這個會應該不再存在，即便老幹部前往休假，也會被嚴密監控。但北戴河靜悄悄，不代表中共內部權爭消停，也不代表政權危機消退。 北戴河禁飛一個月 誰還能在此干政？ 查看北戴河區政府官網，與北戴河安保有關的幾個信息是： 7月3日，北戴河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馬馨實地檢查海浴場安全防範工作。同一天，北戴河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高銀山主持召開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調度會，「就當前重點工作進行安排部署」。 6月8日，管轄北戴河區的秦皇島市發布《關於對低空慢速小目標航空器實施臨時管控的通告》：嚴密防範利用低空慢速小目標航空器進行干擾破壞活動，自2023年7月1日0時起至2023年8月31日24時止，全市空域內禁止無人機等低空慢速小目標航空器活動。 禁飛的時間，恰是傳統的北戴河會議時間。這或許說明中共的高官權貴，特別是離退高幹分批前往北戴河度假，早已經開始。 過去中共前後任高層會在北戴河會議發生圍繞人事等方面的決鬥。現在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因老病而行動不便。特別是胡錦濤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被強架出場之後，沒有人會想像誰還能幹習近平的政，但新的中共內鬥形式會有另外的表現。 兩大軍種成醜聞焦點 習近平欲蓋彌彰 近段時間，中共官場黨政幹部密集落馬，都是公開的，但軍隊中也有不少將領落馬傳聞，卻是黑箱操作。中共兩個軍種接連爆出醜聞，一個是火箭軍，一個是戰略支援部隊。 最先是港媒《明報》今年5月爆料稱，前後兩任火箭軍副司令張振中和劉光斌，4月都被帶走調查。但官方並沒有通報。 接著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姚誠6月28日在推特上表示：「火箭軍現任司令李玉超前（27日）天上午己從辦公室被帶走！3月份以來，先後3仼司令，2個副司令，軍師級幹部若干落馬。消息在進一步證實中」。 據稱，李玉超兒子在美國留學，恐涉及出賣中共軍方情報。有跡象表明原司令、後任國防部長的魏鳳和也在接受審查中。 香港《明報》7月13日再報導說，中共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上將缺席了火箭軍上月底的軍銜晉陞儀式。上周已退役3年的火箭軍前副司令吳國華中將突發腦溢血身亡，終年66歲，引起揣測。 最新有傳言說，中共火箭軍多名高級將領涉及的貪腐或泄密案，還牽連到解放軍另一新型戰略兵種—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巨干生，甚至還有傳事件與引發中美關係生變的間諜氣球風波有關。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是2015年軍隊改革中新組建的軍種，由網路、情報和太空部隊組成，與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並列為解放軍的五大軍種。 2019年被處理的多名將領中，就有戰略支援部隊原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饒開勛中將被拿掉人大代表職務。另外，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兼航天系統部司令員尚宏中將，去年曾出現在軍方選出的二十大代表名單中，後來被從正式公布的名單中拿掉，原因不明。 習第一任期號稱以反腐治軍，拿下了近兩百高級別貪將。大概在中共十九大以來，習近平軍中打虎變得低調，當局對問題將官的處理，可見的都只是免去人大代表、降級，並且都不是正式通報。 習近平將軍隊打虎放進黑箱，其實是欲蓋彌彰。軍中不可能不知道一點消息，但互相不知真相，反而謠言叢生，更容易引發軍心不穩。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傳聞出事的，都被指向美國。包括說李玉超兒子在美國留學，恐涉及出賣中共軍方情報；巨干生傳與引發中美關係生變的間諜氣球風波有關。 這些傳言暫時無法證實，但《明報》現在也被視為屬於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其爆料可能也非空穴來風。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下8月1日建軍節前後是否有晉陞上將，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如有新司令，一般會同時晉陞上將。 與軍中不穩相呼應的是，從4月以來，習近平先後視察了中共南部戰區、內蒙古軍區、東部戰區等機關，多次強調「確保部隊安全穩定」。 6月，軍方發布的《軍隊領導幹部社會交往行為規範》，對現役與退役軍官發出社交禁令，要求軍官「不斷凈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等等。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禁令，顯示目前是非常時期。 7月1日，中共黨刊發表習近平去年對中青年幹部的內部講話。習要求官員不要做「心懷異心、身在曹營心在漢、同床異夢的人」。他的話要反過來解讀，說的是他知道有不少人處於這種狀態。而習的警告，同樣適用于軍隊。 習近平更忌憚老軍頭 劉亞洲劉源均「入戲」 習近平更加忌憚的可能是那些還有影響力的老軍頭，特別是有紅二代背景的人。 中共太子黨、退役上將劉亞洲，早在前年底就傳出被查，香港《明報》3月24日發表署名鍾仕的文章，援引多個「京城消息人士」的話稱，劉亞洲身陷要案，因涉嚴重經濟貪腐問題，或將遭當局重判死緩。 年逾70歲的劉亞洲是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又是有名的軍旅作家，習抓他影響極大，現在流傳更多的內幕是劉亞洲涉反習。一些大陸左派網站早前發表的批劉文章並沒有被刪除，可見劉亞洲出事並非子虛烏有。 在劉亞洲一案之外，本來據說親習的軍中太子黨劉源，在今年3月的兩會上選舉國家監察委主任時，他罕有得到一票。 已72歲的劉源上將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曾任軍事科學院政委、總後勤部政委。他當年曾被公認是幫助習近平扳倒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幫江派軍老虎的功臣，本來被認為有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軍委，但結果在2015年不到65歲時，就轉入人大財經委，原因不明。 今年3月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時，有1名全國人大代表，選了肯定不在主席團圈定的人選中的劉源。這在擁有虛偽的「全過程民主」的中共，頗為奇怪。 中共人大被外界和民間戲稱為橡皮圖章，在選舉中能選上者其實均是當權者內定，當局也嚴密防範意外情況。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2013年的兩會，就曾收穫一票反對，這是習不能忍受的，所以隨著他權力鞏固，2018年和今年的兩會選國家主席，習都是「全票當選」。至於其他人，如李強「當選」總理，則可以有幾票反對或棄權，屬於正常。 但基本上我們看不到有投票另選他人的情況，儘管投票規則允許。也就是說，在政治高壓下，劉源在人大會議上被投一票，可能是黨內藉此表達對習的用人唯親不滿，要借投票給有聲望的劉源來釋放。而投票選劉源者，很可能來自軍隊中，他的門生舊部。 今年3月23日，曾拍攝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等所謂主旋律影視作品的金盾影視中心主任李學政，實名舉報中共中宣部文藝局局長劉漢俊以權謀私及打壓金盾影視。劉漢俊是代表習近平政治符號的「學習強國」平台的總編。事後當局對李學政予以封殺，連百科詞條也刪除。 金盾影視中心於2012年3月成立，原隸屬中共軍方總後勤部司令部，2016年軍改後隸屬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辦公廳。2021年底轉隸到中國融通文化教育集團有限公司。李學政是中共軍方總後勤部金盾影視中心任第一任主任，也就是在趙克石上將任總後勤部部長、劉源上將任政委時期獲得重用的。 這件事表面看是利益分配不均，實際上涉及高層矛盾。代表著李學政的軍中靠山，也就是紅二代的劉源、趙克石這些老軍頭，與習近平之間的關係疏離。 暗潮洶湧 積累嘩變能量 習近平第一任期號稱以反腐治軍，拿下了近兩百高級別貪將，但中共軍中現在掌實權的，其實還是當年徐才厚、郭伯雄，特別是房峰輝、張陽提拔的人，有些只是表面上被審查過關。另外還有許多是劉源、劉亞洲這些老軍頭的門生舊部。 還有更多的退休將領，過去這些人即便是支持習近平反腐和改革的，隨著習近平左轉，中國內政外交上頻現亂折騰，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層面都出現重大問題，這些人未必不會對習不滿。所以習當局在中共二十大前就已專門對離退休幹部發出禁止「妄議中央」的新規。 在新冠疫情爆發三年多時間，中共當局先是實施嚴厲的動態清零政策，引發民怨，繼而去年底突然無預警放棄清零政策，中國疫情海嘯般擴散，醫院病人爆滿，火葬場排長隊，死者中有許多中共老幹部。之前就有外界媒體報導說，河北軍隊大院的部隊老幹部們為此私下炮轟習近平「走火入魔」。 中共軍人也是人，有自己的親屬圈，他們也會被社會上的各類強拆、維權事件牽涉。軍人積累了滿腹牢騷，一有機會就想發泄，這不是靠政治洗腦就能解決的，特別是他們有槍。習近平一再公開喊出「準備迎接驚濤駭浪」，可能也包括黨內、軍內的隱憂。 中共最近要對現役與退役軍官發出社交禁令，「不斷凈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這種禁令本身是非人性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別是在網路時代，軍隊中即便封閉，也擋不住人們的思考。未來如果有將領發動兵變，呼應的人一定不少。 6月24日俄羅斯發生瓦格納集團兵變，僅一天內就落幕，輿論之火也引向中國。然而中國人發動兵變的傳統，就和俄羅斯人不一樣了，套用中共反腐的口號，一旦發生，肯定就會是「開弓沒有回頭箭」。 種種軍隊中隱現的危機，在中共嚴控的媒體宣傳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中共在最危機的時刻，都會喊「形勢一片大好」。故此，用暗潮洶湧來形容當下中共危局，非常恰當。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權力班子中的一位重要成員、中國外長秦剛已逾20天沒有公開露面，引發外界猜疑不斷。官方稱他健康有問題，「因健康缺席東盟外長會」，然而最近社交媒體瘋傳他陷入一樁桃色醜聞，在任駐美大使期間，與鳳凰衛視一女主持人有染，兩人生有一子。暫時無法證實該傳言的真實性。但秦剛的身體看起來不錯，即使有病，理應無大礙，鑒於外交事務的繁忙和重要，久不現身平息傳言，有點不合邏輯。這讓外界質疑官方「有病說」只是一種託詞。 秦剛久未露面，引發各界猜疑 假使未來幾天官方還沒有秦剛會見外賓或出訪等報道，多半說明他確實有問題，且問題可能不輕。以中國在當今全球之地位與分量，在公眾視野，須臾離不開外長身影，遲遲不在公開場合露面，是非常奇怪的，只能解釋出了問題。這個問題也許不是男女情愛，而是別的，比如權力鬥爭或涉腐敗等。但後兩者的可能性應該不高。他接任外長剛過半年，還兼任國務委員，表明深得習器重，除非在外交上違背習意旨，犯了方向錯誤，否則無人敢在此時覬覦其外長位子。退一步，即便有人想對他搞事，也必須找一個合適理由，不能冒失。 秦剛亦不大可能此時被人逮著腐敗。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在擔任駐美大使前，雖做過外交部副部長，但外界並不看好他會成為外長，即使腐敗能腐敗到哪兒，當他知道自己被習看中，將成外長人選後，想必會很小心，不和腐敗沾邊。因為他清楚這個時候有很多雙眼睛——包括紀檢部門、外交部的同僚特別是競爭對手以及大眾——盯著自己，稍有不慎，這個外長就輪不到他。 所以，如果秦剛確有問題，傳言和女主持人的不倫之戀的可信度很高。對於中國高官來說，有一兩個、甚至多個情人是很普遍的，眾多官員在被查處後都會通報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百姓的一般認知也是官員有情人乃家常便飯。秦剛若有這方面問題，當然也很正常。這種事情，放在西方國家的內閣成員或國家領導人身上，也不在少數，此乃人性使然。正因此，一種看法認為，倘若只是男女問題，沒什麼大不了，習近平會放他一馬，之前張高麗不是也沒受黨紀處分么？ 秦剛會被處分嗎？前車之鑒張高麗？ 不過，假如傳言調查後屬實，現在就說秦剛會平安落地，可能有些早。原因在於，習近平時代的政治生態不一樣，對官員的政治要求極嚴，必須做到「政治正確」。所謂「政治正確」包含四層含義：一是對習本人、對黨要絕對忠誠；二是不能有腐敗，要廉潔；三是敢於擔當，有鬥爭精神；四是為人正派，個人道德和修養上要潔身自好。前二者當然是最重要的，但後二者也並非可有可無。正人先要正己，要求百姓做一個好百姓，官員就必須做百姓的道德表率，成為一個好官。雖然實際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必須如此要求並如此宣傳，否則就不會在腐敗官員的通報中加上男女作風不正這一條。 秦剛作為中共的高級幹部，習近平親選的外長，如果在生活作風上不正派，在男女關係上不檢點被證實，習當然可以把它看作小事一樁，或者用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以及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為由保其過關，以習如今說一不二的權力，完全能夠做到這點，別人對此無可奈何。然而，習真要這麼做了，就得考慮同他對官員「政治正確」的嚴要求相衝突的政治後果，這跟不處理張高麗還不一樣。後者雖職位比秦剛要高，但已退休，何況和彭帥算是你情我願，只不過彭帥要一個名分張不能給。此外，張在主政深圳時據說頗照顧習母，和習交情不錯。若習要給張一個黨紀處分，怕不會讓他贏得鐵面無私的讚譽，反會被人尤其退休元老詬病小題大做，不近人情。習在政治上恐會得不償失。 習若保秦剛，有何政治得失？ 但如不處理秦剛，情形或剛好相反，會給黨內多數官員和民眾留下不好印象：只要是其親信，無論做什麼最後都會沒事。從而削弱他對官員「政治正確」要求的正當性，使更多人對他的反腐和用人產生質疑。儘管很多人實際知道他的反腐是選擇性反腐，用人只用親信，但習還是要塊遮羞布，不想讓人們認為其反腐和用人純粹是出於個人私利，是從保權出發的，表面上他還是讓人相信，反腐和用人是出於國家利益和做事的公道和公心。保秦剛會讓他靠欺騙宣傳構築起來的話術打破，對他的政治得失是需要權衡的。 另一面，保秦剛還可能讓習的親信出現一種錯覺，以為今後不管出了什麼問題，習為鞏固自身權力都會保他們過關，從而更無所顧忌。習要考慮這種道德風險。 習不太可能保秦剛，除了上面論述的這兩個理由，也在於，他的私生子是在美國出生的，按照美國法律，這個嬰兒自動成為美國公民，秦剛就成為美國人的爹，在中美對抗的背景下，習顯然不希望站在抗美前線的、自己的外長和美國有任何一點個人利益的瓜葛，你做了美國人的爹，怎麼還會全心全意執行我的旨意？這不能不讓習對秦剛的忠誠產生懷疑，即使他向習保證也沒用，或者把這個小孩的國籍改為中國，亦打消不了習因此事對他的懷疑。何況，秦剛外交部的競爭者或者習的反對派一定會抓住這個難得機會向習遞交他的一些黑材料，他們不好直接去攻習，也不敢攻習，可借之慫恿習不能再用秦剛是會去做的。外界此時突然傳出秦剛的桃色醜聞，說明黨內或者外交系統內有人想「蠢蠢欲動」，利用此事做文章。 如果這樣，習也會警覺事情是否沖他而來，目的是要削弱其權威，從而，反讓他下決心保秦剛過關。箇中原因還在於，若不保秦剛，會產生另一種政治後果，讓他的親信們覺得，跟著習也不安全，一個看起來並不嚴重的生活作風問題，卻因習要顧忌輿論影響或平衡黨內關係，導致仕途夭折，習也太不照顧親信利益，致使他們會重新去評估和習的關係，對他產生某種裂痕。當此用人之際，習應該不希望看到他的親信隊伍出現這種情況。 桃色醜聞的輸家不止秦剛，還有習近平 故可說，保不保秦剛，以及如何保秦剛，習也處於兩難狀態。不過，綜合考量，習不保秦剛的可能性更大，假使證實他確有其事。當然，如果秦剛的問題比傳言更重，像一種說法認為的涉及間諜，那問題的性質就變了，幾乎肯定習不會保他。可即使最後證明傳言烏龍一場，秦剛仕途雖不受影響，然名譽已受損，就此而言，他橫豎都是輸家。 輸家還有習近平。秦剛的消失所以廣受矚目，不但是傳言的刺激，也是因為這是20大習建立新的權力結構後出現的首起高官八卦事件，很多人希望從中看到習政權的某種不祥信號，此事從一個側面再次說明一個顛簸不破的常識：極權統治之下，政權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以致涉及任何一個高官不合常理的舉動，都會引起人們對這個政權無限的聯想。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一個人過百歲，很長壽了，儘管現在醫學發達，但離死亡也不遠。一個政黨過百歲，雖非罕見，但百歲後還在執政的，確實不多，除像美國這種兩黨制國家，兩個政黨輪流執政，即使在多黨制國家，政黨百歲後仍然不時上台執政的，並非常見。 中共在剛過去的七一，已經102歲了。由於不是逢五遇十，當局沒有舉行盛大慶祝活動。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它的黨員人數已達9800多萬，無疑是世界最大的政黨，即便把它算做一個國家，也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個國家之列。我這麼說的意思是，管理這樣一個大黨，的確不容易，管理14億人口的大國，更加不容易，某種程度可以理解當局不得不採取某種非常規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這絕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統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把長壽看作一種成功，在中共百歲時，我曾撰文解剖它成功的「秘訣」；以專政為工具的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有意識的謊言、欺騙以及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和思想控制，對高科技和互聯網的嫻熟運用以及數字極權，外加好運。 中共黨內面臨嚴峻挑戰 中共號稱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但它卻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分支中最激進一派也即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原則成立的，列寧的建黨原則本是一種嚴格的等級制，這樣看來，毛澤東在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建立的極權統治，其實是事物發展的自然結果，沒什麼奇怪的。改革開放後，一方面接受毛極權惡果的教訓，另一方面為融入全球體系，雖然中共的等級制沒有本質改變，可這種等級制確實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內有所鬆動。無論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活，還是一般黨員的日常黨內活動，除了某些特殊時期，所體現出的等級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嚴格。自由的空氣和組織原則的相對寬鬆一度使這個黨表現出某種生機與活力。 然而，也正是此種自由和相對寬鬆，讓中共陷入了某種岌岌可危的情形。我說的岌岌可危指的是，在胡錦濤後期，黨的理論家對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鼓吹，黨員尤其黨的領導幹部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當程度的認同，社會自由主義思潮的強大，以及民間力量的覺醒，導致黨內思想非常混亂，讓保守勢力憂心忡忡，恐懼異常，認為黨很可能在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在黨員的自由化中變質。腐敗是另一個威脅黨的「毒瘤」，腐敗不除，不但黨將不黨，國也不國。習近平就是在此種岌岌可危的情形下執掌黨魁大位的。 嚴峻的還有，由於自由主義的思想侵襲黨內高層，在中央的權力結構里，特別是最上層的權力寡頭中，出現了「九龍治水」格局，即九個常委各管一攤，在各自的分管領域，每個常委都有絕對的權力，並不聽從總書記的指令，後者的權力被大大弱化，不但無法約束其他常委，號令出不了中南海，甚至有實力的地方諸侯也不把中央放在眼裡，從而造成黨內政治生活的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為黨內野心家的出現準備了適宜的土壤。胡執政後期，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在路線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調，並得到如周永康這樣的中央要員支持。這對強調嚴密組織性和政治紀律的中共，簡直匪夷所思，絕非好事。 習近平大動作改造中共 習近平如像胡錦濤一樣，無所作為，擊鼓傳花，只想平安渡過十年，到點把接力棒交給下一任，不想如何為中共守江山，黨的確有可能在他手上壽終正寢，就像一些人鼓吹的，執政超不過70年大限。但另一面，中國在2010年經濟總量超日，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習兩年後上台，胡留給他的是一個國力看似蒸蒸日上的國家。假如因為黨的問題，使他成為最後的總書記，用民間俗語說，只能怪他的命有點背。若不想黨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須對它動大手術。習選擇了後者，外界無從知道這是由於他紅二代的身份天然有這種救黨的使命感，還是因為他自忖有這個義務和能力，可以把黨從思想和物質的雙重腐敗中救出，總之，他這樣做了。 習是從兩方面對中共體制進行改造的。一方面是在組織原則上強化中共原有的等級制，把它推上一個極端；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重回左翼意識形態，打造一個主義，即習思想。列寧的建黨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又服從誰？沒說，全看實際狀況。共產黨的中央組織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員會，但中央委員會一般一年召開一次全會，所以在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員會行使「發號施令」權力，所以實際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則實行集體領導。有些共產黨政治局再分出一個常委層級，有些沒有，如越共只有政治局，沒有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原初意義，只是中央會議的召集人，他的權力比起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員來，並不大，即使大一些，也不會太多。在思想相對解放和開明的時期，總書記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權力差別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中央實行的是集體領導，決策由全體政治局委員或常委做出。故中央的上面，沒有再服從誰的問題，但後果有可能造成總書記的地位弱勢，如胡錦濤一樣。 習通過集權，將總書記的權力強化乃至神化，把共產黨的等級制推到極致，變成中央服從他一人，全黨服從他一人。這個發展過程是，總書記——黨中央核心——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定規立矩，將習的地位載入黨章，讓擁護他的領導成為每個黨員的義務，不服從和妄議就違背了黨章，從而讓他成為一個無冕皇帝。除了沒有三宮六院，沒有磕頭跪拜的儀式以及不可隨意殺害生命——畢竟現在是21世紀，他真實的權力和對權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沒有任何差別，甚至還有過之。 習治下的極權政體摧殘國家 習確立起了一個領袖的地位，還要打造一個主義，沒有主義或思想的支撐，領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黨的統治也不穩固，所以習要從思想上對中共進行根本改造，胡當政時期，在不挑戰中共統治的前提下，有著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現在統統被習扼殺，他全面管控輿論和思想，只允許一種聲音和主張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對黨和習歌功頌德，若不是按照當局心儀的方式，用當局喜歡的語言，也不允許。思想和言論的控制，從媒體到學校，從藝術到歷史，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到處瀰漫，不留死角。對於管制留下的思想空白，當局從過時的歷史垃圾場中檢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並將馬克思主義的陳詞濫調和傳統文化的糟粕同所謂新時代結合，建立起自認為代表歷史正確方向的「新意識形態」即習思想去填補，把它灌輸給大眾，尤其是黨員，成為黨的「聖經」，不可絲毫懷疑。對敢於挑戰當局的思想管制和習思想的人或者行為，則進行嚴厲打擊。 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個政黨，三位一體的極權政體就這樣誕生了。客觀評估，習對中共的兩手改造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成效。如今的黨已成為習推行思想專制和極權統治的工具。然而，正如一個人過了百歲身體和意識、思維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僵化一樣，102歲的中共，在習的改造下，各項機能也在加速退化，越來越沒有生氣和活力。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三年疫情期間，整個黨居然毫無辦法阻止習對國家和社會的摧殘，從而讓人看清這個百年大黨的垂垂老矣。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今日以及未來大國競爭的領域中，工業原物料與戰略性物資已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籌碼。這場戰爭早已默默開打，只是未來的戰況將愈來愈激烈。 美國首先發動這場劍指中國的戰爭，以晶片為「智慧炮彈」，展開對中國從「鎖喉－缺氧－窒息」的絕命戰略；對中國而言，在幾近招架無力之下，也開始採取「資源斷供」與「反鎖喉」的報復戰略，相繼從晶片製造的必要原料（鎵、鍺、稀土以及可能的其他原料）施行出口管制。顯然，一種政治操作下製造上游戰略資源的「稀缺性」，已成為中國對抗西方科技戰爭的最後武器。換言之，資源的武器化，將把21世紀的全球政治推向「資源戰爭」的時代。在這場以「地球的最後家當」為武器的戰場上，最終將鹿死誰手？抑或，21世紀的人類將處於資源爭奪的不安與焦慮之中？ 世界歷史一再證明，誰掌握了對關鍵資源的開採、佔有、利用、管理以及爭奪的能力，誰就掌握全球政治的權力核心。所謂「地緣政治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資源政治學」。正如20世紀70年代以來，誰掌握了石油就掌握了權力，21世紀的今日與未來，晶片（半導體工業體系與數位運算能力），誰就主導未來世界的趨勢。 當今以及未來，世界不是扁平而是立體。舉凡海洋、陸地、航道、極地、石油、天然氣、稀缺礦產、半導體、AI智能、網路科技、腦神經打擊（brain neurostrike）等等地球資源與人工智慧，都將捲入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之中。成功或失敗取決於這場資源戰役的結局，無一國可以倖免！ 自2022年10月以來，美國發動了第一波對中共的科技攻擊，在晶片技術、設備、人才等方面，對中共實施出口禁令，開啟了一場「政府干預」的經濟戰爭。隨後，美國更是一波接一波，對中共的科技鎖喉進行補網、抓漏、強化與聯合作戰的圍堵策略，組成了美、日、韓、荷「四國晶片圍中統一戰線」。終極而言，美國就是要以消滅中國的晶片產業來消滅中共政權。一如過去我曾說過的，美國對中共採取的是「科技慢死」戰略，如今，戰況愈演愈烈，美國已準備從「鎖喉」進展到「勒斃」！ 中國亦不甘示弱，也將採取截根斷源、釜底抽薪的戰略，起身反抗西方。然而，在中國本以屈居下風的情勢，可否後來居上？情況並不樂觀。 美國對中國科技鎖喉的波段性加碼 1，2022年12月，美國將36家中國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中國幾個晶片大廠：中芯國際、長江存儲、長鑫存儲、上海微電子裝備集團，幾乎無一倖免。顯然，美國採取「先封死」中國大廠的策略，然後再從上游至下游讓中國的半導體產業自行滅頂。 2，今年5月23日，日本宣布對23種晶片製造設備的出口限制措施，主要是針對中國。這項措施比美國還嚴格，涵蓋了浸潤式微影（Immersion Lithography）器材用以及較基礎的45奈米製程。顯然，日本是採取「掘土挖苗」的策略，讓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寸草不生。 3，荷蘭政府於6月30日宣布，對部分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實施出口限制的規定，預定於9月1日生效。這項新禁令，主要是限制艾司摩爾（ASML，全球最大晶片微影設備廠商）生產的「深紫外光（DUV）光刻機」對中國出口。先前，荷蘭已經宣布對中國禁止出口用來生產7奈米以下晶片的「極紫外光（EUV）光刻機」，現在更擴大和加碼，連生產45奈米以下晶片的DUV也限制出口。顯然，荷蘭採取了呼應美國的齊一步調，以「一網打盡」的策略，進一步勒緊中國科技發展的咽喉。 4，今年7月4日，美國準備限制中國公司獲取美國的雲端服務，將要求包括亞馬遜及微軟公司在內的美國雲端服務提供，在獲得政府出口許可之後才能向中國公司提供使用尖端人工智慧晶片的雲計算服務。換言之，美國採取的是「抓漏」策略，試圖填補所有的圍堵漏洞，在「雲科技」（cloud technology）上加碼封鎖。 中共開始展開報復 針對以上，中共現在開始採取「報復措施」。中國「網信辦」於5月21日宣布，美國「美光科技」的產品存在「較嚴重」的網路安全問題，要求中國國內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停止採購美光公司產品。顯然，這一停止採取措施，必將徹底激怒美國。 隨後，中國「商務部海關總署」7月3日宣布，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從8月1日起對鎵、鍺相關物項出口進行管制，其中包括「鎵家族」相關物質：金屬鎵、砷化鎵、氮化鎵、氧化鎵…等八類，「鍺家族」相關物質：金屬鍺、磷鍺鋅……等六類。鎵、鍺這兩種金屬原料是製造電腦晶片、太陽能發電板的關鍵原材料。顯然，中共自信擁有鎵的全球市場佔有率達90%以上，鍺的佔有率達80%以上，所以採取「你（西方）要脫鉤、我（中國）就斷供」的反制策略，目的就是以牙還牙！ 中國第一波資源報復：弄巧成拙的稀土戰爭 實際上，這次禁止鎵與鍺的出口，並不是中國報復西方的第一次。2010年10月，中國基於與日本的領土糾紛，為了迫使日本在釣魚台撞船事件做出讓步，並宣示中國對釣魚台主權的主張，曾經一度限制並局部中斷對日本的稀土礦產的輸出。 由於稀土是一種蘊藏稀少、分布稀散的自然資源，廣泛運用於永磁馬達、磁致伸縮、磁光儲存、超導、雷射……以及電子電機、超硬合金、核能、航太科技等領域。中國擁有全球儲量1/3以上，而且是全球出口量最大的國家。禁止對日稀土出口政策一出，引起西方國家的一陣恐慌，中國更是舉國歡騰，高調宣揚中國可以動用稀土礦石為殺手鐧，以中國的「稀土優勢」反向掐死西方經濟的動脈。殊不知，在西方國家開始自行開採並分散風險之後，稀土礦石出現價格大漲之後的大跌，造成中國稀土市場全面崩潰，在弄巧成拙之後，中國對日本的復仇之戰宣告失敗。 禁止鎵鍺出口：傷人八百，自損一千 這一次，中國捲土重來，再度禁止鎵、鍺原料的出口，但其結果可能是報復不成、自食惡果： 1，就在G7廣島峰會提出「反對中國經濟脅迫」的宣言之後，話語剛落，中共就立即對號入座。這就更加強化西方國家對中國「去風險」的認知與急迫性，乃至進一步向「去紅鏈」、「去市場」、「去依賴」等等「去中國化」的方向推進。例如歐洲國家開始建立生產自主、自給自足的生產系統，建立「國家戰略儲備」，法國財政暨經濟部長勒麥爾（Bruno Le Maire）表示，他將要求歐盟把這兩種金屬納入關鍵物資清單，實現自給自足。 2，中國禁止半導體金屬原料的出口，將加速在中國進行採購的外國公司撤出中國，並且加速這一金屬礦石產業鏈的外移。這些產業數量雖然不多，但中國又再度面臨訂單流失的困境，引發外資撤離中國的連鎖效應。 3，鎵與鍺並不是稀缺性原料，中國對這兩種資源既非獨佔，也非不可取代。實際上，鎵的重要來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它是生產鋁等其他金屬時的天然副產品，也可以在金屬回收中進行提煉。換言之，中國的資源禁令在外交上聲勢浩大，但實際效果微乎其微。 4，從市場經濟學角度來說，一旦中國限制出口，就會造成兩種礦石原料價格的上漲，企業就會基於市場暴利進行開發和生產。在獲得了差價利潤之後，兩種礦石的市場價格就會走向「平價化」，反過來對中國市場產生競爭優勢。果然，國際鎵價一周以來跳漲27%，鍺價上漲 1.9%。依據Fastmarkets的資料顯示，鎵價於7月7 日當天每公斤已漲至32 美元，顯示買家試圖在管制生效前填補庫存，也預示相關企業將對資源的開發蜂擁而至。 俄羅斯立即背後捅刀！ 果然，就在中國宣布禁止鎵、鍺出口之後才短短兩天，宣稱與中國「合作無上限」的俄羅斯，立刻宣布增產以填補市場缺口。「俄羅斯技術國家集團」（Rostec） 每年可以生產多達20公噸的鍺，約佔中國出口量1/4，除了國內微量的需求之外，幾乎全部出口，短期之內足以彌補中國帶來的市場短缺，乃至如果加緊生產，或許可以取代中國的國際市場地位。換言之，所謂中俄關係「只有加油站，沒有休息站」的說法，根本是自欺欺人之說，不堪一擊。 中國自我矛盾的資源報復 儘管中國稀土戰爭的慘敗殷鑒不遠，但中國並沒有因此退縮，反而加碼推進。中國前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在《中國日報》的專訪中宣稱：「這一舉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拳出擊，這只是反制的開始；如果對中共高科技限制繼續升級，反制措施也會進一步升級」。但一方面反擊西方的「去風險」，一方面又要打資源戰爭，這是中國國家利益估算上的自我矛盾。 就在不久前於天津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中國總理李強對於西方國家為擺脫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而提出的「去風險」（de-risking）政策，提出強烈批評。李強宣稱西方提出「降依賴、去風險」是一個「炒作的偽命題」，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已經使世界經濟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李強宣稱，中國堅決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 但中國禁止鎵、鍺出口，正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相反表現。中國以資源作為外交報復正是一種經貿的政治化、資源的武器化，是李強自掌嘴巴，是中國外交目標與科技報復之間的自相矛盾。 資源戰爭：冤冤相報何時了 這場起源於美中科技對抗的資源戰爭，已進入「報復/反報復/再報復」的型態，陷入冤冤相報和不可自拔的困境之中。這種大國競逐的邏輯與悲劇，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對市場的強制性干預，其結果將使地球資源更加稀缺和匱乏，使人類陷入資源短缺的生存壓力之中。當今世界急切需要一種「未來學的倫理框架」，以約束因為資源爭奪與對抗所帶來的人類危機。然而，國際政治向來以權力和利益為槓桿，這種「未來倫理」的期望有如空谷足音，似乎只能飄蕩在杳無人煙的曠野之中……。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一九九二年，我剛考上北大時，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室友將昆德拉的《玩笑》借給我看。此前，我從未聽說過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縣城，無人知道昆德拉。自認為博覽群書的我忽然發現，有沒有讀過昆德拉，是都市讀書人和小縣城讀書人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 讀完這本書，未必有多麼喜歡。或許為了填補鄉下人的自卑，我開始尋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譯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譯者景凱旋開始翻譯《玩笑》，「《玩笑》這本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視為異議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駐華大使館強烈反對。次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哈維爾當選總統，新政府不再反對中國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國發生天安門屠殺，出版審查收緊，不允許出版這本書。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於在北大求學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時光」。但對中國而言，卻是屠殺之後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後，孟衎衎在〈米蘭·昆德拉在中國的意義〉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當代中國的接受史——「昆德拉熱」興起於一九九○年代初，其對英雄概念的反諷和對意義追求的解構如同思想之鏡，投射了當時的社會風尚。當時社會瀰漫著一種政治冷談症和精神疲憊。知識界有意逃離一九八○年代理想主義，倡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昆德拉標籤式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遂風行一時。 一九九○年代最後一年，在「六四」之後宣稱「絕不在刺刀下當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聽他目光炯炯、眉飛色舞地談論哈維爾。我寫了〈昆德拉，還是哈維吾爾〉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別，也是與哈維爾擁抱——後者，才是「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裡看繁星」的中東歐精神的繼承者。 昆德拉在〈被綁架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歐代替中歐——他本人早已於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於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國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國作家」稱呼自己，出版法語評論集《小說的藝術》。加入他國國籍、用新語言寫作，對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選擇，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作為法國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臨下地將流亡當做逍遙，更無權將留下來的哈維爾和克里瑪們的反抗定義為「媚俗」——昆德拉的用語是「奇刻」，後來中國小資以使用該詞為時髦。 昆德拉指責《七七憲章》群體是為了「出風頭」（也有同樣的指責針對劉曉波和「○八憲章」群體）。人不能如此站著說話不腰疼。哈維爾嚴肅地反駁說：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只有去冒被認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那篇請願書那種行為——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的風險而行動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歐洲受亞洲掠奪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歷史總是被遺忘、總是會出現許多殘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認為，七○年代初期以來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就是認為，所有那些請願書都永遠是那麼的無望和荒誕，就是認為，那些請願書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那些人的行為是想以毫無意義的方式來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不顧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麼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里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我能理解他對譏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別是考慮到他從個人的共產主義經歷中所吸取的教訓，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擔憂使他不能夠看到在集權制度下人的行為的神秘的兩面性。從心理學上來理解，徹底的懷疑主義是把一個人的熱情基於幻想的結果，但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並因此而隱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說，事物的兩面性。 昆德拉在法國和中國備受歡迎，與他在俄國和東歐的流亡作家及留下來抗爭的作家群體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鮮明對比。原因很簡單，法國人喜歡的東西，中國人通常都很喜歡，大部分法國知識分子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一樣虛無、自戀、油滑。布羅茨基曾撰文反駁說，中東歐不可能成為西歐。克里瑪認為，昆德拉致命弱點是「用來表達他的捷克經驗的方式是過於簡化的和展覽式的」。捷克文學評論家米蘭·簡曼在〈昆德拉的悖論〉中批評說，昆德拉在移民中寫的小說具有奇異的創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最初顯然是想描繪一個不自由的政權所毀滅的愛情的悲劇性，但結果卻成為一對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裡安適自在的田園牧歌。」捷克評論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其實是把布拉格之春的歷史輕輕帶過，給矇混過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產黨背景。他更認為，在一切都約化為「刻奇」的名義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的一切都給遺忘及遮抺掉，而這一切剛好就是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同謀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評更為尖銳：「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中每個人都著迷於上帝和排泄物之間的對抗。因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繼而指出：「昆德拉還有一點別的東西：對惡俗的痴迷、對最可恥現實的痴迷，這些東西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反覆出現於二十世紀文學，這也決定了二十世紀文學潛在的無神論傾向。」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米沃什的回應方式是：「我一生都在準備向它發起正面進攻，用一篇論文、一首詩或一篇散文。」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否定昆德拉：「對待存在的正確態度是尊重，因而應避免與那些借諷刺挖苦來貶低存在，同時又讚美虛無的人為伍。」 沉溺於虛無主義的昆德拉不是一個「好的流亡者」（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說家，而非一個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從未嘗試過理解中東歐的精神內核。在其被捷克共產黨政府剝奪公民身份四十年後，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復這位九十歲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駐法國大使親自將公民證書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對此不置可否。他曾經說，「沒有回返的夢想」，「我攜帶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調、語言、風景、文化」。他拒絕返回民主化之後的捷克共和國，跟布羅茨基拒絕返回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羅茨基拒絕重返俄羅斯，是因為他認為俄羅斯並未變好，仍然是一個黑幫統治的國家；昆德拉拒絕重返捷克，是因為他無法面對一個真的變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變好的波蘭定居），而捷克能變好，正是因為他被嘲諷為「奇刻」的哈維爾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犧牲爭取來的。 昆德拉是波蘭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筆下的那種「悲觀的大師」——「不僅不信神，而且拋棄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裝相信，進而貶低作為我們共同遺產的『人類』這一概念。」與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發現很多「好的中東歐人」，「他們身上努力結合了深刻而樸素的信仰，強大的幽默感，以及對善良文藝的愛。在那些古老的教堂里，我並不是獨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東歐人，也不是西歐人，而是不東不西的虛無主義者。他喪失了對「善」的信念，沒有固守的道德底線。他有一段幽暗的過往：捷克民間組織「極權政體研究所」的研究員哈狄雷克，通過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檔案發現，當年只有二十一歲的昆德拉向秘密警察告密，讓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時間都在礦坑中面對極為吃重的勞力工作，這是政治犯被捕後常見的下場。昆德拉矢口否認此事，聲稱這是「對一個作家的謀殺」，他拒絕就此接受採訪，卻動員十一位世界級文豪和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發表聯署聲明來「保衛」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應意味深長：「對於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現在捷克媒體上，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我承認昆德拉是一個好作家，但我毫不懷疑的是，他首先是一個人。」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抓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