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在工业化前，人类的资源有限，但同时又要面对自利人性，如果没有一套政治架构可以提供社会秩序的话，人类社会都会陷入部落式的杀伐，你争我夺，只为活命。人命如草芥，朝都不保夕了，谈什么自由，谈什么繁荣？但正因乱世的后果太严重，所以不分东西，人类社会在一阵战乱后，一定会有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出现。但人类社会采用何种架构，不一定会万流归宗，政治体制的选择，并不是天命注定的结果，有诸多的可能，比如说，中国在秦汉时发展出了帝制，而日本和欧洲却在黑暗时代后，变成了封建。 帝制和封建很大的一个差别是权力的分封。中国只有皇帝独享权力，朝廷和州郡县这些官僚组织，都是皇帝的办事员。中国有贵族，但没有欧洲那种血缘世袭。血缘世袭的贵族，对君王点头，承认主权，但比较像是同僚，而不是中国式的君臣关系。贵族“家族”的力量如果大到不可收拾，会回头过来影响政府治理，所以从始皇帝以降，入主中原的历代王朝，也许会有短暂的分封侯爵，如明初的燕王，或是清初的三藩，但最后皇帝都会把权力收拢，削减贵族力量。因为历朝历代，都会走向这个结局，也许，我们该认定，前工业化的中国社会，帝制，而不是封建，是均衡而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 为什么不是封建呢？封建社会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人生而有一定的位置，在位置里各司其职，社会稳定，正义得保，人也不致朝不保夕。但这个各司其职的封建制度，有规模的限制，在欧洲，也许一个国王，面对上百的贵族，加上数万的平民，可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但放在中国，天下一统后的中国，这个数量级，就要百倍了。大本身没有问题，今天的美国也大，但如果大到皇帝没有办法协调上万个贵族家庭，资源没办法拿丰收补饥荒，那天然的灾害，就会被放大。中国历史上的天灾造成的人命伤亡，又多又大，也许不只欧陆的百倍。所以虽然帝制的中国，一样也有治理的问题，但一条鞭下的帝制，至少比封建贵族的相争斗，来得容易多了。 所以“大”一直是中国的问题。其实在美国发明共和联邦之前，“大”一直是个政治治理的问题。你看俄罗斯的今天，还在承受国家巨大而治理不行的结果。 共产革命来到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是把封建重新引回了中国，只是穿上了社会主义的皮而已。革命的一整个世代，变成了血缘世袭的贵族。不要小看“家族”势力增大对国家治理的影响，西班牙，以及其殖民的拉丁美洲，都还在贵族家族权力勾结造成政治腐败的阴影里，一直没办法追上英美系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旦贵族进入权力分配的游戏里，自利的本性，会战胜精英青史留名的野心，而把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弃之一旁。没有国，而只剩家了。这个“家族”自我繁衍的特性，非常强大。每个开国的中国皇帝都知道，连罗马教会都知道。天主教教士之所以被要求禁欲，不得婚配，正在于教会要切断基因的连结，不要让血缘变成主导教庭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靠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放在所有红色贵族之上，暂时的把中国留在帝制里。但邓之后强调的集体领导，很自然地让血缘变成中国政治里最重要的关系。几百个开国家族，实质掌控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马云这种突起的企业家，没有红色血缘，连姻亲都没有，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棋子。阿里巴巴的权力，共产党说收就收，马云连个屁都放不出来。 但这个血缘统治中国的走向，碰到了历朝都有的问题，封建制度不适合巨大的中国。腐败造成的政治、经济问题，一个个浮现。这些共产党红二代、红三代，眼里只有自家人，没有中国，更没有社会主义。哪一个红色贵族家族，没把钱，甚至人，放在海外？ 所以习近平的定于一尊，非常有可能是统治小集团体悟到所有中国皇帝都体认过的事实，“废藩”才能救国。但这个权力集中化的过程，非常困难，一是习近平的智小，二是贵族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习近平用打贪，勉强头过身也过的取得终身任期，但贵族家族并没有臣服。习得再加强力道，收拢权力。我们可以猜测，习近平的武统台湾准备，其实也是为了收拢权力，用战争动员打压贵族。 但红色贵族家庭，没有人想打仗。打仗会打掉他们的太平日子，神经病才想这么做。据说火箭军的两大领导，一死一关，可能都和泄密有关。你想想看，为什么军人干到这位子了，还可以叛国成这样？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家”，而没有“国”。出卖国家给美国，子孙后代持续繁荣富裕，共产党的死活，关他们屁事。 接下来的几年，两个力量的斗争，会相当强烈。我认为习近平斗不过红色贵族，台海没有战争，但中国一定动乱。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务学教授。文章转载自作者推特）
中共央行行长易纲在被宣布连任第二届的三个多月后即因新党委书记的任命而大权旁落，面临着盼只盼平安降落的命运。而他始终未取得习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众说纷纭，当年美国政府为中国在美学人发放的“六四绿卡”是否算是易纲的“政治污点”，值得讨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美国财长宣布了中国央行新行长的任命？》中已经介绍过了日前到访北京的美国财长耶伦与中国央行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的会面标志着仍然还是央行行长的易纲事实上已经交权并等让位。虽然潘功胜正式接替易纲中国央行“行政一把手”职务，恢复央行首长党政“一肩挑”的预期的实现，最早也要等今年八月底，因为需要一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过程民主”流程，但是潘功胜被宣布为央行党委书记之后的副行长行政头衔即被取消，目的显然是要对内对外彰显潘功胜和他的央行上任党委书记郭树清的不同。 5年前的郭树清在被宣布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的同时也被宣布为兼任央行第一副行长的行政职务的会议上，亲自到会的时任中组部长陈希特别宣布了郭树清出任央行的党委书记、副行长，负责党委职责范围内工作(人事、行政、党务和改革等)，易纲负责央行的全面工作。会议上也还特别强调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行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副行长协助行长工作。郭树清也当场表态“全力支持易纲同志履行行长职责”。 由此可见，5年前任命郭树清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目的是要在央行施行和外交部一样的“双首长制”，而如今任命潘功胜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目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向把央行已经施行了5年时间的“双首长制”恢复为“单一首长制”或者说党政“一肩挑”过度。 说到中共外交部长期以来一直施行的“双首长制”，就不能不提一句如今已经神隐20天之久，原因仍不确定是阴沟翻船还只是新冠复阳的秦刚。 按照法广最新报道的说法：原定今天（7月14日）出席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相关会议的中国外长秦刚，自6月25日在北京分别会见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与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之后便销声匿迹。中国墙内盛传他与一位涉间谍案的凤凰卫视女主持人有染而被中纪委约谈。也有网文提醒说，有关秦刚被双面女谍拉下水的流言盖住了中国火箭军司令和副司令先后被抓和涉嫌自杀的劲爆消息。 香港明报7月13日的报道说：“几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秦刚是否健康有事时回答称‘没有听说’”。该报说，“如果秦刚真如传言般是感染新冠病毒，也是较为严重的病例，毕竟现在中招的人，逾两周仍无法康复的个案较为罕见”。 总之，如果仅仅是新冠复阳的话，那么总有转阴康复的一天，但如果确是是阴沟翻船的话，秦大官人官场上还阳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不管日后的秦刚会怎么样，反正自从他神隐至今的这段日子里， 外交部里的业务工作党委书记齐玉无法代劳，原因就是齐玉是外交部历任党委书记里的唯一一个纯党务干部，中组部副部长出身。而在齐玉之前，外交部的历任党委书记都是在部内的业务干部中产生—-比如2013年至2018年期间的王毅，所以遇到部长临时出状况时即可代行部长职务。 回过头来继续讨论央行的新任党委书记潘功胜及暂时还被保留着行长职务的易纲。 正如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如果是从“国际背景”考虑的话，如今央行党委的潘书记只在国外做过一年“博士后”研究，外加几个月的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短期培养班的“国际化”，与现成的央行行长，不但是美国培养的博士而且还曾经是美国的大学终身教授的易纲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而易纲的前美国大学教授的背景令他不被习近平完全放心的说法如果切中事实真相的话，那易纲可真是冤枉到家了。 我们不妨先对比一下去年10月产生的中共新一届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与易纲年龄相仿以及比他还年长的所有领导成员截止目前的党龄。习近平49年，李强40年，赵乐际48年，王沪宁39年，蔡奇48年，李希41年，丁薛祥39年。而易纲党龄则是44年。 也就是说，七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只有三人的党龄比易纲长。至于其他所有二十届政治局委员里，也是大部分人的党龄都短于易纲。至于易纲的公开简历里一直没有特别注明他的入党时间1979年，是因为不愿被人忆起他当年“留美地下党”的那段历史。 易纲的官方公开简历里说他是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至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人共同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1997年步入中共官场……。 五年前的3月下旬，易纲正式接任周小川的消息一出，即有外界媒体以《“美国通”易纲接替周小川 中国货币政策料走稳》报道之，说是“曾在美国学习工作14年之久的易纲当选中国央行行长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墙内网民们的质疑声四起，围绕易刚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期间的身份展开讨论。对于其中质疑易纲当时已经是美国公民的说法，笔者倾向于不相信，但他在美国期间持有“绿卡”是肯定的。至于是否是“六四绿卡”，笔者听到过不同的说法和分析。 关于所谓“六四绿卡”的由来，如今的中国大陆墙内的百度网站上居然还能查到“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词条，内容是“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英语：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简称“CSPA”）是一项由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加利福尼亚州籍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提出的、旨在给予所有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永久居留权的法案。” 此法案为所有1990年4月11日之前，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或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了“天赐的绿卡”。只要在1993年7月1日申请永久居留身分前，连续在美国居留、短期出国或回中国大陆不超过90天者，都被视为连续在美国居留，都有机会取得“六四绿卡”。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至少有8万之众，加上他们的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当时仍在大陆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间接受益的“六四绿卡”大军，远远不止8万人。 日后有人指责说：“六四绿卡”所保护的当时的公费留学生、访问学者，包括其他一些自费留学生和访问人员在内，他们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共产党政权的宠儿和既得利益者，他们还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激烈地为利益竞争取得优势才公费留美深造，他们获得了“六四绿卡”又一个既得利益之后，下一个追求的利益目标就是将来回中国不要跟中国政府有麻烦，能够体面地回国安全地投资和购置产业，或“叶落归根”，等等。其中为数不多者曾经回国后成为中共政权的高官显贵。 5年前易纲当了央行行长后，笔者曾与仍留在美国的易纲当年在美国的旧识们讨论过易纲的在美身份问题。其中一种说法是易纲在“六四”事件的前两年即已经有了美国教职，取得绿卡的时间可能会在“六四”事件之前。但另外一种说法是，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持有J1交换学者签证，易纲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六四”事件，这类人是不可能在美国学成之后直接获得绿卡的，除非申请政治庇护。 持这一说法的人士认为：因为J1签证有学成后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中国政府便利用这种签证对公派学生加以控制。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J1持有人在学成后不得留在美国工作 (但可以有一年的实习期)。所以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例如部长州长出面）可以豁免两年回国服务要求外，其他人均不能转H1或者直接申请绿卡。 北京大学新闻网上曾刊登的《易纲：学者本色，天下情怀》一文中写道：“22岁的易纲又被时代推向了前列。1980年，他成为77级北大经济系第一位公费赴美留学的学生，从此开始了在美国十余年的奋斗生涯。” 所以，无论日后是如何转换，当年的易纲是持J1签证的中国公派留学生身份是肯定的。 前述分析人士认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一时间在美中国留学生无人愿意回国。当时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在绿卡申请上，而是J1回国服务能否豁免。1989年底，南希. 佩洛西的提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高票通过，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却否决了这一提案。布什耍了个滑头，用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了对J1中国学生回国服务条款的豁免，其他任何签证逾期者也不会被驱逐出境等条文，这样等于给很多中国J1学生开了找工作的绿灯。 如此说来，事实上还没等到“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易纲即已经取得了在美国合法工作的政府许可。而接下来的“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对于易纲这样本来就找到了在美国工作机会的人来说，则是解决了绿卡排期的难题。他的妻子如果当时还没有工作的话，则是直接拿绿卡。 除了依何种途径拿到绿卡的问题，5年前的易纲一经就任中国央行行长，墙内网上的非议之声也还集中他儿子的事情上。 当时有外媒综合墙内网文爆料内容，说是“易纲儿子易般非‘一般’，美国百万置业一次付清”。详细内容为，有网民25日（即5年前易纲被宣布接替周小川央行行长的5天之后）将易的妻子和儿子的姓名、身份、职业悉数公开。易纲的30岁儿子虽名为易般，但其身家却绝非“一般”，光在去年（指2017年）就被指斥资100万美元在西雅图购入一个单位，而且是一次过付清。 被网民公开的资料同时显示，在美国出生的易般，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麻州理工学院就读，拥有后者的工管硕士后，曾先后在微软和亚马逊工作。 当时网民还披露说：除了一次付清上述的西雅图单位之外，易般同时被指在麻州波士顿唐人街及康涅狄格州诺沃克市分别持有两个街号相连的物业及一栋公寓，后者估值200万美元，前者市值相信更加惊人。 至于易纲的妻子郭京平，当时的相关报道引述爆料者指称，她和易纲同样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毕业，拿的是经济学硕士，曾在印第安纳州Lumina教育基金工作；2008年被指透过中国高阶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回流北京，曾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层；中投主要负责营运中国主权基金。郭2011年离开中投，转投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 由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当年的易纲先是独自一人回国，而其妻显然是继续留在美国陪伴儿子，直到儿子在美国学业有成，才转而“回国发展”。 网民指易纲2009年任央行外汇管理局局长，负责外汇业务监管，郭京平加入中金分公司任总经理，被指负责营运欧美基金，并提出疑问：“根据公务员回避规定，涉及亲属利害关系时，公务员应回避，易行长，你回避了吗？” 总之，关于易纲不被习近平完全信任的原因，说法之一是他易纲虽然当年在美国的政治表现，包括对“六四”镇压的态度都经受住了党的考验，但他毕竟也还是中共政权的所有正部长级以上官员中，唯一个在美国取得过“六四绿卡”者，政治上就显得没那么“清白”了。另一种说法就是关于他妻儿的那些事情早都已经被反映到了中纪委，查证结果虽不至于让他本人受到处分，但仕途无疑还是受到了影响。至于他本人在情愿让位给潘功胜之后，能否平安降落，以及即使能够平安降落，但日后是否会被在某些事情上算后帐，也都还是问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Terry Gou注定是个话题人物，台湾这边还在继续炒卖他将于7月23日宣布连署参选台湾下届总统，大陆那边却多少带点幸灾乐祸意味在讲述郭台铭富士康集团兵败印度的故事，只因还希望富士康继续在大陆发展，缓解就业难题，不算大骂，只算小修理。 那么，郭台铭投资印度究竟失算在哪里？印度外资究竟面临什么问题？ 移师印度的底气：富士康养活了中国人 郭台铭的发迹是在大陆。携1600万新台币去深圳发展终成拥有净资产76亿美元的巨富，个人能力当然赤金足色。这能力主要体现在善于把握机会，一是知道政府公关技巧，要与工厂所在地的政府搞好关系；二是对大陆员工有一套管理方式，再加上后来傍上苹果公司这棵电子产品业界大树，郭台铭迎来了事业的黄金时代，成了“万亿代工帝国”。因为这个帝国太大，带来的就业机会多，就算2010年发生了工人十三连跳这种恶性事件，郭台铭也安然度过，中国不少内陆省份非常欢迎他去建厂。在这种情况下，郭台铭说出了那句饱受大陆人诟病的“大陆离不开富士康”。 郭台铭对大陆的二心萌芽于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郭台铭最大的“东家”苹果公司看到了中美交恶的风险，开始重组供应链。老板有命，郭台铭不能不从。苹果公司CEO库克为什么看好印度？据报导，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曾宣布批准一项价值100亿美元的激励计画，向符合条件的显示器和半导体制造商提供高达项目成本50%的财政支援，以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将印度建成全球电子产品生产中心。最终，这项100亿美元激励计画共收到3份建厂申请。它们分别来自韦丹塔-富士康合资公司、跨国财团ISMC公司（该财团把塔尔半导体公司视为技术伙伴），以及总部位于新加坡的IGSS风险投资公司。 其中两个进展不顺，英特尔2022年收购Tower半导体，ISMC的30亿美元项目陷入停滞。IGSS想重新提交申请，30亿美元计画也暂时停止。只有郭台铭的富士康投资继续进行。当时大陆盛传，郭台铭决定解雇32万大陆员工，将生产中心向印度转移，并称富士康要转走3000亿产能赴印建厂。大陆舆论一片骂声，说富士康依中国而富，现在却要投靠印度，忘恩负义。但很多人没注意到这条消息：郭台铭在满足苹果公司要求去印度建石的同时，拿出30亿在河南郑州建新厂，为自己留了条后路。 在过去三年里，富士康大力推动印度制造，然而结果却证明印度制造并未能如愿推进。在“富士康养活中国人”的良好自我感觉中，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也许是不想知道）印度的工会势力有多强大，印度工人不可欺，因此，印度工厂不小心出现员工食物中毒、员工抗议加班太多却给太少的工资等问题之时，他没料到会导致印度工厂停摆。再加上印度工厂产品的合格率只有50%，最终iPhone的产能靠中国大陆的工厂支撑。 从今年初开始，传出郭台铭将退出印度，这消息传了半年，终于成真。7月10日，富士康发布声明，已退出与印度韦丹塔集团（Vedanta）价值195亿美元（约合1410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合资公司。随后，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发布声明表示，后续将不再参与双方的合资公司运作。 高盛彩笔描就印度灿烂前景 说完了郭台铭“兵败”印度并从那撤军的首尾，接下来还得为他辩护一下，因为在印度有此遭遇的，绝非郭一人，比如苹果库克也算是企业精英中的翘楚，人家就特别看好印度。这当然与西方投行界翘楚高盛（Goldman Sachs）这些年对印度的持续看好有关。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在2001年到2010年担任高盛（Goldman Sachs）首席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大宗商品和策略研究主管期间，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他也没想到BRIC扩展得很快，加进了South Africa，成为BRICS之后，发展成地球南方国家的代表。2014年莫迪大选获胜后成为印度总理，奥尼尔还预测2015年后印度将发生重大的政策改进，经济增速将达到7.5%，比中国更快。尽管印度经济增长率并不稳定，2020年还呈-6.6%，但由于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下滑，2019年之后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跨国资本为了避险，印度确实成了跨国资本包括中国资本的投资宝地，2022年，印度GDP增长6.7％，高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3%；按美元计算的2022年名义GDP达到约3.38万亿美元，超过英国，接近日本的8成。 这种情况下，看好印度是国际投行界的潮流。今年7月上旬，美国高盛干脆发表一个研究报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美国将下降为第三名。届时，印度的GDP总量将达到52.5万亿美元，比同期美国的GDP总量高出一万亿美元，这份报告的主要负责人是印度经济学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他在这份报告中说，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亿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优势之外，资本投资预计也将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屈指一算，这位桑塔努·森古普塔先生预测的是52年以后的世界经济愿景，届时听到这预测的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谁也没办法证伪。 印度的前景虽然灿烂，此刻还是跨国公司的坟场 那么，印度的现实又如何呢？很不幸，目前，印度还是被称为“跨国公司的坟场”。 印度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从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注册的外国公司关闭了在印度的业务，约占在印跨国公司的六分之一，撤离的公司包括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美国摩托车制造商哈雷大卫森和美国汽车公司福特等。由于外企在印度频频遭遇打压，印度也被称作“跨国公司的坟场”。据专家分析，外资企业在印度遭受的各种调查、处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印度的法律可以用十五个字来概括：“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 据专家分析，高标准立法并不是指印度的立法技术高，而是指印度的立法者要求守法者需要达到的标准非常高。印度《公司法》（Companies Act）法案本体就有近30章500条，基本每一条后面都跟著罚金、监禁等违法后果，而印度的执法部门一般不会主动通知企业更正其不合规行为，一旦违法行为被行政执法部门发现，其就会从违规第一日起开始计算罚金。 种种因素堆叠下，印度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依旧被认为是 “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 在印度投资失败的企业不止郭台铭，仅中国公司就有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机制造商。这些企业都被罚以钜款。据印度《经济时报》13日报导，印度政府要求中国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智慧手机制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职位。此外，印度政府还指示这些企业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如果认为这只是对中国公司的特殊关照，那就请看看微软、三星等的遭遇：在严格监管外资企业这件事上，印度倒也算同等对待。2008年，印度税务部门给微软开了张70亿卢比的“罚单”，IBM印度也曾在2013年被当地监管部门要求补交535.7亿卢布欠税税款，折合8.66亿美元。据称，印度监管部门认为IBM谎报了2009财年的营收。 三星电子不止一次被印度政府处罚。2014年，三星在印度被罚税2亿美元。2023年1月，印度税收情报局指控三星对远端无线电头错误分类，试图规避172.8亿卢比进口关税，约合2.12亿美元。 郭台铭左顾右望深感茫然 郭台铭目前正站一个十字路口上：左顾是竞选台湾总统，右顾是继续经商。从政对他是个挑战，但对一生喜欢冒险的郭台铭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台湾选民支持他的人实在不算多，估计除了发生奇迹，大概率他还得继续经商。去哪里呢？印度撤出了，美国也尝试过了。这些地方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之高还是工会势力之强大，都是他在驰骋中国大陆时没遇到过的，可能还是回归大陆最为轻车熟路。当年郭台铭曾说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建厂是为了给大陆人一口饭吃，这话引起痛诟。不过这不成为障碍，因为郭本来就在大陆留了根，最多被大陆人反嘲几句“还是富士康离不开中国”，这些言论，秘书不传递就等于不存在。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有“老人干政”传统的中共北戴河休假式会议，过去会在每年7至8月间进行。在习近平进入掌控党政军权力的第三任期，这个会应该不再存在，即便老干部前往休假，也会被严密监控。但北戴河静悄悄，不代表中共内部权争消停，也不代表政权危机消退。 北戴河禁飞一个月 谁还能在此干政？ 查看北戴河区政府官网，与北戴河安保有关的几个信息是： 7月3日，北戴河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马馨实地检查海浴场安全防范工作。同一天，北戴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银山主持召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调度会，“就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6月8日，管辖北戴河区的秦皇岛市发布《关于对低空慢速小目标航空器实施临时管控的通告》：严密防范利用低空慢速小目标航空器进行干扰破坏活动，自2023年7月1日0时起至2023年8月31日24时止，全市空域内禁止无人机等低空慢速小目标航空器活动。 禁飞的时间，恰是传统的北戴河会议时间。这或许说明中共的高官权贵，特别是离退高干分批前往北戴河度假，早已经开始。 过去中共前后任高层会在北戴河会议发生围绕人事等方面的决斗。现在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因老病而行动不便。特别是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架出场之后，没有人会想像谁还能干习近平的政，但新的中共内斗形式会有另外的表现。 两大军种成丑闻焦点 习近平欲盖弥彰 近段时间，中共官场党政干部密集落马，都是公开的，但军队中也有不少将领落马传闻，却是黑箱操作。中共两个军种接连爆出丑闻，一个是火箭军，一个是战略支援部队。 最先是港媒《明报》今年5月爆料称，前后两任火箭军副司令张振中和刘光斌，4月都被带走调查。但官方并没有通报。 接著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诚6月28日在推特上表示：“火箭军现任司令李玉超前（27日）天上午己从办公室被带走！3月份以来，先后3仼司令，2个副司令，军师级干部若干落马。消息在进一步证实中”。 据称，李玉超儿子在美国留学，恐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有迹象表明原司令、后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也在接受审查中。 香港《明报》7月13日再报导说，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缺席了火箭军上月底的军衔晋升仪式。上周已退役3年的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中将突发脑溢血身亡，终年66岁，引起揣测。 最新有传言说，中共火箭军多名高级将领涉及的贪腐或泄密案，还牵连到解放军另一新型战略兵种—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巨干生，甚至还有传事件与引发中美关系生变的间谍气球风波有关。 中共战略支援部队是2015年军队改革中新组建的军种，由网路、情报和太空部队组成，与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并列为解放军的五大军种。 2019年被处理的多名将领中，就有战略支援部队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饶开勋中将被拿掉人大代表职务。另外，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司令员尚宏中将，去年曾出现在军方选出的二十大代表名单中，后来被从正式公布的名单中拿掉，原因不明。 习第一任期号称以反腐治军，拿下了近两百高级别贪将。大概在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军中打虎变得低调，当局对问题将官的处理，可见的都只是免去人大代表、降级，并且都不是正式通报。 习近平将军队打虎放进黑箱，其实是欲盖弥彰。军中不可能不知道一点消息，但互相不知真相，反而谣言丛生，更容易引发军心不稳。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传闻出事的，都被指向美国。包括说李玉超儿子在美国留学，恐涉及出卖中共军方情报；巨干生传与引发中美关系生变的间谍气球风波有关。 这些传言暂时无法证实，但《明报》现在也被视为属于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其爆料可能也非空穴来风。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下8月1日建军节前后是否有晋升上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如有新司令，一般会同时晋升上将。 与军中不稳相呼应的是，从4月以来，习近平先后视察了中共南部战区、内蒙古军区、东部战区等机关，多次强调“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6月，军方发布的《军队领导干部社会交往行为规范》，对现役与退役军官发出社交禁令，要求军官“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等等。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禁令，显示目前是非常时期。 7月1日，中共党刊发表习近平去年对中青年干部的内部讲话。习要求官员不要做“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他的话要反过来解读，说的是他知道有不少人处于这种状态。而习的警告，同样适用于军队。 习近平更忌惮老军头 刘亚洲刘源均“入戏” 习近平更加忌惮的可能是那些还有影响力的老军头，特别是有红二代背景的人。 中共太子党、退役上将刘亚洲，早在前年底就传出被查，香港《明报》3月24日发表署名钟仕的文章，援引多个“京城消息人士”的话称，刘亚洲身陷要案，因涉严重经济贪腐问题，或将遭当局重判死缓。 年逾70岁的刘亚洲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又是有名的军旅作家，习抓他影响极大，现在流传更多的内幕是刘亚洲涉反习。一些大陆左派网站早前发表的批刘文章并没有被删除，可见刘亚洲出事并非子虚乌有。 在刘亚洲一案之外，本来据说亲习的军中太子党刘源，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选举国家监察委主任时，他罕有得到一票。 已72岁的刘源上将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总后勤部政委。他当年曾被公认是帮助习近平扳倒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帮江派军老虎的功臣，本来被认为有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军委，但结果在2015年不到65岁时，就转入人大财经委，原因不明。 今年3月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时，有1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了肯定不在主席团圈定的人选中的刘源。这在拥有虚伪的“全过程民主”的中共，颇为奇怪。 中共人大被外界和民间戏称为橡皮图章，在选举中能选上者其实均是当权者内定，当局也严密防范意外情况。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2013年的两会，就曾收获一票反对，这是习不能忍受的，所以随著他权力巩固，2018年和今年的两会选国家主席，习都是“全票当选”。至于其他人，如李强“当选”总理，则可以有几票反对或弃权，属于正常。 但基本上我们看不到有投票另选他人的情况，尽管投票规则允许。也就是说，在政治高压下，刘源在人大会议上被投一票，可能是党内借此表达对习的用人唯亲不满，要借投票给有声望的刘源来释放。而投票选刘源者，很可能来自军队中，他的门生旧部。 今年3月23日，曾拍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等所谓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实名举报中共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汉俊以权谋私及打压金盾影视。刘汉俊是代表习近平政治符号的“学习强国”平台的总编。事后当局对李学政予以封杀，连百科词条也删除。 金盾影视中心于2012年3月成立，原隶属中共军方总后勤部司令部，2016年军改后隶属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办公厅。2021年底转隶到中国融通文化教育集团有限公司。李学政是中共军方总后勤部金盾影视中心任第一任主任，也就是在赵克石上将任总后勤部部长、刘源上将任政委时期获得重用的。 这件事表面看是利益分配不均，实际上涉及高层矛盾。代表著李学政的军中靠山，也就是红二代的刘源、赵克石这些老军头，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疏离。 暗潮汹涌 积累哗变能量 习近平第一任期号称以反腐治军，拿下了近两百高级别贪将，但中共军中现在掌实权的，其实还是当年徐才厚、郭伯雄，特别是房峰辉、张阳提拔的人，有些只是表面上被审查过关。另外还有许多是刘源、刘亚洲这些老军头的门生旧部。 还有更多的退休将领，过去这些人即便是支持习近平反腐和改革的，随著习近平左转，中国内政外交上频现乱折腾，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都出现重大问题，这些人未必不会对习不满。所以习当局在中共二十大前就已专门对离退休干部发出禁止“妄议中央”的新规。 在新冠疫情爆发三年多时间，中共当局先是实施严厉的动态清零政策，引发民怨，继而去年底突然无预警放弃清零政策，中国疫情海啸般扩散，医院病人爆满，火葬场排长队，死者中有许多中共老干部。之前就有外界媒体报导说，河北军队大院的部队老干部们为此私下炮轰习近平“走火入魔”。 中共军人也是人，有自己的亲属圈，他们也会被社会上的各类强拆、维权事件牵涉。军人积累了满腹牢骚，一有机会就想发泄，这不是靠政治洗脑就能解决的，特别是他们有枪。习近平一再公开喊出“准备迎接惊涛骇浪”，可能也包括党内、军内的隐忧。 中共最近要对现役与退役军官发出社交禁令，“不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这种禁令本身是非人性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在网路时代，军队中即便封闭，也挡不住人们的思考。未来如果有将领发动兵变，呼应的人一定不少。 6月24日俄罗斯发生瓦格纳集团兵变，仅一天内就落幕，舆论之火也引向中国。然而中国人发动兵变的传统，就和俄罗斯人不一样了，套用中共反腐的口号，一旦发生，肯定就会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种种军队中隐现的危机，在中共严控的媒体宣传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中共在最危机的时刻，都会喊“形势一片大好”。故此，用暗潮汹涌来形容当下中共危局，非常恰当。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权力班子中的一位重要成员、中国外长秦刚已逾20天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外界猜疑不断。官方称他健康有问题，“因健康缺席东盟外长会”，然而最近社交媒体疯传他陷入一桩桃色丑闻，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凤凰卫视一女主持人有染，两人生有一子。暂时无法证实该传言的真实性。但秦刚的身体看起来不错，即使有病，理应无大碍，鉴于外交事务的繁忙和重要，久不现身平息传言，有点不合逻辑。这让外界质疑官方“有病说”只是一种托词。 秦刚久未露面，引发各界猜疑 假使未来几天官方还没有秦刚会见外宾或出访等报道，多半说明他确实有问题，且问题可能不轻。以中国在当今全球之地位与分量，在公众视野，须臾离不开外长身影，迟迟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是非常奇怪的，只能解释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也许不是男女情爱，而是别的，比如权力斗争或涉腐败等。但后两者的可能性应该不高。他接任外长刚过半年，还兼任国务委员，表明深得习器重，除非在外交上违背习意旨，犯了方向错误，否则无人敢在此时觊觎其外长位子。退一步，即便有人想对他搞事，也必须找一个合适理由，不能冒失。 秦刚亦不大可能此时被人逮着腐败。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在担任驻美大使前，虽做过外交部副部长，但外界并不看好他会成为外长，即使腐败能腐败到哪儿，当他知道自己被习看中，将成外长人选后，想必会很小心，不和腐败沾边。因为他清楚这个时候有很多双眼睛——包括纪检部门、外交部的同僚特别是竞争对手以及大众——盯着自己，稍有不慎，这个外长就轮不到他。 所以，如果秦刚确有问题，传言和女主持人的不伦之恋的可信度很高。对于中国高官来说，有一两个、甚至多个情人是很普遍的，众多官员在被查处后都会通报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百姓的一般认知也是官员有情人乃家常便饭。秦刚若有这方面问题，当然也很正常。这种事情，放在西方国家的内阁成员或国家领导人身上，也不在少数，此乃人性使然。正因此，一种看法认为，倘若只是男女问题，没什么大不了，习近平会放他一马，之前张高丽不是也没受党纪处分么？ 秦刚会被处分吗？前车之鉴张高丽？ 不过，假如传言调查后属实，现在就说秦刚会平安落地，可能有些早。原因在于，习近平时代的政治生态不一样，对官员的政治要求极严，必须做到“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包含四层含义：一是对习本人、对党要绝对忠诚；二是不能有腐败，要廉洁；三是敢于担当，有斗争精神；四是为人正派，个人道德和修养上要洁身自好。前二者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后二者也并非可有可无。正人先要正己，要求百姓做一个好百姓，官员就必须做百姓的道德表率，成为一个好官。虽然实际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必须如此要求并如此宣传，否则就不会在腐败官员的通报中加上男女作风不正这一条。 秦刚作为中共的高级干部，习近平亲选的外长，如果在生活作风上不正派，在男女关系上不检点被证实，习当然可以把它看作小事一桩，或者用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以及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为由保其过关，以习如今说一不二的权力，完全能够做到这点，别人对此无可奈何。然而，习真要这么做了，就得考虑同他对官员“政治正确”的严要求相冲突的政治后果，这跟不处理张高丽还不一样。后者虽职位比秦刚要高，但已退休，何况和彭帅算是你情我愿，只不过彭帅要一个名分张不能给。此外，张在主政深圳时据说颇照顾习母，和习交情不错。若习要给张一个党纪处分，怕不会让他赢得铁面无私的赞誉，反会被人尤其退休元老诟病小题大做，不近人情。习在政治上恐会得不偿失。 习若保秦刚，有何政治得失？ 但如不处理秦刚，情形或刚好相反，会给党内多数官员和民众留下不好印象：只要是其亲信，无论做什么最后都会没事。从而削弱他对官员“政治正确”要求的正当性，使更多人对他的反腐和用人产生质疑。尽管很多人实际知道他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用人只用亲信，但习还是要块遮羞布，不想让人们认为其反腐和用人纯粹是出于个人私利，是从保权出发的，表面上他还是让人相信，反腐和用人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做事的公道和公心。保秦刚会让他靠欺骗宣传构筑起来的话术打破，对他的政治得失是需要权衡的。 另一面，保秦刚还可能让习的亲信出现一种错觉，以为今后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习为巩固自身权力都会保他们过关，从而更无所顾忌。习要考虑这种道德风险。 习不太可能保秦刚，除了上面论述的这两个理由，也在于，他的私生子是在美国出生的，按照美国法律，这个婴儿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秦刚就成为美国人的爹，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习显然不希望站在抗美前线的、自己的外长和美国有任何一点个人利益的瓜葛，你做了美国人的爹，怎么还会全心全意执行我的旨意？这不能不让习对秦刚的忠诚产生怀疑，即使他向习保证也没用，或者把这个小孩的国籍改为中国，亦打消不了习因此事对他的怀疑。何况，秦刚外交部的竞争者或者习的反对派一定会抓住这个难得机会向习递交他的一些黑材料，他们不好直接去攻习，也不敢攻习，可借之怂恿习不能再用秦刚是会去做的。外界此时突然传出秦刚的桃色丑闻，说明党内或者外交系统内有人想“蠢蠢欲动”，利用此事做文章。 如果这样，习也会警觉事情是否冲他而来，目的是要削弱其权威，从而，反让他下决心保秦刚过关。个中原因还在于，若不保秦刚，会产生另一种政治后果，让他的亲信们觉得，跟着习也不安全，一个看起来并不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却因习要顾忌舆论影响或平衡党内关系，导致仕途夭折，习也太不照顾亲信利益，致使他们会重新去评估和习的关系，对他产生某种裂痕。当此用人之际，习应该不希望看到他的亲信队伍出现这种情况。 桃色丑闻的输家不止秦刚，还有习近平 故可说，保不保秦刚，以及如何保秦刚，习也处于两难状态。不过，综合考量，习不保秦刚的可能性更大，假使证实他确有其事。当然，如果秦刚的问题比传言更重，像一种说法认为的涉及间谍，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几乎肯定习不会保他。可即使最后证明传言乌龙一场，秦刚仕途虽不受影响，然名誉已受损，就此而言，他横竖都是输家。 输家还有习近平。秦刚的消失所以广受瞩目，不但是传言的刺激，也是因为这是20大习建立新的权力结构后出现的首起高官八卦事件，很多人希望从中看到习政权的某种不祥信号，此事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一个颠簸不破的常识：极权统治之下，政权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以致涉及任何一个高官不合常理的举动，都会引起人们对这个政权无限的联想。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个人过百岁，很长寿了，尽管现在医学发达，但离死亡也不远。一个政党过百岁，虽非罕见，但百岁后还在执政的，确实不多，除像美国这种两党制国家，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即使在多党制国家，政党百岁后仍然不时上台执政的，并非常见。 中共在刚过去的七一，已经102岁了。由于不是逢五遇十，当局没有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它的党员人数已达9800多万，无疑是世界最大的政党，即便把它算做一个国家，也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个国家之列。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管理这样一个大党，的确不容易，管理14亿人口的大国，更加不容易，某种程度可以理解当局不得不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这绝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统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把长寿看作一种成功，在中共百岁时，我曾撰文解剖它成功的“秘诀”；以专政为工具的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意识的谎言、欺骗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思想控制，对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娴熟运用以及数字极权，外加好运。 中共党内面临严峻挑战 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却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支中最激进一派也即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成立的，列宁的建党原则本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这样看来，毛泽东在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建立的极权统治，其实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奇怪的。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接受毛极权恶果的教训，另一方面为融入全球体系，虽然中共的等级制没有本质改变，可这种等级制确实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有所松动。无论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还是一般党员的日常党内活动，除了某些特殊时期，所体现出的等级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严格。自由的空气和组织原则的相对宽松一度使这个党表现出某种生机与活力。 然而，也正是此种自由和相对宽松，让中共陷入了某种岌岌可危的情形。我说的岌岌可危指的是，在胡锦涛后期，党的理论家对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鼓吹，党员尤其党的领导干部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当程度的认同，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强大，以及民间力量的觉醒，导致党内思想非常混乱，让保守势力忧心忡忡，恐惧异常，认为党很可能在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在党员的自由化中变质。腐败是另一个威胁党的“毒瘤”，腐败不除，不但党将不党，国也不国。习近平就是在此种岌岌可危的情形下执掌党魁大位的。 严峻的还有，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侵袭党内高层，在中央的权力结构里，特别是最上层的权力寡头中，出现了“九龙治水”格局，即九个常委各管一摊，在各自的分管领域，每个常委都有绝对的权力，并不听从总书记的指令，后者的权力被大大弱化，不但无法约束其他常委，号令出不了中南海，甚至有实力的地方诸侯也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从而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为党内野心家的出现准备了适宜的土壤。胡执政后期，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在路线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调，并得到如周永康这样的中央要员支持。这对强调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中共，简直匪夷所思，绝非好事。 习近平大动作改造中共 习近平如像胡锦涛一样，无所作为，击鼓传花，只想平安渡过十年，到点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任，不想如何为中共守江山，党的确有可能在他手上寿终正寝，就像一些人鼓吹的，执政超不过70年大限。但另一面，中国在2010年经济总量超日，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习两年后上台，胡留给他的是一个国力看似蒸蒸日上的国家。假如因为党的问题，使他成为最后的总书记，用民间俗语说，只能怪他的命有点背。若不想党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须对它动大手术。习选择了后者，外界无从知道这是由于他红二代的身份天然有这种救党的使命感，还是因为他自忖有这个义务和能力，可以把党从思想和物质的双重腐败中救出，总之，他这样做了。 习是从两方面对中共体制进行改造的。一方面是在组织原则上强化中共原有的等级制，把它推上一个极端；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重回左翼意识形态，打造一个主义，即习思想。列宁的建党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又服从谁？没说，全看实际状况。共产党的中央组织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全会，所以在它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员会行使“发号施令”权力，所以实际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则实行集体领导。有些共产党政治局再分出一个常委层级，有些没有，如越共只有政治局，没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原初意义，只是中央会议的召集人，他的权力比起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员来，并不大，即使大一些，也不会太多。在思想相对解放和开明的时期，总书记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权力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中央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决策由全体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做出。故中央的上面，没有再服从谁的问题，但后果有可能造成总书记的地位弱势，如胡锦涛一样。 习通过集权，将总书记的权力强化乃至神化，把共产党的等级制推到极致，变成中央服从他一人，全党服从他一人。这个发展过程是，总书记——党中央核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定规立矩，将习的地位载入党章，让拥护他的领导成为每个党员的义务，不服从和妄议就违背了党章，从而让他成为一个无冕皇帝。除了没有三宫六院，没有磕头跪拜的仪式以及不可随意杀害生命——毕竟现在是21世纪，他真实的权力和对权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没有任何差别，甚至还有过之。 习治下的极权政体摧残国家 习确立起了一个领袖的地位，还要打造一个主义，没有主义或思想的支撑，领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党的统治也不稳固，所以习要从思想上对中共进行根本改造，胡当政时期，在不挑战中共统治的前提下，有着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现在统统被习扼杀，他全面管控舆论和思想，只允许一种声音和主张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对党和习歌功颂德，若不是按照当局心仪的方式，用当局喜欢的语言，也不允许。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从媒体到学校，从艺术到历史，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处弥漫，不留死角。对于管制留下的思想空白，当局从过时的历史垃圾场中检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和传统文化的糟粕同所谓新时代结合，建立起自认为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新意识形态”即习思想去填补，把它灌输给大众，尤其是党员，成为党的“圣经”，不可丝毫怀疑。对敢于挑战当局的思想管制和习思想的人或者行为，则进行严厉打击。 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极权政体就这样诞生了。客观评估，习对中共的两手改造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成效。如今的党已成为习推行思想专制和极权统治的工具。然而，正如一个人过了百岁身体和意识、思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僵化一样，102岁的中共，在习的改造下，各项机能也在加速退化，越来越没有生气和活力。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三年疫情期间，整个党居然毫无办法阻止习对国家和社会的摧残，从而让人看清这个百年大党的垂垂老矣。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今日以及未来大国竞争的领域中，工业原物料与战略性物资已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筹码。这场战争早已默默开打，只是未来的战况将愈来愈激烈。 美国首先发动这场剑指中国的战争，以晶片为“智慧炮弹”，展开对中国从“锁喉－缺氧－窒息”的绝命战略；对中国而言，在几近招架无力之下，也开始采取“资源断供”与“反锁喉”的报复战略，相继从晶片制造的必要原料（镓、锗、稀土以及可能的其他原料）施行出口管制。显然，一种政治操作下制造上游战略资源的“稀缺性”，已成为中国对抗西方科技战争的最后武器。换言之，资源的武器化，将把21世纪的全球政治推向“资源战争”的时代。在这场以“地球的最后家当”为武器的战场上，最终将鹿死谁手？抑或，21世纪的人类将处于资源争夺的不安与焦虑之中？ 世界历史一再证明，谁掌握了对关键资源的开采、占有、利用、管理以及争夺的能力，谁就掌握全球政治的权力核心。所谓“地缘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资源政治学”。正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谁掌握了石油就掌握了权力，21世纪的今日与未来，晶片（半导体工业体系与数位运算能力），谁就主导未来世界的趋势。 当今以及未来，世界不是扁平而是立体。举凡海洋、陆地、航道、极地、石油、天然气、稀缺矿产、半导体、AI智能、网路科技、脑神经打击（brain neurostrike）等等地球资源与人工智能，都将卷入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这场资源战役的结局，无一国可以幸免！ 自2022年10月以来，美国发动了第一波对中共的科技攻击，在晶片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对中共实施出口禁令，开启了一场“政府干预”的经济战争。随后，美国更是一波接一波，对中共的科技锁喉进行补网、抓漏、强化与联合作战的围堵策略，组成了美、日、韩、荷“四国晶片围中统一战线”。终极而言，美国就是要以消灭中国的晶片产业来消灭中共政权。一如过去我曾说过的，美国对中共采取的是“科技慢死”战略，如今，战况愈演愈烈，美国已准备从“锁喉”进展到“勒毙”！ 中国亦不甘示弱，也将采取截根断源、釜底抽薪的战略，起身反抗西方。然而，在中国本以屈居下风的情势，可否后来居上？情况并不乐观。 美国对中国科技锁喉的波段性加码 1，2022年12月，美国将36家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中国几个晶片大厂：中芯国际、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几乎无一幸免。显然，美国采取“先封死”中国大厂的策略，然后再从上游至下游让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自行灭顶。 2，今年5月23日，日本宣布对23种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国。这项措施比美国还严格，涵盖了浸润式微影（Immersion Lithography）器材用以及较基础的45奈米制程。显然，日本是采取“掘土挖苗”的策略，让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寸草不生。 3，荷兰政府于6月30日宣布，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的规定，预定于9月1日生效。这项新禁令，主要是限制艾司摩尔（ASML，全球最大晶片微影设备厂商）生产的“深紫外光（DUV）光刻机”对中国出口。先前，荷兰已经宣布对中国禁止出口用来生产7奈米以下晶片的“极紫外光（EUV）光刻机”，现在更扩大和加码，连生产45奈米以下晶片的DUV也限制出口。显然，荷兰采取了呼应美国的齐一步调，以“一网打尽”的策略，进一步勒紧中国科技发展的咽喉。 4，今年7月4日，美国准备限制中国公司获取美国的云端服务，将要求包括亚马逊及微软公司在内的美国云端服务提供，在获得政府出口许可之后才能向中国公司提供使用尖端人工智慧晶片的云计算服务。换言之，美国采取的是“抓漏”策略，试图填补所有的围堵漏洞，在“云科技”（cloud technology）上加码封锁。 中共开始展开报复 针对以上，中共现在开始采取“报复措施”。中国“网信办”于5月21日宣布，美国“美光科技”的产品存在“较严重”的网路安全问题，要求中国国内关键资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显然，这一停止采取措施，必将彻底激怒美国。 随后，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7月3日宣布，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从8月1日起对镓、锗相关物项出口进行管制，其中包括“镓家族”相关物质：金属镓、砷化镓、氮化镓、氧化镓…等八类，“锗家族”相关物质：金属锗、磷锗锌……等六类。镓、锗这两种金属原料是制造电脑晶片、太阳能发电板的关键原材料。显然，中共自信拥有镓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锗的占有率达80%以上，所以采取“你（西方）要脱钩、我（中国）就断供”的反制策略，目的就是以牙还牙！ 中国第一波资源报复：弄巧成拙的稀土战争 实际上，这次禁止镓与锗的出口，并不是中国报复西方的第一次。2010年10月，中国基于与日本的领土纠纷，为了迫使日本在钓鱼台撞船事件做出让步，并宣示中国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曾经一度限制并局部中断对日本的稀土矿产的输出。 由于稀土是一种蕴藏稀少、分布稀散的自然资源，广泛运用于永磁马达、磁致伸缩、磁光储存、超导、雷射……以及电子电机、超硬合金、核能、航太科技等领域。中国拥有全球储量1/3以上，而且是全球出口量最大的国家。禁止对日稀土出口政策一出，引起西方国家的一阵恐慌，中国更是举国欢腾，高调宣扬中国可以动用稀土矿石为杀手锏，以中国的“稀土优势”反向掐死西方经济的动脉。殊不知，在西方国家开始自行开采并分散风险之后，稀土矿石出现价格大涨之后的大跌，造成中国稀土市场全面崩溃，在弄巧成拙之后，中国对日本的复仇之战宣告失败。 禁止镓锗出口：伤人八百，自损一千 这一次，中国卷土重来，再度禁止镓、锗原料的出口，但其结果可能是报复不成、自食恶果： 1，就在G7广岛峰会提出“反对中国经济胁迫”的宣言之后，话语刚落，中共就立即对号入座。这就更加强化西方国家对中国“去风险”的认知与急迫性，乃至进一步向“去红链”、“去市场”、“去依赖”等等“去中国化”的方向推进。例如欧洲国家开始建立生产自主、自给自足的生产系统，建立“国家战略储备”，法国财政暨经济部长勒麦尔（Bruno Le Maire）表示，他将要求欧盟把这两种金属纳入关键物资清单，实现自给自足。 2，中国禁止半导体金属原料的出口，将加速在中国进行采购的外国公司撤出中国，并且加速这一金属矿石产业链的外移。这些产业数量虽然不多，但中国又再度面临订单流失的困境，引发外资撤离中国的连锁效应。 3，镓与锗并不是稀缺性原料，中国对这两种资源既非独占，也非不可取代。实际上，镓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它是生产铝等其他金属时的天然副产品，也可以在金属回收中进行提炼。换言之，中国的资源禁令在外交上声势浩大，但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4，从市场经济学角度来说，一旦中国限制出口，就会造成两种矿石原料价格的上涨，企业就会基于市场暴利进行开发和生产。在获得了差价利润之后，两种矿石的市场价格就会走向“平价化”，反过来对中国市场产生竞争优势。果然，国际镓价一周以来跳涨27%，锗价上涨 1.9%。依据Fastmarkets的资料显示，镓价于7月7 日当天每公斤已涨至32 美元，显示买家试图在管制生效前填补库存，也预示相关企业将对资源的开发蜂拥而至。 俄罗斯立即背后捅刀！ 果然，就在中国宣布禁止镓、锗出口之后才短短两天，宣称与中国“合作无上限”的俄罗斯，立刻宣布增产以填补市场缺口。“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Rostec） 每年可以生产多达20公吨的锗，约占中国出口量1/4，除了国内微量的需求之外，几乎全部出口，短期之内足以弥补中国带来的市场短缺，乃至如果加紧生产，或许可以取代中国的国际市场地位。换言之，所谓中俄关系“只有加油站，没有休息站”的说法，根本是自欺欺人之说，不堪一击。 中国自我矛盾的资源报复 尽管中国稀土战争的惨败殷鉴不远，但中国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加码推进。中国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中国日报》的专访中宣称：“这一举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这只是反制的开始；如果对中共高科技限制继续升级，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但一方面反击西方的“去风险”，一方面又要打资源战争，这是中国国家利益估算上的自我矛盾。 就在不久前于天津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强对于西方国家为摆脱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而提出的“去风险”（de-risking）政策，提出强烈批评。李强宣称西方提出“降依赖、去风险”是一个“炒作的伪命题”，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世界经济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李强宣称，中国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但中国禁止镓、锗出口，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反表现。中国以资源作为外交报复正是一种经贸的政治化、资源的武器化，是李强自掌嘴巴，是中国外交目标与科技报复之间的自相矛盾。 资源战争：冤冤相报何时了 这场起源于美中科技对抗的资源战争，已进入“报复/反报复/再报复”的型态，陷入冤冤相报和不可自拔的困境之中。这种大国竞逐的逻辑与悲剧，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对市场的强制性干预，其结果将使地球资源更加稀缺和匮乏，使人类陷入资源短缺的生存压力之中。当今世界急切需要一种“未来学的伦理框架”，以约束因为资源争夺与对抗所带来的人类危机。然而，国际政治向来以权力和利益为杠杆，这种“未来伦理”的期望有如空谷足音，似乎只能飘荡在杳无人烟的旷野之中……。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一九九二年，我刚考上北大时，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室友将昆德拉的《玩笑》借给我看。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县城，无人知道昆德拉。自认为博览群书的我忽然发现，有没有读过昆德拉，是都市读书人和小县城读书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 读完这本书，未必有多么喜欢。或许为了填补乡下人的自卑，我开始寻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译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译者景凯旋开始翻译《玩笑》，“《玩笑》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视为异议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驻华大使馆强烈反对。次年，捷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哈维尔当选总统，新政府不再反对中国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国发生天安门屠杀，出版审查收紧，不允许出版这本书。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于在北大求学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时光”。但对中国而言，却是屠杀之后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后，孟衎衎在〈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意义〉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昆德拉热”兴起于一九九○年代初，其对英雄概念的反讽和对意义追求的解构如同思想之镜，投射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当时社会弥漫著一种政治冷谈症和精神疲惫。知识界有意逃离一九八○年代理想主义，倡导“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昆德拉标签式的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遂风行一时。 一九九○年代最后一年，在“六四”之后宣称“绝不在刺刀下当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听他目光炯炯、眉飞色舞地谈论哈维尔。我写了〈昆德拉，还是哈维吾尔〉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别，也是与哈维尔拥抱——后者，才是“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繁星”的中东欧精神的继承者。 昆德拉在〈被绑架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欧代替中欧——他本人早已于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于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国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国作家”称呼自己，出版法语评论集《小说的艺术》。加入他国国籍、用新语言写作，对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作为法国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临下地将流亡当做逍遥，更无权将留下来的哈维尔和克里玛们的反抗定义为“媚俗”——昆德拉的用语是“奇刻”，后来中国小资以使用该词为时髦。 昆德拉指责《七七宪章》群体是为了“出风头”（也有同样的指责针对刘晓波和“○八宪章”群体）。人不能如此站著说话不腰疼。哈维尔严肃地反驳说：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只有去冒被认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篇请愿书那种行为——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风险而行动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欧洲受亚洲掠夺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历史总是被遗忘、总是会出现许多残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认为，七○年代初期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认为，所有那些请愿书都永远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就是认为，那些请愿书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人的行为是想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顾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著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我能理解他对讥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别是考虑到他从个人的共产主义经历中所吸取的教训，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担忧使他不能够看到在集权制度下人的行为的神秘的两面性。从心理学上来理解，彻底的怀疑主义是把一个人的热情基于幻想的结果，但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并因此而隐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说，事物的两面性。 昆德拉在法国和中国备受欢迎，与他在俄国和东欧的流亡作家及留下来抗争的作家群体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法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通常都很喜欢，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一样虚无、自恋、油滑。布罗茨基曾撰文反驳说，中东欧不可能成为西欧。克里玛认为，昆德拉致命弱点是“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方式是过于简化的和展览式的”。捷克文学评论家米兰·简曼在〈昆德拉的悖论〉中批评说，昆德拉在移民中写的小说具有奇异的创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初显然是想描绘一个不自由的政权所毁灭的爱情的悲剧性，但结果却成为一对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里安适自在的田园牧歌。”捷克评论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中其实是把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轻轻带过，给蒙混过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产党背景。他更认为，在一切都约化为“刻奇”的名义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前的一切都给遗忘及遮抺掉，而这一切刚好就是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同谋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评更为尖锐：“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每个人都著迷于上帝和排泄物之间的对抗。因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继而指出：“昆德拉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对恶俗的痴迷、对最可耻现实的痴迷，这些东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于二十世纪文学，这也决定了二十世纪文学潜在的无神论倾向。”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米沃什的回应方式是：“我一生都在准备向它发起正面进攻，用一篇论文、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否定昆德拉：“对待存在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因而应避免与那些借讽刺挖苦来贬低存在，同时又赞美虚无的人为伍。” 沉溺于虚无主义的昆德拉不是一个“好的流亡者”（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而非一个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从未尝试过理解中东欧的精神内核。在其被捷克共产党政府剥夺公民身份四十年后，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复这位九十岁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驻法国大使亲自将公民证书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对此不置可否。他曾经说，“没有回返的梦想”，“我携带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调、语言、风景、文化”。他拒绝返回民主化之后的捷克共和国，跟布罗茨基拒绝返回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罗茨基拒绝重返俄罗斯，是因为他认为俄罗斯并未变好，仍然是一个黑帮统治的国家；昆德拉拒绝重返捷克，是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真的变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变好的波兰定居），而捷克能变好，正是因为他被嘲讽为“奇刻”的哈维尔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牺牲争取来的。 昆德拉是波兰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悲观的大师”——“不仅不信神，而且抛弃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装相信，进而贬低作为我们共同遗产的‘人类’这一概念。”与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发现很多“好的中东欧人”，“他们身上努力结合了深刻而朴素的信仰，强大的幽默感，以及对善良文艺的爱。在那些古老的教堂里，我并不是独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东欧人，也不是西欧人，而是不东不西的虚无主义者。他丧失了对“善”的信念，没有固守的道德底线。他有一段幽暗的过往：捷克民间组织“极权政体研究所”的研究员哈狄雷克，通过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档案发现，当年只有二十一岁的昆德拉向秘密警察告密，让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时间都在矿坑中面对极为吃重的劳力工作，这是政治犯被捕后常见的下场。昆德拉矢口否认此事，声称这是“对一个作家的谋杀”，他拒绝就此接受采访，却动员十一位世界级文豪和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联署声明来“保卫”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应意味深长：“对于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现在捷克媒体上，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我承认昆德拉是一个好作家，但我毫不怀疑的是，他首先是一个人。”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抓自上报）
2023年7月1日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百零二岁生日。以往每年此时都是众所周知的”敏感日”，而今年除了一如既往地”敏感”，很多活动人士、维权人士和往年一样被”上岗”监控之外，中共反常地示出在中共沦陷区”中共党员人数超过了 九千八百万”的消息。 中共刻意放出这种想让世人觉得已经加入共产党的人数很多(言外之意,可想而知踊跃申请加入中共的人民群众数目更多)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经过几天的仔细了解后略知了中共此举缘由的一点点端倪，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只愿我们认真思考后能够从中悟到些许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含义。 中国农村现今仍然是中共沦陷区的主体，多半中国人民生活在贫瘠的农村地区。随着几十年的中共统治，社会资源配置严重错位，使得农民很难在农村靠耕种土地维持生计。可以说农村近年到了“十室已有七、八空”的程度，因为但凡还能干点活的农民都设法找机会到城里打工了。甚至就连 六十多岁的妇女也到城里当护工，照顾年龄更大的老人……只有老弱病残还留守在村里看家。如今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就连想要遇到一个村民问路都很难…… 尽管乡村如此萧索，中国农村的村党支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运作。但是今年的“‘七一’党庆”和以往相比，有点难办与不同。因为今年党一方面要求必须有一定人数的党员参加“‘七一’党庆”，还要拍照上传存档；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都出外打工，村党支部书记绝对没有那个号召力要求他们回来参加像“党庆”这样的组织活动。事实上谁都明白：作党员对于农民而言，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因此即便是地方党委用“开除他们的党籍”相威胁，要求他们回村参加组织活动，他们也不会回来。 在此情况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多处的很多乡党委组织各村支部书记开会，想出了把一些留守村里的村民召集到一处庆祝党的生日，然后再带他们到附近的烈士陵园、“革命圣地”，以及“先烈故居”游览一番拍照上传的方法。就这样，“全国党员欢庆中国共产党 一百零二华诞”的“党的政治任务”就完成了……真是“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难道中国共产党所说的“九千八百多万党员”的数字就是这么得到的吗？共产党组织部难道就不去核对一下上传的照片，确认参加者是不是党员吗？ 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有个“滥竽充数”的故事，可是面对今天的“‘七一’党庆”，共产党有组织地“组织”群众滥充“党员”之数，我们不能不感叹：“滥党充数”可比“滥竽充数”劲爆得多了。 记得清政府即将倒台时，皇后婉容独自到宫外去，回来时溥仪提醒她，“这是违反宫廷规矩要被处死的”，之后便没有了下文。当人们都知道一个团体已经没有了凝聚力，很快就要树倒猢狲散的时候，所有的香堂帮规便不再具有实质的约束力。 虽然表面上中国共产党拥有“九千多万党员”，可是这些所谓的“党员”有几个怀揣着中共党想要的“一颗红心”呢？！ 因此，中共在“‘七一’党庆”所炫耀的 “九千多万党员”不过是用来滥竽充数、装点门面、自欺欺人的数字罢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