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新代言費全歸她自己？網傳分賬說法引熱議
2026 年 8 月 7 日
李強接手中國總理半年了。然而，中國經濟非但沒有好轉，反在繼續惡化。這估計出乎他的預料。對他來講，如何在年終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績單，是一大考驗。 疫情三年對中國造成的傷害，不只在於社會面，人們行動的受限和對未來前景的覆滅；也在於或者更在於經濟面。經濟的蕭條會導致一系列嚴峻後果，乃至動搖中共統治。黨或許並不在乎人民對它的評價和所謂的人心向背，但是，經濟一旦出了嚴重問題，不但會直接減少人們的收入，而且會造成國庫的空虛，黨國這架龐大機器的運轉，單單它幾千萬甚至上億規模的幹部和行政管理隊伍，就需要龐大經費的支出，這還不論它那些宏大目標都需要錢作支撐。在經濟出現停滯的狀態下，要維持這樣一支幹部隊伍和目標的實現，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澤而漁，可如此一來，又擔心引發民變。正是在此意義上，黨把經濟的不斷增長，看作維繫其統治的合法性。 經濟未見開門紅，李強能力受質疑 不過，眼下一時半會還不至於讓黨國的國庫空虛，民眾走投無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暫時不會出現，畢竟有過去30多年高增長打下的底子，存量還在。然而，這並不表明習近平和李強就可以輕鬆片刻：一是因為經濟好轉的跡象尚未有明顯表現；二是對習李這師徒倆，他們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倘若年底不能實現年初定下的5%的增長目標，這屆政府的「開門紅」就沒有做好，大眾就有理由質疑，習二十大組建一個親信權力班子特別是挑選李強這個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詬病的爭議性人物做總理，理由何在，兩人如何向國人交代。 中國人講究「開門紅」，討頭彩，開局不好，會落下一個心理陰影，如果經濟未達預期目標，人們就會把李強看作是個無能的總理，把這屆政府看作是個無能的政府，以後的工作就更不好做。這對習近平特別是李強會構成很大壓力，因為習還可以把責任推給李強，但是李不能把責任推給他的副手。習之所以挑選李做總理，原本以為師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經濟搞上去，然而，半年過去，現在再回頭看，顯而易見，外界和黨國內部，包括李強自己，對清零廢除後中國經濟的韌性一度有些樂觀，低估了疫情對經濟的重創程度，認為三年疫情壓抑了人們的需求，疫情放開後，消費和投資會有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頭兩月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這種趨勢，可緊接著，重陷蕭條，市場的信心依然低迷。這就說明，此輪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單純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實際是周期性危機、結構性危機和系統性危機的共振結果。 中國經濟蕭條，三種問題的結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某種危機的規律性，過去中國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市場經濟確實每隔一段時間會來一場或大或小的危機，以緩解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但中國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沒有遇到像樣的危機，不是因為中國經濟特別健康，而是它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的高度干預會拖延危機的發生，但不可能消滅危機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終於導致經濟出現周期性危機。 結構性指的是在所謂升級換擋過程中出現的危機。中國經濟要擺脫過去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級階段轉換，並克服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實體經濟空虛化以及金融泡沫化，這個方向沒錯，錯就錯在習近平採取的經濟政策和手段過於粗暴，不講究經濟規律，簡單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達成目的，致使經濟內在的各種比例關係失調，並傷及市場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 系統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經濟的各個子系統出現了嚴重故障，尤其表現在房地產、金融和地方債務方面；二是經濟和社會及政治的聯動，經濟影響到社會和政治，後兩者也反饋到經濟，出現一個聯動反應，特別是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資本的極權做法，嚴重挫傷了國民對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對國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個極端，再加上外部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友好，終導致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可以說，中國經濟此輪危機，是這三者的共振，並在疫情三年達到頂點，然而，疫情解除後並沒有讓情況得以緩解，反而在社會回歸正常狀態後全面爆發出來。箇中原因就在於，疫情不是這輪危機的起源，它只起到一個催化劑的作用，即便沒有疫情，這種狀況也不可能持久，危機還是會出現。此亦黨國在上半年出台那麼多經濟扶持措施，進行信心喊話，卻收效不大的根源。因為危機的根源特別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的信任危機，在這種信任危機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單純就經濟救經濟，哪怕力度很大，也難以起到應有效果。 激活民眾信心，李強該怎麼做 李強通過這半年的「當家」，應該體驗到了這點，但是他不能對習近平點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斷對外資對民企信心喊話，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條」和鼓勵外商投資的「24條」文件，幾乎將習近平過去的經濟政策悉數修正或放棄。然而，這或許是習能夠容忍的最大限度，再進一步就觸碰到政治紅線，因此，李強必須找到一種恰當的方式，在不引起習疑慮的情況下，說服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放鬆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讓民間和社會產生良好聯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場信心。 習會不會這樣做，外界不知道。一個可以觀察的點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出台一個深化改革開放的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曾經出台了一個這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一掃之前社會對習會走回頭路的擔憂，儘管習後來並沒有按照這個文件確立的改革路徑去做。今天的情形當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們對習幾乎完全喪失信心，可對李強來說，或許他會認為，今秋召開的三中全會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認真回應社會和市場的關切，人們對黨國的信心也許會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會的文件如能將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改為私有經濟和私有企業，重新定義民營經濟的私有性質，並載入憲法和法律，讓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這兩個詞成為歷史；同時明確宣布對歷年企業家的案件進行審查和甄別，該減刑的減刑，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市場信心焉有不恢復之理？ 中國的經濟問題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必須經濟問題政治解決，否則，從當下的狀況來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國經濟。但對李強，這是一個比經濟困境更大的難題。然而，如果他不去說服習近平這樣做，不僅他本人將成為一個平庸的總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確定，中國社會會進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會北朝鮮化，經濟則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現失落的十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日經亞洲”(Nikkei Asia)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撰文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今夏北戴河會議期間，因國家走向而受到元老們斥責。有分析認為，中共元老們已經被嚴加看管，不可能有機會聚在一起妄議中央。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缺席二十國集團(G20) 領導人峰會，引起國際輿論揣測。曾經擔任「日經亞洲」中國分社社長的中澤克二撰文寫道，中國國內政治出現動蕩跡象，今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似乎是個前兆。儘管北戴河會議召開從未正式披露，但今年閉門會談的細節已經開始浮出水面。 文章稱，現今的中國經濟，遭遇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衰退，同時青年失業率惡化到中國停止發布數據的程度。此外，兩名火箭軍高級將領遭到整肅解職的消息7月曝光後，軍隊陷入騷亂。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因不明原因被免職，外界對外交部長的疑慮仍餘波盪漾。「這場動蕩讓許多在中國經濟崛起期間領導共產黨的元老們感到擔憂。」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上個月底習近平在結束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後，並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直奔新疆考察。習近平強調，「要始終把維護社會穩定擺在首位，」 還大談反恐、反分裂鬥爭，相較之下，前一年習近平到新疆談的是「民族團結一家親」，再對照今年的談話可以印證，「習近平執政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受到挑戰，經濟的下行的確影響社會穩定， 還影響他個人執政乃至中共政權的穩定。」 曾慶紅仍有影響力？ 中澤克二引述所謂的消息人士稱，北戴河會議前，黨內元老們已先行召開會議，總結他們的意見，之後只有幾位元老前往北戴河，向習近平傳達他們的共識，「如果政治、經濟、社會動蕩持續下去，沒有採取有效因應措施，中共可能失去公眾支持，對其統治構成威脅。」報導指，這群元老的核心人物是中國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旅美評論人士陳破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表示，曾慶紅跨越了各個派系，他既是江派也是紅二代太子黨龍頭人物。如果這項消息屬實，說明20大是在江派或江派殘餘勢力幫助下，成功將團派團滅。他提到在20大胡錦濤強行被架離時，現場籠罩在驚恐的氣氛中，習近平在會後卻跟曾慶紅談笑風生。 陳破空：「現在報道出來是曾慶紅有發言權可以說話，那他應該會表達，他扶持了習近平的權力，又支持他連任，但是習幹得一塌糊塗。曾慶紅就可以批評習。」 不過，陳破空對此消息保持半信半疑。他認為，如果此說成立，曾慶紅還能發揮作用；如果消息不正確，估計20後政治老人已經全面出局，現在是習近平一派獨大。 「曾慶紅是有影響力、有話語權，但是現在曾慶紅沒有能力挑戰習的地位。」旅美時事評論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表示，中共的元老在過去十年多數已經被清洗、禁錮，私下發牢騷也許有可能，但是不可能讓他們集體發聲。 「習近平過去靠中央警衛局，名義上保護元老們的安全，實際是監視他們的行動。現在又增加特勤局，屬於貼身保鏢性質，對副國級以上都嚴加看管，哪能發表對習不利的言論。」蔡慎坤補充說道。 中國經濟由盛轉衰 習近平缺席G20 該報道指出，習近平在意外遭到元老嚴厲批評後，向他提拔的親信表達不滿，並將箭頭指向3位前任-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 日經報導指，習近平表示：「前三位領導人留下的所有問題都落在我的肩上」。 「過去十年我一直在解決這些問題，但仍然沒有解決。我該受責備嗎？」報導稱，G20會中可能討論中國經濟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習近平很可能是為了避免丟面子，而選擇缺席。 陳破空說，習近平缺席G20非常罕見。除了近期中國推出新版地圖，中印關係欠佳等表面原因外，出席金磚峰會可看出身體健康可能出狀況。另一方面，在習近平任內中國從崛起到衰落，讓他在北戴河會議上受挫。過去那個要向世界指點方向的他，缺席G20峰會也顯示退出國際舞台減少影響力。
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有一個群體：他們遭受迫害的時間最早，受迫害所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更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這個群體就是地主和富農。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我們還必須提到地富的子女。儘管在毛時代，家庭出身歧視是一個普遍現象，但其間仍有輕重之分。身在農村的地富子女無疑是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後被「接班頂替」，淪為專政物件，其悲慘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專政物件。各種好事，如升學、招工、參軍、提干，統統沒有他們的份。他們和別的農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樣的過錯則罪加一等。在婚姻問題上更是備受歧視，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夥子，又結實又能幹，卻老是娶不著媳婦，只好長期打光棍。在各種二代中·，地富二代身處最下層。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改革開放後的農村，最先富起來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農的後代。 上海學者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里寫道，他沿著黃河考察，發現，在農村，先富起來的人，主要是地富後代。 曹錦清寫道：「鄉村地主之子代，或孫代，在集體化時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壓制。在農村改革開放浪潮中，這些絕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孫在工商領域裡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與他們的那個階級出身的人數比起來，有一個相當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帶調查時已發現這一現象，如今在北方農村再次聽到這一情況。這在全國範圍內是不是一個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現象呢？如果是一個普遍現象，就必然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原因；這或許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對改變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會地位，有著更強烈的衝動。改革開放雖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與經濟機會，但他們更早、也更強烈地利用這一機會。二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在城市裡有較多的可資利用的社會關係。缺少可資利用的城市社會關係資源的村民，單憑自己的努力，是難以在工商領域內發跡的，這是一個普通農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頁） 我們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寫土改的紅色經典是作家周立波寫於1948年的《暴風驟雨》。這部小說描寫了東北一個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過程。半個多世紀後的2004年，兩位紀錄片導演蔣樾和段錦川，到小說《暴風驟雨》的原型黑龍江尚志縣元寶屯，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在第二年《雲之南》紀錄片影像展推出。紀錄片講述了元寶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變遷。有一處，畫外音說：「從1984年開始，元寶村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給了農民。經過20年的發展，當年那些地主富農的後代，將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買，又將土地重新慢慢歸攏起來，形成了產糧大戶。」在紀錄片里，元寶村現任黨支部書記張寶金說：現在幹得好的那些大戶，還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乾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還是中農成份的，也有咱貧下中農，可是比較少。（轉引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郭建教授《五部〈暴風驟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頁。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2019年） 西方學術界也注意到這一現象。 2020年9月17日，《經濟學人》發表文章稱地主後代收復失地。文章說，毛澤東帶領下的革命狂潮，中國的地主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之一，歷經1949年建國前後多次群眾鬥爭幾至體無完膚。然而根據一份由美國、英國和中國的學者所共同進行的工作研究報告指出，當年地主的後代很大部分已經「收復失地」，重享他們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權。相對於其他家庭，他們大多都有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們的價值觀以及取向，均與1949年之前社會地位低微的後代們有所分別。社會的不公似乎對他們影響不大，他們較有生意頭腦，更支持市場經濟，更傾向於個人主義以及相信勤奮可致富。 這群學者對舊社會上層的後代很快地收復失地有如下的解釋，他們的親屬在海外幫助他們收藏了一筆財富，但更重要者就是這些家庭在大陸國內仍然維繫了一個有力的網路。報告指出，這群得以翻身的後代，大多都出身於一個強力的家族架構，尤其是農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儘管他們的長輩歷經毛澤東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層次想法和概念，卻灌輸給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澤東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來的上層階級，得以再度奪取社會金字塔的頂層。 2022年6月9日《經濟學人》再次發文，說「中國革命前的精英們的孫子們異常富有」。文章說，在毛時代進行了歷史上最徹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給貧窮的農民，數十萬地主被殺害。在很長一段時期，地主的後代接受教育的機會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後來發生了逆轉。根據一個國際學術團體收集的資料，後來，老精英們的後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產黨員的收入還高。研究人員發現，與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的後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孫子們更有進取心，工作時間更長。雖然精英階層的資本在70年前被摧毀，但他們的社會資本卻經久不衰。 我當過知青，我也問過當過知青的一些朋友，在當年插隊落戶的地方，後來是哪些人富起來了。回答幾乎一樣，都說是地主後代富起來的占很高比例。其實用不著我們現在去詢問，就憑當年我們的印象我們幾乎就可以推斷，那些地主後代多半——當然不是全部——會是先富起來的一批，因為在當年我們就發現他們多半比別人更勤勞更能幹。 為什麼深受壓迫的地主後代能夠收復失地？按照曹錦清和BBC報導中學者的分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較好的社會關係。 我認為這兩個原因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先說家庭教育，在毛時代，有幾個地主敢在家裡實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幾個地主在子女面前還有家長的威信？再說社會關係，較好的社會關係並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較好社會關係的地主家庭，由於在毛時代的政治環境下，這種關係是被壓抑因而很淡薄很疏離，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後未必馬上就變得很熱絡很有力，因此對地主後代的幫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來，地主後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應歸功於基因遺傳的力量。中共統治中國這幾十年，好比做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大實驗，其時間之長，樣本之多，邊界條件之確定，都使得其結果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威性。地主後代這個群體，受到了長達30年的打壓，外部環境之惡劣超過任何其他群體。然而一旦他們獲得了和其他群體同等的機會，便立刻脫穎而出。這證明了基因遺傳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紅衛兵提出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批為反動的血統論。一時間聲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說，現在看來，這副對聯其實沒錯啊。不對，這副對聯確實是錯的。因為這副對聯強調的並不是先天的遺傳，而是後天的影響。因為革命和反動是政治理念的問題，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後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遺傳的。現在愛說紅色基因，但我們知道，紅色不是基因，沒有紅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遺傳的，但人的政治觀點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遺傳的。「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話，說的是父與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說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體貌，可以遺傳，但不是說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遺傳。這一點是需要說明的。 （※作者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全文轉自光傳媒）
兩個多月來，一個話題在國際媒體上吵來吵去，此起彼伏地吸引著大家的注意力。這就是俄羅斯的瓦格納集團傳說中的政變。正當反俄的媒體歡呼政變的時候，瓦格納的頭頭在朋友的勸說下，投降了，撤退了。把大家鬧了個不知所措。 作為普京的親信，又在俄烏戰爭中所向披靡，有點兒發飄也很正常。作為體制外的僱傭軍，和正規軍有矛盾也很正常。但是爭寵爭到用嘩變來威脅上級，就不正常了。這時候有個朋友出面點醒他，他馬上就明白撒嬌撒得過分了，於是在一天之內就改變了主意。這說明他並沒有想真的政變，是一場鬧著玩的假政變。 但是普京可不能容忍這種過分，否則權威喪失，比打了一場敗仗還嚴重。普里戈津可以鬧著玩，別人如果有樣學樣可不一定就是鬧著玩了。獨裁者靠的是奴才們無條件地服從來維持權威，連親信都被允許隨便搞政變，這個榜樣是對獨裁結構的最大破壞。所以大家都估計普京不會放過普里戈津，無論如何表忠心都已經晚了。 現在普里戈津已經死了。普京正在展開他老練的手段，把可能發生的餘波消弭在無聲之中。雖然普里戈津的最高層班子被團滅了，但中下層人員不一定就服氣，別的野心家也可能以此為借口煽動造反。俄羅斯歷史上最大的反政府起義，就是假借死亡多年的沙皇的名義發動的。當人們想造反的時候，不會仔細辨別借口是否合理。魚肚子里藏個紙條就足夠了。普京應該熟悉東方人的這套歷史把戲。 這場熱鬧蔓延到中國就更有意思了。一些用中文的人士們立刻開始炒作林彪事件，說得有鼻子有眼的，嚇得習近平神經兮兮的，出訪南非還帶上了一個警衛營，給約翰內斯堡帶來一筆不小的旅遊收入。會議期間他顯得疲憊不堪，給媒體競猜家們創造了新鮮的話題。 其實林彪事件和這次俄羅斯的虛驚一場完全不同。那是一場反對獨裁專制的真實的未遂政變。第一目標是阻力最小的設計，殺死毛澤東之後順理成章地改變政策方向。不成功後前往廣州另立中央，那兒都是林彪的嫡系部隊。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另立中央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以當時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反對四人幫，甚至反對毛澤東本人的民意來看，廣州的中央與北京的中央分庭抗禮，是大概率的事情。華國鋒的成功就是後車之鑒。 遺憾的是純粹的軍人玩不過特務政治。周恩來利用特務手段的操作，使得改革開放延遲了十年左右。沒有歷史上最高水平偽君子的操作，中國人民要少受很多的苦難。沒有七六年天安門廣場的花圈海洋，也不足以看清中國人讓人賣了還幫人數錢的可憐樣。毛澤東的判斷還是蠻準確的，人群中混有大量真想造反的大小反革命分子。這是提醒華國鋒集團可以政變的明確信號。 雖然俄羅斯沒有政變的民意基礎，但是中國還確實處在政變最適合的環境之中。就像華國鋒當年所依靠的各種條件一樣，上下各階層，包括統治階級內部對最高當局的不滿，已經充分成熟。經濟足夠的糟糕，外交也足夠的孤立，就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樣，等待著瓜熟蒂落的那個偶然的機會了。 需要注意接受兩個歷史教訓。首先是普里戈任的教訓，政變不是開玩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其次是林彪的教訓和華國鋒的經驗，謹防特務機關從中作梗，謀事要密，下手要狠。真政變可不是開玩笑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早幾年就被中國網民封為「總加速師」，現在看來，這一封號乃實至名歸。當習近平強行跨入第三個任期之後，中國經濟加速滑坡，地方財政加速惡化，房地產加速爆雷，外資外企加速撤離，對外關係加速惡化，民眾財富加速縮水，社會戾氣加速累積…… 但習近平還在加速撒錢（中國網民所說的大撒幣），這回在南非，為了「給金磚峰會指明方向」，他又大手筆撒下140億美元：其中，40億用作「全球合作和南南發展基金」；100億用作落實習近平自己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他還為此撂下大話：「不讓任何一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掉隊。」儼然要包辦各國的發展。 轉頭，針對中國人民，卻在中共內部會議上放話：「不學西方福利主義養懶人。」以此為借口，斷然拒絕給陷入疫情困境的中國人民發錢補貼。同一時期，包括美國、日本、台灣、歐洲各國在內的民主國家都給國民發放現金賑濟。非但如此，習近平頑固推行極端清零、極端封城，讓中國人民經受三年浩劫的同時，直接製造了中國經濟災難，造成如今難以挽回的敗局，爛攤子。 中國出了個習近平，這對中國、中共和中國人民而言，是福還是禍？大多數人或以為，答案很簡單：是禍！少數遭洗腦者可能回答：是福！甚至以為「習近平在反腐」云云。其實，答案或沒那麼簡單。古人早就有智慧的辯證總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對中共而言，改革開放是一個中間狀態，介於極端專制和民主憲政之間的中間狀態，其中，不僅有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還有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具有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的雙重設計。高層默認派系共治，達到一定程度的權力平衡。 但習近平復辟，廢除領導人任期制、復辟領導人終身制；廢棄集體領導制、復辟個人獨裁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名存實亡，市場經濟遭到拆毀，重回計劃經濟和黨管經濟。讓中共重置於極端專制狀態、個人專斷之下。 如果說，上述那個中間狀態，即改革開放，曾經讓中國共產黨相對穩定下來，如當今的越南共產黨那般；那麼，可以說，習近平的極端專制復辟，必使中共再次處於高危狀態，隨時可能發生崩塌式、毀滅狀的事變，即，習近平每每口稱的「灰犀牛」、「黑天鵝」、「風高浪急」、「驚濤駭浪」，等等。即便習政權竭盡全力維持局面，做到表面上不出大事，但它所付出的成本勢必極度高昂，非十倍、百倍的劇增所能估量。 習時代，財富產出大規模減少的同時，維穩成本卻大規模增加，這已經是眼見的現實。這一減一增，足以耗光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所積累的國家和社會財富，根本動搖中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必然地，也將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說到這裡，道理漸明：習近平當政，對中共而言，並非福音，而是禍大於福。那麼，習近平當政，對中國人民而言，是否不利？表面上看來如此。從短期看，中國人民正遭受大苦大難，工廠倒閉，失業加劇，不要說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就連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一畢業就失業。年輕人中，啃老族比比皆是。以至於，在公布了今年六月年輕人失業率攀升至21.3%之後，習當局就拒不再公布年輕人失業率，到此為止。即便對中產階級而言，房地產貶值，家庭財富縮水，荷包吃緊，也不敢再放手消費。而對端鐵飯碗的公務員階層，也面臨一波接一波的減薪潮、解聘潮…… 然而，往長遠看，往深層看，變數正埋於此。習近平不僅把他的個人私利和權欲置於國家、民族和人民之上，也把他的個人私利和權欲置於共產黨之上，正嚴重危害他們念茲在茲的「黨的利益」。如果中共、尤其中共高層，無法阻擋習近平的折騰，那麼，他的折騰、加速折騰，反而可能是搞垮這個黨的動力。儘管，習近平復辟和折騰的主觀意圖，並非要搞垮共產黨，但他復辟和折騰的客觀效果，卻很可能如此。 如果他真能搞垮中國共產黨這個百年專制大黨，即便中國陷入暫時的動蕩，但這個國家和民族卻極可能獲得浴火重生的機會，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而言，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幸事 ？當下局勢，對習家軍而言，福兮禍所伏；但對中國人民而言，未嘗不是禍兮福所倚。辯證法正在於此。國內外中國人或怨聲載道，或忍氣吞聲，似乎也不必絕望，到應該看看習近平復辟和折騰的最後結局究竟是什麼？正如西彥所云：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人人學習習近平著作的時刻已然來臨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發布的中國暢銷書排行榜前二十名顯示，排名第一的是《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第二名是《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三是《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報告》，第五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殊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 在社會科學類圖書銷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銷量均為習近平著作和習近平思想專題摘編。 原來，習近平才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和最暢銷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風。胸無半點墨的獨裁者，終於可以雪恥了——當年負責考察、選拔習近平的中共開明派元老、中組部副部長李銳，臨終前評價說，「他就是小學生水平」。如今，習近平可以理直氣壯地摘掉這頂帽子。他的著作的銷量已然超過太祖毛澤東。 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貧弱，官員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澤東，也沒有辦法像今天的太子黨紅色家族那樣，通過倒賣土地和批文點石成金。毛的最大財富是稿費，儘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書班子集體創作，稿費卻歸他一人所有。他拿錢給江青花，或資助章士釗等當年於他有恩的前輩，都是從這筆天文數字般的稿費中支取。如今，據彭博社記者調查，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早已富可敵國，習近平不是貪圖這點稿費，只是為了滿足獨裁者的虛榮心——習近平思想能像當年的毛澤東思想，讓十四億人入心入腦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連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寫習近平語錄來換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掃地又是什麼呢？ 習近平的著作在中國暢銷不奇怪，政府部門用公款消費，沒有人心疼。但習近平的著作居然賣到台灣，就是台灣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習近平所著的《擺脫貧困》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就進入台灣圖書市場。在第五屆台北書展開幕式上，福建新華髮行集團與台灣天龍文創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將由該公司和五南出版機構全面代理這兩本書的島內發行。該公司總經理沈榮裕說：「我們很看好這兩本書在台灣的市場，絕對會熱賣！」中共喉舌環球網報道，福建參展團團長吳志明告訴記者，習近平的書籍是本屆書展的最大亮點，現場銷售情況很好。「預計在台灣一年銷售兩萬本沒有問題。 如果台灣民眾需要，我們還可以考慮推出繁體版本。」記者採訪市民林一明，他說，他從台北回台南老家過新年，隨身帶著一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準備作為新年禮物送給當醫生的哥哥。記者登陸博客來網站，發現暢銷榜上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旁邊，標註著「已搶購一空，目前無法購買」。博客來文化事業部部長張靜如告訴記者，「我們很希望趕緊有書補充進來。 我們的排行榜天天更新。這本書斷貨好幾天了，還能在排行榜上，可見它之前銷量很可觀」。 經過幾代仁人志士的奮鬥犧牲，台灣才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現民主化，成為民主國家陣營的成員，被國際社會譽為亞洲民主自由的燈塔。然而，台灣對中國的紅色滲透如此放任自流，任習近平的獨裁專制思想潮水般湧入，豈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殺行為？ 勃列日涅夫和齊奧塞斯庫為習近平做出了好榜樣 習近平不是第一個兼職當作家的獨裁者。他的老師有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獨裁者大都沒有原創性，獨裁者與獨裁者之間如此相似：愚蠢、專橫、僵化、狂妄。 蘇聯經濟學家阿爾巴托夫曾經幫助幾代蘇共最高領導人撰寫經濟報告，對他們有貼身觀察和分析。他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對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當時上層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畢業文憑，實際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沒有多少學問。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說他有喜愛閱讀的什麼東西，通常就是那本《馬戲》雜誌。他最大的弱點是：幾乎完全缺乏經濟知識；對新生事物簡直就是個過敏反應症患者。這些描述用在習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無違和感。 阿爾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從未寫過文章，但他身邊的阿諛奉承之徒和宣傳官員為了討好他，召集了一群頗具文學才華的筆杆子，為其操刀創作自傳體小說《小地》、《墾荒地》、《復興》。這些作品發表後，獲得精心組織的、震耳欲聾的捧場和叫好，成為黨的教育系統的必讀書。作家協會立馬將其提名候選列寧獎金，這筆獎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氣的作家發表書評，頌揚這幾本由別人代勞的贗品。阿爾巴托夫評論說：「在我們這一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內，無一例外地都深信，這幾部『文藝傑作』中沒有一頁是勃列日涅夫親手動筆寫作的。」 這就是一個現實版的《皇帝的新裝》。 為了滿足勃列日涅夫個人的虛榮心，蘇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全民演出了一處荒誕可恥的戲，不論演員還是觀眾都並不信以為真。這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政權的不信任感，加強了不關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極風氣，腐蝕了人們的是思想和靈魂。從象徵的意義上說，這個插曲猶如為我們為之付出很大代價的這段可悲的時期樹立了一塊墓志銘。這是名副其實的停滯時期。」 在羅馬尼亞，長期掌權的「小號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齊奧塞斯庫——他擁有羅共總書記兼羅馬尼亞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兼愛國衛隊總司令、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甚至還包括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和名譽院長等頭銜（其頭銜之多還是比不上習近平）。作家袁凌寫道，有一天他在地攤上發現一本中文版的《齊奧塞斯庫選集》，這是從煌煌三十一卷的齊奧塞斯庫著作集中精選出來的文章——齊奧塞斯庫著作的規模，超過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習近平要趕上他，必須讓秘書班子廢寢忘食、奮筆疾書。這本書具有特殊的體例，在齊氏歷次會議講話正文中，附有與會者的鼓掌和歡呼。全書第一頁以鼓掌始，末頁以鼓掌終，共記錄鼓掌八百次。看到這些記載，可想見當時會場情形，齊氏每講一段的話音還未落下，就淹沒在會場狂熱的鼓掌聲里。只是，後來人們在齊奧塞斯庫被處決時的掌聲，更加熱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說：「正是齊奧賽斯庫當初親自製造出來的掌聲，最終製造了他的死亡。 這個愛好掌聲的獨裁者一生，終究是一部失敗的著作。」 齊奧塞斯庫全盛時期，多麼躊躇滿志、趾高氣揚，今天的習近平也是有樣學樣。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諾曼·馬內阿不無鄙夷地描述說：「我們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麼？在這張變形的面具下，沒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們的反面。……這個暴君：無數次的背信棄義、講究而可笑的服裝、一陣陣野獸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傷而幼稚的低語、發情野豬的頓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們身邊這個可憐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誇張頭銜，他用嘶啞、做作的聲音沒完沒了地演講，那些演講充滿陳詞濫調，從頭到尾都是單調的抨擊和愚蠢的語法錯誤。恐懼讓他變得更瘋狂，爾後是拚命地掩飾瘋狂。他說話結結巴巴，舉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幾乎病態。 面對任何有生命的東西，或是遇到計劃之外的事情，他總是茫然不知所措。」馬內阿很早就預見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運。我在二零一三年寫作並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也提前對習近平做出了蓋棺論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梁朝偉獲頒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獎，其實不是新聞，因為消息早在三月尾已經宣布（當時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已第一時間撲出來發公告祝賀），只是前日才於威尼斯舉行頒獎禮。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賀聲中，也有網友重提梁朝偉2002年所講的「支持鎮壓六四」言論，並問有多少人記得。 我自己是記得的，不但記得，更在《蘋果日報》熄燈前兩星期於名采版專欄寫過，該文題為「梁朝偉談六四」——不是刻意挖他瘡疤，只因當時適逢「六四」周年，我想從另一角度談談港人六四記憶而已。後來《蘋果》消失，此文亦隨風而逝。 今年四月初，我得悉梁朝偉獲獎後，就在Patreon寫了篇文，記錄某位老人家與梁的小故事，呈現梁比較鮮為人知的一面，文末附上〈梁朝偉談六四〉全文。關於梁朝偉的過去，我已寫過了，今天只想談談他的致謝詞。 梁朝偉這次領金獅獎，堪稱人生另一高峰，但致謝詞卻很短：一半是感謝頒獎的李安、威尼斯電影節、太太劉嘉玲、親朋戚友和各地影迷，另一半則感謝香港及過去41年合作過的電影夥伴，「我得以在香港成長，其後受香港電影界栽培，由此展開我的演藝事業，實在非常感恩（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rais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being nurtured later by the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 in general, where my acting career began）。」 梁朝偉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確實跟香港有莫大關係。金獅獎的耀眼光輝似乎令人忘記了，梁朝偉在香港電影黃金時期（即八九十年代），就算不是「票房毒藥」，也從未有過像周星馳、周潤發那種令片商趨之若鶩的叫座力。九十年代由梁朝偉擔正男主角的電影，大多不過千萬票房。只是到了2000年後，「雙周一成」日漸減產，梁朝偉叫座力才漸漸提升，代表作自然是《無間道》和《色戒》了（後者狂收的原因也不言而喻吧）。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於，正因為梁朝偉從來不是最當紅的明星，這反而免卻他的票房包袱，讓他有機會參演不同類型、不同國家的電影，包括侯孝賢、王家衛等導演的「冷門文藝片」。相比之下，扛著龐大票房壓力的周星馳，戲路就有很大限制（他當年破格拍兩套《西遊記》就慘遭票房滑鐵盧了，遑論拍「離地」的藝術電影），極其量只能在《國產凌凌漆》梳梳頭，惡搞一下《阿飛正傳》的梁朝偉。 威尼斯影展總監Alberto Barbera是這樣評價梁朝偉的：「梁朝偉所演的角色，不僅橫跨多種類型，且在不同緯度上架起了電視、流行文化和藝術電影的橋樑。正因為他長期與有名望的得獎導演合作，令他名聲鵲起（His reputation is strictly tied to hi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王家衛《花樣年華》中令人難忘的演出，讓他在坎城影展封帝。」 可見梁朝偉得金獅獎，關鍵是他長期參演藝術片，而當中也涉及很多偶然。因為當年全港追看「雙周一成」，一線尾的梁朝偉才有空間胡亂闖蕩，跑去跟著「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拍票房慘淡的藝術片，由是陰差陽錯造就今天的成就。至於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點，即梁朝偉「架起了電視、流行文化和藝術電影的橋樑」，我覺得除了從前的香港，確實很難在別的地方找到。 梁朝偉令洋人驚嘆的「多才多藝」——拍電視劇，演不同類型電影，還當過流行歌手——在當年香港其實非常普遍（連周潤發也是「歌影視三棲」），因為大家的心態是什麼都試、什麼都敢，思想（甚或道德）沒有界線，很多「奇蹟」就是在各種隨機嘗試中碰撞出來，王家衛如是，周星馳也如是。梁朝偉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步：連藝術片都「撈埋」（混在一起）。 想起一句老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梁朝偉的故事也許給我們一個啟發：做些跟別人不同的事，就算沒有即時成果，只要默默堅持下去，最後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的。 除了當年香港，哪裡還有培育梁朝偉的土壤呢？拍大陸片《捉妖記2》、《無名》之類，儘管也很多元化，卻不大可能讓他得到外國影展青睞。看到梁朝偉獲獎，我覺得最唏噓的是，若非命運弄人，站在那台上的人，會不會也可能是張國榮？（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中國房地產總市值超過美國、歐盟、日本的總和，甚至超過了整個美國債券市場。2021年中國恆大地產爆雷，標誌著中國房地產市場危機的開始。截至2022年底恆大負債總額達2.4萬億元，2023年8月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另一家房地產巨頭碧桂園也面臨流動性壓力。中國的房地產「堰塞湖」隨時有潰決的風險。 被錯誤耕地數據嚇出的獨生子女政策和耕地紅線 那麼，中國房地產「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其實其根源與獨生子女政策是一樣的。1980年官方宣傳，「中國以佔世界7%的耕地養活著佔全球22%的人口」，因此既要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也要保護耕地。當時認為中國的耕地只有14億畝，人均只是印度的40%。但是1996年經過衛星遙測，發現中國的實際耕地有19.5億畝。 其實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很多，耕地多並不意味著糧食產量多，比如2022年中國的耕地面積只是印度的82%，但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2.1倍。2022年中國的糧食有17.6%是來自進口（主要是大豆），並不是因為耕地不足，而是因為農業政策和國際市場體系。其實中國的糧食增產潛力巨大： 第一，現有耕地還有增產的潛力。中國的穀物平均畝產已經從1980年的197公斤增加到2022年的425公斤，如果今後畝產能夠達到美國現在的水平，那麼糧食還將增產30%。 第二，中國科學院完成的調研成果顯示，中國還有8億畝後備耕地資源，其中40%具有較好開發條件。 第三，中國有20億畝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區推廣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還將大為增加，比如昔日的不毛之地毛烏素沙漠正變成沃野良田。中國60億畝草原（超過了印度國土面積）目前對食品（肉、奶製品）的貢獻度還很低，潛力巨大。並且室內農場、白色農業（微生物將秸稈轉變為飼料）的推廣也將大幅增加糧食產量。 其實人均糧食並非越多越好，過多會導致肥胖、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等疾病和高醫療成本。比如在發達國家中，人均每天膳食攝入的熱卡、脂肪、蛋白最低的是日本，最高的是美國；但壽命最長的卻是日本，最低的是美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年鑒-2022》，中國人均每天膳食攝入熱卡、蛋白已經遠高於日本，而與英國、澳大利亞等國相當。 被篡改的人口數據和房地產泡沫 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意味著下一代人口減半。耕地被低估，糧食增產潛力大，而人口又將減少，那麼理應停止計劃生育並放寬城市用地。但是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卻將生育率篡改為1.8，預測總人口將 在2033年達15億峰值，建議繼續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保護耕地。於是 「十一五」規劃以「1.2畝/人」為標準，設定「18億畝耕地紅線」，嚴控城建用地。中國城市建成區全部以超過1萬人/平方公里進行規劃的，比如，國務院批准2020年主城區人口/城建用地（萬人/平方公里）：重慶700/561，鄭州450/400，襄陽170/153，衡陽130/120，新鄉155/140。 2000年以來中國在快速城鎮化。尤其是由於所有的資源都向大城市傾斜，導致年輕人口快速湧入大城市。以深圳為例，2010年國務院批准的2020年城市規劃是，常住人口/建設用地控制在1100萬人/890平方公里以內。但是2020年普查顯示實際人口達1756萬，而城市建成區只95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1.8萬人，其中福田區高達2.7萬人。上海虹口區、黃浦區和廣州越秀區每平方公里甚至高達3.1-3.5萬人。而美國芝加哥、費城、邁阿密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區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區則只有1千多人。 2021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5%，其中25%生活在縣、鎮，40%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區總面積只有6.24萬平方公里（0.94億畝），只佔0.65%的國土面積，當然導致高房價。而中國在實行二孩、三孩政策後，即便依照官方誇張的數據，人口在2022年開始負增長，峰值只有14.1億。筆者論證實際人口只12.8億，到2050年將降至10億。那麼以「1.2畝/人」的標準，14.1億、12.8億、10億人口只需要16.92億、15.36億、12億畝耕地，可以增加數億畝土地用於城建。筆者在《大國空巢》中指出，即便中國的城市全部以芝加哥的人口密度進行規劃，也是有足夠的土地的，那麼房價將大幅下降。 「18億畝耕地紅線」導致城市「人滿為患」，造成「中國人口太多」的假象，為繼續計劃生育提供了依據，人為造成的土地稀缺也為「土地財政」鋪平了道路。中國政府在經濟學者胡鞍鋼等人忽悠下，實行分稅制改革，財稅向中央政府集中，減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財政資源，於是賣地成為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而獨生子女政策降低家庭剛需，抬高儲蓄率，中國又缺乏其他投資渠道，於是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 無視學者的預警 筆者在2013年版《大國空巢》一書里，從人口角度預警了房地產泡沫。2015年1月筆者和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為方正證券做了一個行業報告，預警房地產危機，幾十家媒體做了報道，其中人民網的標題《業內報告：人口紅利終結，中國房價到頂》。2015年《環球時報》發表筆者的《中國城市「人滿為患」歸因於人口理念錯誤》，建議增加城建土地供應。如果當時在房地產上踩剎車，是可以避免房地產泡沫的。 但是中國當局無視筆者的預警，在房地產上繼續踩油門。原因之一是，林毅夫、李稻葵等官方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的經濟在今後幾十年內有年增8%的潛力，今後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2、3倍。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2012年開始減速，為了實現所謂的「潛在增長率」，就拚命投資，尤其是投資房地產。於是，2015年開始房價一路狂飆。比如2022年底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分別是2014年底的1.73倍、1.81倍、1.80倍、1.97倍。 其實，筆者在2004年到2010年反覆指出，2012年將是中國人口和經濟的拐點。2012年後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是因為勞動力負增長和人口老化，潛在經濟增長並沒有主流經濟學家預測的那麼高，過度投資其實是透支今後的增長，也會造成巨大的泡沫。 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價值是GDP 的4倍，而美國只是 GDP 的1.6 倍，日本也只是 2.1 倍。房地產行業佔中國經濟活動約四分之一和家庭財富的三分之二。中國政府面臨兩難，如果房地產「堰塞湖」垮塌，除了將導致經濟減速、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外，還可能將沖毀中國的債務市場和銀行系統，甚至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如果繼續加固「堰塞湖」的堤壩，年輕人將買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民不聊「生」，將導致人口崩潰。日本的生育率在東亞地區最高，原因之一是其房地產泡沫在1990年破裂了，因此房價相對較低。現在中國的總人口已經在負增長，尤其是28-37歲購房年齡人口在快速減少，房地產的「堰塞湖」潰決看來難以避免。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剛剛開過的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五次常委會會議所涉及的人事異動，既沒有涉及外界關注的前火箭軍高級將領，也沒有涉及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不過，除了火箭軍的那幾個高級將領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只是時間問題，秦剛被從重處理的可能性也只能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增大。聯想起中共前駐韓國大使李濱就是因為中了「美男計」而被迫出賣情報，如今秦剛正在被習近平當局所追查的內容，應該也包括他是否也因為在美國的「失足」而被CIA所「敲詐」？ 從上月28日開始的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於今天結束，該會議之前對外公布的眾多議項中最令外界感興趣的兩項，「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和「審議有關任免案」雖然均被如期進行了，但其中所包括具體內容無一符合外界期待。 剛剛公布的《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內容包括：由上海市選出的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董雲虎，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於今年7月31日被上海市第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決定罷免其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由貴州省選出的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貴州省黔南州委原副書記、州人民政府原州長鍾陽，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於今年7月28日被貴州省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決定罷免其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董雲虎、鍾陽的代表資格終止……。 至於外界事先關切的其軍內職務已經被取代的幾名軍隊高級將領，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火箭軍前政委徐忠波、軍委聯參部前副參謀長張振中等，均未在列。 從上述的來自上海的董雲虎和來自貴州的鐘陽的被處理經過看，前者是7月初，後者是4月初即被宣布「落馬」，然後都是在7月底被所在地方人大率先處理。 相比較而言，火箭軍「窩案」的「謠傳」剛剛出現時已經是7月中旬的事情，而習近平下令火箭軍換將更是7月底才發生的事情。自此以後的短短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裡，無論是軍紀委的運作還是軍方人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運作，都來不及趕在這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召開之前完成是可以想見的。但也正如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樣：此三人日前都已經失去了軍內職務，應該都正處在被軍紀委「留置」調查階段。 未來對他們的最終處理會是什麼程度，我們無法預測，但即使是被給以黨內和軍內的「輕量級處分」，不至於被「雙開」再加移交軍事法庭，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遲早的事。 當然，如今的這一輪人大常委會的會議沒有對如上三個高級將領的代表資格進行審查， 那就證明至少在未來兩個月內此三人仍將處於「接受調查」階段。不會很快被宣布逮捕並進入軍事法庭的審判程序。因為中共憲法和相關法律都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所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凡是需要接受司法處理的在任全國人大代表，都會先被進行一波由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後終止其人大代表資格的程序操作。 另外，如上三人中的兩個上將都是二十屆中央委員。那麼如今沒有搶在今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前先宣布終止他們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並不意味著在三中全會上來不及宣布開除他們兩人的黨籍並逐出中央委員會。 按照所謂先黨內再黨外的一般流程，在今年十月的三中全會上先宣布對他們兩人的黨內處分，不失為一種可能。 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分析過說：到本文截稿為止，秦剛也不過才「失蹤」了兩個月零3天。對他秦剛的最終處理決定的出台，勢必是要待到中紀委的調查組先完成調查報告，中紀委常委會才會「先拿出意見」，然後才是習皇發話。而這個過程能夠在短短兩個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筆者持謹慎懷疑態度。 現如今，剛剛結束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的「有關任免案」中確實沒有秦剛。但是，這不但不意味著秦剛會長久停留在副國級的虛位上，反而證明這時間的拖延客觀上加大了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未來不會是被某次人大常委會宣布撤消或者免去，而是在全國人大的某體會議上被宣布罷免的可能性。 而且，未來由全國人大出面對他秦剛的黨外職務處理，不但是其國務委員的行政職務，更有其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 可能性較大的處理時間和次序，依筆者的推測是在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開除他的黨籍並撤消中央委員職務，或者是僅僅給以留黨查看處分並撤消中央委員職務。 在此基礎上，隨即便可出台行政處理，即罷免國務委員職務，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有意思的是，本來以為先行免去秦剛外長職務，同時讓王毅回鍋，就可以令因為秦剛的「失蹤」導致的尷尬被動局面告一段落的習近平當局，近日居然又因此事被外國人糾纏不休。一篇標題為《歐盟敦促中國外交透明：對秦剛失蹤需敞開心扉》的文章報道說：《政治》（《POLITICO》）雜誌報道稱：歐盟高級官員稱中國應坦白部長失蹤一事。報道並稱，北京正面臨歐盟最高亞洲政策官員的呼籲，要求北京對中國前外交部長秦剛突然失蹤做出解釋。 即將離任的歐盟亞洲事務主席古納爾·維根德表示，北京方面應該闡明秦剛兩個月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的原因；秦剛上任僅僅七個月後就在七月份被解除了職務。歐盟亞洲事務負責人維根德還表示：「我不想對前部長秦剛的突然失蹤發表評論，我是在他擔任副部長時認識他的。」 維根德稱，「我確實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提供更多有關所發生事件的信息。」他問道，「這是一個健康問題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導致中國外長突然從公眾視野和國際形象中消失？」 對於歐盟官員的發難，相信中共外交部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都只會置若罔聞、裝聾作啞。 眾所周知，當初彭帥失蹤後迫於國際網聯的壓力，中共當局趕緊安排彭帥在公眾場合露一小臉，而且還假裝接受了「國際媒體」採訪。如今的中共政權是絕沒有可能以「彭帥模式」讓外界再睹秦剛尊容的。 說到秦剛曾經擔任過的外交副部長職務，這裡順帶提醒一下關注秦剛去向的讀者聽眾們，過去大家都已經知道在秦剛的外交部長職務被王毅重新接回去以後，中共外交部網站上就把秦剛的名字從歷任外長欄目里刪除了。近日筆者才發現，該網站上不但是歷任外長欄目里沒了秦剛，而至今未被恢復，而且歷任外交部副部長和部長助理欄目里，秦剛的名字也被拿掉了。不過，筆者也注意到了中共駐美使館的網站里還保留著前大使秦剛的名字和簡歷，其中也清楚記載，秦剛是2017 – 2018任外交部部長助理、禮賓司司長； 2018 – 2021任外交部副部長，2021開始任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 當然，中共駐美使館如今尚還保留的秦剛的截止擔任中共駐美大使的完全簡歷中也有錯誤的地方，簡歷中說他已婚，育有一子。但事實上應該是（至少）育有兩子。 外交部網站上為什麼對秦剛如此絕情？唯一能給出的理由就是外交部現任負責人，主要是王毅和黨委書記齊玉對秦剛所犯「錯誤」的嚴重程度及在習近平當局那裡引發的震怒程度最為清楚，他們最為明白秦剛的未來已經不是能否在外交系統復出的問題，而是給以何種程度的重度懲罰才可能令習近平感覺到已解心頭之恨的問題。 我們過去的文章中已經對比和分析過了前國務委員楊晶的被處理過程。而現在看來，未來的秦剛如楊晶一樣被「輕處理」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至於「輕處理」之上，首先是「中處理」。可以以前文化部黨組書記，17屆中央委員于幼軍為例。 2008年10月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于幼軍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于幼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確認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給予其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于幼軍此前曾擔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湖南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山西省委副書記、省長等職。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時，于幼軍時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兩年零兩個月之後，于幼軍被任命為南水北調辦公室副主任、黨組成員，「復出」政壇。 比較反常的是，至今為止，當年的于幼軍到底是犯了什麼「事兒」，從來未被官方正式對外公布過，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不可能像如今秦剛所犯「錯誤」的影響之惡劣，傳遍全球，也不是像秦剛一樣，不但婚外亂性，而且還婚外產崽。 所以，筆者較為堅決地相信習近平當局未來對秦剛的最終處理，不會輕到于幼軍的程度。 中共黨內對於黨員幹部的處分，有一部分是開除黨籍但未被開除公職，當然也沒有被移交司法，只是行政降級使用。但這類人都沒有一個達到中央委員級別的，不適於和秦剛對比。 而能夠與秦剛對比的被「重處理」的中央委員的例子就不勝枚舉，比如十九屆中央委員，前司法部長傅正華。 上月7日，筆者在本專欄發表過《秦剛如果進秦城只會是因為習近平對他的愛之深變成了恨之切》一文，文中分析了秦剛的事情大概率是因為「看熱鬧的不嫌事大」而被外界媒體複雜化了。同時筆者也認為秦剛所犯的周恩來所說的「亂搞」的錯誤已經上升到了不以他本人和習近平意志為轉移的「嚴重影響黨和國家外交形象、外交信譽」的高度，秦剛當初的「一時快活」把個習近平搞得是要多被動有多被動，用不著在這裡過多著墨了。所以為此惱羞成怒的習近平對秦剛的感情由愛轉恨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去年的這個時候習近平對秦剛愛得有多深，如今的習近平對他秦剛恨得就有多切。如果是習近平對秦剛由愛轉恨的分析成立的話，那麼進秦城肯定是秦剛未來的唯一出路了。 不過，筆者當時所說的外界把秦剛事件「複雜化」，所針對的主要是一些外界媒體及時評人不約而同地把秦剛「失蹤」與差不多是同一時間發生的火箭軍「窩案」串聯在一起，而筆者本人更傾向於相信這兩起案件只是時間上的並行而互無交織的。 但是，有讀過筆者如上文章內容的朋友提醒筆者換個角度把秦剛事件，或者說秦剛「所犯錯誤」的性質和內容向「複雜化」的角度開開腦洞。 筆者在7月上旬發表的《傅二奶事小，”秦二世”事大》一文中，也曾經分析過無論是秦剛本人還是中共當局都可能曾設計過補救甚至是瞞天過海的措施，但最終於事無補！因為秦剛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與傅曉田女士通姦並導致其懷孕，從此留在美國從孕初到生子再到生子數月之後才返回中國的這一整個過程都是發生在美國，美國政府和美國情報部門怎麼可能都一無所知？ 那麼據此再深入分析下去，雖然中共政權歷史上確實有駐外大使被人家色誘成功而淪為間諜的李濱案的「深刻教訓」，但傅曉田小姐當初貼上身為駐美大使的秦剛是美國CIA所施之「仙人跳」的可能性，似乎已經被傅小姐產後拚死也要讓孩子認爹的執著所排除。在此基礎上，我們只能從秦剛在離任駐美大使之前，具體時間是從秦剛用專機從美國洛杉磯迎接當時的香港鳳凰名記傅曉田到華盛頓，並在「採訪」過程中與之含情脈脈開始到傅曉田在洛杉磯待產的那個時段，是否就已經被美國CIA據此敲詐過了來分析。 關於中共前駐韓國大使李濱淪落到甘願替韓國提供情報的地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韓國情報部門先掌握了他的性取向，然後就施以「美男計」。色誘成功之後，照片、錄音甚至好幾個X級別的「男歡男愛」錄相迫使李濱別無選擇。 而秦剛與傅曉田兩人被美國CIA所掌握的「證據」更不止於如上。傅曉田在洛杉磯的第一次產檢後就已經被美國CIA秘密拿了到胎兒的DNA是很可能的。而這一「證據」比當年韓國情報機構出示給李濱的歡愛場景錄相帶之類文雅得多，但也更有殺傷力得多。 毫無疑問，秦剛在去年被預備成為新任中央委員和新任國務委員的過程中，向「組織上」隱瞞了他有一個懷了他孩子的情婦正在美國待產的「個人情況」。在此前提下，只要美國CIA以此敲詐他，他就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按照美國人的要求做，要麼向「組織上」坦白「。事後看來，秦剛選擇了前者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否則，習近平當局在去年二十大召開之前就已經把他放棄—-正所謂「不能帶病提拔」。 分析到此，我們的結論是，除非美國CIA當初對秦剛的婚外情乃至在美國婚外產崽一事毫不知情，或者雖然知情但卻只是替秦剛保密，並沒有據此，或者說還沒有來得及敲詐他。否則，秦剛的問題有可能是和李濱同樣性質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面臨崩潰危局，今年以來竟然成了國際共識，類似評論越來越多。美國華裔學者許成綱近日接受媒體訪問，提出中共國可能的三種前景，一是宮廷政變習近平下台，二是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和政治危機，三是中共靠專制暴力，把社會危機往後拖。 習近平大權在握，中共內部的反對力量已被打散，雖然不怕死的人還會有，但已掀不起大浪，因此我以為，宮廷政變是小概率事件，即使發生了，也不能解決中共的危機，因為換一個人上台，又回頭搞改革開放，根本沒有人相信。中共存在一日，中共的本性就不會改變，國進民退變成國退民進，再過十年八年，又回到國進民退，中國人永遠都不死心？ 金融危機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這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問題是中共有沒有能力控制社會動亂。習近平連年大搞高科技嚴控，又加強專政暴力準備，最近深圳萬名武警演習街頭鎮暴，正準備應對未來的社會動亂。動亂規模小，中共手上的武裝可以應付，一旦規模大起來，十個杯子五個蓋，那時就難以自救了。 至於把社會危機往後拖，這是中共目前在做的事。地產爆雷，中共不準地產商清盤，就是怕牽一髮而動全身，但這麼多地產巨魔，豈是國家資本可以打救的？一味往後拖，地產商如何續命？養著那麼多人，借了那麼多債，要還那麼多利息，前景又那麼悲觀，這都是躲不過去的。可怕的是倒骨牌，更可怕是越往後拖，爆雷的規模越大，越難收拾。 華爾街巨頭一向唱好中共國，最近紛紛改口，外國媒體也越來越把唱衰中國視為時髦，近日連拜登都出聲了，說中共國是一顆「定時炸彈」。定時炸彈的意思是一定會爆，但什麼時候爆，現在還說不準。 今年以來，經濟數字直線下滑，天災人禍接二連三，中國人一看到天有異相，就聯想到亡國亡天下，即使習近平自己，也一再說喪氣話，「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就是亡國之音。西方媒體和政客正視中共的崩潰，中國人也眾口一詞說崩潰，連習近平都預感到崩潰，那中共就必然會崩潰了，問題只是崩潰會在什麼時候發生，會以什麼形式發生。 中共的家底還能撐幾年，崩潰就會在幾年後發生。今年以來，國企民企裁員減薪的新聞此起彼伏，地方政府財困的消息不絕於耳，前不久，東北瀋陽連公安都發不出工資了，公安如此，武警又如何？等到公安武警都沒有錢拿，還有誰會替中共賣命？須知公安武警的家人都是底層百姓，他們每日在街頭打壓市民，他們的家人在另一個城市被公安武警打壓——這些暴力工具都是靠不住的，隨時都會瓦解。 中共最近大力清剿醫療衛生系統，從這個最賺錢的行業，去敲打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幹革命時代「打土豪分浮財」的套路，沒錢就打家劫舍，搶了錢來再幹革命，但民間的財富有時而盡，竭澤而漁也是自尋死路。 習近平不停地斷自己的財路，又不停將事情做絕，把人得罪光，他每天都在遙望自己的末日，又每天都向末日挺進，天底下怎麼會有如此不濟的一個人？中共又怎麼會選出一個這麼窩囊的接班人？ 回答崩潰的時間與形式，我的看法還是，崩潰的時間快則五年，慢則十年，因為中共的家底大概還能維持這麼一點時間。局外人揣測政治都是半推半猜，不過，中共對地方債的態度叫做「誰家的孩子誰抱」，這句話泄露了底細。地方官都是習近平的家奴，地方劣政都體現中央精神，現在地方出事中央甩手，那不是中央不負責任，是中央負不起責任了。 中共中央的家底已經見底，從這一點上便可以看穿它，預多一點時間給它，就是五年至十年的範圍之內。 至於崩潰的形式，我以為會從社會底層的鄉鎮那一級開始，山高皇帝遠，村官們會在上級和村民之間做「兩面人」，動嘴不動手，出力不傷身，政令遂不及於底層，而百姓最終會明白只有眾志成城，才能與政府拗手瓜。政府有錢養得起鷹犬，沒錢就樹倒猢猻散，什麼時候武警不夠用了，中央也只能望洋興嘆。政權的瓦解會先從基層開始，然後一級級蔓延上去，到最後，只剩習近平和七常委在中南海望天打卦。 中國人逃不過這一場災劫，大家都要積縠防飢，做充份的思想準備，這一天不會太遠了。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