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區已從新州轉移至維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新冠疫情結束僅僅半年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就處於巨大的動蕩之中，幾乎自我實現了中國人過去幾年有關「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預言。不過，與國際社會對中國越加排斥的厭惡感相比，例如德國外長貝爾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講中質疑是否能與中國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中國的一些人似乎毫無覺察，對變局似乎樂觀許多。 幾年前，他們還在談論中國的供應鏈霸權，以為可以憑藉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為中國生產的口罩和疫苗對世界人民來說無可替代。當從建立伊始至今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聯盟意義的金磚組織擴大到11個成員國後，他們又開始憧憬所謂「世界新秩序」，以為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半年提出的三個全球倡議可能重塑俄烏戰爭之後的世界秩序。 這些認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當事人能夠意識到的。或許也因此，他們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遮遮掩掩，不願意承認或者去理解中國內部正在發生的悄然轉變。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急劇下滑，國際社會發現他們可能正在見證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可以用諸如中國經濟的「殭屍化」、「四十年增長模式的終結」、或者「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換擋」等來形容。這些從中國封閉體制傳出來的聲音，符合無數中國人民過去半年多以來的日常感受，用中國人更熟悉的話來說，就是所謂大勢已去。 中國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分裂才是危機所在 然而，相較經濟層面的外部脫鉤和大蕭條跡象，中國內部深層結構正在發生的巨變，即內部脫鉤的進程已經展開，也就是在中國社會和深層政治層面發生的大分裂。這恐怕才是中共難以直面的真正危機，且其危機性質和程度遠超外部想像。 所謂內部脫鉤，自然比外部脫鉤隱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歐之間圍繞脫鉤問題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風險化的話語掩蓋，也沒有確定的半導體和其他敏感技術和資本限制那樣可明確劃分的「小院高牆」，卻都有一個共同點：政治信任的喪失。這是中國經濟系統崩潰的起點，也是經濟與政治分離的起點，還是政治系統崩塌的起點。 當然，這個互信的喪失，不止發生在一個群體或者一個階級身上，也不是發生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半年，而是過去十數年以來不斷積累、強化的，也是中國政治-經濟系統的結構性的自我毀滅造成的。這種自毀型傾向，不僅以否定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和「新歷史決議」體現出來，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動態清零」期間充分暴露，徹底擊垮了幾乎所有人的對未來的信心和對體制的最後一點信任。 自毀傾向從何而來？ 換言之，三年「動態清零」對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傳播，對中國社會來說卻是毀滅性的。最近一些中國經濟學者輕描淡寫地以所謂新冠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來形容清零政策的長遠後果，不過是自欺欺人。當然，如果相比蘇聯體制的自毀型傾向，即內生於國企模式並充滿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自我耗竭傾向，如果僅僅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政治的僵化與蘇聯1970年代後的停滯相比較，只能說這些經濟學者以及相關政策是多麼顢頇守舊、猶豫無能。 只要將過去十餘年中國政治的復辟放在兩千年的政治傳統脈絡中，這種自毀機制的源頭和歷史就很容易自動浮現出來，那就是中國兩千年以來未曾改變的儒家政治內核，先後貫穿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相隔千年的變局之中。始作俑者，當然非王莽莫屬。其中關鍵，就是號稱大儒王莽的大偽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漢末年，以激進的復古主義話語和政策招致內政和外交、經濟和政治的全面失敗。 以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歷史評價來看，習從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國儒家「模仿政治」的開始，甚至是今天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敗」可謂前無古人，這一失敗甚至帶來了東亞體系的形成，例如高句麗的獨立，也大大超越後來的王安石變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後的今日中國，以無論性質、還是規模或者顛覆性均可匹敵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著一場「千年變局」。 也因此，我們很容易發現，中國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大半年裡，面臨著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經濟下行和社會停滯，特別是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民營企業破產和外資撤離浪潮，以及反映大眾心態的集體躺平和消費-投資意願低迷的通縮現象，都指向一場醞釀中的政治總危機，也就是內部脫鉤。其中所包含的結構性矛盾與王莽時期幾無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過去十餘年中國形成的新毛主義意識形態，是一種王莽式的激進復古主義。只不過，在當下中國，這種復古，是以毛澤東的文革烏托邦為範本，試圖統一所謂「前後三十年」，並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與市場經濟基礎上轉型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內含改革開放和閉關鎖國兩條基本路線的矛盾，類似王莽時代的「古今文之爭」，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蕭條背景下愈加趨向不可調和。 其次，卻是根本的，類似王莽主政時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國過去十餘年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口號指引下進行的激進國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帶來的混亂，分離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與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納，也切斷了廣大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甚至青年人與統治集團的關係。 這種控制一切、斷絕協商的態度，不僅從2012年以來先後針對公民社會、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新興社會精英，也在三年「動態清零」期間覆蓋了所有人民，更表現在對外協商的貧困，對日、韓、澳、美等國視同敵國斷交一般，以至於在中美貿易戰、台海關係等重大問題、或者如孟晚舟、福島核電站排放等諸多偶發問題上，都幾無例外地趨向高度對抗和關係脫鉤。 然而，更深層的分裂還發生在領導人和官僚集團之間，發生在強大列寧主義政黨控制下的官僚體制內部。如內藤湖南的總結，中國歷史上但凡權力過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權與儒家官僚集團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必然大亂。事實上，在新冠疫情後的大半年裡，中國的官僚集團被卡在強調安全的「底線思維」與經濟惡化現實的縫隙里，計無所出，近乎躺平。 結果，為穩住外資、民企、促進內需而頒布的「31條、20條、24條」，不敵一條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間諜法》和煽動民眾恐慌的反對福島核電站排放的宣傳外交，包括企業家、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在內的幾大社會集團似乎全體躺平，中國政治氣氛陷入了彷彿西線無戰事一般的虛假寂靜。而在這一微妙僵局的背後，一場深刻的、結構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內部脫鉤正在悄悄發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一個有法律的國家，並不一定是法治國家；那麼，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為什麼卻要制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這段時間裡中國當局正在大張旗鼓地宣傳推廣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奧秘，也許能幫助回答上述問題。 頻繁立法修法，強化習近平權力 《反間諜法》並不是一部新近制定的法律。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不太久的201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在1993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的基礎上修訂並制定了《反間諜法》，並同時廢止了1993年版的《國家安全法》。有意思的是，接下來的2015年7月，中國再次制定了新的《國家安全法》。現在，距上一部《反間諜法》出台不到十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4月又修訂了這部法律，於是有了7月實施的新版《反間諜法》。 從《國安法》，到《反間諜法》加《國安法》，再到新版《反間諜法》加《國安法》，十年之內動作頻頻，真是緊鑼密鼓。據負責起草新版《反間諜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主任說：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後在國家安全領域的第一部專門立法，也是今年三月就任的這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第一部法律。你看，三月履新，四月修訂反間諜法，可謂劍及履及，刻不容緩。當局關於《反間諜法》的宣傳活動，更是在渲染一種「中國到處都是間諜」的氛圍。這樣看來，中國所面臨的來自間諜的威脅，真是不小呢！ 就在這種氛圍中，還傳出了貴為副國級高官、現任最年輕的國家領導人的秦剛捲入了間諜事件，至少是被美女間諜收為了裙下之臣吧。乖乖，這還不是亡黨亡國的節奏？！ 實際上呢，那位負責修訂《反間諜法》的官員一不小心也說出了實話。他強調，這次修訂反間諜法，首先為的是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來指導立法，是要「進一步強化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因此，修訂後的反間諜法，第一特點就是「鮮明體現了堅持黨中央對反間諜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他這聽來好似套話、空話的車軲轆話，背後確實有一句大實話，那就是：修訂反間諜法，為的是強化習近平權力。 隨心所欲抓敵人，這是政治極權的必需 習近平的權力已經很大很大了，還要怎麼強化呢？習近平要進一步強化權力，為什麼首先著手修訂反間諜法呢？這就不能不從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上來分析了。 中共是靠鬥爭起家的，「鬥爭」二字也正是習近平近年反覆強調的。鬥爭總是有對象的。毛的時代，中共的鬥爭對象有個很長的單子，概括地說是九類敵人。開初是「黑五類「，就是地富反壞右，後來加上了叛徒、特務、走資派，然後還有一個知識分子」臭老九「。你仔細琢磨這個名單，其中是有奧妙的，一個奧妙就是越來越隨心所欲地確定鬥爭對象。地主，這多多少少是有點兒標準的；你家沒有土地，中共再恨你，也沒法說你是地主。富農的標準就靈活了，但畢竟得有點兒財產。反革命分子，開始的時候，確定起來也是有些客觀依據的，比如在國民黨政權和軍隊里當過官員，但很快就變成一頂尺寸通用的帽子，看誰是敵人，就可以說他是反革命。如此類推，隨心所欲的程度越來越高。到了叛徒、特務、走資派，這幾類敵人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你為中共幹革命而坐過牢，」叛徒「這個標籤打死你；你是中共當今掌權的高官，那就是」走資派「——不是官員還沒資格當」走資派「呢！到了這時候，也就是文革時代，誰也別擺什麼共黨資歷、革命功績，除了毛澤東一人之外，誰都可以是敵人，誰都可以被鬥爭！ 這還沒說到「特務「呢——那時候通稱特務，如今則叫作間諜。特務也好，間諜也好，這玩意兒的特點就是他/她是隱蔽的，頭上沒有標籤，身上沒有記號。對於」善於鬥爭「的中共領袖來說，好就好在這」頭上沒有標籤，身上沒有記號「，因為這不就可以隨意給你貼標籤、畫記號了嗎？19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那句名言，透露了此中秘密。延安整風是毛澤東立威、集權的一個重大關節點，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們有十分之一被作為特務抓了起來。這裡的判定標準從何而來？負責這場運動的康生指著人家的鼻子說：」我看你像特務，你就是特務「。 是的，就是這麼隨心所欲！習近平的權力，什麼時候到了這一天，也許就算達到他的理想狀態了。那一天，他和他這個體制的官員們，可以隨意指著某人說：你就是間諜！於是乎，你就要被抓起來，你就要坐牢，你就要被槍決。 說你是不法民營企業家，他固然可以隨意定義你是守法還是不法，但你總得首先是個企業家吧？說你是腐敗官員，當然哪個官員都是腐敗的，但你總得大小是個官員吧？說你是間諜，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海歸固然可疑，但土鱉一樣不免疫。最近二三十年來，全中國上十億人次有過出國紀錄，誰敢說你不是在哪國旅遊的時候被發展成「間諜「了呢？毛的時代，美女等於特務；如今呢，人人都是美女帥哥，那就人人可能是間諜哈！ 是的，抓間諜這事兒太方便了，甚至不需要證據。據說有關部門出台了某種指引，要人們提防那些喜歡談論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話題的傢伙，因為他們很可能是間諜。這一來，有人馬上聯想到了喜歡到處「指明方向「的那一位。可惜啊，你沒有」看他像間諜、他就是間諜「的權力，偏偏他有這個權力。近日網上也有個段子，說的是小學生髮現爸爸媽媽在卧室里言行詭秘，於是告發爸爸媽媽是間諜。也很可惜啊，這不就妨礙了當局急於催生下茬兒韭菜的人口大計嗎？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成了全球關注焦點，我在上期專欄文也說，中國經濟有可能構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不過，中國經濟的不振與社會情緒有著直接關聯，後者的普遍消沉影響了市場信心。 社會情緒可以視作一個國家的人民對它的政府的評價。中國的社會情緒當前處於一種負面狀態，反映民眾對中共特別是習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極其失望和不滿。 習背離改革開放，不滿聲音遍及各階層 這種失望和不滿由來已久。習10年前上台時，民眾曾對他懷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領導下，中國能夠擺脫胡錦濤時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狀態，同時政府清廉。隨後開展的大力度反腐讓他贏得了相當大的民心，也逐漸樹立起個人權威。當時只有極少部分人預見到了他會把中國帶向今天的局面。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擺脫了積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受惠於經濟成長，一個初具規模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比起經濟成就，改革開放更重要的是帶給人們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變，中國和世界接軌，融入全球化，與現代文明親密接觸，這些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然而習近平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軌跡，背離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儘管官方仍然高舉改革旗號。這個過程既是漸進的，但又帶有一種突變性。在此過程中對他不滿的人越來越多，而引起中產階級特別是國內自由派普遍不滿的，則是他第一任期結束後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人們從這一舉動中警覺到他可能要謀取終身制的野心，這破壞了此前奠定的總書記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政治傳統，然而，黨已經無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習個人專權的大爆發。如果說，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權，對言論和思想的打壓，以及在經濟上限制私營經濟的做法得罪了黨內的開明派、社會的自由派和企業家階層，但其實行的強硬的民族主義路線也為他獲得了底層和中產階級中那些希望中國強大的人群支持；那麼，三年疫情，習實行嚴格的清零政策，野蠻封城，強制剝奪個人自由，無處不在的對民眾的監控，幾乎把中國社會所有階層，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都得罪了。在現代社會出現這種現象，極其罕見。 上海封城-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這中間民意也有一個變化。疫情初期，由於未能有效應對，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來的最低谷，但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時間，由於中國在主要大國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時經濟得到恢復，政府改寫了疫情敘述，將之描繪成得益於習的英明領導和指揮，民意出現有利中共的轉變，習從而迎來權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進入後半段，隨著多數國家逐漸解封，中國卻再次封控，特別是上海的封城，終於擊潰了人們對他的最後一點耐心，並在11月，釀成席捲中國多個城市的青年反抗運動。假使中國政府不在隨後宣布解封，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現的。 目前中國的社會情緒已到達某種臨界點，民眾的信心已然崩潰，對現政權的不滿就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實的描述。儘管在中國沒有可信的民意調查，然而，中國自媒體每天轉發的海量負面信息和大眾低落的情緒，讓對國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這決不是誇大其辭，故意抹黑中國。 大眾——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的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就是多數中國人每日都要提心弔膽面對的現實。對官員而言，這個現實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的壓力。對企業家而言，這個現實是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和破產的威脅。對知識分子而言，這個現實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想改變命運的，要麼移民，要麼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眾通過「走線」進入美國，創改革以來最高；不想改變命運的，則被迫或自覺內卷與躺平。 社會情緒大爆發何時到來？ 時下中國出現的狀況類似於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後的幾年，那時人們對政權極度不滿，對現狀極度沮喪，想改變現實卻又自覺沒有能力，苦悶彷徨，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景。說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是恰當的，但絕望也孕育著希望，不滿也孕育著反抗，如果這種民情持續若干年，越過人們所能承受的心理臨界狀，屆時因某個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觸發系統性社會危機，導致社會情緒的大爆發，變革也就不期而致。 儘管當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社會變革不會很快到來。一是因為這種最壞的情況更多是人們的一種心理感受和悲觀主義意識所致，從社會財富的角度來說，多數人的實際生活水平還是要好於文革末期和六四後幾年，也就是說，社會財富的積累機制雖然中斷，但財富存量還在；二是因為中國政府也在試著調整和改變，呼應和照顧人們的社會情緒；三不能不說到的一個因素是人性的弱點，由於當局多年來的物質鼓勵和價值觀的虛無化，社會的主體已被改造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願也不敢公開出來反對當局。 不管社會變革會不會到來以及何以到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要人們做馴服工具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無論多麼完美的極權，都做不到這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當觀察家們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預測2023年全球最大不確定性和地緣風險時，都把注意力放在俄烏戰爭，美中對抗，台海失控，朝鮮半島危機等，絕未料到中國經濟。因為在去年11月底中國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場，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後，人們普遍樂觀預期，三年疫情被壓抑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會有一個井噴式的反彈，即使反彈不如預期，但也至少不會很難看；而隨著年初經濟的復甦，各大經濟機構都把中國經濟的年增長上調到5%以上，有些更樂觀地認為會達6%甚至更高，3月兩會中國政府亦將今年的經濟增速目標定在5%。 所有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 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4.6%，稍遜於預期，這可以解釋去年同期的基數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場經濟主體對形勢的轉變還有一個適應性，人們認為隨著政策的明朗化，市場信心會逐步恢復，二季度經濟成長會加速。二季度GDP雖達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礎上。換言之，由於去年二季度的基數太低，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速至少要達8%市場才認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總來計算中國的經濟增長，上半年只有4.4%，確實是改革以來最低的。 另外，從今年上半年看，中國還有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即物價漲不起來，這同歐美擔心的高物價形成鮮明對比。一般來說，經濟快速增長會伴隨一定的物價上漲和通脹，物價起不來，經濟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國經濟全面走壞，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首次同時下滑，尤其進出口出現劇降，這雖然可以解釋為外部需求的持續疲軟所致，不單中國如此，然而，7月進出口的降幅之大，還是出乎外界和中國官方自己的預期。 拜登總統最近在一次籌款會上說，中國經濟是一顆「定時炸彈」，某種程度上是成立的。不僅是經濟的低增長問題，同時還伴隨巨型房企和信託機構的連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負債，高達23%的青年失業率，不斷傳出的公務員降薪，以及經濟界對中國是否陷入通縮之爭，總之，幾乎所有的信號都表明中國經濟出了嚴重問題。7月的經濟數據也說明了這點。 「定時炸彈」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擔心中國什麼？ 說中國經濟出現危機並不為過。事實上，從中國民眾和企業界的感受來看，真實情況可能比統計數據更嚴峻。有經濟學家比如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等人就認為，中國長達30多年高增長的經濟奇蹟已經終結，將步日本後塵，會有一個失落的十年，甚至比當年日本還慘。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這是連官方也不得不承認的。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確定，鑒於中國政府對經濟的深度支配，控制過著關鍵的資源，包括金融和信貸資源，主導戰略活動，中國的經濟危機不會以一種人們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書所描述的危機樣式呈現。也就是說，中國不大可能出現西方式的經濟危機，中國的經濟危機只能是用一種中國的方式展開。 中國特色的經濟危機 至於中國式經濟危機的定義和具體特徵是什麼，這個問題留待研究者去進行學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會因為某個事件的突然爆發——像美國雷曼兄弟事件一樣，而出現連鎖反應，導致經濟崩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是一種散髮型的，多點觸發的，滲透於各方面的危機，不只限於經濟的某些方面；危機還是一個逐漸累積並和社會聯動的過程，比較緩慢，像溫水煮青蛙，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解決某些問題，可又積累更大的問題，直到越過某個臨界點，危機才會以一種顯型的形式出現。 然而，危機一旦爆發，不會只是經濟危機，一定是經濟和社會的複合型、系統性危機，是經濟、社會和人們價值觀的整體崩潰。所以，就此而言，中國的經濟危機還處於發展當中，目前只是危機的一個發酵階段，距離它的總爆發或許需要一個較長時間，要看中國政府對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的解決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 然而，即便如此，考慮中國經濟和世界的聯動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緩和內部的各種嚴重問題，構成了對世界經濟秩序和穩定的挑戰，並可能導致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可從兩個角度來理解這一點。 第一，中國經濟困局的外溢效應已經顯現。中國政府一直自詡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和發動引擎，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長貢獻長期超過40%，或許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國經濟一旦失速，就會造成全球經濟的某種動蕩，尤其是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和投資的國家，比如和中國的一帶一路有密切聯繫的全球南方國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為這些國家自身調節的能力有限，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外界的幫助，它們過去的發展模式將自己鎖死在從中國經濟的繁榮中受益，一旦中國繁榮不再，就不可能繼續讓它們享受收益。由於這些中小型經濟體大都是貧困落後國家，因中國經濟困難而出現的聯動困難，有可能會催生它們的政局不穩和政治風險。這些風險效應不會僅僅局限在它們本國之內，而是向地區乃至全球擴散。 為轉嫁危機，習對外可能更具對抗性 第二，中國經濟困局會進一步加劇中國國內的緊張態勢，為緩解國內矛盾，轉嫁危機，習近平有可能尋求一條更具對抗性的對外路線。恆大和碧桂園兩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債務危機，不斷出現的金融信託機構的爆雷，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在短期內拿出一套相對穩妥的解決辦法，勢必會聯動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觸發金融危機，進而引爆地方財政危機，這會是一個過程，不會馬上爆發。然而，考慮地方財政的過度負債已存在多年，以前還可以依賴土地收入來緩解，但這些年土地出讓收入的急劇減少讓過去的循環模式中斷，使地方財政早已不堪重負，處於危機狀態。地方的財政危機則會導致大眾福利（例如養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出現。這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強調促增長與防風險並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經濟復甦的難度。 可以說，如果不能在未來不長的時間裡改善企業尤其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經濟狀況還會更加令人堪憂。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又沒有好的辦法。因此，在這一過程中，不排除習近平出於穩定自身權力和政局的考量，採取一條更加激進的和美國及西方對抗的路線，在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主動出擊，製造障礙，從而加劇地區形勢的緊張和全球地緣政治的風險，也讓外界增強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的不確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國政府將內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跡象。歸根結底，中國經濟出現的危機是習近平自己，他是危機之源。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不足，皆源於對習的政策和路線的不信任。但從當下中國的政局狀況看，未來一段時期是無法解決習的一人統治問題的，故而，中國的經濟困境可能會持續深化。世界對此需要有所準備。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香港劉夢熊先生8月21日在《聯合早報》上發文《問題在經濟 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對現狀的批判堪稱痛快淋漓，言之切，憂之深於字裡行間處處可見。唯有一條，他談到中美友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並以越南為榜樣，稱其與美俄等都維持良好關係，希望中國放棄戰狼外交，中美繼續友好。這可能只是劉先生的期望，且不說中國不是越南那種小國弱國，目前美中兩國行政當局其實都希望繼續在經濟層面合作，但因形格勢禁，無法走上回頭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當年中美交好實占「天時」（美國冷戰要孤立蘇聯）兼地利（中美當時沒有地緣利益衝突），這兩點尤其是第一點談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卻少有人談。 中國對美戰略本來就是權變之策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等老一輩中共領導人認識到：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一定要搞改革開放；而開放和引進的主要對象是美國。因此，所謂大國外交，其實只有一個物件國即美國。而美國也非常慷慨，確定的對華政策是「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從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到支援中國加入WTO，對中國開放市場，大量進口中國商品；美國企業大規模投資中國；向中國輸出尖端科技；每年為中國培養大量留學人材。柯林頓甚至還設立了對華法律援助專案，這個專案的美方實施者成為中國「依法治國」的領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關係最密切（美國稱之為蜜月）之時，鄧小平那句「韜光養晦」還是道出了中國對美友好是權宜之計，等到中國強大之後，與美國一爭雄長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一到「影響、改變」（NGO大量進入中國）這個層面，中國就毫不猶豫地開始「反顏色革命」（2005年）。 這裡必須說明，美方並不是沒注意到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之說，老一代「中國通」的漢學相當不錯，他們當然懂得這話的內涵：弱小時潛藏爪牙；等到強大時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國老一代中國通經歷過二戰，對於戰爭的毀滅性有著深刻的感受與記憶，他們還經歷（甚至推動）了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轉換過程，觀察並經歷了中國從文革時代到改革開放時代的轉換歷程。第一代「中國通」費正清、鮑大可、施樂伯等大都在中國長期生活過，與中國有著特殊的情緣。其後的基辛格、奧克森伯格、何漢理、李侃如、蘭普頓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積澱，且多是在參與美國對華決策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對中國問題有著較為全面的認識，因此他們主張與中國合作共贏，維持世界和平。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正是這批中國問題專家在美國當令時期，有了這批中國問題專家的力主，才有幾代美國總統與中國的「接觸、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國，只能容忍「影響」。一直維持到歐巴馬時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實賴有此「人和」。 奧巴馬前後兩套外交班子各有對華政策 中國自2005年在國際社會宣稱「和平崛起」之後，美國智庫開始有人討論G2（中美兩國集團）這一概念，到奧巴馬上任之初，這個說法流行一時。開始有人以為這是奧巴馬的想法，後來美國智庫人士澄清，這一概念來自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不過，當時中國並未回應這個想法，中國人大多數也認為當時的中國並無與美國對等的綜合國力。 奧巴馬是美國第一個有全球化成長背景的總統，對於中國這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變化有著自己的認識，他曾多次公開表示：「21世紀的美國要做什麼，是從領導者變成一個夥伴」，「我們要意識到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變化。「在對華關係上，他多次說過「美國歡迎中國崛起」並強調「美中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關係」。 上述所有言論表明，奧巴馬時期其實是在艱難地尋找中美關係新定位。儘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會上提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今後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美國也在希拉里任國務卿時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但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克里任國務卿，他的重心是中東事務，中美關係在他任期內基本無所作為。 這段時期對中國來說有三個特別重要的信號：一是中國在2011年成為排名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是美國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兩國不斷升級經濟合作與戰略夥伴對話機制，進行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等；三是擴展了兩國人文交流機制，從「十萬強」到「百萬強」計畫、美國對中國護照實行首次10年免簽。中國這時推出的「千人計畫」，意在通過人才的吸納公開染指美國的各種研究成果，美國也未做出強烈反應。 所有這些美國對中國的重視，都讓中國感到自己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說有衝突，那就是奧巴馬時期希拉里任國務卿時推進的重返亞太戰略引發中國嚴重不滿——中國一直將亞太地區當作自己的准勢力範圍，認為美國此舉是扼制自己。還有在舉辦京奧時，中國刻意炫耀國力，讓世界尤其是美國深感中國的咄咄逼人，認為中國崛起，但並不和平。 由於老一代中國通——「擁抱熊貓派」當時還年富力強，多以一流大學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關鍵位置，歐巴馬第二任期中美關係雖然時有齷齪，並未發生大礙。 川普對華政策急轉彎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贏得了大選，成為美國總統。美歐媒體中常見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國變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紐約時報》在川普正式執政之後不斷批評川普，在其發表的社論中，稱其挑戰了「美國政治的每一條準則」。 本文只分析中美兩國與「人和」有關係的政策。中美「人和」由兩部分，一賴中國多年統戰美國老一代「中國通」，二賴華人科技精英對母國的報效之心。實言之，中國官方一開始並未加入美歐「黑川」大合唱，VOA 2017年1月17日發表消息 《川普政府將審查美國援外專案》，稱新總統和國務卿將仔細審查所有援外項目，很可能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產權、法治和打擊腐敗的國家。中國方面對此只領會了一半意思，很高興地發了一篇《川普終止美國顏色革命》，稱「日前，川普宣布即將停止向海外負責顏色革命的團伙輸送資金。並明確表示，美國繼續推行錯誤的民主之春和顏色革命，沒有實際意義，歐巴馬此舉大肆浪費納稅人的錢，不僅是極其錯誤的，而且會招來全世界對美國的仇恨，將正式終止『一切聯邦財政開支的民主款項』」。但不久之後。川普政府下令美國情報機構，將接受中國政府資助採取的文化、學術、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為中國對美國紅色滲透的調查目標，中國才意識到，中國政府的好朋友「擁抱熊貓派」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國家安全的特別壓力下，「擁抱熊貓派」佔主流的美國中國研究學界被迫發布了《胡佛報告》，承認整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進入式微狀態。 2018年，美國司法部加強了鮮為人知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執行力度，一直隱秘活動的外國遊說人員和施加影響的人因此必須披露他們的活動。在歐巴馬時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計畫」與間諜掛起鉤來，此舉無異於釜底抽薪，結束了中國通過計畫參與者攜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車」行為，中國製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貿易戰開始後另起爐灶，曾與中國來往密切的華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調查，有的最後只好終止在美國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國。 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布開展對華貿易戰，一是對中國製造增加關稅，以減少美國對華巨額貿易逆差；二是嚴厲打擊中國對美智慧財產權的侵奪活動，此舉導致世界物理學界最大損失——斯坦福大學那位離諾貝爾物理學獎最近華人物理學家張首晟自殺。 更詳細的情況，我在《2018年：中國緣何失去了美國》（上報）系列中系列文章中有過分析。 拜登時期的新一代中國通對華並不友好 在中美貿易戰開展後，中國採取「以拖待變」的禁買美國大豆打擊川普票倉的方針，並以各種方式干預美國大選，希望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有所緩和。這個願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國在美國政壇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國通因年齡等原因陸續退休後，新一代中國通對華態度與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題為《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呈現「代際衝突」》。該文記述，川普對華貿易戰5個月後，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主辦的「21世紀中國中心首屆中國論壇」（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國外交戰略界持續進行的對華政策大辯論正產生逐漸清晰的代際分野，美國新生代中國問題專家在對華認知問題上更趨負面，在對華政策主張上比老一代更強硬、也更趨攻擊性。 當時擔任美國安全中心執行副總裁的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表示：「一個更具競爭力的美國將成為一股穩定力量」「美國必須採取對抗措施——在資訊運營、智慧財產權盜竊、新疆再教育營中拘留了至少一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納雖然只有42歲，但資歷頗豐。他在歐巴馬時期擔任副總統喬·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擔任負責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從他 2011 年至 2012 年在國務院中國和蒙古事務辦公室任職開始，已經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經驗。多年來，他一直主張美國的戰略「不應只是接觸或遏制」，而是要競爭對抗。他的主張如今就體現在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上，與拉特納同樣年輕的中國問題學者和前實踐者，被稱為「年輕一代」，以與老一代中國通相區別。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可以說，中美關係走到今天，既與中美兩國國勢變化、兩國的國際地位有關，是國際政治內在邏輯的必然產物。但是在兩國行政當局都想在競爭狀態下有限合作的狀態下，多次接觸談判難有寸進，實與「人和」有關，這就是中國方面感嘆「如果現在要有傅高義那樣的中國專家就好了」的內在原因。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也不過才一年前，郭台銘與他昵稱「叔叔」的侯友宜交情如膠似漆，據稱倆人在去年11月的地方選舉前還曾三度私下密會，達成「總統你選我就不選」的共識承諾，一定要拉下民進黨。雙方勾肩搭背好交情，現在看來實在格外地諷刺。 倆人決裂的導火線在去年11月26日九合一大選投票結果。當時，中央執政的民進黨史無前例的慘敗，點亮藍營重返執政的光明燈，原本聊備一格的國民黨總統提名權，一下子變得炙手可熱。郭侯倆人都知道對方是自己總統路上最大的障礙，彼此鉤心鬥角，互放冷箭。從「你選我就不選」，到「憑什麼是你」，說穿了，就是人的貪念。 藍營的人會有貪念，綠營的人也會有貪念；貪念人人都會有，但為什麼這在國民黨特別容易成為問題？這其中，第一個關鍵是制度。 藍綠兩黨的政黨結構高度相似，都是仿自列寧式民主集中制，只是，雙方制度的明確性與拘束力都不可同日而語。民進黨主席由黨員直選，但真正的權力機關其實在中執會，黨主席代表民進黨，免不了有其「超額權力」，但派系共治的中執會卻能依不同派系的不同利益對黨主席形成相當程度的制衡；據此，黨做出的決策總是能面向選民，進而拘束黨員，即使出錯也能很快地進行調整。 從民進黨的經驗出發，很難想像明明郭台銘與侯友宜明明已經相持不下，為何國民黨中常會把提名權交由黨主席朱立倫徵召？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朱立倫根本已經控制了國民黨中常會。而朱立倫主動引進郭台銘投入「類初選」，形似在牽制侯友宜，其思維又與4年前吳敦義引進韓國瑜牽制當時的朱立倫一模一樣。朱吳倆人都想從其中的縫隙找出自己突圍（他們都也想選總統）的機會，又或者至少能成為「造王者」，得以延續他們日後的政治生命。如今藍營分裂成真，不管過程中誰說話不算話，當初一手主導這場徵召大戲的朱立倫都無從卸責。 要解決黨主席權力無限膨脹的問題，最好的方法是黨內民主化，讓中常會、中執會等黨的權力機構同樣擁有更普遍的民意基礎。問題在於，國民黨的黨員結構又與選民結構落差太多，使得國民黨想建構制度化的決策格外困難；而隨著國民黨黨員持續老化，年輕人根本不願加入這個政黨，這個沈痾在國民黨內幾乎無解。 國民黨難以團結的第二個關鍵是欠缺理念。 理念很抽象，但理念卻是驅動政治的最重要來源。若問起泛綠支持者投票的動力是什麼？10個人有9個人會說，「珍惜台灣的民主自由」、「反對共產黨的掠奪」、「保護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基於這樣的確信，所以他們支持這個政黨，任何公職不團結在這個旗幟之下的，很快地會被他昔日的選民所拋棄。 國民黨也說他們是個有理念的政黨，例如他們的總理孫文就曾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只是，那是100年前想要改變中國的國民黨，不是現在的台灣國民黨。若要問國民黨人信奉什麼？紅統的人會說「要統一」，深藍的人會說「我就是不滿現狀」，經濟藍會說「我要賺大錢」，地方派系會告訴你「我在跟民進黨爭地盤」，10個人恐怕會有11種答案。 這些支持國民黨的理由每每匯聚在「反對民進黨執政」的訴求上，但「反對╳╳╳執政」只是一種手段，並不是一種信仰。誤把手段當信仰，所以當柯文哲有機會贏的時候，支持民眾黨也可以；當侯友宜不如己意時，郭台銘同樣可以成為寄託的對象。既然取代民進黨是最重要的事，那由侯友宜來做，或交給柯文哲、郭台銘來完成，差別是什麼？ 早在今年5月國民黨正式提名總統參選人之前，前國民黨黨管會劉泰英就看好賴清德即將勝出，「我對國民黨本質非常了解，國民黨的天性就是不團結」。的確，國民黨不團結是它的「黨性」，這樣的「黨性」不僅來自於這個政黨沒有制度，更源自於它欠缺理念信仰。一個無法透過信仰產生力量的政黨，再也無從遮蔽政客的貪婪，所以放眼望去，儘是這些短視近利的跳樑小丑。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將在下周一開始舉行的中共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第五次會議上會有何種何類人事議項，頗受矚目。在不會再次食言的前提下，會有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才當了五個多月的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會在下月一日被宣布「終止其人大代表資格」呢？ 本月21日中共新華社對外公布;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委員長會議決定，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舉行。 委員長會議建議，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將審議的內容有：行政複議法修訂草案……；國務院關於今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等等，不一而足。 不過，如上所引和從略的十多項內容都沒有引起外界的外注。讓外界感興趣的只是如下兩項：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上個月被熱炒至高潮，在本月里已經趨冷的火箭軍「窩案」和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的婚外亂性和美國私生子案，藉此又被拿出來說事。 發表後立刻被多家外媒轉載的香港「明報新聞網」上刊登的文章《人大常委會議 又有任免事項》如此分析說：秦剛被免去外長職務快一個月，但其去職原因及未來命運仍是未解之謎。下周一全國人大又將召開常委會議，議題包括「審議有關任免案等」，再引發對秦剛去向的關注。 上月28日，筆者在本專欄發表 了《秦剛被罷官是因為”間諜和間諜，不能搞破鞋”？》一文。文中介紹了按照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時行使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一般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時候，可以臨時召集會議。 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會期一般為5天左右。」 所以，在今年6月底剛剛結束了十四屆全人大第三次常委會議之後才一個月，即於今年7月底召開的第四次人大常委會會議，雖然對外的解釋沒有說是「臨時召集（的）會議」，但事實上月球人都知道完全是因為外長職務無法長期空缺的原因。 不過，如上明報新聞網文章進一步分析說：「上月的會議，只是免去秦剛的外長職務，卻未免去其國務委員職務。」而近期國務院多次重要會議，如上周三的第二次全體會議和本周一的第三次集體學習會，都未見秦剛身影。「有猜測下周的人大常委會議上，他（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可能亦將不保。」 該文章還寫道：其實，下周一人大常委會議還有一項議程，更值得關注，即「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一般這類議程，多是意味有現任全國人大代表因出事或工作變動「如出任政府職務」被取消資格。近期傳說出事的幾名軍隊高級將領如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火箭軍前政委徐忠波、軍委聯參部副參謀長張振中等人，都是全國人大代表，若有人涉及黨紀政紀處分甚至刑事調查，其代表資格或會不保……。 如上文章的分析和預測是否會在幾天後被這次的人大常委會會議兌現，容筆者先在本文分析和介紹幾個人大代表被「終止資格」的可能性。 去年1月才晉陞火箭軍司令員並獲授上將軍銜的李玉超在去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大上已經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委員，繼而又在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徐忠波是2020年7月晉陞火箭軍政治委員並被習近平授予上將軍銜，然後和李玉超一樣，去年十月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二十屆中央委員，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現如今，雖然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還暫時沒有被宣布在黨內撤銷中央委員職務，但其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或者終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內部已經決定了要把撤銷此二人的中央委員職務的議程安排在今年十月左右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出台，那麼趕在8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先罷免或者說終止他們全國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至於前火箭軍副司令員，現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忠，本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但在二十大上未能連任候補中委，更未獲得晉陞。不過，他還是以在位的副大軍區級職務和中將軍銜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如果不「犯事兒」的話，他雖然在明年會因為年滿63歲被退役，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將會堅持到2028年3月的下屆全國人大召開。 那麼，多的不說，就說如上三人是否會在本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被宣布終止其人大代表資格呢？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 所以，如果當局已經決定對李玉超及其他人的處理上升至司法處理層面的話，那麼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早晚的事情。即使上升不到司法處理層面，只要受到了黨紀和軍紀處分者，終止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也是一種行政處分。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根據中共相關「國法」條文及今年1月17日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內容，由於所有「政紀」均已成為國家法律，政務處分是對違法公職人員的懲戒措施，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並以其代替「政紀處分」，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使政務處分匹配黨紀處分、銜接刑事處罰。 黨員嚴重違紀涉嫌犯罪的，原則上先做出黨紀處分決定，再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也就是說，對於黨員幹部（公職人員）處分的次序一般是先黨內，再行政，再司法。即黨紀處分在先，事實上就是在黨紀處分的同時由黨來決定政務處分的輕重以匹配黨紀處分的程度，同時也是由黨決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同樣，對於軍內的黨員幹部的處分，多數情況下也是先黨紀、再軍紀、再司法。 但是，特別是在對軍內幹部的處分過程中，如果內定只給「輕處分」的話，那麼被處分者如果是全國人大代表的話，就有可能是終止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處理被「依法」進行之前和之後，黨紀和軍紀的具體處理內容都不對外公布。 我們不妨以前國防大學校長、解放軍上將王喜斌為例子。據新華社報道，2017年2月24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終止王喜斌、虞海燕等人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報道中具體介紹說：根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由解放軍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因涉嫌職務犯罪，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6年12月28日，國防大學選舉委員會決定接受其辭職。由甘肅省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甘肅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虞海燕，因涉嫌嚴重違紀，被責令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7年1月25日，甘肅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定接受其辭職……。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王喜斌、虞海燕……的代表資格終止。 請注意，如上兩人雖然都被宣布「代表資格終止」 ，但區別在於一個是「本人提出辭去」而後被「接受」，另一個則是「被責令辭去」。 王喜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之前和之後，對他的黨紀和軍紀處分內容始終都沒有對外公布，估計只是個黨內警告之類加上軍內待遇下降，比如降為副大軍區級待遇。 至於當時的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因為「涉嫌嚴重違紀」被宣布「接受組織調查」的過程是，2017年1月11日，先由中紀委網站上宣布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6 天后由新華社發布「據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證實」的消息，就是「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涉嫌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理。」 然後就是先後由甘肅省和全國人大進行的對此人的行政職務和人大代表資格的處理程序。 通過如上比較，可以判斷出我們本文中列舉的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的李玉超等三人，或者是他們中的一個或兩個，如果是在下月1日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結束當天確實被宣布終止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也還有個是他們「本人提出辭去」，還是「被責令辭去」的區別。如果是後者，那麼日後他們所要接受的黨紀和軍紀處分肯定嚴重。特別是已經被以對外公開新任命的他們兩人職務的接替者的形式宣布了對他們兩人的撤消軍職的處分的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都是二十屆中央委員。未來即使能夠保住黨籍，不給他們兩人撤銷中央委員職務的黨紀處分的可能性很小。 當然，可能性較大的是如上二人都將面臨開除黨籍、軍籍並交付軍事法庭審判的下場。此乃後話。 分析至此，需要重複一下本文開頭一段中的兩句關鍵內容，本月28日至9月1日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同樣的表述曾出現在今年2月16日的新華社報道中，報道中說：栗戰書主持召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三十三次委員長會議 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2月23日至24日在京舉行……。委員長會議建議的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議程還有：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十三屆全國人大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但莫名其妙的是，12天後後宣布的這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的結果只有司法部長更替任免案事項，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的審議卻沒了下文。是根本沒有審議還是審議了沒有通過？或者是栗戰書在委員長會議上宣布並昭告天下之後黨中央或者習總書記本人又突然下令不予「審議」了？ 不過呢，如果再往前追尋的話，中共政權的這枚橡皮圖章也不是次次食言。比如新華社報道中說的去年10月13日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二十六次委員長會議上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會議10月26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舉行。根據栗戰書委員長的提議，會議將審議《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就被兌現了。 新華社半月之後，即去年10月30日對外宣布的該次常委會會議審議這項報告的結果被如期公布，包括了對「涉嫌違紀違法的李晉平、王誠、麥教猛、鄧小剛、戴世宏等人的」代表資格終止「。 那麼，如今下周一就要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如果不食言的話，《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中的「個別「兩字，可以只是一個，也可以被理解為幾個直至十幾、二十個。或者更多？畢竟全國人大代表的總數近三千人。 當然，十四屆全國人大從閉幕至今也才5個月，所以一時間應該還湊不出十個以上的嚴重違法亂紀代表，而已經被外界曝光並大肆炒作了一番的，也只有本文重點介紹的三個軍內高級將領。即使他們三人不會全都被在這次人大常委會會議上除名，其中的一、兩個先被除名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至於這次會議上必定會有的人事任免事項，是否會包括了國務委員秦剛的「免「和某人的」任「呢？請靜待本專欄下周一的文章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將於9月1日對外公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或者下次、下下次的常委會會議上的「決定」內容如果包括對秦剛國務委員職務的處理，那麼無論是免職還是撤職，表面上看是在履行習近平版的全國人大的《組織法》的職責，實則是違反了中共憲法的相關規定。 今天是8月28日。我們上周五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中共政權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從今天開始舉行。不過是次會議所有議程中最為外界關注的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和審議有關任免案的結果，正常情況下都是要等9月1日，也就是已經宣布的是次會議的最後一天下午才會對外公布。 眾所周知，中共十四屆人大的一次會議召開之後才五個多月的時間。五個多月前，總共近三千名代表在與會期間都還是健康狀況良好，與會之前也都已經被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而且是按照習近平的要求，和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中紀委委員在產生過程中的政治審查標準一樣，「絕不能帶病上崗」。 所謂「絕不能帶病上崗」，是去年中共籌備召開二十大時習近平在召見籌備組人員時的訓誡內容之一，意思是在綜合考慮每個具體人選的德、能、勤、績、廉表現情況過程中，特別要嚴把廉潔關。習近平聲稱「這是選人用人的底線要求」。習近平要求：在廉潔問題上必須「零容忍」，不能把有硬傷、暗傷的人選進來。 接下來，無論是籌備十四屆人大還是十四屆全國政協，籌備組都將習近平的這一要求應用在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名單的產生過程中。 照理說，既然都在廉潔問題上「零容忍」了，所以無論是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中紀委委員，還是今年三月出席「兩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在廉潔問題上都是應該是杠杠的，誰成想，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陸續暴露出了一匹又一匹「害群之馬」，有軍隊的，也有政府的，更有地方的。 軍隊系統率先冒出的面臨被除名的幾個全國人大代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至少包括了去年1月才晉陞火箭軍司令員並獲授上將軍銜，繼而又在去年十月二十大「當選」上中央委員，並成為十四屆人國人大代表的李玉超， 2020年7月晉陞火箭軍政治委員並被習近平授予上將軍銜，然後和李玉超一樣，去年十月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二十屆中央委員，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徐忠波，以及前火箭軍副司令員，現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張振忠。 此三人日前都已經失去了軍內職務，應該都正處在被軍紀委「留置」調查階段。 未來對他們的最終處理會是什麼程度，我們無法預測，但即使是被給以黨內和軍內的「輕量級處分」，不至於被「雙開」再加移交軍事法庭，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遲早的事。 也正如我們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樣，如果9月1日公布出來的被中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個別代表」中包括了如上三人中的前兩個，那麼幾乎可以是肯定是在為今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開除他們兩人的黨籍並逐出中央委員會做準備。 至於外界更為關心的現任國務委員，但已經被先行免去了外交部長部長職務的秦剛是否會被「從快」處理，快到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就被逐出中央委員會的地步，我們外界也是無法預測。但是如果習近平當局已經內定了要在一個多月，最多兩個月內就一定會召開的三中全會上處理秦剛，那麼目前現在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就有可能對他的國務委員職務下手。 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具有對副國級領導職務的處理許可權，一直都是一個在中共政權自己的法律條文中相互矛盾的問題。 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2018年2月24日，趕在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的前10天，，中共新華社「受權發布」了《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決定》。 沒成想當月下旬就有細心的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人大代表在分組討論時指出，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委員楊晶的撤消職務決定是違反憲法的。 我們知道，中共現行憲法是2018年3月最新出籠的習氏憲法。其中的第六十二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 其中的第六十三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下列人員：（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二）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 其中的第六十七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人事方面的）職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也就是說，按照憲法的規定，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其常委會在涉及國務院的人事方面的「決定」權，只到正部級。具體來說，如果嚴格按照憲法行事，那麼當初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有權決定當時的楊晶的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任免，但沒有權力決定他的與副總理同級別的國務委員職務的去與留。 正是因為有全國人大代表指出了這一點，所以當時的習近平當局「從諫如流「，下令」修法「。於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決定》出台，並宣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這個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我們不妨簡稱為習近平版的《組織法》。這裡只分析其中的用當時中共全國人大發言人的話所形容的 「健全全國人大常委會人事任免權」部分。 具體說來，這個習近平版《組織法》中的第三十一條和第三十二條，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第三十一條：「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可以決定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可以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 第三十二條：「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 其中所謂「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等於是把總理之外的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全都包括進去了。 請注意，這個習近平版的《組織法》的出台是在楊晶被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撤消及國務委員職務的兩年之後。也就是說，當時對楊晶的撤消國務委員職務的「決定「，完全是無法可依。 那麼，有了這個習近平版的《組織法》為法律依據之後，如今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的第五次常委會會議或者是日後第N次常委會會議，就貌似有了撤消國務院某個副國級領導人，比如撤消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決定權，聽上去完全合法。但深究下去，卻發現如此規定完全是違憲。因為現行憲法中沒有賦予習近平版《組織法》中新增加的如上兩條人事權。此其一。 其二，現行的習氏憲法和習近平版《組織法》中也存在的矛盾之處還有，憲法中對國務院領導人只有任命和罷免，根本就沒有「撤消「一說。所以習近平版的《組織法》中的」撤消「二字就是與憲法相抵觸的。 事實上，中共政權自一九八二年頒布區別於毛時代的新憲法之後，憲法中規定的屬於全國人大任命許可權的所有正、副國級領導人，在時任國務委員楊晶之前，就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例中途被罷免的情況。當然出現過主動辭去職務的情況，但都是以第某屆全國人大第某次會議通過接受其辭職的決定的形式完成操作，而不是以某屆全國人大的第N次常委會會議同意的形式。 當然也出現過在兩屆全國人大之間增補副總理或者國務委員的情況，但進行方式也都是按照憲法的規定，在某屆全國人大的某次全體會議上完成操作，而不是由人大常委會越俎代庖。 也就是說，從1982年以來中共當局就從來沒有啟動過憲法中所規定的對某項職務擔任人的罷免程序。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李先念等人曾向鄧小平要求通過全國人大罷免時任副總理吳學謙，但遭到鄧小平的拒絕。 鄧小平採取的辦法是把吳學謙留在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上閑置，同時趕在1991年4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將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增補」為國務委員。這次會議上還增補了鄒家華、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 總之，2018年2月對楊晶國務委員職務的所謂「撤消」處分，根本就是沒有憲法依據的「新發明」。而事後才出籠的以修改為名，事實上是另起爐灶的全國人大習近平版《組織法》中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這部分內容，雖然可以成為「撤消」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法律依據」，但因為是和現行憲法的相關條文有直接衝突，所以絕對屬於違憲操作。 當然，在習近平版《組織法》還沒有問世的時候，習近平政權即已經毫無顧忌地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形式，宣布了對楊晶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撤消」決定，如今對秦剛也如法炮製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正如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分析過的那樣，到本文截稿為止，秦剛也不過才「失蹤」了兩個月零三天，而上個月底為他的「特殊原因」而臨時召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免去他的外長職務，只是因為在他秦剛「失蹤」之後王毅「以黨代政」不為西方國家所認同，再加之外交部發言人每天都被問及秦剛的去向已經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這才採取的在最終決定對秦剛施以何類何等處分之前的權宜之計。而對他秦剛的最終處理決定的出台，勢必是要待到中紀委的調查組先完成調查報告，中紀委常委會才會「先拿出意見」，然後才是習皇發話。而這個過程能夠在短短兩個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筆者持謹慎懷疑態度。 當然，筆者對此事沒有任何「內部消息」的前提下，也拿不出過硬反駁外界媒體關於正在召開的這個全國人大第五次常委會議將會對秦剛進行「發落」的說法，但假如9月1日的新華社關於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結束的報道內容中出現了秦剛的名字，那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免去」秦剛的國務院委員職務 ，第二種和楊晶一樣，只是被「撤消」了國務委員職務。而無論是免去還是撤消，與此同時，大概率也會把王毅的名字替換上去。因為目前的王毅雖然已經「回鍋」外交部，但他仍然還只是黨的領導人，而不是國家領導人。在對外交往，特別是對西方國家交往的過程中，名不正而言不順。 另外，雖然在我們已經分析過了中共政權的全國人大的習近平版《組織法》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擴權」是與憲法規定相抵觸的，但這個《組織法》新賦予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對「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生殺大權」，也只是「任免」和「撤消」。 我們假設習近平突然決定對某個在位的國務院副職領導人施以開除黨籍和移送司法的嚴肅處理，那麼此人的行政職務，無論是副總理還是國務委員，都只會被全國人大在某次會議上宣布「罷免」，而不是被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或者「撤消」。 分析到此，我們的結論是，無論是正在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還是下次或者下下次會議上，如果只是決定「免去」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那就證明已經在內部決定對他「不予追究」了。如果是「撤消」他的國務委員職務，那麼下場就是和楊晶一樣，保留黨籍，行政降級。 如果人大常委會的幾次會議上都沒有拿秦剛說事，那麼他秦剛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四人大二次會議上被「罷免」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 至於正在召開的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如果不會涉及秦剛的前提下，有所謂的「人事任免」事項純屬常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爆雷，碧桂園爆雷。股市低迷，人民幣貶值，金融一團死水。外企一家接一家地撤離。企業經營困難，失業節節攀升。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同時熄火。中國經濟究竟怎麼了？儘是壞消息。而今夏，禍不單行的還有，洪水滔天（實為人為泄洪），淹了華北，又淹了東北，毀了無數家園，敗了無數農田，死亡數字更是一個無底洞。舉世公認，中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連帶拖累世界經濟。 為何中國經濟一敗再敗？或曰：為何習政權一敗再敗？鑒於二十大之後形成一派獨大，習家軍全面上位，習近平一人掌權，故而，如今的中國政府，只能稱為習政權；如今的中共，只能成為習記中共。習政權一敗再敗，在於習近平的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習近平的性格特點，總結起來，至少有三點突出之處。其一，權欲重，私心重，生怕失去權力，一切布局和工作以他個人權力為首要顧忌，故而凡事需要「親自」：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其二，疑心重，不信任任何人，哪怕他自己的親信；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而稍有意見不同，則懷疑對方有二心、心懷異志。其三，固執，頑固，固步自封，冥頑不化，且頭腦陳舊，思維落後，整個精神狀態停滯在舊時代，與新世紀格格不入。 基於他的第一個性格特點：權欲重、私心重， 不肯分權或下放任何權力，必然造成龐大的官僚集團停擺。各級官員遇事不敢做主、也不願做主，只等上令，等習令。愈加滋長了官場懶政、怠政、墮政之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 基於他的第二個性格特點：疑心重，聽不進任何人意見。於是，他更多的聽到阿諛奉承、吹牛拍馬、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不僅聽不到任何真實情況，甚至聽不到任何建設性的意見。即便他身邊那些親信大臣，諸如蔡奇、李強、丁薛祥、李希等人，伴君如伴虎，動輒得咎，也終日誠惶誠恐、膽戰心驚、不敢越雷池一步。 基於他的第三個性格特點：固步自封，執著於舊思維。始終用舊腦筋應對新世紀。面對複雜紛紜的內政外交，他的手法卻簡單粗暴，那就是，生搬硬套舊時代的手段，敷衍應付新時代的變局，用舊藥方對付新疾病。用主觀慾念代替客觀現實，凡事想當然。總是力不從心，卻又認識不到問題所在。實際上，他本身缺乏當今時代的常識、以及正常的感知和認知能力，與多數人、尤其與年輕一代的感知和認知相去甚遠、甚至格格不入。 上述三個性格特點加在一起，必然形成錯誤決策-死不認錯-錯上加錯的惡性循環。性格決定命運，習記中共，焉有不敗之理？ 有人或反駁：說習近平處處失敗，卻為何能夠在權力鬥爭中取勝、且一再取勝？以至於一舉打破任期制、輕鬆復辟終生制，在二十大奪權之後，儼然「黃袍加身」，成為新的帝王，紅朝皇帝。 要解釋這一點，其實並不難，正在於：習近平的舊腦筋暗合一黨專政的舊制度。他充分而狡詐地利用了那個龐大而陳舊的黨機器，為他個人集權服務，不止充分利用密布全國的軍警特，還充分利用龐大而無所不包的宣傳機器，終日為他造勢造神。 換言之，習近平得以集權和復辟，仍是一黨專政的產物。其實，這也是鄧小平時代留下的漏洞：只有經濟改革、空缺政治改革的鄧時代，留下巨大的歷史漏洞，最後，竟讓習近平輕易地鑽了空子。 在一黨專政制度下，當某人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只要他有意獨裁、精心運作、狡詐使力，先憑籍手中掌握的人事大權，不斷換人，任人唯親，安插親信於權力要津，最後全面掌控軍警特；只要他唯我獨尊、六親不認、心狠手辣，憑籍他手中掌控的軍警特工具，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展開大清洗，清除異己，同時製造恐懼；借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迫使黨內官員在恐懼中臣服，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然而，回到治國理政，則是一敗塗地、一地雞毛。何也？還是筆者那句老話：一人成功，全國失敗（諸如毛澤東、斯大林、普京等，例子比比皆是。）一個獨裁者的成功，必伴隨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失敗。或者說，獨裁者的成功，本身就建立在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犧牲、為代價的基礎上，這是獨裁的巨額成本、超級成本。專制和獨裁的本質，就是禍國殃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傳統的北戴河休假結束了，北戴河的戒嚴和熱鬧也結束了，如今已經恢復了靜悄悄的本來面貌。往常北戴河靜悄悄了，國內外媒體就開始熱鬧了：各種新聞評論和猜測，以及港台媒體的小道消息，就開始充斥著大小媒體。可是如今卻仍然靜悄悄地就像一潭死水，這就不正常了。 這個不正常其實很符合規律。什麼規律呢？就是當中共內部的所謂民主，已經無法糾正錯誤進一步滑向深淵的時候，大家就只能鴉雀無聲了。各部門的問題一大堆，而且互相矛盾，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小習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跳著腳罵人了。這一次的北戴河會議，估計就是這種狀況。 什麼是魚，什麼是熊掌呢？比如說緩和中美關係，是挽救快速下滑的經濟所必須的條件。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小習也不是傻瓜。可是有一幫人就不能接受了，小習也不太情願。因為負責維穩的黨棍們，更加傾向於戰狼外交，配合一場局部戰爭來化解國內矛盾。這就需要支援俄羅斯繼續烏克蘭戰爭。 怎麼辦？以習近平善於內鬥而不善於治國的特點，不知道該幫誰說話才對了。幫誰都錯，只能罵人。你放了秦剛緩和中美關係，王毅和戰狼派不幹。你放了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國防部長和軍隊主戰派不幹。如何魚與熊掌兼得，不是小習的智慧範圍內能解決的。互相爭論上升為臉紅脖子粗，除了跳腳罵人還能怎麼辦呢？真難為習近平同志了。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是規律，不可違逆。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的根本矛盾，發展到如今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不得不改頭換面了。這個根本矛盾，就是既要吃市場經濟這條魚，又捨不得放棄一黨專制這盤熊掌。結果就是深度中毒，命不久矣。 有沒有解藥呢？有兩種。一種是小習同志的英明策劃，回到二點零版的毛澤東，斯大林時代。一方面靠現代技術優勢，強化維穩鎮壓；一方面把人民的經濟命脈重新抓在自己手裡。形象地說就是，國有化加上人工智慧的全面監控。把任何反抗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 結果就是這些年產生的資本家們不能適應，正在靜悄悄的配合外國資本家們用腳投票。中產、小資產階級也不能適應，不斷暴雷被割韭菜已經擴大了窮人的隊伍。生活水平已經接近剩餘價值理論的大多數老百姓，只剩下造反一種選擇了。這種危機，北戴河會議的諸公們看得比我們清楚。 平時不敢說話，怕會被整肅。這時候再不說話，誰也逃不過後果自負。至少名義上北戴河還是自由發牢騷的機會，於是所有的責任都集中到了一尊的身上。誰讓你把權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呢？權力和責任好像真的不能分開了，馬屁精們不會幫你承擔責任。 還有一個解藥：就是徹底改革政治體制，用多黨制約的政治體制，保障法律的正常實施。用法律保障的市場經濟，來實現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這是一條在世界範圍內，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解藥。但卻是和一黨專政的利益集團相抵觸的解藥。利益集團們能夠捨棄自身短期利益，為全社會謀求這個長遠的利益嗎？ 我無法判斷。歷史上，古今中外兩種先例都有。比較明智的統治集團也可能放棄不可靠的短期利益，為全社會謀求長遠利益。否則就是暴力改朝換代。也許無法實現不流血的革命，就只能等待一場血流成河的革命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