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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15 日
每有中国高官被抓，总有人要引伸出权力斗争之说，硬给弄出一个党内高层反习同盟。但李尚福被抓，真与权力斗争无关，只因军火采购这条食物链极其腐败，影响到中国军队战力，这不需要“熟悉官场的某内部消息人士”告知世界，据公开资讯就可以梳理出大致梗概。 习近平“军事强国”重在治军与军事现代化 习近平在军队的“铁腕反腐”一以贯之，在他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中国军队共立案审查4000多起，给予纪律处分1.3万馀人，至少69名军级以上“老虎”落马，涉及中央军委，原总部单位，原七大军区，军校与研究机构，各个军兵种以及武警部队。最初确实是清理江系人马，反腐也不算诬陷，因为军队从上到下都烂透了，等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位军委副主席一系狱一在审查中病死，接下来被抓的就各有因由，其中不少是习近平任期内被提拔上来的。本文只谈这轮清理李尚福-军工集团的来龙去脉。 习近平多次谈过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每次涉及军队现代化的讲话中，必谈“武器装备现代化”，2017年9月，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的李尚福接替张又侠出任部长，算是委以重任。李任部长期间，中央军委曾于2021年4月开展过一轮军工反腐，海军少将原副参谋长宋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宋学曾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与军工系统有著长期接触，握有采购大权。此外还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绪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在此之前，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退休近两年后被查。 习近平的“军事强国”思想还体现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上。中国国务院现有四位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其中，张国清和刘国中具有在军工企业任职的背景。公开资料显示，张国清硕士毕业后，进入军工企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从专案经理起步，曾长期参与该公司在中东地区的业务；历任该公司驻伊朗德黑兰代表处总代表助理，驻中东地区处长；后出任北方公司副总裁。另一位副总理刘国中于1978年在华东工程学院炮弹系触发引信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1982年任军工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干部，其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工艺系压力加工专业读硕士研究生。这两位都算是军工产业的内行，无论是与国防部协调，还是与军工集团协调，都有经验。习近平一心一意要打造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军事强国”，必须先用对人。 军工采购历来是腐败重灾区 放眼全世界，军事采购都会出现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近年来印度频繁曝出国防采购腐败案，采购官员在军事采购过程中为获取巨额利润，将采购来的武器装备以次充好，导致品质不过关，百亿美元军购订单效能大打折扣。2019年美国国防部的云计算项目“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被怀疑存在不当或腐败行为，于8月被冻结。这些曝光的只是同类案件的少数，有研究结果显示，被查处的腐败案不到真实腐败的8-10%，90%成为“腐败黑数”。 中国军队腐败本来就相当严重，在军事采购这快肥肉面前，群狼围啮并非意料之外。习近平将李尚福放在军备发展部部长这个位置上，应该是出于信任。李的“军工反腐成绩”强化了这一信任，得以今年3月出任国防部长，两人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就进入“东窗事发”阶段。 今年4月11日，习近平到广东湛江视察南部战区海军后，发表讲话，除了强调“加快转型建设”，“全面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准”等之外，具体提到“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深入破解短板弱项”。连续几个提高，当时就让我猜疑，视察结果无论是战力还是军事装备，令他很不满意。习近平并非军备内行，大概率应该是演习时发生了令习切齿的乌龙事件。 习近平回京后大概就悄悄布置人马调查。7月26日，隶属于中国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资讯网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公告提到“为营造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良好生态，将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追溯自2017年10月以来违规违纪的装备采购招标行为。公告称，公众若在过去六年间发现以下情况，包括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主动泄密、监管缺失等问题行为，应向该部提供线索——这日期正好与李尚福上任日期相吻合，公告公布之时，应该是调查中掌握了大量军事采购方面的腐败证据，准备收网了。 该公告非常具体，称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期以来寻求消除内部贪污腐败，曾在2019年的军用资讯系统装备招标采购代理业务工作座谈培训会上强调过“严格规范招标采购管理秩序”，且已在每个专案成立监督组监督招标工作开展；谈判询价环节录音录影以备案备查；畅通投标单位反映问题管道，以促进公正采购。紧接著，军队采购网在7月27日公布了十项评标专家违规问题记录，内容主要包括评标专家评审失误，让不应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企业通过了审查、或者应该废标不废标，不用废标却强制废标等问题。还有9位评标专家未曾报告企业的围串标行为（三家企业共用同一个MAC位址和加密锁）而被警告处罚。 李尚福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8月30日至9月3日之间，他最后一次露面是8月29日在北京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9月3日，中国通知越南，中国国防部取消了李尚福对越南的访问，李原定于9月7日至8日出席中越两国年度防务会议。就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两个星期，被查传闻越演越烈之际。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X（即Twitter）上爆料，多位中共军工要员被抓，包括刘石泉（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袁洁（中国航太科工集团董事长）、陈国瑛（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谭瑞松（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书记，2023年3月被罢免）。各种猜疑等路透社9月15日报导“李尚福及军委装备发展部8官员因采购遭调查”一出，称“据两名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人士称，李尚福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领导的中国军方采购部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八名高级官员也在接受调查”，传言落地。 无独有偶的是，今年7月中国火箭军高层指挥官出现重大人事变更后，8月份，中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提及对军内领导人的反腐调查。因为这是军内调查，详情如何，大概率不会对外公布。 对台湾来说，这是一条好消息，因为军队战力的建设并非短期可成，电子时代的战争讲究一击而中，快速高效，没有十成把握时最好不要冒险。再结合“福建对台21条”的颁布，说明近五年之内，大陆对台是“文攻（渗透拉拢）武吓”策略为主，只要台湾不自乱阵脚，保持现状应该能够做到。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也算是巧合，贵州茅台近日因联名咖啡“酱香拿铁”热销之际，多个与茅台酒有关的官场故事凑在一起了： 9月11日，港媒曝北京的“高级政商俱乐部”“茅台会”被曝人去楼空。 9月11日，一度显赫的茅台前老总袁仁国，在贵州狱中传出死讯。 9月12日，习近平早年会见袁仁国，自曝嗜饮茅台，李强一旁吹捧的旧事曝光。 在今年4月青海党校夜饮喝死高官后，近日各地官场发禁酒令… 从这些新闻或旧事中疏理得到的信息是，尽管形势变幻，不变的是中共红朝权贵延续的豪喝茅台酒的传统，哪管民生多艰？ 前朝权贵风流云散，“茅台会”人去楼空 落马被囚的贵州茅台前董事长袁仁国已去世。位于天安门南池子菖蒲河公园内的“茅台博物馆”近日已免费开放。当年的“茅台会”逐渐人去楼空。 “茅台会”是北京国酒茅台文化研究会旗下的会所。2009年12月茅台的兴盛，集结了一众政商权贵，据说会员六百馀人，都是各界头面人物。当年“茅台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任贵州茅台董事长季克良、总经理袁仁国分别担任茅台会首届正副理事长。名誉会长包括原凤凰卫视主席刘长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也是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参者者还有原空军司令员乔清晨、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刘永治、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还有原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原中国人寿保险集团董事长杨超、富力地产主席张力等。 我们知道，这些人物中，除了袁仁国下狱后日前猝死，刘长乐已失势，马云被习近平打压过后变得低调，张力官司缠身。 2015年，茅台会副理事长、央行前行长戴相龙女婿车峰被中纪委带走，至今杳无音信。 “茅台会”真正的操盘人，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贾庆林在京城势力深厚。 习近平2014年怒批吃喝腐败，点名部分私人会所。但北京茅台会一直暗中运作，因为后台“很硬”。贾庆林是前党魁江泽民的铁杆盟友。 中国女富商段伟红前夫沈栋的《红色赌盘》一书，揭露了大量红朝权贵的秘辛。沈栋说，有一次他走进茅台会，遇到了一个男孩，是新面孔，他自称是阿尔文（Alvin）。后来才知道，他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根据贵州茅台集团的公告，李伯潭2014年12月担任贵州茅台的独立董事，2020年12月才辞职。 茅台集团本身经过大清洗，除了原董事长袁仁国因受贿1.1亿人民币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还有茅台两任原总经理刘自力、乔洪，原副总经理高守洪、房国兴、谭定华，茅台集团电子商务原董事长聂永等。贵州茅台酒销售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曾祥彬，于2021年12月在家中4楼坠楼身亡。 据财经网报导，袁仁国被查与贵州前副省长王晓光和贵州前省委副书记王三运的落马有关。“袁仁国走的就是官场路线，给官员上供，也养官员，‘养’就是帮官员行贿使其高升。” 不少落马高官牵涉到茅台腐败。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自述说：“就喜欢吃茅台，就喜欢吃年份茅台。”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据称酷爱喝酒，只喝茅台，且酒量惊人。 茅台酒收藏最多的则可能是中共军队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谷俊山落马后，在其河南濮阳老家抄出了1,800多箱茅台年份酒。 茅台酒在近年反腐运动中成为官场不祥之物，但红色权贵家族似乎被网开一面。 李伯潭和袁仁国共同开创茅台会，两人还合著《红色茅台》一书，大肆推广茅台。但袁仁国落马，对李伯潭看来没有多少影响。 美国著名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去年9月6日刊登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长文，指1990年代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曾经接受习母的请托，帮助习近平崛起。后来习近平掌权后，贾庆林家族安然度过习的反腐运动。 习近平嗜饮茅台的故事 袁仁国传出在狱中死亡之后，社交平台X（原推特）帐号“中日政经评论”9月12日发出一张书册内页照片，是2005年6月30日的《茅台酒报》记者杜艳的报导《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接见季克良、袁仁国一行》。 当中记述：6月20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西湖国宾馆接见并宴请了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季克良，党委书记、总经理、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一行。袁仁国向习介绍了茅台酒的发展情况。在谈到茅台酒能喝出健康来时，习接过话说，他一直非常喜欢喝茅台酒，去年（2004年）还用八十年的茅台酒接待了江泽民夫妇一行，到现在还能说出八十年茅台酒的零售价。 这时坐在一旁的秘书长（应是李强，李强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打趣说，“我们习书记的身体这么健康，都是长期喝茅台酒的缘故，不仅有国酒的醇香，更有习书记对茅台集团和谐发展，以及对人文、绿色、健康理念的关注。” 以袁仁国和习近平的交集，应该说相互印象不错，日后也有互相支持，少不了中间有些权钱交易。在全党腐败的机制下，袁仁国腐败是必定的了，但是可能他不经意得罪了习。问题就出在2005年6月30日的《茅台酒报》这篇报导，记录了习的好酒。当年习还是省委书记好说，当习近平成为中南海一哥，一上台就要打击舌尖腐败，还要在官场禁酒，茅台这篇报导等于是对习的负面宣传。 有关习近平好酒，旅澳知名学者袁红冰6月曾在《菁英论坛》节目，披露他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和习近平成为酒友的故事。 198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们，能接触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包括国家一级的官员和司局级干部，也有像习近平这种一个外地边远地区的副市长。 袁红冰说习近平是一个酒鬼，每次来都要找胡德平喝酒，胡德平本身是不怎么爱喝酒，所以胡德平不胜其扰，就说我也给你找一个酒鬼吧，于是就把袁介绍给了习近平。这样袁和习就开始了八个月以上的酒友关系。 “每次去北京，就是他带两瓶茅台酒，一般的情况下是他出酒，我出这个饭菜了，大多数是在北大西南校门外的那个长征食堂那里，一块喝酒谈话。我从内蒙来的嘛，我在年轻的时候自认为自己酒量无敌，但是在习近平面前，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如他了，两瓶茅台酒，我们两个人一人一瓶，自斟自饮，几乎是同时喝完。习近平的特点是什么？在喝酒的前半段，他基本不说话，就是很憨厚，很沉默寡言，但是只要这茅台酒喝不过一半以上，他的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打开。” 李强说习近平喝茅台才健康，习自己也肯定认为“酒是个好东西”。但自从他上台后，确实多次批官员饮酒，2014年讲过“整天喝得醉醺醺，舒服吗？”这些话从习的口中说出来，令人有些怀疑是否真话。 酒是不是好东西，身体最能说明问题。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法国时“脚步不稳”，6月习参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在离场时突然跌倒，幸好俄方保镳马上将他扶住。 网传习近平可能痛风，从医学方面说，喝酒的确和痛风关系极大。 官场酗酒频出事，首先因为习自己 中共官场频频出现酗酒死亡丑闻。去年年底，青海省举办高级干部学习二十大精神培训班，省政府秘书长师存武与5名高官在党校宿舍豪饮，导致一名藏族州委书记醉死。这宗丑闻在今年4月才获官方通报，震惊全国，各地开始整肃党校。 近日，湖南省纪委监委也通报了湘西州11名领导干部在学习二十大精神集中轮训期间违规吃喝问题。指他们白天上课，晚上约酒。 一干人等“官帽”纷纷掉落，是不是彻底“醒酒”了？不是，这说明这个酒不是官帽被摘就能够吓阻的。 军中酗酒也一直屡禁不绝，出过不少事。2015年底，中共国防部证实26军军长张岩在军部与39军两位原部下喝酒，致一人死亡。张岩后被撤正军、降至副军免职。2017年9月，东海舰队052D型导弹驱逐舰南京号的政委黄红飞，醉酒窒死。 前述丑闻中，官方都没有说前边违规的官员喝什么酒，但要说他们最顶级的追求，自然也是茅台了。 自古酒色祸国。据说习近平曾痛斥中共高官，“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习看著官场处处酒池肉林，眼看著这个党就要烂掉垮台，不得不急。 不过，中共现在根本禁不了酒，正因为习近平自己也是个酒鬼，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南海保健医生，在酒场又有亲信护驾，这样喝下去，他也可能倒下。至于日后如果习的身体喝出大问题，那是会亡党亡国的事。 茅台酒今成官场祸水，还因为有红色传统 香港《星岛日报》9月11日报导说，记者到访位于天安门南池子菖蒲河公园内的“茅台博物馆”，一进门就看到一幅周恩来总理桌前摆著茅台酒的照片。 确实，1949年至今，茅台酒一直是中共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爱，是中共国宴用酒。中共高层即便在艰难时期也有饮食特供。其中周恩来好饮茅台最有名。 2001年2月14日的《新民晚报》第11版《酒仙谢晋》记录，即使百姓哀鸿遍野，中共总理周恩来还畅饮茅台。 文章说：“60年代的自然灾害（注：中共将实为人祸的大饥荒说成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加点营养。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觉中，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总理也喝下七两左右的茅台，……” 据香港《明报》报导，马英九的《八年执政回忆录》第十二章提到，2015年11月在新加坡登场的“习马会”上，习近平透露，中共前总理周恩来酒量是一斤茅台，每当喝到一斤，身为副手的习仲勋就要“上阵”，晚上常踉跄著回家，他一度不能理解，直到长大了些，“才懂得这是父亲的工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俞正声真可能是习近平最要提防的太子党成员 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被官宣落马之后，许多媒体人自然就联想起了这个孙志刚当年在湖北省委服伺了四年的俞正声。毕竟日后的俞正声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退休老常委的现实政治地位加上他的特殊家庭背景和在中共太子党圈内的特殊人脉，决定了习近平对他真可能是不能不防，不敢不防！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贵州省委书记里出的贪官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多》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历任贵州省委书记里虽然先后出了刘正威、刘方仁和如今正在“接受审查”的孙志刚三个大贪官，但也先后出了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这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里，目前在任的有两位，一个是孙志刚担任贵州省长期间的时任省委书记，如今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现任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另外一位就是孙志刚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在他手下担任省长，继而在接替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职务之后仅两年即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即是少数民族代表又是女性代表的谌贻琴。 现如今，陈敏尔的第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才坐了不到一年，谌贻琴的国务委员职务更是才坐了刚刚半年，分别担任过他们两人在贵州的下级和上级的孙志刚的倒台，就已经令外界评论把此三人勾连成一个腐败团伙，证据之一就是陈敏尔曾经的大秘，跟随陈敏尔从贵州到了重庆之后，仍然与孙志刚的妻子在贵州省大肆卖官鬻爵的犯罪行为不但已经牵连到了陈敏尔，甚至连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的接棒人谌贻琴都难脱干系。 截止今日，孙志刚的主要犯罪内容和涉案金额中纪委专案组还在与孙志刚本人及其他涉案人核实，但根据已经实锤的犯罪内容，中纪委对孙志刚的内部通报中已经认定他在贵州任职期间 “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不过也正如本专栏上篇文章结尾处的分析，笔者并不认为习近平如今牺牲孙志刚是在为打击陈敏尔和谌贻琴做准备，杀鸡儆猴而已！ 本专栏正在继续进行的关于孙志刚案系列分析文章的首篇中即已经介绍过：孙志刚被官宣落马后，有一些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纷纷从孙志刚曾经在不同岗位、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里先后侍奉过的几位中共政坛上的重量级高官，联想到了习近平要查处或者威胁孙志刚背后重要人物的可能性。比如《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政知圈”消息，就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孙志刚在宜昌任职期间与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俞正声共事”。新唐人的《习近平这是在警告俞正声？孙志刚家人4月已被带走》一文，除了重点介绍孙志刚的“俞正声背景”，更是因为孙志刚曾经的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的职务，把时任总理李克强也扯了进来。 另有一篇标题为《打孙志刚震红二代，习近平很（狠）敲邓朴方好友俞正声》的境外分析文章，特别推介海外时评人蔡慎坤的看法，说是过去十年，习近平对邓、江、胡势力的清洗中，一直对“红二代”、“太子党”网开一面，只是剪除了他们的羽毛和爪牙，这也是过去十年反腐的策略，尽量不触碰红色家族的财富和利益，以此换取他们闭嘴，对孙志刚的查处，很有可能也是为了警告俞正声。 这位蔡慎坤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介绍说：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至2007俞正声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期间，孙志刚得到俞正声的信任，得以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担任俞正声大秘整整4年。俞正声是公认的邓小平家族前台政治代言人。曾是邓朴方残疾人基金会下属康华公司大总管。 蔡慎坤的文章中详细追述说：俞正声和邓朴方关系非同一般，两人自小相熟。邓朴方1968年5月因受邓小平连累，医院因其父亲是“臭名昭著”的邓小平不敢收留，从河北工厂回家探亲的俞正声出面周旋医院才收治，此举为俞日后与邓家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上世纪80年代，邓朴方组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拉俞入会做副理事长，并授官正局级。邓朴方创办的康华实业公司，委任俞正声做总经理，直至1989年学运爆发，学生矛头直指太子党腐败，邓小平遂下令邓朴方收手，以免贻人口实。 商海打拼之后，俞正声有心向仕途发展。靠着邓家关系，安排到山东烟台任副书记，不料1986年俞正声胞兄、时任国家安全部北美司长俞强声，突然叛逃美国，出卖了潜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金无忌，胞兄叛逃令俞正声仕途蒙上阴影。虽然邓朴方一再宽慰他不要灰心，但俞正声的仕途仍原地踏步。直到1989年江泽民入京，江与当时的军头杨尚昆、杨白冰发生矛盾，江泽民、曾庆红请俞正声出面找邓朴方，成功游说父亲将杨氏两兄弟剥夺军权，江顺利掌控军队坐稳大位，也为俞正声迎来仕途的第二春……。 习近平抛出孙志刚的真实目的，或者说目的之一，是否就是针对他当年在湖北的旧主俞正声“杀鸡儆猴”、“打狗震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听众和读者们自有判断。而笔者在本文里首先要介绍的是，当年的俞正声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在中共“太子党”成员中的强烈影响力，曾令当时政治羽翼未丰的习近平倍感嫉妒。 首先，俞正声特殊的家庭背景，是当年的习近平在俞正声兄弟们面前深感“自愧不如”的主要原因。 关于俞正声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当年与邓朴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曾经是江泽民主政电子工业部期间的“重点培养对像”等内容，笔者早在三十年前出版的《中共太子党》及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中国第一家族》等几本书里都有过详细的介绍。虽然这些介绍内容也不是直接与邓朴方和俞正声本人面对面采访所得，便依据的资料大都是从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得到佐证，有一部分较为关键的更是从邓朴方或俞正声的身边人士的口中得到证实，所以自认为相对真实。其中与如上蔡慎坤文章中有些出入的，日后会有补充介绍。 多年之前，笔者在自由亚洲主持的《读书声》节目里，先后播讲了笔者所著《中共太子党》、《中国第一家族》等，其中不少篇章都有关于俞正声的内容。但因为时间久远，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已经查找不到。不过，自2019年9月初开始，笔者在本专栏先后播发了《与毛主席和蒋委员长都沾亲带故的中共叛逃特工俞强声》、《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的生父黄敬活活被毛泽东吓死》、《习近平和王歧山都是当年黄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说俞强声之父是被毛泽东恐吓至死确有依据》、《黄敬曾致信毛夫人江青“你是我心中的太阳”》、《黄敬亲属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邓小平到死没有原谅的中共情报头子凌云》、《中共一向视内部叛徒为“最危险敌人”》等系列文章，其中的详细内容不再在这时复述。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进入自由亚洲网站查以找对照本文。 四年前如上系列文章刊登和播出后，笔者二十多年前写作《中国第一家族》期间采访过的一一位久居美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又向笔者提供了更多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对笔者如上文章之一《习近平和王歧山都是当年黄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内容的补充。 该人士介绍说，你书里所说的“太子党”其实大至分为两个年龄段，前一个年龄段是有幸赶在文革前已经进入大学的一批，以邓朴方、俞敏声、俞正声、陈元等为代表。后一个年龄段就是“知青”一代，即薄熙来、刘源、王歧山和习近平他们这一批。而这后一批里，当时就属薄熙来最不知天高地厚，而当时表面上显得最为谦卑的反而是如今简直就和希特勒一样不可一世的习近平。 这位仁兄接着介绍说，你文章里说的俞正声的父亲“被毛泽东活活吓死”的故事虽然是被李志绥的书里首先对外披露的。但其实早在毛泽东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在北京赴陕北的“知青”里小范围流传。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子里就已经被传得人所共知了。而传播这些“内幕”的源头应该就是习近平和王歧山他们。 2015年底，笔者在本专栏发表过《“习主席的安排”是刘源接陈元的班？》一文，其中一段说的是当年习近平还只是一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普通秘书时，曾经自愿和王歧山、薄熙来、刘源等人聚拢中共理论左王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门下，每月都会按时出席胡石英任班主任的“红色接班人政治学习班”的讨论活动。“活动“中，少不了贬低其他”干部子弟“的内容， 也包括习近平和王歧山添油加醋地用当年黄敬“被毛主席一句话吓得丑态百出”，挖苦当时已经被“太子”邓朴方重用的俞正声。最为他们所乐道的故事之一就是“文革之初的俞正声永远是斜挎一个军绿色挎包，除了别人挎包里都有的毛主席语录，他则多装了一本王亚南翻译的，1966才最新修订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而且时常向人介绍这个译本与之前译本的区别所在。 说起来，所谓的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里，习近平的父母至少比王震之流的文化档次要高一些，父亲习仲勋“投身革命”之前读过8年左右时间的初小和高小；母亲齐心当年去延安之前已经是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二年级学生。在当年的“革命队伍里”，拥有他们夫妇的这等“学历”者，已经是为数不多。但是与俞正声的父亲黄敬以及黄敬的前妻江青和黄敬的后妻，也就是俞正声兄弟们的生母范瑾相比，那就差着好几个档次了。特别是黄敬和范瑾，不但本人学历高，既有才又有貌，而且还全都是出身当年中国的名门望族。 众所周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在整个中国大陆上消灭了贵族—-“名门望族”，但是其“革命队伍”里仍还幸存了个别以黄敬和范瑾为代表的贵族后代。而黄敬和范瑾的后代们，无论是俞正声还是他的哥哥俞敏声，骨子里多少还保存着一些“工农干部”的后代们所不具备的“贵气”。而这正是被习近平所内心嫉妒，表面上却假装看不起的。 如果篇幅允许，我们日后的文章里可能会对俞正声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家族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只概括一句，那就是俞氏家族和俞正声母亲的范氏家族的主系、旁系远亲及姻亲，囊括了中国的近代史上的大部分名门望族。 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故事人所共知，而被笔者采访过的那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对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力排众议“，坚决要娶黄敬的前妻江青的原因，自有一番独到的分析，认为湖南乡下“秀才”出身的毛泽东对城里，特别是大城市里所有名门望族内心怀有强烈的妒恨。江青本人不但是十里洋场的演员出身，其城里人的洋气和作派足令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从占山为王的土匪手中抢来的“压寨夫人”贺子珍无地自容，更是党内名门望族出身的大才子黄敬的前妻，所以他毛泽东能够与江青结合，可以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 习近平也是一样，口口声声以“梁家河大学”毕业为荣的他其实心深处也怀有一种毛泽东式的“自卑“，这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弄一个”在职博士“的文凭，为什么一定要二婚一个”艺术家“为妻的心理原因。 据说铁凝在以中国文联主席身份荣获副国级待遇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之后，受宠若惊，赶紧上书中央书记处，请求在自己本届文联主席任满之后交棒给年轻自己7岁的现任副主席之一彭丽媛。 当然，当年习近平对俞正声的家庭背景曾经有过的嫉妒也好，羡慕也好，都是基于他本人当年在太子党圈子里的卑微，这一点笔者在本专栏2013年9月发表的那篇《习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来的故事》里有过详细的分析。当年的薄熙来能够在自己的老婆面前把已经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准备接班总书记的习近平讥讽为“习阿斗”，证明曾经的习近平在中共太子党圈内是多么得被人小觑。 那么现如今这一切虽然都已经是过去时，但俞正声的特殊家庭背景，以及他与邓小平家族的特殊关系， 再加上他是所有目前健在的太子党成员里唯有的两位享受正国级退休待遇者之一（另一位是习近平的政治死党王歧山），决定了如果说太子党成员里确实存在着一群对他习近平心怀不满者， 俞正声可能就是他们中间最有影响力、最有号召力里一个。 从这个角度推测，他习近平对俞正声可能真的是不能不防。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再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贵州省先后落马的省委书记不是靠”脱贫”发财，就是对脱贫造假。而包括三位落马贪官在内的前后十二任贵州省委书记里，居然产生了总共七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前腐后继的贵州省委书记们》中介绍了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等着他贵州省委书记岗位上的晚辈孙志刚同志的到来。 与孙志刚亲属有交往的人士介绍说，虽然因为经济犯罪进了监狱的中共大小贪官中的大部分都不会服满所判刑期，未等服满一半刑期即恢复自由之身者也大有人在，但不幸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大贪官们反而很难享受到减刑，特别是大幅度减刑的待遇。一是因为公安部监狱，确实管得太严，二是因为这些大贪官们入狱之后也很难有所谓“重大立功表现”。 以无期徒刑的孙志刚的为例。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无期徒刑”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的“终身监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条目：无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起始时间应当自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此说来，200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方仁，理论上最早可以在2017年恢复自由之身。但事实上因为他没有所谓的“重大立功表现”，同时也因为没有“积极退赃”，所以2007年下半年才被从无期徒刑“依法”减为22年有期徒刑。从改判22年有期徒刑至今，虽说也已经服刑了16年，但期间只被减刑1年。所以他刘方仁的秦城生活应该还会再持续数年之久。 如上与刘方仁亲属有接触的人士曾告诉笔者，虽然秦城监狱里的大贪官们获得减刑的机会反而比普通监狱里的中小贪官们难了许多，但具体到刘方仁，至今只被减刑1年，更有一层家属不愿配合继续退赃的因素。 在中共司法处理大小贪官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所判刑种和刑期，都和退赃是否积极，以及是否能够全部退赃有直接关系。未能全部退赃者，日后在服刑期间甚至不能享受使用私人款项在狱中购买生活必须品的待遇。因为理论上讲，其所有私人款项首先是应该用于继续退赃。而在服刑期间继续退赃者，则是“确有悔改表现”的最有力证明。 但是，刘方仁当年在位期间的所有受贿款项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没有令自己家人受益，而是花在了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那个发廊小姐郑四妹身上。所以，落马之后的刘方仁居然因为“囊中羞涩”而无力完成退赃指标。入狱后，倍感受辱的原配夫人当然不会替他凑钱继续退赃，而他的儿子更因为父亲与发廊妹的“爱情故事”感觉“丢不起那个人”，从此拒绝往来。可怜刘方仁受刑前“以权谋私”的作为之一就是为他的易姓儿媳大搞利益输送，受刑之后儿子却不愿为老爸早日恢复自由之身而出资半毛钱。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我们本专栏曾经详细介绍过的中共前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在接受中纪委调查阶段即已经在夫人和女儿的全力配合下“退还全部违法所得”，但却没有获得从宽处理。 回过头来继续刘方仁的话题。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当年刘方仁在被宣布双开之后，未被判刑之前，中共新华就迫不急待地播发《贪财好色 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始末》，其中的小标题之一是《就这样拜倒在发廊妹的裙下》，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书记，竟会勾搭上发廊妹，上演了一出发廊里的‘爱情故事’”。 更讽刺的是，这位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还是中共政权“法德兼治”口号的首创者。通常都是晚上和发廊妹睡在这个发廊妹的另外一个姘夫陈某亲自安排的高级酒店，白天则在人大常委会或者市委常委会议上高谈阔论共产党人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情操如何高度统一的“理论探讨”。他当时的著名论断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依法治国，也需要依靠人的道德自律。‘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国’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与德治缺一不可。” 好一个“有耻且格“？难怪当时的刘方仁的如此一番理论很快受到了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的注意，并嘱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和副主任王沪宁在”法德兼治“问题上做好理论功课。 继而，正是在刘方仁的“‘以德治国’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启发下，江泽民于2000年6月召开的那次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德治”概念，继而又在次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提出所谓“以德治国” 方略，声称”‘法治、与’德治‘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刘方仁首创的所谓“法德兼治”十分重视，把如上江泽民的讲话内容稍作修改，称之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从此成了习近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所以在中共内部早有人揶揄说，虽然说刘方仁确实是因为太过缺德才进了秦城，但仍然还得承认他是中共政权“法德兼治”理论的“创始人”。如今他刘方仁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不予减刑，就是担心他一经恢复自由便会就“法德兼治”理论向江泽民和习近平讨要“专利权”。 说刘方仁是因为太过缺德才进了秦城，主要还不是因为他在位期间与发廊妹之间演绎出过“爱情故事”。在这个问题上，用中纪委办案人员的话说，只不过是女方的“社会地位”过低，中央领导人都惊讶他刘方仁身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如此“不挑不拣”。 而与其他贪官相比，刘方仁当年最缺德的行为是大发“扶贫”财。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提及了2004年05月18日及日后几天，一票中国内地网站竞相转载了《贪官“军团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一文，文章开篇就介绍了有着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带领”着一大批贪官，在“贪”途努力地开垦着。在这个贫瘠的西南省份出现这么多贪官，且经济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众所周知，贵州省的人均收入长期处于全国倒数第一。刘方仁主政贵州期间，曾经在多种场合誓言让贵州脱贫，2002年的夏天，刘方仁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曾吹牛说他本人1993年刚刚上任时，面对的是1000万贫困人口，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以及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到1999年底，已经有了713万人越过了温饱线，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由35%下降到10%……。并在此基础上拍胸脯说“我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到2010年，全省农村实现小康！” 但事实上当时的刘方仁经济犯罪的主要进项就是大大小小的“扶贫项目“的承包人的贿赂款，谁给他进贡进得多，谁给他的儿媳送钱送得多，谁就能够”中标“国家甚至世界银行专款资助的”扶贫“工程或者获得巨额扶贫贷款。 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了刘方仁之前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和闫明复日后都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刘方仁在2002年落马后，贵州省委书记先后经历了钱运录、石宗源、栗战书、赵克志、陈敏尔、孙志刚、谌贻琴和目前在任的徐麟等7人。7个人里竟然有5个都先后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贵州的脱贫，不但没有在刘方仁吹嘘过的2010年完成，又过了整整十年，到孙志刚在位时的2020年底，才对外声称“即将全面甩掉了贫困省份的帽子“，但立刻受到了国内外，特别是贵州省境内官民们的强烈质疑。 日前孙志刚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后，海外时评人岳山撰文总结了孙志刚落马的可能原因。并认为“孙志刚是帮习近平完成脱贫造假的‘功臣‘“。 岳山认为：要说孙志刚在贵州的最大“政绩”，应该说是帮助习近平完成了全国脱贫攻坚的关键一步，但事涉造假。按中共官方自己的说法，贵州是所谓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孙志刚在贵州主政五年的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2020年11月20日他在卸任省委书记的全省干部会议上声称，贵州“即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部实现脱贫。随即中共官媒宣布，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当然，脱贫造假虽然可能不是习近平亲自指使，但为了完成习近平2020年底实现全国脱贫的“硬指标”，孙志刚当时的造假作为即使被举报到习近平那里，肯定也不会成为孙志刚如今被追查的主要原因。 本月初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已经揭示了孙志刚此次被查的起始原因只能从两个角度追索，一是陈敏尔前大秘颜伟在中纪委专案组“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威逼利诱下所交待的孙志刚妻子的巨额索贿；二是孙志刚本人在贵州担任政、党一把手期间，是如何“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关于这个颜伟，笔者今年6月19日在本专栏发表的《蔡奇意外上位，五年后的陈敏尔还有戏吗？》一文说曾介绍过“另外一个曾被认为直接影响陈敏尔‘入常‘的因素就是他对自己秘书颜伟的错误重用。” 颜伟是1973年9月生人，比陈敏尔年轻13岁。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当时陈敏尔主持的浙江省委宣传部任职。陈敏尔调贵州后，颜伟追随前住，先是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处长级)，继而升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官至副厅级。 陈敏尔升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又于2017年4月将颜伟提升为贵州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官至正厅局级。是当时贵州省最年轻的正厅局级干部。 2017年7月陈敏尔调任重庆市委书记，3个月后进入中央政治局，随又将颜伟调到身边，委以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厅长。两年后又将他安排为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自此，重庆市委内盛传即将在二十大上“入常”的陈敏尔已经在着手培养自己重庆市委书记的接班人了。 2021年初，海外传出了时任重庆市长唐良智揭发颜伟替陈敏尔收受巨额贿赂，颜伟被中纪委抓走的消息。虽然此消息至今仍没有得到证实，但此消息出来之前，颜伟已经被从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的位置上降为“国企领导人”，被宣布担任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充其量是个副厅局级。所以当时的重庆市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强调了一句“正常人事变动”。更证明这个颜伟已经在仕途上栽了跟头。 孙志刚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后，本来已经于去年底被中纪委官员当面告之“结束调查”，可以回去上班的颜伟今年4月间还在重庆市政府会见过外商，但最近有传闻说已经被再次要求“配合调查”，而且是被孙志刚专案组请到了江西省会接受问讯。因为孙志刚本人也是被押解到这里名曰“异地留置”。 暂时无法得到证实的说法是，我们在本月初的《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一文中所开列的那一长串近期内先后落马的贵州省副厅局级以上级别贪官中，有好几个都是涉嫌向孙志刚本人或者孙志刚妻子花钱买官，而居间的牵线人就是当时已经在重庆任职的颜伟。孙志刚和妻子伙同颜伟在贵州省大肆卖官鬻爵的犯罪行为不但已经牵连到了陈敏尔，甚至连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的接棒人，如今已经是国务院国务委员的谌贻琴都难脱干系。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军权，上台以来一边整肃军队，一边以军改之名从地方夺去武装力量的控制权。习近平缴了地方诸侯的枪，也许防了政变，却给救灾这类地方事务留下问题。 “戎装常委”变迁与习近平“缴枪” 9月6日，中共官方宣布，张弓少将接替周河任广东省委常委。今年7月，张弓已接替周河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张弓是最新获任命的所谓“戎装常委”，这是中共官场很特别的职位。 所谓的“戎装常委”是中共各省级党委领导班子内的军方代表，一般由各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担任。按照官方的说法，其主要作用是“加强地方与军队的沟通”。反过来，省委书记也是名义上的省军区第一书记。这两个职务的设置，目前形式仍然沿续，但实际上有所变化。 “戎装常委”设立始于2007年，当时是胡锦涛掌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他被前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两名亲信——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当时“戎装常委”的出现，其实是地方诸侯从中央瓜分军权的表现，体现出胡的弱势。 2016年年底大陆14个省级地方政府开完党代会时，各省常委名单中无一“戎装常委”。直至2017年底和2018年初再度集体回归，到2019年初全部到位。 这期间，习近平透过军改，将地方首长对军队的权力收回，“戎装常委”所主管的省级军区的实际权力也被掏空。 首先，在军改前，中共七大军区各辖若干集团军和省军区；军改之后，大军区撤销，集团军划归陆军总部领导，省军区则归属新组建的军委国防动员部管理。 其次，省军区职能和机构缩编。除北京卫戍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保留在陆军野战部队序列外，其他省级军区已经裁撤了参谋部、政治工作部、装备部和后勤保障部，实务掏空，成为一种协调机关。省级军区原有的海防部队也全部转隶陆军。 习近平要重整省级军区和“戎装常委”，明面上的理由可能是反腐需要。因为郭伯雄、徐才厚掌军时，各省级军区的戎装常委是他们两人卖官的重灾区。省级军区人浮于事，很多戎装常委天天盘算如何“盘活”省军区所属土地，与开发商进行对接发财。许多军用土地被以“置换”的方式用来开发军产房，再低价销售。地方军区还打著拥军旗号，不时向地方政府要钱要项目要土地。 过去的“戎装常委”由于同时受省级一把手领导，且省军区有成套人马，容易被有野心的地方主政者所拉拢，共谋大事。传闻涉政变的薄熙来，就曾在重庆召集成都、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重庆警备区参与进行士兵演习。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原四川省“戎装常委”、军区原政委叶万勇均因深度卷入了薄氏政变而落马。 在省级军区中，习近平还直接控制了北京卫戍区。军改前，北京卫戍区属北京军区建制，同时是中共北京市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军改后，北京卫戍区收归习近平直接控制，直属中央军委。 习近平的另一收权动作是将武警收到军委，过去武警由地方政府使用，领导体制为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地方无权调动武警部队。 省级军区的预备役部队管理许可权也被陆军统一收回。2020年6月，原本由“军地双重领导”的预备役部队也改为由中央军委，习近平进一步侵蚀地方政府的涉军权力。 重整军权影响“救灾” 习近平透过军改重整军队，并进一步强调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保证军权不旁落。这当然是吸取了胡锦涛的教训。胡温时期，郭伯雄、徐才厚实控军队，但他们只听前党魁江泽民的，没把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放在眼内。 胡锦涛和温家宝经常在灾情最严重时到灾区，这是和习近平时代最大的不同。但还有一个与习近平的不同，是胡温竟然出现无法调动军队救援的情况。 2008年汶川地震，温家宝在灾区打电话调动军队受阻，气得摔电话。后来有中共军委总参谋长陈炳德在题为《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一文披露，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的三天时间里，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 习近平全面收拢军权之后，解决了地方军政勾连问题，掌控了调兵权，军队只听他指挥。但却留下了另一隐患，就是在抢险救灾部分。 过去的省级军区有成套架构，独立性较强，且有实权，同时往往因为与地方有利益勾连互动，地方需要救灾时也能马上行动，除非军政关系闹掰。 习近平进一步卸掉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所有的武装，哪怕就是作为准武装力量的预备役部队，都收到中央军委。预备役部队是以退役军人、民兵为基础、少数现役军人为骨干，战时能够迅速转化为现役部队。在改编前，预备役虽然受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但实际上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向来也承担抢险救灾等地方工作。习近平收权的同时，也削弱了这支武装力量参与社会救灾抢险的功能。 现在省军区归属新组建的军委国防动员部管理，且手头没有什么人马，而掌军大队人马的各战区则要听习近平的指令行动，即便灾情危急，也要层层请示，习近平不一定能第一时间处理。加上习可能认为军队要用来打仗，根本不想军队参与救灾抢险，故此往往军队行动会迟缓。由军委领导的武警部队也一样。 今年7月底8月初，华北、东北先后爆发洪灾，中共七常委躲到北戴河休假，直到8月17日开常委会时，却声称“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事实上，7月底8月初河北洪灾最严重时，民众被洪水围困命悬一线，从流出海外的影片和海外媒体采访可知，军人介入较少。即便从官方报导看，看到最多的是民间救援队。 《河北日报》8月4日报导也显示，第一时间赶往河北灾区支援的主要是民间救援力量。据报，保定涿州发生汛情后，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等近百支民间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保定涿州等地。初步统计，共有270馀支队伍6811人参与涿州现场救援，其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1487人，综合性消防队伍1317人，森林草原消防队伍200人，社会力量3636人，中国安能171人。 前述报导显示，军队和武警参与的只有较少的一部分。 过去中共军队，被作为抗洪的主要力量。胡锦涛时期，官媒的报导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抗洪救灾”，是全军、全力抗洪；另一报导是“解放军指战员、公安武警消防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现场抗洪抢险”，军方排在前位。 习近平时代，官媒报导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冲锋在前，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中央企业和社会力量勇挑重担。”意思很明白，军方只是“驰援”，要靠社会力量“勇挑重担”。 习在洪灾期间都不去灾区视察，可能是怕暗杀。但习从机制上使军队保守支援以及延缓支援，是有意之失还是见死不救呢？ “亲自指挥”与“救灾”摆拍 8月初的河北洪灾中，从官媒披露的信息看，地方与军队在“合作”上关系微妙。 据《天津新闻联播》消息，8月8日，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张工分别与中部战区司令员黄铭、政治委员徐德清，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朱文祥一行到静海区大清河右堤检查会商天津市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报导提到，陈敏尔、张工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和中部战区部队和武警官兵“表示衷心感谢”。陈敏尔还吹捧军方能够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听党指挥”。黄铭、徐德清则表示，将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朱文祥也有类似表态。 8月5日，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与北部战区中将副司令员付国强一行就共同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行会商。许勤、梁惠玲吹捧北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云云。 这些间接捧习的官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军方参与救援，全靠习的所谓“亲自指挥”和“重要指示”，而陈敏尔作为地方大员，即便是政治局委员，也只有感激的份。 中共军队救灾不力，却占据官方救灾的新闻画面。当洪水逐渐消退后，大批军警涌入灾区，进行各种摆拍、伪造救灾现场，被网民一一拆穿。 8月7日，中共军网宣传军人在抗洪一线救灾的图片，齐胸的“洪水”几乎静止状态，一群士兵却装模作样的站到水中充当“人墙”。 网传的一段影片中，一群军警在郊外的一片平地上，伪造扛沙袋固河堤的场景。拍摄现场的民众说：“哎……啥都能造假啊。” 8月5日，洪水退下，河北武警部队全面接管当地灾区维稳，民间救援队被要求撤离。有涿州市民披露，官方害怕灾区真相曝光，怕民众抗议。之后，河北确实发生了多起灾民抗议官媒造假宣传，以及补偿不公的事件。 中共党卫军本质大曝光 今年的河北洪灾，当局人为泄洪保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水淹涿州制造人祸，已饱受诟病。其实中共治下的历次天灾，都有人祸的因素。而尽管军方在救灾方面不力，但在参与维稳方面，却很卖力，是习近平口中的“备战打仗”之外的另一要务。 习近平在2022年两会曾要求，除了全军抓紧“备战打仗工作”，军队要协助地方维稳，并及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比如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新冠疫情大爆发，当局封城时，就有来自陆军、海军、联勤保障部队所属7个医疗单位进城，变相武装接管上海。军队介入，可能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掩盖大量死亡的实情，因为军队是有火速处理尸体的机制和设施的。 中共军队、武警，还有预备役，全部收归习近平控制，全面转入备战，兼介入维稳，参与对人民的镇压；同时在过往全力参与的救灾抢险方面却退缩，在机制上反应缓慢。这是中共武装力量的党卫军本质的大曝光。 但这并非说习之前的领导人如何爱民，只是他们更善于表演，做秀，以掩饰党的阴暗本质，就像邓小平为保党搞“改革开放”，一度为中共遮盖人权劣迹一样。而中共到了习近平时代，阴暗处全部都掩盖不住，干脆也懒得演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英国勋爵阿克顿的这句名言，证之中共，亦绝对适用。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两周多未出现在官方媒体，虽然在他今年3月当选防长后，也有过两周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然而，根据报道，他上周本应造访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务会议，和越南国防部高官会面，但中国政府突然以“健康”为由，告知越方李不出席会议。由于前段时间被免职的外交部长秦刚在十多天没露面后官方亦对外宣称其“健康”有问题，此报道一出，让人联想李是否和秦刚一样，是“被生病”，实则被军事当局调查，可能涉腐。 李尚福、魏凤和遭火箭军腐败案牵连？ 我从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也得知，李尚福问题严重，正在配合调查，同时正处于隔离审查的还有李的前任，三月离任的前防长魏凤和。两人均涉火箭军高层的贪腐案。今年7月，当局解除了火箭军司令和政委两位高级将领的职务，但没有公开说明原因。有关火箭军高层腐败的传闻此前就不胫而走，据悉习近平正在大力整顿军方高层，多个从火箭军系统出来的军方高官被带走接受调查。 如果李尚福与魏凤和这前后两任防长受火箭军高层腐败案牵连，也不奇怪。李长期在解放军装备部门工作，也曾任职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装备部门掌管中国军队的武器采购，是解放军最肥缺的部门之一，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军有业务交叉。魏在做防长前，亦做过火箭军司令，一个说法是，火箭军高层的腐败案就是由魏的离任审计引出的。 解放军高层的腐败已不新鲜。十九大期间，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军委总部和多个战区的高层先后被查，不过，假使李涉贪腐，还是有相当的震撼性。因为郭、徐二人虽职务比李高，但他们是在卸去军职后才落马的，魏也是在离任后因审计出问题的，而李正在任上，且接任防长只有半年。更重要的，是李乃习在二十大后提拔重用的。二十大习一手遮天，在党政军各关键部门和权力中枢——政治局任用自己的亲信，本来是想用得放心，不料前有外长秦刚过不了男女关，传出婚外情；后有防长李尚福过不了金钱关，传出腐败。二人还都是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领导人，这和一般的部长出事性质有些不同，说明习的用人大有问题，起码对高级干部的审查工作没做好。 腐败是中共之癌，无法根治。毛时代由于物质相对贫困，腐败更多是一种制度性的特权腐败，即腐败以特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毛之后的改革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部分特权腐败还保留，尤其在高层，但腐败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权钱交易，官员用手中权力换取各种非法利益。中共此时段腐败之严重，从习近平上台后落马官员的数量可见一斑。根据当局的披露，在去年二十大前，立案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当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前成员郭、徐以及孙政才。二十大后到现在，又不到一年，有42名中管干部被查，其中两名正部级。这些官员遍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群团、国企、高校、宣传、政法、金融、体育和医院、军队和武警等各领域和系统，每个省市都有主要领导干部落马，很多地方和部门还是塌方式腐败，一锅端，前仆后继。 习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如果说江、胡时期因高层反腐不力，导致腐败猖獗，还有可解释的原因，习上台后即展开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也查处了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从二十大后的落马高官来看，数量并未减少，此中根子，就在于不受约束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每一级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除了受上级的弱监督，在同级内部和管辖的领域，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制度形同虚设。一个理想、道德和主义都虚无的时代，唯有权力、利益和金钱才是实在的，满足感官欲望的。因此，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的中共官员，不把权力用到极致、想方设法贪腐才怪。 这并非是要对习发动的反腐一棍子打死。虽然习的反腐颇多让人诟病之处，但公允而言，反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说相当大的效应——无论对习个人抑或这个党。假使习也像江、胡那样温吞吞地去打贪，可以想见，今天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在腐败上乌烟瘴气的国家。习至少抓了一、二百万大小贪官——这其中几乎没有几个是冤枉的，若严格按照当局文件上定义的腐败来说。这使得众多想贪腐的官员，在此种严厉的反腐运动面前，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大搞腐败，在起了贪腐念头前，会先想想有无可能被抓，也许很多“胆小”的官员就此真的收手不敢去贪了。 既如此，二十大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官员被查？这就要说到中共腐败的“存量”。如果以十八大为时间线划为前后两个阶段，十八大前的腐败可称为“存量腐败”，十八大后的腐败则为“增量腐败”。“存量腐败”的意思，是指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由于高速发展和党纪松弛而积累的腐败，这个数字无法精确计算，但以中国官员之多，每个官员多多少少都有腐败嫌疑，上到庙堂之上的权力寡头，包括习自己，下到不入品的芝麻村官，估算起来几千万是有。“增量腐败”是指十八大后还在大搞腐败的官员，用当局的话说，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过去十年所抓的一、两百万大小官员，他们的腐败行为多发生在之前的30年，在这十年里，确有很多官员因“不收敛、不收手”而被查，但绝对量要比前30年少很多。特别是最近几年被抓的官员，在现职务上还在大搞腐败的不多，问题多半发生在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前，有些退休二十多年还被倒查的。 反腐是习维系权力威吓和官员忠诚的手段，所以当局强调，反腐永远在路上，习也不会改变反腐的模式，减轻反腐力度，这样，一个官员很可能要为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腐败行为买单，从而对当局来说，要抓的官员仍然会有很多，总数量或不会比十八大前少。 反腐浪潮席卷亲信，习脱不了干系 然而，习透过反腐让官员提心吊胆、对他臣服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他自己会产生一种政治和道德的风险。原因在于，既然官员人人都免不了腐败嫌疑，这种对过去历史的倒查，每个官员都有可能会被牵连到，理论上除习外的所有官员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习的政治盟友。而当某个官员在被查后，为了减轻刑责，会供出其他官员，习的亲信就可能被牵连进去。李尚福大概率是当局在查火箭军高层案子的时候被某个官员供出的。 这对习意味着什么？假如二十大后被查处的高官与他没有直接的派系色彩，即便再多，当局还可自吹，习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官，不放过每个腐败分子。可是，眼看着一手提拔的两个国务委员，在半年时间内先后出事，当局再怎么辩解，习都脱不了干系，党内会质疑他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 秦刚的下台已冲击到习二十大组建亲信班子的合法性，倘若再来一个李尚福，人们特别是党内怎么相信习和他的权力班子有能力带领中共去挑战“惊涛骇浪”，像习宣称的引领中国走向复兴？因为你的权力班子成员本身就在制造政治的“惊涛骇浪”，从而对习所剩不多的政治权威构成又一次打击。 问题还没完，“存量腐败”的窟窿之多，让习防不胜防，今天是国务委员触生活作风和腐败的雷区，明天可能轮到某个政治局委员触别的什么雷区。在所谓反腐败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这并非不可能出现，它是由权力不受控制和习的反腐模式共同决定的。人们就等着看戏好了，它有可能毫无预警地突然上演，也有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这几年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就是”债务风险”，近三年两度掀起讨论热浪，主角均是中国房地产超霸恒大公司，华尔街关注的重心就是恒大破产后的债务风险是否会外溢。今年从8月中旬恒大在美申请破产之后之后的热议持续了约20天，《华尔街日报》9月8日那篇《人人看空中国，但债券投资者除外》按了暂停键，该文称恒大债务风险不会外溢，因为许多中国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与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差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投资者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不会严重到令这些公司无力偿还债务的地步。恰在此时，《中国新闻周刊》于9月6日刊发一篇《70万个村庄，欠了9000亿？》，海外一些自媒体以为这是重大新”新闻”，立刻又延伸至”中共即将垮台”这个老话题。 村级债务是积年沉疴 其实，村级债务问题算是积年沉疴，多年来也不断有文章谈到。 按时间先后排序，以下几篇很有代表性： 贺雪峰：《解决村级债务刻不容缓》（2015年10月28日） 梁晓飞、刘良恒：《越是“明星村”，负债越严重？》（《半月谈》，2019年5月13日） 邵海鹏，《村级债务已达9000亿！“小村大债”怎么来的？如何拆弹？》（第一财经，2023年3月8 日）。 梳理这几篇文章，村级债务的形成一目了然： 1、债务分新旧，成因不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国村级债务规模为4000亿元。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根据上述文章采访三农专家们，村级债务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间村集体形成的债务，被学界称为“传统村级债务”或“旧村级债务”，为4000亿。这部分税费改革前形成的旧村级债务，部分是因收缴税费导致的债务，部分是村集体为完成上级的经济考核任务而举债兴办集体企业形成的。除了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借贷之外，还有向村干部与村民借贷的高息借款。另一类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形成的新村级债务。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项目制则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制度背景，笼统计算，2019年的9000亿减去2006年以前的4000亿，新村级债务约为5000亿。 2003-2023“建设新农村”花费巨大 说起来，中国农村在中国改革中的地位曲折多变，当年中国改革始自农村，带头吃螃蟹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发起的包产到户。简言之，198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改革曾经中国社会带来了生机，但从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农村在一段时期是放任自流状态，迅速走向破败，不少地方乡村黑势力泛滥，出现了所谓“三农问题”，当时政策研究者与学界将乡村治理分解为农业（生产）、农民（人）、农村（社区），似乎认为可以分开治理取得成效。胡温时期，“三农”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乡村治理。从2023年开始，口号随着治理重心不断变化，胡温时期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造就万千美丽乡村”。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浙江的乡村治理口号是“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如今早已弃用 “三农问题”，称之为“乡村治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需要花大量银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是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具体说，中央政府为了保障专项转移支付体现政策目标，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村庄在承接项目时也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于对基层政府或地方社会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级债务。研究者总结说，如果说旧村级负债是一种资源挤压型负债，新村级负债则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形成于21世纪以来国家大规模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过程中，是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这一总结堪称到位：“产生巨额新村级债务的原因当然不在于资源本身，而是在于资源落地的操作方式”——说白了，在中国腐败的吏治环境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成了村干部这个小的权力共同体的吸金管道。 在建设性债务之外，新村级债务中还有一种因集体经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债务。村级债务中经营性债务占比高的村子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浙江省丽水市的村庄就有这样的例子。《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提到，截至2022年6月底，丽水市有986个村子有村级债务，负债金额共计5.93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负债约为3.73亿元，占比接近63%。经营性债务的偿债能力，由举债村的经营能力决定。丽水市村级债务中，3.73亿元的集体经营性负债推动形成资产6.09亿元，年度收益4722.45万元，平均收益率达12.64%。当村庄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村集体经营能力有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成为难以填满的窟窿。广东省一些城市周边的村庄为了发展经济，向银行借贷在村里建了工业园，期望工业园建成后租给企业，形成稳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业园的设计不科学、招商不顺利，项目经营失败，因此形成村级负债。经营性债务则主要是向当地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还有一些是向“先富起来的村级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债务。 据研究者调查后分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比建设性债务更棘手。吕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建设性债务形成后其实就锁定了，不会增长，但经营性债务可能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为了盘活经营性项目有可能持续投入，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贺雪峰的文章认为，村级债务直接影响了乡村治理。村级债务总量并不庞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数量远大于此。村级债务数量并不大。甚至相当部分村庄，国家每年转移下来的财政资金，要远远大于村级债务。因此，村级债务问题本质上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对村级债务的认识问题，对村级债务负面后果的认识问题。国家每年向农村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的资金，目的是为了缓解三农问题，建设搞好乡村治理。但村级债务不解决，农村正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确立，无论多么巨大的转移支付资金在落地时都会事倍功半，达不到应有效果。 村级债务的风险不会外溢 中国债务问题确实是个问题，恒大等房地产公司的涉外债务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时不时热议的地方政府债务之外，本文述及的村级债务是另一积年沉疴，但它不算政府债务。这里我得特别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机构的末端是乡镇，村委会只算“村民自治组织”，村长村支书均不纳入国家干部等级序列。 基于以前我对中国地方债、中央政府债务、企业债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债务中，村级债务可能是风险最不会外溢的类别，影响的主要是欠债的乡村本身，不会在中国引起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不会对中共政权形成冲击。这就是村级债务形成时间长达20年，年年都在累积，但并未听说引起金融爆雷事件，比当年P2P的影响小多了。美国几大金融评级公司分析中国债务，基本上未涉及这块的原因也在于此。 现在回答一个曾被问及的问题：如果中国实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组织破产制度，学习现时的英国伯明翰（刚宣布破产）、昔日的美国底特律，中国农村是不是将遍布破产村镇？好象也不至于，因为毕竟平均每个村子只摊到130万元债务，至于村里的秩序如何维持，钱多钱少，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村级的项目资金，多是被相关利益集团层层瓜分，落实到村民头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会不能再继续举债运转所谓“项目”，最多就是让村干部这个权力共同体少了一个吸金管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去年才从贵州省委书记职务上“到点下车”的孙志刚落马，令人回忆起当年中共政权中最为开明的朱厚泽和前总书记胡锦涛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之后，连续两个继任可谓是前腐后继。前者刘正威本人虽然最终只落得一个轻处分，但却是以自己的夫人被枪毙为代价。后者刘方仁则是获判无期徒刑之后至今仍在秦城监狱服刑，期待着新狱友孙起刚的到来。 本专栏上篇文章《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预言了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未来的下场不但肯定是进秦城，而且大概率是1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把牢底坐穿。 截止目前，已经先他孙志刚一步被陆续送进秦城的省委书记们首先一个就是 1993年6月至2001年1月间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而后于200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方仁。然后就是2016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加终身监禁，被称之为被判终身监禁第一官的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白某人之后，又有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前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先后进入秦城监狱报数。而在副国级岗位上被习近平下令判监入狱的苏荣、孙正才也都是省委书记出身。另外，在直辖市委书记岗位上入狱的时任政治局委员还有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 据笔者所知，如上人等，除了陈希同已经去世，其他人等都还在秦城监狱里等着欢迎他们的新狱友孙志刚同志。其中心情最为迫切者，应该就是也是贵州省委书记出身的刘方仁了。 时光回到2004年05月18日及日后几天，一票中国内地网站竞相转载了《贪官“军团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一文，文章开篇就介绍了有着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带领”着一大批贪官，在“贪”途努力地开垦着。在这个贫瘠的西南省份出现这么多贪官，且经济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众所周知，中共前总书记，日前已经被外媒披露随时可能离世的胡锦涛就是贵州省委书记出身。 文章到此，不能不先提一笔胡锦涛贵州省委书记岗位的前任朱厚泽，他是中共党内难能可贵的，极少数真正思想开明者之一，已于2010年5月不幸离世。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而就在今年7月9日，中国内地网站搜狐突兀地刊载一篇纪念朱厚泽的文章《朱厚泽：原中宣部部长，52岁担任贵州省委书记，临终遗愿令人感动 》，上个月6日，该网站又以同样的标题刊登出内容更为详细，更为强调朱厚泽主政贵州时的突出事迹的文章。 不过文章中虽然突出了朱厚泽临终前再三交待的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但却回避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朱厚泽临终前一再交待，死后一定不要葬在八宝山，。坚决不愿在身后还与那些所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伍。后人遵照朱老遗愿，骨灰送回老家，葬于青山脚下。 当年胡锦涛“临危受命”，被从贵州调往西藏指挥“平暴”后，接替他贵州省委书记职务的是刘正威。刘正威的继任者则是刘方仁。 这个刘正威是1949年赶在中共建政的当月“参加工作“的，因为有当时在中共革命队伍中非常难得的高中毕业文凭，所以日后长期从事秘书工作，曾经先后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地质部党组书记和二机部部长担任过秘书。日后也是从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位置上先晋升到省委副书记，然后于胡锦涛奉调贵州的同时，由河南省委副书记转任贵州省委书记。1988年12月接替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在此之前，这个刘正威已经于1982年入选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又在十三大上连任中央委员。但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的五年时间里，他却一直都没有被安排进正省部级的领导岗位。 接下来，在贵州省委书记岗位上，刘正威又于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连任第三届中央委员。 1993年1月，中组部安排了刘正威同时出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并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让地方党委一把手兼任人大一把手，一改此前的人大主任都是一线干部因为年龄原因“退居二线”后担任的作法。 但是，一个月后，中纪委即接连接到了数封对刘正威夫人闫健宏的举报信……。 接下来的故事是，因为事关省委一把手的夫人在当地犯案，所以中纪委为此成立的专案组由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挂帅，并向时任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直接负责。 也可能是因为刘正威此前是胡锦涛直接下属的原因，所以胡锦涛对此案的态度十分强调硬，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为了防止刘正威干扰办案，胡锦涛接受了尉健行的建议，向江泽民和一票政治局常委提出应该把刘正威调离贵州省委。于是， 刘正威于当年7月被安排调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日后有报道说胡锦涛对刘正威老婆在贵州省的任职至少负有“失查之责“。但事实是刘正威初到贵州任职时在胡锦涛手下表现得中规中矩，他的老婆是在刘正威被安排接替了胡锦涛省委一把手职务的次月才从河南前往贵州的。 按照日后中共官媒的报道，说是1988年12月，阎健宏的丈夫刘正威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不到一个月，阎健宏就从河南调到贵州。省委组织部本考虑安排她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一类部门任职，阎健宏一听去向就翻了脸：“你们想把我安排到那样的地方去，是什么用心?告诉你们，我阎健宏16岁参加革命，不是好惹的。” 当时阎健宏提出，或者到省委组织部，或者到省计委。后来，其夫安排她到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阎健宏自恃“贵州第一夫人”，所以，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比主任还主任”——阎健宏去外地时，主任在家主持工作;阎健宏一回来，主任便下基层、去外地，或者干脆“休病假”。 阎健宏初至贵州，即有人直言相劝：还是安排到不掌管钱财实权的部门为好。但刘正威不听，反而出马游说，最后如愿以偿。贵信公司成立时，他又安排阎健宏当董事长，知情者无不摇头叹息……。 1991年9月7日，中纪委常委会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认为阎健宏违纪问题严重，决定对其免职，立案侦查。在此之前，闫健宏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儿子儿媳送到了美国。 中共官媒也曾有报道说：阎健宏落马后向中纪委交待说：将两个儿子和儿媳都送到了美国后，自己将来也要去美国生活，党籍、公职、国籍都可以不要。所以赶在自己即将离休时，抓住一切机会敛财。 中共官媒当年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闫健宏敛财是如何借助自己省委一把手丈夫的权力的。比如1992年7月，阎健宏同丈夫一道参加了昆明召开的“五省七方”协调会。在丈夫的鼎力相助下，她找到云南省领导批烟。拿到批条后，她让同伙到玉溪卷烟厂搞到1000条红塔山香烟供应指标，并就地将指标倒手转卖，阎健宏分得40万元。她把贵信公司当作自己的金库，贪污、挪用…… 关于闫健宏的主要作案细节这里从略，只是强调当时的贵阳市中级法院对阎健宏一案进行公开审理查明：阎健宏贪污公款65万元人民币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50万元人民币，个人挪用公款200.64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此外，以权谋私为其子刘博非法获利120万元。 1995年1月3日，贵州高院对阎健宏案作出终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 中共《党的生活》、《党史博览》等刊物日后都发表专文介绍此案，称身为正厅级干部的阎健宏成为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干部，也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被枪毙的省委第一书记夫人。 笔者核对了一下，至今为止，中共正厅局级以上女性贪官受刑者不计其数，但被处以极刑的仍只有她闫健宏一人。 在1994年在闫健宏被批捕的同月，调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任职才13个月的刘正威被宣布解职。继而即有他在北京跳楼畏罪自杀的消息传出。但事实上他只是被党内通报批评，提前退休后仍还被保留正省部级退休待遇。 此前刘正威离开贵州后，对他妻子闫健宏的案情处理，当然都是接替了贵州省委书记职务刘方仁亲自审定。不过，处以极刑的命令肯定是来自中央。 而亲自通过闭路电视监斩了自己前任的夫人之后，刘方仁不但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比刘正威夫妇，特别是刘正威的老婆走得更远。 说起来，刘正威的老婆闫健宏是贵州省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正司局级干部，第二个就是当时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 中国内地的《卢万里外逃被抓 牵出贵州“贪官军团”司令》的报道文章介绍说：2002年1月7日，贵州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免去了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职务。但此时的卢万里已出逃。他的腐败案件主要表现为非法“操作”贵州省用于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项目的国债资金，其时间跨度长达3年，涉及金额40多亿元人民币，卢万里和其他涉案人员从中获取的非法利润达数亿元。 2003年，外逃的卢万里终被缉拿归案，以涉嫌受贿罪被贵州省检察院决定逮捕。深知死罪难逃的卢万里，为减轻罪责，向办案机关检举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 其实，当年卢万里给刘方仁所行之贿赂，不过一块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而当时的中纪委由此深入调查，发现了刘方仁借令贵州省“彻底脱贫”之名，行收受贿赂之实的大量经济犯罪事实。 2003年4月25日，也就是刘方仁已经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的近两年之后，中纪委发文称刘方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此时，卢万里已经被枪决！ 3个月后，中共新华播发《贪财好色 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始末》，其中的小标题之一是《就这样拜倒在发廊妹的裙下》，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书记，竟会勾搭上发廊妹，上演了一出发廊里的‘爱情故事’”。 却原来，1993年刘方仁上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就遇到一个郑姓发廊女“长得相当标致，而且别有一番风情，便忍不住赞美了她几句”。不想这位小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省委书记面前顿时“媚态服务，娇嗔万分”……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个刘书记和这个发廊女之前的一个生意场上的姘夫陈某不但和平共享，而且刘书记为了答谢这个不但不吃醋而且还主动为书记幽会场所的陈某，为他的生意提供了许多好处。 新华社的报道文章说：“就这样，一个省委书记颓然倒在了一个发廊妹的石榴裙下，并且还‘长相厮守’，电话一个，大笔一挥，先后帮陈某承揽了贵阳某某大酒店和某某电信枢纽大楼等价值近亿元的装修工程……” “陈某也的确非常‘懂事，除了’荐让枕席‘给刘方仁外，还’孝敬‘了刘方仁5万元人民币和1.99万美元。此外，为了’稳态地、持久地发展感情‘，他还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时常到刘书记家走动，又是送钱，又是送物，先后送给刘方仁共7万元人民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共贪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被调查开始就认罪悔罪，被押上法庭后就服从判决，但总还是有例外。除了薄熙来，笔者还知道的例外之一就是刘方仁。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刘方仁就坚持上诉，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后在律师的点拨下才改为部分认罪，以量刑过重为理由上诉要求二审。当然，最终他还是被维持原判。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周，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访华当口，华为出人意料地推出了最新的 Mate 60 Pro 智慧手机，美国彭博社购买了这台手机，委托总部位于渥太华的半导体行业观察机构TechInsights 进行拆解，拆解的结果公布之后引发轩然大波，美国舆论沸腾，认为华为拆解显示晶片突破美国制裁，中国官方媒体则宣称华为手机是美国科技战的胜利。最终导致白宫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发话，要审查针对华为的监管漏洞。 一块小小的晶片承载了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引起如此重视是题中应有之义。 彭博：制裁的成功是灰色的，真正的影响尚未到来 尽管美国主导的SWIFT制裁效力极其有限，还催生了BRICKS-Pay系统的产生。虽然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下降有限，但舆论（包括IMF）却认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大战，秉持“小庭院，高围栏”（small yard, high fence），希望在不脱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美国在晶片制造上的优势地位。华为Mate 60 Pro晶片无异于是向这个“小庭院”投入一块大石头，彭博9月份连续发表的系列文章展示了美国对华为晶片冲击的全方位影响。 《彭博拆解华为Mate 60 Pro 显示晶片突破美国制裁》（09/04/2023）称：据总部在加拿大渥太华的TechInsights 接受彭博委托进行手机拆解，华为 Mate 60 Pro 搭载了由中芯国际在中国制造的新型麒麟 9000s 晶片。 该研究公司表示，该处理器是首款采用中芯国际最先进的7 纳米技术的处理器，测试表明 Mate 60 Pro 的蜂窝速度与苹果公司最新 iPhone 等 5G 设备相当。这篇文章提到，Mate 60 晶片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制裁行动有效性的质疑，美国规定，任何打算使用美国技术向华为供货的公司必须获得华盛顿的批准，而中芯国际的运营中都存在美国技术。 在《华为晶片表明美国的限制措施虽然有用，只是漏洞百出》（09/04/2023）一文中，提到中国规避美国主导、主要设备出口国日本与荷兰积极回应的限制措施的能力的争论。 提到监管措施的具体漏洞，比如只限制数量，荷兰的相关设备仍然还在运往中国的途中。结论是：事实上，上周 Mate 60 Pro 的发布表明，“制裁的成功是灰色的，真正的影响尚未到来”。 美国政府部门、企业担心的重点不一样 这事情发生在地缘冲突紧张之际，引发美国晶片禁令有效性质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打破了华盛顿的沉默，9月5日表示，政府想知道华为 Mate 60 Pro 处理器的精确组成。据彭博邀请各路半导体专家分析，大概是这意见：7NM的晶片，中国已经绕过限制成功了，但5NM的晶片，还有多年的距离（3-7年，各持一词）。 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企业界对制裁中国的态度不一样。华为Mate 60 Pro手机挑战的是苹果公司的iPhone，行内分析认为，Mate 60 Pro 可能会对苹果公司下一代 iPhone 的销量产生高达38% 的影响。加之有报导称中国要求中央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不使用iPhone，日前苹果公司股价创一个月来最大跌幅。 但美国半导体行业其他公司不这样看。早在今年5月，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纽菲尔（John Neuffer）在接受彭博社华盛顿分社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是美国半导体最大的市场，尽管美国政府存在所谓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但美国半导体公司不能缺席中国市场。” 7月份，美国三大晶片巨头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CEO）与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会面，游说拜登政府放弃对华半导体新限制政策。美国政府应当研究收紧对华出口限制的影响，并在实施新限制之前暂停实施有关举措。英特尔CEO基辛格在会面期间称，若没有中国订单，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基地也没必要建了。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订单，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建设“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基地”的计画就没必要了。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也说，限制英伟达在华晶片销售，只会给其他品牌提供机会。中国占据了美国科技产业约1/3的市场，其作为半导体零部件来源地和产品终端市场的地位让其无法取代，美官员在对华实施进一步限制时须“深思熟虑”，退出中国市场不是一种可行选项。 对西方的跨国公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没有用，企业前冠上“跨国”二字，本来就表明该企业追求利润无国界。在美国这种国家，不仅企业会因利益所在对华府的中国政策有不同看法，政府与企业的考虑也很不相同，美国政府的考量是要保护本国企业在技术上有优势与竞争力，但跨国企业在意的是市场。即使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因为职司所在责任不同，所考虑的重点也不一样，就在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要追究华为晶片的来源之时，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后送出第一张礼单。据路透社报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9月6日宣布，把原定于今年9月30日到期的对352种中国进口商品及77种新冠相关类别产品“301”关税豁免期限进一步延长至12月31日。 豁免加征关税的产品包括泵、电动机等工业部件，部分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脚踏车，吸尘器……。 全球化时代的技术禁令有如筛子 目前，关于华为Mate 60 Pro究竟是由哪个环节获得的技术，美方正在调查，据称还会有更多的专业拆机报告发表。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美国的盟友也在与中国做生意，任何环节出现技术泄密都有可能，有指这款手机使用了韩国半导体厂商SK海力士的晶片，但SK海力士已经出面澄清，目前公司已没有与华为进行业务往来，并表示已对此将展开调查。 美国传媒并不认为沙利文“小庭院，高栅栏”的晶片禁令会真正有效。在《晶片、丝绸与造纸，你不可能永远保持技术秘密》（Chips, Silk and Paper: You Can’t Keep Secrets Forever， 2023 年 9 月 5 日）一文中，作者阐述了如此看法：华为Mate 60 Pro反映出一种漏洞，使得技术知识可以通过美国严格的制裁，但这并非今天才出现的事情。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国四大发明当中对世界影响巨大的丝绸与造纸技术、火药制作技术，尽管政府作出相当严格的限制，还是通过商业来往的各种管道经由中亚传播到世界。引发西方健康与卫生革命的中国瓷器，也是经由这种管道传播到西方。作者的结论是：“美国始终可以收紧制裁制度并加强保障措施以减缓扩散。但商业几乎总是会泄露技术秘密，如果中国和美国继续在世界统治的零和游戏中利用贸易和技术，我们很可能最终都会陷入等式的零端。”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