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效应火爆 香港酒楼生意升3成
2026 年 6 月 24 日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顸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结果，为稳住外资、民企、促进内需而颁布的“31条、20条、24条”，不敌一条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间谍法》和煽动民众恐慌的反对福岛核电站排放的宣传外交，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在内的几大社会集团似乎全体躺平，中国政治气氛陷入了仿佛西线无战事一般的虚假寂静。而在这一微妙僵局的背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内部脱钩正在悄悄发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个有法律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法治国家；那么，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为什么却要制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段时间里中国当局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奥秘，也许能帮助回答上述问题。 频繁立法修法，强化习近平权力 《反间谍法》并不是一部新近制定的法律。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太久的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修订并制定了《反间谍法》，并同时废止了1993年版的《国家安全法》。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2015年7月，中国再次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法》。现在，距上一部《反间谍法》出台不到十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4月又修订了这部法律，于是有了7月实施的新版《反间谍法》。 从《国安法》，到《反间谍法》加《国安法》，再到新版《反间谍法》加《国安法》，十年之内动作频频，真是紧锣密鼓。据负责起草新版《反间谍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也是今年三月就任的这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你看，三月履新，四月修订反间谍法，可谓剑及履及，刻不容缓。当局关于《反间谍法》的宣传活动，更是在渲染一种“中国到处都是间谍”的氛围。这样看来，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间谍的威胁，真是不小呢！ 就在这种氛围中，还传出了贵为副国级高官、现任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的秦刚卷入了间谍事件，至少是被美女间谍收为了裙下之臣吧。乖乖，这还不是亡党亡国的节奏？！ 实际上呢，那位负责修订《反间谍法》的官员一不小心也说出了实话。他强调，这次修订反间谍法，首先为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来指导立法，是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第一特点就是“鲜明体现了坚持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这听来好似套话、空话的车轱辘话，背后确实有一句大实话，那就是：修订反间谍法，为的是强化习近平权力。 随心所欲抓敌人，这是政治极权的必需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很大很大了，还要怎么强化呢？习近平要进一步强化权力，为什么首先着手修订反间谍法呢？这就不能不从中共这个政权的本质上来分析了。 中共是靠斗争起家的，“斗争”二字也正是习近平近年反复强调的。斗争总是有对象的。毛的时代，中共的斗争对象有个很长的单子，概括地说是九类敌人。开初是“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加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然后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臭老九“。你仔细琢磨这个名单，其中是有奥妙的，一个奥妙就是越来越随心所欲地确定斗争对象。地主，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儿标准的；你家没有土地，中共再恨你，也没法说你是地主。富农的标准就灵活了，但毕竟得有点儿财产。反革命分子，开始的时候，确定起来也是有些客观依据的，比如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里当过官员，但很快就变成一顶尺寸通用的帽子，看谁是敌人，就可以说他是反革命。如此类推，随心所欲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几类敌人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你为中共干革命而坐过牢，”叛徒“这个标签打死你；你是中共当今掌权的高官，那就是”走资派“——不是官员还没资格当”走资派“呢！到了这时候，也就是文革时代，谁也别摆什么共党资历、革命功绩，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谁都可以是敌人，谁都可以被斗争！ 这还没说到“特务“呢——那时候通称特务，如今则叫作间谍。特务也好，间谍也好，这玩意儿的特点就是他/她是隐蔽的，头上没有标签，身上没有记号。对于”善于斗争“的中共领袖来说，好就好在这”头上没有标签，身上没有记号“，因为这不就可以随意给你贴标签、画记号了吗？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那句名言，透露了此中秘密。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立威、集权的一个重大关节点，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们有十分之一被作为特务抓了起来。这里的判定标准从何而来？负责这场运动的康生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看你像特务，你就是特务“。 是的，就是这么随心所欲！习近平的权力，什么时候到了这一天，也许就算达到他的理想状态了。那一天，他和他这个体制的官员们，可以随意指着某人说：你就是间谍！于是乎，你就要被抓起来，你就要坐牢，你就要被枪决。 说你是不法民营企业家，他固然可以随意定义你是守法还是不法，但你总得首先是个企业家吧？说你是腐败官员，当然哪个官员都是腐败的，但你总得大小是个官员吧？说你是间谍，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海归固然可疑，但土鳖一样不免疫。最近二三十年来，全中国上十亿人次有过出国纪录，谁敢说你不是在哪国旅游的时候被发展成“间谍“了呢？毛的时代，美女等于特务；如今呢，人人都是美女帅哥，那就人人可能是间谍哈！ 是的，抓间谍这事儿太方便了，甚至不需要证据。据说有关部门出台了某种指引，要人们提防那些喜欢谈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话题的家伙，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间谍。这一来，有人马上联想到了喜欢到处“指明方向“的那一位。可惜啊，你没有”看他像间谍、他就是间谍“的权力，偏偏他有这个权力。近日网上也有个段子，说的是小学生发现爸爸妈妈在卧室里言行诡秘，于是告发爸爸妈妈是间谍。也很可惜啊，这不就妨碍了当局急于催生下茬儿韭菜的人口大计吗？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当观察家们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时，都把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未料到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后，人们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但也至少不会很难看；而随着年初经济的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5%以上，有些更乐观地认为会达6%甚至更高，3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 所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6%，稍逊于预期，这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性，人们认为随着政策的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二季度经济成长会加速。二季度GDP虽达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础上。换言之，由于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8%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上半年只有4.4%，确实是改革以来最低的。 另外，从今年上半年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物价涨不起来，这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鲜明对比。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一定的物价上涨和通胀，物价起不来，经济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滑，尤其进出口出现剧降，这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中国如此，然而，7月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期。 拜登总统最近在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仅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还伴随巨型房企和信托机构的连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23%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降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之争，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7月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这点。 “定时炸弹”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担心中国什么？ 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严峻。有经济学家比如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十年，甚至比当年日本还惨。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是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过着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人们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述的危机样式呈现。也就是说，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是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展开。 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 至于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并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像温水煮青蛙，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可又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型的形式出现。 然而，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一定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还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许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要看中国政府对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然而，即便如此，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诩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40%，或许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比如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自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它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再，就不可能继续让它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它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仅仅局限在它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乃至全球扩散。 为转嫁危机，习对外可能更具对抗性 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缓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然而，考虑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存在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来缓解，但这些年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让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地方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则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强调促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可以说，如果不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改善企业尤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令人堪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办法。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习近平出于稳定自身权力和政局的考量，采取一条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对抗的路线，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让外界增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皆源于对习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从当下中国的政局状况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无法解决习的一人统治问题的，故而，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香港刘梦熊先生8月21日在《联合早报》上发文《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对现状的批判堪称痛快淋漓，言之切，忧之深于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唯有一条，他谈到中美友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以越南为榜样，称其与美俄等都维持良好关系，希望中国放弃战狼外交，中美继续友好。这可能只是刘先生的期望，且不说中国不是越南那种小国弱国，目前美中两国行政当局其实都希望继续在经济层面合作，但因形格势禁，无法走上回头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当年中美交好实占“天时”（美国冷战要孤立苏联）兼地利（中美当时没有地缘利益冲突），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谈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却少有人谈。 中国对美战略本来就是权变之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只有一个物件国即美国。而美国也非常慷慨，确定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到支援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开放市场，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美国企业大规模投资中国；向中国输出尖端科技；每年为中国培养大量留学人材。克林顿甚至还设立了对华法律援助专案，这个专案的美方实施者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称之为蜜月）之时，邓小平那句“韬光养晦”还是道出了中国对美友好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强大之后，与美国一争雄长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到“影响、改变”（NGO大量进入中国）这个层面，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反颜色革命”（2005年）。 这里必须说明，美方并不是没注意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说，老一代“中国通”的汉学相当不错，他们当然懂得这话的内涵：弱小时潜藏爪牙；等到强大时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国老一代中国通经历过二战，对于战争的毁灭性有著深刻的感受与记忆，他们还经历（甚至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观察并经历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第一代“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著特殊的情缘。其后的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积淀，且多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对中国问题有著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他们主张与中国合作共赢，维持世界和平。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是这批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当令时期，有了这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力主，才有几代美国总统与中国的“接触、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国，只能容忍“影响”。一直维持到欧巴马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赖有此“人和”。 奥巴马前后两套外交班子各有对华政策 中国自2005年在国际社会宣称“和平崛起”之后，美国智库开始有人讨论G2（中美两国集团）这一概念，到奥巴马上任之初，这个说法流行一时。开始有人以为这是奥巴马的想法，后来美国智库人士澄清，这一概念来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不过，当时中国并未回应这个想法，中国人大多数也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无与美国对等的综合国力。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有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变化有著自己的认识，他曾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我们要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 上述所有言论表明，奥巴马时期其实是在艰难地寻找中美关系新定位。尽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美国也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克里任国务卿，他的重心是中东事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基本无所作为。 这段时期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一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美国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不断升级经济合作与战略伙伴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三是扩展了两国人文交流机制，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画、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中国这时推出的“千人计画”，意在通过人才的吸纳公开染指美国的各种研究成果，美国也未做出强烈反应。 所有这些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都让中国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说有冲突，那就是奥巴马时期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推进的重返亚太战略引发中国严重不满——中国一直将亚太地区当作自己的准势力范围，认为美国此举是扼制自己。还有在举办京奥时，中国刻意炫耀国力，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深感中国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崛起，但并不和平。 由于老一代中国通——“拥抱熊猫派”当时还年富力强，多以一流大学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关键位置，欧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关系虽然时有龌龊，并未发生大碍。 川普对华政策急转弯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赢得了大选，成为美国总统。美欧媒体中常见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国变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纽约时报》在川普正式执政之后不断批评川普，在其发表的社论中，称其挑战了“美国政治的每一条准则”。 本文只分析中美两国与“人和”有关系的政策。中美“人和”由两部分，一赖中国多年统战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二赖华人科技精英对母国的报效之心。实言之，中国官方一开始并未加入美欧“黑川”大合唱，VOA 2017年1月17日发表消息 《川普政府将审查美国援外专案》，称新总统和国务卿将仔细审查所有援外项目，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中国方面对此只领会了一半意思，很高兴地发了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称“日前，川普宣布即将停止向海外负责颜色革命的团伙输送资金。并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推行错误的民主之春和颜色革命，没有实际意义，欧巴马此举大肆浪费纳税人的钱，不仅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会招来全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将正式终止‘一切联邦财政开支的民主款项’”。但不久之后。川普政府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将接受中国政府资助采取的文化、学术、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为中国对美国红色渗透的调查目标，中国才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好朋友“拥抱熊猫派”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国家安全的特别压力下，“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被迫发布了《胡佛报告》，承认整个研究界对中国误判，进入式微状态。 2018年，美国司法部加强了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一直隐秘活动的外国游说人员和施加影响的人因此必须披露他们的活动。在欧巴马时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计画”与间谍挂起钩来，此举无异于釜底抽薪，结束了中国通过计画参与者携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车”行为，中国制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贸易战开始后另起炉灶，曾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华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调查，有的最后只好终止在美国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国。 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布开展对华贸易战，一是对中国制造增加关税，以减少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二是严厉打击中国对美智慧财产权的侵夺活动，此举导致世界物理学界最大损失——斯坦福大学那位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自杀。 更详细的情况，我在《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上报）系列中系列文章中有过分析。 拜登时期的新一代中国通对华并不友好 在中美贸易战开展后，中国采取“以拖待变”的禁买美国大豆打击川普票仓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干预美国大选，希望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这个愿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国在美国政坛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国通因年龄等原因陆续退休后，新一代中国通对华态度与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该文记述，川普对华贸易战5个月后，由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主办的“21世纪中国中心首届中国论坛”（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国外交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产生逐渐清晰的代际分野，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认知问题上更趋负面，在对华政策主张上比老一代更强硬、也更趋攻击性。 当时担任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美国将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美国必须采取对抗措施——在资讯运营、智慧财产权盗窃、新疆再教育营中拘留了至少一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纳虽然只有42岁，但资历颇丰。他在欧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乔·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担任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从他 2011 年至 2012 年在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开始，已经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战略“不应只是接触或遏制”，而是要竞争对抗。他的主张如今就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与拉特纳同样年轻的中国问题学者和前实践者，被称为“年轻一代”，以与老一代中国通相区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可以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既与中美两国国势变化、两国的国际地位有关，是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两国行政当局都想在竞争状态下有限合作的状态下，多次接触谈判难有寸进，实与“人和”有关，这就是中国方面感叹“如果现在要有傅高义那样的中国专家就好了”的内在原因。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也不过才一年前，郭台铭与他昵称“叔叔”的侯友宜交情如胶似漆，据称俩人在去年11月的地方选举前还曾三度私下密会，达成“总统你选我就不选”的共识承诺，一定要拉下民进党。双方勾肩搭背好交情，现在看来实在格外地讽刺。 俩人决裂的导火线在去年11月26日九合一大选投票结果。当时，中央执政的民进党史无前例的惨败，点亮蓝营重返执政的光明灯，原本聊备一格的国民党总统提名权，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郭侯俩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总统路上最大的障碍，彼此钩心斗角，互放冷箭。从“你选我就不选”，到“凭什么是你”，说穿了，就是人的贪念。 蓝营的人会有贪念，绿营的人也会有贪念；贪念人人都会有，但为什么这在国民党特别容易成为问题？这其中，第一个关键是制度。 蓝绿两党的政党结构高度相似，都是仿自列宁式民主集中制，只是，双方制度的明确性与拘束力都不可同日而语。民进党主席由党员直选，但真正的权力机关其实在中执会，党主席代表民进党，免不了有其“超额权力”，但派系共治的中执会却能依不同派系的不同利益对党主席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衡；据此，党做出的决策总是能面向选民，进而拘束党员，即使出错也能很快地进行调整。 从民进党的经验出发，很难想像明明郭台铭与侯友宜明明已经相持不下，为何国民党中常会把提名权交由党主席朱立伦征召？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朱立伦根本已经控制了国民党中常会。而朱立伦主动引进郭台铭投入“类初选”，形似在牵制侯友宜，其思维又与4年前吴敦义引进韩国瑜牵制当时的朱立伦一模一样。朱吴俩人都想从其中的缝隙找出自己突围（他们都也想选总统）的机会，又或者至少能成为“造王者”，得以延续他们日后的政治生命。如今蓝营分裂成真，不管过程中谁说话不算话，当初一手主导这场征召大戏的朱立伦都无从卸责。 要解决党主席权力无限膨胀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党内民主化，让中常会、中执会等党的权力机构同样拥有更普遍的民意基础。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党员结构又与选民结构落差太多，使得国民党想建构制度化的决策格外困难；而随著国民党党员持续老化，年轻人根本不愿加入这个政党，这个沈疴在国民党内几乎无解。 国民党难以团结的第二个关键是欠缺理念。 理念很抽象，但理念却是驱动政治的最重要来源。若问起泛绿支持者投票的动力是什么？10个人有9个人会说，“珍惜台湾的民主自由”、“反对共产党的掠夺”、“保护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基于这样的确信，所以他们支持这个政党，任何公职不团结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很快地会被他昔日的选民所抛弃。 国民党也说他们是个有理念的政党，例如他们的总理孙文就曾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只是，那是100年前想要改变中国的国民党，不是现在的台湾国民党。若要问国民党人信奉什么？红统的人会说“要统一”，深蓝的人会说“我就是不满现状”，经济蓝会说“我要赚大钱”，地方派系会告诉你“我在跟民进党争地盘”，10个人恐怕会有11种答案。 这些支持国民党的理由每每汇聚在“反对民进党执政”的诉求上，但“反对╳╳╳执政”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一种信仰。误把手段当信仰，所以当柯文哲有机会赢的时候，支持民众党也可以；当侯友宜不如己意时，郭台铭同样可以成为寄托的对象。既然取代民进党是最重要的事，那由侯友宜来做，或交给柯文哲、郭台铭来完成，差别是什么？ 早在今年5月国民党正式提名总统参选人之前，前国民党党管会刘泰英就看好赖清德即将胜出，“我对国民党本质非常了解，国民党的天性就是不团结”。的确，国民党不团结是它的“党性”，这样的“党性”不仅来自于这个政党没有制度，更源自于它欠缺理念信仰。一个无法透过信仰产生力量的政党，再也无从遮蔽政客的贪婪，所以放眼望去，尽是这些短视近利的跳梁小丑。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将在下周一开始举行的中共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五次会议上会有何种何类人事议项，颇受瞩目。在不会再次食言的前提下，会有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才当了五个多月的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在下月一日被宣布“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呢？ 本月21日中共新华社对外公布;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审议的内容有：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如上所引和从略的十多项内容都没有引起外界的外注。让外界感兴趣的只是如下两项：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上个月被热炒至高潮，在本月里已经趋冷的火箭军“窝案”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的婚外乱性和美国私生子案，借此又被拿出来说事。 发表后立刻被多家外媒转载的香港“明报新闻网”上刊登的文章《人大常委会议 又有任免事项》如此分析说：秦刚被免去外长职务快一个月，但其去职原因及未来命运仍是未解之谜。下周一全国人大又将召开常委会议，议题包括“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再引发对秦刚去向的关注。 上月28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 了《秦刚被罢官是因为”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一文。文中介绍了按照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会期一般为5天左右。” 所以，在今年6月底刚刚结束了十四届全人大第三次常委会议之后才一个月，即于今年7月底召开的第四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虽然对外的解释没有说是“临时召集（的）会议”，但事实上月球人都知道完全是因为外长职务无法长期空缺的原因。 不过，如上明报新闻网文章进一步分析说：“上月的会议，只是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却未免去其国务委员职务。”而近期国务院多次重要会议，如上周三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和本周一的第三次集体学习会，都未见秦刚身影。“有猜测下周的人大常委会议上，他（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可能亦将不保。” 该文章还写道：其实，下周一人大常委会议还有一项议程，更值得关注，即“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一般这类议程，多是意味有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因出事或工作变动“如出任政府职务”被取消资格。近期传说出事的几名军队高级将领如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火箭军前政委徐忠波、军委联参部副参谋长张振中等人，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若有人涉及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调查，其代表资格或会不保……。 如上文章的分析和预测是否会在几天后被这次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兑现，容笔者先在本文分析和介绍几个人大代表被“终止资格”的可能性。 去年1月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并获授上将军衔的李玉超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已经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委员，继而又在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徐忠波是2020年7月晋升火箭军政治委员并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然后和李玉超一样，去年十月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二十届中央委员，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现如今，虽然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还暂时没有被宣布在党内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但其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或者终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内部已经决定了要把撤销此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的议程安排在今年十月左右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出台，那么赶在8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先罢免或者说终止他们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至于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忠，本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在二十大上未能连任候补中委，更未获得晋升。不过，他还是以在位的副大军区级职务和中将军衔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如果不“犯事儿”的话，他虽然在明年会因为年满63岁被退役，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将会坚持到2028年3月的下届全国人大召开。 那么，多的不说，就说如上三人是否会在本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被宣布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所以，如果当局已经决定对李玉超及其他人的处理上升至司法处理层面的话，那么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早晚的事情。即使上升不到司法处理层面，只要受到了党纪和军纪处分者，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是一种行政处分。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根据中共相关“国法”条文及今年1月17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内容，由于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法律，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党员严重违纪涉嫌犯罪的，原则上先做出党纪处分决定，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处分的次序一般是先党内，再行政，再司法。即党纪处分在先，事实上就是在党纪处分的同时由党来决定政务处分的轻重以匹配党纪处分的程度，同时也是由党决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同样，对于军内的党员干部的处分，多数情况下也是先党纪、再军纪、再司法。 但是，特别是在对军内干部的处分过程中，如果内定只给“轻处分”的话，那么被处分者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有可能是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处理被“依法”进行之前和之后，党纪和军纪的具体处理内容都不对外公布。 我们不妨以前国防大学校长、解放军上将王喜斌为例子。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2月24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终止王喜斌、虞海燕等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报道中具体介绍说：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由解放军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因涉嫌职务犯罪，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6年12月28日，国防大学选举委员会决定接受其辞职。由甘肃省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虞海燕，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7年1月25日，甘肃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喜斌、虞海燕……的代表资格终止。 请注意，如上两人虽然都被宣布“代表资格终止” ，但区别在于一个是“本人提出辞去”而后被“接受”，另一个则是“被责令辞去”。 王喜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之前和之后，对他的党纪和军纪处分内容始终都没有对外公布，估计只是个党内警告之类加上军内待遇下降，比如降为副大军区级待遇。 至于当时的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过程是，2017年1月11日，先由中纪委网站上宣布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6 天后由新华社发布“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的消息，就是“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后就是先后由甘肃省和全国人大进行的对此人的行政职务和人大代表资格的处理程序。 通过如上比较，可以判断出我们本文中列举的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李玉超等三人，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如果是在下月1日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结束当天确实被宣布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还有个是他们“本人提出辞去”，还是“被责令辞去”的区别。如果是后者，那么日后他们所要接受的党纪和军纪处分肯定严重。特别是已经被以对外公开新任命的他们两人职务的接替者的形式宣布了对他们两人的撤消军职的处分的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都是二十届中央委员。未来即使能够保住党籍，不给他们两人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的党纪处分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可能性较大的是如上二人都将面临开除党籍、军籍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下场。此乃后话。 分析至此，需要重复一下本文开头一段中的两句关键内容，本月28日至9月1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同样的表述曾出现在今年2月16日的新华社报道中，报道中说：栗战书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月23日至24日在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但莫名其妙的是，12天后后宣布的这个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结果只有司法部长更替任免案事项，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的审议却没了下文。是根本没有审议还是审议了没有通过？或者是栗战书在委员长会议上宣布并昭告天下之后党中央或者习总书记本人又突然下令不予“审议”了？ 不过呢，如果再往前追寻的话，中共政权的这枚橡皮图章也不是次次食言。比如新华社报道中说的去年10月13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六次委员长会议上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10月26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根据栗战书委员长的提议，会议将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就被兑现了。 新华社半月之后，即去年10月30日对外宣布的该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这项报告的结果被如期公布，包括了对“涉嫌违纪违法的李晋平、王诚、麦教猛、邓小刚、戴世宏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 那么，如今下周一就要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如果不食言的话，《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中的“个别“两字，可以只是一个，也可以被理解为几个直至十几、二十个。或者更多？毕竟全国人大代表的总数近三千人。 当然，十四届全国人大从闭幕至今也才5个月，所以一时间应该还凑不出十个以上的严重违法乱纪代表，而已经被外界曝光并大肆炒作了一番的，也只有本文重点介绍的三个军内高级将领。即使他们三人不会全都被在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除名，其中的一、两个先被除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至于这次会议上必定会有的人事任免事项，是否会包括了国务委员秦刚的“免“和某人的”任“呢？请静待本专栏下周一的文章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将于9月1日对外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或者下次、下下次的常委会会议上的“决定”内容如果包括对秦刚国务委员职务的处理，那么无论是免职还是撤职，表面上看是在履行习近平版的全国人大的《组织法》的职责，实则是违反了中共宪法的相关规定。 今天是8月28日。我们上周五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政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从今天开始举行。不过是次会议所有议程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审议有关任免案的结果，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等9月1日，也就是已经宣布的是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才会对外公布。 众所周知，中共十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召开之后才五个多月的时间。五个多月前，总共近三千名代表在与会期间都还是健康状况良好，与会之前也都已经被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而且是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在产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一样，“绝不能带病上岗”。 所谓“绝不能带病上岗”，是去年中共筹备召开二十大时习近平在召见筹备组人员时的训诫内容之一，意思是在综合考虑每个具体人选的德、能、勤、绩、廉表现情况过程中，特别要严把廉洁关。习近平声称“这是选人用人的底线要求”。习近平要求：在廉洁问题上必须“零容忍”，不能把有硬伤、暗伤的人选进来。 接下来，无论是筹备十四届人大还是十四届全国政协，筹备组都将习近平的这一要求应用在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名单的产生过程中。 照理说，既然都在廉洁问题上“零容忍”了，所以无论是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中纪委委员，还是今年三月出席“两会”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廉洁问题上都是应该是杠杠的，谁成想，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陆续暴露出了一匹又一匹“害群之马”，有军队的，也有政府的，更有地方的。 军队系统率先冒出的面临被除名的几个全国人大代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至少包括了去年1月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并获授上将军衔，继而又在去年十月二十大“当选”上中央委员，并成为十四届人国人大代表的李玉超， 2020年7月晋升火箭军政治委员并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然后和李玉超一样，去年十月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二十届中央委员，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徐忠波，以及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张振忠。 此三人日前都已经失去了军内职务，应该都正处在被军纪委“留置”调查阶段。 未来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会是什么程度，我们无法预测，但即使是被给以党内和军内的“轻量级处分”，不至于被“双开”再加移交军事法庭，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迟早的事。 也正如我们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如果9月1日公布出来的被中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个别代表”中包括了如上三人中的前两个，那么几乎可以是肯定是在为今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逐出中央委员会做准备。 至于外界更为关心的现任国务委员，但已经被先行免去了外交部长部长职务的秦刚是否会被“从快”处理，快到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就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地步，我们外界也是无法预测。但是如果习近平当局已经内定了要在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内就一定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处理秦刚，那么目前现在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就有可能对他的国务委员职务下手。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对副国级领导职务的处理权限，一直都是一个在中共政权自己的法律条文中相互矛盾的问题。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2018年2月24日，赶在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的前10天，，中共新华社“受权发布”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杨晶同志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没成想当月下旬就有细心的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在分组讨论时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委员杨晶的撤消职务决定是违反宪法的。 我们知道，中共现行宪法是2018年3月最新出笼的习氏宪法。其中的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其中的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其中的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人事方面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也就是说，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其常委会在涉及国务院的人事方面的“决定”权，只到正部级。具体来说，如果严格按照宪法行事，那么当初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权决定当时的杨晶的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任免，但没有权力决定他的与副总理同级别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去与留。 正是因为有全国人大代表指出了这一点，所以当时的习近平当局“从谏如流“，下令”修法“。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出台，并宣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这个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我们不妨简称为习近平版的《组织法》。这里只分析其中的用当时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的话所形容的 “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权”部分。 具体说来，这个习近平版《组织法》中的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第三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第三十二条：“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其中所谓“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等于是把总理之外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都包括进去了。 请注意，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的出台是在杨晶被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撤消及国务委员职务的两年之后。也就是说，当时对杨晶的撤消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完全是无法可依。 那么，有了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为法律依据之后，如今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的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或者是日后第N次常委会会议，就貌似有了撤消国务院某个副国级领导人，比如撤消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权，听上去完全合法。但深究下去，却发现如此规定完全是违宪。因为现行宪法中没有赋予习近平版《组织法》中新增加的如上两条人事权。此其一。 其二，现行的习氏宪法和习近平版《组织法》中也存在的矛盾之处还有，宪法中对国务院领导人只有任命和罢免，根本就没有“撤消“一说。所以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中的”撤消“二字就是与宪法相抵触的。 事实上，中共政权自一九八二年颁布区别于毛时代的新宪法之后，宪法中规定的属于全国人大任命权限的所有正、副国级领导人，在时任国务委员杨晶之前，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中途被罢免的情况。当然出现过主动辞去职务的情况，但都是以第某届全国人大第某次会议通过接受其辞职的决定的形式完成操作，而不是以某届全国人大的第N次常委会会议同意的形式。 当然也出现过在两届全国人大之间增补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的情况，但进行方式也都是按照宪法的规定，在某届全国人大的某次全体会议上完成操作，而不是由人大常委会越俎代庖。 也就是说，从1982年以来中共当局就从来没有启动过宪法中所规定的对某项职务担任人的罢免程序。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李先念等人曾向邓小平要求通过全国人大罢免时任副总理吴学谦，但遭到邓小平的拒绝。 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把吴学谦留在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上闲置，同时赶在1991年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将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增补”为国务委员。这次会议上还增补了邹家华、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 总之，2018年2月对杨晶国务委员职务的所谓“撤消”处分，根本就是没有宪法依据的“新发明”。而事后才出笼的以修改为名，事实上是另起炉灶的全国人大习近平版《组织法》中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这部分内容，虽然可以成为“撤消”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的“法律依据”，但因为是和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有直接冲突，所以绝对属于违宪操作。 当然，在习近平版《组织法》还没有问世的时候，习近平政权即已经毫无顾忌地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宣布了对杨晶的国务委员职务的“撤消”决定，如今对秦刚也如法炮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正如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到本文截稿为止，秦刚也不过才“失踪”了两个月零三天，而上个月底为他的“特殊原因”而临时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他的外长职务，只是因为在他秦刚“失踪”之后王毅“以党代政”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再加之外交部发言人每天都被问及秦刚的去向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才采取的在最终决定对秦刚施以何类何等处分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对他秦刚的最终处理决定的出台，势必是要待到中纪委的调查组先完成调查报告，中纪委常委会才会“先拿出意见”，然后才是习皇发话。而这个过程能够在短短两个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持谨慎怀疑态度。 当然，笔者对此事没有任何“内部消息”的前提下，也拿不出过硬反驳外界媒体关于正在召开的这个全国人大第五次常委会议将会对秦刚进行“发落”的说法，但假如9月1日的新华社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结束的报道内容中出现了秦刚的名字，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免去”秦刚的国务院委员职务 ，第二种和杨晶一样，只是被“撤消”了国务委员职务。而无论是免去还是撤消，与此同时，大概率也会把王毅的名字替换上去。因为目前的王毅虽然已经“回锅”外交部，但他仍然还只是党的领导人，而不是国家领导人。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对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名不正而言不顺。 另外，虽然在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中共政权的全国人大的习近平版《组织法》给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扩权”是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但这个《组织法》新赋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对“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生杀大权”，也只是“任免”和“撤消”。 我们假设习近平突然决定对某个在位的国务院副职领导人施以开除党籍和移送司法的严肃处理，那么此人的行政职务，无论是副总理还是国务委员，都只会被全国人大在某次会议上宣布“罢免”，而不是被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或者“撤消”。 分析到此，我们的结论是，无论是正在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还是下次或者下下次会议上，如果只是决定“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那就证明已经在内部决定对他“不予追究”了。如果是“撤消”他的国务委员职务，那么下场就是和杨晶一样，保留党籍，行政降级。 如果人大常委会的几次会议上都没有拿秦刚说事，那么他秦刚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四人大二次会议上被“罢免”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至于正在召开的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如果不会涉及秦刚的前提下，有所谓的“人事任免”事项纯属常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爆雷，碧桂园爆雷。股市低迷，人民币贬值，金融一团死水。外企一家接一家地撤离。企业经营困难，失业节节攀升。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同时熄火。中国经济究竟怎么了？尽是坏消息。而今夏，祸不单行的还有，洪水滔天（实为人为泄洪），淹了华北，又淹了东北，毁了无数家园，败了无数农田，死亡数字更是一个无底洞。举世公认，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连带拖累世界经济。 为何中国经济一败再败？或曰：为何习政权一败再败？鉴于二十大之后形成一派独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习近平一人掌权，故而，如今的中国政府，只能称为习政权；如今的中共，只能成为习记中共。习政权一败再败，在于习近平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习近平的性格特点，总结起来，至少有三点突出之处。其一，权欲重，私心重，生怕失去权力，一切布局和工作以他个人权力为首要顾忌，故而凡事需要“亲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其二，疑心重，不信任任何人，哪怕他自己的亲信；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而稍有意见不同，则怀疑对方有二心、心怀异志。其三，固执，顽固，固步自封，冥顽不化，且头脑陈旧，思维落后，整个精神状态停滞在旧时代，与新世纪格格不入。 基于他的第一个性格特点：权欲重、私心重， 不肯分权或下放任何权力，必然造成庞大的官僚集团停摆。各级官员遇事不敢做主、也不愿做主，只等上令，等习令。愈加滋长了官场懒政、怠政、堕政之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基于他的第二个性格特点：疑心重，听不进任何人意见。于是，他更多的听到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不仅听不到任何真实情况，甚至听不到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即便他身边那些亲信大臣，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李希等人，伴君如伴虎，动辄得咎，也终日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基于他的第三个性格特点：固步自封，执着于旧思维。始终用旧脑筋应对新世纪。面对复杂纷纭的内政外交，他的手法却简单粗暴，那就是，生搬硬套旧时代的手段，敷衍应付新时代的变局，用旧药方对付新疾病。用主观欲念代替客观现实，凡事想当然。总是力不从心，却又认识不到问题所在。实际上，他本身缺乏当今时代的常识、以及正常的感知和认知能力，与多数人、尤其与年轻一代的感知和认知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 上述三个性格特点加在一起，必然形成错误决策-死不认错-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性格决定命运，习记中共，焉有不败之理？ 有人或反驳：说习近平处处失败，却为何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且一再取胜？以至于一举打破任期制、轻松复辟终生制，在二十大夺权之后，俨然“黄袍加身”，成为新的帝王，红朝皇帝。 要解释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正在于：习近平的旧脑筋暗合一党专政的旧制度。他充分而狡诈地利用了那个庞大而陈旧的党机器，为他个人集权服务，不止充分利用密布全国的军警特，还充分利用庞大而无所不包的宣传机器，终日为他造势造神。 换言之，习近平得以集权和复辟，仍是一党专政的产物。其实，这也是邓小平时代留下的漏洞：只有经济改革、空缺政治改革的邓时代，留下巨大的历史漏洞，最后，竟让习近平轻易地钻了空子。 在一党专政制度下，当某人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只要他有意独裁、精心运作、狡诈使力，先凭籍手中掌握的人事大权，不断换人，任人唯亲，安插亲信于权力要津，最后全面掌控军警特；只要他唯我独尊、六亲不认、心狠手辣，凭籍他手中掌控的军警特工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大清洗，清除异己，同时制造恐惧；借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迫使党内官员在恐惧中臣服，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然而，回到治国理政，则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何也？还是笔者那句老话：一人成功，全国失败（诸如毛泽东、斯大林、普京等，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独裁者的成功，必伴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失败。或者说，独裁者的成功，本身就建立在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牺牲、为代价的基础上，这是独裁的巨额成本、超级成本。专制和独裁的本质，就是祸国殃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传统的北戴河休假结束了，北戴河的戒严和热闹也结束了，如今已经恢复了静悄悄的本来面貌。往常北戴河静悄悄了，国内外媒体就开始热闹了：各种新闻评论和猜测，以及港台媒体的小道消息，就开始充斥着大小媒体。可是如今却仍然静悄悄地就像一潭死水，这就不正常了。 这个不正常其实很符合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当中共内部的所谓民主，已经无法纠正错误进一步滑向深渊的时候，大家就只能鸦雀无声了。各部门的问题一大堆，而且互相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小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跳着脚骂人了。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估计就是这种状况。 什么是鱼，什么是熊掌呢？比如说缓和中美关系，是挽救快速下滑的经济所必须的条件。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小习也不是傻瓜。可是有一帮人就不能接受了，小习也不太情愿。因为负责维稳的党棍们，更加倾向于战狼外交，配合一场局部战争来化解国内矛盾。这就需要支援俄罗斯继续乌克兰战争。 怎么办？以习近平善于内斗而不善于治国的特点，不知道该帮谁说话才对了。帮谁都错，只能骂人。你放了秦刚缓和中美关系，王毅和战狼派不干。你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长和军队主战派不干。如何鱼与熊掌兼得，不是小习的智慧范围内能解决的。互相争论上升为脸红脖子粗，除了跳脚骂人还能怎么办呢？真难为习近平同志了。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规律，不可违逆。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的根本矛盾，发展到如今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不得不改头换面了。这个根本矛盾，就是既要吃市场经济这条鱼，又舍不得放弃一党专制这盘熊掌。结果就是深度中毒，命不久矣。 有没有解药呢？有两种。一种是小习同志的英明策划，回到二点零版的毛泽东，斯大林时代。一方面靠现代技术优势，强化维稳镇压；一方面把人民的经济命脉重新抓在自己手里。形象地说就是，国有化加上人工智能的全面监控。把任何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结果就是这些年产生的资本家们不能适应，正在静悄悄的配合外国资本家们用脚投票。中产、小资产阶级也不能适应，不断暴雷被割韭菜已经扩大了穷人的队伍。生活水平已经接近剩余价值理论的大多数老百姓，只剩下造反一种选择了。这种危机，北戴河会议的诸公们看得比我们清楚。 平时不敢说话，怕会被整肃。这时候再不说话，谁也逃不过后果自负。至少名义上北戴河还是自由发牢骚的机会，于是所有的责任都集中到了一尊的身上。谁让你把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呢？权力和责任好像真的不能分开了，马屁精们不会帮你承担责任。 还有一个解药：就是彻底改革政治体制，用多党制约的政治体制，保障法律的正常实施。用法律保障的市场经济，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这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解药。但却是和一党专政的利益集团相抵触的解药。利益集团们能够舍弃自身短期利益，为全社会谋求这个长远的利益吗？ 我无法判断。历史上，古今中外两种先例都有。比较明智的统治集团也可能放弃不可靠的短期利益，为全社会谋求长远利益。否则就是暴力改朝换代。也许无法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就只能等待一场血流成河的革命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