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了。然而，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在继续恶化。这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如何在年终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大考验。 疫情三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人们行动的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也在于或者更在于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峻后果，乃至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许并不在乎人民对它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了严重问题，不但会直接减少人们的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单单它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还不论它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滞的状态下，要维持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可如此一来，又担心引发民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党把经济的不断增长，看作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 经济未见开门红，李强能力受质疑 不过，眼下一时半会还不至于让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毕竟有过去30多年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然而，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就可以轻松片刻：一是因为经济好转的迹象尚未有明显表现；二是对习李这师徒俩，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倘若年底不能实现年初定下的5%的增长目标，这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没有做好，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二十大组建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何在，两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头彩，开局不好，会落下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预期目标，人们就会把李强看作是个无能的总理，把这届政府看作是个无能的政府，以后的工作就更不好做。这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构成很大压力，因为习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不能把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之所以挑选李做总理，原本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经济搞上去，然而，半年过去，现在再回头看，显而易见，外界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度有些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抑了人们的需求，疫情放开后，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头两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趋势，可紧接着，重陷萧条，市场的信心依然低迷。这就说明，此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单纯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实际是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共振结果。 中国经济萧条，三种问题的结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以缓解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遇到像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不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挡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级阶段转换，并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没错，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简单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达成目的，致使经济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伤及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系统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经济的各个子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尤其表现在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方面；二是经济和社会及政治的联动，经济影响到社会和政治，后两者也反馈到经济，出现一个联动反应，特别是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资本的极权做法，严重挫伤了国民对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友好，终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可以说，中国经济此轮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然而，疫情解除后并没有让情况得以缓解，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后全面爆发出来。个中原因就在于，疫情不是这轮危机的起源，它只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持久，危机还是会出现。此亦党国在上半年出台那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却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哪怕力度很大，也难以起到应有效果。 激活民众信心，李强该怎么做 李强通过这半年的“当家”，应该体验到了这点，但是他不能对习近平点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断对外资对民企信心喊话，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的“24条”文件，几乎将习近平过去的经济政策悉数修正或放弃。然而，这或许是习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再进一步就触碰到政治红线，因此，李强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在不引起习疑虑的情况下，说服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放松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让民间和社会产生良好联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场信心。 习会不会这样做，外界不知道。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台一个深化改革开放的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曾经出台了一个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一扫之前社会对习会走回头路的担忧，尽管习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确立的改革路径去做。今天的情形当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们对习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可对李强来说，或许他会认为，今秋召开的三中全会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认真回应社会和市场的关切，人们对党国的信心也许会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会的文件如能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改为私有经济和私有企业，重新定义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并载入宪法和法律，让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这两个词成为历史；同时明确宣布对历年企业家的案件进行审查和甄别，该减刑的减刑，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市场信心焉有不恢复之理？ 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必须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否则，从当下的状况来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经济。但对李强，这是一个比经济困境更大的难题。然而，如果他不去说服习近平这样做，不仅他本人将成为一个平庸的总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会北朝鲜化，经济则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现失落的十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日经亚洲”(Nikkei Asia)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撰文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夏北戴河会议期间，因国家走向而受到元老们斥责。有分析认为，中共元老们已经被严加看管，不可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妄议中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缺席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峰会，引起国际舆论揣测。曾经担任“日经亚洲”中国分社社长的中泽克二撰文写道，中国国内政治出现动荡迹象，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似乎是个前兆。尽管北戴河会议召开从未正式披露，但今年闭门会谈的细节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文章称，现今的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衰退，同时青年失业率恶化到中国停止发布数据的程度。此外，两名火箭军高级将领遭到整肃解职的消息7月曝光后，军队陷入骚乱。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因不明原因被免职，外界对外交部长的疑虑仍余波荡漾。“这场动荡让许多在中国经济崛起期间领导共产党的元老们感到担忧。”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上个月底习近平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并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直奔新疆考察。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 还大谈反恐、反分裂斗争，相较之下，前一年习近平到新疆谈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再对照今年的谈话可以印证，“习近平执政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受到挑战，经济的下行的确影响社会稳定， 还影响他个人执政乃至中共政权的稳定。” 曾庆红仍有影响力？ 中泽克二引述所谓的消息人士称，北戴河会议前，党内元老们已先行召开会议，总结他们的意见，之后只有几位元老前往北戴河，向习近平传达他们的共识，“如果政治、经济、社会动荡持续下去，没有采取有效因应措施，中共可能失去公众支持，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报导指，这群元老的核心人物是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旅美评论人士陈破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曾庆红跨越了各个派系，他既是江派也是红二代太子党龙头人物。如果这项消息属实，说明20大是在江派或江派残余势力帮助下，成功将团派团灭。他提到在20大胡锦涛强行被架离时，现场笼罩在惊恐的气氛中，习近平在会后却跟曾庆红谈笑风生。 陈破空：“现在报道出来是曾庆红有发言权可以说话，那他应该会表达，他扶持了习近平的权力，又支持他连任，但是习干得一塌糊涂。曾庆红就可以批评习。” 不过，陈破空对此消息保持半信半疑。他认为，如果此说成立，曾庆红还能发挥作用；如果消息不正确，估计20后政治老人已经全面出局，现在是习近平一派独大。 “曾庆红是有影响力、有话语权，但是现在曾庆红没有能力挑战习的地位。”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中共的元老在过去十年多数已经被清洗、禁锢，私下发牢骚也许有可能，但是不可能让他们集体发声。 “习近平过去靠中央警卫局，名义上保护元老们的安全，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现在又增加特勤局，属于贴身保镖性质，对副国级以上都严加看管，哪能发表对习不利的言论。”蔡慎坤补充说道。 中国经济由盛转衰 习近平缺席G20 该报道指出，习近平在意外遭到元老严厉批评后，向他提拔的亲信表达不满，并将箭头指向3位前任-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 日经报导指，习近平表示：“前三位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都落在我的肩上”。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仍然没有解决。我该受责备吗？”报导称，G20会中可能讨论中国经济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习近平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丢面子，而选择缺席。 陈破空说，习近平缺席G20非常罕见。除了近期中国推出新版地图，中印关系欠佳等表面原因外，出席金砖峰会可看出身体健康可能出状况。另一方面，在习近平任内中国从崛起到衰落，让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受挫。过去那个要向世界指点方向的他，缺席G20峰会也显示退出国际舞台减少影响力。
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我们还必须提到地富的子女。尽管在毛时代，家庭出身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间仍有轻重之分。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无疑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物件，其悲惨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专政物件。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著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在各种二代中·，地富二代身处最下层。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最先富起来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农的后代。 上海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里写道，他沿著黄河考察，发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地富后代。 曹锦清写道：“乡村地主之子代，或孙代，在集体化时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压制。在农村改革开放浪潮中，这些绝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孙在工商领域里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与他们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数比起来，有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带调查时已发现这一现象，如今在北方农村再次听到这一情况。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一个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现象呢？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必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著更强烈的冲动。改革开放虽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但他们更早、也更强烈地利用这一机会。二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在城市里有较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缺少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资源的村民，单凭自己的努力，是难以在工商领域内发迹的，这是一个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页） 我们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写土改的红色经典是作家周立波写于1948年的《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过程。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两位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黑龙江尚志县元宝屯，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第二年《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推出。纪录片讲述了元宝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有一处，画外音说：“从1984年开始，元宝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经过20年的发展，当年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慢慢归拢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在纪录片里，元宝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说：现在干得好的那些大户，还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干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还是中农成份的，也有咱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转引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五部〈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页。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 西方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 2020年9月17日，《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称地主后代收复失地。文章说，毛泽东带领下的革命狂潮，中国的地主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之一，历经1949年建国前后多次群众斗争几至体无完肤。然而根据一份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所共同进行的工作研究报告指出，当年地主的后代很大部分已经“收复失地”，重享他们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权。相对于其他家庭，他们大多都有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取向，均与1949年之前社会地位低微的后代们有所分别。社会的不公似乎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较有生意头脑，更支持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以及相信勤奋可致富。 这群学者对旧社会上层的后代很快地收复失地有如下的解释，他们的亲属在海外帮助他们收藏了一笔财富，但更重要者就是这些家庭在大陆国内仍然维系了一个有力的网路。报告指出，这群得以翻身的后代，大多都出身于一个强力的家族架构，尤其是农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尽管他们的长辈历经毛泽东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层次想法和概念，却灌输给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泽东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上层阶级，得以再度夺取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2022年6月9日《经济学人》再次发文，说“中国革命前的精英们的孙子们异常富有”。文章说，在毛时代进行了历史上最彻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给贫穷的农民，数十万地主被杀害。在很长一段时期，地主的后代接受教育的机会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后来发生了逆转。根据一个国际学术团体收集的资料，后来，老精英们的后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产党员的收入还高。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后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孙子们更有进取心，工作时间更长。虽然精英阶层的资本在70年前被摧毁，但他们的社会资本却经久不衰。 我当过知青，我也问过当过知青的一些朋友，在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来是哪些人富起来了。回答几乎一样，都说是地主后代富起来的占很高比例。其实用不著我们现在去询问，就凭当年我们的印象我们几乎就可以推断，那些地主后代多半——当然不是全部——会是先富起来的一批，因为在当年我们就发现他们多半比别人更勤劳更能干。 为什么深受压迫的地主后代能够收复失地？按照曹锦清和BBC报导中学者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较好的社会关系。 我认为这两个原因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先说家庭教育，在毛时代，有几个地主敢在家里实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几个地主在子女面前还有家长的威信？再说社会关系，较好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地主家庭，由于在毛时代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关系是被压抑因而很淡薄很疏离，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未必马上就变得很热络很有力，因此对地主后代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来，地主后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基因遗传的力量。中共统治中国这几十年，好比做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实验，其时间之长，样本之多，边界条件之确定，都使得其结果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地主后代这个群体，受到了长达30年的打压，外部环境之恶劣超过任何其他群体。然而一旦他们获得了和其他群体同等的机会，便立刻脱颖而出。这证明了基因遗传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红卫兵提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为反动的血统论。一时间声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说，现在看来，这副对联其实没错啊。不对，这副对联确实是错的。因为这副对联强调的并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反动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遗传的。现在爱说红色基因，但我们知道，红色不是基因，没有红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遗传的，但人的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遗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说的是父与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说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体貌，可以遗传，但不是说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遗传。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作者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全文转自光传媒）
两个多月来，一个话题在国际媒体上吵来吵去，此起彼伏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这就是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传说中的政变。正当反俄的媒体欢呼政变的时候，瓦格纳的头头在朋友的劝说下，投降了，撤退了。把大家闹了个不知所措。 作为普京的亲信，又在俄乌战争中所向披靡，有点儿发飘也很正常。作为体制外的雇佣军，和正规军有矛盾也很正常。但是争宠争到用哗变来威胁上级，就不正常了。这时候有个朋友出面点醒他，他马上就明白撒娇撒得过分了，于是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了主意。这说明他并没有想真的政变，是一场闹着玩的假政变。 但是普京可不能容忍这种过分，否则权威丧失，比打了一场败仗还严重。普里戈津可以闹着玩，别人如果有样学样可不一定就是闹着玩了。独裁者靠的是奴才们无条件地服从来维持权威，连亲信都被允许随便搞政变，这个榜样是对独裁结构的最大破坏。所以大家都估计普京不会放过普里戈津，无论如何表忠心都已经晚了。 现在普里戈津已经死了。普京正在展开他老练的手段，把可能发生的余波消弭在无声之中。虽然普里戈津的最高层班子被团灭了，但中下层人员不一定就服气，别的野心家也可能以此为借口煽动造反。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反政府起义，就是假借死亡多年的沙皇的名义发动的。当人们想造反的时候，不会仔细辨别借口是否合理。鱼肚子里藏个纸条就足够了。普京应该熟悉东方人的这套历史把戏。 这场热闹蔓延到中国就更有意思了。一些用中文的人士们立刻开始炒作林彪事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吓得习近平神经兮兮的，出访南非还带上了一个警卫营，给约翰内斯堡带来一笔不小的旅游收入。会议期间他显得疲惫不堪，给媒体竞猜家们创造了新鲜的话题。 其实林彪事件和这次俄罗斯的虚惊一场完全不同。那是一场反对独裁专制的真实的未遂政变。第一目标是阻力最小的设计，杀死毛泽东之后顺理成章地改变政策方向。不成功后前往广州另立中央，那儿都是林彪的嫡系部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另立中央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以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四人帮，甚至反对毛泽东本人的民意来看，广州的中央与北京的中央分庭抗礼，是大概率的事情。华国锋的成功就是后车之鉴。 遗憾的是纯粹的军人玩不过特务政治。周恩来利用特务手段的操作，使得改革开放延迟了十年左右。没有历史上最高水平伪君子的操作，中国人民要少受很多的苦难。没有七六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海洋，也不足以看清中国人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可怜样。毛泽东的判断还是蛮准确的，人群中混有大量真想造反的大小反革命分子。这是提醒华国锋集团可以政变的明确信号。 虽然俄罗斯没有政变的民意基础，但是中国还确实处在政变最适合的环境之中。就像华国锋当年所依靠的各种条件一样，上下各阶层，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对最高当局的不满，已经充分成熟。经济足够的糟糕，外交也足够的孤立，就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样，等待着瓜熟蒂落的那个偶然的机会了。 需要注意接受两个历史教训。首先是普里戈任的教训，政变不是开玩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其次是林彪的教训和华国锋的经验，谨防特务机关从中作梗，谋事要密，下手要狠。真政变可不是开玩笑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早几年就被中国网民封为“总加速师”，现在看来，这一封号乃实至名归。当习近平强行跨入第三个任期之后，中国经济加速滑坡，地方财政加速恶化，房地产加速爆雷，外资外企加速撤离，对外关系加速恶化，民众财富加速缩水，社会戾气加速累积…… 但习近平还在加速撒钱（中国网民所说的大撒币），这回在南非，为了“给金砖峰会指明方向”，他又大手笔撒下140亿美元：其中，40亿用作“全球合作和南南发展基金”；100亿用作落实习近平自己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他还为此撂下大话：“不让任何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俨然要包办各国的发展。 转头，针对中国人民，却在中共内部会议上放话：“不学西方福利主义养懒人。”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给陷入疫情困境的中国人民发钱补贴。同一时期，包括美国、日本、台湾、欧洲各国在内的民主国家都给国民发放现金赈济。非但如此，习近平顽固推行极端清零、极端封城，让中国人民经受三年浩劫的同时，直接制造了中国经济灾难，造成如今难以挽回的败局，烂摊子。 中国出了个习近平，这对中国、中共和中国人民而言，是福还是祸？大多数人或以为，答案很简单：是祸！少数遭洗脑者可能回答：是福！甚至以为“习近平在反腐”云云。其实，答案或没那么简单。古人早就有智慧的辩证总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对中共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中间状态，介于极端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的中间状态，其中，不仅有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还有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具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双重设计。高层默认派系共治，达到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 但习近平复辟，废除领导人任期制、复辟领导人终身制；废弃集体领导制、复辟个人独裁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名存实亡，市场经济遭到拆毁，重回计划经济和党管经济。让中共重置于极端专制状态、个人专断之下。 如果说，上述那个中间状态，即改革开放，曾经让中国共产党相对稳定下来，如当今的越南共产党那般；那么，可以说，习近平的极端专制复辟，必使中共再次处于高危状态，随时可能发生崩塌式、毁灭状的事变，即，习近平每每口称的“灰犀牛”、“黑天鹅”、“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等。即便习政权竭尽全力维持局面，做到表面上不出大事，但它所付出的成本势必极度高昂，非十倍、百倍的剧增所能估量。 习时代，财富产出大规模减少的同时，维稳成本却大规模增加，这已经是眼见的现实。这一减一增，足以耗光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国家和社会财富，根本动摇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必然地，也将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说到这里，道理渐明：习近平当政，对中共而言，并非福音，而是祸大于福。那么，习近平当政，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否不利？表面上看来如此。从短期看，中国人民正遭受大苦大难，工厂倒闭，失业加剧，不要说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连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一毕业就失业。年轻人中，啃老族比比皆是。以至于，在公布了今年六月年轻人失业率攀升至21.3%之后，习当局就拒不再公布年轻人失业率，到此为止。即便对中产阶级而言，房地产贬值，家庭财富缩水，荷包吃紧，也不敢再放手消费。而对端铁饭碗的公务员阶层，也面临一波接一波的减薪潮、解聘潮…… 然而，往长远看，往深层看，变数正埋于此。习近平不仅把他的个人私利和权欲置于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上，也把他的个人私利和权欲置于共产党之上，正严重危害他们念兹在兹的“党的利益”。如果中共、尤其中共高层，无法阻挡习近平的折腾，那么，他的折腾、加速折腾，反而可能是搞垮这个党的动力。尽管，习近平复辟和折腾的主观意图，并非要搞垮共产党，但他复辟和折腾的客观效果，却很可能如此。 如果他真能搞垮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专制大党，即便中国陷入暂时的动荡，但这个国家和民族却极可能获得浴火重生的机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幸事 ？当下局势，对习家军而言，福兮祸所伏；但对中国人民而言，未尝不是祸兮福所倚。辩证法正在于此。国内外中国人或怨声载道，或忍气吞声，似乎也不必绝望，到应该看看习近平复辟和折腾的最后结局究竟是什么？正如西彦所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人学习习近平著作的时刻已然来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前二十名显示，排名第一的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二名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第五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在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销量均为习近平著作和习近平思想专题摘编。 原来，习近平才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和最畅销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风。胸无半点墨的独裁者，终于可以雪耻了——当年负责考察、选拔习近平的中共开明派元老、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临终前评价说，“他就是小学生水平”。如今，习近平可以理直气壮地摘掉这顶帽子。他的著作的销量已然超过太祖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贫弱，官员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泽东，也没有办法像今天的太子党红色家族那样，通过倒卖土地和批文点石成金。毛的最大财富是稿费，尽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书班子集体创作，稿费却归他一人所有。他拿钱给江青花，或资助章士钊等当年于他有恩的前辈，都是从这笔天文数字般的稿费中支取。如今，据彭博社记者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早已富可敌国，习近平不是贪图这点稿费，只是为了满足独裁者的虚荣心——习近平思想能像当年的毛泽东思想，让十四亿人入心入脑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连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写习近平语录来换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扫地又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著作在中国畅销不奇怪，政府部门用公款消费，没有人心疼。但习近平的著作居然卖到台湾，就是台湾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习近平所著的《摆脱贫困》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就进入台湾图书市场。在第五届台北书展开幕式上，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与台湾天龙文创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将由该公司和五南出版机构全面代理这两本书的岛内发行。该公司总经理沈荣裕说：“我们很看好这两本书在台湾的市场，绝对会热卖！”中共喉舌环球网报道，福建参展团团长吴志明告诉记者，习近平的书籍是本届书展的最大亮点，现场销售情况很好。“预计在台湾一年销售两万本没有问题。 如果台湾民众需要，我们还可以考虑推出繁体版本。”记者采访市民林一明，他说，他从台北回台南老家过新年，随身带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准备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当医生的哥哥。记者登陆博客来网站，发现畅销榜上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旁边，标注着“已抢购一空，目前无法购买”。博客来文化事业部部长张静如告诉记者，“我们很希望赶紧有书补充进来。 我们的排行榜天天更新。这本书断货好几天了，还能在排行榜上，可见它之前销量很可观”。 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奋斗牺牲，台湾才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成为民主国家阵营的成员，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然而，台湾对中国的红色渗透如此放任自流，任习近平的独裁专制思想潮水般涌入，岂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杀行为？ 勃列日涅夫和齐奥塞斯库为习近平做出了好榜样 习近平不是第一个兼职当作家的独裁者。他的老师有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独裁者大都没有原创性，独裁者与独裁者之间如此相似：愚蠢、专横、僵化、狂妄。 苏联经济学家阿尔巴托夫曾经帮助几代苏共最高领导人撰写经济报告，对他们有贴身观察和分析。他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当时上层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问。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说他有喜爱阅读的什么东西，通常就是那本《马戏》杂志。他最大的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这些描述用在习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无违和感。 阿尔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从未写过文章，但他身边的阿谀奉承之徒和宣传官员为了讨好他，召集了一群颇具文学才华的笔杆子，为其操刀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地》、《垦荒地》、《复兴》。这些作品发表后，获得精心组织的、震耳欲聋的捧场和叫好，成为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作家协会立马将其提名候选列宁奖金，这笔奖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气的作家发表书评，颂扬这几本由别人代劳的赝品。阿尔巴托夫评论说：“在我们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一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 为了满足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虚荣心，苏联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全民演出了一处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是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们为之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 在罗马尼亚，长期掌权的“小号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齐奥塞斯库——他拥有罗共总书记兼罗马尼亚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兼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包括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名誉院长等头衔（其头衔之多还是比不上习近平）。作家袁凌写道，有一天他在地摊上发现一本中文版的《齐奥塞斯库选集》，这是从煌煌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集中精选出来的文章——齐奥塞斯库著作的规模，超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习近平要赶上他，必须让秘书班子废寝忘食、奋笔疾书。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体例，在齐氏历次会议讲话正文中，附有与会者的鼓掌和欢呼。全书第一页以鼓掌始，末页以鼓掌终，共记录鼓掌八百次。看到这些记载，可想见当时会场情形，齐氏每讲一段的话音还未落下，就淹没在会场狂热的鼓掌声里。只是，后来人们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的掌声，更加热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说：“正是齐奥赛斯库当初亲自制造出来的掌声，最终制造了他的死亡。 这个爱好掌声的独裁者一生，终究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齐奥塞斯库全盛时期，多么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今天的习近平也是有样学样。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不无鄙夷地描述说：“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结巴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几乎病态。 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马内阿很早就预见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运。我在二零一三年写作并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也提前对习近平做出了盖棺论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梁朝伟获颁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其实不是新闻，因为消息早在三月尾已经宣布（当时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已第一时间扑出来发公告祝贺），只是前日才于威尼斯举行颁奖礼。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贺声中，也有网友重提梁朝伟2002年所讲的“支持镇压六四”言论，并问有多少人记得。 我自己是记得的，不但记得，更在《苹果日报》熄灯前两星期于名采版专栏写过，该文题为“梁朝伟谈六四”——不是刻意挖他疮疤，只因当时适逢“六四”周年，我想从另一角度谈谈港人六四记忆而已。后来《苹果》消失，此文亦随风而逝。 今年四月初，我得悉梁朝伟获奖后，就在Patreon写了篇文，记录某位老人家与梁的小故事，呈现梁比较鲜为人知的一面，文末附上〈梁朝伟谈六四〉全文。关于梁朝伟的过去，我已写过了，今天只想谈谈他的致谢词。 梁朝伟这次领金狮奖，堪称人生另一高峰，但致谢词却很短：一半是感谢颁奖的李安、威尼斯电影节、太太刘嘉玲、亲朋戚友和各地影迷，另一半则感谢香港及过去41年合作过的电影伙伴，“我得以在香港成长，其后受香港电影界栽培，由此展开我的演艺事业，实在非常感恩（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rais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being nurtured later by the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 in general, where my acting career began）。” 梁朝伟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确实跟香港有莫大关系。金狮奖的耀眼光辉似乎令人忘记了，梁朝伟在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即八九十年代），就算不是“票房毒药”，也从未有过像周星驰、周润发那种令片商趋之若鹜的叫座力。九十年代由梁朝伟担正男主角的电影，大多不过千万票房。只是到了2000年后，“双周一成”日渐减产，梁朝伟叫座力才渐渐提升，代表作自然是《无间道》和《色戒》了（后者狂收的原因也不言而喻吧）。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正因为梁朝伟从来不是最当红的明星，这反而免却他的票房包袱，让他有机会参演不同类型、不同国家的电影，包括侯孝贤、王家卫等导演的“冷门文艺片”。相比之下，扛着庞大票房压力的周星驰，戏路就有很大限制（他当年破格拍两套《西游记》就惨遭票房滑铁卢了，遑论拍“离地”的艺术电影），极其量只能在《国产凌凌漆》梳梳头，恶搞一下《阿飞正传》的梁朝伟。 威尼斯影展总监Alberto Barbera是这样评价梁朝伟的：“梁朝伟所演的角色，不仅横跨多种类型，且在不同纬度上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正因为他长期与有名望的得奖导演合作，令他名声鹊起（His reputation is strictly tied to hi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王家卫《花样年华》中令人难忘的演出，让他在坎城影展封帝。” 可见梁朝伟得金狮奖，关键是他长期参演艺术片，而当中也涉及很多偶然。因为当年全港追看“双周一成”，一线尾的梁朝伟才有空间胡乱闯荡，跑去跟着“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拍票房惨淡的艺术片，由是阴差阳错造就今天的成就。至于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点，即梁朝伟“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我觉得除了从前的香港，确实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 梁朝伟令洋人惊叹的“多才多艺”——拍电视剧，演不同类型电影，还当过流行歌手——在当年香港其实非常普遍（连周润发也是“歌影视三栖”），因为大家的心态是什么都试、什么都敢，思想（甚或道德）没有界线，很多“奇迹”就是在各种随机尝试中碰撞出来，王家卫如是，周星驰也如是。梁朝伟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步：连艺术片都“捞埋”（混在一起）。 想起一句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梁朝伟的故事也许给我们一个启发：做些跟别人不同的事，就算没有即时成果，只要默默坚持下去，最后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除了当年香港，哪里还有培育梁朝伟的土壤呢？拍大陆片《捉妖记2》、《无名》之类，尽管也很多元化，却不大可能让他得到外国影展青睐。看到梁朝伟获奖，我觉得最唏嘘的是，若非命运弄人，站在那台上的人，会不会也可能是张国荣？（本文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房地产总市值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债券市场。2021年中国恒大地产爆雷，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开始。截至2022年底恒大负债总额达2.4万亿元，2023年8月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另一家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也面临流动性压力。中国的房地产“堰塞湖”随时有溃决的风险。 被错误耕地数据吓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耕地红线 那么，中国房地产“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其根源与独生子女政策是一样的。1980年官方宣传，“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22%的人口”，因此既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也要保护耕地。当时认为中国的耕地只有14亿亩，人均只是印度的40%。但是1996年经过卫星遥测，发现中国的实际耕地有19.5亿亩。 其实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2022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82%，但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2.1倍。2022年中国的粮食有17.6%是来自进口（主要是大豆），并不是因为耕地不足，而是因为农业政策和国际市场体系。其实中国的粮食增产潜力巨大： 第一，现有耕地还有增产的潜力。中国的谷物平均亩产已经从1980年的197公斤增加到2022年的425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还将增产30%。 第二，中国科学院完成的调研成果显示，中国还有8亿亩后备耕地资源，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 第三，中国有20亿亩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还将大为增加，比如昔日的不毛之地毛乌素沙漠正变成沃野良田。中国60亿亩草原（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目前对食品（肉、奶制品）的贡献度还很低，潜力巨大。并且室内农场、白色农业（微生物将秸秆转变为饲料）的推广也将大幅增加粮食产量。 其实人均粮食并非越多越好，过多会导致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和高医疗成本。比如在发达国家中，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的热卡、脂肪、蛋白最低的是日本，最高的是美国；但寿命最长的却是日本，最低的是美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年鉴-2022》，中国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热卡、蛋白已经远高于日本，而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相当。 被篡改的人口数据和房地产泡沫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意味着下一代人口减半。耕地被低估，粮食增产潜力大，而人口又将减少，那么理应停止计划生育并放宽城市用地。但是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将生育率篡改为1.8，预测总人口将 在2033年达15亿峰值，建议继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保护耕地。于是 “十一五”规划以“1.2亩/人”为标准，设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严控城建用地。中国城市建成区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规划的，比如，国务院批准2020年主城区人口/城建用地（万人/平方公里）：重庆700/561，郑州450/400，襄阳170/153，衡阳130/120，新乡155/140。 2000年以来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尤其是由于所有的资源都向大城市倾斜，导致年轻人口快速涌入大城市。以深圳为例，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2020年城市规划是，常住人口/建设用地控制在1100万人/890平方公里以内。但是2020年普查显示实际人口达1756万，而城市建成区只95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1.8万人，其中福田区高达2.7万人。上海虹口区、黄浦区和广州越秀区每平方公里甚至高达3.1-3.5万人。而美国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 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5%，其中25%生活在县、镇，40%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只有6.24万平方公里（0.94亿亩），只占0.65%的国土面积，当然导致高房价。而中国在实行二孩、三孩政策后，即便依照官方夸张的数据，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峰值只有14.1亿。笔者论证实际人口只12.8亿，到2050年将降至10亿。那么以“1.2亩/人”的标准，14.1亿、12.8亿、10亿人口只需要16.92亿、15.36亿、12亿亩耕地，可以增加数亿亩土地用于城建。笔者在《大国空巢》中指出，即便中国的城市全部以芝加哥的人口密度进行规划，也是有足够的土地的，那么房价将大幅下降。 “18亿亩耕地红线”导致城市“人满为患”，造成“中国人口太多”的假象，为继续计划生育提供了依据，人为造成的土地稀缺也为“土地财政”铺平了道路。中国政府在经济学者胡鞍钢等人忽悠下，实行分税制改革，财税向中央政府集中，减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于是卖地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而独生子女政策降低家庭刚需，抬高储蓄率，中国又缺乏其他投资渠道，于是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 无视学者的预警 笔者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一书里，从人口角度预警了房地产泡沫。2015年1月笔者和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为方正证券做了一个行业报告，预警房地产危机，几十家媒体做了报道，其中人民网的标题《业内报告：人口红利终结，中国房价到顶》。2015年《环球时报》发表笔者的《中国城市“人满为患”归因于人口理念错误》，建议增加城建土地供应。如果当时在房地产上踩刹车，是可以避免房地产泡沫的。 但是中国当局无视笔者的预警，在房地产上继续踩油门。原因之一是，林毅夫、李稻葵等官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有年增8%的潜力，今后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2、3倍。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开始减速，为了实现所谓的“潜在增长率”，就拼命投资，尤其是投资房地产。于是，2015年开始房价一路狂飙。比如2022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分别是2014年底的1.73倍、1.81倍、1.80倍、1.97倍。 其实，笔者在2004年到2010年反复指出，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拐点。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因为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化，潜在经济增长并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么高，过度投资其实是透支今后的增长，也会造成巨大的泡沫。 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是GDP 的4倍，而美国只是 GDP 的1.6 倍，日本也只是 2.1 倍。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活动约四分之一和家庭财富的三分之二。中国政府面临两难，如果房地产“堰塞湖”垮塌，除了将导致经济减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外，还可能将冲毁中国的债务市场和银行系统，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如果继续加固“堰塞湖”的堤坝，年轻人将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民不聊“生”，将导致人口崩溃。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地区最高，原因之一是其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破裂了，因此房价相对较低。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已经在负增长，尤其是28-37岁购房年龄人口在快速减少，房地产的“堰塞湖”溃决看来难以避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刚刚开过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所涉及的人事异动，既没有涉及外界关注的前火箭军高级将领，也没有涉及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不过，除了火箭军的那几个高级将领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只是时间问题，秦刚被从重处理的可能性也只能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联想起中共前驻韩国大使李滨就是因为中了“美男计”而被迫出卖情报，如今秦刚正在被习近平当局所追查的内容，应该也包括他是否也因为在美国的“失足”而被CIA所“敲诈”？ 从上月28日开始的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今天结束，该会议之前对外公布的众多议项中最令外界感兴趣的两项，“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审议有关任免案”虽然均被如期进行了，但其中所包括具体内容无一符合外界期待。 刚刚公布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内容包括：由上海市选出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董云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今年7月31日被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罢免其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由贵州省选出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黔南州委原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原州长钟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今年7月28日被贵州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罢免其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董云虎、钟阳的代表资格终止……。 至于外界事先关切的其军内职务已经被取代的几名军队高级将领，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火箭军前政委徐忠波、军委联参部前副参谋长张振中等，均未在列。 从上述的来自上海的董云虎和来自贵州的钟阳的被处理经过看，前者是7月初，后者是4月初即被宣布“落马”，然后都是在7月底被所在地方人大率先处理。 相比较而言，火箭军“窝案”的“谣传”刚刚出现时已经是7月中旬的事情，而习近平下令火箭军换将更是7月底才发生的事情。自此以后的短短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军纪委的运作还是军方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运作，都来不及赶在这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召开之前完成是可以想见的。但也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此三人日前都已经失去了军内职务，应该都正处在被军纪委“留置”调查阶段。 未来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会是什么程度，我们无法预测，但即使是被给以党内和军内的“轻量级处分”，不至于被“双开”再加移交军事法庭，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迟早的事。 当然，如今的这一轮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没有对如上三个高级将领的代表资格进行审查， 那就证明至少在未来两个月内此三人仍将处于“接受调查”阶段。不会很快被宣布逮捕并进入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因为中共宪法和相关法律都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凡是需要接受司法处理的在任全国人大代表，都会先被进行一波由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的程序操作。 另外，如上三人中的两个上将都是二十届中央委员。那么如今没有抢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先宣布终止他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并不意味着在三中全会上来不及宣布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逐出中央委员会。 按照所谓先党内再党外的一般流程，在今年十月的三中全会上先宣布对他们两人的党内处分，不失为一种可能。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过说：到本文截稿为止，秦刚也不过才“失踪”了两个月零3天。对他秦刚的最终处理决定的出台，势必是要待到中纪委的调查组先完成调查报告，中纪委常委会才会“先拿出意见”，然后才是习皇发话。而这个过程能够在短短两个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持谨慎怀疑态度。 现如今，刚刚结束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的“有关任免案”中确实没有秦刚。但是，这不但不意味着秦刚会长久停留在副国级的虚位上，反而证明这时间的拖延客观上加大了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未来不会是被某次人大常委会宣布撤消或者免去，而是在全国人大的某体会议上被宣布罢免的可能性。 而且，未来由全国人大出面对他秦刚的党外职务处理，不但是其国务委员的行政职务，更有其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可能性较大的处理时间和次序，依笔者的推测是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撤消中央委员职务，或者是仅仅给以留党查看处分并撤消中央委员职务。 在此基础上，随即便可出台行政处理，即罢免国务委员职务，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有意思的是，本来以为先行免去秦刚外长职务，同时让王毅回锅，就可以令因为秦刚的“失踪”导致的尴尬被动局面告一段落的习近平当局，近日居然又因此事被外国人纠缠不休。一篇标题为《欧盟敦促中国外交透明：对秦刚失踪需敞开心扉》的文章报道说：《政治》（《POLITICO》）杂志报道称：欧盟高级官员称中国应坦白部长失踪一事。报道并称，北京正面临欧盟最高亚洲政策官员的呼吁，要求北京对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做出解释。 即将离任的欧盟亚洲事务主席古纳尔·维根德表示，北京方面应该阐明秦刚两个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原因；秦刚上任仅仅七个月后就在七月份被解除了职务。欧盟亚洲事务负责人维根德还表示：“我不想对前部长秦刚的突然失踪发表评论，我是在他担任副部长时认识他的。” 维根德称，“我确实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提供更多有关所发生事件的信息。”他问道，“这是一个健康问题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外长突然从公众视野和国际形象中消失？” 对于欧盟官员的发难，相信中共外交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只会置若罔闻、装聋作哑。 众所周知，当初彭帅失踪后迫于国际网联的压力，中共当局赶紧安排彭帅在公众场合露一小脸，而且还假装接受了“国际媒体”采访。如今的中共政权是绝没有可能以“彭帅模式”让外界再睹秦刚尊容的。 说到秦刚曾经担任过的外交副部长职务，这里顺带提醒一下关注秦刚去向的读者听众们，过去大家都已经知道在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被王毅重新接回去以后，中共外交部网站上就把秦刚的名字从历任外长栏目里删除了。近日笔者才发现，该网站上不但是历任外长栏目里没了秦刚，而至今未被恢复，而且历任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助理栏目里，秦刚的名字也被拿掉了。不过，笔者也注意到了中共驻美使馆的网站里还保留着前大使秦刚的名字和简历，其中也清楚记载，秦刚是2017 – 2018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礼宾司司长； 2018 – 2021任外交部副部长，2021开始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当然，中共驻美使馆如今尚还保留的秦刚的截止担任中共驻美大使的完全简历中也有错误的地方，简历中说他已婚，育有一子。但事实上应该是（至少）育有两子。 外交部网站上为什么对秦刚如此绝情？唯一能给出的理由就是外交部现任负责人，主要是王毅和党委书记齐玉对秦刚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及在习近平当局那里引发的震怒程度最为清楚，他们最为明白秦刚的未来已经不是能否在外交系统复出的问题，而是给以何种程度的重度惩罚才可能令习近平感觉到已解心头之恨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文章中已经对比和分析过了前国务委员杨晶的被处理过程。而现在看来，未来的秦刚如杨晶一样被“轻处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至于“轻处理”之上，首先是“中处理”。可以以前文化部党组书记，17届中央委员于幼军为例。 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于幼军此前曾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时，于幼军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两年零两个月之后，于幼军被任命为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复出”政坛。 比较反常的是，至今为止，当年的于幼军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从来未被官方正式对外公布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不可能像如今秦刚所犯“错误”的影响之恶劣，传遍全球，也不是像秦刚一样，不但婚外乱性，而且还婚外产崽。 所以，笔者较为坚决地相信习近平当局未来对秦刚的最终处理，不会轻到于幼军的程度。 中共党内对于党员干部的处分，有一部分是开除党籍但未被开除公职，当然也没有被移交司法，只是行政降级使用。但这类人都没有一个达到中央委员级别的，不适于和秦刚对比。 而能够与秦刚对比的被“重处理”的中央委员的例子就不胜枚举，比如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司法部长傅正华。 上月7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过《秦刚如果进秦城只会是因为习近平对他的爱之深变成了恨之切》一文，文中分析了秦刚的事情大概率是因为“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而被外界媒体复杂化了。同时笔者也认为秦刚所犯的周恩来所说的“乱搞”的错误已经上升到了不以他本人和习近平意志为转移的“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外交形象、外交信誉”的高度，秦刚当初的“一时快活”把个习近平搞得是要多被动有多被动，用不着在这里过多着墨了。所以为此恼羞成怒的习近平对秦刚的感情由爱转恨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去年的这个时候习近平对秦刚爱得有多深，如今的习近平对他秦刚恨得就有多切。如果是习近平对秦刚由爱转恨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进秦城肯定是秦刚未来的唯一出路了。 不过，笔者当时所说的外界把秦刚事件“复杂化”，所针对的主要是一些外界媒体及时评人不约而同地把秦刚“失踪”与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发生的火箭军“窝案”串联在一起，而笔者本人更倾向于相信这两起案件只是时间上的并行而互无交织的。 但是，有读过笔者如上文章内容的朋友提醒笔者换个角度把秦刚事件，或者说秦刚“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内容向“复杂化”的角度开开脑洞。 笔者在7月上旬发表的《傅二奶事小，”秦二世”事大》一文中，也曾经分析过无论是秦刚本人还是中共当局都可能曾设计过补救甚至是瞒天过海的措施，但最终于事无补！因为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傅晓田女士通奸并导致其怀孕，从此留在美国从孕初到生子再到生子数月之后才返回中国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和美国情报部门怎么可能都一无所知？ 那么据此再深入分析下去，虽然中共政权历史上确实有驻外大使被人家色诱成功而沦为间谍的李滨案的“深刻教训”，但傅晓田小姐当初贴上身为驻美大使的秦刚是美国CIA所施之“仙人跳”的可能性，似乎已经被傅小姐产后拼死也要让孩子认爹的执着所排除。在此基础上，我们只能从秦刚在离任驻美大使之前，具体时间是从秦刚用专机从美国洛杉矶迎接当时的香港凤凰名记傅晓田到华盛顿，并在“采访”过程中与之含情脉脉开始到傅晓田在洛杉矶待产的那个时段，是否就已经被美国CIA据此敲诈过了来分析。 关于中共前驻韩国大使李滨沦落到甘愿替韩国提供情报的地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韩国情报部门先掌握了他的性取向，然后就施以“美男计”。色诱成功之后，照片、录音甚至好几个X级别的“男欢男爱”录相迫使李滨别无选择。 而秦刚与傅晓田两人被美国CIA所掌握的“证据”更不止于如上。傅晓田在洛杉矶的第一次产检后就已经被美国CIA秘密拿了到胎儿的DNA是很可能的。而这一“证据”比当年韩国情报机构出示给李滨的欢爱场景录相带之类文雅得多，但也更有杀伤力得多。 毫无疑问，秦刚在去年被预备成为新任中央委员和新任国务委员的过程中，向“组织上”隐瞒了他有一个怀了他孩子的情妇正在美国待产的“个人情况”。在此前提下，只要美国CIA以此敲诈他，他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做，要么向“组织上”坦白“。事后看来，秦刚选择了前者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否则，习近平当局在去年二十大召开之前就已经把他放弃—-正所谓“不能带病提拔”。 分析到此，我们的结论是，除非美国CIA当初对秦刚的婚外情乃至在美国婚外产崽一事毫不知情，或者虽然知情但却只是替秦刚保密，并没有据此，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敲诈他。否则，秦刚的问题有可能是和李滨同样性质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面临崩溃危局，今年以来竟然成了国际共识，类似评论越来越多。美国华裔学者许成纲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提出中共国可能的三种前景，一是宫廷政变习近平下台，二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三是中共靠专制暴力，把社会危机往后拖。 习近平大权在握，中共内部的反对力量已被打散，虽然不怕死的人还会有，但已掀不起大浪，因此我以为，宫廷政变是小概率事件，即使发生了，也不能解决中共的危机，因为换一个人上台，又回头搞改革开放，根本没有人相信。中共存在一日，中共的本性就不会改变，国进民退变成国退民进，再过十年八年，又回到国进民退，中国人永远都不死心？ 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问题是中共有没有能力控制社会动乱。习近平连年大搞高科技严控，又加强专政暴力准备，最近深圳万名武警演习街头镇暴，正准备应对未来的社会动乱。动乱规模小，中共手上的武装可以应付，一旦规模大起来，十个杯子五个盖，那时就难以自救了。 至于把社会危机往后拖，这是中共目前在做的事。地产爆雷，中共不准地产商清盘，就是怕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这么多地产巨魔，岂是国家资本可以打救的？一味往后拖，地产商如何续命？养著那么多人，借了那么多债，要还那么多利息，前景又那么悲观，这都是躲不过去的。可怕的是倒骨牌，更可怕是越往后拖，爆雷的规模越大，越难收拾。 华尔街巨头一向唱好中共国，最近纷纷改口，外国媒体也越来越把唱衰中国视为时髦，近日连拜登都出声了，说中共国是一颗“定时炸弹”。定时炸弹的意思是一定会爆，但什么时候爆，现在还说不准。 今年以来，经济数字直线下滑，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中国人一看到天有异相，就联想到亡国亡天下，即使习近平自己，也一再说丧气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就是亡国之音。西方媒体和政客正视中共的崩溃，中国人也众口一词说崩溃，连习近平都预感到崩溃，那中共就必然会崩溃了，问题只是崩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会以什么形式发生。 中共的家底还能撑几年，崩溃就会在几年后发生。今年以来，国企民企裁员减薪的新闻此起彼伏，地方政府财困的消息不绝于耳，前不久，东北沈阳连公安都发不出工资了，公安如此，武警又如何？等到公安武警都没有钱拿，还有谁会替中共卖命？须知公安武警的家人都是底层百姓，他们每日在街头打压市民，他们的家人在另一个城市被公安武警打压——这些暴力工具都是靠不住的，随时都会瓦解。 中共最近大力清剿医疗卫生系统，从这个最赚钱的行业，去敲打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干革命时代“打土豪分浮财”的套路，没钱就打家劫舍，抢了钱来再干革命，但民间的财富有时而尽，竭泽而渔也是自寻死路。 习近平不停地断自己的财路，又不停将事情做绝，把人得罪光，他每天都在遥望自己的末日，又每天都向末日挺进，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不济的一个人？中共又怎么会选出一个这么窝囊的接班人？ 回答崩溃的时间与形式，我的看法还是，崩溃的时间快则五年，慢则十年，因为中共的家底大概还能维持这么一点时间。局外人揣测政治都是半推半猜，不过，中共对地方债的态度叫做“谁家的孩子谁抱”，这句话泄露了底细。地方官都是习近平的家奴，地方劣政都体现中央精神，现在地方出事中央甩手，那不是中央不负责任，是中央负不起责任了。 中共中央的家底已经见底，从这一点上便可以看穿它，预多一点时间给它，就是五年至十年的范围之内。 至于崩溃的形式，我以为会从社会底层的乡镇那一级开始，山高皇帝远，村官们会在上级和村民之间做“两面人”，动嘴不动手，出力不伤身，政令遂不及于底层，而百姓最终会明白只有众志成城，才能与政府拗手瓜。政府有钱养得起鹰犬，没钱就树倒猢狲散，什么时候武警不够用了，中央也只能望洋兴叹。政权的瓦解会先从基层开始，然后一级级蔓延上去，到最后，只剩习近平和七常委在中南海望天打卦。 中国人逃不过这一场灾劫，大家都要积縠防饥，做充份的思想准备，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