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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15 日
最近習近平簽署命令，發布《軍隊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辦法》，凸顯出中國在人口政策上的尷尬和矛盾。一方面，計劃生育導致中國面臨史無前例的人口危機，即便官方也不得不承認人口已經負增長，在試圖鼓勵生育；另一方面，為了政策的連續性和政府的臉面，至今沒有廢棄計劃生育和計劃生育法。 《計劃生育法》的歷史 其實1980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只是以《公開信》的形式發出倡議。計生委和人口學界一直想制訂《計劃生育法》，並擬將刑法納入計劃生育，超生者除了被「牽牛扒房」，還要坐牢。 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的王文致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法制委員會主任習仲勛，認為計劃生育應遵循「自願」原則，反對「把刑罰手段引入計劃生育工作和通過立法使強制合法化」。一些領導和法學家也認為「計劃生育這麼荒謬的政策，搞幾年就算了，還立什麼法」，於是計劃生育一直是「非法」的。1984年還給計劃生育開了小口子，允許農村獨女戶生二孩，還在全國很多地方試點二孩政策。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當初認為「計劃生育搞幾年就算了」的領導們退出政治舞台。而獨生子女政策的「設計師」宋健晉陞為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對人口政策松小口很不滿。 新上台的總書記江澤民對計劃生育「泥菩薩」的製作過程一無所知，但非常「尊重科學」，對兩院院士、科委主任宋健的建議言聽計從。於是取消了絕大多數二孩試點。國家計生委主任彭佩雲將湖南省常德探索出來的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推廣到全國。 1991年生育率就開始低於更替水平，早該停止計劃生育，但反而作出《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的決定》，提出「對造成人口失控的要給予處罰並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 當年全國人大抵制制定計劃生育法的老領導相繼退休，而原國家計生委主任彭佩雲、副主任蔣正華在1998年雙雙晉陞為副委員長，於是組織湛中樂等法學家起草《計劃生育法》。2000年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22，下一代人口減半，意味著早該鼓勵生育了，但是荒唐的是，2001年12月29日，江澤民竟然發布第63號主席令，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1980年代計劃生育的「泥菩薩」被江澤民燒製成「陶俑」，還真以為顯靈了，然後當成神來供。在江澤民、彭佩雲時期，生育率從1990年的2.3暴跌到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經濟下行和今後長期衰退的人口學基礎，導致中華文明千年一毀！今後會用放大鏡來研究這段歷史的每一個細節。 屠夫變接生婆 其實利益集團心知肚明，知道「計劃生育」難以存續，於是一方面誇張地預測人口，一方面為自己謀後路。 比如2000年中國政府發布了陸傑華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預測總人口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達16億。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報告建議繼續獨生子女政策，預測總人口將達15億峰值，到2034年才負增長。但是即便在實行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後，官方也承認人口在2022年已經開始負增長。 利益集團在2003年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委」改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為自己留下「人口」後路。2013年又成功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延壽5年。 2018年國家衛計委被撤銷後，但仍然是由於學軍（國家衛健委副主任）等原計生委官員抓計劃生育。現在利益集團已成功給最高層灌輸了「減少生育叫計劃生育，鼓勵生育也叫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沒有必要廢止，中國人口學會和中國計劃生育協會沒有必要撤銷，《計劃生育法》也沒有必要廢除。計劃生育已經不再是「泥菩薩」和「陶俑」了，而是變成會長期存在的神聖的「銅像」了！ 北京西站，2023年1月18日，一位男士推著坐在手提箱上的孩子。中國人口出生率開始緩慢下降，使中國領導人面臨新的考驗。 城狐社鼠 過去十多年，中國最高層忙於抓「槍杆子」、「刀把子」、「筆杆子」、「錢袋子」，但並不順利。軍隊經過層層清洗，但「軍老虎」仍不斷湧現。而人口領域的腐敗，至今沒有入決策層的法眼，但卻影響經濟的榮枯、文明的興衰，是真正「吃人」的超級大老虎。 中紀委顯然沒有能力在人口領域反腐，一方面是投鼠忌器，不敢對躲在「基本國策」的「政治聖殿」里的「城狐社鼠」下手。一方面是不懂人口學，對這種集團性的職務犯罪束手無策。此領域可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因為人口學會是計生委的下屬機構，人口學家是數據腐敗的操盤手。 由於《計劃生育法》這部惡法的束縛，使得人口政策只能束手束腳，荒唐地出台了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結果全部破產。由於仍然是原計生委官員和人口學家負責「新型計劃生育」，屠夫當接生婆，生育率當然不斷下降。 「城狐社鼠」倒是安全了，但是社稷卻危險了。這次習近平鼓勵軍隊生三孩，是為了「聚焦提升部隊凝聚力戰鬥力」，應該是認識到計劃生育威脅國防安全了。 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200萬軍人中，男性佔96%，19-35歲佔90%，20-25歲佔52%。1990年中國的19-35歲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5倍，但是2009年已經少於印度的，2050年將只是印度的40%。1990年中國的20-25歲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6倍，但現在只是印度的一半，到2050年將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人口減少的同時是年齡結構的老化以及經濟活力和後勤保障力的下降。現在中國的中位年齡已經高達42歲，印度只有29歲；2050年中國高達57歲，而印度只有39歲，是兩代人的差距。當然，計劃生育對國防的影響只是人口危機的一個縮影。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的大新聞莫過於恆大許家印被中國當局收捕。此前，有些人認為許家印有後台，很硬，撐得住；還有人估計，恆大是中國房地產一號，大而不能倒，倒了的話，那2.44萬億的債務，不就沒了著落？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也是許家印能夠存活至今的原因。那麼，壓垮許家印這頭超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且看本文分析。 恆大不是國企，勝似國企 有人為恆大算了一筆帳：截至2022年年底，中國恆大總負債約為2.44萬億元。回望中國1949年以來的經濟史，許家印絕對將以「負債第一」榮登吉尼斯大全。 根據財報的數據，恆大最近2年虧損8,000億，每小時虧了5,000萬；中國工商銀行兩年才賺7,000億，而恆大一家虧的比工商銀行還要多1,000億。 如果算總負債額，相當於從夏朝開始到現在，每年負債6億元。能夠如此豪橫地借債，國內媒體嘆之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更奇的是，就在美國華爾街與眾多媒體擔心恆大欠外國私募基金的那190億美元債券可能泡湯時，恆大照樣給股東們分配利潤，照樣以拿地為名向各地銀行借貸。須知，恆大集團主要股東是許家印，持60.29%的股份；國資控制的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團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為7.06%；國資控制的廣州市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持投比例為4.81%。債欠得再多是公司的，分得的紅利是自己的。 監管部門摘牌，許家印就直接申請破產，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許老闆還是一樣瀟洒，酒宴如常，歌舞依舊，社會公關活動不少。銀行也沒虧，只是苦了買房的老百姓，多年積蓄與房貸拋入水中，聽個響都聽不到。這是啥模式？說是中國國企模式，卻比國企更優越，國企雖然虧損算國家的，但經營者只能貪污，不能堂而皇之分紅；說是西方大企業職業經理人拿巨額高薪，企業虧損毫不擔責，但這些大企業沒本事欠這麼多債。因此，只能說恆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下的一個怪胎，不是國企，勝似國企。 這怪胎的養成，集全中國銀行與相關地方政府之力。我相信，這事如果認真追，一大片烏紗將落地（國有銀行也算官）。 資本玩家許家印：從國內大玩家晉級為國際大玩家 7月17日晚，爆雷三年的中國恆大，終於一次性交出了三份財報，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的3個報告期內，總負債規模分別為2.58萬億、2.47萬億、2.44萬億，如此天文數字負債，如驚雷般震撼了中國的資本市場。為了比較，有人列舉了廣東省的GDP數據加以對比：2022全年，恆大的員工約為10.3萬人，總負債在2.44萬億；同一年，廣州的GDP總量是2.88萬億元，當地的常住人口為1873.4萬人。 中國有句老話，「欠債多的人成大爺」。許家印很清楚自己煉成了負債者當中的「超級大爺」。恆大欠交的房屋面積如果每套房子按照平均100平方米建築面積計算，相當於有162萬套房子，這意味著162萬個家庭，大約500萬至600萬的人口，苦苦等待著恆大的交房。事關這麼多人，涉及社會安定，因此政府要求恆大「保交樓」時，恆大爽快地答應，並承諾在未來三年內將保交樓列為恆大的核心任務，為了完成這個任務，恆大還需要銀行再借2500億元-3000億元。錢從哪裡來？許家印將主意打到了海外，藉助「內保外貸」模式，從海外舉債。 「內保外貸」的制度缺陷：為轉移資產留了後門 這裡得通俗講解何謂「內保外貸」，其操作過程如下：某人在上海有套豪宅，想拿到美國一家銀行貸款，美國銀行肯定不貸，因為如果某人將來不還款，美國的銀行和法院都不能跑到中國來沒收這套上海豪宅。怎麼辦呢？如今的國際金融界早就為全球各大銀行包括國際玩家們設計好了一種國際資金結算系統，叫做SWIFT，普通中國人通過美國及西方制裁俄羅斯，知曉了這個系統的王炸威力。中國銀行系統據此發明了一種工具，叫做「內保外貸」。於是某人通過「內保外貸」，可以把房子抵押給上海甲銀行，然後由這個上海甲銀行出具一份擔保函給美國的乙銀行，證明某人「在我行抵押了一套價值3000萬人民幣的房子，我行按照七成貸款額度計算，可以放款2100萬人民幣，借還款均按照當時匯率」。於是某人在美國乙銀行直接貸款300萬美元，熟悉銀行擔保制的人，就知道這等於是上海甲銀行替某人做了信用擔保，如果某人到期沒能償還美國乙銀行的本息，那上海甲銀行不得不動用本行外匯，提前墊付美元給到美國乙銀行，然後在國內與某人打官司，清收其房產。 看完這個例子，讀者大概明白「內保外貸」為國際玩家開了一道轉移資產的後門：於上海甲銀行來說，某人不按期還貸，最好的結果是在國內清繳某人的豪宅，但某人已經在美國拿到美元，雖然打了7折，但事實上已經順利完成了資產向海外轉移，那30%的手續費就當資產轉移付費。以許家印與銀行的關係，在辦內保的時候肯定是資產高估；而許家印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上海甲銀行則沒法清繳許家印在國內的貸款抵押物，必須承擔全部擔保金額損失。 現在該說說中國銀行系統為什麼要弄出這個「內保外貸」。應該說，中國銀行系統熱衷開發「內保外貸」這個資金國際轉移工具，初衷是為了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國門收割全世界。過去幾年，房地產市場越來越難做，地方政府又離不開土地財政。一些房地產開發商採用了國內銀行作為擔保方的形式，通過在海外發行債券來獲取資金，這種方式給了中國銀行當局啟發，認為可以讓大型房企融資渠道多元化，自家金融機構參與也得承擔一定風險，如此操作，應該萬無一失，可管可控。 但許家印這些年玩下來，賊膽特肥，發現恆大的債務已經無法還清，於是開始了一系列操作：離婚（被視為分割資產需要的假離婚）、在美國申請破產保護、「前妻」子女出國，一旦完成所有程序，國內作為擔保的資產將被美國法院保護起來，國內的擔保銀行根本無法執行清償。為了暗渡陳倉，在操作這一過程的同時，許家印拿出矯情鎮物之功：各種社會活動出席如儀，包括舉辦恆大籃球賽，許家印本人滿面春風地出現在賽場…… 但中國的房地產老闆個個都是人精，恆大的「金蟬脫殼」在房地產界起了示範作用，碧桂園率先效尤，8月7日先是公開承認他們10億美金的利息都還不上了。但是就在還債的前兩天，碧桂園的楊老闆把自己持有的碧桂園物業20%的股份價值64億捐給了香港國強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是在碧桂園股價暴跌的前一夜成立的，而基金會的創設人是楊家三妹。 不過，中共幾乎從1990年代開始，就經歷著本國富豪、腐敗官員一輪又一輪洗劫財富然後攜資本外逃的歷煉，再加上「獵狐行動」的實踐，如今對防範資本外逃也算有了經驗。就在許家印一邊準備金蟬脫殼、一邊做足保交樓的表面功夫之時，「有關部門」收網了。 許家印謝幕前的傑作：為中國政府出了道選擇題 海外媒體有評論曰：許家印被捕，說明習近平迫害民營資本升級——這話，實在不是平心之論，試問，這種龐氏騙局，擱在美國也只能抓，哪個國家能夠容留如此禍國殃民的「民營資本」？美國出了個「為進步事業服務」的矽谷銀行，拜登政府最後也只能揮淚斬馬謖。 許家印這些年馳騁中國與海外資本市場，終於煉成世界「第一負翁」，他當然知道這個坑永遠無法填平，也很清楚自己的結局，於是在謝幕之前給中國政府出了一道選擇題（實際是戰書）：要麼你讓我在外活著，慢慢「保交樓」，這過程我繼續享受；要麼你就將我抓起來，自己保交樓；但結果都一樣，我已經將你玩進去，留下的2.44萬億債務窟窿，你不是全能政府嗎？慢慢填吧。既然戰書已下，習近平只好爽快接招，抓起來，讓你健康地活著，仿照肖建華例辦。肖建華的故事天下皆知：從香港四季酒店綁架回大陸，依然住在自家的豪宅，每天在專案組人員全天候全方位監護下「上班」，主要工作是遙控指揮，將原來轉至海外的資產一一轉回來，轉回多少算多少，幫政府止損。那些財產的真正主人們——新老三代常委的家屬，沒見有誰膽大包天，向現任總書記要求認領這些當年交給「超級白手套」打理的巨額財富。 可以說，壓垮許家印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許家印通過離婚分財產、家人逃到與中國沒引渡關係的發達國家，將2.44萬億巨債這口大鍋甩給中國政府這一系列「神操作」。在許家印的立場來看，反正已經山窮水盡，不免拼力一搏，大不了落個資本市場的諸多同仁的下場，例如吳小暉、陳峰、肖建華、王健林……，這些人哪個不曾在中國特色資本市場呼風喚雨，哪個的結局都是被壓在五指山下，自己最多就是如此這般下場，政府要的是錢，不是命。 從古到今，最富裕的一代中國資本大佬正在逐漸謝幕。這些「當代胡雪岩」留下的故事，將成為後世不老的傳說。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失蹤」，讓外界對習近平二十大後一手組建的權力班子的政治穩定性產生了懷疑。如果說，前十年中共核心團隊中並不都是習所信任的人，因而常常免不了有權力鬥爭的傳言流出——儘管未必每次傳言都是真，那麼，二十大習完全掌控了人事，他把團派的李克強、汪洋和胡春華等趕下台，黨的權力核心機構政治局以及其他的關鍵部門與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此情況下，按說他的治理團隊應該很穩定。然而，剛過半年，其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先後出事，這不得不使人懷疑他的班子內部是否存在會導致某種不穩定的因素。 習是自毛以後權力最大的中共領導人，這點在今天不會有異議，可他是否真做到了對全局的掌控萬無一失，由他的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子是否真能無條件地服從他，忠於他的領導，或者他是否能無條件地信任現在的權力班子，鑒於中國政治的不透明，並不確定，需審慎評估。 外界可從三個視角來觀察這一問題。 視角一，習在二十大連任總書記後，並未將其兼任的多個領導小組職務中的一個或幾個讓渡給他的親信接任。同為政治強人，習和毛、鄧的領導風格有很大不同，後兩者更願意務虛，抓大事而不糾纏具體的管理事務，毛把國家的管理任務交給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鄧用毛的話說，舉重若輕。但習不同，他是大事小事一塊抓，親自領導親自指揮，在這點上，更接近周的做事風格。然而，他不讓渡領導小組職務的更重要原因，恐怕還是擔心大權旁落，這隱含著他對親信的不信任。 習兼任的領導小組職務有十多個，這些機構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後新設的，其出發點是通過這種方式，迅速掌控權力，因為黨政機構的很多關鍵職位，還是由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中共元老的嫡系把持，他們在開始時未必願意聽從習的指示。但在習成為核心，大權穩固後，他依然不願放棄其中的一些兼職，並且把這些屬於臨時性質的機構改為黨的常設機構，顯示他不願放棄已有的部分權力。二十大他讓李強做總理，李有基本的市場經濟理念，鑒於中國經濟在疫情三年後的極度虛弱狀況，為了恢復市場信心，他如果把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職讓渡李，發出的政治象徵信號——表明他可能向他的親信分出部分權力，進而中國政治在保持現狀下還有一些變革的空間——能夠對沖李做總理所引起的黨內改開派對他人事任命的不滿，從而有利提振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中國經濟或許會有改善，不像現在這般。可他沒這樣做。原因在於，他擔心一旦放棄部分經濟決策大權，社會是否會把這種行為解讀為他不得不讓渡權力以平息黨內不滿；同時，親信在擁有經濟和社會管理的決策權後，是否會忠實執行他的政策和路線，沒有把握。 視角二，習為中國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但是他實質上通過否定鄧的改革路線而達成目標的路徑並不為黨政官僚體系的主體所認同，因為這樣一條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義的發展路徑導致中西對立，惡化了中國整體的環境發展。另外，無休止的反腐也讓官僚不安，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中國的官僚體系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收益群體。這個群體的主體對改開路線的認同是真誠的，他們把中國崛起完全歸功於鄧的改革開放，對習通過集權和強化政治忠誠而背離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但是不敢公開表達。習在20大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權力班子，不過，這些人主要負責政治決策和政治監督，在龐大的官僚隊伍里，雖然位高權重，但在數量上是少數。國家具體的管理責任和行政事務由在西方被稱為文官隊伍的黨政系統的公務員，包括一定級別的領導幹部來承擔。而在習的政治高壓下，一方面他們不能不執行習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內心又排斥它，由此普遍消極怠工。習時代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比過去更為嚴重，官員的不作為是一個普遍現象。可以把黨政官僚系統的這種懈政和懶政現象視作對習的政治權威和政治路線的軟抵制。 由此可見，習即使能夠驅使高層，但是他難有效驅動中下官員去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無論有再多的對官員的政治紀律和監督都做不到這點。他們會發展出一套規避的辦法。當習無法有效指揮官僚系統，他的思想路線不能被官員誠心接受，他們只是對他虛與委蛇，他實際就無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 視角三，習在中共二十大雖然建立了由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子，但是不能消除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也不能保證他能完全掌控他們。秦剛、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軍領導層的一鍋端傳聞，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秦、李之事看似與權力鬥爭無關，但不排除有高層博弈的影響因素，對習是一大傷害，表明他識人不明。 習的地位雖然無人能挑戰，但黨國體制決定派系間的權力鬥爭從過去的顯性變隱形，鬥爭的方式有改變，黨內政敵有可能從習的親信入手，打擊他的形象。秦剛事件就預示著這種鬥爭方式的轉向。 秦剛桃色醜聞的傳出，是在他十多天未公開露面後，在這之前，外界還真相信官方說的「健康問題」，然而不日即流傳秦和某女主持人有染，而且還生了一個小孩。此時放出這種事情，很可能是了解秦剛私生活的政敵做的，意在逼習處理他。因為情人之類事情在黨的高級幹部里是一種普遍現象，沒有情人才奇怪。習其實也應該知道這點。可若無人舉報，就不成為問題，但有人舉報，則會變成政治問題，從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習對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有嚴格的政治要求，秦剛雖然是被習提拔的外長，也不得不處理。而習或秦的政敵拋出這個醜聞，就看習是否會處理他，若習保他，說明習在政治上對不同官員有兩套標準，從而戳破習宣稱的在權力使用上的公正性；若習不保他，則可能導致親信不滿。總之，習怎麼做都是輸的。 李尚福和火箭軍高層等被查也說明，他挑選的人免不了腐敗，因而對他而言是不可靠的。習對親信的關鍵信息——無論是個人道德還是經濟問題，並不完全掌握。 有關黨的高級幹部信息歷來極少透露給外界，致使對黨內是否存在政治鬥爭及其程度要依靠傳聞去判斷。但從中共歷史可知，習無法消除黨內高層政治鬥爭，鬥爭不僅在他和他的黨內反對者之間隱形存在，而且也會在他的親信之間展開。作為習一手提拔的幹將，秦、李在當下敏感期出事，會加重習對其親信隊伍的疑慮，加強對他們的監控，觀察他們是否有不忠的行為，從而有可能會製造習和他的權力班子內部的不和，導致裂痕慢慢出現。這是反習者要達到的目的。 如果未來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社會緊張態勢加劇，不排除在習的權力集團內部還會出現人事變動，習和他的親信，以及親信之間，互相猜疑會增多，關鍵時候有棄船想法的親信也在增多。可以說，習未來地位的穩固取決於親信是否對他無條件的服從與支持，以及經濟是否有好轉和社會情緒的穩定。其中兩人——總理李強和書記處書記蔡奇的角色又尤其突出。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防止中共對西方社會的滲透已經成為當下各國都開始認真注意的問題。香港過去25年來，為世界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個案，說明這種滲透是如何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一個本來自由的社會變成一個專制的社會。我們作為香港沉淪過程的目擊者，有責任把這個過程記載下來並讓它廣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轍。 一、甚麼是「白蟻精神」？ 中共在奪權全國政權之後不久，就忙不迭地計劃要「取得全世界」。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組織組團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為使這些地下黨安心在香港長期工作，周恩來總理派他的助手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接見這個團，向他們解釋中共不急於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據中共一份「絕密」級別的文件《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對港澳工人談話（1966）記錄》，吳荻舟說：「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有一致的語言的」⋯⋯他們的目的，是要從香港多拿幾個錢，一年拿幾十萬。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 如何透過香港拿到整個世界呢？吳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黨要學習「白蟻精神」。所謂「白蟻精神」是周恩來的發明。根據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前途解密30後》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外錯綜複雜，對內百廢待興，但香港問題一直沒有離開過領導人的棋盤。周恩來便提出了「白螞蟻政策」。資深中共黨員（背影錄音）：「白螞蟻政策就是後來不知哪一年周總理去西雙版納參觀，視察工作，那個植物研究所的人，帶他去看一棵大樹，推一推之後倒了，周總理覺得很奇怪，原來他說這棵樹被白螞蟻蛀通了，但它實際上仍像平時一樣，即是說共產黨要滲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螞蟻」。後來周恩來就把這個政策稱為「白蟻政策」，要中共地下黨學習「白蟻精神」。 根據吳荻舟上述絕密文件，他向地下黨員提出要學習「白蟻精神」。他要求地下黨：「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學做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二、「白蟻」有甚麼優勢？ 中共提出用「白蟻精神」來「拿整個世界」，那麼「白蟻政策」有甚麼優勢呢？筆者個人的理解，周恩來以「白蟻」來形容中共滲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為「白蟻」運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1. 隱蔽性：白蟻的工作方式比較隱蔽，人們難以從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經被蛀蝕。 2. 數量多：螞蟻的特點是多，粵俚「蟻多嘮死象」，即使龐然大物也最終會敗於數量龐大的對手。 3. 時間長：螞蟻不能一天之內摧毀敵人，所以地下黨也要立足於長期打算。 4. 無聲息：螞蟻是默默地、無聲無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覺。 5. 侵蝕性：螞蟻是一點點的蛀蝕它所寄居的建築物，直至把它摧毀，它不會使寄居物轟然下塌（因而會引起人注意），卻會使它弱不禁風（表面上絲毫無損，必要時可以輕便地摧毀它）。 周恩來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奪取全國政權前，他已經發明了「布閑棋、放冷子」的滲透策略。「白蟻政策」，正是他的「閑棋冷子」滲透政策的另一個模式。所以，了解「布閑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於人們對白螞蟻政策的認識。 根據熊向暉（一個周恩來親自聯繫的地下黨）的回憶：董必武對他說：「恩來經驗豐富，主張未雨綢繆，後發制人，先走一步，現在就著手下閑棋，布冷子。你就是恩來籌劃的閑棋冷子。如果一直閑著冷著，於大局全域無損；如果不閑不冷，於大局全局有利。這是一項特殊任務，具體要求須根據情況發展再定⋯⋯與此相關，恩來要你特別注意三點： 第一，不要急於找黨。現只恩來、南翔和我知道你負有特殊任務。我們將查明胡宗南今後的住地，設法找你聯繫，這需要一段時間，不論多長，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著急。在取得聯繫前，你絕不要離開胡宗南部隊，而應圍繞這一特殊任務，獨立決定問題。同你取得聯繫後，也許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發揮特殊作用，你都不要著急，要甘於做閑棋冷子。 第二，隱蔽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準備參加國民黨，要領會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動胡宗南繼續抗日，有所進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於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蔔，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的誤解咒罵，也不要認為丟臉，急於表白，要忍耐，有韌性。 第三，在國民黨里，對人可以略驕，寧亢勿卑，卑就被人輕視，難以有所作為，但也不宜過亢。國民黨情況複雜，要適應環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論何時何地，處事絕不可驕，驕就會麻痹大意出問題，必須謹慎。謹慎不是畏縮。革命者應有勇氣，又不可魯莽。這就要發揚你肯用腦子、比較細心的長處，敢於和善於隨機應變⋯⋯1941年夏，作為周恩來兩年半前下的閑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閑不冷，因為胡宗南已追隨蔣介石進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務」也隨之明確，那就是：搞情報，而周恩來正是我黨情報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見熊向暉：《周恩來的魅力》，載《周恩來的宰相生涯》中國當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匯出版社1992年，頁35）。 從熊向暉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來在1949年前以「閑棋冷子」成功地奪取全國政權，在1949年之後，就已經部署「白蟻政策」來「拿整個世界」，則中共的野心和陰謀一也。 三、「白蟻」從何而來？ 「白蟻政策」要成功的話，則這些「白蟻」在數量上一定要足夠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麼多「白蟻」足以去滲透、蛀蝕別人嗎？有。不要忘記，中共有「打人民戰爭」的傳統，連真槍實彈的熱戰場都可以發動群眾參與，更何況沒有直接生命危險的情報戰冷戰場。所以，據筆者所了了解，中共的情報工作有所謂「專群結合」的傳統，「專」是指專業的、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群」是指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 情報工作實行「專群結合」的原則，筆者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期間就有聽聞。我入職時（1974年），《文匯報》的總編輯廖藹文是廣東省公安廳的一個處長，負責收集有關香港的情報，為了工作方便調來香港，掛上《文匯報》總編輯的職務。為了掩護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腳處理編務，並負責「看大樣」（報紙付印前的所謂「藍樣」）。廖總告訴我，我們（指中共）的情報工作是走「專群結合」的路線，「專」是指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群」是指「群眾性」的情報人員，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情報工作中的體現」。 「專群結合」的情報工作原則，就使中共的情報網可以大範圍地鋪開而不受經費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報網可以具備「面廣點多、深入社區、不存在死角」的特點和優勢，動員群眾為中共收集情報，在情報工作上大打「人民戰爭」，這是西方情報機構無法比擬的優勢，更是西方反間諜工作無法杜絕的優勢。 這種「專群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的傳統，最近得到進一步發揮和強調。2023年8月1日，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反間防諜需要全社會動員！》，提到反間諜工作「不僅需要國家安全機關發揮反間諜專門機關作用，更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共同防範，築牢反間防諜的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它強調：「在工作原則上，明確反間諜工作要堅持『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結合』、『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在法律義務上，明確『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企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都有防範、制止間諜行為，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同時要求『國家安全機關在反間諜工作中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援，動員、組織人民防範、制止間諜行為』」。雖然這裡提及的只是反間諜工作，但間諜工作顯然也是走「專群結合」的原則和路線。這就說明，中共的對外滲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賴非專業的「群眾性」情報人員。 了解中共情報工作是「專群結合」後，就可以解答數量龐大的「白蟻」從何而來。據筆者接觸所及，「白蟻」，也即是「群眾性情報人員」的來源大概有以下幾種： 商人（大陸、香港、台灣、其他國家） 各種原因出國人士 大陸出國留學生 中共派出的媒體工作者 所在國的親共媒體 在目的國的上流社會 在目的國的各式店主、店員 在目的國各類文職人員 在目的國各類社會活躍分子 在目的國流氓地痞 這十類人是筆者實際接觸到的人而根據其職業及身份特徵羅列出來的，當然還有其他筆者無法接觸到的就難以述說了。 他們所獲得的情報大都是非機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機構、重要公司的人事動態 知名社會人士的動態、家庭、社交及事業背景 重大社會運動的脈絡、沿革、領導人底細 各個國家重要的科技發明及進展 這種「群眾性情報人員」的好處是：人數多、網點廣、隱蔽易（不易被察覺），較安全（出了事難以入罪）。 四、「白蟻」穴在哪裡？ 數量龐大的白蟻必須有它們的洞穴，那麼這些白蟻的「蟻穴」在哪裡呢？筆者嘗試以香港的具體經驗，分析這些「蟻穴」的所在。 1.隱蔽的地下黨組織 中共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後，對於仍然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條線」。根據當時廣東省長葉劍英的部署，這「四條線」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線：公開的（也稱「紅線」），指打正旗號的左派組織如工會、學校、報紙、書店、電影製片、國貨公司、銀行、貿易公司、航運交通等； 第二線：半公開的（也稱「灰線」），不打正親共旗號，但實際是共產黨組建的外圍組織； 第三線：隱蔽的，分散在各行各業，政府部門，他們表面上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相關人員是所謂「白皮紅心」，其成員可以是黨員或名義上的「非黨員」； 第四線：極其隱蔽，藏在敵人核心部位，與組織靠單線聯繫，數量極少（即周恩來眼中的「閑棋冷子」）。 （根據盧荻：《葉劍英情系港澳》，廣東葉劍英研究會，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P11轉引此文已經無法在互聯網找到）。 筆者必須說明，此文發表時，只提及「四線」，並沒有具體解釋每條線的內容，筆者是根據實際接觸所得，把四條線的具體內容注釋如上。筆者並不是憑空臆測，而是有所依據：1949年開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條線」，到了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時，由於「極左」思潮影響，幾乎把所有中共幾條線的特工都曝露了，逼使周恩來要緊急叫停。 根據上文吳荻舟女兒吳輝整理出來的吳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補充資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吳荻舟傳達了周恩來三點指示： 1.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2.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 3.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下略。 （資料來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335 引用） 筆者分析，第一點提出的「三線力量不要曝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業的「白皮紅心」人士，而第二、三兩點提出的，應該就是所謂「四線」人物，位處「敵人」的關鍵部門，更不能動。 根據當年中共通過建立「四條線」的情報結構來滲透香港的歷史經驗，則今天中共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建立多層次的滲透機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條線」的思路，我們或許可以推論中共對美國的滲透架構： 第一線：各親共社團（由中共直接組建的、打正紅旗的機構、媒體等）； 第二線：各「中美友好」組織，通過「美方」組織者身份來淡化親共色彩（相當於香港的「灰線」組織）； 第三線：進入美國權力機構的美國「友共政客」（聯邦及各州的參眾議員），各親共智庫組織，各大專院校主要負責人、華爾街、好萊塢、矽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團； 第四線：打入美國極高層權力核心的、與中共單線接觸的人士。在這方面請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翟東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講述，中國當局在過去幾十年中利用「美國權勢核心圈內的老朋友」來影響美國政治和對華政策。翟東升這番話就證明了中共在美國部署了足以影響極高權力架構的「第四條線」（按：翟東升講話全文見附錄）。 2.公開的各類社團、學術團體 上述四條線，都有可能成為白蟻藏身的蟻穴，但畢竟能夠有獨立能力做外國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數，大量的白蟻是藏身在公開的社團的。根據香港的經驗，社團工作是中共滲透香港社會的利器，也是能夠最大量讓白蟻得到藏身掩護並發揮其蛀蝕所在地的蟻穴。 2.1 數量龐大 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香港在「社團註冊署」登記的社團數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飆升至52,386多個，增幅約6倍。這個對比說明，港英統治香港150多年積存下來的社團不到9000個，但「回歸」後在港共統治下的短短20年里這個數字就急升好幾倍。這批數目龐大的社團絕大多數是親共的組織，它們成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層力量。 何以見得新興起的社團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這可從1997年前後香港社團的發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團的真正發展是在1945年戰後開始的。從1945-1995 這50年間，形成社團8695個，平均每年174個，也就是說，這是本土成長的自然趨勢。但1997-2017這20年間，平均每年增長2200個，遠遠超過1997年前本土成長的自然趨勢，則顯然新的增長是有來自中共的「助力」。 2.2 種類繁多 這批社團，種類繁多，筆者嘗試以「六同」來歸納它們：同鄉、同姓、同學、同業、同好，同區，無法以「同」分類的，就以「其他」歸納，見下表： 五、中共對社團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團打造成為一支「呼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體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體呢？ 作為中共的「外圍」鬥爭力量，他們的鬥爭方式是多樣化的： 在平常狀態時，他們以「蛇齋餅糭」的形式，與反對派「爭奪群眾」； 在表決政策時，他們會根據中共對某一政策的態度，採取支持或否決政府的政策； 在地區選舉時，他們會動員力量支持中共屬意的候選人； 在政治動蕩時，他們旗幟鮮明地支援中共的觀點和立場； 在鬥爭激烈時，他們會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嚇或直接毆打反對派。 香港的這些經驗，在美國也是似曾相識。社團數量龐大、種類繁多、戰鬥意識強這三個特點，美國的華人圈子都能夠感受得到。白蟻在這些社團里棲身，既得到掩護，也能夠發揮腐蝕主流社會的作用。 說到白蟻滲透術，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黨組織。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兩個互不隸屬的黨組織，一個是半公開的「中共香港工委」（披著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個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完全保密）。「工委」作為一個半公開的組織，統領中共在香港的各種機構兼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動」（主要是與港英政府以及各國駐香港領事的關係），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隨時接管香港的準備（雖然早在1949年時中共已經決定暫不收回香港，但為了應付萬一，它還是在默默地做好隨時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於後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幾乎沒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筆者也是在解讀吳荻舟的筆記時才知道有後者（見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300 首次提「工、城兩委」，詳細分析見該書第四章《六七暴動的指揮和組織機制》，頁65-94）。 根據民主黨領袖李柱銘的回憶，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屠城事件後，李柱銘擔心港英會提前撤離，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經告訴他，中共可以隨時接管香港。他說：「有一次，我們一起吃午飯，他告訴我不要太擔心。北京已經把大約五萬人輸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業工作——行政部門、職業領域。如果英國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說，這些人就會頂上」。從這點可以證實，「城工委」的存在應該是持續到1997年為止。至於1997年回歸之後還是否存在則筆者無從了解。 那麼中共在美國有沒有建立它的地下組織呢？筆者敢肯定地說有，只是不知道底蘊。事實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國的校園裡建立「黨組織」。那麼全美國單是在校園裡會有多少這樣的「黨組織」呢？我們不妨組略計算一下。 按照中共黨員總數量（接近一億）與全國人口（14億）相比，黨員佔全國人口7%。中共在美國有30萬留學生，假設留學生中黨員比例同黨員／全國人口比例一樣（7%），則30萬留學生中應該有2. 1萬個中共黨員。按照中共黨章規定，每3個黨員可以成立一個黨小組，則理論上2. 1萬個黨員可以生成7,000個黨小組。假設比較正常的黨小組規模是10人左右， 則這2.1萬個黨員可以形成2,000個黨小組。 這僅僅是我們可以合理估算出來的中共在美國的黨組織數目，而且僅僅局限於美國大學校園，還有很多領域我們無法估算的，例如各類在美國營運的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他們都會組建自己的黨組織而這些組織，這些組織都構成白蟻的蟻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對美國或其他西方社會的滲透，就要慎防無處不在的白蟻。 （※作者為資深評論人，前《文匯報》 副總編輯，駐京辦主任。《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特派員。全文轉自上報）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當中共的「東升」、「崛起」轉化成軍備擴張之後，中國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至於因為冷戰而徹底消失。與此同時，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事實上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 一、21世紀全球安全格局的變化 如果說，上個世紀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的相互較量，牽連到北半球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那麼，本世紀的美中關係已經變成了影響當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從中國在2020年初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演習開始，中國持續的擴軍備戰和對外擴張意圖日益明顯，加上中國不斷出動海空軍圍繞台灣四周海域展開威脅，一場由中共點燃的冷戰，事實上已經形成。 中共的意圖不僅僅是企圖統一台灣而已，也不僅僅是設法控制南海、為威脅美國的戰略核潛艇構造「深海堡壘」，它的觸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島國，包括試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靠近澳大利亞的達魯島修建永久性海軍基地。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對外擴張意圖，在東亞和南太平洋地區也展開了相應的應對型部署。雖然雙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戰這個辭彙，但是，一種類似上個世紀美蘇冷戰的新世界格局已經出現，把相關國家的關注點陸續吸引到這個方面。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國防預算，加強了對日本的西南列島之防衛措施；隨後，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開始合作建造潛艇，以應對中國從南海出發、日益活躍的潛艇活動；接下來，韓國開始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防務合作，菲律賓也加強了美菲防務配合。種種跡象表明，過去幾年來，中共緊鑼密鼓的擴軍備戰，已經改變了越南戰爭後從東亞到南太平洋長達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時也改變了美中兩國自建交以來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國不得不投入軍力，來防範任何可能動搖東亞及南太平洋和平穩定的企圖。 而另一方面，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它逐步加入了經濟全球化，並且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現了全球的「世界工廠」稱號。那麼，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究竟會有助於世界和平和穩定，還是經濟全球化會間接地幫助中國實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或者兩問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存在衝突 本世紀的美中關係與上個世紀的美蘇關係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是，經濟全球化之下，美中兩國之間出現了互相的經濟依存。過去幾年來，雖然在區域防務方面，美中兩國的軍事對壘從不停步，經濟技術方面，中國大規模盜竊美國技術的攻防也持續演進，但在投資和貿易領域，兩國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似乎始終存在。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美中關係究竟會走向何方？這不僅是相關國家政府必須優先考慮的事項，也是在中國的外企和希望對中國大量出口的外國企業不得不擔憂的問題。 當年的美蘇冷戰，是雙方基本上在經濟隔離狀態下的對抗，美國選擇應對方法比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關係是一種新的格局，但新格局並不總意味著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直接衝突，而美國的國家安全與企業的經濟利益也發生了某些矛盾。 當中共的武力擴張和對外強勢姿態讓周邊國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時候，他們擔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軍事威脅，也擔心區域關係緊張，可能導致海上貨運的中斷；此外，與中國有經濟來往的國家，也會擔心出口減少和本國公民在中國的處境。但中共似乎並不介意周邊國家的這些擔憂，北京事實上曾表現出一種「綁架」經濟全球化布局的企圖。 數年前，中國的媒體經常強調，「世界工廠」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國如果想繼續獲得「中國製造」的產品，或者讓「世界工廠」購買各國的礦物和農產品，就必須順從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場，否則會在經濟上吃大虧。這種「綁架」經濟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為了報復澳大利亞政府對北京的批評，曾經一度禁止澳大利亞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北京試圖用經濟壓力來展現自己的強勢。 中共習慣於用物質主義的立場來理解它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卻忽略了經濟全球化布局本身對低風險的高度要求。中共誤以為，外企和外國政府都只在意一時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這種利益考量當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槓桿」來利用。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布局是跨國公司決策的產物，而這些決策最關心的不是一、兩年內的利潤，而是供應鏈的穩定、貨源的確定性和及時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製造的東亞不安全局面，構成了動搖經濟全球化布局的客觀效果。 三、全球供應鏈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原來確實是以「世界工廠」為重心；而過去十多年來卻陸續發生了成本導向的產業鏈外移和風險導向的產業鏈重新布局。如果說，17年前的外企撤資，主要是成本驅動的，那麼，過去幾年來的外企撤資，則與風險飆升直接相關。 早在十七年前，由於工資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製造企業（比如製鞋、服裝、玩具等）開始遷出中國。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應對方針是「騰籠換鳥」，希望繼續引進高科技外企來繼續強化「世界工廠」的國際地位。但最近幾年外企撤資的動因，成本已經不是主要影響因素，而迴避供應鏈風險，卻成了重點考量，因為中共的對外擴張戰略使東亞地區的局勢日益緊張。當中共把經濟崛起與軍事崛起直接掛鉤時，全球供應鏈的安全風險自然就會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總統大幅度提高中國對美出口的關稅，本來是想要通過施壓，來改變中國低價傾銷商品、又頻頻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的做法。這種策略並非真正的經濟對抗，其實可以在協商談判中解決雙方的分歧。但是，中共採取了軟泡硬磨的辦法，始終不肯承認並終止盜竊美國技術的大規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的美國跨國公司，對白宮施壓，逼美國行政當局放棄關稅制裁；而美國公司那時也希望繼續維持中國供應鏈。可以講，關稅問題並沒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布局。 然而，當中共擺出了增強武力、威脅台灣的強硬姿態之後，跨國公司終於意識到，在商業上把中國視為長期盟友的戰略，到了不得不調整的時候了。因為，一旦中共的軍力增強以後，跨國公司不得不隨時面對中共製造緊張局勢情況下自己的供應鏈可能被切斷的嚴重困境。所以，以出口為主的跨國公司，現在紛紛在籌劃替代供應鏈，也就是供應鏈分散化。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關閉在中國的工廠；但是，這些公司也在其他國家組建同類產品的生產線，一旦建成，跨國公司的訂單就會從「世界工廠」分流轉移。這就是中國的出口持續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間相互經濟依存的質變 美中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經濟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經認為，西方國家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因此，中國可以予取予求，即使軍事和外交上擺出強硬姿態，西方國家也只能妥協讓步。這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論的思考邏輯。但是，當「東升」、「崛起」落實到軍備擴張之後，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必然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許多外企為了自身商務活動的安全，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 此外，中國經濟開始衰退之後，中南海對國內經濟架構四大板塊（財政、銀行、企業、家庭）嚴重的債務負擔估計不足，而不少企業（比如恆大、碧桂園等）瀕臨破產時無法償還外債，勢必嚴重動搖中國的國際金融信譽，結果嚇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在美中經濟關係當中，雙邊貿易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西方投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及大企業在中國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曾經是兩國相互經濟依存的重要環節。但是，隨著美中兩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對立日益明顯，以中共作為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感受到了高風險，因此開始逐步關閉它們設在中國的研發機構；而中國經濟衰退造成了民營企業拖欠外債和無力償還，讓從事對華金融投資的西方投行看到了嚴重虧損的高風險，因此，它們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迅速收緊。 這就使得中國在出口下滑的同時，又失去了來自西方的巨額金融投資（參見筆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國金融外資斷流》（上篇與下篇））。這兩大因素的影響疊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動人民幣貶值的推手。雖然中國的央行可以讓商業銀行拋出庫存的外匯儲備來買進人民幣，卻只能短期內暫緩人民幣貶值的趨勢，因為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所余不多，缺乏長期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能力。 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國投入了一萬三千億美元的證券投資；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匯來源，人民幣匯率也不過五年內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為止，人民幣匯率已經從2021年的高點貶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日漸趨緊，拉抬人民幣匯率的力道會越來越弱。可以想像一下，今後人民幣還會有升值空間嗎？對外企來講，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將壓縮外企在中國經營的盈利空間，這會進一步產生「匯率驅離外資」之效。 華爾街對中國市場的金融依存逐漸終止，以及大企業對中國高科技研發的利用逐漸撤除，意味著美中經濟的相互依存開始發生質變：「推手」離場，只剩下以中國內銷為主要經營目的之外企繼續在中國維持下去，如此便出現了商場上的「西撤東衰」。不過，美中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並不會終止，它只是從舉足輕重漸漸變成聊勝於無。 五、21世紀美中關係的實質是經濟依存中的對峙 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會因為冷戰態勢而徹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冷戰被啟動後就存在著不可逆趨勢；而經濟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結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銷售市場的依賴，當這樣的跨國公司看清了冷戰可以制止熱戰的本質之後，它們會儘可能長久地利用中國市場，其利用長度取決於利潤空間。但是，每當中共在境外製造一次局部衝突，這些留在中國的外企就會受到一次震動；而它們對自身財產和利潤匯出的擔憂，也無時無刻不在干擾著它們的神經。 另一方面，中共擺出了對外威脅的架勢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就不得不做好應對。事實上，中共除了加緊練兵以外，還在加快其核武庫的擴充，試圖用核威脅增強自己對美國的戰略恐嚇。這樣，美國也只能加強防範北京核威懾的防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尤其需要通過外交手段，與北京保持溝通，以避免任何突發事件造成的衝突升級。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冷戰雙方都需要隨時保持外交溝通，越是局勢動蕩，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測對方的最終意圖。當年美蘇冷戰從未引起雙方的交火，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美蘇都明白，彼此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建立與維持，是各自國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準備上壓制對手，則是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當1969年中蘇雙方軍隊發生邊界戰爭之後，蘇聯曾經考慮用核武器打擊北京，但最後仍然主動派出總理柯西金，以途徑北京的名義，與中共展開機場談判，設法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的熱度。這就是蘇聯從美蘇冷戰中學會的衝突防範策略之運用。中共雖然點燃中美冷戰不過幾年，現在也在學著使用這樣的策略。 就美國而言，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中共在經濟衰退大勢既定的情勢下，經受不起脫離經濟全球化的沉重壓力，因為中國已經無法依靠本國資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鐵礦石這些基礎戰略資源以及飼料和油料這樣的重要農產品，都必須依賴進口。所以，中共會希望保留現存的對外經濟依存關係，同時也依然寄希望於西方投資的重新進入。正是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將決定未來美中之間那既談判又威脅、既冷戰又經濟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九月中旬，習當局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稱為「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這個歷時兩天的會議上，主要講話人是身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時傳達習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習近平稱讚各級政府和黨委的辦公廳、秘書長、秘書，「黨的十九大以來，全國黨委和政府辦公廳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有效發揮統籌協調、參謀助手、督促檢查、服務保障等職能作用，紮實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經受了許多大戰考驗，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中，「督促檢查」、「大戰考驗」等詞句，暗示秘書幫在監視各級官員、幫助習派奪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證實，習近平奪權，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過安排安插專職秘書、專職司機、專職廚師、專職護理等，監視監控其他高級領導人和政治老人，把秘書幫變成習派的眼線或卧底。 於是，這回的「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蔡奇和習近平試圖把相關經驗推廣到全國，令秘書幫進一步把全國各級官員都監視監控起來。明確要求他們：胸懷「國之大者」（指習近平），堅定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維護習），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習當局保持一致）。要強化政治擔當，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實政治責任，云云。 習近平和蔡奇公開倚重秘書幫，明確由他們來監控各級官員和將領，既是習派的一貫做法，也有當前的權斗背景。習近平強行進入第三任之後，反習、叛習事件不斷，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統的棄暗投明（秦剛大案），更有軍方的棄暗投明，包括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國防部、總裝備部（裝備發展部）等高層（如李尚福大案），盡都涉嫌所謂「裡通外國」，即棄暗投明。證明習時代黨心、軍心不穩，官員黨員口服心不服，普遍離心離德。 近期有各方報道，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書告密，告他有反心或裡通外國。習近平聞訊，急忙行動，來了個先下手為強。包括李玉超（火箭軍司令員）、徐忠波（火箭軍政委）、魏鳳和（前國防部長、火箭軍首任司令員）、張振中（火箭軍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劉光斌（火箭軍副司令員）、吳國華（火箭軍首任副司令員，自殺身亡）等火箭軍高層全體覆沒，竟毀在一個小秘書手上。 說到秘書幫，其實，躥升高位的習家軍中，出身秘書者甚多。諸如蔡奇、李強、丁薛祥等，盡都當過習近平的秘書，竟齊齊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層面；但在習近平面前，他們的實際地位低微，如跟班、如僕從、如跑腿的辦事員，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讓秘書當眼線，類似歷代專制王朝的監軍；但秘書幫更類似歷代王朝的宦官階層，因為，他們既不是領兵的將領，也不是行政的官員，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竟成為朝廷中的第三勢力，偶爾還凌駕於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現宦官當政，往往預示王朝沒落、走向毀滅。諸如秦二世時，朝廷大權落入太監趙高之手，秦朝也亡於趙高之手；東漢末年，出現「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內亂不止，演變成天下大亂；明朝後期，有太監魏忠賢專政，是明朝由盛轉衰、最終覆滅的分水嶺。 習近平和蔡奇公開起用、重用、倚重秘書幫，其實質，就是太監政治的復活、宦官政治的復辟。表明，飽經專制政治的沉痾和演繹，紅朝也終於走到這一步：太監當道，宦官把政。不僅從現實危機上、也從理論邏輯上證明，當今的習時代，極可能就是共產紅朝的末期，正步入動蕩不安和風雨飄搖的最後時期。 一黨專政的中國，曾經歷改革開放，曾實行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竟遭習近平一手破壞、一夕復辟，重新搞起一人獨裁。習近平復辟輕易成功，本身就是紅朝氣數將盡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黨失敗，共產中國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終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因為秦剛﹑李尚福及火箭軍高層接連出事，甚至牽連到軍委副主席張又俠，關於中共高層內部路線鬥爭之說，又甚囂塵上。傳說曾慶紅在北戴河發難攻擊習近平，近日又冒出遲浩田坐陣助威的消息，中共內部路線鬥爭，已趨於白熱化。 先前我提到中共紅二代及老人幫們有反習傾向，很多人嗤之以鼻，現在看來，這種傾向不但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習近平如權傾天下，不可能自已動手翦除自己的黨羽，秦剛是他提拔，張又俠是他兒時玩伴，李尚福是張又俠馬仔，翦除秦剛張又俠，等於折損自己的統治實力，習近平不會蠢到咁交關。 如相信習近平權傾天下，又怎麼會發生外交與國防大地震這種災難性後果？這是說不通的，一定有一種習近平不可抵抗的政治力量，迫使他走到這一步。 中共百年大黨，幾番病危幾番復活，不是浪得虛名的，他們有一套自我求生的密訣。最高領導權一代代更替，若每一屆各干各的，在組織架構上沒有任何分權與制約的安排，那中共也不可能挨到今日。在中共最高層，一定有一些內部機制，規定好權力邊界，到關鍵時刻有現成的規則可以引用，避免黨栽倒在一個人手中。 把最高權力交給習近平，既要放手讓他用權管理黨政軍，又要防他一手，以免他濫權胡來，剛愎自用，損害黨的根本利益。因為黨的利益就是紅二代與老人幫的利益，黨受損就是他們利益受損。 這種監察與節制的機制，一定有嚴格的分寸，不能造成垂簾干政，不能事事過問，導致集中領導被削弱，從根本上損害黨的統一與長遠的利益。習近平做了十年，形格勢禁，迫使老人幫同意他修改憲法，廢除換屆之設，讓他「再接再勵」完成中共社會主義復興之路。 這是習近平得以全權組班﹑盡攬舊部﹑任人唯親的原因。政治局常委全是追隨他多年的部屬，政治局委員除各路諸侯外，只有個別不同派系的人，軍中高層幾乎清一色換成他的親信，遂形成黨政軍一把抓的格局，風頭一時無兩。 不難想像，在習近平與老人幫之間，有一些既定的規則是彼此必須遵守的，這些規則劃定一些紅線，不過紅線，一切由習自行定奪，過了某些紅線，許可權就歸到老人幫手上，那時習近平即使不願與不服，也得依規則行事。若非如此，曾慶紅憑什麼發難？ 中共省部級人事都由習近平拍板，但不管誰犯下嚴重政治錯誤，為黨國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甚至出賣國家機密，結黨營私搞小集團，那時老人幫就可依規則干政。只有這樣，才能防止一人獨斷專行，包庇內奸，中共變成習近平的小朝廷，老人幫只能同歸於盡。 中共百年大黨，有老毛老鄧這些蓋世梟雄奠基，這些人中梟雄都叱吒風雲，有陰鷙防人心態，詭計多端，深謀遠慮，他們必然為他們身後的黨留下一些「護身符」，一些保證黨正常運作的基本規則。這些規則暗中運作，外界無從得知，習近平表面指點江山，享受崇拜，但他並非一手遮天，黨內對他的約束與監察，自有一套不見天日的機制。 這便可以解釋，習近平在內憂外患之際，竟然動手翦除自己的黨羽，破壞個人威望，打殘親信部隊，損折內部士氣。此後，他如何重整隊伍，重建威望，都變成是他一人的難題了。 如果秦剛李尚福們觸犯了政治底線，證據確鑿，歷朝定下的規則又不可抵抗，習近平也只能揮淚斬馬謖。先辦了秦剛，又扯出火箭軍，再牽連李尚福，最終又把張又俠搭上了。 整頓了外交部與國防部，政治局常委還原封不動，習近平的權力基礎還在，但因此番受挫，習的政治路線備受質疑，他被迫調整美中關係，算是作了一點讓步。大陸內部的政治壓迫，對台武統的威脅，這些都是老人幫們無法否定的，對外放軟手腳，對內嚴加鎮壓，經濟救不起來，統一做不下去，現在就成了不死不活之局。 以習的虛驕強橫，當然吞不下這口氣，但形勢比人強，最高規則不能一腳踢翻，這一場鬥爭，使黨內老人幫趁勢崛起，更涉及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中共的路線鬥爭，到最後都是你死我活之爭，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始。 老人幫有沒有能力扳倒習近平？在沒有談扳倒之前，先要談何人足以代之。遍觀政治局常委與委員一級，已不見扛鼎之智勇者，交到一個不濟的人手上，中共會死得更快。說到底，今日國事蜩螗，難就難在這裡，遲也遲在這裡：一個黨的末路，就是從人才凋零開始的。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依據「新華社」9月26日報導，2023年是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10周年。為全面介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內涵和生動實踐，增進國際社會了解和理解，凝聚廣泛共識，更好與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 「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的抄襲與剽竊 如果「以掲謊代替批判，以事實顛覆宣傳」來討論這份白皮書。在我看來，這是一篇長達2.2萬字的白皮書，堪稱21世紀的「鴻文廢論、曠世渣文」。因為白皮書宣稱「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超越時空的、普及宇宙的，是為人類未來命運「指引明燈」的，但是，全篇沒有一個字是真話！看起來應該是「全國徵文比賽」選拔出來的「肉麻冠軍作品」，目的是對習近平表忠、獻媚、跪奴，為即將召開的「一帶一路峰會」宣傳造勢。 必也，正名乎？「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其實最早是由前總統李登輝在1992年以後多次提出來的，當時主要稱為「生命共同體」。李前總統是在以「以台灣主體性」(Taiwanese subjectivity)為核心理念而重建「台灣認同」的脈絡中提出來的。作為一種「概念叢結」(conceptual complex)，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是與「社區共同體」、「國家生命共同體」、「新中原」、「心靈革命」…..等等概念一起使用的。所以，習近平抄襲了李登輝。如果中共要罵李登輝是台獨份子，那麼習近平也是一個台獨份子。 而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詞語，是由現今流亡在阿根廷的中國作家李隕石(Li Yun Shi)，於2006年3月發表的一篇《大同宣言》的文章中提出來的。所以習近平也是抄襲李隕石的。換言之，習近平的抄襲，表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抄襲主義」。 告別中國，世界才有出路 這份白皮書說，「10年前，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目的就是回答『人類向何處去』的世界之問、歷史之問、時代之問，為彷徨求索的世界點亮前行之路，為各國人民走向攜手同心、共護家園、共用繁榮的美好未來貢獻中國方案」。 實際上，這份空大無邊、滿紙荒唐的白皮書，除了展現「義和團」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的氣勢之外，全篇都在濃妝艷抹、欺世盜名。實際上，中共的體制早已惡名昭彰，人權紀錄的排名吊在世界車尾。依據紐西蘭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評量倡議」(HRMI)最新的一份報告，中國在多項指標上都是世界上人權紀錄最差的國家；在免於公民濫捕方面，只比哈薩克略勝一籌。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骯髒紀錄」，證明中共完全沒有資格和地位，來回答「人類向何處去」的問題，也沒有資格「為彷徨求索的世界點亮前行之路」！實際上，人類的真正方向只有「告別中國」、「遠離中國」，世界才有出路。 「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人類爛尾共同體」 習近平通常以「一帶一路」作為他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代表作。實際上，「一帶一路」就是中國以高利息貸款給一些發展中國家，然後由中國企業承包基礎建設，僱用的是中國的移工(境外務工)，協助這些接受貸款國家興建機場、港口、公路，還包括酒店、賭場等等，。然而，實際情況是，中國企業承包的工程要不就是工程爛尾、破壞生態、經濟效益不彰而虧損，要嘛就是這些受援國家無力償債而陷入債務深淵。依據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國與全球發展倡議」(GCI)計畫所發布的論文，中國「一帶一路」項目下對非洲的投資總額已跌至20億美元以下；2022年更跌至9.9億美元，創中國近20年來對非洲借貸的最低紀錄。換言之，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人類爛尾共同體」！ 實際上，中國早已陷入「塔西陀陷阱」，也就是說什麼都沒有人會相信！因此，所謂「中國方案」，只是一項「適合中國人自己去執行的方案」；沒有人會相信，「中國方案」可以成為「世界方案」! 是「風雨同舟」？還是關押濫捕？ 白皮書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把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 然而，最近證實一個消息是，失蹤六年(自2017年自新疆前往北京之後就音訊渺茫)的國際知名維吾爾「民族志」學者熱依拉・達吾提(Rahile Dawut)，已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在此之前的2014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的維吾爾族經濟學家、對中國新疆政策持謹慎批評態度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也被中共以分裂國家罪被判處終身監禁。這種對維吾爾族人的「文化滅絕」惡行，又怎麼解釋「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這段說辭？這種在我稱之為「系統性的中國特色的種族滅絕」政策，又如何解釋「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這段鬼話！？ 最近的消息也證實，積極在「中國#MeToo（#我也是）」運動中宣揚保護「女性受害者」的獨立記者黃雪琴，以及她的朋友、勞工維權人士王建兵，被中共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起訴。在此之前，今年4月，中國最著名的兩位人權律師許志永和丁家喜分別被判處14年和12年監禁等等。這些劣行惡跡，又怎麼解釋「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些冠冕之詞呢？ 中國唯我獨尊的霸權行徑 白皮書說：「10年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不斷豐富和發展，實踐穩步推進，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利己主義和保護主義，打破了個別國家唯我獨尊的霸權思維，反映出中國對人類發展方向的獨到見解，對於推動各國團結合作、共創人類美好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這段話其實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斥責美國。所謂「利己主義」就是指控美國的「單邊主義」，所謂「保護主義」就是抨擊美國的貿易戰和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實際上，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將南海軍事化，最近更在黃岩島海域附近設置「浮動屏障」，公然阻卻海上航道，嚴重違反國際法，更侵犯了菲律賓漁民正當的捕魚權，試問，是誰在搞「唯我獨尊的霸權」？是誰肆意妄為的在搞利己主義的衝突與對抗？ 超時空、全宇宙的漫天大謊 白皮書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實踐，已經在國際上凝聚起團結合作的廣泛共識，匯聚起應對挑戰的強大合力。展望未來，這一理念必將煥發出愈發鮮明的真理力量、更為彰顯的引領作用和超越時空的思想偉力，為人類社會開闢共同發展、長治久安、持續繁榮的美好願景」。 如前所述，「一帶一路」已經被國際社會看成「製造世界各國『債務陷阱』和『爛尾基建』的新殖民主義」！在俄烏戰爭問題上，中共已被視為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共犯」；中共最近公布的「新版地圖」，把90%的南海劃為中國領土，已被視為「21世紀主權圈地運動」；中共在台灣海峽不斷加大軍機擾台的武力威脅，已被國際視為「天天都想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如此行徑，又如解釋「為人類社會開闢共同發展、長治久安、持續繁榮的美好願景」這種「超時空、全宇宙」的漫天大謊？。 2萬2千個廢話 白皮書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一個美好願景，也是一個歷史過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只要世界各國團結起來，共行天下大道，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方向，一起來規劃，一起來實踐，一點一滴堅持努力，日積月累不懈奮鬥，就一定能夠共同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這是21世紀最噁心的作文比賽冠軍作品。全文雖然洋洋洒洒2萬2千字，但卻是「2萬2千個廢話」！讀完之後，雞皮疙瘩掉滿地，而且掃也不完！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近日杭州正轟轟烈烈舉辦亞運會，據網上消息，中共花費三千億巨資來辦這一場國際賽事。視頻中看到，整個杭州城修成一個未來城市，到處是標新立異的建築，到處是高科技的城市奇觀，開幕式也搞得如夢如幻。 亞運是地區性的賽事，規模與奧運不可同日而語。2008年胡錦濤辦奧運時中共如日中天，美俄等大國領袖俾面出席，豪華程度令全世界瞠目。到習近平辦冬奧，國勢江河日下，場面已寒酸很多，這一次杭州亞運，來湊熱鬧的元首小貓三四隻，失禮死人，還要花巨資裝點門面。國勢日薄西山之際，搞這麼一場大龍鳳，只是聊補年來的落寞心態而已。 為這場亞運，政府不惜工本大投入，連廁所都以高科技裝潢門面，供飲宴的場館，將江南山水搬上餐桌，志在讓亞洲各國來的土包子，見識盛世中國的奢華。 與此同時，比賽場館觀眾席上，卻全是召募而來的國企員工，普通市民只好在家裡看轉播。就連為朝鮮隊打氣的啦啦隊，都不是朝鮮人，而是中國人扮的。 有兩個東北老鄉自費去看亞運，坐地鐵時才發現整列地鐵只有他們兩個乘客，原因是杭州人都被命令老老實實呆在家裡。 外面交通要道上，五步一個警衛，車輛都被限行，整個杭州城，與其說在辦一場體育盛事，不如說正在實行戒嚴。 一面是對外炫富，一面是與民為敵，這樣的體育賽事，不是為杭州人辦的，也不是為中國人辦的，也不是為亞洲人辦的，只是為習近平一人辦的，讓他過癮而己。 這完全顛倒了體育運動的初衷，失去全民參與﹑提高競技水平﹑增強國民體質的正常目的。當杭州人被禁錮在家裡，不能現場觀賽，不能提振參與體育運動的興趣，這場花三千億打造的亞運，只供習近平一天「自嗨」。 三千億志在炫富，這種爆發戶嘴臉，正是自卑與淺薄的表現。把人民拒於賽事外面，證明主辦亞運只是習近平打造國家體面的政績工程，與人民一毛錢關係都沒有。這樣的體育盛事，完全顛倒了我們對運動與競賽的認知，而場上參與賽事的選手，也只是黨妝點門面的工具。 為什麼一場花巨資打造起來的體育競賽，不能讓民眾參與？莫非全城熱烈投入，場場門票賣清光，街頭巷尾萬眾同樂，政府反而失望？其實也不是，地方官防民如防賊，只是擔心一個不小心出什麼差錯，上頭怪罪下來，自己官位不保。只要整場賽事平安渡過，沒有發生死人坍樓的事故，那三千億就值回票價了。 中共之土豪奢華，已經成為一種風氣，講究大排場﹑大花費。在西安就打造一座仿唐宮殿在餐桌上，在杭州就打造一個江南水鄉在餐桌上，在北京就打造一個黃河長江的國土在餐桌上。餐桌上沒有壯麗河山，就不成其為國宴。 世上有什麼人吃飯飲酒，要對著一桌假山水才有胃口？一張餐桌大到無倫，同時進餐的賓客連彼此五官都看不清楚，侍應把食物送到每個人面前，每個人把食物送入自己嘴裡，如此的飲宴類似體罰，完全顛倒了飲宴原有的放鬆自在﹑親善交流的目的。 飲宴的目的顛倒了，基建的目的也顛倒了，競賽的目的也顛倒了，假的當作真，丑的當作美，惡的當作善，這正是刀郎《羅剎海市》描繪的景象：「勾欄從來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滿嘴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這個國家的一張皮，剝下來又剩了什麼？ 亞運不過一個月熱鬧，曲終人散後，所有的場館設施都只能留著喂蚊子，江南水鄉的大餐桌轉眼變成廢園，與此同時，全國範圍的裁員減薪方興未艾，經濟疲不能興，崩潰之說甚囂塵上，最近堂堂天津市政府因為財困，竟然要去向寺廟方丈化緣——三千億辦亞運，不如撥一百個億給天津，以救無米之炊？ 炫富是一種心理病，真正有錢人家是不屑於炫富的，他們講究生活已成習慣，不需要靠表面擺設去醫治自卑感，我們幾曾見過美英法日這些早已發達的國家炫富？杭州亞運奢華無度，令人想起河北涿州災民的餐風宿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只記唐之盛，不提唐之衰，歷史鐵律昭昭明甚，正是：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從本世紀開始，中共當局悄悄地逐步改變對外國策，從「卧薪嘗膽」漸漸變成了對外擴張；它除了擴軍備戰之外，還在地圖上作出擴界修改。今年8月28日中國的自然資源部公布了《2023年版標準地圖》，這是以往多年來中共當局一系列擅自修改地圖、變更國界行為的延續。這次修改國界，分陸界和海界兩部分。在中國軍力不斷威脅東南和西南鄰國之國家安全的背景下，這次中共更新標準地圖，不僅引來了陸地接壤國印度的抗議，俄國也強調，應以兩國已有的劃界條約為準；而南海海域的相關國家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汶萊和尼泊爾則紛紛抗議。 修圖擴界，若偶爾為之，猶可酌議；倘頻頻不斷，便疑竇叢生。中共建政以來，玩弄國界爭議和擅贈國土之事，其實屢屢發生。那今年的這張官版地圖，疑點何在？這是第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次，中國歷史上的疆域為何有疆無界？這個問題乃是如今中國邊界爭議的根源。再次，中共多年來又是如何玩弄領土政策的？剖析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共當局對國土和邊界政策的真正意向。最後，中共圈佔南海的所謂「九段線」，它符合國際法嗎？為何中共當局把這條U型虛線，先從「十一段線」變成「九段線」，現在又變成了「十段線」，國界能如此隨意地亂畫嗎？本文逐一加以分析。 一、中國的2023版新地圖，疑點何在？ 中國官方最新頒布的《2023年版標準地圖》，將釣魚台、南海諸島、黑瞎子島以及中印有爭議的藏南和阿克賽欽地區，都納入其版圖內，中國的國土面積大幅成長，超越了加拿大而成為全球僅次於俄國的國土第二大國。即便不考慮歷史上中國與鄰國未解決的領土爭議，單純就事論事地分析這張新地圖，起碼可以看出兩個基本的疑點，即中國的國土為何出現了新面積，新領土又從何而來？ 首先，這張新地圖計算出來的國土面積，突然多了85萬平方公里，其從何來？第二，這張新地圖是中共與相關國家簽訂新的邊界協議的結果嗎，哪個國家突然讓給中國一大塊領土呢？實際上，過去幾年中，中共並未與任何周邊國家達成邊境劃界協議，沒有任何國家出讓國土給中國；相反，中國和印度發生了邊界糾紛，雙方甚至動用棍棒，大打出手。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講，中國的面積是960萬平方公里，這是建政初期解放軍總參謀部根據當時的地圖計算出來的。那現在多出來的85萬平方公里是怎麼回事？中共官媒的解釋是，1992年中共通過衛星測繪，得到了更精準的國土面積數據，所以就多出來了這麼多國土面積。1992年的測繪結果，為什麼20多年前不及時公布呢？這有兩種可能，或者是1992年的測繪結果不過是個託詞而已；或者，中共在1992年時覺得國際形勢不利，不願公布，現在中共自認是「東升西降」，於是連國土面積也自我誇大了。 中共關於1992年的測繪結果這個解釋當中，還隱藏了兩個不肯交代的細節。其一，中共有很多尚未劃定的邊界，這些地區與鄰國之間其實沒有準確的、雙方正式認可的邊界，只有雙方實際控制區，比如與印度的邊界地區就是這樣。中共這次講，新的國土面積是精準的，這一說法其實並沒有與鄰國之間邊界協議那樣的國際法上的可信度，因為不少邊界地段的交界區如何劃分，雙邊在各說各話。 其二，中共過去70多年中，與一些國家劃定了邊界，其中有的地方，中共得到了一點領土，有的地方中共放棄了一些領土。既然中共不交代它放棄了多少領土，就沒辦法講清楚，為什麼現在中共宣稱的領土只增不減。舉一個中國領土減少的例子，1962年中國和蒙古劃界的時候，中共放棄了歷史條約所規定的35,500平方公里領土，而這個數字以前從未從960萬平方公里扣除。 這張2023版新地圖上，中國多出來的領土，其實是中國政府單方面自行劃界，強行把與某些鄰國之間有爭議的土地，在地圖上圈定為自己的領土。這樣的做法自然加劇了中國與鄰國的矛盾，中印關係就是如此。 二、為何中國會”版圖略定，國界未決”？ 中國的地圖有一個特點，它雖然有版圖，但很多地段與鄰國的邊界都是虛線。所謂的虛線，就是「未定界線」。「未定界線」的含義是，國界兩邊的國家雖然有一個大致的疆界共識，但國界具體的地理標識未經雙方勘定，更沒有精確的經緯度地標。因此，這樣的所謂國界，其實有待雙邊政府友好協商，逐步勘定並設立界標。 這種狀況是歷史的產物。清朝承續了中國的儒家文化，皇帝的「天下觀」即《詩經》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天朝觀念里，皇帝只看重邊疆的藩屬是否歸順天朝，卻輕視疆土之劃分，因此皇朝往往是有疆無界。而近代以來，外國利用了清朝的這個疆域特點，不斷蠶食清朝及其藩屬國的疆土，用國際條約割走了大片領土。而這樣的領土條約，往往都是大致在地圖上劃一條線，並沒有沿線的精確坐標，因此給中華民國留下了大量的邊界糾紛。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先有軍閥割據，後有中共內亂，國民政府未能及時有效地處理邊疆劃界的複雜問題。二戰結束後，蘇聯策動外蒙古獨立，並造成了中國北方疆域大範圍的未定邊界問題。而印度與中國的邊界也未曾完全界定，中共建立政權後，地圖上西藏與印度的交界地區一直用虛線，即「未定界線」。 中共最近幾年擅自把中國與印度有爭議的部分地區，直接劃入中國邊界之內，在地圖上採用了實線標註，即「確定界線」。這樣的做法其實不自今年始，2016年就這樣做了。這說明，過去差不多十年來，中共開始逐步實施對外擴張戰略之後，它就越來越藐視鄰國，也不在乎鄰國對領土爭議的態度，完全採取了霸權主義式的一意孤行態度。 那中共對周邊鄰國的態度，是不是一貫都採取霸權主義姿態呢？其實不是。中共建政以來的領土政策究竟是什麼？所謂的「祖國領土，寸步不讓」，那只是欺騙國人的，中共長期以來對邊疆地區國界劃定的方針，簡單來講，就是勢利主義。所謂的勢利主義方針，即劃界服務於政治需要，「看人下菜碟」。 中共剛建立政權時，完全仰賴蘇聯的援助和保護。所以，老毛做任何事，都要看蘇聯的顏色行事，對蘇聯的其他僕從國也非常客氣。當時中共的鄰國一共是12個，其中4個屬於蘇聯陣營，即蘇聯、北韓、蒙古、越南，其他8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時中共的領土政策是，對蘇聯集團的國家，領土問題完全迴避不碰；對其他國家就不一樣了，哪個國家對中共不太買賬，中共就會製造領土爭端，甚至發生武力衝突，跟印度就是這樣的。 三、中共如何對北方大國玩弄領土政策？ 在斯大林時代，雖然北洋政府與蘇聯有邊界條約，但在新疆北部、蒙古西部，中共建立政權後與蘇聯的國界，實際上有些地段是三條線。中蘇邊界全長約7,600公里，東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但北洋政府與蘇聯的邊界條約，完全無法約束蘇聯，從北洋時期到中共建政，中蘇在西北的邊界一直存在著大致平行的「三條線」。所謂的「三條線」，第一條是指歷史「條約文件」劃定的邊界線，深入蘇聯；第二條是蘇方提出「歷史形成線」，稍微靠近中國的範圍；第三條是「蘇軍實際守衛線」，那是中蘇之間實際上的界限，卻遠離歷史上邊界條約規定的疆界。 那這三條線之間有多寬呢？從「條約文件」劃定的「第一條」邊界線，到現實的「蘇軍實際守衛線」，中間最寬的距離是一千多公里，相當於從北京到上海。原來，蘇軍從邊界條約規定的「第一條」邊界線，把「中國控制區」擠壓到這麼遠；而「第一條」邊界線與第三條「蘇軍實際守衛線」之間，便是「條約文件」上劃定的中國「領土」上、被中共默認的「蘇方實際控制區」。中共一直對國人隱瞞這個真相，因為建國初期它怕得罪蘇聯。 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老毛與蘇聯的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雙方翻臉，1964年中共才開始提出，與蘇聯要「核定邊界線」。中蘇雙方對照各自的邊界地圖，確定了19塊爭議地區，面積達3.4萬平方公里。彼此確定爭議地區以後，本可進一步展開討論，但老毛的「政治頭大症」發作了。 這次談判在中蘇東段邊境的劃定方面進展更大，已就包括黑龍江、烏蘇里江在內的4,200公裡邊界線基本上達成一致。1964年6月底蘇方代表團向莫斯科報告，建議草簽協議。但7月10日老毛突然決定，外交上要對蘇聯「採取攻勢」，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邊界談判，不談拉倒；於是他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表示，要算算沙皇俄國「一百多年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地區都划過去」的舊賬。他當然知道，這個「舊賬」扯不清，「新帳」的談判自然會被推翻。但老毛不在乎國界劃界是否能推進，他要的是自己「出風頭」。這次邊界劃定談判，就這樣被老毛「玩」沒了。 如今中共和俄國的關係變成相互依賴了，中共又開始有點「得瑟」了。這次中共公布的新地圖，就把俄羅斯的一小塊領土划到中國境內了。2022年的中共官版地圖上，中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邊界，用的還是代表「未定界」的虛線；但2023年的新版地圖就把這段界線改成了實線，即「確定界線」，儘管過去一年裡中俄兩國並沒簽訂新的邊界條約。所以，那段未定邊界被中共擅自篡改了。按照中共的新地圖，在中俄邊界的東北角的黑瞎子島，按2004年中俄雙邊簽署的《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其主權一分為二，中俄各一半；現在中共的新地圖把這個島屬於俄羅斯的那一半也划到中國國界里了。這就是中共又在「玩」領土政策了。 四、南海海域U型線到底有幾段？十一段還是九段線？ 中國的中學生上地理課時，都知道南海有個U型海疆線，西到越南近海，南到馬來西亞近海、東到菲律賓近海，其中的袋型海域被9段虛線，圈成了中國「領海」,俗稱「九段線」。其實，「九段線」源自中華民國1946年在地圖上畫的「十一段線」。 1946年中華民國內政部方域司聘用西北大學地理系鄭資約教授，以內政部專門委員的身份，考察南海島嶼國界的劃定，鄭資約是在地圖上南海的範圍里，用「U」形的11段虛線，圈了上述海域。當時鄭資約所用的地圖屬於小比例尺地圖，整個南海在圖上面積不大，所以他用11段虛線就圈出了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如果地圖是辦公桌那麼大的大比例尺地圖，就可能要用100多段虛線了。鄭資約畫的這種粗略的圖上標示，沒有經緯度坐標，實際上無法明確虛線所代表的精確位置。當時沒有國際海洋法，南海周邊各國尚未獨立，它們的宗主國不關心海上邊界問題，因此中華民國用「U」形虛線在南海上圈出主權海域，並沒發生國際爭議。 這「十一段線」的概念，被中共建國後接收；然後，中共宣稱，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海；其實，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開始採用「十一段線」的地圖標識，到現在才77年。然而，1965年之後，中國的地圖上，「十一段線」偷偷地變成了「九段線」。這是因為，中共這一年悄悄地把海南島西面的白龍尾島，連同島上的中國居民，送給了北越，其目的是，收買北越當局為中共攻打南越。白龍尾島原歸廣東省管轄，島上居民從民國六年開始從海南島陸續移居過去；1934年廣東省政府還派專員到該島視察，寫成一份調查報告，發表在廣東省政府的出版物上。 白龍尾島位於海南島和越南的中間，大致上就在「十一段線」上，當這個島被老毛送給北越之後，白龍尾島以西直到越南的海域，就變成了越南領海。這樣，中共相當於把「十一段線」上靠近越南的兩段線所代表的島嶼和海域，都送給了越南。這個陰暗交易，中共從沒告訴國際社會，更不告訴國人，它只是把官版地圖上的「十一段線」的那「U」型左半邊最上面的兩段偷偷抹掉了。在中共的詞典里，從此再也不存在「十一段線」了，只剩下「九段線」。 不過，「十一段線」也好，「九段線」也好，從1994年起就在國際上作廢了。因為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中國是簽字國。國際海洋法公約於1994年11月16日生效，這個公約與南海歸屬權有兩點相關：一，領土外12海里為一國之領海；二，漲潮時會被淹沒、不適合長期居住的礁石，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因此，國際海洋法公約事實上否定了中華民國1946年用「十一段線」把南海300多平方公裏海域圈為領海的企圖；而中共繼承的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自行宣布的南海主權，也相應失效了。換言之，南海的大部分海域，除了西沙海域少數幾個有漁民長期居住的島嶼及其領海之外，其餘海域1994年以後依據國際海洋法公約，就成了公海。 中共對國與國之間的領土和邊界問題，採用的是勢利主義方針，中共對國際法也同樣如此。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時，中共還很弱，所以它隨大流投票支持這一公約。而十年前中共覺得它羽翼豐滿了，就開始公然踐踏國際海洋法公約，籌劃控制南海，以作軍事用途，在南海的7個暗礁上大規模建造了人工島和海軍基地。菲律賓2016年向海牙國際仲裁法庭提出國際司法仲裁，當年7月12日國際常設仲裁庭就南中國海案做出裁決，否決了中國的領海主張。國際法庭認為，國際海洋法公約1994年生效之後，這個國際公約關於專屬經濟區的規定，否定了中國關於南海主權的說法；中國對「U」形虛線（中共稱為「九段線」）範圍內海域擁有主權的主張，沒有國際法依據。按照國際海洋法公約的規定，無論爭端方是否參與，法庭的裁決都具有確定性和約束性。 今年中共又通過新版地圖，在國際法方面玩弄它的一貫伎倆，把從1994年開始就失效的「九段線」改成了「十段線」，特地把台灣的東部海域，圈進了中共的海域。本來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在地圖上畫「十一段線」時，還沒有國際海洋法，而「十一段線」只是用來圈南海水域的；但中共現在把來源於「十一段線」的「九段線」改成了「十段線」，就變成是圈太平洋海域了。這不僅偏離了「九段線」原本的含義，也成為在地圖上亂畫定界的劣行。這是中共的勢利主義領土領海政策的又一次表演。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