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扩大支援国际野火救援行动
2026 年 8 月 7 日
习近平拿掉邓朴方的全国残联名誉主席职务，不但是报了五年前邓朴方利用这一职务之便在公开讲话中对他习近平大加批判的一箭之仇，而且从此令他们邓家再无合“法”对外发声渠道。 我们本专栏正在陆续播发刊登的关于俞正声及其家族的系列文章的新一篇本应是《俞正声家族与共产党政权的血海深仇》，但因为正好赶上了习近平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换届之机成功将邓朴方“劝退”的大新闻，所以有必要先就为什么说习近平终于完成了对邓朴方的政治复仇进行一番讨论。 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管理着8千5百万中国残疾人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每次换届都会引来当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倾巢出动，全体出席其代表大会开幕式。本月18日开幕的第八次全代会照例如此，习近平及下手文武百官占居主席台第一排的全部，第二排中间位置上并排坐在轮椅上的名誉主席邓朴方和主席张海迪被双双宣布解职。分别接替他们两人职务的前者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才卸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一副书记，随又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期间卸任国家监察委主任职务的杨晓渡，后者是“自力自强的优秀残疾人代表”程凯。 其实，由这个叫程凯的顶替张海迪是早在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即已经被习近平当局预定的安排。今年“两会”上出台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名单里，张海迪没有被安排连任，而已经长期在张海迪手下担任残联主席团，于2018年10月被国务院宣布任命为中国残联第七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的程凯则成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里的新面孔，而且随即又被宣布为十四届全国政协的法制委员会委员。 比较对照半年前才出台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名单中的所有成员，无论连任还是新任，都有与张海迪同龄者。另外，像残联这样的“群团”组织的领导人，也不像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级领导人一样有只能连任两届的相关规定，更没有刚性的年龄规定，比如目前还在担任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的李斌，还比张海迪年长一岁，那么过去多年已经被中共当局“神化”的张海迪为什么会早早卸任呢？原因应该就如外界媒体报道的标题中所揭示的那样，“去邓抬习”。在能够成功“劝退“邓朴方的前提下，自然也不能让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邓朴方代言人”的张海迪继续留在残联主持人的岗位上。 一篇标题为《去邓抬习？邓朴方张海迪卸任残联主席 习旧部接替》的综合报道文章中举例证明：”近年来，中共‘去邓抬习’越演越烈。比如2018年北京的一个画展中，将在深圳“画圈”的老人描绘成习仲勋；而深圳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中撤去了邓小平的浮雕，将“开国领袖”中邓小平的雕像换成了习近平雕像……。 此文所说的故事发生在2018年8月，当时法广刊登了一篇报道文章《北京展出一幅画作篡改历史习仲勋变成深圳特区之父》，说的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国家美术馆正在举办《大潮起珠江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展出的作品总共有256件，但其中一件作品《早春》，却引起中国网民近日来的热议。因为，《早春》里面描绘的人物，明显地少了一个重心人物－－时任党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站在画中央的，却是容貌几乎与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模样的习仲勋，即习近平的父亲……。 文章评论说：《早春》透露的信息，显然与中共过去一贯的说法，即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想法，大相径庭。正等于《春天的故事》对邓小平歌颂的歌词指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但《早春》这幅作品却告诉我们，画了一个圈的老人是习仲勋，党的其他领导人如众星般的围绕着他，向他靠拢……。 此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五年前的9月16日，邓朴方借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之机发表的大胆讲话内容被外界认为是忍无可忍的邓氏家族向习近平发起的反击，同时也被中共党内的习近平班底敏锐地感觉到是“借总结和指导残疾人事业妄图指导全党全国”。 五年前的2018年10月26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邓朴方的代父发言明显是在提醒和警告习近平当局》一文，文中强调了邓朴方此前在残联第七次全代会闭幕式的讲话内容中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虽然是十九大上出台的习氏党章中继续保留的，但事实上却是习近平在具体的内政和外交，特别是外交政策上并没有遵循，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邓朴方讲话的这段原文是：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讲几十代？就是要强调这个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其实，如果单就习近平这些年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的具体作为，无论是对非洲穷国的“大撒币”还是对美国和所有发达国家的四处出击、八方得罪，用“妄自尊大”四个字概括确实非常贴切，所以，五年前的邓朴方趁自己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发表公开讲话的合“法”机会代父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很显然是在提醒或者说警告已经没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习近平当局，切莫“妄自尊大”，在内政和外交上，特别是在对外和对美政策上，一定要“坚持立足国情”。 邓朴方五年前这篇讲话的另外一处原文是：“事实证明，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困难矛盾将会更加突显。在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这个时候，要害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把邓朴方如上这段引文和前面引述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这句话加在一起分析，是谁都会将此与当今圣上习近平饱受党内外诟病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 言下之意,你习近平只不过是第五代而已,有什么资格”妄自尊大”?话里话外，无疑是在暗批习近平在“谋划一切工作”的时候，没有“坚持立足国情”，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更具体地讲，就是在旁敲侧击地指责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不切实际”。 邓朴方在五年前的这次公开讲话中还说：“经历了40年风雨兼程， 我们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大时代，它将不仅推动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平等交融，从而对世界有所贡献。后人的责任，就是要延续这个大时代，推进这个大时代，让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很明显，邓朴方这里所说的“大时代”，就是针对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而言。邓朴方所要向世人昭示的观点显然是：中共政权的统治时代从建政直至文革结束是“毛泽东时代”，从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至今再到今后，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所谓“延续这个大时代”，显然是在暗示他们邓小平的后代只会承认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未来中共政权新的领导人，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继往开来，而不会承认他习近平为了区别于邓小平，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否定邓小平，至少是为了部分否定邓小平而“创立”的所谓的“新时代”说。 邓朴方在他的这篇讲话中还说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化。这是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变化。这是根本性、历史性、不可逆的变化……。 请读者和听众用心体会这“不可逆“三个字，邓朴方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倡导实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全方位变化，无论从哪个方面，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都是不应该再改回去的，都是不能够再复辟回原型的。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倒行逆施几乎也是“全方位”的，在政治角度尤其如此。其在党内大搞个人独裁的行为和方式，也正是当年被邓小平强烈否定的。 中共人民网上的文献内容清楚记载：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党政分开”思想。早在1980年刚刚掀起改革开放大幕之时，邓小平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有心人可以核对一下，习近平从上台至今，不但只字未提过邓小平当年在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而且已经明目张胆地直接在在十九大党章中删除十二大至十八党章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句当年邓小平的重要指示， 替换上了”文革“年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歧山甚至发表公开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倡导的“党政分开”的恶果是“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五年前的邓朴方发表那篇讲话时的身份不但已经不是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且连残联的具体职务也已经因为年龄原因而只剩下一个名誉封号，同时他这次讲话的直接受众也只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七次全代会的代表们，所以他的讲话的主要内容表面上是围绕残联的具体工作内容。但事实上他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既不是残疾人工作的方向和目的，更不是残联的过去工作总结，几乎通篇内容都是在代父发言，提醒或者说警告已经严重背离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习近平当局莫要倒行逆施。 而当时的习近平及其理论爪牙意识到这篇文章的巨大杀伤力之后，无论是残联官网还是转载过邓朴方这篇讲话的部分境内网媒，均在第一时间接到了中宣部的封杀令。但是，因为邓朴方当时是刚刚被宣布了连任第七届残联名誉主席，所以习近平也只能怀恨在心，隐忍五年后，总算等到了残联再次换届“选举”的今天。当然是借机报复他邓朴方没商量！ 其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多年前在张海迪从邓朴方手中接任主席团主席之后，该机构的实权事实上是掌握执行理事会手上，真正的一把手不是主席团主席，反而是在主席团副主席中排名第一的执行理事会理事长。该理事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都是由国务院出面任命，而正常情况下都是由在任理事长兼任的党组书记一职，则是由中组部任命的正部长级干部。先后担任此职的几人中有的是中央委员，有的是中央候补委员。现任理事长兼党组书记周长奎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是2018年7月先被中组部宣布为残联党组书记，而后才出任残联副主席及理事长行政职务的。 既然残联主席都没有实权，那么理论上讲残联的名誉主席也应该是更没有实权。所以，邓朴方如今被迫退位，交出的并不是具体权力，而是他作为邓小平长子和残联创始人的影响力—-无论是对残疾人事业还是整个中国政坛。 这几天，关于邓朴方被习近平“夺权”的评论文章甚多，评论焦点都集中“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抬邓压习的角度。 此话当然在理，但更重要的，或者说习近平如今以年龄为由劝邓朴方退隐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封他的口，因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虽然是一个可以说毫无实权的虚职，但却是整个邓小平家族过去仅存的一个对外公开声的合“法”讲台。
中共内外局势短时间内迅速恶化，一年前谁都无法想像今日国情如此不堪。最近这几个月，习近平先后褫夺了外交部长秦刚、火箭军贪腐团伙、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位，传说王毅也在写检讨，甚至还牵连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秦刚与李尚福都是二十大上，随习近平第三任期组班而上位的副国级高官，二十大闭幕至今不到一年时间，习内阁轰然倒下两个。至于火箭军，那是几十年苦心经营，中共要对外用兵，靠的就是火箭军，现在高层一窝端，要找外行去领导内行，损失无法计算。 最顶层的亲信都靠不住，还有谁是靠得住的？这件事昭示习近平致命的弱点，便是他根本缺乏知人之明。秦刚升得很快，李尚福也是党内最大一个山头，这么重要的干部，不查过三代，不层层检验考察，是爬不到这种高位的。从低到高一路打杀上来，中间还要花钱找关系找靠山，直到被习近平千挑万选赋予重任，里三层外三层剥开来看，按理应万无一失，谁料不到一年，就反目成仇做阶下囚去了，未免儿戏得太过份。 这些高干的倒台，当然都不关贪腐的事，火箭军据说在军备采购上有大弊案，但那与各级高官的贪污比起来，也不会严重到太离谱。中共体制内，一个小小的银行出纳，一个医院院长，动辄贪腐以亿计，火箭军军头也不过是这种水平。 秦刚、李尚福与火箭军的倒台，当然都与政治有关，具体如何日后自有分晓，只是不要把他们的倒台归咎于贪腐，中共体制内，有谁不贪腐，那他都可以立一个廉洁碑坊了。 一个外交部长，国际国内举足轻重，上任不到一年，莫名其妙被关，若有充份证据，公开他的罪行，官场内会有所遵循警愓，现在把人关起来，又留了一个国务委员给他，又不公布他的罪状，官场内除了胆颤心寒，不会有任何正面作用。 光这一点，又证明习近平的用人毫无政治智慧，一心只想制造寒蝉效应，却不知官员都变成寒蝉，谁又能放胆用心做事？ 中共是靠各级官员，由上到下贯彻中央意志，来实施内政外交的，现在外交部因秦刚倒台而一片乱相，国防部因李尚福下台以及火箭军全军覆没，也引起地震级别的混乱。习近平的习性，总以为个别的混乱不影响大局，他不明白，所有个别的混乱互相叠加，很容易造成全局的颠覆。凡事由量变向质变转化，这是基本的思维逻辑，可惜他也不懂。 现今在台上的这些干部，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任用的，一年不到时间就发生官场大地震，这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越是岁月艰难压力大，越是要保持内部稳定，先安内后攘外，真正有智慧的领袖，应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否则官场一年到头动荡，没有人真心为你做事，你就成为一个光杆司令。 一旦干部都选择躺平，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上下左右没有分忧的人，只有制造混乱的人，凡事都要堆到你案头去等你立决，那时你自己就会乱了方寸。不知轻重缓急，不知要害死穴，看不清方向，拿不出主意，千头万绪，拍脑袋决策，那时就离死期不远了。 习近平性格拔扈，又短视偏执，这使他在用人方面疑心大不放权，为他做事的人，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有才干的人慢慢退出，留下无用之辈唱赞歌。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吹牛拍马之徒，真正碰到危重的环境，就只得他一人荷戟枯守了。 习近平在忙什么？忙东北振兴，忙雄安千年大计，忙准备打仗；政治局常委在忙什么？忙见外宾，忙与普丁勾连，忙向台湾喊话。 现在大陆经济疲不能兴，地产地方债等待爆煲，失业率步步攀升，美欧各国压力山大，习近平整个团队对内政外交的困境毫无对策，倒是一天到晚内斗不息，斗争既不能解决内部问题，反倒生出官场普遍怠政的弊端。习近平坐困愁城之内，环顾左右，竟无一个是男儿，无一人可重用，无一人可信任，那时即使手握天下权柄，也苦于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孤绝无援，望天打卦，也要仰天长叹了吧？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临上吊前写遗诏，内中有一句“诸臣误朕”，把江山倒悬归咎于手下官员。传说习近平被曾庆红责怪后，也向身边人抱怨，说党内大佬将前几代留下来的“苏州屎”都倒在他头上，其心态与崇祯很像。但是，造成江山破败风飘絮的孤绝处境的，难道是“诸臣”吗？恰恰是皇上自己。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中国日前公布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向民众征求意见，其中处罚“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行为者的相关条款引发热议，短期涌进多达数万抗议条目，也有学者专家甚至官媒质疑将导致政府严重滥权，让恶劣的中国人权现状雪上加霜，甚至恐惧文革恶梦重现——这条法律还没通过，“中华人民感情”恐怕就已经受到不小伤害。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近期引起舆论大哗的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增第34条的第二、第三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著、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行为，最高可被处以15日拘留，并处人民币5000元罚款。 恶法伤害“中华人民感情” 此草案内容引发舆论强烈质疑，认为有关“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表述范围过大、定义不清，难以明辨违法，而有关“制作、传播、伤害中华民族精神”则是侵害公民基本权益、剥夺公民表达自由权利，违反所谓中国宪法精神。 该草案并未具体定义“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或者“有损中华民族精神”的行为，导致在中国网路上遭质疑可能演变成中国俗称的“口袋罪”——意指法律中界定不清、用意模糊以至于难以判定，“一个口袋什么都能装”的罪名——连体制内的知名法律学者也公开表达担忧，例如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等等。 劳东燕在网路平台表示“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概念内涵极为模糊，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将其作为处罚标准容易被滥权、任意扩张行政处罚，更可能激化警民矛盾，不利社会稳定。此外，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公民日常穿著，显有过度干预之嫌，可能刺激极端民族主义，恶化公共舆论环境，并且“可能加剧与一些国家的对立情绪，导致外交上的被动。” 童之伟也批评，所谓“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该由谁来确认？按照甚么程序确认？这都是“几乎无法循法治原则操作”的问题，必将造成揣摩上意抓人定罪的后果。 赵宏则撰文示警“如果公职人员可以凭个人偏好和观念信条，随意扩张解释和适用法律，我们距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不远了。”——虽然中共建政以来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蛮横专制作风早已是常态。 不少中国网民也嘲讽此“玻璃心法条”，诸如“穿个衣服就损害民族感情啦，这感情也太容易破损了。”“穿西服打领带算不算？马克思也是西方来的，算伤害民族感情吗？”“以后只要说国外好就是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中华民族的感情不是应当很强壮和具有韧性的吗？为什么很轻易地就被一件服饰给伤害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感情，一个管理治安的员警叔叔能说了算吗？” 网民警告“中共正在纳粹化！” 身在海外，因为曾在推特大量转播“白纸运动”相关消息而多次被中共调查的“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则直言该法规恐将赋予中国警察更广泛的执法权，因为理论上任何时间吃日式食物、穿著日本品牌、扮演日本动漫角色、喜欢日本文化，甚至针对核废水发表不同看法，以及和西方文化生活相关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也有网民对此现象所代表的中国局势感到消极且无奈，认为“都知道很荒诞，但是反对有用吗？中共没有法律难道就收拾不了你了吗？这条法律出来之前就有很多案例，比如苏州穿和服女孩事件。” 《美国之音》指出，去年8月10日一名穿日本和服的中国女子在苏州淮海街拍照，想模仿日本漫画场景，遭到当地公安呵斥“是中国人却穿一身和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强行把女子带走。女子被拘留5个多小时，被接受“教育”、删照片、写下书面检讨、没收和服，事件经传网路引起网民群起抗议“怎么穿个和服也犯罪了？”“你也不应该穿西服，难道忘了祖宗被欧洲列强欺压？”最后公安迫于舆论压力，约十日之后到当事女子家登门表达关心并归还衣物，但是没有道歉。 民意喧腾之际，中国网民日前发现，1935年纳粹德国《帝国刑法典》第一条规定“违背本民族健康情感（gesundes Volksempfinden）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由于“健康情感”一词包罗万象，并成为纳粹司法机构的基本法律概念，赋与执法机关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许多德国公民因此遭到起诉、拘捕。网民呼吁世人关注“中共正在纳粹化！” 此事在维基百科等资料有所记载，被广传后引来纷纷议论，批评中共是“直接抄作业”“这下充分暴露本质了！”“果然同类型国家做起事来也如出一辙。”并且警告“即使不是抄袭，独裁国家最终也会走向相同的路。” 虽然中共当局对此风波暂时做出貌似圆融的回应，强调“真诚欢迎”公众提出意见，官方将提出完善修改建议。然而中共昭然野心已是路人皆知，下次偷偷上下其手夹带恶法是不是这么容易被揪出？“中华人民”可能要多碰碰运气了。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因半月未公开露面被传正在接受军事当局调查，一位曾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朋友看了我发于美国之音的文章后问我，李的腐败如落实，对习近平的国内外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连接两位国务委员出问题，会不会引发中国的社会稳定。我把朋友的这两个问题也发于推特，其中一个线民的回答很有代表性，该线民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从上到下，本来就不是出自他们，而是由习决定的。 一般地说，这样回答大体是对的，但是，如果像秦刚和李尚福这种处于关键岗位的官员出问题而换人，对习的内外政策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做法或者规矩会调整或改变，至于调整的幅度，取决这个官员在这个岗位上曾经的行政力度或者这个官员的某些特殊情况。 以李为例，他曾在解放军装备部部长任上因采购俄罗斯的防空武器而遭美国制裁，在他今年三月升国防部长后，为开展美中两国防长的对话，拜登曾一度想取消对李的个人制裁，因遭美国务院反对而作罢。中国亦以李受制裁而拒绝美方一再的对话要求。假设拜登政府不取消对李的制裁，在五年内两国防长就没法对话，军方高层的联系管道难以建立起来，若在此期间出事，就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这正是美国防长奥斯丁一直急著施压中国要见李尚福的原因。然而，制裁李是美国国会做出的，在目前美国整体反华的背景下，拜登也不愿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北京而言，李被制裁固然可以看作某种“耻辱”，但是北京也反手打这张牌，把它作为一种不对称的策略用来威吓美方。因为北京知道，奥斯丁急著要同李恢复对话，目的是为了管控两军发生某种意外，建立空中和海上相遇的行为准则。美军频繁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派军舰穿越南海和台海以宣示航行自由，而解放军也不示弱，派军机和军舰进行监视和拦截，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某种意外。今年5月以来，就分别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出现了中国军机和军舰的不专业拦截行为，险些酿成相撞事件。两国防长会谈，美国就是要在美军和解放军之间重建一套空中和海上相遇行为准则，以后双方可以遵循这个准则和程式来处理某种意外事件，而这套准则和程式美国认为当然要由它来主导。 北京清楚这点，所以不愿意两国防长见面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这套空中和海上相遇准则，解放军就可按照自己方式去监视和拦截美国的军机和军舰，这极易引发擦枪走火，并由此点燃两军的某种冲突，但美军或者说拜登政府现在并不想在南海或台海同中国开战，因此需要避免这种意外情况。北京拿捏到了拜登政府这点，你想和我讨论行为准则规则，我偏不和你讨论。但不讨论必须找个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李尚福被制裁就是现成的。我的国防部长被你制裁，反过来还要求配合你同你的国防部长开会，这不就证明你的制裁是合理的？因此，傻瓜才会答应你的见面要求。 可以说，习近平其实也不愿美国取消对李的制裁，取消了制裁，他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理由去拒绝美方两国防长的见面要求。中国军事专家直言不讳地讲过，如果美国不取消制裁，两国防长不可能会谈，损失最大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拜登政府自然也明白北京的小心思，可是受制于美国的国内政治，也没办法。故取消李被制裁这个事情只得搁著。 现在李出问题，如果他被换掉，另一个人做防长，拜登的这个难题自然就解决了，这是美方获得的一个意外礼物。沮丧的是习，原本一个可用的工具不能用了。习会不会找其他的理由继续拒绝两国防长见面，我看很难。若两国防长恢复对话，这是李尚福事件影响习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 对解放军本身的影响，可能会在武器采购方面，强化流程管理，或者增加一些监督环节，具体会怎么改正武器采购暴露出的问题，外界并不清楚。但改正是一定的。当然，这算不上解放军大的政策的改变，只是在某个具体事情和做法上的改变。然而，大的政策是要落实到一个一个的具体事情和做法上的，没有一个抽象的政策，原则性的政策最后都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 相对而言，秦刚的去职对习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就不如李尚福在国防政策方面这样来得直接和明显。但假如像坊间传言的，他的下台是因为在外交理念上和习不同，那么，他被免外长依然对中国外交会产生某种影响。不过，由于他在外长任上只有半年，无论是在外交的风格还是人事上都还未成形，因此，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弱的。 由此说明，某位高官因为不正常原因而去职，对习的内外政策的影响是因人和职位的重要程度而定，不能一概论之。 当然，这种影响都是在具体的某个方面，而不是在国家的发展和走向上，除非出问题的的是某个政治局常委。可即便是常委，也要看他负责分管的领域以及在党内和国家的决策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权重。总的来讲，在党和国家的决策大权都集于习一人之手，由习一人定夺下，其他高官的权力被削弱，决策受限，尤其在关于国家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以及某些重要的政策等方面，那是习亲自掌舵的，基本不受人事更替的影响，但在每个具体的政策领域，在发生因为腐败或其他政治问题而导致的人事更替后，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最近一部法律的修订在其征求意见阶段引发了网民的极大争议，并遭到法学界人士的普遍反对。这部法律即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争议最大和反对最激烈的是34条新增第二、三款：“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和“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民间视为一部“恶法”，臭名昭著的“寻衅滋事罪”可能最早就来自该法。现在新增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内容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精准的定义，什么样的言行和物品属于“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因而该受处罚不清楚，如果一部法律要规范的行为内涵本身模糊笼统，在执法实践中就很容易沦为“口袋罪”，只要执法者看着不顺眼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像“寻衅滋事罪”一样。 比“寻衅滋事罪”更恶劣 实际上，这两款内容果真变成法律，对大众造成的打压后果可能会比“寻衅滋事罪”更恶劣。因为后者在一般民众看来，似乎要有一些出格言行，而“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更多是一个主观评价的问题，没有相对明确的客观标准，对不同的人来说，某个行为是否“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感受和体验可以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一个时期大众认可的行为换了一个时空，一部分人就变得不会接受。 比如，过去穿着日本人的和服出现在公共场所，大众不但不反感，还很欣赏，甚至会效仿，但今天倘若还有人敢穿着和服走在诸如公园之类的场所，会遭到相当多人的谩骂，乃至举报，认为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这就是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导致穿和服之类本是非常正常的个体行为被放大成一种涉及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政治现象。而当下，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评价标准被高度政治化的混乱时代。 有鉴于此，人们担忧《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两款内容会导致执法中的个人偏好和行政裁量权的扩大，不无道理，正如有法学教授批评的，“‘中华民族精神’由谁确认，按什么程序确认？‘中华民族感情’由谁体认，按什么程序体认和确定？这都是极大的、几乎无法循法治原则操作的问题。”现代法律，尤其是针对公民言行的法律，很大程度可以说，执法的程序规范决定了法律的内容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一个在实践中无法按法治原则操作的法律，必定会有利执法者而不利广大民众。这就是法学界人士普遍反对以及大众质疑它们的缘由。 公开征求意见有利立法当局作秀 不过，如果以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这两款条文只有反对意见没有支持者或者支持者寡，那就错了。像历次有争议的举动一样，这次官方的征求意见亦引起民众的两极反应，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大众无条件支持它的修订，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民众则极力反对。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截止目前，赞成此次修订草案的民众要多于反对的民众，但两者的比率相差不大，从而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立法当局是否预料到了现在这种情况，虽然知道反对的人很多，特别是法学界的普遍反对，但认为支持它的人更多，因此要借征求意见来展示当局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压根没料到从反对的比率来看，有接近四成的人不赞成这两款内容，特别是法学教授的公开反对出乎其意外？ 出台法案前，向公众征求意见已成中国立法部门的一种作秀，以示当局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定的公开和透明性。尽管不能说在每一件法律的制定中官方都不会吸收公众部分合理的意见或建议，但总的来讲，这种公开性和透明性是很差的，外界并不能看到立法者的立法过程和程序，尤其是立法者之间对法律草案是如何辩论的。因此，在事关公民权利和当局执法权之间的平衡上，最后出台的法律基本上无例外地偏向和保护当局的执法权，即使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往往也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程序和细节。这同样体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上。 法学界反对声音当局始料未及 故立法当局这次很可能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法学界人士不会公开起来反对这部法律的修订，特别是将反对的矛头指向“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新增条文，民间虽然会有一部分人不支持，但态度也不至激烈。现在这种情形当局应始料未及。从全国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列表看，在“正在征求意见”的五个法律草案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参与人数和意见条数都远超其他四部法律草案，后者不过是区区几百人，而前者的参与人数高达八万多，意见条数更是超十万。几百的参与征求意见的人数和意见条数在立法部门看来，才是一种“正常”现象，而大众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如此超高“人气”的关注，是不正常的，显然，它是由两款新增内容带来的。 事已至此，立法当局会不会索性借此来宣传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因为对当局来说，这看起来是个合适时机，反对的人很多，但支持的人更多，让两派在舆论场“吵架”，正好可以显示当局听取不同意见，“不偏不倚”的态度，而非通过打压反对意见来达到立法目的，如果立法当局最后出台的修订法案原封不动保留了这两款内容，或者改动不大，它可以宣称，没有违背民意。 然而，即便立法当局有此用意这样去做，这样一个材料未必适合展示习的“全过程民主”。因为这回的反对人数和反对意见并不能让当局可轻易以支持人数更多从而体现了民意，来对自己的立法目的作辩护。在一个反对和支持的比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假如立法真正要体现民主，尊重民意，就要在法律中显示这部分反对的民意，而如果最后出台的法律还是草案原样或者只有小改动，就谈不上照顾这部分民意。 立法目的实际为了维稳 重要的还在于，反对者的意见是因为这个“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规定如果变成了法律，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限制，而这会让人们广泛怀疑立法当局的目的不是要真的维护“中华民族精神和感情”，而是另有企图，即当局出于维稳目的，变相出台一个法律工具来打压它看不顺眼的行为和民众。最后的结果，虽然当局因支持法案人数更多如愿以偿通过了法案，但其代价是进一步削弱民众对当局的信任，而眼下恰恰是当局最需要民众对它的信任。故而，外界看到，连胡锡进都发文表示理解对这两款法律草案的担忧，主张立法当局对它的内容做进一步完善，针对疑义做出细化，同时在法案正式出台后，公安部门要准确把握立法初衷，不要因为机械和过度执行而触发公众情绪，引发违背立法本意的负效应。 胡锡进的提醒对立法当局可能不会管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应该不会在有太大改动下获得通过。这其实是一桩非常好的观察个案，假如当局摆出一副问计于民的样子以表演它的“全过程民主”，但最后又践踏反对它的民意，这表示它并不顾忌民意，那么，对那些想润的人，还是赶快出去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被老百姓俗称为金三胖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来到了俄罗斯城市海参崴，将要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总统讨论互相帮助，对付美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默不作声，内心可能五味杂陈。 虽然西方的观察家们惴惴不安地谈论着三国结盟的危险，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三家之间各怀鬼胎、尔虞我诈的真实状况。他们能结盟吗？他们自己说不是结盟。那我们就来看看它们之间的真实状况吧。 中国和俄国都是大国，一旦结盟就将无所匹敌。二十世纪中叶曾经短暂结盟，造成了世界格局的巨变，也就是冷战成型。美国地位下降，和苏联集团平起平坐了。现在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几乎和美国平起平坐，经济实力世界第二。如果再加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穷大国俄罗斯，世界格局确实值得大家担心。 但他们能结盟吗？我看不能。习近平对普京说什么无上限互相支援，促使普京下定最后决心发动乌克兰战争。在战争遇到挫折的时候习近平却坐山观虎斗，没有给普京所需要的互相帮助，仅仅廉价购买了石油和粮食，对抵制西方制裁帮助不大。不但普京，俄罗斯人民怎么看，这个应该不难了解。 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到俄罗斯的侵略，至今仍有大片根据不平等条约被侵占的领土，多次说归还，困难一旦过去就没那么回事儿了。这个双方都心知肚明，各怀鬼胎暗中防范。所以双方都说只是互相帮助，不是结盟。也就是说帮不帮助随时可变，到时候再说。 金家政权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东北，胜利后还得到了中国援助的几万军队，创建了金家政权。早期依靠苏联的援助巩固了统治，苏联没钱了又靠着邓小平的帮助过着不错的小日子。但中共把朝鲜当作对付美国的筹码，朝鲜人觉得很屈辱。几年前传出口号：美国是百年仇敌，中国是千年仇敌。这表现了朝鲜人真实的心态。 但朝鲜人摆脱不了中共的输血这个现实，现在可以拿库存的武器换取俄罗斯的石油和粮食。这是摆脱中国控制的机会。中国如何应对，至少现在默不作声。这几年又是核试验又是核潜艇的，三胖折腾得不善。有了俄罗斯的资源撑腰，极度膨胀的金家王朝可能不满足于现有的领土。是向南折腾韩国，还是对付千年仇敌的北方，尚未可知。中国老百姓又多了一个同志加兄弟的、鲜血凝成的敌人。 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争，中国出兵帮助老金保住了政权，随后有奶便是娘的朝鲜就投靠了苏联，迫使中共的势力退出了朝鲜。中国人民对这些年来花大价钱援助这个千年的仇敌，是什么感受呢？支持和反对中共暴政的多数人，都没什么好话可说。中共继续违反联合国的制裁豢养着白眼狼，给自己找麻烦，大家都觉得是个愚蠢的行为。 现在是否还会重演半个多世纪前的戏码，投靠俄罗斯与中国为敌？以金家政权有奶便是娘的习性，和乡村土秀才的野心和自信，换个主子折腾是大概率事件。虽然是西方大学培养的，但金三胖看上去和他的长辈没多大区别。他可能更多一些冷酷无情，连推举他上台的亲姑父都可以虐杀，忘恩负义是小菜一碟。 这三个各怀鬼胎的暴君之间，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虽然很难预测，但也可知没什么好戏，儿童和善良的人不宜观看。普京拉拢小金对中国实行报复和压制，是最大的可能。小习和他的一帮废物点心正在忙于内斗，正好给了三胖普京以可乘之机。这可能也是中共没有预料到的另一个巨大的危机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每有中国高官被抓，总有人要引伸出权力斗争之说，硬给弄出一个党内高层反习同盟。但李尚福被抓，真与权力斗争无关，只因军火采购这条食物链极其腐败，影响到中国军队战力，这不需要“熟悉官场的某内部消息人士”告知世界，据公开资讯就可以梳理出大致梗概。 习近平“军事强国”重在治军与军事现代化 习近平在军队的“铁腕反腐”一以贯之，在他第一个五年任期内，中国军队共立案审查4000多起，给予纪律处分1.3万馀人，至少69名军级以上“老虎”落马，涉及中央军委，原总部单位，原七大军区，军校与研究机构，各个军兵种以及武警部队。最初确实是清理江系人马，反腐也不算诬陷，因为军队从上到下都烂透了，等郭伯雄、徐才厚这两位军委副主席一系狱一在审查中病死，接下来被抓的就各有因由，其中不少是习近平任期内被提拔上来的。本文只谈这轮清理李尚福-军工集团的来龙去脉。 习近平多次谈过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每次涉及军队现代化的讲话中，必谈“武器装备现代化”，2017年9月，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的李尚福接替张又侠出任部长，算是委以重任。李任部长期间，中央军委曾于2021年4月开展过一轮军工反腐，海军少将原副参谋长宋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宋学曾担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与军工系统有著长期接触，握有采购大权。此外还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尹家绪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在此之前，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鸣退休近两年后被查。 习近平的“军事强国”思想还体现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任命上。中国国务院现有四位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其中，张国清和刘国中具有在军工企业任职的背景。公开资料显示，张国清硕士毕业后，进入军工企业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从专案经理起步，曾长期参与该公司在中东地区的业务；历任该公司驻伊朗德黑兰代表处总代表助理，驻中东地区处长；后出任北方公司副总裁。另一位副总理刘国中于1978年在华东工程学院炮弹系触发引信设计与制造专业学习，1982年任军工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哈尔滨建成机械厂干部，其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及工艺系压力加工专业读硕士研究生。这两位都算是军工产业的内行，无论是与国防部协调，还是与军工集团协调，都有经验。习近平一心一意要打造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军事强国”，必须先用对人。 军工采购历来是腐败重灾区 放眼全世界，军事采购都会出现极为严重的腐败现象。近年来印度频繁曝出国防采购腐败案，采购官员在军事采购过程中为获取巨额利润，将采购来的武器装备以次充好，导致品质不过关，百亿美元军购订单效能大打折扣。2019年美国国防部的云计算项目“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JEDI），被怀疑存在不当或腐败行为，于8月被冻结。这些曝光的只是同类案件的少数，有研究结果显示，被查处的腐败案不到真实腐败的8-10%，90%成为“腐败黑数”。 中国军队腐败本来就相当严重，在军事采购这快肥肉面前，群狼围啮并非意料之外。习近平将李尚福放在军备发展部部长这个位置上，应该是出于信任。李的“军工反腐成绩”强化了这一信任，得以今年3月出任国防部长，两人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就进入“东窗事发”阶段。 今年4月11日，习近平到广东湛江视察南部战区海军后，发表讲话，除了强调“加快转型建设”，“全面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准”等之外，具体提到“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深入破解短板弱项”。连续几个提高，当时就让我猜疑，视察结果无论是战力还是军事装备，令他很不满意。习近平并非军备内行，大概率应该是演习时发生了令习切齿的乌龙事件。 习近平回京后大概就悄悄布置人马调查。7月26日，隶属于中国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全军武器装备采购资讯网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公告提到“为营造装备采购招标评审良好生态，将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追溯自2017年10月以来违规违纪的装备采购招标行为。公告称，公众若在过去六年间发现以下情况，包括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主动泄密、监管缺失等问题行为，应向该部提供线索——这日期正好与李尚福上任日期相吻合，公告公布之时，应该是调查中掌握了大量军事采购方面的腐败证据，准备收网了。 该公告非常具体，称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期以来寻求消除内部贪污腐败，曾在2019年的军用资讯系统装备招标采购代理业务工作座谈培训会上强调过“严格规范招标采购管理秩序”，且已在每个专案成立监督组监督招标工作开展；谈判询价环节录音录影以备案备查；畅通投标单位反映问题管道，以促进公正采购。紧接著，军队采购网在7月27日公布了十项评标专家违规问题记录，内容主要包括评标专家评审失误，让不应通过符合性审查的企业通过了审查、或者应该废标不废标，不用废标却强制废标等问题。还有9位评标专家未曾报告企业的围串标行为（三家企业共用同一个MAC位址和加密锁）而被警告处罚。 李尚福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8月30日至9月3日之间，他最后一次露面是8月29日在北京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9月3日，中国通知越南，中国国防部取消了李尚福对越南的访问，李原定于9月7日至8日出席中越两国年度防务会议。就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两个星期，被查传闻越演越烈之际。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X（即Twitter）上爆料，多位中共军工要员被抓，包括刘石泉（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袁洁（中国航太科工集团董事长）、陈国瑛（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谭瑞松（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书记，2023年3月被罢免）。各种猜疑等路透社9月15日报导“李尚福及军委装备发展部8官员因采购遭调查”一出，称“据两名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人士称，李尚福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领导的中国军方采购部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八名高级官员也在接受调查”，传言落地。 无独有偶的是，今年7月中国火箭军高层指挥官出现重大人事变更后，8月份，中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提及对军内领导人的反腐调查。因为这是军内调查，详情如何，大概率不会对外公布。 对台湾来说，这是一条好消息，因为军队战力的建设并非短期可成，电子时代的战争讲究一击而中，快速高效，没有十成把握时最好不要冒险。再结合“福建对台21条”的颁布，说明近五年之内，大陆对台是“文攻（渗透拉拢）武吓”策略为主，只要台湾不自乱阵脚，保持现状应该能够做到。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也算是巧合，贵州茅台近日因联名咖啡“酱香拿铁”热销之际，多个与茅台酒有关的官场故事凑在一起了： 9月11日，港媒曝北京的“高级政商俱乐部”“茅台会”被曝人去楼空。 9月11日，一度显赫的茅台前老总袁仁国，在贵州狱中传出死讯。 9月12日，习近平早年会见袁仁国，自曝嗜饮茅台，李强一旁吹捧的旧事曝光。 在今年4月青海党校夜饮喝死高官后，近日各地官场发禁酒令… 从这些新闻或旧事中疏理得到的信息是，尽管形势变幻，不变的是中共红朝权贵延续的豪喝茅台酒的传统，哪管民生多艰？ 前朝权贵风流云散，“茅台会”人去楼空 落马被囚的贵州茅台前董事长袁仁国已去世。位于天安门南池子菖蒲河公园内的“茅台博物馆”近日已免费开放。当年的“茅台会”逐渐人去楼空。 “茅台会”是北京国酒茅台文化研究会旗下的会所。2009年12月茅台的兴盛，集结了一众政商权贵，据说会员六百馀人，都是各界头面人物。当年“茅台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时任贵州茅台董事长季克良、总经理袁仁国分别担任茅台会首届正副理事长。名誉会长包括原凤凰卫视主席刘长乐、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也是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参者者还有原空军司令员乔清晨、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刘永治、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还有原外交部副部长乔宗淮、原中国人寿保险集团董事长杨超、富力地产主席张力等。 我们知道，这些人物中，除了袁仁国下狱后日前猝死，刘长乐已失势，马云被习近平打压过后变得低调，张力官司缠身。 2015年，茅台会副理事长、央行前行长戴相龙女婿车峰被中纪委带走，至今杳无音信。 “茅台会”真正的操盘人，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贾庆林在京城势力深厚。 习近平2014年怒批吃喝腐败，点名部分私人会所。但北京茅台会一直暗中运作，因为后台“很硬”。贾庆林是前党魁江泽民的铁杆盟友。 中国女富商段伟红前夫沈栋的《红色赌盘》一书，揭露了大量红朝权贵的秘辛。沈栋说，有一次他走进茅台会，遇到了一个男孩，是新面孔，他自称是阿尔文（Alvin）。后来才知道，他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根据贵州茅台集团的公告，李伯潭2014年12月担任贵州茅台的独立董事，2020年12月才辞职。 茅台集团本身经过大清洗，除了原董事长袁仁国因受贿1.1亿人民币被判无期徒刑。之后还有茅台两任原总经理刘自力、乔洪，原副总经理高守洪、房国兴、谭定华，茅台集团电子商务原董事长聂永等。贵州茅台酒销售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曾祥彬，于2021年12月在家中4楼坠楼身亡。 据财经网报导，袁仁国被查与贵州前副省长王晓光和贵州前省委副书记王三运的落马有关。“袁仁国走的就是官场路线，给官员上供，也养官员，‘养’就是帮官员行贿使其高升。” 不少落马高官牵涉到茅台腐败。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自述说：“就喜欢吃茅台，就喜欢吃年份茅台。”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据称酷爱喝酒，只喝茅台，且酒量惊人。 茅台酒收藏最多的则可能是中共军队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谷俊山落马后，在其河南濮阳老家抄出了1,800多箱茅台年份酒。 茅台酒在近年反腐运动中成为官场不祥之物，但红色权贵家族似乎被网开一面。 李伯潭和袁仁国共同开创茅台会，两人还合著《红色茅台》一书，大肆推广茅台。但袁仁国落马，对李伯潭看来没有多少影响。 美国著名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去年9月6日刊登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长文，指1990年代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曾经接受习母的请托，帮助习近平崛起。后来习近平掌权后，贾庆林家族安然度过习的反腐运动。 习近平嗜饮茅台的故事 袁仁国传出在狱中死亡之后，社交平台X（原推特）帐号“中日政经评论”9月12日发出一张书册内页照片，是2005年6月30日的《茅台酒报》记者杜艳的报导《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接见季克良、袁仁国一行》。 当中记述：6月20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西湖国宾馆接见并宴请了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季克良，党委书记、总经理、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一行。袁仁国向习介绍了茅台酒的发展情况。在谈到茅台酒能喝出健康来时，习接过话说，他一直非常喜欢喝茅台酒，去年（2004年）还用八十年的茅台酒接待了江泽民夫妇一行，到现在还能说出八十年茅台酒的零售价。 这时坐在一旁的秘书长（应是李强，李强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打趣说，“我们习书记的身体这么健康，都是长期喝茅台酒的缘故，不仅有国酒的醇香，更有习书记对茅台集团和谐发展，以及对人文、绿色、健康理念的关注。” 以袁仁国和习近平的交集，应该说相互印象不错，日后也有互相支持，少不了中间有些权钱交易。在全党腐败的机制下，袁仁国腐败是必定的了，但是可能他不经意得罪了习。问题就出在2005年6月30日的《茅台酒报》这篇报导，记录了习的好酒。当年习还是省委书记好说，当习近平成为中南海一哥，一上台就要打击舌尖腐败，还要在官场禁酒，茅台这篇报导等于是对习的负面宣传。 有关习近平好酒，旅澳知名学者袁红冰6月曾在《菁英论坛》节目，披露他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和习近平成为酒友的故事。 198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们，能接触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包括国家一级的官员和司局级干部，也有像习近平这种一个外地边远地区的副市长。 袁红冰说习近平是一个酒鬼，每次来都要找胡德平喝酒，胡德平本身是不怎么爱喝酒，所以胡德平不胜其扰，就说我也给你找一个酒鬼吧，于是就把袁介绍给了习近平。这样袁和习就开始了八个月以上的酒友关系。 “每次去北京，就是他带两瓶茅台酒，一般的情况下是他出酒，我出这个饭菜了，大多数是在北大西南校门外的那个长征食堂那里，一块喝酒谈话。我从内蒙来的嘛，我在年轻的时候自认为自己酒量无敌，但是在习近平面前，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如他了，两瓶茅台酒，我们两个人一人一瓶，自斟自饮，几乎是同时喝完。习近平的特点是什么？在喝酒的前半段，他基本不说话，就是很憨厚，很沉默寡言，但是只要这茅台酒喝不过一半以上，他的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地打开。” 李强说习近平喝茅台才健康，习自己也肯定认为“酒是个好东西”。但自从他上台后，确实多次批官员饮酒，2014年讲过“整天喝得醉醺醺，舒服吗？”这些话从习的口中说出来，令人有些怀疑是否真话。 酒是不是好东西，身体最能说明问题。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法国时“脚步不稳”，6月习参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在离场时突然跌倒，幸好俄方保镳马上将他扶住。 网传习近平可能痛风，从医学方面说，喝酒的确和痛风关系极大。 官场酗酒频出事，首先因为习自己 中共官场频频出现酗酒死亡丑闻。去年年底，青海省举办高级干部学习二十大精神培训班，省政府秘书长师存武与5名高官在党校宿舍豪饮，导致一名藏族州委书记醉死。这宗丑闻在今年4月才获官方通报，震惊全国，各地开始整肃党校。 近日，湖南省纪委监委也通报了湘西州11名领导干部在学习二十大精神集中轮训期间违规吃喝问题。指他们白天上课，晚上约酒。 一干人等“官帽”纷纷掉落，是不是彻底“醒酒”了？不是，这说明这个酒不是官帽被摘就能够吓阻的。 军中酗酒也一直屡禁不绝，出过不少事。2015年底，中共国防部证实26军军长张岩在军部与39军两位原部下喝酒，致一人死亡。张岩后被撤正军、降至副军免职。2017年9月，东海舰队052D型导弹驱逐舰南京号的政委黄红飞，醉酒窒死。 前述丑闻中，官方都没有说前边违规的官员喝什么酒，但要说他们最顶级的追求，自然也是茅台了。 自古酒色祸国。据说习近平曾痛斥中共高官，“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习看著官场处处酒池肉林，眼看著这个党就要烂掉垮台，不得不急。 不过，中共现在根本禁不了酒，正因为习近平自己也是个酒鬼，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南海保健医生，在酒场又有亲信护驾，这样喝下去，他也可能倒下。至于日后如果习的身体喝出大问题，那是会亡党亡国的事。 茅台酒今成官场祸水，还因为有红色传统 香港《星岛日报》9月11日报导说，记者到访位于天安门南池子菖蒲河公园内的“茅台博物馆”，一进门就看到一幅周恩来总理桌前摆著茅台酒的照片。 确实，1949年至今，茅台酒一直是中共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爱，是中共国宴用酒。中共高层即便在艰难时期也有饮食特供。其中周恩来好饮茅台最有名。 2001年2月14日的《新民晚报》第11版《酒仙谢晋》记录，即使百姓哀鸿遍野，中共总理周恩来还畅饮茅台。 文章说：“60年代的自然灾害（注：中共将实为人祸的大饥荒说成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加点营养。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觉中，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总理也喝下七两左右的茅台，……” 据香港《明报》报导，马英九的《八年执政回忆录》第十二章提到，2015年11月在新加坡登场的“习马会”上，习近平透露，中共前总理周恩来酒量是一斤茅台，每当喝到一斤，身为副手的习仲勋就要“上阵”，晚上常踉跄著回家，他一度不能理解，直到长大了些，“才懂得这是父亲的工作”。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俞正声真可能是习近平最要提防的太子党成员 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被官宣落马之后，许多媒体人自然就联想起了这个孙志刚当年在湖北省委服伺了四年的俞正声。毕竟日后的俞正声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退休老常委的现实政治地位加上他的特殊家庭背景和在中共太子党圈内的特殊人脉，决定了习近平对他真可能是不能不防，不敢不防！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贵州省委书记里出的贪官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多》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历任贵州省委书记里虽然先后出了刘正威、刘方仁和如今正在“接受审查”的孙志刚三个大贪官，但也先后出了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这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里，目前在任的有两位，一个是孙志刚担任贵州省长期间的时任省委书记，如今已经是连任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现任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另外一位就是孙志刚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在他手下担任省长，继而在接替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职务之后仅两年即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即是少数民族代表又是女性代表的谌贻琴。 现如今，陈敏尔的第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才坐了不到一年，谌贻琴的国务委员职务更是才坐了刚刚半年，分别担任过他们两人在贵州的下级和上级的孙志刚的倒台，就已经令外界评论把此三人勾连成一个腐败团伙，证据之一就是陈敏尔曾经的大秘，跟随陈敏尔从贵州到了重庆之后，仍然与孙志刚的妻子在贵州省大肆卖官鬻爵的犯罪行为不但已经牵连到了陈敏尔，甚至连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的接棒人谌贻琴都难脱干系。 截止今日，孙志刚的主要犯罪内容和涉案金额中纪委专案组还在与孙志刚本人及其他涉案人核实，但根据已经实锤的犯罪内容，中纪委对孙志刚的内部通报中已经认定他在贵州任职期间 “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不过也正如本专栏上篇文章结尾处的分析，笔者并不认为习近平如今牺牲孙志刚是在为打击陈敏尔和谌贻琴做准备，杀鸡儆猴而已！ 本专栏正在继续进行的关于孙志刚案系列分析文章的首篇中即已经介绍过：孙志刚被官宣落马后，有一些媒体，特别是境外媒体，纷纷从孙志刚曾经在不同岗位、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里先后侍奉过的几位中共政坛上的重量级高官，联想到了习近平要查处或者威胁孙志刚背后重要人物的可能性。比如《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政知圈”消息，就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孙志刚在宜昌任职期间与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俞正声共事”。新唐人的《习近平这是在警告俞正声？孙志刚家人4月已被带走》一文，除了重点介绍孙志刚的“俞正声背景”，更是因为孙志刚曾经的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的职务，把时任总理李克强也扯了进来。 另有一篇标题为《打孙志刚震红二代，习近平很（狠）敲邓朴方好友俞正声》的境外分析文章，特别推介海外时评人蔡慎坤的看法，说是过去十年，习近平对邓、江、胡势力的清洗中，一直对“红二代”、“太子党”网开一面，只是剪除了他们的羽毛和爪牙，这也是过去十年反腐的策略，尽量不触碰红色家族的财富和利益，以此换取他们闭嘴，对孙志刚的查处，很有可能也是为了警告俞正声。 这位蔡慎坤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介绍说：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至2007俞正声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期间，孙志刚得到俞正声的信任，得以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担任俞正声大秘整整4年。俞正声是公认的邓小平家族前台政治代言人。曾是邓朴方残疾人基金会下属康华公司大总管。 蔡慎坤的文章中详细追述说：俞正声和邓朴方关系非同一般，两人自小相熟。邓朴方1968年5月因受邓小平连累，医院因其父亲是“臭名昭著”的邓小平不敢收留，从河北工厂回家探亲的俞正声出面周旋医院才收治，此举为俞日后与邓家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上世纪80年代，邓朴方组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拉俞入会做副理事长，并授官正局级。邓朴方创办的康华实业公司，委任俞正声做总经理，直至1989年学运爆发，学生矛头直指太子党腐败，邓小平遂下令邓朴方收手，以免贻人口实。 商海打拼之后，俞正声有心向仕途发展。靠着邓家关系，安排到山东烟台任副书记，不料1986年俞正声胞兄、时任国家安全部北美司长俞强声，突然叛逃美国，出卖了潜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金无忌，胞兄叛逃令俞正声仕途蒙上阴影。虽然邓朴方一再宽慰他不要灰心，但俞正声的仕途仍原地踏步。直到1989年江泽民入京，江与当时的军头杨尚昆、杨白冰发生矛盾，江泽民、曾庆红请俞正声出面找邓朴方，成功游说父亲将杨氏两兄弟剥夺军权，江顺利掌控军队坐稳大位，也为俞正声迎来仕途的第二春……。 习近平抛出孙志刚的真实目的，或者说目的之一，是否就是针对他当年在湖北的旧主俞正声“杀鸡儆猴”、“打狗震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听众和读者们自有判断。而笔者在本文里首先要介绍的是，当年的俞正声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在中共“太子党”成员中的强烈影响力，曾令当时政治羽翼未丰的习近平倍感嫉妒。 首先，俞正声特殊的家庭背景，是当年的习近平在俞正声兄弟们面前深感“自愧不如”的主要原因。 关于俞正声的家庭背景，以及他当年与邓朴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曾经是江泽民主政电子工业部期间的“重点培养对像”等内容，笔者早在三十年前出版的《中共太子党》及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中国第一家族》等几本书里都有过详细的介绍。虽然这些介绍内容也不是直接与邓朴方和俞正声本人面对面采访所得，便依据的资料大都是从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得到佐证，有一部分较为关键的更是从邓朴方或俞正声的身边人士的口中得到证实，所以自认为相对真实。其中与如上蔡慎坤文章中有些出入的，日后会有补充介绍。 多年之前，笔者在自由亚洲主持的《读书声》节目里，先后播讲了笔者所著《中共太子党》、《中国第一家族》等，其中不少篇章都有关于俞正声的内容。但因为时间久远，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已经查找不到。不过，自2019年9月初开始，笔者在本专栏先后播发了《与毛主席和蒋委员长都沾亲带故的中共叛逃特工俞强声》、《俞强声和俞正声兄弟的生父黄敬活活被毛泽东吓死》、《习近平和王歧山都是当年黄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说俞强声之父是被毛泽东恐吓至死确有依据》、《黄敬曾致信毛夫人江青“你是我心中的太阳”》、《黄敬亲属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邓小平到死没有原谅的中共情报头子凌云》、《中共一向视内部叛徒为“最危险敌人”》等系列文章，其中的详细内容不再在这时复述。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进入自由亚洲网站查以找对照本文。 四年前如上系列文章刊登和播出后，笔者二十多年前写作《中国第一家族》期间采访过的一一位久居美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又向笔者提供了更多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对笔者如上文章之一《习近平和王歧山都是当年黄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内容的补充。 该人士介绍说，你书里所说的“太子党”其实大至分为两个年龄段，前一个年龄段是有幸赶在文革前已经进入大学的一批，以邓朴方、俞敏声、俞正声、陈元等为代表。后一个年龄段就是“知青”一代，即薄熙来、刘源、王歧山和习近平他们这一批。而这后一批里，当时就属薄熙来最不知天高地厚，而当时表面上显得最为谦卑的反而是如今简直就和希特勒一样不可一世的习近平。 这位仁兄接着介绍说，你文章里说的俞正声的父亲“被毛泽东活活吓死”的故事虽然是被李志绥的书里首先对外披露的。但其实早在毛泽东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在北京赴陕北的“知青”里小范围流传。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子里就已经被传得人所共知了。而传播这些“内幕”的源头应该就是习近平和王歧山他们。 2015年底，笔者在本专栏发表过《“习主席的安排”是刘源接陈元的班？》一文，其中一段说的是当年习近平还只是一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普通秘书时，曾经自愿和王歧山、薄熙来、刘源等人聚拢中共理论左王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门下，每月都会按时出席胡石英任班主任的“红色接班人政治学习班”的讨论活动。“活动“中，少不了贬低其他”干部子弟“的内容， 也包括习近平和王歧山添油加醋地用当年黄敬“被毛主席一句话吓得丑态百出”，挖苦当时已经被“太子”邓朴方重用的俞正声。最为他们所乐道的故事之一就是“文革之初的俞正声永远是斜挎一个军绿色挎包，除了别人挎包里都有的毛主席语录，他则多装了一本王亚南翻译的，1966才最新修订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而且时常向人介绍这个译本与之前译本的区别所在。 说起来，所谓的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里，习近平的父母至少比王震之流的文化档次要高一些，父亲习仲勋“投身革命”之前读过8年左右时间的初小和高小；母亲齐心当年去延安之前已经是北平第一女子中学二年级学生。在当年的“革命队伍里”，拥有他们夫妇的这等“学历”者，已经是为数不多。但是与俞正声的父亲黄敬以及黄敬的前妻江青和黄敬的后妻，也就是俞正声兄弟们的生母范瑾相比，那就差着好几个档次了。特别是黄敬和范瑾，不但本人学历高，既有才又有貌，而且还全都是出身当年中国的名门望族。 众所周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在整个中国大陆上消灭了贵族—-“名门望族”，但是其“革命队伍”里仍还幸存了个别以黄敬和范瑾为代表的贵族后代。而黄敬和范瑾的后代们，无论是俞正声还是他的哥哥俞敏声，骨子里多少还保存着一些“工农干部”的后代们所不具备的“贵气”。而这正是被习近平所内心嫉妒，表面上却假装看不起的。 如果篇幅允许，我们日后的文章里可能会对俞正声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家族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只概括一句，那就是俞氏家族和俞正声母亲的范氏家族的主系、旁系远亲及姻亲，囊括了中国的近代史上的大部分名门望族。 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故事人所共知，而被笔者采访过的那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对毛泽东当年之所以“力排众议“，坚决要娶黄敬的前妻江青的原因，自有一番独到的分析，认为湖南乡下“秀才”出身的毛泽东对城里，特别是大城市里所有名门望族内心怀有强烈的妒恨。江青本人不但是十里洋场的演员出身，其城里人的洋气和作派足令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从占山为王的土匪手中抢来的“压寨夫人”贺子珍无地自容，更是党内名门望族出身的大才子黄敬的前妻，所以他毛泽东能够与江青结合，可以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 习近平也是一样，口口声声以“梁家河大学”毕业为荣的他其实心深处也怀有一种毛泽东式的“自卑“，这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弄一个”在职博士“的文凭，为什么一定要二婚一个”艺术家“为妻的心理原因。 据说铁凝在以中国文联主席身份荣获副国级待遇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之后，受宠若惊，赶紧上书中央书记处，请求在自己本届文联主席任满之后交棒给年轻自己7岁的现任副主席之一彭丽媛。 当然，当年习近平对俞正声的家庭背景曾经有过的嫉妒也好，羡慕也好，都是基于他本人当年在太子党圈子里的卑微，这一点笔者在本专栏2013年9月发表的那篇《习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来的故事》里有过详细的分析。当年的薄熙来能够在自己的老婆面前把已经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准备接班总书记的习近平讥讽为“习阿斗”，证明曾经的习近平在中共太子党圈内是多么得被人小觑。 那么现如今这一切虽然都已经是过去时，但俞正声的特殊家庭背景，以及他与邓小平家族的特殊关系， 再加上他是所有目前健在的太子党成员里唯有的两位享受正国级退休待遇者之一（另一位是习近平的政治死党王歧山），决定了如果说太子党成员里确实存在着一群对他习近平心怀不满者， 俞正声可能就是他们中间最有影响力、最有号召力里一个。 从这个角度推测，他习近平对俞正声可能真的是不能不防。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再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