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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最近这几年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就是”债务风险”，近三年两度掀起讨论热浪，主角均是中国房地产超霸恒大公司，华尔街关注的重心就是恒大破产后的债务风险是否会外溢。今年从8月中旬恒大在美申请破产之后之后的热议持续了约20天，《华尔街日报》9月8日那篇《人人看空中国，但债券投资者除外》按了暂停键，该文称恒大债务风险不会外溢，因为许多中国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与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差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投资者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不会严重到令这些公司无力偿还债务的地步。恰在此时，《中国新闻周刊》于9月6日刊发一篇《70万个村庄，欠了9000亿？》，海外一些自媒体以为这是重大新”新闻”，立刻又延伸至”中共即将垮台”这个老话题。 村级债务是积年沉疴 其实，村级债务问题算是积年沉疴，多年来也不断有文章谈到。 按时间先后排序，以下几篇很有代表性： 贺雪峰：《解决村级债务刻不容缓》（2015年10月28日） 梁晓飞、刘良恒：《越是“明星村”，负债越严重？》（《半月谈》，2019年5月13日） 邵海鹏，《村级债务已达9000亿！“小村大债”怎么来的？如何拆弹？》（第一财经，2023年3月8 日）。 梳理这几篇文章，村级债务的形成一目了然： 1、债务分新旧，成因不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国村级债务规模为4000亿元。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根据上述文章采访三农专家们，村级债务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间村集体形成的债务，被学界称为“传统村级债务”或“旧村级债务”，为4000亿。这部分税费改革前形成的旧村级债务，部分是因收缴税费导致的债务，部分是村集体为完成上级的经济考核任务而举债兴办集体企业形成的。除了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借贷之外，还有向村干部与村民借贷的高息借款。另一类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形成的新村级债务。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项目制则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制度背景，笼统计算，2019年的9000亿减去2006年以前的4000亿，新村级债务约为5000亿。 2003-2023“建设新农村”花费巨大 说起来，中国农村在中国改革中的地位曲折多变，当年中国改革始自农村，带头吃螃蟹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发起的包产到户。简言之，198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改革曾经中国社会带来了生机，但从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农村在一段时期是放任自流状态，迅速走向破败，不少地方乡村黑势力泛滥，出现了所谓“三农问题”，当时政策研究者与学界将乡村治理分解为农业（生产）、农民（人）、农村（社区），似乎认为可以分开治理取得成效。胡温时期，“三农”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乡村治理。从2023年开始，口号随着治理重心不断变化，胡温时期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造就万千美丽乡村”。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浙江的乡村治理口号是“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如今早已弃用 “三农问题”，称之为“乡村治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需要花大量银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是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具体说，中央政府为了保障专项转移支付体现政策目标，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村庄在承接项目时也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于对基层政府或地方社会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级债务。研究者总结说，如果说旧村级负债是一种资源挤压型负债，新村级负债则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形成于21世纪以来国家大规模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过程中，是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这一总结堪称到位：“产生巨额新村级债务的原因当然不在于资源本身，而是在于资源落地的操作方式”——说白了，在中国腐败的吏治环境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成了村干部这个小的权力共同体的吸金管道。 在建设性债务之外，新村级债务中还有一种因集体经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债务。村级债务中经营性债务占比高的村子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浙江省丽水市的村庄就有这样的例子。《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提到，截至2022年6月底，丽水市有986个村子有村级债务，负债金额共计5.93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负债约为3.73亿元，占比接近63%。经营性债务的偿债能力，由举债村的经营能力决定。丽水市村级债务中，3.73亿元的集体经营性负债推动形成资产6.09亿元，年度收益4722.45万元，平均收益率达12.64%。当村庄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村集体经营能力有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成为难以填满的窟窿。广东省一些城市周边的村庄为了发展经济，向银行借贷在村里建了工业园，期望工业园建成后租给企业，形成稳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业园的设计不科学、招商不顺利，项目经营失败，因此形成村级负债。经营性债务则主要是向当地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还有一些是向“先富起来的村级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债务。 据研究者调查后分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比建设性债务更棘手。吕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建设性债务形成后其实就锁定了，不会增长，但经营性债务可能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为了盘活经营性项目有可能持续投入，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贺雪峰的文章认为，村级债务直接影响了乡村治理。村级债务总量并不庞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数量远大于此。村级债务数量并不大。甚至相当部分村庄，国家每年转移下来的财政资金，要远远大于村级债务。因此，村级债务问题本质上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对村级债务的认识问题，对村级债务负面后果的认识问题。国家每年向农村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的资金，目的是为了缓解三农问题，建设搞好乡村治理。但村级债务不解决，农村正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确立，无论多么巨大的转移支付资金在落地时都会事倍功半，达不到应有效果。 村级债务的风险不会外溢 中国债务问题确实是个问题，恒大等房地产公司的涉外债务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时不时热议的地方政府债务之外，本文述及的村级债务是另一积年沉疴，但它不算政府债务。这里我得特别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机构的末端是乡镇，村委会只算“村民自治组织”，村长村支书均不纳入国家干部等级序列。 基于以前我对中国地方债、中央政府债务、企业债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债务中，村级债务可能是风险最不会外溢的类别，影响的主要是欠债的乡村本身，不会在中国引起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不会对中共政权形成冲击。这就是村级债务形成时间长达20年，年年都在累积，但并未听说引起金融爆雷事件，比当年P2P的影响小多了。美国几大金融评级公司分析中国债务，基本上未涉及这块的原因也在于此。 现在回答一个曾被问及的问题：如果中国实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组织破产制度，学习现时的英国伯明翰（刚宣布破产）、昔日的美国底特律，中国农村是不是将遍布破产村镇？好象也不至于，因为毕竟平均每个村子只摊到130万元债务，至于村里的秩序如何维持，钱多钱少，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村级的项目资金，多是被相关利益集团层层瓜分，落实到村民头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会不能再继续举债运转所谓“项目”，最多就是让村干部这个权力共同体少了一个吸金管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去年才从贵州省委书记职务上“到点下车”的孙志刚落马，令人回忆起当年中共政权中最为开明的朱厚泽和前总书记胡锦涛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之后，连续两个继任可谓是前腐后继。前者刘正威本人虽然最终只落得一个轻处分，但却是以自己的夫人被枪毙为代价。后者刘方仁则是获判无期徒刑之后至今仍在秦城监狱服刑，期待着新狱友孙起刚的到来。 本专栏上篇文章《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预言了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未来的下场不但肯定是进秦城，而且大概率是1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把牢底坐穿。 截止目前，已经先他孙志刚一步被陆续送进秦城的省委书记们首先一个就是 1993年6月至2001年1月间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而后于200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方仁。然后就是2016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加终身监禁，被称之为被判终身监禁第一官的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白某人之后，又有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前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先后进入秦城监狱报数。而在副国级岗位上被习近平下令判监入狱的苏荣、孙正才也都是省委书记出身。另外，在直辖市委书记岗位上入狱的时任政治局委员还有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 据笔者所知，如上人等，除了陈希同已经去世，其他人等都还在秦城监狱里等着欢迎他们的新狱友孙志刚同志。其中心情最为迫切者，应该就是也是贵州省委书记出身的刘方仁了。 时光回到2004年05月18日及日后几天，一票中国内地网站竞相转载了《贪官“军团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一文，文章开篇就介绍了有着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带领”着一大批贪官，在“贪”途努力地开垦着。在这个贫瘠的西南省份出现这么多贪官，且经济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众所周知，中共前总书记，日前已经被外媒披露随时可能离世的胡锦涛就是贵州省委书记出身。 文章到此，不能不先提一笔胡锦涛贵州省委书记岗位的前任朱厚泽，他是中共党内难能可贵的，极少数真正思想开明者之一，已于2010年5月不幸离世。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而就在今年7月9日，中国内地网站搜狐突兀地刊载一篇纪念朱厚泽的文章《朱厚泽：原中宣部部长，52岁担任贵州省委书记，临终遗愿令人感动 》，上个月6日，该网站又以同样的标题刊登出内容更为详细，更为强调朱厚泽主政贵州时的突出事迹的文章。 不过文章中虽然突出了朱厚泽临终前再三交待的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但却回避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朱厚泽临终前一再交待，死后一定不要葬在八宝山，。坚决不愿在身后还与那些所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伍。后人遵照朱老遗愿，骨灰送回老家，葬于青山脚下。 当年胡锦涛“临危受命”，被从贵州调往西藏指挥“平暴”后，接替他贵州省委书记职务的是刘正威。刘正威的继任者则是刘方仁。 这个刘正威是1949年赶在中共建政的当月“参加工作“的，因为有当时在中共革命队伍中非常难得的高中毕业文凭，所以日后长期从事秘书工作，曾经先后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地质部党组书记和二机部部长担任过秘书。日后也是从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位置上先晋升到省委副书记，然后于胡锦涛奉调贵州的同时，由河南省委副书记转任贵州省委书记。1988年12月接替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在此之前，这个刘正威已经于1982年入选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又在十三大上连任中央委员。但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的五年时间里，他却一直都没有被安排进正省部级的领导岗位。 接下来，在贵州省委书记岗位上，刘正威又于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连任第三届中央委员。 1993年1月，中组部安排了刘正威同时出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并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让地方党委一把手兼任人大一把手，一改此前的人大主任都是一线干部因为年龄原因“退居二线”后担任的作法。 但是，一个月后，中纪委即接连接到了数封对刘正威夫人闫健宏的举报信……。 接下来的故事是，因为事关省委一把手的夫人在当地犯案，所以中纪委为此成立的专案组由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挂帅，并向时任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直接负责。 也可能是因为刘正威此前是胡锦涛直接下属的原因，所以胡锦涛对此案的态度十分强调硬，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为了防止刘正威干扰办案，胡锦涛接受了尉健行的建议，向江泽民和一票政治局常委提出应该把刘正威调离贵州省委。于是， 刘正威于当年7月被安排调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日后有报道说胡锦涛对刘正威老婆在贵州省的任职至少负有“失查之责“。但事实是刘正威初到贵州任职时在胡锦涛手下表现得中规中矩，他的老婆是在刘正威被安排接替了胡锦涛省委一把手职务的次月才从河南前往贵州的。 按照日后中共官媒的报道，说是1988年12月，阎健宏的丈夫刘正威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不到一个月，阎健宏就从河南调到贵州。省委组织部本考虑安排她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一类部门任职，阎健宏一听去向就翻了脸：“你们想把我安排到那样的地方去，是什么用心?告诉你们，我阎健宏16岁参加革命，不是好惹的。” 当时阎健宏提出，或者到省委组织部，或者到省计委。后来，其夫安排她到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阎健宏自恃“贵州第一夫人”，所以，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比主任还主任”——阎健宏去外地时，主任在家主持工作;阎健宏一回来，主任便下基层、去外地，或者干脆“休病假”。 阎健宏初至贵州，即有人直言相劝：还是安排到不掌管钱财实权的部门为好。但刘正威不听，反而出马游说，最后如愿以偿。贵信公司成立时，他又安排阎健宏当董事长，知情者无不摇头叹息……。 1991年9月7日，中纪委常委会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认为阎健宏违纪问题严重，决定对其免职，立案侦查。在此之前，闫健宏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儿子儿媳送到了美国。 中共官媒也曾有报道说：阎健宏落马后向中纪委交待说：将两个儿子和儿媳都送到了美国后，自己将来也要去美国生活，党籍、公职、国籍都可以不要。所以赶在自己即将离休时，抓住一切机会敛财。 中共官媒当年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闫健宏敛财是如何借助自己省委一把手丈夫的权力的。比如1992年7月，阎健宏同丈夫一道参加了昆明召开的“五省七方”协调会。在丈夫的鼎力相助下，她找到云南省领导批烟。拿到批条后，她让同伙到玉溪卷烟厂搞到1000条红塔山香烟供应指标，并就地将指标倒手转卖，阎健宏分得40万元。她把贵信公司当作自己的金库，贪污、挪用…… 关于闫健宏的主要作案细节这里从略，只是强调当时的贵阳市中级法院对阎健宏一案进行公开审理查明：阎健宏贪污公款65万元人民币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50万元人民币，个人挪用公款200.64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此外，以权谋私为其子刘博非法获利120万元。 1995年1月3日，贵州高院对阎健宏案作出终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 中共《党的生活》、《党史博览》等刊物日后都发表专文介绍此案，称身为正厅级干部的阎健宏成为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干部，也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被枪毙的省委第一书记夫人。 笔者核对了一下，至今为止，中共正厅局级以上女性贪官受刑者不计其数，但被处以极刑的仍只有她闫健宏一人。 在1994年在闫健宏被批捕的同月，调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任职才13个月的刘正威被宣布解职。继而即有他在北京跳楼畏罪自杀的消息传出。但事实上他只是被党内通报批评，提前退休后仍还被保留正省部级退休待遇。 此前刘正威离开贵州后，对他妻子闫健宏的案情处理，当然都是接替了贵州省委书记职务刘方仁亲自审定。不过，处以极刑的命令肯定是来自中央。 而亲自通过闭路电视监斩了自己前任的夫人之后，刘方仁不但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比刘正威夫妇，特别是刘正威的老婆走得更远。 说起来，刘正威的老婆闫健宏是贵州省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正司局级干部，第二个就是当时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 中国内地的《卢万里外逃被抓 牵出贵州“贪官军团”司令》的报道文章介绍说：2002年1月7日，贵州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免去了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职务。但此时的卢万里已出逃。他的腐败案件主要表现为非法“操作”贵州省用于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项目的国债资金，其时间跨度长达3年，涉及金额40多亿元人民币，卢万里和其他涉案人员从中获取的非法利润达数亿元。 2003年，外逃的卢万里终被缉拿归案，以涉嫌受贿罪被贵州省检察院决定逮捕。深知死罪难逃的卢万里，为减轻罪责，向办案机关检举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 其实，当年卢万里给刘方仁所行之贿赂，不过一块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而当时的中纪委由此深入调查，发现了刘方仁借令贵州省“彻底脱贫”之名，行收受贿赂之实的大量经济犯罪事实。 2003年4月25日，也就是刘方仁已经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的近两年之后，中纪委发文称刘方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此时，卢万里已经被枪决！ 3个月后，中共新华播发《贪财好色 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始末》，其中的小标题之一是《就这样拜倒在发廊妹的裙下》，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书记，竟会勾搭上发廊妹，上演了一出发廊里的‘爱情故事’”。 却原来，1993年刘方仁上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就遇到一个郑姓发廊女“长得相当标致，而且别有一番风情，便忍不住赞美了她几句”。不想这位小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省委书记面前顿时“媚态服务，娇嗔万分”……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个刘书记和这个发廊女之前的一个生意场上的姘夫陈某不但和平共享，而且刘书记为了答谢这个不但不吃醋而且还主动为书记幽会场所的陈某，为他的生意提供了许多好处。 新华社的报道文章说：“就这样，一个省委书记颓然倒在了一个发廊妹的石榴裙下，并且还‘长相厮守’，电话一个，大笔一挥，先后帮陈某承揽了贵阳某某大酒店和某某电信枢纽大楼等价值近亿元的装修工程……” “陈某也的确非常‘懂事，除了’荐让枕席‘给刘方仁外，还’孝敬‘了刘方仁5万元人民币和1.99万美元。此外，为了’稳态地、持久地发展感情‘，他还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时常到刘书记家走动，又是送钱，又是送物，先后送给刘方仁共7万元人民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共贪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被调查开始就认罪悔罪，被押上法庭后就服从判决，但总还是有例外。除了薄熙来，笔者还知道的例外之一就是刘方仁。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刘方仁就坚持上诉，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后在律师的点拨下才改为部分认罪，以量刑过重为理由上诉要求二审。当然，最终他还是被维持原判。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周，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访华当口，华为出人意料地推出了最新的 Mate 60 Pro 智慧手机，美国彭博社购买了这台手机，委托总部位于渥太华的半导体行业观察机构TechInsights 进行拆解，拆解的结果公布之后引发轩然大波，美国舆论沸腾，认为华为拆解显示晶片突破美国制裁，中国官方媒体则宣称华为手机是美国科技战的胜利。最终导致白宫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发话，要审查针对华为的监管漏洞。 一块小小的晶片承载了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引起如此重视是题中应有之义。 彭博：制裁的成功是灰色的，真正的影响尚未到来 尽管美国主导的SWIFT制裁效力极其有限，还催生了BRICKS-Pay系统的产生。虽然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下降有限，但舆论（包括IMF）却认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大战，秉持“小庭院，高围栏”（small yard, high fence），希望在不脱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美国在晶片制造上的优势地位。华为Mate 60 Pro晶片无异于是向这个“小庭院”投入一块大石头，彭博9月份连续发表的系列文章展示了美国对华为晶片冲击的全方位影响。 《彭博拆解华为Mate 60 Pro 显示晶片突破美国制裁》（09/04/2023）称：据总部在加拿大渥太华的TechInsights 接受彭博委托进行手机拆解，华为 Mate 60 Pro 搭载了由中芯国际在中国制造的新型麒麟 9000s 晶片。 该研究公司表示，该处理器是首款采用中芯国际最先进的7 纳米技术的处理器，测试表明 Mate 60 Pro 的蜂窝速度与苹果公司最新 iPhone 等 5G 设备相当。这篇文章提到，Mate 60 晶片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制裁行动有效性的质疑，美国规定，任何打算使用美国技术向华为供货的公司必须获得华盛顿的批准，而中芯国际的运营中都存在美国技术。 在《华为晶片表明美国的限制措施虽然有用，只是漏洞百出》（09/04/2023）一文中，提到中国规避美国主导、主要设备出口国日本与荷兰积极回应的限制措施的能力的争论。 提到监管措施的具体漏洞，比如只限制数量，荷兰的相关设备仍然还在运往中国的途中。结论是：事实上，上周 Mate 60 Pro 的发布表明，“制裁的成功是灰色的，真正的影响尚未到来”。 美国政府部门、企业担心的重点不一样 这事情发生在地缘冲突紧张之际，引发美国晶片禁令有效性质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打破了华盛顿的沉默，9月5日表示，政府想知道华为 Mate 60 Pro 处理器的精确组成。据彭博邀请各路半导体专家分析，大概是这意见：7NM的晶片，中国已经绕过限制成功了，但5NM的晶片，还有多年的距离（3-7年，各持一词）。 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企业界对制裁中国的态度不一样。华为Mate 60 Pro手机挑战的是苹果公司的iPhone，行内分析认为，Mate 60 Pro 可能会对苹果公司下一代 iPhone 的销量产生高达38% 的影响。加之有报导称中国要求中央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不使用iPhone，日前苹果公司股价创一个月来最大跌幅。 但美国半导体行业其他公司不这样看。早在今年5月，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纽菲尔（John Neuffer）在接受彭博社华盛顿分社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是美国半导体最大的市场，尽管美国政府存在所谓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但美国半导体公司不能缺席中国市场。” 7月份，美国三大晶片巨头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CEO）与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会面，游说拜登政府放弃对华半导体新限制政策。美国政府应当研究收紧对华出口限制的影响，并在实施新限制之前暂停实施有关举措。英特尔CEO基辛格在会面期间称，若没有中国订单，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基地也没必要建了。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订单，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建设“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基地”的计画就没必要了。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也说，限制英伟达在华晶片销售，只会给其他品牌提供机会。中国占据了美国科技产业约1/3的市场，其作为半导体零部件来源地和产品终端市场的地位让其无法取代，美官员在对华实施进一步限制时须“深思熟虑”，退出中国市场不是一种可行选项。 对西方的跨国公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没有用，企业前冠上“跨国”二字，本来就表明该企业追求利润无国界。在美国这种国家，不仅企业会因利益所在对华府的中国政策有不同看法，政府与企业的考虑也很不相同，美国政府的考量是要保护本国企业在技术上有优势与竞争力，但跨国企业在意的是市场。即使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因为职司所在责任不同，所考虑的重点也不一样，就在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要追究华为晶片的来源之时，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后送出第一张礼单。据路透社报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9月6日宣布，把原定于今年9月30日到期的对352种中国进口商品及77种新冠相关类别产品“301”关税豁免期限进一步延长至12月31日。 豁免加征关税的产品包括泵、电动机等工业部件，部分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脚踏车，吸尘器……。 全球化时代的技术禁令有如筛子 目前，关于华为Mate 60 Pro究竟是由哪个环节获得的技术，美方正在调查，据称还会有更多的专业拆机报告发表。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美国的盟友也在与中国做生意，任何环节出现技术泄密都有可能，有指这款手机使用了韩国半导体厂商SK海力士的晶片，但SK海力士已经出面澄清，目前公司已没有与华为进行业务往来，并表示已对此将展开调查。 美国传媒并不认为沙利文“小庭院，高栅栏”的晶片禁令会真正有效。在《晶片、丝绸与造纸，你不可能永远保持技术秘密》（Chips, Silk and Paper: You Can’t Keep Secrets Forever， 2023 年 9 月 5 日）一文中，作者阐述了如此看法：华为Mate 60 Pro反映出一种漏洞，使得技术知识可以通过美国严格的制裁，但这并非今天才出现的事情。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国四大发明当中对世界影响巨大的丝绸与造纸技术、火药制作技术，尽管政府作出相当严格的限制，还是通过商业来往的各种管道经由中亚传播到世界。引发西方健康与卫生革命的中国瓷器，也是经由这种管道传播到西方。作者的结论是：“美国始终可以收紧制裁制度并加强保障措施以减缓扩散。但商业几乎总是会泄露技术秘密，如果中国和美国继续在世界统治的零和游戏中利用贸易和技术，我们很可能最终都会陷入等式的零端。”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熬过至暗时刻，终将迎来满天星光 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写道：“后世的人能够了解、能够估价我们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惨方面吗？……呵，让后世的人徘徊在我们长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凭吊吧；我们是值得他们去凭吊的呵！” 一八二五年冬，新登基不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在克里姆林宫外竖起高高的绞刑架。身为贵族的赫尔岑誓言推翻沙皇暴政，这名十五岁的少年与友人奥加辽夫一起登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我们当著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理想献出我们的生命”。赫尔岑常常在梦中与杀人如麻的沙皇对峙：“我设想了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我怎样对尼古拉讲话，他以后怎样把我送到矿山或者处死。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幻想的收场都是西伯利亚或者死刑，几乎没有胜利的结局。难道这是俄国人的想像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绞架和苦役劳动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效果。”二十六年以后，在流亡路上风尘仆仆的赫尔岑，深情回忆当年在麻雀山上发誓的那一幕：“想起它，还感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 投身失败的命运，却在反抗中永生，这是俄罗斯精神中最宝贵的部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力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我们无畏地、自豪地前进，我们慷慨地响应每一个号召，我们真诚地为了每一次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挑选的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我们负了伤，受到损害，我们仍然前进，也没有人追过我们。”反抗者前赴后继，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索忍尼辛到伊恩-拉钦斯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主席，“纪念”已被普京政权查封）……他们都以失败者的名义，收获抗争者的荣耀。 鲁迅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去世后，好友郁达夫感叹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那么，这片号称神州的土地，真是一个“可悲的奴隶之邦”吗？这群号称“龙的传人”的族群，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吗？ 我们不必绝望。协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成功逃离天罗地网的江苏女教师何培蓉后来披露说，她接到陈光诚的电话后，从北京驱车六个小时到山东临沂，将其接到北京，然后送到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一路逃亡过程中，得到很多好心人帮忙，很多人之前没有见过他，帮助他时还有些提心吊胆，但没有一个人将他“供出去”。可见，尽管中国的民气屡遭摧残，但民间社会对于基本的是非善恶，还是有一定的分辨力。 在当代中国，即便在至暗时刻，仍有一群有名或无名的反抗者挺身而出。并非所有人都自愿为奴，并非所有人都心甘情愿或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韭菜”或“人矿”的终局。反抗者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照亮夜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以呐喊驱散魑魅魍魉，在霜刀雪剑中矢志不渝。他们如此热爱自由，却宁愿以失去自己的自由而为他人争取自由。他们在监狱中，或走出小监狱又进大监狱。他们在流亡路上，乃至妻离子散，如断肠人在天涯。官方媒体和官修史书上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被层层过滤的“敏感词”。他们被定罪为“国家的敌人”，被丑化为“境外势力”，被误解、冷漠、辱骂所包围，以至于千夫所指、谤满天下。但他们仍然在黑暗中发光，他们深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天上那颗亮晶晶的星辰。 思想史和抗争史上，有多少“被失踪者”？ 邱吉尔在二战胜利后的大选中意外败落，却举重若轻地表示“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点）。在公平竞争的民主制度下，他仅仅是暂时落选，几年后就东山再起。在他的国家，民意如流水，英雄却不会被永远妖魔化。 反观华语文化圈，英雄的厄运绝不止于此——明末，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犹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皇帝（党魁或政府），反之亦然。杀害英雄的，绝非暴君一人，谁的手上没有沾上英雄的鲜血？谁又没有向英雄扔出那块石头？在这个幽暗国度，英雄的命运常常是“世人皆欲杀”，而“吾人独怜才”之“吾人”又在哪里呢？不过，即便在这个至为悲惨的故事中，仍存有一抹正义的微光：曾为袁崇焕部下的佘姓义士，冒死盗取袁崇焕的首级并埋在自家后院，更让后世帮袁将军守墓，一守就是十八代人、延续三百八十年。这也是一种与权力和不公不义对抗的、自我书写历史的方式。 历史学者印红标写过一本名为《失踪者的足迹》的专著，记述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再到“四五”运动的青年思想者和青年思潮。一批优秀的青年思想者因思想问题遭迫害、关押，甚至被剥夺生命——因批判“血统论”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因思想探讨和批评林彪被害的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三青年鲁志立、吴述达和吴述樟，因替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害的长春青年史云峰，因批判左倾的方针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还有更多无名英雄湮灭在历史尘埃中。印红标指出：“这些令人痛心的悲剧说明了思想专制的残酷狰狞，也使人们坚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论权利的决心。” 思想史学者朱学勤写过一本《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感叹说，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他无比同情和敬重那些思想史的上失踪者，他们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馀数’？” 一九九零年代，中国思想界对顾准和林昭的重新发现，犹如欲说还休的“知识考古学”——就在发现他们的同时，发现者却又遭遇“被失踪”的命运：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胡杰被供职的新华社除名，在课堂上播放这部纪录片的大学教师卢雪松遭学生告密后被校方开除，更多前往林昭墓地致意的异议人士被捕并入狱。这一可怕的历史循环尚未被打破，暴政还在，加害者还在逍遥自在、张牙舞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仍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人生选择。 毛泽东时代，被誉为“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四九年到文革结束中国惟一一个思想家”的顾准，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妻子服毒自杀，五个子女与之断绝关系。在患癌症去世前夕，他想见子女一面，却遭到一致拒绝，“恩断义绝，一至于此”。女儿顾秀林在最后一封信中雪上加霜地写道：“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女）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著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因此，拯救与发掘思想史和抗争史上的“被失踪者”，乃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让英雄像种子，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面对谎言与暴政，面对屠戮与白骨，面对朱门与酒肉，面对镰刀与斧头，你如何回应、如何选择，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实真相是“两千年不文明史”）的华语文化圈，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馒头的庸众与看客络绎不绝、如蚁附膻。反之，愿意为真理付出生命的勇士和英雄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而人们对他们却知之甚少。 经济学家杨小凯（杨曦光）在《牛鬼蛇神录》中记载了文革时代坐牢的经历，狱友中很多是“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成员，由此他发现了不为书斋中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知的“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的事实。因组建“民主党”被枪决的粟异邦在临刑前公开宣称：“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们反对你们！”并在公开处决他的广场上对著十几万人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士兵用枪刺插入其嘴中，然后将其虐杀。革命青年刘凤翔在二十岁就当上浏阳县县长，后被打成右派，由此认识到毛独裁者的本质，得出“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的结论，惹来杀身之祸。杨小凯写道：“一九七○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几大威胁。”身为“劳动党”成员的侯湘风，在林彪事件刚一发生就敏锐地指出：“当然是毛先想杀林，林只是不愿坐以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四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 鲁迅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卡缪说过：“反抗，让人摆脱孤独状态，奠定人类首要价值的共通点。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在二零二二年冬天的“白纸抗议”期间，一首名为《孤勇者》歌曲在线下和线上广为流传，听者无不泪流满面：“你的斑驳与众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聋/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英雄可能会殉道，但英雄的事迹、思想和精神必须被记载、被传唱、被承续。在资讯被封锁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中国，小丑和奴才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愿为奴的抗争者却不为人所知——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刻，都在孤独和绝望中抗争、前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若有与志同道合者相逢、相知的时刻，必定是其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因此，在此一看似积讹成蠹、比屋可诛的黑暗时代，尤其需要一部“英雄列传”来启发、激励和引领人心。 不能让英雄只能相遇在狱中。英雄值得拥有其支持者、社团、政党乃至更宏大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英雄与英雄之间必然惺惺相惜，但一名英雄未必知晓其他英雄的存在，而芸芸众生甚至茫然不知其貌不扬的英雄就生活在他们身边。如果说英雄像种子一样，那么种子必然离不开让其生根发芽的土壤。你若成不了英雄，就成为英雄的土壤吧——“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孤军奋战；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不再对英雄冷嘲热讽，不再对英雄冷若冰霜，释放出一点点的善意，阅读并转发一两句英雄的话语，这既是对英雄的支持，也是人们的自我拯救。 告别“资治通鉴”，迎来这个时代的“英雄史”和“英雄谱” 这片土地，正被一个什么都没有穿的小丑皇帝和一个比纳粹更加纳粹的独裁政党领向“为奴之地”。若是沿用梁漱溟当年的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今天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圣经中记载，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城市罪恶深重，声闻于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亚伯拉罕求问上帝，城中如果有五十个义人，也要毁灭城市吗？上帝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继续请求，把数字降到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上帝都答应不毁城，最后上帝允诺：“如果索多玛城中有十个义人，为这十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今天，没有人是亚伯拉罕，没有人有资格哀求上帝不要毁灭这国。然而，只要我们记录的义人（英雄）足够多，这个罪孽深重、苦难亦同样深重的国族，必然有重生和自由的那一天。关于义人（英雄）的人数，当年的亚伯拉罕不断做减法；今天的我们却不断做加法——当我们寻找时，就寻见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过：“毫无疑问，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整个世界。”是的，在十多亿人中，这类公民虽是少数（极少数），却如同酵母之于面粉、星辰之于天幕，必不可少。即便他们尚未从整体上扭转中国沉沦之趋势，但其努力、付出和牺牲，绝非徒然。 今天，最迫切的一项工作，是打造一座通往云端的彩虹，让英雄彼此握手、互相激励，更让英雄得到民众的肯定与支持。故而，我们借用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名作《当代英雄》，来命名黑暗时代的“反共英雄谱”，形成一张群星璀璨的星象图，以证明“吾道不孤”。 “当代英雄”，就时间而言，是从“六四”到当下；就空间而言，包括中国本土、图博、东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台湾和海外华语圈。凡是此一特定时空中的反共的抗争者们，都是本书记录和表彰的对象。以世代划分，从一九二零年代生人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代生人，最年长者与最年轻者几乎相差八十岁。其中，有大学教授、作家、记者、律师、艺术家、医生、前官员及各类专业人士，亦有学生、农夫、工人、保安、残障人士；有一诺千金的好男儿，也有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族裔；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者。他们不是见到秦始皇出巡而激发出“吾可取而代之”野心的刘邦和项羽，不是大言不惭、铁石心肠的列宁式的职业革命家，也不是以恶抗恶、以共产党的方式反抗共产党的“黑武士”。他们关注的是权利而非权力，他们有赤子之心并爱人如己。他们以思想、言论和行动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反抗，并承受极权政府的雷霆打压，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言行和经验值得被记录、传承和学习。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他对史家的最高期许。这两句诗分别来自两个典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宣公二年》：“鲁宣公二年，晋赵穿弑灵公于桃源。赵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以身殉史的史官，让历史真相被记载并代代相传。 华人向来自诩以历史为信仰，然而，中国的历史却大都为帝王将相之家史，以及充满孙子兵法与厚黑学的“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不必也不能重复。要诞生自由中国、民主中国、宪政中国乃至许志永所说的“美好中国”，首先就要有一部自由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勇敢者的历史、抗争者的历史。多卷本的《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的写作与出版，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盼望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其中，正如作家冉云飞所说：“我们有很多灾难，不少灾难可谓惨绝人寰，本该有最为发达的见证文学，却至今没有诞生过像经历过犹太大屠杀后而不懈见证过去苦难的作家威塞尔，自然无法创作出像《夜》这样不朽的见证文学。历经苦难不能缄默，否则会变成一种继续奴役，而要变成一种争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在更高层面上看，苦难就变成了自由的助产士，变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当司马迁，怕去掉大势，因为那很痛，那样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给司马迁留下史料啊，让那些焚书坑儒的人在历史的真实里无处藏身。” 这将是一部多卷本的“抗争者列传”，也是一部自由人的心灵史。当然，它所记录的抗争者，只是沧海一粟、挂一漏万——若要记录全部的反共英雄，必将形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最为浩瀚的文献宝库。我们竭尽所能地以公正与谦卑的心态，记录下当代英雄的故事，有他们的存在，“中国”这个词语就不再是地狱的同义词，“中国”这个词语就首先是一种责任而非一种命运。它的未来，是全盘崩溃，还是凤凰涅槃，不仅关乎此一国族，亦关乎“世界会变好吗”的大哉问。 所有的反抗和牺牲都有其价值，都应当被铭记。我们记载抗争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祈愿孤勇者不再孤勇，抗争者健康、平安、幸福、将痛苦和牺牲减轻到最小、不再受苦受难、不再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如圣经所说，在自由的乐土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 美利坚合众国维吉尼亚共和国费郡绿园群樱堂 （※本文为《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第一卷）》（主流出版社，作者：余杰）作者自序。全文转自上报）
华为Mate 60 Pro搭载的麒麟9000S处理器将公众视线聚焦到了国产芯片制造之上。 跑分软件读取的数据、第三方拆解报告等诸多线索交叉显示，麒麟9000S是一颗7nm工艺芯片，它的产地清楚的标注这中国大陆，然而专用于生产7nm芯片的EUV早就于2019年对中国出口管制，中国的芯片代工企业只能获取到193nm光源的DUV光刻机，且这个出口管制的口子仍在不断收紧。日前，荷兰光刻机制造商ASML确认，到2024年将无法向中国客户交付DUV光刻机。 问题来了，这颗7nm芯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7nm工艺麒麟9000S的出现，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产EUV光刻机实现突破，另一种是芯片制造商在DUV上，采用了特殊“魔法”，变相生产出了7nm工艺芯片。 从客观情况来看，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一种，这一点在《中国芯片，只缺光刻机？》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过，我们不单纯是缺光刻机，也包括它的配套，基础研究等突破，且即便EUV光刻机完成研发，到用于商用芯片的大规模量产，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本篇文章，我们将着重聚焦讲解用来生产28nm芯片DUV光刻机，为什么能够生产7nm芯片？以及顺便聊一聊为什么又说7nm，28nm这些工艺节点的命名是一个文字游戏。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先从铺垫一下芯片制造相关的知识点，包括光刻原理、光刻流程。 01 重识光刻 用193nm的DUV（深紫外）光刻机，覆盖的是28nm及以上工艺节点，用DUV制造7nm工艺的芯片，这听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商用的DUV光刻机光源的最短波长为193nm，与7nm有28倍的差距，看似无法突破，但业界确实用DUV制造出了7nm芯片，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光刻的基本原理，红色为光刻胶，黄色为金属层，灰色为晶圆（衬底），图3上方为掩膜版（网络图片）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光刻机的原理和芯片生产的光刻流程。光刻的原理跟传统胶片电影放映有点相似，放映电影是把图案从电影胶片透射到银幕上，而光刻则是将图案从掩膜版透射到晶圆表面，从而在晶圆表面上加工出特定的图案和线条（如上图）。 具体来说，首先是制作光刻所需的掩膜版，这相当于胶片。这需要将芯片版图用金属铬刻蚀到一种特殊的玻璃上，做出掩膜版。然后用紫外光透过掩膜版照射到下方的晶圆上。 掩膜版上的图案（也就是镀铬的部分）遮挡了一部分光线，而没有被遮挡的图案可以将光线透过去，这样电路图案就转移到了晶圆表面。而晶圆表面预先涂覆了光刻胶，被照射到的光刻胶发生化学反应，被化学溶液腐蚀清洗掉，露出了下方的晶圆，能被后续的工序刻蚀掉，从而在晶圆上加工出对应的图案和线条。 这样就可以一层一层加工出晶体管、金属互连线等芯片结构。 为了加工更小尺寸的晶体管，需要缩短紫外光的波长，这样照射在光刻胶上加工出来的线条才会更精细。 早期的紫外光的波长为436nm的g线，能加工工艺尺寸500nm以上的晶体管。随着晶体管尺寸继续缩小，光刻机上的紫外光源的波长缩短到了405nm的g线和365nm的i线。当晶体管工艺尺寸缩小到了250nm以下，对应需要紫外光源的波长缩短到248nm和193nm，也就是深紫外光（DUV）的范围。 02 “7nm”的文字游戏 其次要和大家强调一下，芯片制造商工艺节点的概念，也就是7nm、14nm、28nm等等，是晶圆制造厂为了标识芯片加工技术所起的一个名字或者规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艺节点是芯片厂能实现的晶体管栅极最小长度(线宽)，简称栅长。但是现在的7nm工艺节点不真正等于数学上的7nm，在7nm工艺芯片上的每个晶体管尺寸都远大于7nm，“7nm”只是一个“标签”。 7nm之所沦为一个标签，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半导体制造商制定的命名规范。 按照摩尔定律和登纳德缩小规则，每过一代栅长就缩小为上一代的70%，如果上一代晶体管的栅长是1微米，那么下一代是0.7微米，这样每个晶体管的面积刚好减半，或者让元件数量翻倍。 到了2005年，半导体制造厂发现，栅长无法按照每代减小为70%的节奏继续缩短，因为栅长越短，漏电流就越大，芯片过热问题就越严重。可是业界已经习惯了每次升级就乘以0.7的做法，于是半导体制造商不管下一代的栅长是否能缩小为70%，就直接将上一代工艺节点乘以0.7作为新的工艺节点，所以我们有了32nm、22nm、14nm、10nm、7nm等工艺节点名称。 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CPP=57nm，MMP=40nm（网络图片） 既然工艺节点无法真实地反映晶体管尺寸，那么业界用什么尺寸来表示晶体管大小呢？实际上，业界会用工艺栅间距（CPP）和金属间距（MMP）用两个尺寸来共同表示（如上图），它们相当于一个长方形的长和宽，二者的乘积决定了晶体管的面积。例如，台积电的7nm工艺栅间距（CPP）等于57nm，金属间距（MMP）是40nm。三星也差不多，这两个数据分别是54nm和36nm，都远远大于半导体制造厂所标称的7nm。 主要芯片制造商在不同节点上，对应的晶体管密度，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10nm节点，对应每平方毫米上的晶体管数量分别为106万、53万和52万。 过去英特尔比较实在，习惯用沟道长度（比栅长小）来定义节点，有说法是为了紧扣摩尔定律，不论原因如何，命名上总比竞争对手们吃亏。 网络图片 比如，英特尔的10nm，晶体管密度比台积电和三星的7nm还要多（如上图），但从营销的逻辑来说，别人都说7nm，英特尔说自己是10nm，吃了个“没文化”的亏，所以后来英特尔也跟着对手们，改用intel 4、intel 3这样的节点命名方式。 上面阐释的这些，只是想告诉你，节点的命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7nm工艺对应的最小金属间距在36nm-40nm左右。 有了这个认知，我们就可以来讲讲前面提到的193nm DUV光刻机，和要制造的7nm芯片之间的关系。或者这样说，DUV生产7nm芯片，实际上是利用193nm光源的光刻机，生产金属间距36nm-40nm的芯片。 193nm光源，和36nm的金属间距中间，差5倍左右，如何跨越这个差距？这里就不得不提DUV干式光刻机到DUV浸没式光刻机的迭代了。 DUV光刻机的光源波长虽然为193nm，但是光在水中会发生折射，波长则会缩短。193nm的紫外光在水中的折射率为1.44，波长为134nm。根据这一原理，林本坚在1987年提出了浸没式光刻，即在晶圆表面和透镜之间增加一层超纯水，让紫外光折射，从而将波长降低为134nm，2003年荷兰的ASML基于这项研究，第一个实现了浸没式光刻机。 从DUV干式光刻机到DUV浸没式光刻机，从193nm光源波长到134nm波长的紫外光，这与36nm的金属间距的差距再度缩小至4倍。 03 多重曝光搞定“最后一公里” 浸没式光刻机的出现，再次缩小了和“7nm”工艺的差距，但行业仍无法直接用这种光刻机加工出大家口中的“7nm”芯片，如果芯片制造商真要制造传闻的7nm麒麟9000S，双重曝光和多重曝光必不可少。 为了解释双重曝光技术，让我们举一个照相的例子。假设你是一个摄影师，要拍摄一幅运动会队列的照片，这个队列只有20个人，按照2米的间距站开，显得非常稀疏，怎么拍出40个人的感觉？你有一种解决方案，先拍完第一张，然后再让每个人平移1米，拍出另一张，随后通过软件，将两张照片合成在一起。 双重曝光技术也可以如法炮制。使用一组掩膜版，加工出间隔134nm的线条，再使用另外一组掩膜版，平移一段距离加工出另外一组间隔134nm的线条，二者组合起来，就有了间隔67nm的线条，这距离36nm又前进了一步。从22/20nm开始，业界开始导入双重曝光技术。 为了实现双重曝光技术，业界开发出了LELE法（光刻-刻蚀-光刻-刻蚀），它需要涂两次光刻胶，曝光两次，第一次曝光在硬掩膜上复制图形，第二次曝光在光刻胶上复制出最小线宽图案。但是由于使用两次曝光设备，大大推高了制造成本，花费的时间也更久。要知道光刻占整个制造时间的50%左右，增加一倍的曝光会大大延长整个制造时间。 为此，业界又开发出了效率更高的自对准双重图形化法（SAPD），这种方法将两次涂光刻胶减少到了一次，它利用化学气相沉积（CVD）技术将氧化硅沉积在第一次涂的光刻胶周围，自然地形成了对准后的加工位置，从而能实现第二次图形加工。 有了这些技术，双重曝光就能加工出67nm的金属间距，不过这距离36nm还差了两倍，怎么去突破最后的这2倍的差距？ 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再做一次双重曝光，总共做四重曝光，就能再一次将67nm减半，加工出最小34nm的线条，刚好符合加工7nm所需的36nm的金属间距。 不过这个方法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曝光时间是单重曝光的4倍，需要制备更多的掩膜版，每次曝光都需要更多的配套工序（光刻胶涂覆、软烘烤、对准、显影、甩干、硬烘烤、图形检测等），所需的全部制造工序从几百道增加到上千道，大大增大了制造的时间成本和物力成本。此外，曝光时间的增加会使镜头发热增大，温度升高又会导致镜头光路变形，套刻精度更难以控制，与之匹配的薄膜和刻蚀工艺难度也大大增加。还有，以上的计算没有考虑数值孔径（NA）对光刻精度的影响（这部分不涉及多重曝光的理解，故本文不对套刻精度、数值孔径详细展开）。为了提高数值孔径，还需要把镜头做得更大。 基于多重曝光技术，台积电于2016年6月开始用DUV生产7nm芯片（N7），三星则于2018年开始用DUV量产7nm芯片（7LPP）。至此，用DUV实现7nm工艺才成为现实。 一句话总结，虽然可以通过多重曝光的手段，利用193nm光源的DUV，生产7nm芯片，但时间、材料、人力成本都会大大增加，且由于工序极大的增加，良率也会受到影响。 作为对比，EUV的波长只有13.5nm，一次曝光就能做出7nm芯片，只不过EUV吊足了晶圆厂的胃口，直到2020年才正式在5nm工艺上使用。在此之前GlobalFoundry失去了耐心，宣布由于高昂的成本停止7nm技术的开发。 04 DUV能突破5nm工艺吗？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除了多重曝光技术，用DUV加工7nm工艺还需要很多技术的配合才能实现，包括相位移模板（PSM）、离轴光照、光学临近校正（OPC）、优化光圈和光刻图形（SMO）等，这几项技术催生了一门新的子学科：计算光刻。它所需的庞大数据使得英伟达的GPU芯片也成为了计算所需的工具,其推出cuLitho软件加速库，宣称可以将计算光刻的用时提速40倍。 之所以需要计算光刻，是因为当掩膜版上的线条变得很小时，紫外光通过掩膜版时会产生偏差，让光刻图形畸变。为此研究人员想到了一个方法，预先计算出掩膜版上可能的畸变，从而逆向地设计光刻所需的掩膜版的最佳形状，提前抵消这些畸变，这叫做逆向光刻计算，而这需要非常庞大的计算量，普通的计算机根本无力承担，研究人员不得不使用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又将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到计算光刻上来。新一代的卷积人工神经网络被应用于光刻工艺模型、掩模优化、SEM数据处理等方面，而训练数据又需要庞大的GPU芯片组。除了器件层面的优化，研究人员甚至还将电路设计中要考虑的因素也融入到器件制造中来，在电路设计阶段就考虑对制造和光刻的影响，这叫做DTCO（设计与工艺技术协同优化），而这又需要EDA厂商升级算法和软件。 可以说，为了让DUV能制造出7nm工艺芯片，业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下一步如果继续采用DUV制造5nm工艺芯片，四重曝光也不够了，需要6-8重曝光，以及更多的掩膜版，更长的光刻时间，更高的物力成本，这已成为不堪忍受之重。所以5nm芯片出来时，刚好EUV光刻机也准备好了，才将业界从繁琐的多重曝光下解脱出来，而7nm工艺也成为目前业界使用DUV制造出来的最后一代工艺。 关于作者： 《芯片简史》 作者：汪波 2023出版 ，*作者汪波博士是芯片研究专家，科普作家，在华为公司、法国里昂纳米国家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有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经验，著有《芯片简史》、《时间之问》和《时间之问·少年版》，其中《芯片简史》入选2023年“南国书香节”十大好书榜，探照灯好书、第三期“新发现·科普书单”、百道网2023上半年影响力图书、中国传媒出版商报2023二季度影响力书单。 （全文转自36氪，原文已被删除）
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了。然而，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在继续恶化。这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如何在年终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大考验。 疫情三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人们行动的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也在于或者更在于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峻后果，乃至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许并不在乎人民对它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了严重问题，不但会直接减少人们的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单单它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还不论它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滞的状态下，要维持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可如此一来，又担心引发民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党把经济的不断增长，看作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 经济未见开门红，李强能力受质疑 不过，眼下一时半会还不至于让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毕竟有过去30多年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然而，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就可以轻松片刻：一是因为经济好转的迹象尚未有明显表现；二是对习李这师徒俩，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倘若年底不能实现年初定下的5%的增长目标，这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没有做好，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二十大组建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何在，两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头彩，开局不好，会落下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预期目标，人们就会把李强看作是个无能的总理，把这届政府看作是个无能的政府，以后的工作就更不好做。这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构成很大压力，因为习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不能把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之所以挑选李做总理，原本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经济搞上去，然而，半年过去，现在再回头看，显而易见，外界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度有些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抑了人们的需求，疫情放开后，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头两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趋势，可紧接着，重陷萧条，市场的信心依然低迷。这就说明，此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单纯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实际是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共振结果。 中国经济萧条，三种问题的结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以缓解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遇到像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不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挡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级阶段转换，并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没错，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简单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达成目的，致使经济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伤及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系统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经济的各个子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尤其表现在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方面；二是经济和社会及政治的联动，经济影响到社会和政治，后两者也反馈到经济，出现一个联动反应，特别是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资本的极权做法，严重挫伤了国民对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友好，终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可以说，中国经济此轮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然而，疫情解除后并没有让情况得以缓解，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后全面爆发出来。个中原因就在于，疫情不是这轮危机的起源，它只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持久，危机还是会出现。此亦党国在上半年出台那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却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哪怕力度很大，也难以起到应有效果。 激活民众信心，李强该怎么做 李强通过这半年的“当家”，应该体验到了这点，但是他不能对习近平点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断对外资对民企信心喊话，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的“24条”文件，几乎将习近平过去的经济政策悉数修正或放弃。然而，这或许是习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再进一步就触碰到政治红线，因此，李强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在不引起习疑虑的情况下，说服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放松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让民间和社会产生良好联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场信心。 习会不会这样做，外界不知道。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台一个深化改革开放的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曾经出台了一个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一扫之前社会对习会走回头路的担忧，尽管习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确立的改革路径去做。今天的情形当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们对习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可对李强来说，或许他会认为，今秋召开的三中全会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认真回应社会和市场的关切，人们对党国的信心也许会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会的文件如能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改为私有经济和私有企业，重新定义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并载入宪法和法律，让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这两个词成为历史；同时明确宣布对历年企业家的案件进行审查和甄别，该减刑的减刑，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市场信心焉有不恢复之理？ 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必须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否则，从当下的状况来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经济。但对李强，这是一个比经济困境更大的难题。然而，如果他不去说服习近平这样做，不仅他本人将成为一个平庸的总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会北朝鲜化，经济则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现失落的十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日经亚洲”(Nikkei Asia)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撰文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夏北戴河会议期间，因国家走向而受到元老们斥责。有分析认为，中共元老们已经被严加看管，不可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妄议中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缺席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峰会，引起国际舆论揣测。曾经担任“日经亚洲”中国分社社长的中泽克二撰文写道，中国国内政治出现动荡迹象，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似乎是个前兆。尽管北戴河会议召开从未正式披露，但今年闭门会谈的细节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文章称，现今的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衰退，同时青年失业率恶化到中国停止发布数据的程度。此外，两名火箭军高级将领遭到整肃解职的消息7月曝光后，军队陷入骚乱。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因不明原因被免职，外界对外交部长的疑虑仍余波荡漾。“这场动荡让许多在中国经济崛起期间领导共产党的元老们感到担忧。”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上个月底习近平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并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直奔新疆考察。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 还大谈反恐、反分裂斗争，相较之下，前一年习近平到新疆谈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再对照今年的谈话可以印证，“习近平执政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受到挑战，经济的下行的确影响社会稳定， 还影响他个人执政乃至中共政权的稳定。” 曾庆红仍有影响力？ 中泽克二引述所谓的消息人士称，北戴河会议前，党内元老们已先行召开会议，总结他们的意见，之后只有几位元老前往北戴河，向习近平传达他们的共识，“如果政治、经济、社会动荡持续下去，没有采取有效因应措施，中共可能失去公众支持，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报导指，这群元老的核心人物是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旅美评论人士陈破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曾庆红跨越了各个派系，他既是江派也是红二代太子党龙头人物。如果这项消息属实，说明20大是在江派或江派残余势力帮助下，成功将团派团灭。他提到在20大胡锦涛强行被架离时，现场笼罩在惊恐的气氛中，习近平在会后却跟曾庆红谈笑风生。 陈破空：“现在报道出来是曾庆红有发言权可以说话，那他应该会表达，他扶持了习近平的权力，又支持他连任，但是习干得一塌糊涂。曾庆红就可以批评习。” 不过，陈破空对此消息保持半信半疑。他认为，如果此说成立，曾庆红还能发挥作用；如果消息不正确，估计20后政治老人已经全面出局，现在是习近平一派独大。 “曾庆红是有影响力、有话语权，但是现在曾庆红没有能力挑战习的地位。”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中共的元老在过去十年多数已经被清洗、禁锢，私下发牢骚也许有可能，但是不可能让他们集体发声。 “习近平过去靠中央警卫局，名义上保护元老们的安全，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现在又增加特勤局，属于贴身保镖性质，对副国级以上都严加看管，哪能发表对习不利的言论。”蔡慎坤补充说道。 中国经济由盛转衰 习近平缺席G20 该报道指出，习近平在意外遭到元老严厉批评后，向他提拔的亲信表达不满，并将箭头指向3位前任-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 日经报导指，习近平表示：“前三位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都落在我的肩上”。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仍然没有解决。我该受责备吗？”报导称，G20会中可能讨论中国经济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习近平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丢面子，而选择缺席。 陈破空说，习近平缺席G20非常罕见。除了近期中国推出新版地图，中印关系欠佳等表面原因外，出席金砖峰会可看出身体健康可能出状况。另一方面，在习近平任内中国从崛起到衰落，让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受挫。过去那个要向世界指点方向的他，缺席G20峰会也显示退出国际舞台减少影响力。
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我们还必须提到地富的子女。尽管在毛时代，家庭出身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间仍有轻重之分。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无疑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物件，其悲惨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专政物件。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著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在各种二代中·，地富二代身处最下层。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最先富起来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农的后代。 上海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里写道，他沿著黄河考察，发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地富后代。 曹锦清写道：“乡村地主之子代，或孙代，在集体化时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压制。在农村改革开放浪潮中，这些绝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孙在工商领域里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与他们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数比起来，有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带调查时已发现这一现象，如今在北方农村再次听到这一情况。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一个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现象呢？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必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著更强烈的冲动。改革开放虽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但他们更早、也更强烈地利用这一机会。二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在城市里有较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缺少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资源的村民，单凭自己的努力，是难以在工商领域内发迹的，这是一个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页） 我们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写土改的红色经典是作家周立波写于1948年的《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过程。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两位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黑龙江尚志县元宝屯，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第二年《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推出。纪录片讲述了元宝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有一处，画外音说：“从1984年开始，元宝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经过20年的发展，当年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慢慢归拢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在纪录片里，元宝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说：现在干得好的那些大户，还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干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还是中农成份的，也有咱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转引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五部〈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页。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 西方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 2020年9月17日，《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称地主后代收复失地。文章说，毛泽东带领下的革命狂潮，中国的地主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之一，历经1949年建国前后多次群众斗争几至体无完肤。然而根据一份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所共同进行的工作研究报告指出，当年地主的后代很大部分已经“收复失地”，重享他们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权。相对于其他家庭，他们大多都有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取向，均与1949年之前社会地位低微的后代们有所分别。社会的不公似乎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较有生意头脑，更支持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以及相信勤奋可致富。 这群学者对旧社会上层的后代很快地收复失地有如下的解释，他们的亲属在海外帮助他们收藏了一笔财富，但更重要者就是这些家庭在大陆国内仍然维系了一个有力的网路。报告指出，这群得以翻身的后代，大多都出身于一个强力的家族架构，尤其是农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尽管他们的长辈历经毛泽东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层次想法和概念，却灌输给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泽东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上层阶级，得以再度夺取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2022年6月9日《经济学人》再次发文，说“中国革命前的精英们的孙子们异常富有”。文章说，在毛时代进行了历史上最彻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给贫穷的农民，数十万地主被杀害。在很长一段时期，地主的后代接受教育的机会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后来发生了逆转。根据一个国际学术团体收集的资料，后来，老精英们的后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产党员的收入还高。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后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孙子们更有进取心，工作时间更长。虽然精英阶层的资本在70年前被摧毁，但他们的社会资本却经久不衰。 我当过知青，我也问过当过知青的一些朋友，在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来是哪些人富起来了。回答几乎一样，都说是地主后代富起来的占很高比例。其实用不著我们现在去询问，就凭当年我们的印象我们几乎就可以推断，那些地主后代多半——当然不是全部——会是先富起来的一批，因为在当年我们就发现他们多半比别人更勤劳更能干。 为什么深受压迫的地主后代能够收复失地？按照曹锦清和BBC报导中学者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较好的社会关系。 我认为这两个原因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先说家庭教育，在毛时代，有几个地主敢在家里实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几个地主在子女面前还有家长的威信？再说社会关系，较好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地主家庭，由于在毛时代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关系是被压抑因而很淡薄很疏离，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未必马上就变得很热络很有力，因此对地主后代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来，地主后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基因遗传的力量。中共统治中国这几十年，好比做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实验，其时间之长，样本之多，边界条件之确定，都使得其结果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地主后代这个群体，受到了长达30年的打压，外部环境之恶劣超过任何其他群体。然而一旦他们获得了和其他群体同等的机会，便立刻脱颖而出。这证明了基因遗传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红卫兵提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为反动的血统论。一时间声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说，现在看来，这副对联其实没错啊。不对，这副对联确实是错的。因为这副对联强调的并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反动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遗传的。现在爱说红色基因，但我们知道，红色不是基因，没有红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遗传的，但人的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遗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说的是父与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说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体貌，可以遗传，但不是说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遗传。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作者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全文转自光传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