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加入法国核威慑倡议
2026 年 9 月 15 日
最近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办法》，凸显出中国在人口政策上的尴尬和矛盾。一方面，计划生育导致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危机，即便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人口已经负增长，在试图鼓励生育；另一方面，为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的脸面，至今没有废弃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法。 《计划生育法》的历史 其实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只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倡议。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一直想制订《计划生育法》，并拟将刑法纳入计划生育，超生者除了被“牵牛扒房”，还要坐牢。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王文致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认为计划生育应遵循“自愿”原则，反对“把刑罚手段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和通过立法使强制合法化”。一些领导和法学家也认为“计划生育这么荒谬的政策，搞几年就算了，还立什么法”，于是计划生育一直是“非法”的。1984年还给计划生育开了小口子，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孩，还在全国很多地方试点二孩政策。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当初认为“计划生育搞几年就算了”的领导们退出政治舞台。而独生子女政策的“设计师”宋健晋升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对人口政策松小口很不满。 新上台的总书记江泽民对计划生育“泥菩萨”的制作过程一无所知，但非常“尊重科学”，对两院院士、科委主任宋健的建议言听计从。于是取消了绝大多数二孩试点。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将湖南省常德探索出来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推广到全国。 1991年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早该停止计划生育，但反而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定》，提出“对造成人口失控的要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当年全国人大抵制制定计划生育法的老领导相继退休，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副主任蒋正华在1998年双双晋升为副委员长，于是组织湛中乐等法学家起草《计划生育法》。2000年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下一代人口减半，意味着早该鼓励生育了，但是荒唐的是，2001年12月29日，江泽民竟然发布第63号主席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1980年代计划生育的“泥菩萨”被江泽民烧制成“陶俑”，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在江泽民、彭佩云时期，生育率从1990年的2.3暴跌到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经济下行和今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导致中华文明千年一毁！今后会用放大镜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屠夫变接生婆 其实利益集团心知肚明，知道“计划生育”难以存续，于是一方面夸张地预测人口，一方面为自己谋后路。 比如200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陆杰华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预测总人口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16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建议继续独生子女政策，预测总人口将达15亿峰值，到2034年才负增长。但是即便在实行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后，官方也承认人口在2022年已经开始负增长。 利益集团在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委”改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2013年又成功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延寿5年。 2018年国家卫计委被撤销后，但仍然是由于学军（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等原计生委官员抓计划生育。现在利益集团已成功给最高层灌输了“减少生育叫计划生育，鼓励生育也叫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没有必要废止，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没有必要撤销，《计划生育法》也没有必要废除。计划生育已经不再是“泥菩萨”和“陶俑”了，而是变成会长期存在的神圣的“铜像”了！ 北京西站，2023年1月18日，一位男士推着坐在手提箱上的孩子。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缓慢下降，使中国领导人面临新的考验。 城狐社鼠 过去十多年，中国最高层忙于抓“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但并不顺利。军队经过层层清洗，但“军老虎”仍不断涌现。而人口领域的腐败，至今没有入决策层的法眼，但却影响经济的荣枯、文明的兴衰，是真正“吃人”的超级大老虎。 中纪委显然没有能力在人口领域反腐，一方面是投鼠忌器，不敢对躲在“基本国策”的“政治圣殿”里的“城狐社鼠”下手。一方面是不懂人口学，对这种集团性的职务犯罪束手无策。此领域可谓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因为人口学会是计生委的下属机构，人口学家是数据腐败的操盘手。 由于《计划生育法》这部恶法的束缚，使得人口政策只能束手束脚，荒唐地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结果全部破产。由于仍然是原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负责“新型计划生育”，屠夫当接生婆，生育率当然不断下降。 “城狐社鼠”倒是安全了，但是社稷却危险了。这次习近平鼓励军队生三孩，是为了“聚焦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应该是认识到计划生育威胁国防安全了。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200万军人中，男性占96%，19-35岁占90%，20-25岁占52%。1990年中国的19-35岁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5倍，但是2009年已经少于印度的，2050年将只是印度的40%。1990年中国的20-25岁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6倍，但现在只是印度的一半，到2050年将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人口减少的同时是年龄结构的老化以及经济活力和后勤保障力的下降。现在中国的中位年龄已经高达42岁，印度只有29岁；2050年中国高达57岁，而印度只有39岁，是两代人的差距。当然，计划生育对国防的影响只是人口危机的一个缩影。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的大新闻莫过于恒大许家印被中国当局收捕。此前，有些人认为许家印有后台，很硬，撑得住；还有人估计，恒大是中国房地产一号，大而不能倒，倒了的话，那2.44万亿的债务，不就没了着落？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也是许家印能够存活至今的原因。那么，压垮许家印这头超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且看本文分析。 恒大不是国企，胜似国企 有人为恒大算了一笔帐：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恒大总负债约为2.44万亿元。回望中国1949年以来的经济史，许家印绝对将以“负债第一”荣登吉尼斯大全。 根据财报的数据，恒大最近2年亏损8,000亿，每小时亏了5,000万；中国工商银行两年才赚7,000亿，而恒大一家亏的比工商银行还要多1,000亿。 如果算总负债额，相当于从夏朝开始到现在，每年负债6亿元。能够如此豪横地借债，国内媒体叹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奇的是，就在美国华尔街与众多媒体担心恒大欠外国私募基金的那190亿美元债券可能泡汤时，恒大照样给股东们分配利润，照样以拿地为名向各地银行借贷。须知，恒大集团主要股东是许家印，持60.29%的股份；国资控制的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06%；国资控制的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投比例为4.81%。债欠得再多是公司的，分得的红利是自己的。 监管部门摘牌，许家印就直接申请破产，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许老板还是一样潇洒，酒宴如常，歌舞依旧，社会公关活动不少。银行也没亏，只是苦了买房的老百姓，多年积蓄与房贷抛入水中，听个响都听不到。这是啥模式？说是中国国企模式，却比国企更优越，国企虽然亏损算国家的，但经营者只能贪污，不能堂而皇之分红；说是西方大企业职业经理人拿巨额高薪，企业亏损毫不担责，但这些大企业没本事欠这么多债。因此，只能说恒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下的一个怪胎，不是国企，胜似国企。 这怪胎的养成，集全中国银行与相关地方政府之力。我相信，这事如果认真追，一大片乌纱将落地（国有银行也算官）。 资本玩家许家印：从国内大玩家晋级为国际大玩家 7月17日晚，爆雷三年的中国恒大，终于一次性交出了三份财报，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的3个报告期内，总负债规模分别为2.58万亿、2.47万亿、2.44万亿，如此天文数字负债，如惊雷般震撼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为了比较，有人列举了广东省的GDP数据加以对比：2022全年，恒大的员工约为10.3万人，总负债在2.44万亿；同一年，广州的GDP总量是2.88万亿元，当地的常住人口为1873.4万人。 中国有句老话，“欠债多的人成大爷”。许家印很清楚自己炼成了负债者当中的“超级大爷”。恒大欠交的房屋面积如果每套房子按照平均100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相当于有162万套房子，这意味着162万个家庭，大约500万至600万的人口，苦苦等待着恒大的交房。事关这么多人，涉及社会安定，因此政府要求恒大“保交楼”时，恒大爽快地答应，并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将保交楼列为恒大的核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恒大还需要银行再借2500亿元-3000亿元。钱从哪里来？许家印将主意打到了海外，借助“内保外贷”模式，从海外举债。 “内保外贷”的制度缺陷：为转移资产留了后门 这里得通俗讲解何谓“内保外贷”，其操作过程如下：某人在上海有套豪宅，想拿到美国一家银行贷款，美国银行肯定不贷，因为如果某人将来不还款，美国的银行和法院都不能跑到中国来没收这套上海豪宅。怎么办呢？如今的国际金融界早就为全球各大银行包括国际玩家们设计好了一种国际资金结算系统，叫做SWIFT，普通中国人通过美国及西方制裁俄罗斯，知晓了这个系统的王炸威力。中国银行系统据此发明了一种工具，叫做“内保外贷”。于是某人通过“内保外贷”，可以把房子抵押给上海甲银行，然后由这个上海甲银行出具一份担保函给美国的乙银行，证明某人“在我行抵押了一套价值3000万人民币的房子，我行按照七成贷款额度计算，可以放款2100万人民币，借还款均按照当时汇率”。于是某人在美国乙银行直接贷款300万美元，熟悉银行担保制的人，就知道这等于是上海甲银行替某人做了信用担保，如果某人到期没能偿还美国乙银行的本息，那上海甲银行不得不动用本行外汇，提前垫付美元给到美国乙银行，然后在国内与某人打官司，清收其房产。 看完这个例子，读者大概明白“内保外贷”为国际玩家开了一道转移资产的后门：于上海甲银行来说，某人不按期还贷，最好的结果是在国内清缴某人的豪宅，但某人已经在美国拿到美元，虽然打了7折，但事实上已经顺利完成了资产向海外转移，那30%的手续费就当资产转移付费。以许家印与银行的关系，在办内保的时候肯定是资产高估；而许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上海甲银行则没法清缴许家印在国内的贷款抵押物，必须承担全部担保金额损失。 现在该说说中国银行系统为什么要弄出这个“内保外贷”。应该说，中国银行系统热衷开发“内保外贷”这个资金国际转移工具，初衷是为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国门收割全世界。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越来越难做，地方政府又离不开土地财政。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采用了国内银行作为担保方的形式，通过在海外发行债券来获取资金，这种方式给了中国银行当局启发，认为可以让大型房企融资渠道多元化，自家金融机构参与也得承担一定风险，如此操作，应该万无一失，可管可控。 但许家印这些年玩下来，贼胆特肥，发现恒大的债务已经无法还清，于是开始了一系列操作：离婚（被视为分割资产需要的假离婚）、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前妻”子女出国，一旦完成所有程序，国内作为担保的资产将被美国法院保护起来，国内的担保银行根本无法执行清偿。为了暗渡陈仓，在操作这一过程的同时，许家印拿出矫情镇物之功：各种社会活动出席如仪，包括举办恒大篮球赛，许家印本人满面春风地出现在赛场…… 但中国的房地产老板个个都是人精，恒大的“金蝉脱壳”在房地产界起了示范作用，碧桂园率先效尤，8月7日先是公开承认他们10亿美金的利息都还不上了。但是就在还债的前两天，碧桂园的杨老板把自己持有的碧桂园物业20%的股份价值64亿捐给了香港国强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在碧桂园股价暴跌的前一夜成立的，而基金会的创设人是杨家三妹。 不过，中共几乎从1990年代开始，就经历着本国富豪、腐败官员一轮又一轮洗劫财富然后携资本外逃的历炼，再加上“猎狐行动”的实践，如今对防范资本外逃也算有了经验。就在许家印一边准备金蝉脱壳、一边做足保交楼的表面功夫之时，“有关部门”收网了。 许家印谢幕前的杰作：为中国政府出了道选择题 海外媒体有评论曰：许家印被捕，说明习近平迫害民营资本升级——这话，实在不是平心之论，试问，这种庞氏骗局，搁在美国也只能抓，哪个国家能够容留如此祸国殃民的“民营资本”？美国出了个“为进步事业服务”的硅谷银行，拜登政府最后也只能挥泪斩马谡。 许家印这些年驰骋中国与海外资本市场，终于炼成世界“第一负翁”，他当然知道这个坑永远无法填平，也很清楚自己的结局，于是在谢幕之前给中国政府出了一道选择题（实际是战书）：要么你让我在外活着，慢慢“保交楼”，这过程我继续享受；要么你就将我抓起来，自己保交楼；但结果都一样，我已经将你玩进去，留下的2.44万亿债务窟窿，你不是全能政府吗？慢慢填吧。既然战书已下，习近平只好爽快接招，抓起来，让你健康地活着，仿照肖建华例办。肖建华的故事天下皆知：从香港四季酒店绑架回大陆，依然住在自家的豪宅，每天在专案组人员全天候全方位监护下“上班”，主要工作是遥控指挥，将原来转至海外的资产一一转回来，转回多少算多少，帮政府止损。那些财产的真正主人们——新老三代常委的家属，没见有谁胆大包天，向现任总书记要求认领这些当年交给“超级白手套”打理的巨额财富。 可以说，压垮许家印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许家印通过离婚分财产、家人逃到与中国没引渡关系的发达国家，将2.44万亿巨债这口大锅甩给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神操作”。在许家印的立场来看，反正已经山穷水尽，不免拼力一搏，大不了落个资本市场的诸多同仁的下场，例如吴小晖、陈峰、肖建华、王健林……，这些人哪个不曾在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哪个的结局都是被压在五指山下，自己最多就是如此这般下场，政府要的是钱，不是命。 从古到今，最富裕的一代中国资本大佬正在逐渐谢幕。这些“当代胡雪岩”留下的故事，将成为后世不老的传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让外界对习近平二十大后一手组建的权力班子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如果说，前十年中共核心团队中并不都是习所信任的人，因而常常免不了有权力斗争的传言流出——尽管未必每次传言都是真，那么，二十大习完全掌控了人事，他把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等赶下台，党的权力核心机构政治局以及其他的关键部门与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此情况下，按说他的治理团队应该很稳定。然而，刚过半年，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出事，这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班子内部是否存在会导致某种不稳定的因素。 习是自毛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这点在今天不会有异议，可他是否真做到了对全局的掌控万无一失，由他的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是否真能无条件地服从他，忠于他的领导，或者他是否能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的权力班子，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并不确定，需审慎评估。 外界可从三个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 视角一，习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后，并未将其兼任的多个领导小组职务中的一个或几个让渡给他的亲信接任。同为政治强人，习和毛、邓的领导风格有很大不同，后两者更愿意务虚，抓大事而不纠缠具体的管理事务，毛把国家的管理任务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邓用毛的话说，举重若轻。但习不同，他是大事小事一块抓，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在这点上，更接近周的做事风格。然而，他不让渡领导小组职务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是担心大权旁落，这隐含着他对亲信的不信任。 习兼任的领导小组职务有十多个，这些机构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后新设的，其出发点是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掌控权力，因为党政机构的很多关键职位，还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共元老的嫡系把持，他们在开始时未必愿意听从习的指示。但在习成为核心，大权稳固后，他依然不愿放弃其中的一些兼职，并且把这些属于临时性质的机构改为党的常设机构，显示他不愿放弃已有的部分权力。二十大他让李强做总理，李有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鉴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三年后的极度虚弱状况，为了恢复市场信心，他如果把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让渡李，发出的政治象征信号——表明他可能向他的亲信分出部分权力，进而中国政治在保持现状下还有一些变革的空间——能够对冲李做总理所引起的党内改开派对他人事任命的不满，从而有利提振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中国经济或许会有改善，不像现在这般。可他没这样做。原因在于，他担心一旦放弃部分经济决策大权，社会是否会把这种行为解读为他不得不让渡权力以平息党内不满；同时，亲信在拥有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权后，是否会忠实执行他的政策和路线，没有把握。 视角二，习为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但是他实质上通过否定邓的改革路线而达成目标的路径并不为党政官僚体系的主体所认同，因为这样一条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导致中西对立，恶化了中国整体的环境发展。另外，无休止的反腐也让官僚不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中国的官僚体系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收益群体。这个群体的主体对改开路线的认同是真诚的，他们把中国崛起完全归功于邓的改革开放，对习通过集权和强化政治忠诚而背离改革开放持反对态度，但是不敢公开表达。习在20大建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权力班子，不过，这些人主要负责政治决策和政治监督，在庞大的官僚队伍里，虽然位高权重，但在数量上是少数。国家具体的管理责任和行政事务由在西方被称为文官队伍的党政系统的公务员，包括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来承担。而在习的政治高压下，一方面他们不能不执行习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内心又排斥它，由此普遍消极怠工。习时代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过去更为严重，官员的不作为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把党政官僚系统的这种懈政和懒政现象视作对习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路线的软抵制。 由此可见，习即使能够驱使高层，但是他难有效驱动中下官员去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无论有再多的对官员的政治纪律和监督都做不到这点。他们会发展出一套规避的办法。当习无法有效指挥官僚系统，他的思想路线不能被官员诚心接受，他们只是对他虚与委蛇，他实际就无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 视角三，习在中共二十大虽然建立了由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但是不能消除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也不能保证他能完全掌控他们。秦刚、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军领导层的一锅端传闻，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秦、李之事看似与权力斗争无关，但不排除有高层博弈的影响因素，对习是一大伤害，表明他识人不明。 习的地位虽然无人能挑战，但党国体制决定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从过去的显性变隐形，斗争的方式有改变，党内政敌有可能从习的亲信入手，打击他的形象。秦刚事件就预示着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向。 秦刚桃色丑闻的传出，是在他十多天未公开露面后，在这之前，外界还真相信官方说的“健康问题”，然而不日即流传秦和某女主持人有染，而且还生了一个小孩。此时放出这种事情，很可能是了解秦刚私生活的政敌做的，意在逼习处理他。因为情人之类事情在党的高级干部里是一种普遍现象，没有情人才奇怪。习其实也应该知道这点。可若无人举报，就不成为问题，但有人举报，则会变成政治问题，从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习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有严格的政治要求，秦刚虽然是被习提拔的外长，也不得不处理。而习或秦的政敌抛出这个丑闻，就看习是否会处理他，若习保他，说明习在政治上对不同官员有两套标准，从而戳破习宣称的在权力使用上的公正性；若习不保他，则可能导致亲信不满。总之，习怎么做都是输的。 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等被查也说明，他挑选的人免不了腐败，因而对他而言是不可靠的。习对亲信的关键信息——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掌握。 有关党的高级干部信息历来极少透露给外界，致使对党内是否存在政治斗争及其程度要依靠传闻去判断。但从中共历史可知，习无法消除党内高层政治斗争，斗争不仅在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之间隐形存在，而且也会在他的亲信之间展开。作为习一手提拔的干将，秦、李在当下敏感期出事，会加重习对其亲信队伍的疑虑，加强对他们的监控，观察他们是否有不忠的行为，从而有可能会制造习和他的权力班子内部的不和，导致裂痕慢慢出现。这是反习者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未来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社会紧张态势加剧，不排除在习的权力集团内部还会出现人事变动，习和他的亲信，以及亲信之间，互相猜疑会增多，关键时候有弃船想法的亲信也在增多。可以说，习未来地位的稳固取决于亲信是否对他无条件的服从与支持，以及经济是否有好转和社会情绪的稳定。其中两人——总理李强和书记处书记蔡奇的角色又尤其突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防止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已经成为当下各国都开始认真注意的问题。香港过去25年来，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个案，说明这种渗透是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本来自由的社会变成一个专制的社会。我们作为香港沉沦过程的目击者，有责任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并让它广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 一、甚么是“白蚁精神”？ 中共在夺权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就忙不迭地计划要“取得全世界”。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组团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为使这些地下党安心在香港长期工作，周恩来总理派他的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这个团，向他们解释中共不急于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别的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1966）记录》，吴荻舟说：“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有油水，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维持现状这点上有一致的语言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从香港多拿几个钱，一年拿几十万。我们呢，要拿整个世界”。 如何透过香港拿到整个世界呢？吴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党要学习“白蚁精神”。所谓“白蚁精神”是周恩来的发明。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错综复杂，对内百废待兴，但香港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领导人的棋盘。周恩来便提出了“白蚂蚁政策”。资深中共党员（背影录音）：“白蚂蚁政策就是后来不知哪一年周总理去西双版纳参观，视察工作，那个植物研究所的人，带他去看一棵大树，推一推之后倒了，周总理觉得很奇怪，原来他说这棵树被白蚂蚁蛀通了，但它实际上仍像平时一样，即是说共产党要渗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蚂蚁”。后来周恩来就把这个政策称为“白蚁政策”，要中共地下党学习“白蚁精神”。 根据吴荻舟上述绝密文件，他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二、“白蚁”有甚么优势？ 中共提出用“白蚁精神”来“拿整个世界”，那么“白蚁政策”有甚么优势呢？笔者个人的理解，周恩来以“白蚁”来形容中共渗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为“白蚁”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隐蔽性：白蚁的工作方式比较隐蔽，人们难以从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经被蛀蚀。 2. 数量多：蚂蚁的特点是多，粤俚“蚁多唠死象”，即使庞然大物也最终会败于数量庞大的对手。 3. 时间长：蚂蚁不能一天之内摧毁敌人，所以地下党也要立足于长期打算。 4. 无声息：蚂蚁是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觉。 5. 侵蚀性：蚂蚁是一点点的蛀蚀它所寄居的建筑物，直至把它摧毁，它不会使寄居物轰然下塌（因而会引起人注意），却会使它弱不禁风（表面上丝毫无损，必要时可以轻便地摧毁它）。 周恩来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前，他已经发明了“布闲棋、放冷子”的渗透策略。“白蚁政策”，正是他的“闲棋冷子”渗透政策的另一个模式。所以，了解“布闲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于人们对白蚂蚁政策的认识。 根据熊向晖（一个周恩来亲自联系的地下党）的回忆：董必武对他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域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住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1941年夏，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而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见熊向晖：《周恩来的魅力》，载《周恩来的宰相生涯》中国当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汇出版社1992年，页35）。 从熊向晖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来在1949年前以“闲棋冷子”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部署“白蚁政策”来“拿整个世界”，则中共的野心和阴谋一也。 三、“白蚁”从何而来？ “白蚁政策”要成功的话，则这些“白蚁”在数量上一定要足够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么多“白蚁”足以去渗透、蛀蚀别人吗？有。不要忘记，中共有“打人民战争”的传统，连真枪实弹的热战场都可以发动群众参与，更何况没有直接生命危险的情报战冷战场。所以，据笔者所了了解，中共的情报工作有所谓“专群结合”的传统，“专”是指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 情报工作实行“专群结合”的原则，笔者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期间就有听闻。我入职时（1974年），《文汇报》的总编辑廖蔼文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负责收集有关香港的情报，为了工作方便调来香港，挂上《文汇报》总编辑的职务。为了掩护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脚处理编务，并负责“看大样”（报纸付印前的所谓“蓝样”）。廖总告诉我，我们（指中共）的情报工作是走“专群结合”的路线，“专”是指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群众性”的情报人员，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情报工作中的体现”。 “专群结合”的情报工作原则，就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大范围地铺开而不受经费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具备“面广点多、深入社区、不存在死角”的特点和优势，动员群众为中共收集情报，在情报工作上大打“人民战争”，这是西方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更是西方反间谍工作无法杜绝的优势。 这种“专群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传统，最近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调。2023年8月1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提到反间谍工作“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它强调：“在工作原则上，明确反间谍工作要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法律义务上，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援，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间谍行为’”。虽然这里提及的只是反间谍工作，但间谍工作显然也是走“专群结合”的原则和路线。这就说明，中共的对外渗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非专业的“群众性”情报人员。 了解中共情报工作是“专群结合”后，就可以解答数量庞大的“白蚁”从何而来。据笔者接触所及，“白蚁”，也即是“群众性情报人员”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种： 商人（大陆、香港、台湾、其他国家） 各种原因出国人士 大陆出国留学生 中共派出的媒体工作者 所在国的亲共媒体 在目的国的上流社会 在目的国的各式店主、店员 在目的国各类文职人员 在目的国各类社会活跃分子 在目的国流氓地痞 这十类人是笔者实际接触到的人而根据其职业及身份特征罗列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笔者无法接触到的就难以述说了。 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大都是非机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机构、重要公司的人事动态 知名社会人士的动态、家庭、社交及事业背景 重大社会运动的脉络、沿革、领导人底细 各个国家重要的科技发明及进展 这种“群众性情报人员”的好处是：人数多、网点广、隐蔽易（不易被察觉），较安全（出了事难以入罪）。 四、“白蚁”穴在哪里？ 数量庞大的白蚁必须有它们的洞穴，那么这些白蚁的“蚁穴”在哪里呢？笔者尝试以香港的具体经验，分析这些“蚁穴”的所在。 1.隐蔽的地下党组织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对于仍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条线”。根据当时广东省长叶剑英的部署，这“四条线”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线：公开的（也称“红线”），指打正旗号的左派组织如工会、学校、报纸、书店、电影制片、国货公司、银行、贸易公司、航运交通等； 第二线：半公开的（也称“灰线”），不打正亲共旗号，但实际是共产党组建的外围组织； 第三线：隐蔽的，分散在各行各业，政府部门，他们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关人员是所谓“白皮红心”，其成员可以是党员或名义上的“非党员”； 第四线：极其隐蔽，藏在敌人核心部位，与组织靠单线联系，数量极少（即周恩来眼中的“闲棋冷子”）。 （根据卢荻：《叶剑英情系港澳》，广东叶剑英研究会，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P11转引此文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找到）。 笔者必须说明，此文发表时，只提及“四线”，并没有具体解释每条线的内容，笔者是根据实际接触所得，把四条线的具体内容注释如上。笔者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所依据：1949年开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条线”，到了1967年左派发动暴动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几乎把所有中共几条线的特工都曝露了，逼使周恩来要紧急叫停。 根据上文吴荻舟女儿吴辉整理出来的吴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补充资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吴荻舟传达了周恩来三点指示： 1.这次斗争还要注意长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来，都使用上去，三线的力量不要暴露出来，不要使用。 2.已经打进港英要害部门的力量，不要动，比如飞机场已安上的点子，或在港督身边的点子，不要动。 3.安在美国机构和船上的点子不要动⋯⋯下略。 （资料来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35 引用） 笔者分析，第一点提出的“三线力量不要曝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白皮红心”人士，而第二、三两点提出的，应该就是所谓“四线”人物，位处“敌人”的关键部门，更不能动。 根据当年中共通过建立“四条线”的情报结构来渗透香港的历史经验，则今天中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多层次的渗透机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条线”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架构： 第一线：各亲共社团（由中共直接组建的、打正红旗的机构、媒体等）； 第二线：各“中美友好”组织，通过“美方”组织者身份来淡化亲共色彩（相当于香港的“灰线”组织）； 第三线：进入美国权力机构的美国“友共政客”（联邦及各州的参众议员），各亲共智库组织，各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华尔街、好莱坞、矽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团； 第四线：打入美国极高层权力核心的、与中共单线接触的人士。在这方面请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讲述，中国当局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美国权势核心圈内的老朋友”来影响美国政治和对华政策。翟东升这番话就证明了中共在美国部署了足以影响极高权力架构的“第四条线”（按：翟东升讲话全文见附录）。 2.公开的各类社团、学术团体 上述四条线，都有可能成为白蚁藏身的蚁穴，但毕竟能够有独立能力做外国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数，大量的白蚁是藏身在公开的社团的。根据香港的经验，社团工作是中共渗透香港社会的利器，也是能够最大量让白蚁得到藏身掩护并发挥其蛀蚀所在地的蚁穴。 2.1 数量庞大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在“社团注册署”登记的社团数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52,386多个，增幅约6倍。这个对比说明，港英统治香港150多年积存下来的社团不到9000个，但“回归”后在港共统治下的短短20年里这个数字就急升好几倍。这批数目庞大的社团绝大多数是亲共的组织，它们成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层力量。 何以见得新兴起的社团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这可从1997年前后香港社团的发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45年战后开始的。从1945-1995 这50年间，形成社团8695个，平均每年174个，也就是说，这是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但1997-2017这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00个，远远超过1997年前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则显然新的增长是有来自中共的“助力”。 2.2 种类繁多 这批社团，种类繁多，笔者尝试以“六同”来归纳它们：同乡、同姓、同学、同业、同好，同区，无法以“同”分类的，就以“其他”归纳，见下表： 五、中共对社团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团打造成为一支“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体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体呢？ 作为中共的“外围”斗争力量，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样化的： 在平常状态时，他们以“蛇斋饼糭”的形式，与反对派“争夺群众”； 在表决政策时，他们会根据中共对某一政策的态度，采取支持或否决政府的政策； 在地区选举时，他们会动员力量支持中共属意的候选人； 在政治动荡时，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援中共的观点和立场； 在斗争激烈时，他们会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吓或直接殴打反对派。 香港的这些经验，在美国也是似曾相识。社团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战斗意识强这三个特点，美国的华人圈子都能够感受得到。白蚁在这些社团里栖身，既得到掩护，也能够发挥腐蚀主流社会的作用。 说到白蚁渗透术，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党组织。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两个互不隶属的党组织，一个是半公开的“中共香港工委”（披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个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完全保密）。“工委”作为一个半公开的组织，统领中共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兼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动”（主要是与港英政府以及各国驻香港领事的关系），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准备（虽然早在1949年时中共已经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为了应付万一，它还是在默默地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于后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笔者也是在解读吴荻舟的笔记时才知道有后者（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00 首次提“工、城两委”，详细分析见该书第四章《六七暴动的指挥和组织机制》，页65-94）。 根据民主党领袖李柱铭的回忆，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后，李柱铭担心港英会提前撤离，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经告诉他，中共可以随时接管香港。他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不要太担心。北京已经把大约五万人输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业工作——行政部门、职业领域。如果英国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说，这些人就会顶上”。从这点可以证实，“城工委”的存在应该是持续到1997年为止。至于1997年回归之后还是否存在则笔者无从了解。 那么中共在美国有没有建立它的地下组织呢？笔者敢肯定地说有，只是不知道底蕴。事实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国的校园里建立“党组织”。那么全美国单是在校园里会有多少这样的“党组织”呢？我们不妨组略计算一下。 按照中共党员总数量（接近一亿）与全国人口（14亿）相比，党员占全国人口7%。中共在美国有30万留学生，假设留学生中党员比例同党员／全国人口比例一样（7%），则30万留学生中应该有2. 1万个中共党员。按照中共党章规定，每3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则理论上2. 1万个党员可以生成7,000个党小组。假设比较正常的党小组规模是10人左右， 则这2.1万个党员可以形成2,000个党小组。 这仅仅是我们可以合理估算出来的中共在美国的党组织数目，而且仅仅局限于美国大学校园，还有很多领域我们无法估算的，例如各类在美国营运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他们都会组建自己的党组织而这些组织，这些组织都构成白蚁的蚁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对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的渗透，就要慎防无处不在的白蚁。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前《文汇报》 副总编辑，驻京办主任。《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全文转自上报）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当中共的“东升”、“崛起”转化成军备扩张之后，中国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至于因为冷战而彻底消失。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 一、21世纪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 如果说，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相互较量，牵连到北半球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本世纪的美中关系已经变成了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从中国在2020年初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演习开始，中国持续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意图日益明显，加上中国不断出动海空军围绕台湾四周海域展开威胁，一场由中共点燃的冷战，事实上已经形成。 中共的意图不仅仅是企图统一台湾而已，也不仅仅是设法控制南海、为威胁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构造“深海堡垒”，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岛国，包括试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的达鲁岛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对外扩张意图，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展开了相应的应对型部署。虽然双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战这个词汇，但是，一种类似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新世界格局已经出现，把相关国家的关注点陆续吸引到这个方面。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国防预算，加强了对日本的西南列岛之防卫措施；随后，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开始合作建造潜艇，以应对中国从南海出发、日益活跃的潜艇活动；接下来，韩国开始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菲律宾也加强了美菲防务配合。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几年来，中共紧锣密鼓的扩军备战，已经改变了越南战争后从东亚到南太平洋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时也改变了美中两国自建交以来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来防范任何可能动摇东亚及南太平洋和平稳定的企图。 而另一方面，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并且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现了全球的“世界工厂”称号。那么，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究竟会有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还是经济全球化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或者两问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存在冲突 本世纪的美中关系与上个世纪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经济全球化之下，美中两国之间出现了互相的经济依存。过去几年来，虽然在区域防务方面，美中两国的军事对垒从不停步，经济技术方面，中国大规模盗窃美国技术的攻防也持续演进，但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似乎始终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美中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也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希望对中国大量出口的外国企业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当年的美苏冷战，是双方基本上在经济隔离状态下的对抗，美国选择应对方法比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格局，但新格局并不总意味着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直接冲突，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了某些矛盾。 当中共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强势姿态让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军事威胁，也担心区域关系紧张，可能导致海上货运的中断；此外，与中国有经济来往的国家，也会担心出口减少和本国公民在中国的处境。但中共似乎并不介意周边国家的这些担忧，北京事实上曾表现出一种“绑架”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企图。 数年前，中国的媒体经常强调，“世界工厂”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国如果想继续获得“中国制造”的产品，或者让“世界工厂”购买各国的矿物和农产品，就必须顺从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场，否则会在经济上吃大亏。这种“绑架”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对北京的批评，曾经一度禁止澳大利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北京试图用经济压力来展现自己的强势。 中共习惯于用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布局本身对低风险的高度要求。中共误以为，外企和外国政府都只在意一时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这种利益考量当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杠杆”来利用。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布局是跨国公司决策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最关心的不是一、两年内的利润，而是供应链的稳定、货源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制造的东亚不安全局面，构成了动摇经济全球化布局的客观效果。 三、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原来确实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而过去十多年来却陆续发生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外移和风险导向的产业链重新布局。如果说，17年前的外企撤资，主要是成本驱动的，那么，过去几年来的外企撤资，则与风险飙升直接相关。 早在十七年前，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企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开始迁出中国。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方针是“腾笼换鸟”，希望继续引进高科技外企来继续强化“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但最近几年外企撤资的动因，成本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回避供应链风险，却成了重点考量，因为中共的对外扩张战略使东亚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当中共把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直接挂钩时，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自然就会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总统大幅度提高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本来是想要通过施压，来改变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又频频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做法。这种策略并非真正的经济对抗，其实可以在协商谈判中解决双方的分歧。但是，中共采取了软泡硬磨的办法，始终不肯承认并终止盗窃美国技术的大规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的美国跨国公司，对白宫施压，逼美国行政当局放弃关税制裁；而美国公司那时也希望继续维持中国供应链。可以讲，关税问题并没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局。 然而，当中共摆出了增强武力、威胁台湾的强硬姿态之后，跨国公司终于意识到，在商业上把中国视为长期盟友的战略，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一旦中共的军力增强以后，跨国公司不得不随时面对中共制造紧张局势情况下自己的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严重困境。所以，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现在纷纷在筹划替代供应链，也就是供应链分散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但是，这些公司也在其他国家组建同类产品的生产线，一旦建成，跨国公司的订单就会从“世界工厂”分流转移。这就是中国的出口持续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间相互经济依存的质变 美中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经济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经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可以予取予求，即使军事和外交上摆出强硬姿态，西方国家也只能妥协让步。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论的思考逻辑。但是，当“东升”、“崛起”落实到军备扩张之后，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必然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许多外企为了自身商务活动的安全，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 此外，中国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中南海对国内经济架构四大板块（财政、银行、企业、家庭）严重的债务负担估计不足，而不少企业（比如恒大、碧桂园等）濒临破产时无法偿还外债，势必严重动摇中国的国际金融信誉，结果吓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双边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西方投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及大企业在中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曾经是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对立日益明显，以中共作为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感受到了高风险，因此开始逐步关闭它们设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而中国经济衰退造成了民营企业拖欠外债和无力偿还，让从事对华金融投资的西方投行看到了严重亏损的高风险，因此，它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迅速收紧。 这就使得中国在出口下滑的同时，又失去了来自西方的巨额金融投资（参见笔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篇与下篇））。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动人民币贬值的推手。虽然中国的央行可以让商业银行抛出库存的外汇储备来买进人民币，却只能短期内暂缓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余不多，缺乏长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能力。 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国投入了一万三千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汇来源，人民币汇率也不过五年内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从2021年的高点贬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日渐趋紧，拉抬人民币汇率的力道会越来越弱。可以想象一下，今后人民币还会有升值空间吗？对外企来讲，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压缩外企在中国经营的盈利空间，这会进一步产生“汇率驱离外资”之效。 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金融依存逐渐终止，以及大企业对中国高科技研发的利用逐渐撤除，意味着美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开始发生质变：“推手”离场，只剩下以中国内销为主要经营目的之外企继续在中国维持下去，如此便出现了商场上的“西撤东衰”。不过，美中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并不会终止，它只是从举足轻重渐渐变成聊胜于无。 五、21世纪美中关系的实质是经济依存中的对峙 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会因为冷战态势而彻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冷战被启动后就存在着不可逆趋势；而经济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结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当这样的跨国公司看清了冷战可以制止热战的本质之后，它们会尽可能长久地利用中国市场，其利用长度取决于利润空间。但是，每当中共在境外制造一次局部冲突，这些留在中国的外企就会受到一次震动；而它们对自身财产和利润汇出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它们的神经。 另一方面，中共摆出了对外威胁的架势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就不得不做好应对。事实上，中共除了加紧练兵以外，还在加快其核武库的扩充，试图用核威胁增强自己对美国的战略恐吓。这样，美国也只能加强防范北京核威慑的防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北京保持沟通，以避免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冲突升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战双方都需要随时保持外交沟通，越是局势动荡，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测对方的最终意图。当年美苏冷战从未引起双方的交火，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美苏都明白，彼此某种程度的信任之建立与维持，是各自国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准备上压制对手，则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当1969年中苏双方军队发生边界战争之后，苏联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打击北京，但最后仍然主动派出总理柯西金，以途径北京的名义，与中共展开机场谈判，设法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热度。这就是苏联从美苏冷战中学会的冲突防范策略之运用。中共虽然点燃中美冷战不过几年，现在也在学着使用这样的策略。 就美国而言，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中共在经济衰退大势既定的情势下，经受不起脱离经济全球化的沉重压力，因为中国已经无法依靠本国资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铁矿石这些基础战略资源以及饲料和油料这样的重要农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中共会希望保留现存的对外经济依存关系，同时也依然寄希望于西方投资的重新进入。正是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系，将决定未来美中之间那既谈判又威胁、既冷战又经济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九月中旬，习当局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称为“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这个历时两天的会议上，主要讲话人是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习近平称赞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办公厅、秘书长、秘书，“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经受了许多大战考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督促检查”、“大战考验”等词句，暗示秘书帮在监视各级官员、帮助习派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证实，习近平夺权，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过安排安插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厨师、专职护理等，监视监控其他高级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把秘书帮变成习派的眼线或卧底。 于是，这回的“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蔡奇和习近平试图把相关经验推广到全国，令秘书帮进一步把全国各级官员都监视监控起来。明确要求他们：胸怀“国之大者”（指习近平），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习当局保持一致）。要强化政治担当，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实政治责任，云云。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倚重秘书帮，明确由他们来监控各级官员和将领，既是习派的一贯做法，也有当前的权斗背景。习近平强行进入第三任之后，反习、叛习事件不断，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统的弃暗投明（秦刚大案），更有军方的弃暗投明，包括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等高层（如李尚福大案），尽都涉嫌所谓“里通外国”，即弃暗投明。证明习时代党心、军心不稳，官员党员口服心不服，普遍离心离德。 近期有各方报道，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书告密，告他有反心或里通外国。习近平闻讯，急忙行动，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包括李玉超（火箭军司令员）、徐忠波（火箭军政委）、魏凤和（前国防部长、火箭军首任司令员）、张振中（火箭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刘光斌（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火箭军首任副司令员，自杀身亡）等火箭军高层全体覆没，竟毁在一个小秘书手上。 说到秘书帮，其实，蹿升高位的习家军中，出身秘书者甚多。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等，尽都当过习近平的秘书，竟齐齐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层面；但在习近平面前，他们的实际地位低微，如跟班、如仆从、如跑腿的办事员，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让秘书当眼线，类似历代专制王朝的监军；但秘书帮更类似历代王朝的宦官阶层，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兵的将领，也不是行政的官员，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竟成为朝廷中的第三势力，偶尔还凌驾于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现宦官当政，往往预示王朝没落、走向毁灭。诸如秦二世时，朝廷大权落入太监赵高之手，秦朝也亡于赵高之手；东汉末年，出现“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内乱不止，演变成天下大乱；明朝后期，有太监魏忠贤专政，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覆灭的分水岭。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起用、重用、倚重秘书帮，其实质，就是太监政治的复活、宦官政治的复辟。表明，饱经专制政治的沉疴和演绎，红朝也终于走到这一步：太监当道，宦官把政。不仅从现实危机上、也从理论逻辑上证明，当今的习时代，极可能就是共产红朝的末期，正步入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最后时期。 一党专政的中国，曾经历改革开放，曾实行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竟遭习近平一手破坏、一夕复辟，重新搞起一人独裁。习近平复辟轻易成功，本身就是红朝气数将尽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共产中国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终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因为秦刚﹑李尚福及火箭军高层接连出事，甚至牵连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关于中共高层内部路线斗争之说，又甚嚣尘上。传说曾庆红在北戴河发难攻击习近平，近日又冒出迟浩田坐阵助威的消息，中共内部路线斗争，已趋于白热化。 先前我提到中共红二代及老人帮们有反习倾向，很多人嗤之以鼻，现在看来，这种倾向不但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习近平如权倾天下，不可能自已动手翦除自己的党羽，秦刚是他提拔，张又侠是他儿时玩伴，李尚福是张又侠马仔，翦除秦刚张又侠，等于折损自己的统治实力，习近平不会蠢到咁交关。 如相信习近平权倾天下，又怎么会发生外交与国防大地震这种灾难性后果？这是说不通的，一定有一种习近平不可抵抗的政治力量，迫使他走到这一步。 中共百年大党，几番病危几番复活，不是浪得虚名的，他们有一套自我求生的密诀。最高领导权一代代更替，若每一届各干各的，在组织架构上没有任何分权与制约的安排，那中共也不可能挨到今日。在中共最高层，一定有一些内部机制，规定好权力边界，到关键时刻有现成的规则可以引用，避免党栽倒在一个人手中。 把最高权力交给习近平，既要放手让他用权管理党政军，又要防他一手，以免他滥权胡来，刚愎自用，损害党的根本利益。因为党的利益就是红二代与老人帮的利益，党受损就是他们利益受损。 这种监察与节制的机制，一定有严格的分寸，不能造成垂帘干政，不能事事过问，导致集中领导被削弱，从根本上损害党的统一与长远的利益。习近平做了十年，形格势禁，迫使老人帮同意他修改宪法，废除换届之设，让他“再接再励”完成中共社会主义复兴之路。 这是习近平得以全权组班﹑尽揽旧部﹑任人唯亲的原因。政治局常委全是追随他多年的部属，政治局委员除各路诸侯外，只有个别不同派系的人，军中高层几乎清一色换成他的亲信，遂形成党政军一把抓的格局，风头一时无两。 不难想像，在习近平与老人帮之间，有一些既定的规则是彼此必须遵守的，这些规则划定一些红线，不过红线，一切由习自行定夺，过了某些红线，权限就归到老人帮手上，那时习近平即使不愿与不服，也得依规则行事。若非如此，曾庆红凭什么发难？ 中共省部级人事都由习近平拍板，但不管谁犯下严重政治错误，为党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甚至出卖国家机密，结党营私搞小集团，那时老人帮就可依规则干政。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人独断专行，包庇内奸，中共变成习近平的小朝廷，老人帮只能同归于尽。 中共百年大党，有老毛老邓这些盖世枭雄奠基，这些人中枭雄都叱咤风云，有阴鸷防人心态，诡计多端，深谋远虑，他们必然为他们身后的党留下一些“护身符”，一些保证党正常运作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暗中运作，外界无从得知，习近平表面指点江山，享受崇拜，但他并非一手遮天，党内对他的约束与监察，自有一套不见天日的机制。 这便可以解释，习近平在内忧外患之际，竟然动手翦除自己的党羽，破坏个人威望，打残亲信部队，损折内部士气。此后，他如何重整队伍，重建威望，都变成是他一人的难题了。 如果秦刚李尚福们触犯了政治底线，证据确凿，历朝定下的规则又不可抵抗，习近平也只能挥泪斩马谡。先办了秦刚，又扯出火箭军，再牵连李尚福，最终又把张又侠搭上了。 整顿了外交部与国防部，政治局常委还原封不动，习近平的权力基础还在，但因此番受挫，习的政治路线备受质疑，他被迫调整美中关系，算是作了一点让步。大陆内部的政治压迫，对台武统的威胁，这些都是老人帮们无法否定的，对外放软手脚，对内严加镇压，经济救不起来，统一做不下去，现在就成了不死不活之局。 以习的虚骄强横，当然吞不下这口气，但形势比人强，最高规则不能一脚踢翻，这一场斗争，使党内老人帮趁势崛起，更涉及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共的路线斗争，到最后都是你死我活之争，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始。 老人帮有没有能力扳倒习近平？在没有谈扳倒之前，先要谈何人足以代之。遍观政治局常委与委员一级，已不见扛鼎之智勇者，交到一个不济的人手上，中共会死得更快。说到底，今日国事蜩螗，难就难在这里，迟也迟在这里：一个党的末路，就是从人才凋零开始的。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依据“新华社”9月26日报导，2023年是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年。为全面介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生动实践，增进国际社会了解和理解，凝聚广泛共识，更好与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的抄袭与剽窃 如果“以掲谎代替批判，以事实颠覆宣传”来讨论这份白皮书。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长达2.2万字的白皮书，堪称21世纪的“鸿文废论、旷世渣文”。因为白皮书宣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时空的、普及宇宙的，是为人类未来命运“指引明灯”的，但是，全篇没有一个字是真话！看起来应该是“全国征文比赛”选拔出来的“肉麻冠军作品”，目的是对习近平表忠、献媚、跪奴，为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宣传造势。 必也，正名乎？“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由前总统李登辉在1992年以后多次提出来的，当时主要称为“生命共同体”。李前总统是在以“以台湾主体性”(Taiwanese subjectivity)为核心理念而重建“台湾认同”的脉络中提出来的。作为一种“概念丛结”(conceptual complex)，李登辉的“生命共同体”是与“社区共同体”、“国家生命共同体”、“新中原”、“心灵革命”…..等等概念一起使用的。所以，习近平抄袭了李登辉。如果中共要骂李登辉是台独份子，那么习近平也是一个台独份子。 而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词语，是由现今流亡在阿根廷的中国作家李陨石(Li Yun Shi)，于2006年3月发表的一篇《大同宣言》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所以习近平也是抄袭李陨石的。换言之，习近平的抄袭，表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抄袭主义”。 告别中国，世界才有出路 这份白皮书说，“10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的就是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为彷徨求索的世界点亮前行之路，为各国人民走向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共用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方案”。 实际上，这份空大无边、满纸荒唐的白皮书，除了展现“义和团”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气势之外，全篇都在浓妆艳抹、欺世盗名。实际上，中共的体制早已恶名昭彰，人权纪录的排名吊在世界车尾。依据纽西兰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评量倡议”(HRMI)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国在多项指标上都是世界上人权纪录最差的国家；在免于公民滥捕方面，只比哈萨克斯坦略胜一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肮脏纪录”，证明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和地位，来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没有资格“为彷徨求索的世界点亮前行之路”！实际上，人类的真正方向只有“告别中国”、“远离中国”，世界才有出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人类烂尾共同体” 习近平通常以“一带一路”作为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表作。实际上，“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以高利息贷款给一些发展中国家，然后由中国企业承包基础建设，雇用的是中国的移工(境外务工)，协助这些接受贷款国家兴建机场、港口、公路，还包括酒店、赌场等等，。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企业承包的工程要不就是工程烂尾、破坏生态、经济效益不彰而亏损，要嘛就是这些受援国家无力偿债而陷入债务深渊。依据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国与全球发展倡议”(GCI)计画所发布的论文，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下对非洲的投资总额已跌至20亿美元以下；2022年更跌至9.9亿美元，创中国近20年来对非洲借贷的最低纪录。换言之，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人类烂尾共同体”！ 实际上，中国早已陷入“塔西陀陷阱”，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人会相信！因此，所谓“中国方案”，只是一项“适合中国人自己去执行的方案”；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方案”可以成为“世界方案”! 是“风雨同舟”？还是关押滥捕？ 白皮书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然而，最近证实一个消息是，失踪六年(自2017年自新疆前往北京之后就音讯渺茫)的国际知名维吾尔“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已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在此之前的2014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维吾尔族经济学家、对中国新疆政策持谨慎批评态度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也被中共以分裂国家罪被判处终身监禁。这种对维吾尔族人的“文化灭绝”恶行，又怎么解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段说辞？这种在我称之为“系统性的中国特色的种族灭绝”政策，又如何解释“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段鬼话！？ 最近的消息也证实，积极在“中国#MeToo（#我也是）”运动中宣扬保护“女性受害者”的独立记者黄雪琴，以及她的朋友、劳工维权人士王建兵，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在此之前，今年4月，中国最著名的两位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分别被判处14年和12年监禁等等。这些劣行恶迹，又怎么解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冠冕之词呢？ 中国唯我独尊的霸权行径 白皮书说：“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实践稳步推进，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打破了个别国家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反映出中国对人类发展方向的独到见解，对于推动各国团结合作、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这段话其实就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斥责美国。所谓“利己主义”就是指控美国的“单边主义”，所谓“保护主义”就是抨击美国的贸易战和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南海军事化，最近更在黄岩岛海域附近设置“浮动屏障”，公然阻却海上航道，严重违反国际法，更侵犯了菲律宾渔民正当的捕鱼权，试问，是谁在搞“唯我独尊的霸权”？是谁肆意妄为的在搞利己主义的冲突与对抗？ 超时空、全宇宙的漫天大谎 白皮书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已经在国际上凝聚起团结合作的广泛共识，汇聚起应对挑战的强大合力。展望未来，这一理念必将焕发出愈发鲜明的真理力量、更为彰显的引领作用和超越时空的思想伟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美好愿景”。 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成“制造世界各国‘债务陷阱’和‘烂尾基建’的新殖民主义”！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共已被视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共犯”；中共最近公布的“新版地图”，把90%的南海划为中国领土，已被视为“21世纪主权圈地运动”；中共在台湾海峡不断加大军机扰台的武力威胁，已被国际视为“天天都想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如此行径，又如解释“为人类社会开辟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美好愿景”这种“超时空、全宇宙”的漫天大谎？。 2万2千个废话 白皮书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美好愿景，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只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行天下大道，向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一起来规划，一起来实践，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是21世纪最恶心的作文比赛冠军作品。全文虽然洋洋洒洒2万2千字，但却是“2万2千个废话”！读完之后，鸡皮疙瘩掉满地，而且扫也不完！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杭州正轰轰烈烈举办亚运会，据网上消息，中共花费三千亿巨资来办这一场国际赛事。视频中看到，整个杭州城修成一个未来城市，到处是标新立异的建筑，到处是高科技的城市奇观，开幕式也搞得如梦如幻。 亚运是地区性的赛事，规模与奥运不可同日而语。2008年胡锦涛办奥运时中共如日中天，美俄等大国领袖俾面出席，豪华程度令全世界瞠目。到习近平办冬奥，国势江河日下，场面已寒酸很多，这一次杭州亚运，来凑热闹的元首小猫三四只，失礼死人，还要花巨资装点门面。国势日薄西山之际，搞这么一场大龙凤，只是聊补年来的落寞心态而已。 为这场亚运，政府不惜工本大投入，连厕所都以高科技装潢门面，供饮宴的场馆，将江南山水搬上餐桌，志在让亚洲各国来的土包子，见识盛世中国的奢华。 与此同时，比赛场馆观众席上，却全是召募而来的国企员工，普通市民只好在家里看转播。就连为朝鲜队打气的啦啦队，都不是朝鲜人，而是中国人扮的。 有两个东北老乡自费去看亚运，坐地铁时才发现整列地铁只有他们两个乘客，原因是杭州人都被命令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外面交通要道上，五步一个警卫，车辆都被限行，整个杭州城，与其说在办一场体育盛事，不如说正在实行戒严。 一面是对外炫富，一面是与民为敌，这样的体育赛事，不是为杭州人办的，也不是为中国人办的，也不是为亚洲人办的，只是为习近平一人办的，让他过瘾而己。 这完全颠倒了体育运动的初衷，失去全民参与﹑提高竞技水平﹑增强国民体质的正常目的。当杭州人被禁锢在家里，不能现场观赛，不能提振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这场花三千亿打造的亚运，只供习近平一天“自嗨”。 三千亿志在炫富，这种爆发户嘴脸，正是自卑与浅薄的表现。把人民拒于赛事外面，证明主办亚运只是习近平打造国家体面的政绩工程，与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样的体育盛事，完全颠倒了我们对运动与竞赛的认知，而场上参与赛事的选手，也只是党妆点门面的工具。 为什么一场花巨资打造起来的体育竞赛，不能让民众参与？莫非全城热烈投入，场场门票卖清光，街头巷尾万众同乐，政府反而失望？其实也不是，地方官防民如防贼，只是担心一个不小心出什么差错，上头怪罪下来，自己官位不保。只要整场赛事平安渡过，没有发生死人坍楼的事故，那三千亿就值回票价了。 中共之土豪奢华，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讲究大排场﹑大花费。在西安就打造一座仿唐宫殿在餐桌上，在杭州就打造一个江南水乡在餐桌上，在北京就打造一个黄河长江的国土在餐桌上。餐桌上没有壮丽河山，就不成其为国宴。 世上有什么人吃饭饮酒，要对著一桌假山水才有胃口？一张餐桌大到无伦，同时进餐的宾客连彼此五官都看不清楚，侍应把食物送到每个人面前，每个人把食物送入自己嘴里，如此的饮宴类似体罚，完全颠倒了饮宴原有的放松自在﹑亲善交流的目的。 饮宴的目的颠倒了，基建的目的也颠倒了，竞赛的目的也颠倒了，假的当作真，丑的当作美，恶的当作善，这正是刀郎《罗刹海市》描绘的景象：“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这个国家的一张皮，剥下来又剩了什么？ 亚运不过一个月热闹，曲终人散后，所有的场馆设施都只能留著喂蚊子，江南水乡的大餐桌转眼变成废园，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裁员减薪方兴未艾，经济疲不能兴，崩溃之说甚嚣尘上，最近堂堂天津市政府因为财困，竟然要去向寺庙方丈化缘——三千亿办亚运，不如拨一百个亿给天津，以救无米之炊？ 炫富是一种心理病，真正有钱人家是不屑于炫富的，他们讲究生活已成习惯，不需要靠表面摆设去医治自卑感，我们几曾见过美英法日这些早已发达的国家炫富？杭州亚运奢华无度，令人想起河北涿州灾民的餐风宿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记唐之盛，不提唐之衰，历史铁律昭昭明甚，正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从本世纪开始，中共当局悄悄地逐步改变对外国策，从“卧薪尝胆”渐渐变成了对外扩张；它除了扩军备战之外，还在地图上作出扩界修改。今年8月28日中国的自然资源部公布了《2023年版标准地图》，这是以往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系列擅自修改地图、变更国界行为的延续。这次修改国界，分陆界和海界两部分。在中国军力不断威胁东南和西南邻国之国家安全的背景下，这次中共更新标准地图，不仅引来了陆地接壤国印度的抗议，俄国也强调，应以两国已有的划界条约为准；而南海海域的相关国家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汶莱和尼泊尔则纷纷抗议。 修图扩界，若偶尔为之，犹可酌议；倘频频不断，便疑窦丛生。中共建政以来，玩弄国界争议和擅赠国土之事，其实屡屡发生。那今年的这张官版地图，疑点何在？这是第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为何有疆无界？这个问题乃是如今中国边界争议的根源。再次，中共多年来又是如何玩弄领土政策的？剖析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共当局对国土和边界政策的真正意向。最后，中共圈占南海的所谓“九段线”，它符合国际法吗？为何中共当局把这条U型虚线，先从“十一段线”变成“九段线”，现在又变成了“十段线”，国界能如此随意地乱画吗？本文逐一加以分析。 一、中国的2023版新地图，疑点何在？ 中国官方最新颁布的《2023年版标准地图》，将钓鱼台、南海诸岛、黑瞎子岛以及中印有争议的藏南和阿克赛钦地区，都纳入其版图内，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幅成长，超越了加拿大而成为全球仅次于俄国的国土第二大国。即便不考虑历史上中国与邻国未解决的领土争议，单纯就事论事地分析这张新地图，起码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的疑点，即中国的国土为何出现了新面积，新领土又从何而来？ 首先，这张新地图计算出来的国土面积，突然多了85万平方公里，其从何来？第二，这张新地图是中共与相关国家签订新的边界协议的结果吗，哪个国家突然让给中国一大块领土呢？实际上，过去几年中，中共并未与任何周边国家达成边境划界协议，没有任何国家出让国土给中国；相反，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边界纠纷，双方甚至动用棍棒，大打出手。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讲，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这是建政初期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当时的地图计算出来的。那现在多出来的85万平方公里是怎么回事？中共官媒的解释是，1992年中共通过卫星测绘，得到了更精准的国土面积数据，所以就多出来了这么多国土面积。1992年的测绘结果，为什么20多年前不及时公布呢？这有两种可能，或者是1992年的测绘结果不过是个托词而已；或者，中共在1992年时觉得国际形势不利，不愿公布，现在中共自认是“东升西降”，于是连国土面积也自我夸大了。 中共关于1992年的测绘结果这个解释当中，还隐藏了两个不肯交代的细节。其一，中共有很多尚未划定的边界，这些地区与邻国之间其实没有准确的、双方正式认可的边界，只有双方实际控制区，比如与印度的边界地区就是这样。中共这次讲，新的国土面积是精准的，这一说法其实并没有与邻国之间边界协议那样的国际法上的可信度，因为不少边界地段的交界区如何划分，双边在各说各话。 其二，中共过去70多年中，与一些国家划定了边界，其中有的地方，中共得到了一点领土，有的地方中共放弃了一些领土。既然中共不交代它放弃了多少领土，就没办法讲清楚，为什么现在中共宣称的领土只增不减。举一个中国领土减少的例子，1962年中国和蒙古划界的时候，中共放弃了历史条约所规定的35,500平方公里领土，而这个数字以前从未从960万平方公里扣除。 这张2023版新地图上，中国多出来的领土，其实是中国政府单方面自行划界，强行把与某些邻国之间有争议的土地，在地图上圈定为自己的领土。这样的做法自然加剧了中国与邻国的矛盾，中印关系就是如此。 二、为何中国会”版图略定，国界未决”？ 中国的地图有一个特点，它虽然有版图，但很多地段与邻国的边界都是虚线。所谓的虚线，就是“未定界线”。“未定界线”的含义是，国界两边的国家虽然有一个大致的疆界共识，但国界具体的地理标识未经双方勘定，更没有精确的经纬度地标。因此，这样的所谓国界，其实有待双边政府友好协商，逐步勘定并设立界标。 这种状况是历史的产物。清朝承续了中国的儒家文化，皇帝的“天下观”即《诗经》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天朝观念里，皇帝只看重边疆的藩属是否归顺天朝，却轻视疆土之划分，因此皇朝往往是有疆无界。而近代以来，外国利用了清朝的这个疆域特点，不断蚕食清朝及其藩属国的疆土，用国际条约割走了大片领土。而这样的领土条约，往往都是大致在地图上划一条线，并没有沿线的精确坐标，因此给中华民国留下了大量的边界纠纷。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先有军阀割据，后有中共内乱，国民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处理边疆划界的复杂问题。二战结束后，苏联策动外蒙古独立，并造成了中国北方疆域大范围的未定边界问题。而印度与中国的边界也未曾完全界定，中共建立政权后，地图上西藏与印度的交界地区一直用虚线，即“未定界线”。 中共最近几年擅自把中国与印度有争议的部分地区，直接划入中国边界之内，在地图上采用了实线标注，即“确定界线”。这样的做法其实不自今年始，2016年就这样做了。这说明，过去差不多十年来，中共开始逐步实施对外扩张战略之后，它就越来越藐视邻国，也不在乎邻国对领土争议的态度，完全采取了霸权主义式的一意孤行态度。 那中共对周边邻国的态度，是不是一贯都采取霸权主义姿态呢？其实不是。中共建政以来的领土政策究竟是什么？所谓的“祖国领土，寸步不让”，那只是欺骗国人的，中共长期以来对边疆地区国界划定的方针，简单来讲，就是势利主义。所谓的势利主义方针，即划界服务于政治需要，“看人下菜碟”。 中共刚建立政权时，完全仰赖苏联的援助和保护。所以，老毛做任何事，都要看苏联的颜色行事，对苏联的其他仆从国也非常客气。当时中共的邻国一共是12个，其中4个属于苏联阵营，即苏联、北韩、蒙古、越南，其他8个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共的领土政策是，对苏联集团的国家，领土问题完全回避不碰；对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哪个国家对中共不太买账，中共就会制造领土争端，甚至发生武力冲突，跟印度就是这样的。 三、中共如何对北方大国玩弄领土政策？ 在斯大林时代，虽然北洋政府与苏联有边界条约，但在新疆北部、蒙古西部，中共建立政权后与苏联的国界，实际上有些地段是三条线。中苏边界全长约7,600公里，东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但北洋政府与苏联的边界条约，完全无法约束苏联，从北洋时期到中共建政，中苏在西北的边界一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三条线”。所谓的“三条线”，第一条是指历史“条约文件”划定的边界线，深入苏联；第二条是苏方提出“历史形成线”，稍微靠近中国的范围；第三条是“苏军实际守卫线”，那是中苏之间实际上的界限，却远离历史上边界条约规定的疆界。 那这三条线之间有多宽呢？从“条约文件”划定的“第一条”边界线，到现实的“苏军实际守卫线”，中间最宽的距离是一千多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原来，苏军从边界条约规定的“第一条”边界线，把“中国控制区”挤压到这么远；而“第一条”边界线与第三条“苏军实际守卫线”之间，便是“条约文件”上划定的中国“领土”上、被中共默认的“苏方实际控制区”。中共一直对国人隐瞒这个真相，因为建国初期它怕得罪苏联。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老毛与苏联的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双方翻脸，1964年中共才开始提出，与苏联要“核定边界线”。中苏双方对照各自的边界地图，确定了19块争议地区，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彼此确定争议地区以后，本可进一步展开讨论，但老毛的“政治头大症”发作了。 这次谈判在中苏东段边境的划定方面进展更大，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4,200公里边界线基本上达成一致。1964年6月底苏方代表团向莫斯科报告，建议草签协议。但7月10日老毛突然决定，外交上要对苏联“采取攻势”，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边界谈判，不谈拉倒；于是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表示，要算算沙皇俄国“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都划过去”的旧账。他当然知道，这个“旧账”扯不清，“新帐”的谈判自然会被推翻。但老毛不在乎国界划界是否能推进，他要的是自己“出风头”。这次边界划定谈判，就这样被老毛“玩”没了。 如今中共和俄国的关系变成相互依赖了，中共又开始有点“得瑟”了。这次中共公布的新地图，就把俄罗斯的一小块领土划到中国境内了。2022年的中共官版地图上，中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界，用的还是代表“未定界”的虚线；但2023年的新版地图就把这段界线改成了实线，即“确定界线”，尽管过去一年里中俄两国并没签订新的边界条约。所以，那段未定边界被中共擅自篡改了。按照中共的新地图，在中俄边界的东北角的黑瞎子岛，按2004年中俄双边签署的《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其主权一分为二，中俄各一半；现在中共的新地图把这个岛属于俄罗斯的那一半也划到中国国界里了。这就是中共又在“玩”领土政策了。 四、南海海域U型线到底有几段？十一段还是九段线？ 中国的中学生上地理课时，都知道南海有个U型海疆线，西到越南近海，南到马来西亚近海、东到菲律宾近海，其中的袋型海域被9段虚线，圈成了中国“领海”,俗称“九段线”。其实，“九段线”源自中华民国1946年在地图上画的“十一段线”。 1946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聘用西北大学地理系郑资约教授，以内政部专门委员的身份，考察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定，郑资约是在地图上南海的范围里，用“U”形的11段虚线，圈了上述海域。当时郑资约所用的地图属于小比例尺地图，整个南海在图上面积不大，所以他用11段虚线就圈出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如果地图是办公桌那么大的大比例尺地图，就可能要用100多段虚线了。郑资约画的这种粗略的图上标示，没有经纬度坐标，实际上无法明确虚线所代表的精确位置。当时没有国际海洋法，南海周边各国尚未独立，它们的宗主国不关心海上边界问题，因此中华民国用“U”形虚线在南海上圈出主权海域，并没发生国际争议。 这“十一段线”的概念，被中共建国后接收；然后，中共宣称，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其实，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开始采用“十一段线”的地图标识，到现在才77年。然而，1965年之后，中国的地图上，“十一段线”偷偷地变成了“九段线”。这是因为，中共这一年悄悄地把海南岛西面的白龙尾岛，连同岛上的中国居民，送给了北越，其目的是，收买北越当局为中共攻打南越。白龙尾岛原归广东省管辖，岛上居民从民国六年开始从海南岛陆续移居过去；1934年广东省政府还派专员到该岛视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发表在广东省政府的出版物上。 白龙尾岛位于海南岛和越南的中间，大致上就在“十一段线”上，当这个岛被老毛送给北越之后，白龙尾岛以西直到越南的海域，就变成了越南领海。这样，中共相当于把“十一段线”上靠近越南的两段线所代表的岛屿和海域，都送给了越南。这个阴暗交易，中共从没告诉国际社会，更不告诉国人，它只是把官版地图上的“十一段线”的那“U”型左半边最上面的两段偷偷抹掉了。在中共的词典里，从此再也不存在“十一段线”了，只剩下“九段线”。 不过，“十一段线”也好，“九段线”也好，从1994年起就在国际上作废了。因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中国是签字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这个公约与南海归属权有两点相关：一，领土外12海里为一国之领海；二，涨潮时会被淹没、不适合长期居住的礁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因此，国际海洋法公约事实上否定了中华民国1946年用“十一段线”把南海300多平方公里海域圈为领海的企图；而中共继承的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自行宣布的南海主权，也相应失效了。换言之，南海的大部分海域，除了西沙海域少数几个有渔民长期居住的岛屿及其领海之外，其余海域1994年以后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就成了公海。 中共对国与国之间的领土和边界问题，采用的是势利主义方针，中共对国际法也同样如此。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时，中共还很弱，所以它随大流投票支持这一公约。而十年前中共觉得它羽翼丰满了，就开始公然践踏国际海洋法公约，筹划控制南海，以作军事用途，在南海的7个暗礁上大规模建造了人工岛和海军基地。菲律宾2016年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国际司法仲裁，当年7月12日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案做出裁决，否决了中国的领海主张。国际法庭认为，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之后，这个国际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否定了中国关于南海主权的说法；中国对“U”形虚线（中共称为“九段线”）范围内海域拥有主权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无论争端方是否参与，法庭的裁决都具有确定性和约束性。 今年中共又通过新版地图，在国际法方面玩弄它的一贯伎俩，把从1994年开始就失效的“九段线”改成了“十段线”，特地把台湾的东部海域，圈进了中共的海域。本来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在地图上画“十一段线”时，还没有国际海洋法，而“十一段线”只是用来圈南海水域的；但中共现在把来源于“十一段线”的“九段线”改成了“十段线”，就变成是圈太平洋海域了。这不仅偏离了“九段线”原本的含义，也成为在地图上乱画定界的劣行。这是中共的势利主义领土领海政策的又一次表演。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