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3年對中國來講是非常弔詭的一年，三月由李強擔任總理的新內閣上任，不到七月個時間，已經有四位重要部長被免職，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被免職、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被免職、科技部長王志剛被免職、財政部長劉昆被免職。更不幸的事，同樣三月才卸任總理的李克強因心臟病突發死亡。 生老病死原本是人類最常態的過程，但放在中國，尤其是官場而言，更充滿神秘與想像空間。李克強成為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自然死亡」中年紀最輕者之一。 成為中國黨與國家領導人之後，由「中央保健委員會」來負責黨與國家領導人們的身體健康，這個委員會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來管理，現在是蔡奇負責領導。 根據網上資料，2023年中國中央保健委員會預算是164億8千萬元，用於不到一千人的中央領導幹部（含退休黨與國家領導人）平均每一位醫療費用高達164萬。從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長王敏清的回憶錄「搶救國家領導人的經歷」一書中，講述搶救十世班禪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都是心肌更塞的幕後故事。 1989年1月9日，十世班禪搭專機到西藏主持開光大典，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習仲勛送行，習跟班禪說：「這個季節西藏缺氧嚴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性急，要勞逸結合。」班禪回：「開光大典是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死也瞑目。」習仲勛：「佛祖不要你走、馬克思也不要你走，」並送一隻德國牧羊犬給班禪。1月28日上午8點50分北京保健局長王敏清就接電話說班禪凌晨四點發生心肌梗塞，溫家寶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任搶救組組長，吩咐要組織最好的班子、帶上最好的搶救醫療器具、以最快速度赴西藏搶救。搶救組到達拉薩已經是下午5點20分，再轉小飛機到達日喀則是下午6點20分，距離病發已經超過14小時。搶救小組用盡一切可能奏效方法，心臟有微弱的蠕動，但班禪始終沒有恢復呼吸，8點16分放棄搶救。 死後也很多傳言，51歲十世班禪在新宮不明不白的突然圓寂，繪聲繪影，甚至有政治暗殺傳言不斷。 回憶錄也提到搶救胡耀邦，1989年4月8日，場景是在懷仁堂開政治局會議，胡耀邦突然站起來說「我胸悶，難受」要離開會場，趙紫陽問：「是不是心臟病，千萬不要動，趕快坐下。」除了通知保健局以外，現在問誰帶了保健盒？恰好江澤民帶了，給了胡耀邦硝酸甘油片，加上現場處理之後就送醫院，檢查證實是心臟病，因為搶救及時，病情恢復平穩，不存在立即性的危險，但4月15日就傳出不幸逝世的噩耗。後續人民因為對當時經濟改革所造成的亂象不滿，藉由紀念胡耀邦，引發天安門事件。 官方公布資訊：李克強在上海休息突發心臟病送醫，經全力搶救無效。以李克強的身份，中共中央會配給生活秘書，有保健、有政治、有負責生活等秘書，加上上海醫療與中共中央搶救組的預算與裝備，可以搶在第一時間處理類似如胡耀邦。因此李克強的驟逝，在現在的中國政治氛圍中就會更多傳說。 雖然中共黨與國家領導人身體健康是最高機密，但外界知道是李克強宿疾是在肝而不是心，況八月底李克強參觀甘肅莫高窟，氣色相當好，笑容滿面，向民眾揮手致意，更深受現場民眾歡呼擁戴。與中共長期以來對退休的黨與國家領導人的潛規則不符，退休之後，不能公開活動、禁止寫回憶錄，因為中共領導人下台之後，被認為不僅退出政治舞台，也應該同時退出歷史舞台。尤其是習近平新時代，只有老大、沒有大佬的存在。 李克強任期最後，在經濟政策上與習近平明顯不同調，更誠實公布六億人每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幣，全國竟有六億棟房屋等發言，加上李克強任內最後一天說：人在干、天在看、蒼天有眼。似乎不是在做政治生命的句點。如今生命已經划下句點，所有的疑惑只能留給中國人自己尋找答案。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被指在上海「休息」期間，26日因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27日凌晨在上海離世，享年68歲。海外網上一片質疑，紛指與中共內鬥有關，甚至有不少人認為是習近平暗殺了李克強。 筆者認為，習近平不至於要暗殺李克強，但他試圖以抓到的把柄威脅李克強，以徹底清除李克強退位後的影響力，或準備將中國經濟下行的責任甩給李克強，這是有可能的。 官方指李克強在上海「休息」，實際上是不是有中紀委的工作組和李克強談話？如同中共元帥陳毅之子、安邦集團關係人陳小魯，2018年2月也傳出因急性心肌梗死，在海南離世。由於有安邦被當局接管，董事長吳小暉被帶走在先，網民對陳小魯之猝死同樣眾說紛紜。 如果有被談話這種可能，李克強因為氣憤而突發心臟病，就不奇怪了。 盤點發現，多個細節顯示，李克強生前確實在被「剪裙邊」（逼迫），親信舊部紛紛落馬或失勢。甚至在習近平的大秘李強上任總理後，兩人疑似聯手對李克強施壓。 李克強六年前被「剪裙邊」 一直剪到卸任後 李克強最早被剪裙邊的對象是大秘楊晶，事情發生在2017底。官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院長的楊晶，2017年10月落選新一屆中央委員，2018年2月24日受到留黨查看一年、行政撤職的處理，降為正部長級。 據港媒報導，原先當局對楊晶的方案是他會被降級和撤職，並將由北京返回其仕途起點的內蒙古。李克強對楊晶受罰結果事先並不知情，得知後曾為此「大發雷霆」。最後楊晶不用回內蒙，保留至正部級的退休待遇，也是李克強爭取的。 楊晶為共青團出身，於1993年擔任共青團內蒙古區委書記時，與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關係密切。李克強身為總理，在任時連多年舊部也被拿掉，可見非常弱勢。 2021年10月25日，中共國務院任免一批工作人員。卸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石剛是李克強的大秘、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也是李克強的安徽老鄉。他追隨李克強10年，沒有官拜正部，也沒有掛上國務院副秘書長，也是因為李克強過於弱勢。 卸任兩年多的貴州省委原書記孫志剛今年8月28日落馬。李克強被指是孫志剛的靠山之一。 孫志剛2006年調到安徽出任省委常委兼常務副省長後，和籍貫安徽、生於安徽的時任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熟絡。李克強升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時，2008年至2013年曾主管醫療體制改革，孫志剛2010年獲調進京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李克強當上總理後，孫志剛續任醫改委主任，並由副部級升至正部級。 這裡並非強調李克強有什麼貪腐或保護傘問題。其實中共官場，誰沒有點問題？所謂的反腐或問責，只剩下內鬥的功能。 此外，今年9月13日公布國務院任免一批副部級官員，遭免職的四人中，三人有職務安排，只有李克強時期的「高級智囊」向東，遭免後沒有被安排職務，也引人聯想。 習近平和李強聯手向李克強施壓 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的親信大面積上位，團派被「團滅」。時任總理李克強、政協主席汪洋卸任常委，副總理胡春華未能進入政治局，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則在二十大閉幕式期間被架出會場。李克強和汪洋在今年3月正式退休，胡春華獲安排了一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 李克強卸任總理後，情況堪憂的跡象已經開始進一步浮現。 在今年3月的中共兩會召開期間，習近平曾公開對李克強進行敲打。 中共新華社3月6日報導了習近平與民建工商聯界政協委員開會時的講話。習近平說，「我們的一些政策，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搞不好就可能是腐敗的痛點。」他舉例中共的「放管服」改革：「放了以後，管跟上沒有？服到位了沒有？光放不管不行，跟著就要爆雷。」 李克強任內一直力推的招牌「改革」是「放管服」，即所謂「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要推進向服務型政府的角色轉變。這是中共十八大後，由李克強於2015年提出和力推的行政體制改革概念。 在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中要推動服務型政府，當然不可能做到。李克強根本推不動，而問題的根子，除了體制，看來還因為習近平人為的掣肘。 在這一點上，習的大秘李強也配合習。李強在今年3月13日首次總理記者會上，沒提簡政放權，反而強調：凡事要多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不能簡單地只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 3月17日，李強主持的第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新的《國務院工作規則》，向習中央交出國務院決策權，明確新增「堅決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開展工作……重大決策、重大事項、重要情況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 李強還下令在新規則中刪除了李克強的心頭大事「放管服」。李克強版的規則中有：「第十七條：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創新服務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優化營商環境，便利企業和群眾辦事。」李強的新規則中，完全沒提「放管服」。 3月29日，李強在海南調研建設自由貿易港。除了力捧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李強還說「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開」，等等。 自李強任總理後，中共官媒文章鮮見出現「放管服」的字眼。 李克強還有更麻煩的事。就在李強就任總理後，中共國務院馬上進行新一輪統計打假。一些地方公開的信息顯示，統計打假要倒查2022全年，甚至更早到2017年10月起，就是到李克強的第二任期內。 經濟數據造假是中共體制一貫的問題，李克強非常清楚。2010年，維基揭秘披露的消息稱，李克強在擔任遼寧省委書記時，有一次與美國大使共進晚餐。他說，中國當時的GDP數字是「人為製造」的，因此不可靠。 故此，經濟數據造假也不只是李克強總理任期內的問題。這次李強「倒查」，一方面是要顯示和過去舊賬切割，另一方面就有點暗算已下台的李克強的意味了。 事實上，去年5月30日，中共統計局已經進行一次統計打假行動「動員部署」。剛上任兩個月的統計局長康義當時強調，打假是直接按習近平「指示批示」而為，他並沒有提及李克強的指示。也許，習去年就要打李克強的假，是為打擊李克強做準備。 李克強離世 中共改良無望 官員們都在坐等出事 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會議5日開幕當天，李克強發表任內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只花了約1個小時，他與汪洋「裸退」，被視為象徵中共「改革開放時代」的徹底結束。 有視頻（影片）顯示，會議散場時，習近平和合作十年的李克強握手，但只有一兩秒時間，完了習轉身就走。過程中習似乎並未目視李克強。 李克強任內被視為改革派，一些對中共抱幻想的人時而熱傳「習下李上」，希望讓李克強上台來改變中共亂局。即便李克強退位，這種幻想仍未完全消散。 也許習近平有帶垮中共的天意安排，李克強突然去世，終結了改良派的想像。然而，這次李克強猝死事件，由於疑點重重，而官方顯然刻意淡化，卻可能同時帶來政治震蕩效應，埋下習近平的危機。 中共二十大後，官場繼續內鬥不止，越反越腐，躺平流行，淫風入骨，顯現末世景象，政權氣數將盡。 套用中紀委官員習驊疑以晚清影射當代的一句話：「正當整個官場鼾聲一片時，國情和世情發生了巨大變化。……「帝國大廈由搖晃走向垮塌……官員們都在坐等出事！」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李克強突然去世，六十八歲在中共官場，也不能算長壽。一百零七歲的宋平，還能出席二十大，目睹習近平當眾架走胡錦濤的經典場面，李克強之死，未免令人為他惋惜。 一般來說，除非長期疏忽或有隱疾，否則心臟病不會突然發作，李克強不可能未經最高級別的身體檢查，也不可能得不到全天候的照看，他的死始終有一些疑點，不過，這也只能交給歷史了。 中共最高領導層中，李克強給人的印象還不算太差，至少他看上去比較正常。首先，他的家族沒有貪腐的傳聞，他太太在大學教書，女兒曾在美國讀書，不知是仍在外國生活，還是回到大陸，但至少沒有像一般官二代紅二代那樣，在官場商場撈得風生水起。 其次，李克強為人低調，也不熱衷歌功頌德，很少講一些令人肉麻的大話，恬不知恥地生造一些口號獻媚取寵，在官場多年，也少見有下屬官員刻意奉承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從這一點看，他似乎為人還算正直。 再次，作為總理，他心裡還有百姓。當習近平努力為自己的「偉大」喬妝打扮時，他反而時不時撥一點冷水。六億人每月收入一千元，在任職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向全世界公開，顯見得他對百姓真實的生活狀況很「上心」。新冠肺炎肆虐時百姓生活困苦，他又力主地攤經濟為民間解憂。 再次，他雖然沒有雄才偉略，但卻是做實事的人。大局逐日崩壞，那是中共體制決定的，他無法挽狂瀾於既倒，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盡量扶危補漏，維持政府的運轉。一個官員是為個人利益，還是為人民福祉，老百姓還是看得出來的。 最後，李克強的離世，宣告中共官場內團派的正式寂沒，自此團派將不可能再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存在，剩下胡春華夾起尾巴做人，只等平安落地，退休養老而已。中共官場只剩一個習派，那對中共絕不是好事，反而是政權崩壞的先兆。 團派都是學生幹部中培養出來的，他們一般都比較正派，因為從年輕時就要「爭取表現」，不敢行差踏錯，都很聽話，很努力做事。他們學歷都不錯，千挑萬選之下，也都有一定工作能力，因此在稍微正常一點的官場內，團派都比較有升遷機會。但當碰上習近平這樣志大才疏的個人野心家，團派的「斯文」便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落了下風。 自習近平上調中央，李克強即表現出處處忍讓，低調行事，大局為重，循規蹈紀，少說話多做事，其原因便是避其鋒芒，不與習近平爭一日之長短。習近平缺乏政治智慧與人生智慧，但搞權爭與排斥異己卻有獨門秘笈。以李克強在最高層多年經營的基礎，要爭也不是沒有爭的機會，只是他生性較懦弱，個人野心沒有那麼大，所以不斷收縮自己的地盤，到最後，便將整個官場都讓給習近平。 二十大之前，曾有評論認為李克強可能再坐一會，去當人大委員長，以七上八下之規矩，他在可否之間，但李克強還是退了，中共官宣對黨內高層領導的「高風亮節」曾給予好評。李克強與汪洋自動退出，胡春華退居邊緣等退休，這都是團派高舉降旗的姿態，也是團派對中共未來預期悲觀，集體甩攤子的表現。 群魔亂舞的未世，沒有正派人的立足之地，與其戀棧而自討沒趣，與其抱著一塊朽木在怒海中沉浮，不如遠離官場，享受退休待遇，冷眼袖手，旁觀世變更實惠。 李克強去世後，已有民眾自發到他故居獻花，民間對他的懷念，也體現中國百姓對當道的褒貶。當習近平不顧民間疾苦，還在做他「中國解決方案」的大夢，還在夙夜匪懈地搞鬥爭，而那個以「人在做天在看」為初衷的總理，卻撒手人間了。 中國人借領導人離世來發泄對現實的不滿已有傳統。周恩來去世，搞出第一個天安門事件，胡耀邦去世，搞出另一個驚世的天安門事件，李克強與周恩來胡耀邦不可同日而語，但今日之中國與當年之中國，也不可同日而語。事態將如何發展，還有待觀察。 歷史發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往往通過偶然性起作用，中國人對中共統治的惡感，正在等待一個精神出口。一個蒼生在念的高官，面對崩壞的末世有志難伸，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中國人共同的命運，李克強之死便像一種無言的昭示，事態發展可大可小。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於日前以低於平均壽命之年過世，他與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團派菁英，雖然他個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卻挽回不了萬里在2015年過世之後，整個團派以及安徽幫也走進歷史。李克強屬於胡錦濤一系的團派，他能受到胡錦濤賞識有著安徽和團派的雙重因素，同時還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遺緒。然而，隨著主客觀的權力結構演變，以及近十年中國公務員系統的改變，人才的選用與流動系統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階級性的派系已難有作為。 胡錦濤世代的仕途受到鄧小平的大力提拔有關，另一位則是認同「改革開放」並且關心民生，有著萬大爺尊稱的正國級元老萬里。在文革結束之後，萬里復出於安徽擔任第一書記，對於清末以來便相對貧苦的江淮地，區有著不同於左的路線，對於農村問題和農業經濟自有看法。他將長子萬伯翱送往黃泛區歷練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糧食問題，推動包產到戶，團派的胡耀邦曾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與「要米糧，找紫陽」並稱。 萬里在安徽期間在農村問題之外，還帶起了汪洋有著安徽歷練工作的團派，並且也對安徽出身的胡錦濤深為肯定，直到胡錦濤入西藏仍受到萬里的指點，因此在2015年萬里的葬禮上可見到胡錦濤真摯的身影。萬里對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當時只有習仲勛對處理意見與其他人相左，由於當時萬里外訪美國和加拿大，回程時被迫停留上海表態，中國政局的未來可能有所不同。最後萬里以己為謀，廢除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習仲勛則以是在深圳蘭園引退，將希望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這一世代。 在安徽幫的發展過程，以及元老的提攜和團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團派-安徽」的堅實系統，胡錦濤也很自然的啟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強作為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間，李克強在胡錦濤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兩人關係很好，以「錦濤」、「克強」相稱。「團派-安徽」的系統也串連起軍方系統，萬里的兒子萬伯翱曾經實際管理中國作家協會，同時與少林將軍許世友之子許援朝維持世交，許也曾擔任安徽軍區司令。 企業界方面，基於徽商傳統情誼與身分建構，安徽人脈網路自清末的胡雪岩以來便自成一格，同時也讓「團派-安徽」能與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連成一氣，直到胡錦濤執政時期成為另一股商業力量，在當時的上海幫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別於上海幫得到交通大學系統的技術官僚支持，「團派-安徽」則較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與學術領域的光鮮外表，因此較傾向於自我保護，這也使得系統性貪腐容易發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視為小團體。 從階級的角度來看，團派的歷練相當於企業儲備經理人，並不是董事會接班人，這樣的小團體若是越為堅實，自然威脅了政治權力，更何況中共的天下並不是他們的父輩打下，在萬里過世之後，若只依靠「團派」自身的力量，在鬥爭的層次也低了幹部子弟一個層級。隨著中國公務員系統梯隊的來源擴大，也從下而上的排擠團派的空間，對於能在高考脫穎而出，並且層層過關進入政府系統的公務員而言，他們也不願樂見中層幹部被特定團體壟斷，由上而下的推倒團派系統自然能讓他們受益，同時反映在近幾年黨建工作上的參與和積極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團派-安徽」系統不是左遷，就是退居全國政協的位置。被視為「小胡」的胡春華從中央政治局委員，被降級為中央委員是最為顯著的案例；曾任國家統計局長寧吉喆是李克強的心腹，現任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同樣也不具備任何實權；曾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黑龍江省長，以及自然資源部部長的陸昊，則調任組織規模更小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國家質檢總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貶謫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更是直接從侍郎降為郎中。安徽出身，前廣州軍區司令尤太忠之子，陸軍副司令員尤海濤，則轉任第十四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 另一方面，隨著李尚福的去職，軍中已無其他級幹部子弟位列上將，即使他的李紹珠與習仲勛同樣參與「抗美援朝」的工作，兩代世交也無從挽救。而今只有由陸軍轉人民武警上將王春寧是幹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軍區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範大內的危難，因此有功在身。在「團派-安徽」和幹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計，中共內部已無有能力集結的潛在政治菁英群體，隨著公務員梯隊的升遷之路大開，黨政人員的選拔也更具多樣性，陳吉寧這樣留洋而無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個五年任期，隨著中共各個派系的脈絡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員形成「眾星拱月」之局，更有利於持續鞏固執政的「習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強去世最大的影響。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因廣大消費者（人口）和日益增長的購買力，過去幾十年曾讓美國企業將它視為「搖錢樹」，無論是「美國的機會在中國」，還是「本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些溢美之詞都和美國企業確實在當地賺進大把鈔票有關。但隨著投資經驗累積，過去一、二十年，他們也親身遭遇了不少「中國風險」，且每每適應了一項中國既有遊戲規則，就會再遇到新生出的挑戰。去年美國上海商會主席史坦因曾在富比世美中商業論壇上說：「我們確實看到（美企）普遍的共識是，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已變得愈來愈困難…」他這句話還成了當期富比世相關新聞的主標題。 關於美企赴中投資的風險評估汗牛充棟，根據警示的內容，美企的挑戰大致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一開始，他們關切的是如何突破「市場准入」和「消費者偏好」。「消費者偏好」尚且單純，主要是指當中國社會發生相當大程度的階級轉變，消費環境必然比過去更多元，因此美式商品初期在摸索中國消費者偏好上，難免有一段磨合期。至於「市場准入」，則是除了消費者購買習慣外，一來，中國市場環境起初和世界絕大多數經濟體是處於脫節狀態，另加上當地政府對外企獨有的監管體系，亦讓許多美國企業難以踏出第一步。 而後，縱然諸多美企已逐一克服了前期難關，一旦踏足中國市場，卻發現棘手問題還在後頭。一者是中國極權社會下的「官僚主義」，尤其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許可證取得上，經常有超越美式經驗的繁瑣流程。另外就是和「官僚主義」一體兩面的「政府挑戰」，也曾經一度讓美企赴中投資很頭痛，即中國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不透明、腐敗和「黨領導人中飽私囊」，便讓很多美企心有戚戚。 關於後者，也解釋了為什麼過去十餘年，多有關於赴中投資的期刊、報告，不少會藉由一定的篇幅，特別說明中國政治體制的等級結構，包括分析中國官方決定政策、運作以及官員任命的細節。例如中國地方政府如何對地方經濟資源擁有實質和自由裁量權，加以，當地方官員個人晉陞和當地經濟績效（稅收）直接掛鉤時，美國企業在當地的投資，自然要懂得滿足這位關鍵官員「未來晉陞的經濟表現」，不只這樣，就算這位官員因美企成就的經濟表現高升他處，美企還得立刻投入和他繼任者的關係經營，因為在中國官場文化，一些前任官員的允諾若未得到繼任者認可，哪怕是正在進行的投資項目，也可能因為「厚此（前任）薄彼（繼任）」面臨被終止的危機。 諸如此類，常決定了在中美企（包括外企）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成功或失敗。但近年風險面向又更複雜，且不僅是關於「智慧財產權」保障、和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加劇，或當地勞工工資上漲，企業成本增加等等，更多的卻是來自政治面的影響。尤其在習近平上任後，美國企業界普遍感受到的壓力，已大幅傾向來自「北京不穩定和懲罰性的監管行為」。 疫情期間，中國以政府高壓管制手段控制企業，無不讓美企嘆為觀止，當時早有許多西方公司直言自己已把在中國的業務視為一種長期賭注，且很清楚回報會因為新增的風險而減弱。這當然是美國政府之後出面將美企技術和投資引導到其他市場的行動主因。 不容否認，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國報上仍不乏像是美國汽車業特斯拉、福特，或大型製藥廠莫德納等企業繼續進軍中國的新聞，但伴隨而來，就像美國知名投資顧問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ASG）資深顧問（Myron Brilliant）前不久在媒體上強調的：「我們不會忽視（中國）市場，但在當前這種環境下，每個人都必須更睜大眼睛。」 近日，美國各媒體無不報導了鴻海集團富士康突然遭中國查稅的消息，雖多數沒有明說，但也都點到了背後或是出於「政治動機」，也就是對郭台銘「執意參選台灣總統的警告」。這一赴中投資政治風險堪稱台灣企業所獨有，卻又直接吻合美企對「北京不穩定和懲罰性監管行為」的警覺，「富士康被查稅」之舉，雖然不在過去美企赴中投資風險教材之內，但顯然對美企也會帶來相當重要的啟示。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披露，郭台銘所屬的富士康旗下多家公司近期遭中國有關部門展開稅務稽查與用地調查，文章還指出，台資企業在中國分享發展紅利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郭台銘被共產黨查稅了，這件事要大要小，恐將隨著台灣總統大選出現不同變化；只是，共產黨真是厚誣了郭台銘，被共產黨查稅的郭台銘真的很冤枉。 冤枉之一是郭台銘所提出的政見主張。郭台銘的具體政見不多，但最明確的當屬兩岸政策，這見諸於他在今年8月提出的〈金門和平倡議〉。倡議里提出8項追求和平的具體步驟，其中包括常設一個「兩岸和平協商辦公室」，以及到各大學甚至國外普設「和平講座」，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動「兩岸和平協商」。把推動兩岸和平協商（議）寫到自己的政見里，這是侯友宜、柯文哲做不到的事，也是退休後化身統派代言人的馬英九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對共產黨而言，這政見是推動兩岸和平融合了不起的大事，為什麼還要查他的稅？ 還有，郭台銘評價台灣政治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民主不能當飯吃」，意思是什麼民主、人權都沒什麼用，讓人民的吃飽喝足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主張，與中共這些年來不斷推出新的「惠台政策」，到處劃設「特定區」吸引台資台人，推動兩岸融合，說要讓台灣人過上好日子，可謂若合符節。其對民主的見解，也與共產黨剖析西方民主之弊，倡言中國實施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之路」，擁有「全過程人民民主」，更是遙相呼應。共產黨有如此「知音」，為什麼還要查他稅？ 郭台銘被查稅，或許與他的政見無關，而是與他硬要出來參選，讓非綠泛藍陣營一分為三有關。但這就牽涉到郭台銘的冤枉之二： 首先，台灣已經選過7次總統，扣掉民進黨還不成氣候的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民進黨在6次總統大選里的最低得票率是2000年陳水扁的39.3％。24年過去了，民進黨現在不但是執政黨，還有更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年輕選民不斷崛起，這代表泛綠參選的賴清德此次選舉至少從4成起跳。換言之，任一藍白總統參選人得票率必須被壓在2成以下，另一人才有一絲絲獲勝的機會。共產黨不去質疑柯文哲自創民眾黨出來攪局，不去責怪國民黨提名侯友宜這樣一個望之不似人君的總統參選人，卻怪郭台銘出來參選可能讓非綠總統參選人選不上，這還有公道嗎？ 其次，台灣的立委選舉是單一選區，郭台銘投入總統大選，不但對立委選舉沒有影響，只要操作得當，還可能進一步繃緊選情，沖高非綠候選人的選票與政黨票，如果因此成為非綠政黨國會過半的最後琺碼，郭台銘參選總統反而是大功一件。 共產黨對郭台銘下重手，其實是自己對台灣選舉的誤判。一如過去半年來藍白陣營對於執政黨沒有任何攻擊火力，卻不斷地上演藍白合不合的爛戲，其實是自知總統勝率不高，想把敗選責任推給藍白不合；中共對台系統如今開鍘郭台銘，的確不無為對台工作再次失利打預防針之用。過去10多年來，中共接收台灣政情的訊息單一，既不了解民進黨為何能從絕境中反彈，也不淸楚國民黨如何失去民心，更捉不住年輕人的脾胃，判讀台灣的政情走向屢屢失誤，此次用查稅來阻止郭台銘參選又是一例。 侯友宜平常與郭台銘稱兄道弟，柯文哲更曾與郭台銘組成准政治聯盟。但是當共產黨用查稅手段對付他們的昔日盟友時，侯柯倆人不是悶聲不吭，就是言不及義，顯然對共產黨如此明目張胆地干預台灣選舉也甘之如飴；事情發生已經兩天了，竟只有賴清德跳出來聲援郭台銘。台灣人真應該看清楚，如果連主張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嘲諷台灣民主不能當飯吃的郭台銘都能被共產黨這樣對待，未來要怎麼樣才能不觸怒中共？還要交出什麼才能保障自己的「和平」？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在中國，禁書不算什麼新聞，但這本書被下架卻鬧成大新聞，原因看書名就知道，此書早在2016年就已經出版了，原名是《崇禎往事──明帝國的最後圖景》，作者是明史專家陳梧桐，他已於今年五月去世，出版商大概為了促銷，將其改名再版，《崇禎──勤政的亡國君》因此問世，於是就闖了大禍了！ 以崇禎影射習近平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這本書的內容簡介說「從財政、黨爭、軍事、用人等角度，帶領讀者看懂崇禎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國之路。」不管原作者是否有意藉古諷今，影射習近平，但出版商肯定有意引導讀者這樣聯想，書商只在書腰上加了一句宣傳詞：「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賣點全在此一頁書，卻一下子與現實有了連結，針對性實在太明顯了，習近平如果不給點顏色，豈不是被十四億子民瞧扁了？ 拿習近平和崇禎做比較，對後者也未必公平，嚴格上來說，崇禎並不是最糟糕的亡國之君，他的繼位出於偶然，自始並未被當皇儲培養，十八歲登基之後，拿下大太監魏忠賢，且有心勵精圖治，只可惜他志大才疏，而且運氣實在太壞了，他一登上皇位，拿到的就是一手爛牌，大明江山己日薄崦嵫，因逢小冰河期連年饑荒，李自成丶張獻忠相繼造反，東北女真崛起更野心勃勃，崇禎不懂軍事，卻偏偏喜歡親自部署、親自指揮，這給了闖匪坐大的機會，一發不可收拾。論起志大才疏和剛愎自用，崇禎只想中興大明，而習近平卻想領導世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明方向，僅此就夠令人毛骨悚然了。 崇禎另一特質是高度集權，沽名釣譽，明朝已有完備的文官制度，今日之「內閣」一詞即出自明朝，首輔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總理，崇禎卻凡事親力親為，搞得群臣集體躺平，說好聽是勤政，其實是大權獨攬專斷朝綱。習近平所面對的世界，較崇禎複雜萬端，他不但黨政軍三位一體一把抓，還身兼十幾個領導小組，一人之下都是跑腿的龍套，滿朝皆為家奴，有功則攬，有過都是諸臣誤我，出了漏子就殺人卸責，不必由什麼史學家來評比，任誰都看得出來這兩人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這哥倆還有一個共通點，性格上刻薄寡恩，又喜歡沽名釣譽，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十九個首輔，殺了兩個閣揆，十一個總督，十二個巡撫，辦了五十個內閣大學士，佔了明朝兩百七十七年的三分之一。習近平反腐打貪，號稱法辦子百萬幹部，政敵非死即投獄，即使定於一尊了，常委、部長們仍然不得安生，秦剛、李尚福就是寫照。 崇禎的很多缺點，習近平都有，但他的優點，習近平卻一個都沒有。崇禎自奉檢朴，也有納諫的雅量，六次下詔罪己。而習近平掌權十一年，大搞面子工程弄得一地雞毛，敗光了江丶胡兩朝積攢的家底，卻死不認錯路走到黑。當中東戰雲密布時，他選擇站在文明的對立面，揪了一夥邪惡軸心，大肆吹噓一帶路海市蜃樓。崇禎苦撐十七年就亡國，比他更平庸邪惡的習近平，又還能折騰幾年？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僅從習仲勛事實上是因為毛澤東欽令才被整肅了十六年之久之後卻又和夫人齊心時時處處為毛澤東開脫甚至還向毛澤東表達深切懷念甚至是感激之情的表現看，無論是習仲勛和齊心夫婦還是習近平和彭麗媛夫婦，對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那份情感之奇葩，實在難以為常人所能理解。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活該吳小暉娶了鄧卓芮就敢怠慢鄧家貴》里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標題中所說的鄧家貴是習近平最為敬重的大姐齊橋橋的第二任丈夫兼齊橋橋以及習仲勛和齊心的第一個第三代，習近平最疼愛的外甥女，齊橋橋與第一任丈夫所生女兒張燕南的商業合伙人。 有人說習近平「定於一尊」之後，在這個世界上他就只敬重兩個人了。一個是他尚還在世的生母齊心，另一個就是習氏家族大姐大齊橋橋。這都是因為在當年的習家，除了齊橋橋輩分上的大姐大地位，更因為她是在習仲勛復出之後， 唯一一個被「組織上」安排在習仲勛身邊充當秘書角色的一位，日後在習仲勛被鄧小平中止職務，到南方休養之後又辭去武警高階警官職務，隨父到深圳和珠海定居，對習家貢獻最大，所以在習家的地位最高，習近平對她從來都是敬讓三分。她與前夫的所生女兒張燕南也因此倍受習近平的疼愛。 坊間有傳聞說習近平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自己的女兒習明澤跟隨到杭州讀書。期間張燕南隻身到到杭州探望舅舅，習明澤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又來和我爭寵來了!」 按照一位齊橋橋「閨蜜」的說法，齊橋橋倍受習近尊敬且惠及她當年在內蒙古生下的女兒張燕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源因，就是當年在內蒙古「插場」的齊橋橋，雖然個人倍遭磨難，但仍然對自己家中大姐的責任念念不望，每月區區幾塊錢的收入到手後先想到的就是寄給在陝西插隊的大弟習近平一部分。當時的習近平倍受感動。 一說起當年所遭受的磨難，正常人都會把施難的罪責追加到毛澤東身上。但無論是齊橋橋和習近平姐弟，以及當時的習仲勛和齊心夫婦完全不是這樣。 我們的上篇文章里已經介紹過，齊橋橋對當年離京赴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時的最深印象就是母親齊心特別給她帶上了一尊一尺多高的塑料制的毛主席整身塑像。 對那個瘋狂的年代有記憶的人都知道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懷揣《毛主席語錄》是每個中國（大陸）人的強制性標配。但出門在外懷抱一尊毛澤東塑像的情景還是比較少見，更不是強制要求。 由這個細節可以看出當年的齊心和齊橋橋對「偉大領袖」的愚忠有多深。 讀者和聽眾們應該都記得，自2007年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上被立為黨國「王儲」之後，海內外輿論一度因為他的父親「曾經慘遭毛澤東迫害「而寄希望於他會成為」像他父親一樣的開明領導人」。不過當時的毛左勢力已經看得十分明白。 早在習近平登基之前的2011年3月，即已經迫不及待地以接班人身份到韶山向毛銅像致敬並參拜毛舍。這次以「王儲「的身份專程到」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參拜，已經是他習近平人生中的第四次了。第一次是他在「文革」初始」紅衛兵大串聯「運動中以」毛主席的紅衛兵「的身份，據稱是和日後成為」棋聖「的聶衛平同往。第二次是他在」文革「中入黨繼而成為一名」光榮的工農兵學員「之後。據稱同往者之一就是當時的清華工農兵學員宿舍的舍友，日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組部長的陳希。第三次發生在1997年。而這第四次是以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接班人身份，當然更是思緒萬千，喝退下人後獨自在青年毛澤東曾經睡過數年的竹床上端坐良久，灑淚離開時留下了一句為全體毛左們打了一針雞血的名言：「（紅軍到陝北時）沒有毛主席，我父親早就被殺害了！哪裡會有今天的我！我們一家對毛主席充滿感激！」 習近平當時如此之言的「史實」依據是習仲勛懷念毛澤東時所說的原話：……毛主席不到陝北，陝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當時的毛左網站之一烏有之鄉聞風而動，當即發表了《沒有毛主席 哪有今天的我》的稱頌文章，說是習近平上韶山表明黨中央堅持捍衛毛澤東主席的地位，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中國共產黨人決不重蹈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上世紀自我否定歷史、「挖祖墳」進而自我毀滅的覆轍。 文章還說：巧合的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掀起「非毛化」思潮，有人提出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當時，正是習近平的父親，因「《劉志丹》小說案」被毛澤東打倒，審查、關押、監護長達16年之久的習仲勛帶頭上韶山捍衛毛澤東。 這篇毛左文章中援引2003年第十二期《中華魂》刊登的文章《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韶山感言寄語》內容：「面對非難和倒行逆施，黨和人民給予有力回擊」。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上韶山後寫道：「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願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 而當時的中共官媒《湖南日報》等則這樣描述：此刻的毛澤東廣場上，花如潮，人如海。毛澤東同志銅像巍峨聳立。習近平獻花畢走向廣場揮手向廣場上的群眾致意時，整個韶山響起的是《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女聲演唱。毛澤東銅像前迎來了習近平副主席的鮮花，韶山民眾幸福地笑了，這笑聲同樣會感染更多的人，因為從習副主席的行動中，人們得到了「毛主席最親」的新理解與新詮釋。 有一位在湖南省委工作過的人士曾經告訴筆者，當年為迎接習近平響徹毛澤東廣場《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這首文革紅歌，是韶山方面事先派人到北京請彭麗媛親自演唱並錄製的。 這令筆者也想起坊間所謂習近平與彭麗媛的「羅曼史」。說的是兩人經「中間人」撮合安排第一次見面時，習近平首句話就是「你都唱過什麼歌呀？」。於是彭麗媛清唱了兩首最打動習近平的歌，一首是《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第二首是《山丹丹開花紅艷艷》。 這首《山丹丹開花紅艷艷》中的那句「毛主席來了晴了天」，恰恰就是指的習近平所說的「沒有毛主席，我父親早就被殺害了」的那段歷史。於是當彭麗媛卯足了嗓音唱完最後一句「毛主席領導咱打江山」後，習近平立刻就與她「知心的話兒飛出了心窩窩」。 筆者也知道這很有可能只是調侃，不過當年的毛左烏有之鄉網站確實刊登過一篇標題為《彭麗媛一曲<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震驚了考官》的吹捧文章，最初發表於習近平登基的兩年之後。內容中說「著名歌唱家彭麗媛就是憑一曲《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考入藝校的……。彭麗媛說當時最流行的就是這首歌，『戲匣子』里每天播放的都是這個曲子。」 當年《炎黃春秋》被迫停刊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曾撰文指出：「習近平上任之初，不少人對他寄予厚望。主要根據就一條：習近平是習仲勛的兒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可是《炎黃春秋》的遭遇告訴我們，偏偏是習近平這個當兒子的，最不買習仲勛的賬。習近平上任以來，不但沒有糾正他的前任們打壓言論的錯誤，反而倒進一步強化了對言論的打壓。正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習近平不像習仲勛。」 不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習仲勛無論是在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期還是在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時期，其言論多有開明之處，但若單論對毛澤東的評價方面，習仲勛生前不但從來沒有半點「出格」，而且始終都是自覺自愿地極力維護毛澤東。 習近平登基的當年，有好事者特別撰文《習仲勛三次視察湖南》發表在（湘2012年第3期上）。其中一段描述是毛主席逝世時他習仲勛下放在河南，從廣播里聽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後，很想連夜趕回北京參加悼念活動，可是不能。於是就到山上采了野花紮成一個小花圈，用白紙寫上 「您培養的共產黨員習仲勛」幾個字，鞠躬致意。 習仲勛當年因為毛澤東一句「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而慘遭迫害十數年，被允許從河南流放地回京次日，見到前往探望的胡耀邦之後，向「組織上」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希望儘快到毛主席紀念堂拜祭。 1978年12月20日，正在廣東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復出工作後的第一篇文章：《紅日照亮了陝甘高原—-回憶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的偉大革命實踐》，文中無限深情地回憶說「毛主席對下級幹部，總是那樣關懷愛護，態度謙和，十分親切。我每次見到毛主席，總要約束自己少說，但接觸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態度，話也就多了；談完後，我又總是埋怨自己說多了，有些話說錯了。可是，毛主席從未責怪過。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們的偉大導師，又是我們的最親愛的同志……。」 被調回北京先後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期間，習仲勛又在當時黨內黨外批毛、否毛、清算毛的強烈呼聲中逆風而行，親登韶山示範「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厚感情」。 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曾與姐姐齊橋橋共同參與審定了《習仲勛革命生涯》一書，其中收錄的《陝甘邊根據地的革命歲月》、《冷靜清醒的領導者》、《習仲勛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日子裡》、《習仲勛關心黨史研究》等六十餘篇文章中，吹捧毛澤東的內容有很多，對於他本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則全部歸咎到「文革」前的康生，和「文革」期間的康生以及江青、林彪反黨集團身上。 於此同時，習近平的母親齊心也是利用一切機會，替毛澤東洗脫以替高崗翻案的罪名整肅習仲勛的罪責。 按照齊心本人的回憶，習仲勛對毛澤東的一片忠心從他齊心當年在延安第一次拜訪習仲勛時就深深感覺到了。當時習仲勛所住窯洞里就張掛著毛澤東寫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習仲勛的陝西富平老鄉，《習仲勛的革命生涯》的主編之一曹振中多次採訪 了齊心之後寫下的《深情懷念習仲勛同志——幾件往事的追憶》中記述說：大姐說，16年審查期間，他對毛主席始終沒有任何怨言，對黨的事業堅信不疑。 按照齊心的說法：1962年秋，在習仲勛身陷逆境時，是毛澤東保護了習仲勛。在毛澤東關照下，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宮所」）學習，1963年有人意圖是置習仲勛於死地。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第二次保護了習仲勛。1975年，毛第三次關懷習仲勛。此時習仲勛雖然被關押十幾年，但是對毛澤東卻沒有任何的怨言……。 齊心在她的回憶錄中特彆強調當年的毛澤東只是在大會上隨口念了康生遞過去的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 但全部事實是，當時毛澤東「隨口」念了這張紙條後，立刻就借題發揮，繼續說道：「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這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懷仁堂）》中的一部分，這在中共公開的黨史資料上都是有案可查的。那句著名的「從現在起以後要年年講階級鬥爭，月月講，開大會講，黨代會要講，開一次會要講一次」，就是由此生髮的。 另外，毛還在這次講話中說道：「請鄧小平宣布那幾個人不參加全會。政治局常委決定五人不參加。「 （於是鄧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決定五個同志不參加全會：彭、習、張、黃、周，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在審查期間，沒有資格參加會議。） 這裡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宣布的五個被剝奪參加會議的人是：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也就是說，當時包括習仲勛在內的五個人都已經不在會場上。這說明審查習仲勛的決定是在康生在會場上給毛澤東遞條子之前就已經做出了。 當時的毛澤東接著說道：「因為他們的罪惡實在太大了，沒有審查清楚以前，沒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也不參加重要會議，也不要他們上天安門……。一九五九年八屆九中全會勝利粉碎了彭反黨集團向黨的進攻。十中全會又一次揭露彭反黨活動一高饒反黨分子成員習仲勛。「 而正是毛澤東的這番講話，直接將習仲勛定性為「反黨分子「，並在會議上決定成立兩審查委員會，分別對彭德懷、習仲勛的「反黨集團」案進行審查。才令康生有了「上方寶劍」，從此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開始狠整習仲勛。 所以，齊心的所謂毛主席在1962年保護了習仲勛的說法，純屬自欺欺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觀察以巴戰爭，會發現它與俄烏戰爭一樣，除了戰區的軍事戰之外，還有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政治戰與輿論戰；引發的分裂則比俄烏戰爭更甚。目前，以色列-美國聯盟在軍事上完全佔壓倒優勢，但輿論戰成勢均力敵之態，西方只在主流媒體上佔優勢，社交媒體上則是穆斯林一方佔優勢。政治戰上，美國比俄烏戰爭時明顯被動很多，至今未提要召開聯合國大會，動議譴責哈瑪斯-巴勒斯坦。10月16日，聯合國召開安理會，俄羅斯呼籲在加沙實行人道主義停火未能通過，但反對停戰決議國家只有美英法日四國，支持的有俄中、阿聯酋、加彭、衣索比亞五國，其餘的國家棄權。這對美國明顯不利。 西方支持以色列，後院火星四濺 哈瑪斯所行之事仍然與過去沒有區別，非常殘暴；西方國家也未改變對哈馬斯是恐怖組織的定性；以色列的靠山仍然是美國，布林肯以美國國務卿身份表態毫無保留支持以色列之時，還特別聲明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放在以前，哈瑪斯向以色列首先挑釁，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多數會保持沉默，兩不相幫；西方國家也不會有人膽敢上街遊行抗議，公然表達對哈瑪斯的支持。但這次以有個與以往最大的不同特點：不僅阿拉伯國家一邊倒地表態支持哈馬斯並譴責以色列，歐洲各國更出現少數民眾興起反猶太主義行動，或在網路上散布支援巴勒斯坦激進武裝組織「哈瑪斯」的言論，英美各國的大學還發生了支持哈瑪斯的簽名抗議活動，英國、法國不得不宣布，凡參加支持哈瑪斯活動的外國學生，將取消簽證，遣返回國。 在歐洲，每天都有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布魯塞爾發生槍擊案造成兩人死亡，比、法、意及歐盟領導人紛紛譴責該襲擊事件。 民主黨基本盤在以巴衝突中勢同水火 最戲劇化的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美國發生的事情：民主黨總統拜登、防長奧斯丁與國務卿布林肯都堅定地表示支持以色列，但他們的基本盤卻不與他們保持一致：BLM、青年學生（包括高中生）、美國的穆斯林都有人支持哈瑪斯。在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常春藤大學，均出現了支持哈瑪斯的抗議活動。 且看巴以戰火如何灼燒美國教育界。 哈佛最先出現支持哈瑪斯的簽名活動。10月10日，由34個哈佛學生組織組成的聯盟表示，以色列該為此事件負全責。聲明強調以色列政權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壓迫，呼籲哈佛大學社區採取行動，制止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打擊。聲明的最後寫道：為了學生的安全，所有最初簽署組織的名字在此時被隱藏。 這所大學所發生的一切，在美國教育界很有代表性。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學生10月13日舉行了支持哈瑪斯的示威，參加者高呼 「一個解決方案」 以解決巴以衝突。在讚揚哈瑪斯時，一名與會者聲稱，這個恐怖組織是在「為他們的人民而戰，為他們的國家而戰」。這次集會用印有哈瑪斯滑翔傘的傳單進行宣傳。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學生們舉行了反以色列集會，參加者們高呼 「起義，起義」 （intifada, intifada），這是阿拉伯示威者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喚起了對過去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起義的記憶。 以上僅僅只是美國大學中支持哈馬斯抗議活動的數例。就在筆者截稿之時，各大學的支持哈瑪斯活動還在此起彼伏地發生。 這種分裂也發生在高中。新澤西的Cherry Hill East高中，在高中學生當中，也響應了哈瑪斯全球憤怒日的號召，因以巴衝突發生嚴重分裂。 以上情景與中國文革初期一樣，全國大中學生（包括部分五年級以上的小學生）都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大辯論。 民主黨的最緊密基本盤BLM也出來表態。Black Lives Chicago於10月11日在X上發表了如下圖片： 推特截圖 降落傘上掛著巴勒斯坦國旗，下面寫著「我與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引發了憤怒。BLM 全球網路基金會明確表示，它與芝加哥分支或BLM的草根組織沒有關係。金主發怒，BLM 芝加哥不得不表示反悔，刪去該帖。 以上情形，與美國民主黨這些年急劇左轉、基本盤各派政治態度（特別是在以巴的立場上）相互衝突有關。蓋洛普自今年3月以來就以巴衝突對美國人進行一項追蹤調查，民意調查發現，美國人支持以色列的逾半 ，達54%；支持巴勒斯坦人則只有31%，只有 15% 的人沒有偏好。但美國民主黨人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率為 49%，遠高於美國平均水準；對以色列的支持率僅為 38%，遠低於美國平均水準。另外兩個資料更人令人尋味：70%以上猶太人支持民主黨，共和黨的人對以色列的支持度反而高達78%。就在眾議院的民主黨議員要求白宮降低對以色列的支持度之時，美國共和黨籍的參議員科頓敦促國土安全部驅逐支持哈瑪斯的外國人。 美國猶太商界大佬紛紛對哈瑪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 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力非常大，早在2004年，小布希任總總統期間，曾經簽署《全球反猶太主義審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這部法律對何謂「反猶太主義」有非常詳細的條款，對猶太人呵護備至，如同後來對黑人的呵護一樣。 但猶太人不是黑人，不需要特別保護，在美國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媒體界嶄露頭角的猶太人比比皆是，創辦的企業多赫赫有名，例如高盛、花旗銀行、戴爾、摩根大通、雅詩萊黛、英特爾、谷歌、臉書、哈根達斯、時代華納、夢工廠、美國廣播公司、迪士尼集團、哥倫比亞廣播公司、Viacom、CNN、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星巴克、唐恩都樂、甲骨文、喀爾文·克萊文、玩具反斗城、孩之寶、達索軍工、羅斯柴爾德銀行、滙豐銀行、推特、埃克森美孚石油、BP石油、海灣石油、葛蘭素史克、輝瑞製造、強生、拉菲、杜邦、美高梅、孟山都、雪佛龍、微軟（比爾蓋茨母親是猶太人）等等。許多中國知名科技企業都有猶太人的入股。 猶太富商一直是美國各大學慷慨的捐助者。大學發生的哈馬斯支持抗議活動終於引發美國商界大佬們的強烈反彈。畢業於哈佛的億萬富翁、對沖基金首席執行官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幾位商界領袖要求哈佛大學公布學生姓名。阿克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發表支持恐怖分子行動的聲明時，一個人不應該躲在盾牌後面。」 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十幾位企業高管支持比爾·阿克曼拒絕僱用哈佛學生團體成員的呼籲，其中包括沙拉連鎖店 Sweetgreen 的首席執行官喬納森·紐曼 （Jonathan Newman）等，一致表示不會聘用這些哈瑪斯支持者。 可能的「黑名單」給學生們極大壓力。據哈佛校報Harvard Crimson報導，在反對聲日益高漲之後，截至10月11日下午，最初34個簽署該聲明的學生組織中，至少已有8個撤回了在聲明上的簽名。哈佛大學校長Claudine Gay和包括 15 名院長在內的高級領導層10月12日發表聲明稱，他們「對哈馬斯本周末針對以色列公民的襲擊造成的死亡和破壞感到心碎」 。但聲明避免直接提及這封學生信或對此的反應。 哈佛校方的態度讓其重要捐助者億萬富翁、維多利亞的秘密的創始人列斯利·韋克斯納（Leslie Wexner）的不滿，他在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中正式切斷了與哈佛大學的所有聯繫和財務支持，這封信的開頭稱哈佛大學為「哈瑪斯哈佛」（Hamas Harward），直言「哈佛大學領導層未能針對以色列無辜平民被野蠻謀殺採取明確、明確的立場，這讓我們感到震驚和噁心。」 哈佛大學是美國政界最有影響力的大學，培養了八位前總統和九位現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為在以巴衝突中支持了哈瑪斯，立刻被捐款人拋棄；其他的學校也難免遭受這種待遇，前美國駐華大使、曾任猶他州州長的洪博培（Jon Huntsman ）抗議賓州大學在以色列遭受哈馬斯攻擊後表現的沉默，說近年來賓大已變得面目全非，他的家族基金會將對賓大「合上支票本」。洪博培一這家三代都是賓大畢業，給賓大的最大一筆捐款是1998年向賓大沃頓商學院捐助的四千萬美元。 Leberial立場的網刊The Free Press發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國大學嗎？》 https://thefp.com/p/can-the-donor-revolt-save-american-universities… 一文，列舉了美國大學出現支持哈馬斯的抗議之後，商界大佬們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開列聘用黑名單等方式表達憤怒的多個事例之後，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國大學。這個反思迴避了Liberial自身的責任，如果不是Liberial的代表人物喬姆斯基、羅琳等類人物在美歐社會的持續推進，美國大學不會被極左Woke（覺醒主義）佔領。極左從2020年開始拋棄了這些Liberial，不代表Liberial就與大學的極左化脫離了干係。 目前，以巴衝突正在發酵，10月16日，加沙人員密集的阿赫利浸信會醫院（Al-Ahli Hospital）遭到襲擊，被夷為平地，人員幾乎全部喪生，這在巴勒斯坦和中東引起巨大波瀾。這類新的人道事件如果再度發生，世界分裂還會繼續擴大。美國拜登政府不僅要面對世界分裂，還得面對本黨分裂，處置不當，還會失去不少猶太金主的金錢支持。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