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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職只是對秦剛和李尚福嚴肅處理的前奏

相比於2018年2月對時任國務委員楊晶的撤職處分,上月由中共人大常委會出面」做出對秦剛和李尚福國務委員的免職決定並非正式處分,日後隨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將他們逐出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出籠,他們還將分別受到國家監察委和軍紀委的政務處分和軍紀處分。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為什麼說由人大常委會決定國務委員去留是假「合法」真違憲》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上月24日閉會的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第六次會議分別免去了秦剛的國務院委員職務和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職務。說起來,此二人的國務委員職務都是在今年3月12日被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投票決定」的,自此開始的長達五年時間的任期剛剛完成了7個月零12天就被迫中止了。 這是中共政權自1982年5月4日由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宣布對「國務院組成人員」進行重大調整,增設「國務委員」職務以來,第一次出現將在任的國務委員免職的情形發生。細心的讀者和聽眾或許會提出楊晶的先例。但其實是有區別的。2018年2月的楊晶是被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撤消職務的決定。撤消職務和免去職務可以被理根據所犯錯誤的程度決定的處分層級的輕重不同,但有時免去職務也被當成權宜之計,或者說是應急措施,並不意味著被免去職務者就已經「平安降落」了。 按照中共人大系統的權威解釋, 免職,即免去職務,指的是依法享有任免權的機關按照法律或制度規定免去公職人員所擔任的職務。針對的是由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任命的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和工作人員,一般是因正常工作變動、離職、退休或因輕微違規違紀需要停止職務的。 撤職,即撤銷職務,是指解除由人大或其常委會依法任命和決定任命的國家機關人員的職務,是對有違法違紀或嚴重錯誤行為的國家機關人員的處置方式。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有嚴重錯誤或違法違紀,不能再擔任現任職務時,由主管機關依照法定程序提請本級人大常委會予以撤銷職務。 總之,撤職是一種行政處分,是一種懲處行為。免職可以是因調動、健康等原因免職,也可以是因違法或錯誤行為免職。依法應該罷免或撤職的不能辭職、免職。 那麼按照如上解釋,是否是意味著如今僅僅是被宣布免去國務委員職務的秦剛和李尚福所犯「錯誤」遠沒有在2018年2月被撤消國務委員職務的楊晶嚴重? 如果再對照中共其他法律、法規的相關條文,就會發現,當年對楊晶的處分是所謂一步到位,行政撤職實際上已經是終極處理。而如今對秦剛和李尚福的「免去職務」,則可以用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頭形容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五十條規定:「監察機關對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縣級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公職人員予以撤職、開除的,應當先依法罷免、撤銷或者免去其職務,再依法做出政務處分決定。」 第五十二條規定:「公職人員涉嫌違法,已經被立案調查,不宜繼續履行職責的,公職人員任免機關、單位可以決定暫停其履行職務。 按照中共紀檢和監察部門的的權威解釋,在實踐中,根據相關規定,對有證據證明違紀問題明顯、但短時期難以完全查清的被調查黨員幹部,不宜繼續擔任領導職務的,一般予以免職。實踐中,一般在對黨政領導幹部嚴重違紀違法和涉嫌職務犯罪問題進行立案審查調查的情況下,往往都會由黨組織或任免機關、單位第一時間作出相應的免職處理,這樣既能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又能促使公職人員全力配合審查調查,使案件查辦工作正常進行。 由此可以,正是基於「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當然更主要、更迫切的是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所以才趕在第一時間,由國務院組成人員的任免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出面先行免去秦剛和李尚福的行政職務。而這個免去職務,並非是對他們處分的終結,而不過是對他們處分過程的剛剛開始。 與此同時,他們分別擔任的各自任職系統內的黨內職務, 即國務院黨組成員毫無疑問也已經被先行免去。只不過僅僅是內部宣布,不特別對外聲張而已。還是以楊晶為例。此人自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即已經被內部宣布接受調查。十九大閉幕後的第二天,中組部即派員到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和國務院機關黨組開會宣布,由時任財政部長肖捷接替楊晶的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和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兩項黨內職務。 筆者為此查找到了澎湃新聞2017年11月1日的一則報道,說的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網站「紫光閣」所屬「工委領導」欄目近日更新後顯示,此前擔任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的肖捷已於2017年10月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副秘書長。 也就是說,楊晶的黨內職務是在他被宣布撤消行政職務的前三個月即已經被免除了。 當初對楊晶的處理過程,顯然是因為案情相對簡單,調查的速度相對較快,所以對他的處理就採取了一步到位,把人大常委會對他的撤職決定和中紀委及國家監委對他的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及降為正部長級待遇的黨、政處分同時宣布。 而現如今無論是對秦剛還是對李尚福的處理,顯然是採取了兩步走的措施。這反而證明了無論是他們中的哪一個,問題很可能只會比當年的楊晶更嚴重,未來的受處分程度當然也只會更嚴厲。 需要強調的是,上月24日閉會的中共全國人大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同時也還「經表決免去李尚福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 這裡的所謂中央軍事委員會,具體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會」,在中共話語體系里也簡稱「國家軍委」。它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雖然只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但程序上是分別需要在黨的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的全體會議上產生。所以,李尚福現在雖然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踢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但截止目前他仍然還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關於對政務高官先免去行政職務,日後再進行「政務撤職」和黨紀處理的例子,國務院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黨組書記、部長肖亞慶較為典型。 關於肖亞慶「出事」的消息是去年7月間先被境外媒體透露出來的,不出幾天即被中紀委和國監委的網站發文證實。去年7月28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刊登《中國工信部長肖亞慶被查 官員出事真相難覓?》。文中說:中紀委周四通報,中國工信部部長肖亞慶涉嫌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當局調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通告里,肖亞慶被稱作「同志」,而其他幾位近期被查的中管幹部的通告中並未使用「同志」二字。此外,肖亞慶並不像其他幾位幹部被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只是涉嫌「違紀違法」。 該報道中引述旅美憲政學者王天成的話說,「按照中共意識形態,說他是『同志』意味著這是人民的內部矛盾,還不是專政對象,也可能就不會受審、不會坐牢,但後期會不會把這兩個字去掉,我們目前就不清楚了。」 自由亞洲網站刊出如上文章的次日,工信部官方微信發布消息說:2022年7月29日下午,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同志出席工業和信息化部領導幹部會議,宣布中央決定:金壯龍同志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肖亞慶同志不再擔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職務。 肖亞慶的黨內職務被免去的一個多月後,去年9月2日閉會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決定了兩項人事任免,其中之一是決定免去肖亞慶的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職務,任命金壯龍為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由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肖亞慶的國務院部長職務之後又過了3個半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於去年12月19日刊登消息《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黨組書記、部長肖亞慶受到開除黨籍、政務撤職處分》。消息中不再稱肖亞慶為「同志」了。因為雖然確如我們自由亞洲此前報道文章中所推測的,無需坐牢,但「同志」是黨內稱呼,開除黨籍了當然就不再是同志了。 這則報道中說:經查,肖亞慶背棄初心使命,喪失政治意識和黨性原則,無視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紀法底線失守,親清不分,違規收受他人大額錢款。 肖亞慶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廉潔紀律,並構成職務違法,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性質嚴重,應予嚴肅處理。鑒於肖亞慶能在較短時間如實說明本人違紀違法事實,認錯悔錯,全額退繳違紀違法所得。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對其可予從寬處理。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肖亞慶開除黨籍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其政務撤職處分,降為一級主任科員,辦理退休手續。 關於李尚福下場的預測,留待下篇文章進行。本文先類比肖亞慶,看看如今也是先被免職的秦剛,日後是否能夠被習近平政權宣布「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對其可予從寬處理」? 本月4日,中國紀檢監察雜誌官方網站刊發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外辦紀檢監察組組長張際文的署名文章《以深入調查研究推動防範化解對外工作領域風險》,引起外界強烈關注,特別是針對其中「外交外事幹部是對外工作的主力軍,處在對外交往特別是與西方敵對勢力鬥爭博弈的前線,被滲透策反和拉攏腐蝕的風險相對較高」這一段內容。我們自由亞洲網站隨即發表的分析文章中就說過「網友普遍猜測,此文與深陷緋聞的前中國外長秦剛落馬事件有關。」 《聯合早報》當時發表的分析文章也認為中紀委文章內容有針對性也有所指,應該與秦剛被免職有一些關聯。   該報的分析文章還引述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唐任伍接受採訪的內容,說是中國外長和防長被免職史上罕見,儘管表明中國反腐的決心和力度,但在制度建設上仍任重道遠。外交戰線是中西方目前博弈激烈的重要領域之一,外交官員不僅代表國家形象,還掌握很多國家機密,在與外國人接觸中稍有不慎可能被探聽情報,導致政經軍事相關機密被外泄。中紀委發表最新署名文章可能表明泄密並非個案。 筆者9月1日在本專欄發表的《從中共前駐韓大使李濱曾被”性勒索”聯想到秦剛在美”失足”的可能後果》一文中即有分析說:秦剛在去年被預備成為新任中央委員和新任國務委員的過程中,向「組織上」隱瞞了他有一個懷了他孩子的情婦正在美國待產的「個人情況」。但當時的美國情報機構對此毫不知情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在此前提下,秦剛是否因此受到美國情報部門的敲詐,應該是秦剛二奶在美產仔東窗事發之後被習近平當局審查內容的重中之重。 秦剛當時任大使的中共駐美國大使館,正是張際文文章中所說的「與西方敵對勢力鬥爭博弈的前線」,放眼全球,沒有比這更「前線」的了。那麼當時的秦剛是否「被滲透策反」了,中共當局雖不可能對外公開這方面的審查結果,但我們外界還是可以從未來中共當局對他處理的寬嚴程度上判斷出個大概。 說起來,張際文身為中共中央外辦的紀檢組長,他的文章所羅列的內容應該是總結性的,與秦剛當然有關,但也並非完全針對秦剛一人。而能夠與外界已知的秦剛所犯「錯誤」內容聯想到一起的被張際文文章所羅列的內容更有如下一段:幹部出訪、駐外期間違反外事管理規定的情況仍個別存在,「八小時外」律己不嚴、紀法道德操守缺失的風險較高。 如果秦剛的問題最終只被落實在 「紀法道德操守缺失」一個方面,那麼未來或者還能夠保住黨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屆中央委員職務肯定會在未來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撤消。與此同時,中紀委也應該會宣布一項對他的政務處分決定,諸如降為副部長級待遇之類。

APEC拜習會後 台灣命運之球已踢到選民手裡

這次來之不易的拜習會,美國開出的那張龐大菜單有實有虛,都有收穫。簡言之,美中關係回到美國前議長南茜·裴洛西訪台事件發生之前狀態,比如恢復兩國軍事溝通(裴洛西訪台之後中方宣布停止)、中國停止芬太尼出口美國、外加最近增加的AI對話。氣候議題合作,中國從來就沒拒絕過。以巴戰爭、俄烏戰爭及世界和平方面,本來就是「溝通」。最大的成功,就是雙方恢復了接觸,回復到「一切都可以談」的狀態。本文只分析與台灣相關的資訊,拜登關於台灣的講話不多,關鍵就兩句,但台灣未來這隻球,已經踢到台灣人民這裡。 習近平與拜登關於台灣的公開說辭 根據公開信息,兩國元首在台灣問題上並沒有任何突破,雙方各自重申立場。但對台灣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兩人會見時的表態,而是眼前台灣兩個月後將揭盅的2024年台灣大選。 習近平指出,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中方重視美方在峇里島會晤中作出的有關積極表態」,希望美方言行如一,「將不支持『台獨』的表態體現在具體行動上,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拜登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答覆記者問題時表示,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表示,拜登在峰會中「強調了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這位官員表示,拜登還要求習近平尊重台灣的選舉程式。 雙方表態中,只有要求習近平尊重台灣的選舉程式以前未曾出現過。「程式」二字用在此處,大有講究。往淺層次理解,是希望台灣選舉能夠像以往一樣正常進行。但這點真不需要美國總統拜登操心,台灣選舉日投票過程的公開透明、一人一票、多重防範做弊,是美國應該學習的台灣經驗。往深層次理解,可做如下理解:只要中共對台灣選舉的干預不是台灣憲法規定的程式之外的動作,美國沒有立場干預。 從台灣這兩個月關於「藍白合」的輿論來看,學界媒體均無人提出政黨聯合執政違法違憲的說法,大概算不上違背選舉程式。如果有釋憲專家這時候慧眼識法,尋找出依據,倒是大好事一件。 但是,台灣選舉形勢的急變,就發生在習拜會前一天——都是11月15日,但因時差,台灣時間早於美國西部時間一天,就在習近平飛往美國舊金山的同時,一直未成的「藍白合」終成。 馬英九出面促成「藍白合」 自10月以來,國民黨和民眾黨就聯合競選總統一事進行了數次談判,這在台灣被稱為「藍白合」,但兩黨未能就誰是總統候選人、誰是副手達成一致。11月15日,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總統參選人侯友宜與民眾黨主席、參選人柯文哲舉行協商會議,在馬英九主持下,國民黨和民眾黨在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協商之後,就如何安排正副總統人選搭檔,達成以民調決勝負的共識。 這場趕在Dead Line之前的重要協商在台北馬英九文教基金會舉行,協商的見證人是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兩黨達成六點共識,其中最關鍵的是表示同意通過11月7日至17日進行的民意調查來決定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的組成,由馬英九前總統、國民黨、民眾黨各推薦一位民調統計專家。結果將於11月18日公布。 在此前的民調中,現任副總統、執政黨民進党參選人賴清德幾乎一直位居第一,最近最高的一次民調甚至高達39%,如果是三方競爭,賴清德勝出沒有懸念,但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聯合,則可能對其領先地位構成挑戰。 台灣中央社發布的兩黨合作檔案顯示,雙方約定如果大選獲勝將「成立聯合政府」,「除國防、外交、兩岸由總統決定,其餘部會原則上依各黨派立委席次分配,民眾黨主責監督制衡,國民黨主責建設發展。」 北京插手有如鴨子划水 勁使在水面下 馬英九這次出面並非自選動作,台媒已經有分析:藍白協商共識出爐後,各界看法不一,國民黨發言人、立委參選人林家興表示,今次藍白合協商成功,政黨輪替露出曙光。民進黨立委林俊憲則放言,「拖了三個多月,結果馬辦執行長去一趟北京,兩周內迅速搞定,最後決定權居然還回到馬英九手上。一人分飾兩角的操偶師終於要現身了嗎?精彩啊!」 11月15日,柯文哲在藍白合協商條件後,被指「讓太多」引起其基本盤不滿。當日傍晚柯赴《新聞面對面》接受專訪時,相關議題成為被拷問的焦點,談到選戰中抹紅的行為,他認為不用去指控每個人,講得好像是中共的下線、代理人,但若要問美中會不會伸手進來,他則公開講「我剛才上節目,進來第一通電話是AIT(美國在台協會)打來的,叫我們去解釋藍白合有沒有大陸介入」,他已請民眾黨秘書長前往解釋,直言這就是台灣作為小國的困境,公公婆婆太多,只能夾在中間看怎麼辦。 從旁觀者而論,中美兩國干預選舉,美國主要表現在為哪位候選人背書,中國則一杆子插到底,審時度勢,相機而入。近兩年以來,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是以不變應萬變;對台灣則有如鴨子划水,勁使在水面下。遠的不說,就以今年幾件事觀之,出手時間挑得正好: 郭台銘插一橫杠,要出來競選總統,分了國民黨的票,中共暗示勸退未成,隱忍很長時間,在關鍵時刻一擊,讓郭服軟退出,為「藍白合」掃清障礙。 這次「藍白合」也是關鍵時刻出手。馬英九秘書多日前已從北京領命歸台,但出手時間選在拜習會當天(時差原因相差一個工作日)。 台灣為這場選舉已經熱身了一年半之久,兩個月之後,結果將揭盅。蔡政府執政兩屆,頗見成效的是「進步主義」政策的貫徹,這本來就對賴清德形成拖累;再加上今年9月超思公司的臭蛋事件影響惡劣,這導致民進黨最大的優勢只餘反共反統。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前提本來就是中國大陸使用武力統一,不包括和平統一。此次舊金山APEC拜習會後,拜登那句關於「程式」的表態,意味著球已經踢到台灣人民這裡。 希望台灣人民能夠在2024年1月台灣大選之前多思慎思,在選舉日那天踢好這關鍵一球。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拜登再稱習近平獨裁者 哪壺不開提哪壺?

7月15日,美中兩個超級大國的領袖在舊金山郊外一座幽雅的花園洋房長談了四個小時。對這次會談本來期望值不高的各方來說,結果還說得過去,至少沒有失敗。  美方不能指望北京放棄支持俄羅斯,更不能讓習近平去譴責哈馬斯,在中國的「核心關切」台灣問題上,美方也不可能放棄對台灣的軍援。至少,按照事先預計的路數,也就是做到管控雙邊關係,至少暫時管控住了。恢復軍事交流,避免擦槍走火;中方還同意採取 「一系列重大措施,與美方合作禁毒。還有些可人的花絮,比如習近平暗示熊貓外交繼續,這讓不久前把所有大熊貓送還中國的一度失望的美國人又有了期待。  總之,談了四個小時,中間小範圍用餐,兩位領袖還抽空在花園小徑散步,幾十米外的記者們看不清楚他們說了什麼,北京之春榮譽總編胡平評論:「兩人散步說話,連翻譯都沒有,可是大家都知道這兩人,一個不會中文一個不會英語,一個不懂中文。」幸虧這段路不長,象徵性地走走就行了。  這件受到全球矚目的拜習會結束了,連拜登本人都認為「取得了很大進展」,可能拜登原來定的目標不很高,只要習近平能來相會,已經是一種「成功」。況且,美方「護欄」計劃的核心項目之一—軍事交流,習近平也同意恢復。想想幾個月前,雙邊關係劍拔弩張,兩位如今能這樣禮貌地坐在一起談論,從純粹外交的角度看,說取得進展毫不為過。  會晤結束了,除了官方的通報,人們還能記住什麼呢?法新社列出了拜習會談時說的幾個「警句」:習近平對拜登說:「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共同發展」,法國政治學者尼凱評點,習近平幾年前說太平洋,現在變成了地球,對北京來說,「中國夢」就是被華盛頓認可為第二個「大國」,讓G2回歸。  「警句」還有,拜登說他和習都同意,「我們可以隨時打電話」;還有,拜習閑聊時,拜登預祝習的妻子彭麗媛「生日快樂」,習近平似乎有點尷尬,回應:「太忙,我忘了」,感謝拜登提醒。原來,拜登和彭麗媛的生日都是11月20日。  真正的「警句」是在兩人峰會之後舉行的新聞會上,有記者問拜登,還認為習近平是一個獨裁者嗎?拜登回答:「他就是」,拜登解釋說,「他是個獨裁者,從他是掌控著一個共產黨國家的角度來說。他們的政府形式和我們的完全不一樣。」  這句話當然讓北京很惱火,中國人權捍衛研究與倡導協調員威廉·尼( William Nee)X上寫道: 「把習近平稱作獨裁者可能是實際正確的,但從外交的角度看,這沒什麼幫助。」  法國費加羅報發表文章問道:「這是拜登的又一個外交口誤嗎?」「一位總統應不應該這樣說?」文章說,「假如你認為這是口誤,卻是拜登的拿手好戲。但卻成了白宮顧問們的噩夢,他們不得不提供售後服務」。  但這真的是失誤嗎?美國參議員泰德-考夫曼(Ted Kaufman)告訴路透社記者,拜登 「一直以直言不諱而著稱」,早在他入住白宮之前就已如此。現在,一言九鼎,有時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拜登對外交需要清晰且深思熟慮的表述深有體會,他曾多次自嘲地對對話者說:”沒有人懷疑過我說的是真心話,問題是有時我說的都是真心話。  人們很容易把這些話當作口誤,甚至失誤,尤其是總統的對手嘲笑其年事已高。其實,拜登6月份已經說過習近平是獨裁者了,北京當時極其憤怒,但這並沒有擋住拜登星期三再說一遍。  2022年5月,拜登回答媒體說,如果中國一旦侵略台灣,美國會軍事干預,打破了美國在對台問題上的「戰略模糊」,白宮官員下來「修補」,解釋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當年9月份,拜登再次重複,當CBS的記者詢問,如果中國出兵侵台,美國是否捍衛台灣,拜登肯定地表示,「是的,假如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攻擊。」白宮再次出面淡化:「一個中國政策未變」。  拜登評論習近平的「老朋友」普京也是直言不諱:2022 年 3 月,在俄羅斯侵烏一個月後,他在華沙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對準了普京:”看在上帝的份上,這個人不能繼續掌權”。白宮的一位顧問趕緊熄火,說總統的意思是 “不能允許普京對他的鄰國行使權力”,而不是呼籲 “政權更迭”。幾天後,拜登再次發難。他堅持說,”我不收回 “這些言論,”我也不道歉”。他補充說:”我只是在表達我的憤慨:他不應該繼續掌權,就像壞人不應該繼續做壞事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從根本上改變政策」。  看來,拜登說習近平是「獨裁者」並非偶然。北京的反應可想而知,外交部發言人不點名譴責:「這種說法是極其錯誤的,是不負責任的政治操弄。」感覺比前兩次的反應有所淡化,也許可能是習近平人還在美國的緣故?  從新聞會場面看,記者提問時,台下的國務卿布林肯顯得很不自在,擔心拜登「舊病複發」,瞬間,拜登那句話脫口而出……。不過,還沒有看到白宮方面出面稀釋或者淡化,可能是拜登說的太實在了,挑不出任何毛病,就像他自嘲的:”沒有人懷疑過我說的是真心話,問題是有時我說的都是真心話。  周四記者追問布林肯的感想時,他表示中國應該期待可能令其不快的坦率言論。他說:”很顯然,我們將繼續說中國不喜歡的話,做中國不喜歡的事。正如我猜測中國也將繼續做我們不喜歡的事,說我們不喜歡的話一樣「。  從外交角度來看,拜登的話有點衝撞,可能習近平也慢慢習慣了?而且,對北京而言,現在更緊急的事務是爭取更多的空間來緩和自己內外交困的局面。  所以不難理解,中方為什麼高度評價拜習會,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周四稱其為「中美關係發展史中的里程碑」。

中國的經濟困境有解嗎(之三)

中國的經濟困境有解嗎?有些朋友說無解,有些朋友說有解。那就是推翻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法制。這是所有解決困境的前提條件,舍此別無它法。 為什麼這樣說呢?那是因為按照中國的經驗,兩千多年來就知道,只有市場經濟才是正常發展的不二法門。而市場經濟必須的條件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公開透明,而且有被嚴格執行的法律環境。 因為市場經濟的優點,或者說它的活力來源,是每一位參與者根據變化的情況做出的決定。這種決定更能夠適合千變萬化的市場,因此是更加正確的決定。這樣的經濟體制註定會優於任何其它體制,獲得最好的發展 — 不僅僅是發展的速度,而且是發展的質量。 由於市場經濟需要每一個個體自主和隨時做出自己的決定,就需要公開的、一致的法律保障;需要官方的職能從發布命令指標,轉變為公平有效地執行法律。中國的政治理論從公元前就主張無為而治,說的就是讓市場的主體們自行決定,而不是政府過多地干預。這是從那時開始,中國經濟發展加快速度的主要原因。 也是從那之前人們就發現,這種市場經濟模式最需要的,不是王公貴族和國家發布的命令或者計劃,而是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法律。在公平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由每一個主體做決定總是優於少數人的決定,也就是所謂的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就是過去的兩千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原因。這也是歐洲國家在最近的幾百年里,迅速趕上並超過中國的原因。 中國傳統的發展模式,之所以被西方國家迅速超過,原因主要是法制不完善,專制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的結構不匹配。專制政治的基本規律就是法隨言出,而不是法律固定,不隨官員們的意志為轉移。雖然國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政治現實卻是官員個人的意志,決定了法律有效與否。這種體制不但隨時降低了市場經濟應有的效率,而且給官員們的腐敗,創造了最好的條件。 中國現代隨著經濟發展而愈演愈烈的腐敗,就是由一黨專政給腐敗創造了條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財富是人的本性趨勢。既然體制給了最好的條件,腐敗自然就順勢而為,遏制不住了。兩千多年來的專制政治不是沒有治理腐敗。之所以一直都不成功,就是因為專制和法治無法兼容。雖然監察機構疊床架屋,但是專制的官場無法自我監督,所以永遠也不成功。 民主國家的法制之所以更加成功,就在於法制體系脫離政治,多黨政治保證了有效地監督,官員們不能違法行政。市場的個體們的法律地位有了保障,經濟發展才能獲得更高的效率。這就是民主法治的市場經濟,相對於專制政治下的市場經濟的最大區別。 鄧小平的改經濟不改政治的所謂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從蘇聯的農奴制模式,進步到了中國傳統的專制政治管制下的市場經濟。之所以越來越不成功,是因為這種模式相對於民主的市場經濟,缺乏法律保障,同時給腐敗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腐敗本身就是經濟正常發展的障礙。 胡耀邦在幾十年前就有一番慨嘆:為什麼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措施,我們學來就變了味兒呢?他沒有想通的道理就是:西方的好經驗是在民主法治環境下積累的經驗,中國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環境下抄襲人家的經驗,自然就是邯鄲學步,東施效顰,變了味兒了。 所以學習就要老老實實地學,全面深入地學。抖小聰明沒有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二十屆三中全會遲遲不開,是因為經濟還是人事?

按照慣例,中共某屆二中全會完成的當年九至十一月會召開三中全會,以完成全體中央委員對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檢」。而二十屆三中全會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將召開的時間,原因為何? 外界已經有媒體注意到,除了二中全會,其他的某屆某中全會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開,但是,正常情況下應該已經召開過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卻至今沒有動靜。 筆者查證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開時間最晚的一次中央全會是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具體時間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過,這一年召開過兩次中央全會,十三屆六中全會是在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開的。 依照中共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中央委員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會議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後的慣例,每次黨代會閉幕的當天就會開始舉行一中全會,二中全會都是在次年春召開,主要議程是為隨即召開的「兩會「確定人事議項。而接下來的三中全會,都是在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會召開的當年晚些時候召開的。這是因為雖然這一年已經召開了一次中央全會,但這一屆中央政治局在已經運作了一年時間的情況下,是需要以」報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體中央委員的「監督」的。  不過,習近平已經打破過一次這樣的「慣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是在年初而不是在當年晚些時候。 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開始後,在十九大召開的次年初,也就是趕在當年「兩會」換屆之前,接連召開了兩中次中央全會,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開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為國家主席終身制提供「法律依據」的憲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開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是專門討論國家政權的人事議項。 早在2018年2月底,筆者即在本專欄發表了《到底為什麼要「提前召開」三中全會?》,文中介紹:如今趕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和十三屆全國政協召開之前居然「提前召開」三中全會的「不尋常」舉措,自然會召至外部評論界的強烈關注和質疑,「陰謀論」之說甚囂塵上……。 不過,現在看來,筆者當時這篇文章的標題應該改成「到底為什麼要趕在」兩會」換屆之前接連召開兩次中央全會」。 轉眼到了今年春,於2月26至28日召開的二十屆二中全會上,照例是通過了「擬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德國之聲早在1個多月前即開始提出的質疑:「時間已到10月,但是關於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外界沒有聽到半點信息,這是頗不尋常的,以致許多人懷疑習近平是否會召開這次全會。」 該質疑文章中說:總遲遲不公布會議日期。中共這樣做,大概出於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會議時間,會把會議的機密泄露出去。這是一種典型的秘密會社的做法,不是一個現代政黨尤其執政黨所為。但中共越是表現出不讓外界知道的樣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們懷疑這裡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很容易導致外界對一些現象的誤解。 比如,前段時間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爆料,習不按慣例召開決策會議,他兼任的一些小組幾年時間也不舉行一次會議,就是一個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會議為例,稱它們召開次數不定,有時該舉行不舉行。如果平時不是對這些會議特別關注,確實會得出這個印象……。 不過,德國之聲的這篇文章強調說:習是個特別在乎規矩的人。習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我們先不看這個治理現代化裝的是什麼內容,但它必定意味著做事要有一定之規,才可稱之為”現代化”……。習強調”法治建設”和”政治建設”,前者針對整個社會,後者針對黨,它們的共性是建規立距,有章可尋。 因此,該文章作者的結論是:習自己不能帶頭違反他定下的政治規矩。他想三連任,也須先把國家主席任期制廢了,而不能在憲法規定不能三連任的情況下強行連任。就此而言,習也受政治規矩的約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隨心所欲,想怎麼方便就怎麼做。黨章是有明文規定的,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由於今年2月舉行了二中全會,如果三中全會在餘下的三個月不召開,也說得過去,沒有違反黨章。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也意味著如有必要,一年可以舉行兩次乃至三次全會。不過,如果真舉行三次全會,則表明黨內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決,故一般情況下中央全會不會舉行三次,而兩次是完全可能的。這樣來看,11或者12月舉行三中全會的概率很高。假如不舉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舉行,否則,也說明黨內出了嚴重問題。 而外部媒體再此關注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原因的代表作,則是本月11月9日,《日經亞洲》前中國分社社長、現《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專題文章,其立論是放棄「李克強經濟學」限制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選項。隨著領導人尋求其可以吹噓的成就,關鍵的經濟政策會議被推遲。 這裡說的「關鍵的經濟政策會議「即是指三中全會。 這位中澤先生曾在中國擔任7年特派記者,期間升至中國分社社長,並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紀念國際記者獎獲獎人。按照一位曾經在中共前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手下擔任過秘書的人士介紹,即使在中共政權內部的「謀士「們,也都挺佩服這位中澤先生分析中國問題的」獨(毒)到「。 中澤的文章指出,按照慣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代表一年後召開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超過350名高級黨員聚集在北京參加會議,為國家經濟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離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過去一年多,三中全會的日期還沒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宣布。 中澤的文章中認為:這一推遲是在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之際——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這是否意味著習近平政府放棄通過調整政策來改善局勢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開如此高規格的會議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國內外關注中國經濟政策約40年的專家將目前的延遲歸因於10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要決定尚未實現,這是黨內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第二位專家說,上個月因心臟病發作去世的李克強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發揮主導作用,確定中國的基本經濟政策方向。該專家說:「人們現在可能已經忘記了,但那次會議決定的方向是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那次會議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習近平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李克強為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之後一年舉行的。這次的三中全會通過的政策旨在指導未來10年的經濟發展。會議發表公報,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表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據官方媒體報道,與會者「聚焦於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強調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 中澤認為,(此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被拋在後面……。從過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黨內一致通過的經濟決策,最終也可能得不到執行。現在,中國經濟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的陣痛之中。由於中國大型房地產開發商中國恆大集團和其他企業面臨財務困境,確定(如今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日期變得異常困難。(沒有了李克強和他的經濟政策主張的)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將無法開出任何藥物來緩解困擾中國社會的重大經濟問題。如果匆忙召開三中全會,結果卻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這將在國內外被視為令人失望的結果,並有可能使經濟更加悲觀。簡而言之,這樣的會議可能會適得其反。 中澤先生同時也認為:當今中國的動蕩不僅限於經濟政策;這在政治和外交領域也有所體現,比如秦剛和李尚福接連被免去外交部部長和國防部長的職位。秦剛和李尚福還曾擔任副總理級國務委員。作為一項被廣泛視為權宜之計的舉措,中國最高外交官、秦剛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長。但是國防部長和兩個國務委員的職位仍然空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習近平政權「空手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只會凸顯中國的不穩定。(習近平政權)別無選擇,只能謹慎從事。 中澤先生的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顧和介紹了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十年來,特別是後五年來在經濟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對李克強實際經濟主張的全盤否定,以證明三中全會不能如期召開,經濟是主因。但筆者恰恰認為首先是李克強的去世,與三中全會遲遲未能召開甚至是還沒有內部決定什麼時候召開完全沒有關係。依習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會在內的某個習近平親自主持的中共高層會議正在召開期間突然傳出李克強猝逝的消息,他習近平肯定會是不動聲色地繼續主持會議並令這個會議如期完成。 其次,習近平從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經是他的既定方針,無需以一個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進行具體的解釋,無論李克強在世與否,遲早都要召開的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從經濟層面講,至多就是一個提交一份幾天才在深改委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並以中央全會決定形式昭告全黨全國。 而政治層面的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接連發生的外交和軍隊系統的高層人事翻車,應該是導致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的主因。道理很簡單,無論是外交系統的秦剛,還是軍隊系統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當選「的中央委員,其中,秦剛是首任,李尚福是連任,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則是從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遞升。而對此四人的黨紀處理,應該成為三中全會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的相關條文,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以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做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也就是說,無論是在位的中央委員還是候補委員,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錯「,只要其」錯誤「的嚴重程度達到了可以被處以留黨察看者,對其處分的決定就必須經過中央全會的程序運作,無論是直接決定還是」追認「政治局會議已經提前做出的決定。 如上所列的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到底是犯罪還是犯錯,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而現在只假設他們四人都只是犯錯,那麼從目前的跡象看,應該沒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輕處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們的行政或者軍內職務已經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屆中央委員資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應該沒有。三中全會之所以遲遲還沒有召開,有可能就是因為將要提前印發給全會的對這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的處理決定,還在等待對他們所犯罪行或者「錯誤」 的審查報告的完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時代漫談(視頻):習近平訪美 反習大軍出動 維安緊張

我們先來看看中東的以哈戰場。哈瑪斯目前被困在加薩的地道中已快被殲滅了,但打開電視新聞,各地卻都在上演親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抗議活動,聯合國也要求以色列停火。以色列似乎贏了戰場卻輸了輿論。

中共高官心臟病死 最慘不只李克強

盤點中共國級黨官心臟病死案例,發現還真不少挺能說明問題。 曾擔任毛澤東20餘年保健醫生的李志綏在1995年2月被心臟病死,後來證實被謀殺。 據參與過謀殺案的一位大陸特工後來透露,是李志綏寫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爆料了毛澤東、鄧小平等人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殘酷無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爛,江澤民害怕他再披露中共最高領導私生活內幕,下密令,採用「葯功法」殺害了他,即兇手在手指甲中放入一點特殊的藥物,在倒水時彈入杯內,人喝了三天後發作死亡,其死狀就是心肌梗猝死,表現也與心臟病死亡相同。因為李志綏不是本文要說的高官範圍,因此,這裡不述。 要說中共國級黨官心臟病死,與李克強有很多共同點的就是前副總理羅瑞卿。一、倆人都是死得突然、出人意料。二、兩個人都很年輕,李68歲;羅72歲。三、倆個人都死在並非治心臟病的普通醫院。李死在上海曙光醫院,為一家普通中醫醫院;羅死在西德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屬於民間醫院。四、倆人都有民間巨大質疑聲,官方沒有回應,死得不明不白。五、死時沒有親友在身邊。 羅瑞卿是共軍及中共國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國安部首任部長、中共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要職,被授軍大將軍銜。文革期間被打成「篡軍反黨」,從三樓跳下摔成重傷,雙腳跟骨折,後又被打成「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集團』」,帶著傷體被紅衛兵多次公開毆打,1978年於8月3日,在西德治療腿疾時突發心肌梗塞病逝。羅死在異國他鄉,而且晚年被批判、被毆打、被羞辱,死前一直拖著殘腿病體。副國級死成這樣,可謂令平民都唏噓不已。而如今,李克強也令平民都唏噓不已,從1978年到2003年,一個圈畫圓了。 另一個值得一說的國級心臟死的是胡耀邦。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和《趙紫陽在四川》一書披露,胡耀邦1989年出席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心臟病,趙紫陽問誰帶了急救藥,趙紫陽多次催問,江澤民猶豫幾分鐘後才拿出急救藥。他的死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線。 具體情況是,改革開放爆發出腐敗、專制、社會不公等問題,民間反映極大。 1986年底,全國多地爆發聲勢浩大的學潮示威遊行,大學生打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中共元老歸咎胡耀邦對自由化知識份子的縱容。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團要求其辭職並對學生運動的失控負責。儘管胡多次在會上檢討,但高層還是連續批判胡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薄一波還指責胡到基層視察的次數太多、地區太廣,是在「游山逛景,嘩眾取寵」;在連續批鬥之下,政治局於1987年1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請辭。胡耀邦的政治局常委排名降到最後。1月19日,中共三號檔列舉了胡耀邦解除職務的原因,加上了很多條新羅織的罪名。 1989年4月8日早上約10時,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正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問題的決定》的文稿。胡突然心臟病發作,舉手請假,趙紫陽讓胡耀邦先穩住身體,並立即叫中共辦公廳馬上找醫生。在趙紫陽多次催問誰帶了硝酸甘油。當時出席會議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最後拿出兩粒葯,不久,北京醫院內科主任錢貽簡和王敏清陸續趕到,並判斷是心肌梗塞。送醫不久,其左胸部血管大面積破裂,導致大面積心肌梗塞;於4月15日早上7時53分逝世,享年74歲。 但是,坊間一直認為併流傳著胡耀邦是在會議現場被氣得心肌梗的。因此,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八九64運動。 還有一位是上海前市長楊雄,2021年突發心臟病猝死,也是年紀很輕68歲就死了,不得善終。 楊雄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物,在2012年開十八大換屆的時候,沒有進入全國黨代會的代表名單,等於就是等著退休了。12月份習近平接班以後,楊雄突然又被任命當市委副書記和市長,相當於回鍋了。他死的時候也很奇怪,也是猝死,據說是心臟病猝死。 據《菁英率論壇》有關專家分析,其實他是牽涉到二十大之前的鬥爭了。他曾經在上海幫裡面是很有意義的。習上台後,在上海最後一次開代表大會的時候,就把他給弄下去了,原因是習近平到了中央以後,準備讓應勇(習近平的親信)接替楊雄的位置,結果江派就堅決不同意,斗到最後,習近平當年沒有贏,因此楊被炒回鍋了。 上海市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都要爭奪這個位置。因為很多人都想利用二十這個機會翻盤,為了防止六十八歲的他翻盤,就讓他死掉了。 橫河在《菁英論壇》表示,中共現在的情況跟以前不太一樣,我們現在講被自殺也好,沒有原因的突然死亡也好,離奇死亡也好,這些事情大部分都發生在這十年當中。那麼這十年其實跟過去是有直接聯繫的,因為在過去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它產生了很多利益集團,但是這些利益集團在最近十年被打亂了,在打亂的過程當中,又有新的權力集團崛起。因為權力層面你一旦下去以後,你所有的經濟利益都沒了,在中國這是一個特色,它跟正常的國家不一樣。在這個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安排的過程當中,新舊之間的矛盾這是你死我活的。中共現在政局不穩,經濟不穩,而且是處於高度混亂狀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種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越多,說明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 (全文轉載自《看中國》)

APEC期間的拜習會為何不被看好?

由於美國邀請,11月15日至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在美國三藩市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美兩國首腦會晤將於11月15日APEC峰會間隙期間舉行。此前,白宮新聞秘書卡琳·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談到外界期待已久的這次會談時稱:「我們的目標是兩位元領導人11月在三藩市會談時進行一次建設性的談話。」但是王毅的回應則是說,「通往三藩市不會是『一馬平川』,不能靠自動駕駛』」。美國媒體如《華爾街日報》則認為「加薩的血腥戰爭為美國的主要地緣政治對手中國和俄羅斯提供了一個在全世界爭取支持的寶貴機會,使這兩個專制威權國家得以利用對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浪潮,並以人道主義價值觀與和平的擁護者自居」,國際態勢對美、中、俄三方競爭,有利於後兩者。 雙方功能表上將有什麼? 對美方來說,自從俄烏戰爭以來,沉寂已久的「全球南方」開始活躍,76+中國與金磚國家遙相呼應,中俄兩國已經隱然成為「全球南方」的共主。烏克蘭在戰場上失利的同時,以巴戰爭開始,以美聯盟在軍事上取得對哈馬斯的絕對優勢的同時,在第二戰場(輿論戰、政治戰)卻全都失利,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聯合國都明確反對以色列,在平民死亡人數越來越高,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爾克說,以色列和哈馬斯都已犯下戰爭罪。加薩的事件正促使全球南方」遠離西方,遠離美國,並可能使其對莫斯科的態度更加熱情友好。」 鑒於中國在中東地區日益明顯的影響力,為了避免以巴衝突升級為區域性戰爭,以及贏得烏克蘭戰爭的體面結束,美國拜登政府亟欲與中國緩和關係,可以預見,這次拜習會,美國是提出要求(解決問題)的一方,而中國則是就問題開出要價的一方,美方的菜單上將有以巴衝突、俄烏戰爭、台灣問題這些地緣衝突,經濟上的將退居其次。但中國擺足了架勢,要的價碼不會太低。 預計兩人會晤的議程將涵蓋一系列問題,美國開出的功能表上包括在經濟和高科技領域的爭端、台灣問題、人權,氣候變化、打擊芬太尼前體化學品進入美國,擴大兩國人文交流,以及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議題,例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和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 對於中國來說,上述問題有主有次,往積極方面預測,兩人的會面將有助於雙邊關係的進一步企穩止跌,華盛頓和北京有望以「做交易的方式」在個別議題上達成一些合作的共識,例如人權問題(尤其是新疆維族問題)會針鋒相對,氣候變化會答應合作(中國畢竟是世界太陽能、風能設備的主要生產國),俄烏戰爭與以巴戰爭(美國與歐盟最近調整為以哈戰爭)、芬太尼則是可交易性議題,換取的將是美國放鬆對華高科技領域的制裁。台灣問題上達成的多半是危機風險管控共識。 與此同時,一個由美國11個農業團體代表組成的美國農業代表團11月2日抵達北京,他們將與中方人員就擴大雙邊農業合作進行洽談。這是美國農業行業自2016年以來向中國派出的規模最大的一個代表團。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表示,「我們的關係既龐大又複雜,但農業是這種關係的壓艙石。」 整個來說,美方在這次會晤中籌碼不多,因為自身面臨的問題太多。這點,中國看得非常清楚。 美國為什麼亟需與北京緩和關係? 美國拜登此刻正面臨來自國際社會與國內兩大方向的壓力。 1、國際反以反猶反美浪潮方興未艾,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度正在退縮 在俄烏戰爭上,北約集團的立場一直比較一致,即使烏克蘭反攻未成功,也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如匈牙利、波蘭等希望儘快結束,但並未就戰爭的性質發生原則性的分歧。但這次不同,隨著強大的國際社會壓力與國內反以浪潮,美國拜登政府不得不向後退縮,軟化立場。美國CNN在11月2日的報導中稱,美國總統拜登以及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警告以色列稱,隨著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製造的人類苦難不斷加劇,全球對此的憤怒也在不斷上升,而以色列受到的支持也因此逐漸削弱。因為歐盟各國在以巴戰爭上面臨本國各方面的巨大壓力,態度有變化,在11月7日東京G7領導人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衝突,不得呼籲盟國要「以同一個明確聲音說話」。同一天,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發言表示表示,美國總統拜登認為以色列軍隊重新佔領加沙不是正確的做法。拜登反對以色列軍隊重新佔領加沙。 2、美國國內反以浪潮洶湧 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一項新民意調查顯示,自戰爭開始以來,美國公民更有可能將以色列描述為盟友,但對其反應存在分歧。這項於11 月2日至6日進行的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人認為哈馬斯對當前衝突負有重大責任。12% 的人表示美國負有很大的責任。但40%的人表示以色列的反應太過分了,只有36%的人希望美國向以色列軍隊提供援助。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認為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對這場戰爭負有很大責任,而 35% 的成年人對以色列政府也有同樣的看法。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伊朗政府對這場衝突負有很大的責任,大多數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將當前的戰爭歸咎於哈馬斯。然而,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更有可能將很多責任歸咎於以色列政府(43% vs. 25%)。 最苦惱的莫過於美國的大學,比如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喬治城大學等。這些大學面臨雙重壓力,一是學生們日益高漲的反以援巴活動,二是猶太金主們紛紛關上支票本。 而美國的反以活動不局限於校園,全國各地都出現反以援巴大軍,11月4日,數萬抗議者齊聚華府,將憤怒矛頭指向了美國總統喬·拜登,指控他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滅絕。抗議者高呼口號,「拜登,拜登,你無法隱藏;我們指控你犯有種族滅絕罪。」 11月7日,約80名抗議者前往密蘇里州的工廠,不允許任何工人進入工廠,理由是這座工廠提供的武器正在拖累美國。這家工廠是波音公司旗下的,正在為以色列生產1000枚精確制導彈藥,用於支持以軍打擊加沙地區的目標。抗議者指出,美國不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工廠也不能給以色列製造武器,因為現在的以色列就是「兒童殺手」。《紐約時報》是美國左派媒體旗幟,11月9日其總部被一群抗議者佔領。以上列舉的只是全美反以活動中的數例。 這一切不僅加劇了美國民主黨內的分裂,還影響到拜登的連任計畫,《紐約時報》和錫耶納學院11月上旬的民調顯示,在亞利桑那州、喬治亞州、密西根州、內華達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登記選民中,拜登以 4 到 10 個百分點的差距輸給了他最有可能的共和黨競爭對手川普,僅在威斯康辛州領先兩個百分點;該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選民認為國家正朝著錯誤的方向邁進。 以上就是拜登亟欲緩和與中國的關係的原因。不過,對即將舉行的拜習會,美國智庫人士普遍不看好,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成員、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Robert Manning)接受VOA的採訪時說,目前的氛圍並不利於華盛頓與北京改善關係,「問題在於(美中)兩國都存在著相互妖魔化的氣氛,因此政治正把各自推向對抗的方向。」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求變卻方向迷茫:透視海內外的「悼念李克強現象」

中國國字型大小領導人當中,兩度成為海外輿論的旋渦中心並成為部分人寄望所在,唯前總理李克強莫屬。2022年,「習下李上」的擁戴活動持續了一年多,直到開過「二十大」之後,網上擁戴的骨幹們解釋這活動「反映了民眾意願」;這次李克強猝亡之後,先行的傳言是李夫人程虹要求第三方驗屍查明死因,「有關方面」取消追悼會,可說是越驚聳越出格的傳言,流布得越廣。追悼會開過之後,重點成了一代人悼念改開夢。 這場有如朝露、被少數人名之為「鮮花革命」的活動,確實反應了中國部分改開一代以及年青一代的求變心理,但我從中看出了求變卻失去了方向的困頓。 為什麼有人亟欲「求變」? 「求變」,當然是社會成員對現狀普遍不滿意,這種不滿因年齡不同、階層不同而相異。 有人總結說,這幾天圍繞前總理李克強去世所發生的悼念活動,被悼念的除李克強之外,還有「團系」、「改開」和 「新三屆的政治夢想」。 這說的應該是1960年代初及以前出生的中國人,因為這些夢想是專屬於他們的夢想。按照約成俗定的解釋,「新三屆」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的前三屆即77、78、79級大學生,這個特殊的群體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誤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錄取率成為中國當代史上難以複製的一代。經歷30餘年三任中共領導人,他們在政、商、學各領域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精英分子和中堅力量,如今部分年長者已經退休。 「團系」成為1980年代的第三梯隊成員盛產之地,乃因當時提拔幹部的「四化」要求當中有「年輕化、知識化」這兩條(另兩條是革命化與專業化),新三屆當中大批優材符合這兩條,曾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局長的李銳還曾寫過《起用新一代》,《讀書》雜誌曾登載這篇文章,所有中國名牌大學的「新三屆」學子都覺得自己生逢改革開放時代,天寬地闊,大有用武之地。如果對當時流行的幾個政治名詞做個解釋,政治接班人的「第三梯隊」主要產自於「新三屆」,以及胡錦濤、溫家寶的同代人——文革前的1963-1965年這三屆大學生。 「新三屆」的政治夢想從大處說,就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學習美歐,成為世界先進國家。從小處說,就是自己盡自己所學,為國儘力,成為社會需要的人才。在鄧(胡趙)時代曾領風騷的「新三屆」精英們,那些沒能過「六四」這個坎的成了著名異議人士,或是被迫辭國,或是在本國被邊緣化;過了這個坎的人,其政治夢想大多在江胡時代實現了,成為政界、商界、學界的翹楚。但習近平的強力反腐,政界商界均倒了不少新三屆精英,學界倒下的也有好些,原因多與桃色新聞有關。按部就班在體制內混且平安到站的人現在多已退休。在不少悼念文中,不少人再次提到李克強的去世標誌團派退出歷史舞台。這是一種有意的記憶錯誤,李克強確實出身團派,但一人成不了派,團派做為一種政治勢力,在十八大後期就已經式微,標誌是團派另一重鎮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為培養官員與哈佛大學合作的省部級幹部培訓班結束。這一點,我在《集體領導終結 團派被滅發生於何時?》(自由亞洲電台,October 27, 2022)一文中有詳細分析。 至於千禧一代,他們對習時代的中國不滿,原因相對簡單得多。這代人出生於中國經濟最蓬勃向上的年代,成人之後卻遭遇中國經濟發展瓶頸,大學也不再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不少青年的人生還未開始,就只能做「躺平族」混吃等老。世界各國青年失業率偏高,互聯網發動集結的「革命」多發,但中國青年一代在當局天羅地網的嚴密監控之下,革命不大可能,只能抓住機會發泄不滿。很多年輕人連李克強十年內的主要施政都不了解,但並不妨礙他們抄些「人民的好總理」這類讚美文字贊襄這場「鮮花革命」。 求變心切,但已經失去了方向 全球化之後,世界變得富足,「改變」這一口號在21世紀前十年曾風靡世界。其源頭是奧巴馬2008年的競選主題詞Change,儘管奧巴馬並未告訴美國選民,他將朝哪個方向改變,改變什麼。本文不討論美國人如今如何看待自奧巴馬以來的Change ,只想強調求變是人類天性,生活富足如美國,求變尚如此急切,不用說矛盾四伏的中國。但是,中國的求變方向不一致,大家想的也不一樣。 這一次悼念活動最集中也最投入的當然是北大新三屆,尤其是其中的77級、78級,因為李克強是他們的驕傲與人生奮鬥的標杆。且看北大77、78級學子的輓聯: 憶燕園時光  欣逢黃金歲月 砥礪奮發 同立修齊治平鴻鵠志 傷今朝永別  惜君長才未展 一代夢斷 惟遺家國天下不了情 也就是說:鄧(胡趙)、江時期的改革開放年代,是北大77、78級學子們大多數人心目中的黃金歲月,這段黃金歲月可以概括如下:威權體制+市場經濟+有限度的言論開放。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11月3日在微博發出與之相關的兩段文字,也許更清晰:「與其說是在緬懷一個人的逝去,不如說是在嘆息一個時代的漸行漸遠。其中深埋著很多人的年輕歲月,還有對未來的熱切嚮往,以及內心珍視的諸多美好事物。」 「那個時代所費心建立的制度與文化,如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毀壞。猝不及防中迎來的新世界,與人們期望的相比顯然相差甚遠。毀壞很容易,重建卻是難上加難。善於破壞而不善於建設,終於又回歸到原來的軌道上了.」 勞東燕女士說得非常清楚:人們懷念李克強,其實是懷念「那個時代所費心建立的制度與文化」——那個時代建立的制度與文化,在鄧(胡趙)時代,其實是「草鞋沒樣、邊打邊象」,剛剛起步的經濟改革,與美國指導下的「依法治國」;江時代經歷朱鎔基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完成了經濟體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養成了一批民營企業家與民營經濟。政治體制上從來沒變過,依然是一黨專制,依法治國到胡溫時期已經不再提起。新三屆之所以不滿(或曰痛恨)習近平建立的「新世界」,只因「與人們期望的相比相差甚遠」。到底期望什麼,她沒說,也許能拿到檯面上說的只有打擊民營經濟這一項,對反腐不滿恐怕不能宣之於口。因之這段話,只能說悼念者求變心切,但失去了方向,只能寄情於經過他們美化的鄧(胡趙)、江胡的「黃金歲月」。 作為「新三屆」之一,我是那個時代的經歷者與見證者。我在《現代化的陷阱》分析研究的時段正好是鄧(胡趙)發端,江朱繼續從事的改革。書中分析的內容,已經被現實證明,現階段所有的一切,均始於權貴私有化與中共權貴努力建立的家國一體利益輸送機制。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其實有諸多不滿,這種不滿化為那代人對《現代化的陷阱》這本書的呼應與熱銷。有關江澤民等五常委的各種段子,以及中共太子黨如何巧取豪奪、化公為私的 傳聞,都成為京城及各大城市宴飲的佐酒小菜。 民主憲政嚮往不再,只剩好人政治 習近平上任以來的所有舉措,皆被視為「開倒車」,政治控制加強、外交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緊張等自不必說,習的強力反腐被加上「清除政治異己的手段」這個前置詞,完全抹殺了正面性——人們已經忘記江胡時代朝野均批評最高當局反腐不力。人們也忘記了中國的互聯網控制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澤民的金盾工程,該工程始於1998年,江澤民的大公子江綿恆是該項目的總負責人(我在《霧鎖中國: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體》一書中有專章論述);在胡錦濤時期中國的互聯網監控系統與時俱進,習近平只不過接過江胡兩代的監控遺產並在技術上發揚光大而已。 因此,這場借李克強去世之機的悼念活動,發泄不滿是悼念者的最大公約數。有人是懷念自己的美好歲月,有人則是對習近平極端不滿。這兩大類人當中,有不少是江胡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是習近平強力反腐的利益受損者。至於說李克強總理十年大才未展,其實是忘記了李克強第一任期內的施政:2015年3月「兩會」推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到兩年陸續夭折、「克強經濟學」指導下的金融改革(主要內容是網路金融P2P)也在短短兩年內爆雷,,2017年底,債務總額已超過200萬億(其中不少是前任留下的),達成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定下的「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經濟增長目標),其中最大的就是「穩金融」,將P2P爆雷的風險努力降至最低。 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強任內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這倒真是一個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定下方向的宏觀指導計劃,但可惜的是美國川普政府盯上了《中國製造2025》,圍繞知識產權展開對華「反間諜戰」,斬斷了「千人計劃」這隻偷盜美國知識產權的長臂。逼迫中國在2019年放棄了《中國製造2025》。但中國政府很快成立了規模為210億美元的「國家製造業轉型升級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對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和電力裝備這三個領域、曾被《中國製造2025》計劃列為重點的10個尖端行業進行投資,目前已經初見成效。但不知是因為悼念者不太了解這個計劃,還是因為避嫌,悼念者都沒提這個計劃,懷念得最多的就是李克強曾說過「六億人月收入不到1千元」,評之為「敢於說真話」。 身居海外、高調紀念的蔡霞(@realcaixia)女士發表多條推文,很有代表性: 「團中央1980年代集聚了一批放眼當代世界、努力吸收現代政治文明理念、有抱負的年輕精英。李克強是代表人物」——這是對消失長達9年的「團派」的親切懷念。 「習李斗不是內鬥,是方向道路之斗。李克強堅持市場化方向改革,對政府依法治權,公開透明,扶持民營經濟;習近平是開歷史倒車,把大小權力都集中到中共手裡,習強調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所謂『領導』就是控制一切。李本人並不爭權奪利。「——習李之間存在「方向道路之斗」,這應該是蔡霞女士對前總理李克強的美好期待,表達了她對「好人政治」的嚮往。 在這場追悼寄情活動中,「民主法治」的嚮往不再,潛移默化成對「好人政治」的懷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李克強不是溫家寶,確實從未公開談過對民主政治的嚮往,不能硬說成李克強曾希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讓中國實現民主化。因此,我同意悼念者的自我總結:「被悼念的除李克強之外,還有『團系』、『改開』和 『新三屆的政治夢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掌權有軟肋 太子黨劉源製造雜音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上月猝死,由於死因可疑,體制內外暗潮湧動,令中國政局發生微妙變化。除了代表體制內一股勢力的財新傳媒引用李克強的「長江黃河不會倒流」對習近平發出警告,紅二代劉源撰文談「黨內民主」,也彷彿變相逼宮習。 本來以為進入第三任期便權力穩固的中共黨魁習近平,最近仍在不斷在包括婦女工作在內的領域強調「集中統一領導」,這和「黨內民主」是對立的。這可能是習掌權的軟肋,但只有紅二代才能挑戰他。 紅二代紀念劉少奇 劉源撰文談「黨內民主」 11月24日是中共已故國家主席劉少奇冥誕125周年。11月6日晚,官方在北京音樂廳舉行了紀念音樂會。劉少奇之子劉源、女兒劉亭、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朱德的孫子朱和平少將和外孫劉建少將、陳毅之子陳昊蘇、華國鋒之子蘇斌、張雲逸大將之子張光東少將,東部戰區原陸軍司令員秦衛江中將等中共的「紅二代」現身。 中共紅二代不時有聚會,但是他們是分幫分派的,說不好聽也是習近平口中的「團團伙伙」。 曾經在劉少奇120周年冥誕參加座談會的習近平,今年未見有對劉少奇冥誕有所表示。而10月15日習近平父親習仲勛冥誕110周年,廣東和陝西黨媒皆在頭版刊文紀念,地方官藉機向習表忠爭寵。相信這種對比,也會在紅二代中有所議論。 最近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突然死亡,官方指是心臟病突發造成,但許多人相信是被「謀殺」,矛頭指向習近平。知情者說黨內對此議論紛紛,習近平則藉機清洗,打擊「妄議」。 但無論習近平或其手下是否謀殺了李克強,習一定會深感壓力,至少是權威受損。 在習近平剛上台時,一眾紅二代是支持習近平的,以為習可以保住他們的紅色家業。特別是劉源,在習的第一任期,被認為是習在軍內「倚重」之人。雖然劉源曾支持薄熙來,但後來選擇了快速與其切割;劉源還曾自曝在習近平抓捕巨貪徐才厚、谷俊山時「起了小作用」。 劉源曾任軍事科學院政委、總後勤部政委,本來被認為有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軍委,但結果早早在2015年不到65歲時,就轉入人大財經委,原因不明。 11月1日,也是在李克強猝死的幾天後,「毛澤東思想研究」網站和雜誌刊登了署名作者為劉源、衛靈的紀念劉少奇冥誕的文章:《確立和堅持民主集中制加強組織與制度建設》。 文章提到劉少奇曾強調「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和國家的根本制度,必須遵守。劉源又說,劉少奇反覆強調「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個人領導。明確反對個人專制主義…」。 文章又提到鄧小平時期立規「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等等。 雖然劉源在文章也提到了習近平在紀念劉少奇冥誕120周年座談會上,引述劉少奇的一句話「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但文章在海外網上引起不少議論,認為這是春秋筆法,是對習高度集權、獨斷專行的不點名批評。 習最怕權力不集中統一 在習近平時代,早幾年黨媒也經常有談「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文章,但近年少了,伴隨著當局大搞學習「習近平思想」運動,加強「集中統一領導」被放大和凸顯。 今年5月25日,中紀委網站發表署名「鍾紀言」的文章《堅持和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強調「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最高政治原則」,最重要的是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意指維護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和權威)。 按中共慣例,「鍾紀言」代表中紀委,而中紀委的掌控者是習近平的親信李希。 習近平最反感、最怕黨的權力不集中統一,這是有據可查的。 中共新華社2021年6月29日首次公開習近平2018年1月在中紀委全會上的講話。習說:黨內出現了雜音噪音,有人說「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夠充分了,今後要把重心放在發展黨內民主上」,這是「奇談怪論」,有人「別有用心」。 習說這番話的時間是中共十九大之後不久,說明雖然十九大將習近平作為黨核心寫入黨章,但當時黨內對習的權力定位,仍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與之呼應的是,習近平親信、時任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在2018年7月的北戴河會議前公開表態,要確保以習核心「一錘定音、定於一尊」的權威。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三連任後,中共政治局今年3月修訂「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要求領導幹部要做到「兩個維護」,以及對黨(習)忠誠老實。這是從中共「幫規」上進一步硬性規定要「集中統一領導」,過去中共用來擺門面的「民主集中制」形同虛設。 但直到最近,習還親自出馬,在不同領域反覆強調要對服從他的「集中統一領導」,包括婦女工作。這一方面意味著各地所做的沒有達到他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實在太緊張了。 比如,習近平10月30日在中南海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婦女事業和婦聯工作要「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0月30日至31日,當局舉行了五年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習強調,「必須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9月8日,習在黑龍江視察78軍時,提出要「保持部隊高度集中統一」。 9月13日至14日,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指示秘書群體「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讓黨(習)放心」。 在服從習近平方面堪稱模範的,是習大秘出身的新總理李強。李強上任後,在3月17日的首次國務院會議宣布,要堅定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問題在於,現在中共的官員們都很精,只是因為害怕習的打擊,才表面服從習,內心實際是不滿。怨怒累積下去,就是隨時爆發的火山。 遭習近平忌憚 劉源或有危險 習近平當政逾十年,紅二代已逐漸淡出朝堂,甚至被習清算。目前留在習身邊的,最有名的是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他被視為習的鐵杆。另一名軍委中的紅二代李尚福,儘管是習提拔的,最近已經出事,被免職。 在中共軍中有影響力的紅二代劉亞洲,在2021年突然傳出失蹤消息,今年3月被曝涉嚴重貪腐、將判重刑,但官方一直沒有公布。 一些已退出要職的紅二代,可能仍是習近平忌憚的對象。包括劉亞洲,還有劉源。 在五年前的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和今年3月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時,先後有2名和1名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劉源。中共人大被外界和民間戲稱為橡皮圖章,在選舉中能選上者其實均是當權者內定的,在現場臨時有人選劉源,就頗為奇怪。 這種罕見的「選舉事故」,能說明劉源還有影響力,這一票形同一萬票,會給習近平製造無形壓力。即便劉源本身無意反習,但反習者會推動劉源。在這一點上,劉源和李克強是相似的,李克強被視為改革派,許多人對他抱有希望,到處傳「習下李上」,這讓習近平無法忍受。 如今劉源借紀念父親搞紅二代的「團團伙伙」,本身容易犯忌。他又撰文大談「黨內民主」,在習近平看來,就是「黨內出現了雜音噪音」,屬於奇談怪論、別有用心。 如果李克強真是習近平所殺,膽敢曲筆向習近平要黨內民主的劉源,也就危險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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