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取消終身聘任制 引高校「鐵飯碗」破滅疑慮
2026 年 8 月 6 日
习近平携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丽媛现身李克强告别仪式，不过是在效法过去的江泽民和王冶平一同送别李鹏。而“六四屠夫”李鹏的生平居然比如今的李克强的生平多了最关键的一句“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当年毛让周先去，如今习让李早走？》中已经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和分析了在不同时段担任过国务院总理职务的李鹏的丧事处理规格和程序应该是和如今李克强的最有类比性的。但是，李克强的去世有一个与李鹏去世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李克强病逝上海而不是北京。也就是说，相比于李鹏，对李克强的丧事处理多了一项移灵北京的程序，就如同去年11月底去世的江泽民也有一个从上海移灵北京的程序一样。李克强不能享受和江泽民同样等级和规模的起灵和迎灵奠仪应属正常，但李克强的遗体居然是被秘密运入北京，官方媒体对这个移灵的过程完全没有半句话的报道，这就与习近平当局一开始就李克强的死讯刻意淡化是同样用心，绝对是精心策划！ 关于身为前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既然是突然去世在北京之外，是否应该享受一定规格的迎灵仪式，我们上篇文章中已经举出了当年死在广州、葬回北京的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的例子。同时也预测了习近平政权总还不至于对李克强的丧事一点面子活都不做。比如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均会派代表从上海护灵返京，北京西郊机场上至少也应该会有解放军礼兵抬棺下机，接受官方代表迎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许会在向遗体告别仪式完成之后在官方报道中附带一句。但是，如果已经秘密进行过了的迎灵仪式中居然没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级的代表前往的话，相信官方媒体日后就只能黑不提白不提了。 如今，李克强的丧事已经办完，新华社以《李克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为题的报道中，一开始就强调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我们假设新华社的这段“综述”不是百分之百扯谎的话，那么上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加一个胡锦涛中至少应有一个是在李克强“抢救期间”赶到了现场，也就是所谓“前往医院看望”，而其他人等只是“通过各种形式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仅从中共七常委的党内分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赶在李克强被“抢救期间”到了现场的七常委之一是蔡奇，坊间关于正是蔡奇谋害了李克强的说法，只是根据包括李克强在内的所有退休政要们的外出活动均需蔡奇亲自把持的中央办公厅批准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姑妄听之。但还是上面的那句话，如果新华社报道内容并非百分之百扯谎的话，那么蔡奇抵达上海赶到医院时，李克强仍还处在被“抢救期间”。 接下来在那所医院里发生的真实故事，对我们外界来说可能永远是谜。当然，也不排除蔡奇并没有在抢救前后施以任何阴谋的可能。接下来，李克强被宣告死亡后自然是由蔡奇护送遗体回京。 从李克强逝世次日上海方面传出的民间讯息判断，既然有解放军礼兵进入抢救李克强但却“抢救无效“的那所和江泽民生前所住的华东医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曙光医院，那就证明中共当局在丧仪程序上的场面活还是做了。由此判断李克强的遗体到京之后，无论是否有另外的政治局常委—-比如李强或者丁薛祥到场，迎灵仪式应该也还是会有。但从逻辑上判断，应该是因为习近平并没有亲自到场迎灵，所以官方媒体干脆对此装聋作哑。不然，只会让民间对习近平的如此冷漠而加剧不满之声的发泄。 笔者注意到，在官方对李克强告别仪式做出报道之后，彭丽媛的“意外现身”成为外部媒体“好奇”的焦点之一。认为“习近平夫妇破例一起出席李克强告别式”，是为了“礼数做尽避免民怨”。也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此举为了展现习李两家关系和睦，但因李克强死因疑点颇多，反而加深外界对两人关系的猜疑”。 大纪元刊登的《李克强告别式彭丽媛罕见现身 引发猜疑》一文中说：近平夫人彭丽媛也出现在告别式上，相当罕见。中共央视新闻画面显示，在习近平与李克强遗孀程虹握手时，表情漠然。身后的彭丽媛则神情哀伤，一度要哭出来。两人向李克强三鞠躬时，习近平的表情仍旧漠然。彭丽媛鞠躬时身体几乎曲成90度。 该文章对比说：此前，中共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前总理李鹏等告别式时，彭丽媛未随同习近平前往吊唁，这次却前往李克强丧礼。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亡后，彭丽媛曾与习近平在北京机场迎灵，告别仪式上彭丽媛也没有出席。所以港媒分析认为，习近平夫妇一同出席李克强告别式，属于“破例”之举。 文章引述时事评论员李林一的话说：，李克强追悼会两大看点之一就是彭丽媛与习近平一起现身……。习当局显然是想要强调习、李两家之间的和谐，可能想借此辟谣习李内斗。但问题是，这次李克强死因疑点颇多，习此举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反而加深外界对两人关系的猜疑。 读罢大纪元的这则评论后，一位来美国定居前在团中央工作过的老朋友半认真半调侃地分析说，民间因李克强去世对习近平的强烈不满彭丽媛不可能不知道，立马想到的肯定是希望这种不满不会因为习近平没法不亲自出场的李克强告别仪式上的假装哀伤而加剧，这个时候由她这位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陪同，足可以起到帮习近平遮掩冷漠的作用。既然是表演艺术家，那么就随时可以根据“剧情“需要做戚戚然状！ 不过呢，如果进行一番纯客观分析的话，对比一下当年江泽民送别李鹏是携夫人一同前往，就应该明白习近平如今为什么要和彭丽媛一起了。可能仅仅就是政治上的“技术考量”而已。 因为李克强和李鹏是同一“级别”，同时又因为李克强是和江泽民一样逝世于上海，发送于北京，所以笔者在从撰写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开始，就把李鹏和江泽民的整个治丧过程的中共官方文字及电视报道都详细追踪了一次。 确实如前面引述的大纪元文章中所说，去年12月1日，也就是江泽民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的次日，在北京西郊机场迎灵队伍中的第一排正中间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只是官方文字报道中没有提及彭丽媛的名字。而随后举行遗体送别及追悼大会，彭丽媛均未有再现身。这些从当时官方的电视画面和新华社统一发布的图片中都可以清楚看到。 而在李鹏的告别仪式上，江泽民是携夫人王冶平一同前往的。不过只是官方电视画面展示了这场景，而无论是电视解说的文字还是新华社文字报道的内容中，都没有提及江泽民是携夫人到场。央视的直播画面中，也是在出现江泽民和王冶平共同出现时，只念江泽民的名字。 由此，笔者的判断是，既然江泽民自己已经行走不便，夫人同样必须靠轮椅代步的情况下，还坚持共同出席他自己担任总书记期间的二把手李鹏的丧仪，“先例”已有，那么如今的习近平最聪明的选择就是“萧规曹随”。 也是比照李鹏的丧事规格和程序，在李克强遗体被火化的当天，官方新华社及时播发了《李克强同志生平》。该生平内容比李克强去世18个多小时之后发布的《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讣告 李克强同志逝世》一文，重复的部分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如下一段是“讣告”中没有的：“……他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一段，与李鹏生平的内容大体上重复。显然，如今的习近平和他手下的刀笔吏们越是面对民间的反弹和质疑，就越是要特别突出和强调李克强生前是如何对他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统治表现出身体力行的无限臣服。希望借此起到压制民间关于“李克强活得委屈，死得冤枉”的抗议之声。 另外，在李克强生平中的如下一段也是讣告中没有的内容，是在照抄李鹏生平相同一段的同时故意“省略”了最关键的一句。 这一段的内容是：“他光明磊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而当初李鹏生平的相对照一段则是这样写的：“他光明磊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请各位听众和看官仔细对照一下，相比于对李鹏，对李克强的评价多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八个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七个字。是不是因为刀笔吏们在对照李鹏生平起草李克强生平时，确实强烈感受到了李克强生前确实是做到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而李鹏恰恰是不具备这一点。所以，此刻多少有点良心发现的刀笔吏们，比较由衷地认为李克强应该比李鹏多出一个“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身后评价。 当然，凡是熟悉李克强的人，大都会认为把“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这样的评价用在李克强身上，总算还了他一点公平。而把这一段评价当初居然也用在李鹏身上，等于是对李克强等党内少有的”清官“们的亵渎。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李鹏生平中居然说他“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而李克强的生平中单单就没有这一句。 回想当初从李鹏逝世至李鹏丧事终于被了结的那几天时间里，习近平当局也曾经担忧和紧张过。但那是因为担心民间借李鹏之死发出平反六四的呼声，担心民间对官方祭奠李鹏的行动反其道而行之，发出庆幸甚至欢呼之声，质疑庆父已死，鲁难为何仍未已？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都是千夫所指的，人称“六四屠夫“的李鹏，居然会在中国百姓为他的死想放鞭炮而不敢的当口，被习近平当局硬称之为“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而如今真正被民间深切怀念的李克强反而被当局在其官颁生平中”省略“掉了这最关键的一句评价内容，这岂止是是非不分，简直就是人妖颠倒！ 事实上，除了李鹏，中共当局过去对乔石、万里甚至是黄菊的生平里都有“赢得了（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尊敬和爱戴”这样的表述，但对李克强，甚至在描述他“对人民群众饱含感情，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一段后面，都不敢说他被人民爱戴和尊敬过。 同样令人不齿的行为是，中共官方在李克强的生平中，有两大段的表述表面上在对李克强“评功摆好“，但居然都是在一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之后，整段没有主语，让人读罢只能理解为文中所说的一切成就，都是习近平所为。 如：“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着力完善宏观调控，注重预调微调，注重定向调控，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本段引述省去之后继续没有主语的513字） 再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世界变局加快演进、新冠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本段引述省去之后继续没有主语的525字） 如上两大段内容，在李克强去世的18个多小时之后发布的讣告内容中已经出现，当时笔者是从著名时评人LT的节目中听到他的这一发现之后才开始关注的。不过笔者当时还自认为这种文法上的错误也许不是故意，以为到官方发布的生平中，还是会加进去主语即李克强三个字。没成想生平里也是照错不误。足以见出习近平的刀笔吏们如此行文，确实是有意为之，目的当然就是突显李克强国务院总理在位十年时间的所作所为，归根到底都是习近平的伟大成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经济困境有解吗？一些人说无解，除非习近平下台，结束一党专政。看来这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 就像七十年代末，江青四人帮必须下台一样，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这种共识的是否强烈，是林彪政变失败和华国锋政变成功，以及之后邓小平政变成功的社会基础。 但是邓小平的理论没有改变一党专政，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基本原则，或者说是隐藏在四项基本原则里的最高原则。这就要谈到马克思主义了，因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理由来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民主，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老百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不符合文艺复兴之后流行的人权民主理论。马克思夸张地把它定性为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应该推翻它，建立属于人民的民主。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什么是人民的民主呢？马克思认为属于大多数人的民主就是真民主。但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强大。为了避免资产阶级的反扑，马克思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利用第二强大的阶级，工人阶级建立一个类似于古代的专政，是抵抗资产阶级复辟的有效方案。据马克思自己说，这才是他发明的理论，其它的都不算。 专政之后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呢？马克思认为要消灭阶级，就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私有财产之后怎么办呢？马克思借用了古典的理想，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给无产阶级专政配套了共产主义的光辉。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马克思穷尽其一生也没有想出来，他的共产无财产权的社会，应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因为他的理论的另一部分主要内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其理论核心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结构。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剩余价值，也没有解决他的专政如何与经济基础相匹配。剩余价值理论基本上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理论。 后来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较小的派别，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发明了解决的方案。这就是和帝国制度的专政相结合的农奴制方案。并且在刚刚从农奴制解放出来的俄罗斯站稳了脚跟后，又利用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混乱和虚弱，扩散到了半个世界。 农奴制的结构符合马克思的理论：既有专政，又取消了私有财产权。而且符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理论，是一种稳定的结构。但它却是原始的落后的结构，私有财产没保障，导致市场经济无法发展，经济落后是它的基本特征。在苏联、东欧和亚洲的共产主义阵营，无一例外成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包括曾经的经济发达国家。 中国的有识之士们早就看到了这个困境，要想发展就得摆脱共产主义模式，向西方学习现代民主的模式。但是享受着专政特权的统治阶级，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于是邓小平聪明地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改经济不改政治，继续坚持一党专政 — 设计出了后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 这个新政策既符合了特权阶级，也忽悠了亿万穷怕了的老百姓，并且意外地争取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援助，利用廉价劳动力狠狠地发展了三十年。但是经济水平上升之后，专制政治和市场经济不匹配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政治和经济基础不匹配需要来一个大变局，于是击鼓传花的说法开始流行。如果没有可怕的变局，哪儿来的击鼓传花的恐惧呢？ 这就是现在党内外的共识，说法可能各种各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据说有大动作，除了一带一路大撒币，还有放开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还有呢？没有还有了。中共使尽了十八般武艺，还能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吗？看来不能。为什么？我们就先来看看造成这个经济困境的原始条件是什么。 美国的进出口一直都是逆差，经济仍然呈上升趋势，在全世界一枝独秀。这说明国际贸易不是经济好坏的主要条件。自己国内的经济结构保证了经济活力的大部分。所以习近平放开外国投资，并不能解决本身经济结构的问题，也就不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自己的投资都搞不好，外国人投进来也一样搞不好。 大撒币的初始设计是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同时可以拉拢第三世界的小兄弟。结果多年来总共投入了大约一万亿美元，一部分烂尾，一部分还不起债。为了面子还要往里边投资，这不就是经济自杀政策吗？这一万亿美元放在国内，就不能解决产能过剩吗？还是共产党的全球野心，高于人民的福祉。 中国国内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是民营企业，因为他们必须根据市场来决策。最拖后腿的是国营经济，因为它们可以无视市场需要，只听命于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是对于统治者们来说，听命于自己命令指标的才最可靠，对经济无利但对统治有利。这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导致落后倒退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计划经济并没有什么计划，而是依靠统治的需要发布的指标经济。统治者们依靠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发布指标，规范了大部分经济活动。市场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可以忽略的因素。这种指标经济违背了市场，违背了经济的基本规律，是导致落后停滞的根本原因。 中共在经过了习近平所谓的前三十年探索之后，被迫选择了发展市场经济，并且和世界经济接轨。这就是后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经济运作减低了中共的控制力，同时引发了旷古未见的全面腐败。所以习近平执政之后不得不消减民营经济，扩大国营经济。他们认为这样才是拿回控制权，减轻腐败的药方。 但这十年的探索显然失败了。经济下滑，民怨上升，腐败却仍然继续。国内的经济萎缩，资本却大量外逃，显示出经济将要崩溃的预兆。为什么左右都不逢源，动辄得咎呢？这就显露出了根本的矛盾，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可以解决的矛盾，而是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不匹配的矛盾。 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基础上的法制完善，人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需要贿赂官员。而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掌握在官方手里，所以腐败和低效不公平就是常态。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匹配。 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些，但是没有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一直奉行市场经济，也曾经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就是无法完善法治体系，剥皮揎草也没有解决这个困境。但是西方人发明的民主政治解决了，或者说有了可能解决的方案。 民主政制把最终的权力交给了所有国民，而不是少数官僚和皇帝。这就使得法律体系可以公平公正地运行，至少有了公平立法执法的条件。市场上的无数个体，也就有了规律可循，不必听从官员们的需要和指令。经济的细胞有了活力，经济才能有活力，社会才能有发展的可能。这就是中国经济困境的最终解决办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0月24日习近平视察了国家外汇管理局，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局势的重要信号。但是，紧跟着，李克强去世的消息吸引了各国媒体的注意力，于是习近平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新闻就被盖过去了。然而，回归中国观察的基本面，中国的外汇储备敲响警钟这个事实，值得我们多加注意，当然更让在中国投资的外企心生焦虑，也值得上百万中国在各国的留学生关心与自己的人生规划直接相关的留学资金问题。 一、习近平为何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 习近平以前去过这个机关，那是他就任大位之前的2010年8月，他到过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大致了解一下什么是外汇管理业务。那时，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副局长照例要到场汇报，但主管外汇管理局的总理温家宝或其他副总理，没一人陪习近平去。这说明，那时习近平的访问，不过是他这个备位角色想要略微了解一点金融圈的大致情形而已。 时隔13年之后，这次习近平突然率副总理何立峰和其他官员，“参观”国家外汇管理局。何立峰是国务院现任总理、副总理当中，主管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人。“参观”这个词，是外媒报道这则消息时的用语。实际上，习近平的这次“参观”，不仅是一次罕见的举动，而且也是一次重要的举措。因为现在的习近平与13年前的身份大不相同了，他在国务院相关主管何立峰的陪同下亲自到场，显然意味着外汇管理局的工作出现了重大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重要功能，是管理中国的外汇储备。习近平此刻专程到该机构去，当然不是象上次那样，有闲暇去逛逛，更不是现在对外汇管理业务突然想了解学习了。外汇管理局只有一堆办公室，许多台电脑，以及一批业务官员，他们每天的具体工作内容，习近平根本听不懂。 常规情况下，中央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是国务院总理分工主管的单位。因为这两个机构功能特殊，专业性很强，外行听不懂，内行好摆谱，因此，历任总理往往倚重央行行长来代替自己作日常的掌控。而总理本人并不会直接过问这两个重要机构的日常运行，因为中共历史上的各任总理，对这两个机构的政策和业务都不甚了了。 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去外汇管理局呢？他唯一的目的，其实就是去视察；而视察背后的真实含义，则是去监督与告诫。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外汇管理局的办公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可以想见，那就是，外汇储备状况不妙，事关中国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全局，习近平很不放心。 习近平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消息，中国的媒体完全没报道，但路透社作了报道，随后香港和新加坡的媒体转报。但境外媒体无法透过打探消息而找到更多的报道点，因此这几个媒体无法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要突访外汇管理局。 二、外汇储备再度告急 事实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的外汇储备出现了迅速缩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一次大缩水，2014年9月到2016年12月，外汇储备从将近4万亿美元，一步一步地下降到3万亿美元左右。接着，习近平开始全面反腐，同时大力打击官员的境外逃资。 然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一直在3万1千亿美元上下波动，其中有1-2个月下降，然后再度回升，总体上来看，外汇储备基本上是稳定的。从2017年到2023年上半年，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呈小幅度起伏。 因此，国际金融界都不怎么关心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或者说，他们变得对这个数据不敏感了，就象一个人的生命监测仪上每秒钟的读数多少年来基本稳定，医生们会习惯性地认为，他的身体状况不至于突然恶化。 华尔街金融圈的研究者会以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平稳；当他们用时间序列平滑统计软件来分析中国外汇储备动态时，这样一个平稳的印象，似乎是得到数据支撑的。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最近开始滑坡了，但却没引起被平稳印象麻痹了的华尔街之注意。 从今年8月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再度出现缩水征兆，8月减少了443亿美元，9月再次下降450亿美元，而10月显然又是明显缩水。笔者落笔之时已是10月底，等到了11月上旬，10月底的外汇储备数额就要公布了。在那个公布数据的日子，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三连降，非常可能是一个令国际商界非常不安的开端。 这个开端，习近平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证明。假如今年8月和9月之后，10月的外汇储备有所回升，那么，中共高层的外汇储备焦虑就会淡化，习近平也就不再操心外汇储备问题了；他可以象以往6年来一样，安之若素，大可不必专门跑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去，直接过问外汇储备的实际状况。 什么是中共高层的外汇储备焦虑？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1,150亿美元，10月底可能就接近3万亿出头了；而如果外汇储备滑坡的趋势不变，则11月底是有可能跌破3万亿这个心理关口的，那就跌回到2011年的水平去了。 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不多？ 为什么中共高层那么在意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因为，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的风险指标，而3万亿这个数字，就是风险可控或者风险失控的心理关口。不但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界和商界会关心这个心理关口，中共自己也害怕这个心理关口一旦跌破，就会动摇国人对政权和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 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当中，一直有一种外行的说法，那就是，中国有3万亿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少一点点也没关系。之所以说这是外行的认知，是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只看到财产，看不到负债。就象一个人在银行里有1千万存款，可以自夸是千万富翁；但同时他欠了银行5千万贷款，他还是富翁吗，不是了，他实际上是财产“负翁”。 把这个“负翁”换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那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不多了，原因是，中国欠各国企业和投资者的钱，远远超过3万亿美元。到了还债高峰的年头，这3万亿美元就捉襟见肘了，外汇管理局会“八个坛子四个盖，盖来盖去要穿帮”。所谓的“穿帮”，就是轻则国际信用降级，重则国际信用破产。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21年年报披露，截至2021年末，中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27,466亿美元。到了2023年底，这个数据应该接近甚至超过3万亿美元，正好与外汇储备相当，资产=负债。 这里讲的还只是所欠债务，不包括以投资形式进入中国的几万亿绿地投资和金融投资。因为，虽然外商投资不是中国直接欠下的借债，但外汇管理局却需要用外汇来支付外企撤资或汇出利润所需外汇。 假如外企赚了钱，它们的利润需要汇回母国；如果所有外企都不赚钱，那它们就会设法撤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外汇管理局都另外需要上万亿美元的外汇，来应对这种外企的外汇需要。那现在外企在中国投资的存量一共有多大？到2019年底是1万3千多亿美元，此后几年，还要再加上1万多亿美元，那是最近几年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金融投资和新增绿地投资。 因此，国家外汇管理局面对近3万亿外债和1万多亿可能的外企用汇需要，那3万亿外汇储备还多吗？一言以蔽之，还账都不够。 四、外汇储备因何滑坡？ 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或者至少相对稳定，中共高层或许和可以寄望于未来。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外汇储备陷入了滑坡趋势，难怪习近平会紧张起来。那为什么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滑坡？是事发突然吗？当然不是，其实，这次滑坡早有征兆。 一般人观察外汇储备的变化，通常会对比外贸进出口的数据，这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但同时还有另外三个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服务项目的收支、外商的金融投资、以及银行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的支出。下面我来做一些简单分析。 首先讲外贸，中国今年到9月底，出口已经连续五个月下降，这种趋势意味着，出口收汇在下降。中共一直在拼出口，甚至让国有的石化企业用从俄国进口的石油，加工为成品油，再用低于进口成本价的低价卖到西方国家，以赚取外汇。这是出口兴旺的标志吗？ 其次讲服务支出，这主要用在运输、旅行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几个方面。服务支出项目，中国向来是逆差，所以，它会抵消外贸出口的外汇收入。 再次是外商的金融投资，主要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金融账户部分。由于不熟悉会计学概念的读者，不容易理解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使用的借贷平衡法之相关概念，我在刊登于本台的《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下篇）里，换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中的“国际投资头寸表”来说明，由于中国的数个非金融企业所欠大笔外债到期拒绝偿付，国际金融界的对华金融投资已基本上断流。从大量投入到突然断流，这对外汇储备自然构成了巨大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从2021年人民币汇率达到峰顶之后就一路下滑，8月底跌到了7.3(兑换美元的汇率)。这就涉及到了外汇储备的第四个用途，即银行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的支出。中国的各商业银行本来有大约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头寸在手中，但奉命抛外汇挺人民币汇率之后，它们的外汇头寸迅速耗尽，而汇率只支撑了3个月左右，略有回升。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用完之后，人民币汇率重新止升回跌，再度降到了7.3。 这就是习近平在视察外汇管理局的同时，也访问人民银行（央行）的原因。因为，支撑汇率的外汇不多了，归央行管的人民币汇率要进入贬值通道了。此刻习近平不得不去关心，汇率将跌到什么程度，而外汇储备又可能降到什么程度。 五、加紧外汇管控 外汇储备不足，中共自然就只能看紧外汇钱包，限制外汇流出。除了国人出国旅行的限制越来越多以外，个人汇出外汇的额度也会收紧。此外，中共也尽量转移能源进口的来源，增加不用外汇的原油进口，这是节省外汇的一个重要渠道。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中国出口工业消费品，来换取俄国的石油，从而减少对中东地区原油进口的外汇用量。 最近几年来，很多外企陆续撤离中国，而人民币汇率看跌，官方的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外企就格外紧张。由于中共加强了外汇管控，外企撤资困难重重。比如，台商撤资时，汇出管道经常被官方卡住，结果只能寻求地下金融的管道。过去，走地下金融的途径，所收费用只有3%左右，尚属正常；如今，地下管道汇出资金的成本，已经超过了10%，不但难度越来越大，能撤出的资金越来越小，而且撤资花销迅速爬升。 今年以来，华尔街各投行都改变了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策略，从多出少进，变成了基本上只出不进。但是，撤资并不容易，尤其是金融投资，要撤更难。金融投资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证券投资，一是私募基金。证券投资只能抛盘，但中国股市委靡不振，始终在3千点徘徊，需要撤出的资金数量庞大，若一次性抛盘数量过大，会造成证券市场崩盘，那就无法完成撤资任务了。而私募基金项目，依投资合约，十年内不能退出，所以外商只能在中国国内寻找下家，而中国经济整体疲软，下家难觅，甚至外企贴上知识产权白送，也不容易撤资。 随着外企多年来陆续从中国撤离，中共对自己在国际上的金融信誉也越来越不在乎了。最近恒大和碧桂园陆续有外债到期，却分别赖账不还，其实背后就有这个因素。如果中共还在意中国的金融信誉，仍然指望今后继续获得国外的投资，那它会命令这些赖账的公司马上还债，并且提供必要的外汇。但中共知道，在国际金融圈，自己已经声誉扫地，因此，民营企业赖外债不还，它不但不干预，还乐得省下几千万美元的外汇。今后，这样的事情会陆续曝光。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走入下行通道。普通中国人可能不关心金融圈的动态，但是，外汇收紧的局面，早晚会让中国的中产阶层有越来越明显的感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0月17-18日，中国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此时距上届峰会已有四年。这段时期，世界发生了剧变：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Covid-19疫情，俄乌战争未完，以巴冲突又起。可以说，这次”一带一路峰会”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状态下举办的，必然要受到影响，所以本次峰会其实是高调下的全线收缩与重点调整。 中伊关系虽然加强，但中东却成火药库 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的到会元首只有不到30位，外界将此作为中国影响力下降的标志之一。其实与其说是中国影响力下降，不如说是深受俄乌战争影响的欧盟正陷入经济衰退，根本没心思“赞襄盛会”；对中东各国元首来说，更重要的会议是10月21-22日在埃及举办的巴勒斯坦问题开罗和平峰会，毕竟扑灭本地区的战火是优先事项，未来的经济发展只能退居次要。 对中国来说，今年成功地促进了伊沙外交关系正常化，那条“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进展顺利，正如《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被重塑的全球政治格局》（《纽约时报》，2023年10月19日）一文总结的那样：“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已就俄乌战争问题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轴心，三国追求在外交、经济、战略甚至意识形态上的合作。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依靠来自伊朗的武器和来自中国的外交支持。一直遭到孤立的伊朗万分高兴能拥有新的贸易伙伴和一些国际合法性的来源。经济不景气的中国从俄伊等受西方制裁的国家进口创纪录数量的石油，以此节省了数十亿美元。……三国以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名义，在谴责和反对美国上找到了共同的意识形态事业。“ ——正春风得意之时，以巴冲突不期而至，中国原拟促进的以巴和谈泡汤了。 中东地区战乱严重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 受能源资源禀赋影响，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0%、40%。在10年以前，中国进口石油70%来源于中东地区。中东号称“世界火药桶”，属于政治高风险区。习近平上任以来，时刻念叨“中国的能源安全”，奉行“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近年来努力拓宽能源进口管道，努力降低来自中东的原油份额，现已从10年前的70%降至50%。俄乌战争之后，欧盟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加大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与此同时，又促进了沙特与伊朗外交关系正常化，用中国官媒话语来说，“从北溪‘断裂’到沙伊“缝合”，有利于中国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尽管如此努力，在2022年的中国前五大原油进口来源国中，中东仍然占据四席，沙特依然居于首位，伊拉克、阿联酋、阿曼分别为第三至第五名。与此同时，中国基本为上述各国的第一或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如果没发生以巴冲突，中国本来可以用中立姿态参与中东的地缘政治，保障中国不可或缺的能源需求。但人算不如天算，此次巴以冲突或威胁中国石油进口，直接影响了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 也正因如此，埃及举办的巴勒斯坦和平会议邀请中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东国家，算准了中国不希望中东陷入战乱，希望北京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维持现状 新亚欧大陆桥由中国东部沿海向西延伸，经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俄罗斯抵达中东欧。它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经济圈的核心通道，比西伯利亚大陆桥缩短了路上运距2000-5000公里，比海运距离缩短了上万公里。中国一直将其作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通互惠互联的重要载体，认为有效地连通了中欧物流的作用。成绩看似不俗：截至2023年6月底，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超过7.3万列、690万标箱，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6个城市。 但这种兴旺状态可能不能维持。欧盟深受俄乌战争影响，尤其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因为能源价格高昂，“去工业化”进程发生，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夏季报告预测，今年德国经济将同比萎缩0.4%，远不及春季预测报告中的增长0.2%。欧盟委员会指出，高利率、高通胀、消费不振、出口低迷等是导致德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下，对外贸易自然萎缩。数据显示，欧盟2023年一季度对华贸易下降6.9%。 火车头马力不足，欧盟对“共襄盛会”自然缺少兴趣，几乎没有派代表参加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意大利虽然派人出席，但前不久刚宣布准备退出“一带一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是唯一出席今年论坛的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但相关报道给人的感觉是他参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在别的场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不宜与敌对国元首会谈。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分析，欧盟仍然面临多重经济逆风，高利率、高通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影响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因素将继续对欧盟经济构成下行风险。这种情况下，作为六大经济走廊之一的“新亚欧大陆桥”能够维持现状就是最佳状态。 2023年峰会的最大成果：蒙古的合作 新丝绸之路的正式名称为“一带一路”，英文缩写为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本次一带一路峰会上最大的成果就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相关协议。为什么说这是重大成果？乃因蒙古一度想“投奔”美国。 近几年，中俄关系日趋密切，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中俄天然气合用，为此专门修建了一条管道，管道一期工程建成后，每年将向中国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由于该管道必须穿越蒙古国边境，蒙古的合作非常重要。而蒙古从去年开始，成为美国频频示好的中国邻国。 在冷战时期，由于蒙古非常亲苏，美蒙两国并无来往，在蒙古加入联合国的表决会上，美国也投了弃权票。冷战结束之后，蒙古民众对美国的观感日渐改善。根据一份2010年的盖洛普调查，蒙古人喜欢美国人的比例超过中国和印度，其中有58％的蒙古人表示喜欢美国，仅有5％的蒙古人表示不喜欢；2012年美国全球领导力报告显示，44％的蒙古人赞成美国领导层，6％的蒙古人不赞成。2019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蒙古国总统哈勒特马·巴特图勒嘎，双方同意将美蒙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级别，加强两国贸易关系，两国邦交自此才算正常化。2023年8月2日，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首次访问美国。访问美国，在会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时，双方宣布，将加强两国联盟和伙伴关系，并签署“开放天空”民用航空协议。此外，蒙美两国将发表战略第三邻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将签署经济合作路线图。蒙古国与美国在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已经开始，并将根据双方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这些情况，中方媒体视之为“蒙古投奔美国”。 由于历史原因，中蒙关系并不好。俄乌战争之后，中俄关系升温，估计普京做了不少工作，蒙古现在对中美两国持中立态度，表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将损害全球经济。 理清中美蒙之间关系的来龙去脉，就知道中蒙俄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相关合作来之不易。在峰会期间，普京专门会见了蒙古总统，希望蒙方能够消除中俄能源合作的障碍，防止西方过多介入，破坏三国合作的基础。蒙古国身处中俄两国之间，但考虑到自身长远利益，自然不能“远交近疏”。 许多因参与一带一路项目而背负巨债的国家，例如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总统都参会，希望能够减免债务。这种姿态应该会得到一些回报，但会议期间并不能达成协议，只能等会后双方慢慢磋商。 作为一个无论是资源还是产品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庞大经济体，建设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全球网络需要投入巨大资本，更需要国际环境的相对稳定。中美交恶之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均发生巨变，两场战争也让地缘政治发生剧烈变动，中国显然已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内容做了调整，算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及爪牙们迄今为止在李克强治丧一事上的种种劣行，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确实是心中有鬼。联想起当年的“毛让周先去”，如今李克强的早早先走，是否也是健康状况堪忧的习近平的主观动机呢？ 到本文截稿，中共政权的卸任总理李克强先生已经离世四天了，习近平当局仍然未进行任何公开的祭奠活动。 当然，如果对比一下李鹏的丧事处理过程，对李克强总还是要搞一次纯场面性的祭奠活动，再拖个几天才不得已而举行，也属正常。但是，李克强的去世有一个与李鹏去世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李克强病逝上海而不是北京。也就是说，相比于李鹏，对李克强的丧事处理多了一项移灵北京的程序，就如同去年11月底去世的江泽民也有一个从上海移灵北京的程序一样。 江泽民于去年11月30日病逝于上海之后的次日开始便哀荣倍至，按照当时中共官媒统一标题《江泽民同志遗体由专机敬移北京……》一文的报道内容，江泽民去世的次日中午， 起灵仪式在上海华东医院告别室举行。专程前往护灵的以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为代表，陪同家属护送灵柩到上海虹桥机场。 蔡奇等人和江泽民的遗体共同乘坐一架美国产的波音737专机（不是国产大飞机）降落北京西郊机场，“12名礼兵抬护安放着江泽民同志遗体的灵柩，缓缓走下专机，行进至迎灵队伍正前方肃立”，静候习近平及所有新任及刚刚卸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在京文武百官叩拜……。 一年过后，李克强居然也是病逝于上海。只是具体地点不是江泽民病逝的华东医院 当然，无论是从丧事规模还是官方讣告规格等方面讲，虽然都是所谓“正国级”，但过去相继去世的邓小平和江泽民属于一类一等，而只是担任过党国行政一把手的李克强和李鹏，以及杨尚昆、万里、乔石等一样，属于一类二等。所以，虽然都是病逝于上海而所有丧事都需要在首都北京举行，但李克强不能享受和江泽民同样等级和规模的起灵和迎灵奠仪实属正常，可是如今我们已经看到的只是把李克强的遗体悄悄运回北京，官方媒体对此完全没有半句话的报道，就非常不正常了。就如同笔者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分析过的那样，先不说李克强为什么过专程去上海突然去世的事实本身有无蹊跷，习近平当局对他死讯的刻意淡化，绝对是精心策划！ 关于在正常情况下，身为前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既然是突然去世在北京之外， 是否应该享受一定规格的迎灵仪式。先要从中共正国级官员的治丧规格说起。 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有过如下一段内容：自邓小平时代开始至今，正国级里也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主”仅仅是指曾经的，而且是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党的一把手，从邓小平这样的实际一把手开始，然后是江泽民……。 而“次”，就是包括正在担任或者曾经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一批。同时也包括虽然没有进过政治局常委会，但生前担任过行政一把手者，比如杨尚昆、万里等。 对于这批（次）正国级逝者的死讯发布，过去一成不变的公式就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名义发讣告，内容中的“盖棺论定”也都是从黄菊到李鹏，从万里到乔石，一成不变，即所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不过，如上所述并不十分准确，严格来说，中共当局对所谓“正国级”领导人的治丧规格事实在是分为三档。第一档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他们的去世都是由“告全党全军人国各族人民书”形式发布的。 第二档是无论生前是否进过政治局常委，但曾经担任过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这四项职务（统称为“行政一把手”）者，以及担任过中顾委一把手者。对他们的报丧形式，才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发讣告。 第三档则是曾经担任过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或者是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但并未兼任地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三项正职者，如前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前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等。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比如生前最高职务只是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中顾委副主任的王震，以及生前最高职务只是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身后都被特殊对待，享受了和如上所列第二档的待遇，即不但是由中共中央等几大机构共同发布讣告的形式宣布死讯，而且都还享受了下半旗的待遇。 至于王震和姚依林为什么为如此“特殊”，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介绍当年的王震是和如今的李克强一样，死于外地，死后均需移灵北京。 按照中国境内媒体的回顾文章提供的佐证，与大部分在京逝世的中共领导人不同，王震是于1993年3月12日在广州逝世。 这里先顺带说一下王震为什么为死于广州而不是北京。当年王震虽然担任着国家副主席职务，但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广东。这是因为那里是他两个儿子王军和王兵的“根据地”。而且王震当时也自认为自己在广州和深圳所能够享受到的医护待遇甚至还强过在北京。 据说比王震晚去世14年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黄菊病逝前，已经在他自己的“根据地”上海住院有一段时间了，但就在上海方面的医生向中央报“病危”之后，黄菊同意了中央让他“转院北京”的要求，被专机送回北京。一同抵京的还有一直在上海治疗黄菊的主治医师。当时的中共当局这样安排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避免黄菊死后还要移灵的麻烦。 回过头来再说王震。在他病逝于广东的次日，已经“受中央委托”提前数天抵达那里的数名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杨德中、周杰、李世忠、程建宁、李铁林护送王震的遗体回北京。其灵柩到达北京的时候，中共派出到西郊机场迎灵的队伍是以杨尚昆、乔石、温家宝为首。 当时王震的遗体不是被直接送到八宝山，而是北京301医院，无疑是为了领导人出席告别仪式的方便以及仪式规格的隆重。 王震的遗体告别仪式举行在王震去世后的第8天，即1993年 3月20日，当时还仅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暂还未兼任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时任总理李鹏，以及党内二把手胡锦涛亲率全体中共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前往告别，然后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陪同王震亲属护送王震遗体到八宝山火化。也可谓倍极哀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王震去世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93年的3月15日，国家领导人换届的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才召开，所以说，在此前5年的1988年3月“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是死在任上的。 而当时率众到北京西郊机场为他迎灵的杨尚昆当时也还有国家主席的职务。 与其之前的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及日后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相比，中共历任国家副主席中唯有当年的王震享受了与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人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这四大正职同样的治丧规格。而现如今的李克强，虽然和王震去世之后的报丧规格一样，但移灵北京的过程，以及是否有过一定规模和规格的仪式，官方居然至今没有任何报道。 当然，笔者相信习近平政权总还不至于对李克强的丧事一点面子活都不做。比如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均会派代表从上海护灵返京，北京西郊机场上至少也应该会有解放军礼兵抬棺下机，接受官方代表迎灵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许会在向遗体告别仪式完成之后在官方报道中附带一句。但是，如果已经秘密进行过了的迎灵仪式中居然没有一个政治局常委级的代表前往的话，相信官方媒体日后就只能黑不提白不提了。 为什么要如此低调？和中共政坛上37年前发生过的故事一样，防止借死人压活人！ 回想37年前的1976。周恩来去世后，时任中共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在政治局会上把北京人民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说成“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毛远新随即向已经病卧在床的毛泽东汇报说：“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现如今，虽然我们不能把李克强类比于当年的周恩来，但习近平当局对“利用死人压活人”的恐惧，比当年的毛泽东及身边爪牙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一篇网文《皇上一杯毒酒赐死了前宰相，大事要发生了》中所总结的的那样：“当然了，人民爱戴小李子，不是因为他有多好，而是因为跟该死但是不死的那个当今圣上比，他实在太好了。人比人气死人啊！” 该文作者还调侃说：“再怎么说，小强子也是先帝们看好的皇位接班人。只不过是邓先皇一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江先皇就从红二代里找来这么个看起来憨厚甚至有些痴傻的皇储，排在了小强子前面。” 文章中说：其实小强同志不是当今圣上搞死的第一个人。去年年底皇上出访西亚，盛传国内老人发动政变，还有江和小强子的合影。于是皇上回来后平息政变。江很快就不明不白地去见马克思了。小强子虽然苟活了一年，还是被斩草除根。试想一下，如果圣上不除掉小强子，万一哪天圣上龙体有恙，谁能保证一群隐藏的反革命（不会）起来推翻龙位，把小强子扶正？ 不知道中国会不会因为纪念小强子掀起一股运动。1976年我们经历过（虽然我还小），1989年我们又经历过，到了2023年，热血青年还剩下几个？ 不过，也不要完全灰心。当今圣上之所以要干掉小强，说明两件事之一即将发生： 当今圣上也蹦达不了多久了。当年毛一定要周先死，就是这个原因。当今圣上什么都跟毛学，但是自己资质太低，都学不像。唯一学得像的就是老毛的体型。成了这种大肚子的臃肿体型，活到高龄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自然规律，贵为皇帝也得遵守。我之前写过一篇“习近平靠茅台养肝结果得了肝癌”，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以习这种反文明反科学的态度，就算是身边有一流的健保团队，也不能有太大的作用。习可能已经身患绝症，自知时日无多。那么，如果自己挂了，身后会不会受到清算，是习所要考虑的。如果自己挂了之后，谁最有可能成为新一任的领导？当然是资历，人脉和人气都很高的小李子……。 这篇很是精彩的文章是笔者在文学城博客上读到的，作者署名为“luren_1970”。推荐本文的读者和听众们都去拜读一下他的《习近平靠茅台养肝结果得了肝癌》。 习近平打年轻时代就是个酒鬼，众人皆知。近些年一些中国内地正面宣传习近平的文章中，都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习近平好酒的“豪爽”，其中也包括了彭丽媛对习近平嗜酒的夸赞。那么如今的习近平是否已经身患肝癌另论，，但一旦联想起当年的“毛让周先死”，也许还真存在“习让李先去”的可能性。 其实，中共执政史上“毛让周先死”的并不是一把手昐二把手先死的唯一例证。比如当年的邓小平就是苦熬到比他年轻一岁的陈云先走一步之后才放心而去的。而曾经与江泽民搭伙“江李体制”中的李鹏虽然比江泽民还年轻两岁，但也是走在了江泽民之前。 笔者在前面详细介绍了中共正国级官员身后的几种不同治丧规格时还没有提到的一点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至今，只有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人死后有资格被公布死因，邓小平是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江泽民是“ 因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其他所有正国级领导人的去世，无论是以发讣告的形式还是以仅仅在新华社发通稿的形式报丧，都没资格被公布具体病因，统一表述为”因病医治无效“ 。 但是，相比于过去的李鹏等人，如今的李克强却被破例公布死因：“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原因就和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分析过的习近平当局决定采取先发布一则简讯然后再发讣告这样分阶段淡化处理方式一样，心中有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过去的一周，北京格外热闹。“一带一路”峰会刚结束，中联部就主办了所谓全球智库大会，还有类似的中欧交流会议在各大学举行；加州州长纽森，从深圳到北京，也得到了空前高规格的接待，以政治明星的姿态与元首会面，几乎让本周的北京政治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 京沪两地的外交官和观察家都知道，连带最近中国互联网和电视媒体反美宣传的暂停、以及王毅部长和一干大学生、官方智库代表团到访大洋彼岸，连姚明也作为所谓民间外交大使专赴美国，都是北京在为11月的美中峰会营造气氛。 美中缓和胜一切，经济问题抛脑后？ 11月中旬在旧金山的APEC峰会，届时将进行美中领导人会议，这是去年巴厘岛峰会后的美中元首再次见面。对拜登总统来说，或许这次峰会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对目前忙于支援乌克兰、介入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冲突的美国来说，美中峰会只是面对面确认两国关系是否稳定在所谓“护栏”内的一次难得机会而已。 但对中国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极其重大。也可以说，今年中国的整个外交重心就是旧金山美中首脑峰会，其他一切外交活动都为此作准备。因此，才有3月美中首脑通话后美国高官连续访华，才有中国在对俄援助的克制，尤其是在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中国立场的不断调整等等。 甚至，通常在10月份召开的党的三中全会至今杳无信息，遥遥无期，越发证实了民间各种猜想：尽管中国经济问题极其严重，远非经济统计数字的复苏性增长数字能够掩盖。但是疫情结束的一年来，中国领导人完全无心经济，而是将元首外交置于首位，全心全意地试图缓和美中关系。 以至于，在中央内部至今无法形成完整的经济复苏方案，名义上负责经济的总理其存在感已经降到了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低点，按惯例讨论经济方向的三中全会自然只能无限期推迟，哪怕可能所有内部人士和市场主体都已经发觉经济恶化到了危险边缘。 也许，在旁人看来，这种单线程的次序主义治理方式简直难以理喻，却是过去数年中国完成个人威权转型的结果，在元首和官僚集团之间正在出现一个鸿沟，不仅是如普京一般陷入信息岛的问题，而是双方的互相怀疑随着秦刚和李尚福的落马而公开暴露。 中共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 事实上，在一个凡事都要经由元首签字认可的体制下，无论他多么勤政如皇帝崇祯或者雍正，庞大的书记处已经按照优先顺序筛选、屏蔽、隔绝了大量次序顺位较低的报告和会议。在有关美中关系、政治安全和军事问题之外的“普通”情资，非到地方性、小型、偶发性问题演变成全国性、大型、紧急问题，不会轻易到达元首处。也因此才有官方对民营经济、对美中关系的不断反复、才有“坚持动态清零”下一切了无生机、或者为了一个“政治安全”不顾经济、民生的绝对主义治理方式。 更重要的，所有这些危机，无论存于顶层、还是基层，他们还被元首政治的一种派生性政治所遮蔽，将中国的高层政治逐渐转变为一种介于暗室政治和舞台政治、又兼具两者的夜店政治。也就是说，北京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和资源被投入到为元首政务营造气氛的集体表演中，无论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如同夜店里的气氛组。北京政治变得越来越夜店化，为大金主捧场营造气氛的夜店逻辑已成为中国政治运行的主旋律。 例如，每当中国领导人到外地视察，当地欢迎“群众”无不是体制内干部扮演，甚至连当地干部也不值得信任，需要远调韶关干部到广州充当临时“群演”。类似故事已成套路，北京和地方官僚为营造人民领袖的气氛可谓煞费苦心，围绕元首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气氛组的组织动员。 哄抬领导人的表演政治 这种情形很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晚期苏联、或者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政治，意识形态超过一切，而意识形态政治则具体化为与领袖有关的政治气氛营造。不过，这种表演政治不独共产主义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1970年代在印尼巴厘岛，也就是去年美中峰会举行的地点，发现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岛上的贵族统治者就热爱一种“剧场政治”，表演代替了政治的主体，例如传统的部落协商、领袖权威、或者演讲承诺，甚至在最终被殖民者处决时仍不忘穿得如同戏装、高度仪式化地结束他们的统治。 理论上，这是一种另类的僭主政治，也就是那些使用不正当程序获得权力的君主们热衷的，气氛政治对他们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心理补偿，也是统治欲的体现，十分契合当下的中国。在中国，这种气氛政治其实有着悠久传统，也就是所谓天下主义的朝贡政治传统，从隋到明，越是追求大一统和君权专制，统治者越热衷四方来朝、藩属进贡的场面。而今天，这一天下主义的儒家“国际观”变成了成型的“亲诚惠容”外交思想，虽然本身出自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却被中国外交部继承且反向加诸日本，是今天中国气氛政治的指导思想。 最典型的，当历经三年多无厘头的“制裁”和摩擦、澳中关系被迫缓和之后，为了营造阿尔巴尼斯访美后访问中国的良好气氛，北京当局立即释放了拘押三年多的澳籍记者成蕾，以示宽大为怀。这样的外交内政作风正在主导美中关系的议程，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 原本今年秋天例行的面向经济问题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只能苦于气氛缺失而难以召开。等同于江山的人民，中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家们，不情愿配合也无法配合表演、烘托气氛，很难像官僚阶级那样随时能够充当群演，为了党的大会挤出干瘪的账户、消费或者投资，连临近的“双11”购物狂欢也因此黯淡了许多。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召开“三中全会”唯一的希望就在于美中峰会的顺利举行，为中国经济注入最后一针安慰剂。否则，对那些伟大的巴厘岛政治家、专业的气氛组-官僚们来说，谁能保证“三中全会”不会变成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让僭主政治现出原形呢？ 但是，如果从气氛政治的角度来看，此次旧金山美中峰会是一次为气氛而气氛的外交行动也未可知。毕竟，2023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无论找到什么开会的理由，都将是冬天的故事了，距离下个月的旧金山峰会已经相当遥远。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就跟共产党所有的消息一样，外人从来不知真假，到底李克强是自然死，或是非自然死，恐怕要多年后人们才会知道真相了。但共产党并没有任何理由澄清谣言与否，最好是让世人，尤其是中国人猜测背后的原因，而且最好大多数人都相信是习近平把他弄死了，因为共产党已经进入权力收拢期，收紧人民经济自由、严控党内政治活动已经在发生中，制造恐惧有利统治。但与许多人的猜测相反，我不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了攻打台湾准备，这种狂热的权力收缩，只是共产党的传统，与列宁革命政党本质有关。共产党永远都只想控制权力，打台湾会提高失去权力的可能性，所以只会讲，不会做。 共产党的权力集中却脆弱 专研苏联史的学者Stephen Kotkin说，共产主义的本质矛盾的，一方面权力极为集中，共产党在人民的生活里，无所不在，非常强力，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很脆弱的（brittle），一碰就破。为什么呢？因为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平等天堂，资源必需集中分配，而要做到资源集中分配，权力就要集中，所以人民不能享有自由，言论、经济、行动，通通要受党支配才行。一旦人民有了些许自由，共产主义的精神就失去了，共产党在理念上就失去了根基，而在政治现实上，共产党就会失去了政权。但一旦人类社会实施了共产主义，自由的消灭一定会造成人为饥荒，共产党都得稍为松绑，给予人民自由，至少让人有饭吃。但一旦自由影响了共产党的权力基础，紧缩人民的自由，强化政治的掌控，又有其必要性。中国的名言，“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就是共产主义矛盾本质的最佳体现。 列宁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推翻市场机制，控制粮食价格，很快就造成了饥荒，是那种会人吃人的恐怖饥荒，认知到挫败的列宁，只能在1921年推动新经济政策，还给农民市场机制，因而解决粮荒。但斯大林不能接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能接受暂时施行市场经济的现实，因此在1922年全面实质掌权后，他就忙著发动他的集体化，财产国有化、生产集体化是一个人类从来没见过的实验，不只是控制粮食价格，而是把农业生产全面由国有农场经营，没有私有田地，只有国家的农场。想当然尔，斯大林造成了比列宁的饥荒更恐怖的人吃人。但斯大林比列宁更顽固，更坚信共产主义而没有弹性，深信集体农场和国有资本是苏联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于是他用他的铁血，用他的不顾人命，硬是完成了集体化，而解决了粮荒。所有怀疑共产主义的苏联人民，立刻改信集体主义，因为不听斯大林的话，人是会立刻饿死的。 但共产主义施行没几年，斯大林不相信这些带有沙俄习惯的中、老干部可以帮他完成社会主义天国，于是在1936年，展开了大清洗。全面屠杀共产党和军队干部，把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全面推上领导位子。我们听闻的毛泽东的所有斗争手段，像是秘密警察深夜敲门、刑求拷问取供、亲友邻里互相告密、公开批斗等等，都在1936到1938年的大清洗里首先发生。 希特勒听到斯大林把绝大多数红军的军官干掉后，不可思议的说，“这人脑子坏掉了”，但斯大林脑子没有坏，他清洗共产党和红军干部是有他的目的，他对共产主义的僵化认知造成他坚信社会主义天堂一定可以来到，只要他清洗掉反革命份子、资本主义敌人、托派反党份子、帝国主义渗透敌人等等，把国家机器换一批思想纯正的年轻人掌管，在他的领导下，一定可以成就社会主义平等的天堂。斯大林的大清洗，正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样本，理由也是一模一样：之所以社会主义的天堂尚未来临，一定是社会里充满了反动敌人，没有全面清洗、改造，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总书记敢给人民自由 而文化大革命是毛的最后力作，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也一如苏共一样，只要经济稍为可以，人民百姓不会饿死了，政治运动就开始。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后不久，先打了个韩战，稍稍和平后，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清洗掉了非共党的右派份子，然后1958年就展开大跃进，师法斯大林的集体化，但大跃进饿死的人，比斯大林在苏联饿死的还多。大跃进结束后，中国人没过几年好日子，文革就开始了。毛泽东当共产皇帝三十几年，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运动，集中独裁权力，屠杀、关押潜在政治敌人。这个事迹和毛的人格有关，但也和共产列宁政党的独裁有关。 习近平在2012年接手中国共产党，距离邓小平的1992南巡，正好二十年。这个“自由开放”的二十年，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把中国的地位，推到一个盛世的境界，但经济上的自由，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治独裁，这两个力量是不相容的，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收放循环，就连邓小平都有他的六四天安门镇压。当个人自由和政治集权碰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个力量能活著。戈尔巴乔夫放开了控制的铁拳，死的就是苏联共产党。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他们都深知戈尔巴乔夫做了什么，他们都清楚自由的大门一开，共产党的下场是什么，所以不管多开明，或是多专制，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总书记敢给人民自由，只是在习的治下，自由造成的巨大力量威胁到共产党专政，让他不得不下重手。 共产党正在扫除潜在敌人 打击科技巨头、镇压香港、弄死地产开发，都是共产党在解决开放后的自由乱象，都是共产党在扫除潜在敌人，对共产党来说，经济发展已经不重要了，反正共产党人怎么样都不会吃到苦，金家三代王朝，领导吃苦了吗？习近平不但要清洗社会的潜在反对力量，更要清洗党内可能的挑战者，只要反对习近平领导的人，四顾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人，习近平的位子就是稳的，共产党的掌权，就是稳的。所以习近平在收紧经济自由后，党内铲除异己的速度也会加快，任何没有对习效忠的共产党人，就会一个个消失、死亡，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现在是下台总理，大谈“人在做，天在看”的李克强。没死没关的，现在也都很清楚习近平要他们解读的讯息是什么，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正在中国上演中。 （※本文作者为美国财务学教授。文章转载自作者推特）
美国总统拜登担心中国的人口问题让中国成为“定时炸弹”，被众多国际媒体持续报道。那么这颗定时炸弹是如何埋下的？ 行独生子女政策 1980年导弹专家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数）稳定在1975年的3.0（1985年邓小平还相信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将超过3.0），人口将在2080年达42.6亿，吓得决策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其实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自发下降，即便在1980年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峰值人口只会达16亿，然后下降，计划生育完全没有必要。 《大国空巢》被禁 我在2000年开始率先掀起反计划生育思潮。2004年10月我的《计划生育政策攸关中国持续发展》被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的发表，并被人民网选为“论著精华”，标志着民间反计划生育思潮的兴起，计划生育“不争论”的铁幕被撞开。 我在2000-2006年的多篇文章以及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预测如果继续独生子女政策，总人口将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呼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将从2006年的1.95降至2023年的1.47，峰值人口达不到14亿。 但是顾宝昌、翟振武、曾毅等18位顶级人口学家在2004年联名上书《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人口会在2044年达16.07峰值；建议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到2020年才全面放开二孩，人口将在2029年达14.7亿峰值。 由三百多官员、学者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建议坚持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预测生育率将长期稳定在1.8，人口将在2033年达15亿峰值。于是《大国空巢》在2007年11月被禁。 单独二孩政策 经过网友们“日顶一贴，日行一善，日拱一卒”的宣传，网络民意逆转，知识精英和很多政治精英也赞成停止计划生育。2010年11月12日我在《光明观察》发表《停止计划生育已经达成全民共识》。 2012年3月《改革内参·高层报告》发表我的5万字的报告，建议停止计划生育；预测如果实行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反弹到1.4。我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和在《中国智库》、《中国发展观察》、《中国改革》、《战略与改革参阅》等发表的报告，以及在2010-2013年的七十多场演讲中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反对二孩过渡方案。 但是2012年蔡昉、王丰、李建民、陆杰华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式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一书中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会超过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口将在2044年达15.35亿峰值；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会达2.4，到2050年仍有1.75。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将出生4995万人，生育率将达4.5。这些预测吓得决策层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更不敢停止计划生育。据2013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介绍，蔡昉等人的预测是单独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 2014年1-6月，各省相继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我判断该政策遇冷，8月在财新网发文预测2015年的生育率将只有1.2。但国家卫计委禁止媒体再报道我的观点，因为他们预测生育率将超过1.8，每年将多出生200万人。王培安、翟振武反复反驳“遇冷”，认为“符合预期” 。 结果：2015年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统计公报》显示，不但没有多生200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2015年小普查显示，生育率只1.05，不是1.8，更不是2.4。 全面二孩政策 2015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准备在出版我的《大国空巢3》（图文版）、《大国空巢4》，但被国家卫计委发公函阻拦出版。我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暂时反弹到2018年的1.4，然后降至2026年的1.0。而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和翟振武等15人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中建议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20年、2022年、2050年还有1.96、1.76、1.72；2018年、2022年将出生2189万、1616万人。该书是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也预测，生育率将在2020-2030年稳定在1.8，人口要到2031年才负增长。 结果：即便根据《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生育率约1.4），而不是2189万，更不是4700多万、4995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只出生956万，而不是1616万；官方承认，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其他数据证实是2018年），不是蔡昉等人所预测的2045年，也不是国务院所预测的2031年。 三孩政策 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远低于预期，推迟一个月才公布经过反复修改的数据：生育率只有1.30，而不是预期的1.96。说明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理应停止计划生育。但是滑稽的是，2021年5月3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宣布实施三孩政策。 根据2022年1月19日《经济日报》的介绍，三孩政策是李建伟为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所论证的，认为“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而“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不可行的”，因为会“导致人口过快增长，重蹈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过快增长的覆辙”。 结果：《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三孩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1万，一孩、二孩也分别减少28万、68万，生育率只有约1.0，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人口政策一错再错，说明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将导致人口崩溃和文明的千年一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