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歌曲與原住民族文化驚艷Woodridge州立中學學生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3年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吊诡的一年，三月由李强担任总理的新内阁上任，不到七月个时间，已经有四位重要部长被免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科技部长王志刚被免职、财政部长刘昆被免职。更不幸的事，同样三月才卸任总理的李克强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生老病死原本是人类最常态的过程，但放在中国，尤其是官场而言，更充满神秘与想像空间。李克强成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自然死亡”中年纪最轻者之一。 成为中国党与国家领导人之后，由“中央保健委员会”来负责党与国家领导人们的身体健康，这个委员会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来管理，现在是蔡奇负责领导。 根据网上资料，2023年中国中央保健委员会预算是164亿8千万元，用于不到一千人的中央领导干部（含退休党与国家领导人）平均每一位医疗费用高达164万。从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的回忆录“抢救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一书中，讲述抢救十世班禅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都是心肌更塞的幕后故事。 1989年1月9日，十世班禅搭专机到西藏主持开光大典，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送行，习跟班禅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班禅回：“开光大典是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死也瞑目。”习仲勋：“佛祖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并送一只德国牧羊犬给班禅。1月28日上午8点50分北京保健局长王敏清就接电话说班禅凌晨四点发生心肌梗塞，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抢救组组长，吩咐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具、以最快速度赴西藏抢救。抢救组到达拉萨已经是下午5点20分，再转小飞机到达日喀则是下午6点20分，距离病发已经超过14小时。抢救小组用尽一切可能奏效方法，心脏有微弱的蠕动，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8点16分放弃抢救。 死后也很多传言，51岁十世班禅在新宫不明不白的突然圆寂，绘声绘影，甚至有政治暗杀传言不断。 回忆录也提到抢救胡耀邦，1989年4月8日，场景是在怀仁堂开政治局会议，胡耀邦突然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要离开会场，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除了通知保健局以外，现在问谁带了保健盒？恰好江泽民带了，给了胡耀邦硝酸甘油片，加上现场处理之后就送医院，检查证实是心脏病，因为抢救及时，病情恢复平稳，不存在立即性的危险，但4月15日就传出不幸逝世的噩耗。后续人民因为对当时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乱象不满，借由纪念胡耀邦，引发天安门事件。 官方公布资讯：李克强在上海休息突发心脏病送医，经全力抢救无效。以李克强的身份，中共中央会配给生活秘书，有保健、有政治、有负责生活等秘书，加上上海医疗与中共中央抢救组的预算与装备，可以抢在第一时间处理类似如胡耀邦。因此李克强的骤逝，在现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就会更多传说。 虽然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身体健康是最高机密，但外界知道是李克强宿疾是在肝而不是心，况八月底李克强参观甘肃莫高窟，气色相当好，笑容满面，向民众挥手致意，更深受现场民众欢呼拥戴。与中共长期以来对退休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潜规则不符，退休之后，不能公开活动、禁止写回忆录，因为中共领导人下台之后，被认为不仅退出政治舞台，也应该同时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只有老大、没有大佬的存在。 李克强任期最后，在经济政策上与习近平明显不同调，更诚实公布六亿人每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币，全国竟有六亿栋房屋等发言，加上李克强任内最后一天说：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似乎不是在做政治生命的句点。如今生命已经划下句点，所有的疑惑只能留给中国人自己寻找答案。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被指在上海“休息”期间，26日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27日凌晨在上海离世，享年68岁。海外网上一片质疑，纷指与中共内斗有关，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是习近平暗杀了李克强。 笔者认为，习近平不至于要暗杀李克强，但他试图以抓到的把柄威胁李克强，以彻底清除李克强退位后的影响力，或准备将中国经济下行的责任甩给李克强，这是有可能的。 官方指李克强在上海“休息”，实际上是不是有中纪委的工作组和李克强谈话？如同中共元帅陈毅之子、安邦集团关系人陈小鲁，2018年2月也传出因急性心肌梗死，在海南离世。由于有安邦被当局接管，董事长吴小晖被带走在先，网民对陈小鲁之猝死同样众说纷纭。 如果有被谈话这种可能，李克强因为气愤而突发心脏病，就不奇怪了。 盘点发现，多个细节显示，李克强生前确实在被“剪裙边”（逼迫），亲信旧部纷纷落马或失势。甚至在习近平的大秘李强上任总理后，两人疑似联手对李克强施压。 李克强六年前被“剪裙边” 一直剪到卸任后 李克强最早被剪裙边的对象是大秘杨晶，事情发生在2017底。官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的杨晶，2017年10月落选新一届中央委员，2018年2月24日受到留党查看一年、行政撤职的处理，降为正部长级。 据港媒报导，原先当局对杨晶的方案是他会被降级和撤职，并将由北京返回其仕途起点的内蒙古。李克强对杨晶受罚结果事先并不知情，得知后曾为此“大发雷霆”。最后杨晶不用回内蒙，保留至正部级的退休待遇，也是李克强争取的。 杨晶为共青团出身，于1993年担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时，与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关系密切。李克强身为总理，在任时连多年旧部也被拿掉，可见非常弱势。 2021年10月25日，中共国务院任免一批工作人员。卸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石刚是李克强的大秘、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也是李克强的安徽老乡。他追随李克强10年，没有官拜正部，也没有挂上国务院副秘书长，也是因为李克强过于弱势。 卸任两年多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今年8月28日落马。李克强被指是孙志刚的靠山之一。 孙志刚2006年调到安徽出任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后，和籍贯安徽、生于安徽的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熟络。李克强升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2008年至2013年曾主管医疗体制改革，孙志刚2010年获调进京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李克强当上总理后，孙志刚续任医改委主任，并由副部级升至正部级。 这里并非强调李克强有什么贪腐或保护伞问题。其实中共官场，谁没有点问题？所谓的反腐或问责，只剩下内斗的功能。 此外，今年9月13日公布国务院任免一批副部级官员，遭免职的四人中，三人有职务安排，只有李克强时期的“高级智囊”向东，遭免后没有被安排职务，也引人联想。 习近平和李强联手向李克强施压 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的亲信大面积上位，团派被“团灭”。时任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卸任常委，副总理胡春华未能进入政治局，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则在二十大闭幕式期间被架出会场。李克强和汪洋在今年3月正式退休，胡春华获安排了一个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李克强卸任总理后，情况堪忧的迹象已经开始进一步浮现。 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曾公开对李克强进行敲打。 中共新华社3月6日报导了习近平与民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开会时的讲话。习近平说，“我们的一些政策，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搞不好就可能是腐败的痛点。”他举例中共的“放管服”改革：“放了以后，管跟上没有？服到位了没有？光放不管不行，跟著就要爆雷。” 李克强任内一直力推的招牌“改革”是“放管服”，即所谓“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这是中共十八大后，由李克强于2015年提出和力推的行政体制改革概念。 在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中要推动服务型政府，当然不可能做到。李克强根本推不动，而问题的根子，除了体制，看来还因为习近平人为的掣肘。 在这一点上，习的大秘李强也配合习。李强在今年3月13日首次总理记者会上，没提简政放权，反而强调：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 3月17日，李强主持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向习中央交出国务院决策权，明确新增“坚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李强还下令在新规则中删除了李克强的心头大事“放管服”。李克强版的规则中有：“第十七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李强的新规则中，完全没提“放管服”。 3月29日，李强在海南调研建设自由贸易港。除了力捧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李强还说“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等等。 自李强任总理后，中共官媒文章鲜见出现“放管服”的字眼。 李克强还有更麻烦的事。就在李强就任总理后，中共国务院马上进行新一轮统计打假。一些地方公开的信息显示，统计打假要倒查2022全年，甚至更早到2017年10月起，就是到李克强的第二任期内。 经济数据造假是中共体制一贯的问题，李克强非常清楚。2010年，维基揭秘披露的消息称，李克强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有一次与美国大使共进晚餐。他说，中国当时的GDP数字是“人为制造”的，因此不可靠。 故此，经济数据造假也不只是李克强总理任期内的问题。这次李强“倒查”，一方面是要显示和过去旧账切割，另一方面就有点暗算已下台的李克强的意味了。 事实上，去年5月30日，中共统计局已经进行一次统计打假行动“动员部署”。刚上任两个月的统计局长康义当时强调，打假是直接按习近平“指示批示”而为，他并没有提及李克强的指示。也许，习去年就要打李克强的假，是为打击李克强做准备。 李克强离世 中共改良无望 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5日开幕当天，李克强发表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只花了约1个小时，他与汪洋“裸退”，被视为象征中共“改革开放时代”的彻底结束。 有视频（影片）显示，会议散场时，习近平和合作十年的李克强握手，但只有一两秒时间，完了习转身就走。过程中习似乎并未目视李克强。 李克强任内被视为改革派，一些对中共抱幻想的人时而热传“习下李上”，希望让李克强上台来改变中共乱局。即便李克强退位，这种幻想仍未完全消散。 也许习近平有带垮中共的天意安排，李克强突然去世，终结了改良派的想像。然而，这次李克强猝死事件，由于疑点重重，而官方显然刻意淡化，却可能同时带来政治震荡效应，埋下习近平的危机。 中共二十大后，官场继续内斗不止，越反越腐，躺平流行，淫风入骨，显现末世景象，政权气数将尽。 套用中纪委官员习骅疑以晚清影射当代的一句话：“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李克强突然去世，六十八岁在中共官场，也不能算长寿。一百零七岁的宋平，还能出席二十大，目睹习近平当众架走胡锦涛的经典场面，李克强之死，未免令人为他惋惜。 一般来说，除非长期疏忽或有隐疾，否则心脏病不会突然发作，李克强不可能未经最高级别的身体检查，也不可能得不到全天候的照看，他的死始终有一些疑点，不过，这也只能交给历史了。 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李克强给人的印象还不算太差，至少他看上去比较正常。首先，他的家族没有贪腐的传闻，他太太在大学教书，女儿曾在美国读书，不知是仍在外国生活，还是回到大陆，但至少没有像一般官二代红二代那样，在官场商场捞得风生水起。 其次，李克强为人低调，也不热衷歌功颂德，很少讲一些令人肉麻的大话，恬不知耻地生造一些口号献媚取宠，在官场多年，也少见有下属官员刻意奉承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为人还算正直。 再次，作为总理，他心里还有百姓。当习近平努力为自己的“伟大”乔妆打扮时，他反而时不时拨一点冷水。六亿人每月收入一千元，在任职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显见得他对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很“上心”。新冠肺炎肆虐时百姓生活困苦，他又力主地摊经济为民间解忧。 再次，他虽然没有雄才伟略，但却是做实事的人。大局逐日崩坏，那是中共体制决定的，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扶危补漏，维持政府的运转。一个官员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人民福祉，老百姓还是看得出来的。 最后，李克强的离世，宣告中共官场内团派的正式寂没，自此团派将不可能再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存在，剩下胡春华夹起尾巴做人，只等平安落地，退休养老而已。中共官场只剩一个习派，那对中共绝不是好事，反而是政权崩坏的先兆。 团派都是学生干部中培养出来的，他们一般都比较正派，因为从年轻时就要“争取表现”，不敢行差踏错，都很听话，很努力做事。他们学历都不错，千挑万选之下，也都有一定工作能力，因此在稍微正常一点的官场内，团派都比较有升迁机会。但当碰上习近平这样志大才疏的个人野心家，团派的“斯文”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落了下风。 自习近平上调中央，李克强即表现出处处忍让，低调行事，大局为重，循规蹈纪，少说话多做事，其原因便是避其锋芒，不与习近平争一日之长短。习近平缺乏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但搞权争与排斥异己却有独门秘笈。以李克强在最高层多年经营的基础，要争也不是没有争的机会，只是他生性较懦弱，个人野心没有那么大，所以不断收缩自己的地盘，到最后，便将整个官场都让给习近平。 二十大之前，曾有评论认为李克强可能再坐一会，去当人大委员长，以七上八下之规矩，他在可否之间，但李克强还是退了，中共官宣对党内高层领导的“高风亮节”曾给予好评。李克强与汪洋自动退出，胡春华退居边缘等退休，这都是团派高举降旗的姿态，也是团派对中共未来预期悲观，集体甩摊子的表现。 群魔乱舞的未世，没有正派人的立足之地，与其恋栈而自讨没趣，与其抱著一块朽木在怒海中沉浮，不如远离官场，享受退休待遇，冷眼袖手，旁观世变更实惠。 李克强去世后，已有民众自发到他故居献花，民间对他的怀念，也体现中国百姓对当道的褒贬。当习近平不顾民间疾苦，还在做他“中国解决方案”的大梦，还在夙夜匪懈地搞斗争，而那个以“人在做天在看”为初衷的总理，却撒手人间了。 中国人借领导人离世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已有传统。周恩来去世，搞出第一个天安门事件，胡耀邦去世，搞出另一个惊世的天安门事件，李克强与周恩来胡耀邦不可同日而语，但今日之中国与当年之中国，也不可同日而语。事态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起作用，中国人对中共统治的恶感，正在等待一个精神出口。一个苍生在念的高官，面对崩坏的末世有志难伸，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共同的命运，李克强之死便像一种无言的昭示，事态发展可大可小。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于日前以低于平均寿命之年过世，他与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团派菁英，虽然他个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却挽回不了万里在2015年过世之后，整个团派以及安徽帮也走进历史。李克强属于胡锦涛一系的团派，他能受到胡锦涛赏识有著安徽和团派的双重因素，同时还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遗绪。然而，随著主客观的权力结构演变，以及近十年中国公务员系统的改变，人才的选用与流动系统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阶级性的派系已难有作为。 胡锦涛世代的仕途受到邓小平的大力提拔有关，另一位则是认同“改革开放”并且关心民生，有著万大爷尊称的正国级元老万里。在文革结束之后，万里复出于安徽担任第一书记，对于清末以来便相对贫苦的江淮地，区有著不同于左的路线，对于农村问题和农业经济自有看法。他将长子万伯翱送往黄泛区历练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粮食问题，推动包产到户，团派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与“要米粮，找紫阳”并称。 万里在安徽期间在农村问题之外，还带起了汪洋有著安徽历练工作的团派，并且也对安徽出身的胡锦涛深为肯定，直到胡锦涛入西藏仍受到万里的指点，因此在2015年万里的葬礼上可见到胡锦涛真挚的身影。万里对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当时只有习仲勋对处理意见与其他人相左，由于当时万里外访美国和加拿大，回程时被迫停留上海表态，中国政局的未来可能有所不同。最后万里以己为谋，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习仲勋则以是在深圳兰园引退，将希望放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一世代。 在安徽帮的发展过程，以及元老的提携和团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团派-安徽”的坚实系统，胡锦涛也很自然的启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强作为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间，李克强在胡锦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关系很好，以“锦涛”、“克强”相称。“团派-安徽”的系统也串连起军方系统，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曾经实际管理中国作家协会，同时与少林将军许世友之子许援朝维持世交，许也曾担任安徽军区司令。 企业界方面，基于徽商传统情谊与身分建构，安徽人脉网路自清末的胡雪岩以来便自成一格，同时也让“团派-安徽”能与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连成一气，直到胡锦涛执政时期成为另一股商业力量，在当时的上海帮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别于上海帮得到交通大学系统的技术官僚支持，“团派-安徽”则较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与学术领域的光鲜外表，因此较倾向于自我保护，这也使得系统性贪腐容易发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视为小团体。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团派的历练相当于企业储备经理人，并不是董事会接班人，这样的小团体若是越为坚实，自然威胁了政治权力，更何况中共的天下并不是他们的父辈打下，在万里过世之后，若只依靠“团派”自身的力量，在斗争的层次也低了干部子弟一个层级。随著中国公务员系统梯队的来源扩大，也从下而上的排挤团派的空间，对于能在高考脱颖而出，并且层层过关进入政府系统的公务员而言，他们也不愿乐见中层干部被特定团体垄断，由上而下的推倒团派系统自然能让他们受益，同时反映在近几年党建工作上的参与和积极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团派-安徽”系统不是左迁，就是退居全国政协的位置。被视为“小胡”的胡春华从中央政治局委员，被降级为中央委员是最为显著的案例；曾任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是李克强的心腹，现任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样也不具备任何实权；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以及自然资源部部长的陆昊，则调任组织规模更小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国家质检总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贬谪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更是直接从侍郎降为郎中。安徽出身，前广州军区司令尤太忠之子，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则转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另一方面，随著李尚福的去职，军中已无其他级干部子弟位列上将，即使他的李绍珠与习仲勋同样参与“抗美援朝”的工作，两代世交也无从挽救。而今只有由陆军转人民武警上将王春宁是干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军区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范大内的危难，因此有功在身。在“团派-安徽”和干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计，中共内部已无有能力集结的潜在政治菁英群体，随著公务员梯队的升迁之路大开，党政人员的选拔也更具多样性，陈吉宁这样留洋而无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个五年任期，随著中共各个派系的脉络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员形成“众星拱月”之局，更有利于持续巩固执政的“习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强去世最大的影响。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因广大消费者（人口）和日益增长的购买力，过去几十年曾让美国企业将它视为“摇钱树”，无论是“美国的机会在中国”，还是“本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溢美之词都和美国企业确实在当地赚进大把钞票有关。但随著投资经验累积，过去一、二十年，他们也亲身遭遇了不少“中国风险”，且每每适应了一项中国既有游戏规则，就会再遇到新生出的挑战。去年美国上海商会主席史坦因曾在富比世美中商业论坛上说：“我们确实看到（美企）普遍的共识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已变得愈来愈困难…”他这句话还成了当期富比世相关新闻的主标题。 关于美企赴中投资的风险评估汗牛充栋，根据警示的内容，美企的挑战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一开始，他们关切的是如何突破“市场准入”和“消费者偏好”。“消费者偏好”尚且单纯，主要是指当中国社会发生相当大程度的阶级转变，消费环境必然比过去更多元，因此美式商品初期在摸索中国消费者偏好上，难免有一段磨合期。至于“市场准入”，则是除了消费者购买习惯外，一来，中国市场环境起初和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是处于脱节状态，另加上当地政府对外企独有的监管体系，亦让许多美国企业难以踏出第一步。 而后，纵然诸多美企已逐一克服了前期难关，一旦踏足中国市场，却发现棘手问题还在后头。一者是中国极权社会下的“官僚主义”，尤其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许可证取得上，经常有超越美式经验的繁琐流程。另外就是和“官僚主义”一体两面的“政府挑战”，也曾经一度让美企赴中投资很头痛，即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不透明、腐败和“党领导人中饱私囊”，便让很多美企心有戚戚。 关于后者，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十馀年，多有关于赴中投资的期刊、报告，不少会借由一定的篇幅，特别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等级结构，包括分析中国官方决定政策、运作以及官员任命的细节。例如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对地方经济资源拥有实质和自由裁量权，加以，当地方官员个人晋升和当地经济绩效（税收）直接挂钩时，美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自然要懂得满足这位关键官员“未来晋升的经济表现”，不只这样，就算这位官员因美企成就的经济表现高升他处，美企还得立刻投入和他继任者的关系经营，因为在中国官场文化，一些前任官员的允诺若未得到继任者认可，哪怕是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也可能因为“厚此（前任）薄彼（继任）”面临被终止的危机。 诸如此类，常决定了在中美企（包括外企）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成功或失败。但近年风险面向又更复杂，且不仅是关于“智慧财产权”保障、和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加剧，或当地劳工工资上涨，企业成本增加等等，更多的却是来自政治面的影响。尤其在习近平上任后，美国企业界普遍感受到的压力，已大幅倾向来自“北京不稳定和惩罚性的监管行为”。 疫情期间，中国以政府高压管制手段控制企业，无不让美企叹为观止，当时早有许多西方公司直言自己已把在中国的业务视为一种长期赌注，且很清楚回报会因为新增的风险而减弱。这当然是美国政府之后出面将美企技术和投资引导到其他市场的行动主因。 不容否认，尽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国报上仍不乏像是美国汽车业特斯拉、福特，或大型制药厂莫德纳等企业继续进军中国的新闻，但伴随而来，就像美国知名投资顾问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ASG）资深顾问（Myron Brilliant）前不久在媒体上强调的：“我们不会忽视（中国）市场，但在当前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必须更睁大眼睛。” 近日，美国各媒体无不报导了鸿海集团富士康突然遭中国查税的消息，虽多数没有明说，但也都点到了背后或是出于“政治动机”，也就是对郭台铭“执意参选台湾总统的警告”。这一赴中投资政治风险堪称台湾企业所独有，却又直接吻合美企对“北京不稳定和惩罚性监管行为”的警觉，“富士康被查税”之举，虽然不在过去美企赴中投资风险教材之内，但显然对美企也会带来相当重要的启示。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披露，郭台铭所属的富士康旗下多家公司近期遭中国有关部门展开税务稽查与用地调查，文章还指出，台资企业在中国分享发展红利时，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郭台铭被共产党查税了，这件事要大要小，恐将随著台湾总统大选出现不同变化；只是，共产党真是厚诬了郭台铭，被共产党查税的郭台铭真的很冤枉。 冤枉之一是郭台铭所提出的政见主张。郭台铭的具体政见不多，但最明确的当属两岸政策，这见诸于他在今年8月提出的〈金门和平倡议〉。倡议里提出8项追求和平的具体步骤，其中包括常设一个“两岸和平协商办公室”，以及到各大学甚至国外普设“和平讲座”，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两岸和平协商”。把推动两岸和平协商（议）写到自己的政见里，这是侯友宜、柯文哲做不到的事，也是退休后化身统派代言人的马英九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对共产党而言，这政见是推动两岸和平融合了不起的大事，为什么还要查他的税？ 还有，郭台铭评价台湾政治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民主不能当饭吃”，意思是什么民主、人权都没什么用，让人民的吃饱喝足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主张，与中共这些年来不断推出新的“惠台政策”，到处划设“特定区”吸引台资台人，推动两岸融合，说要让台湾人过上好日子，可谓若合符节。其对民主的见解，也与共产党剖析西方民主之弊，倡言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拥有“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是遥相呼应。共产党有如此“知音”，为什么还要查他税？ 郭台铭被查税，或许与他的政见无关，而是与他硬要出来参选，让非绿泛蓝阵营一分为三有关。但这就牵涉到郭台铭的冤枉之二： 首先，台湾已经选过7次总统，扣掉民进党还不成气候的1996年首次总统大选，民进党在6次总统大选里的最低得票率是2000年陈水扁的39.3％。24年过去了，民进党现在不但是执政党，还有更坚持台湾主体性的年轻选民不断崛起，这代表泛绿参选的赖清德此次选举至少从4成起跳。换言之，任一蓝白总统参选人得票率必须被压在2成以下，另一人才有一丝丝获胜的机会。共产党不去质疑柯文哲自创民众党出来搅局，不去责怪国民党提名侯友宜这样一个望之不似人君的总统参选人，却怪郭台铭出来参选可能让非绿总统参选人选不上，这还有公道吗？ 其次，台湾的立委选举是单一选区，郭台铭投入总统大选，不但对立委选举没有影响，只要操作得当，还可能进一步绷紧选情，冲高非绿候选人的选票与政党票，如果因此成为非绿政党国会过半的最后珐码，郭台铭参选总统反而是大功一件。 共产党对郭台铭下重手，其实是自己对台湾选举的误判。一如过去半年来蓝白阵营对于执政党没有任何攻击火力，却不断地上演蓝白合不合的烂戏，其实是自知总统胜率不高，想把败选责任推给蓝白不合；中共对台系统如今开铡郭台铭，的确不无为对台工作再次失利打预防针之用。过去10多年来，中共接收台湾政情的讯息单一，既不了解民进党为何能从绝境中反弹，也不淸楚国民党如何失去民心，更捉不住年轻人的脾胃，判读台湾的政情走向屡屡失误，此次用查税来阻止郭台铭参选又是一例。 侯友宜平常与郭台铭称兄道弟，柯文哲更曾与郭台铭组成准政治联盟。但是当共产党用查税手段对付他们的昔日盟友时，侯柯俩人不是闷声不吭，就是言不及义，显然对共产党如此明目张胆地干预台湾选举也甘之如饴；事情发生已经两天了，竟只有赖清德跳出来声援郭台铭。台湾人真应该看清楚，如果连主张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嘲讽台湾民主不能当饭吃的郭台铭都能被共产党这样对待，未来要怎么样才能不触怒中共？还要交出什么才能保障自己的“和平”？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在中国，禁书不算什么新闻，但这本书被下架却闹成大新闻，原因看书名就知道，此书早在2016年就已经出版了，原名是《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作者是明史专家陈梧桐，他已于今年五月去世，出版商大概为了促销，将其改名再版，《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因此问世，于是就闯了大祸了！ 以崇祯影射习近平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角度，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国之路。”不管原作者是否有意藉古讽今，影射习近平，但出版商肯定有意引导读者这样联想，书商只在书腰上加了一句宣传词：“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卖点全在此一页书，却一下子与现实有了连结，针对性实在太明显了，习近平如果不给点颜色，岂不是被十四亿子民瞧扁了？ 拿习近平和崇祯做比较，对后者也未必公平，严格上来说，崇祯并不是最糟糕的亡国之君，他的继位出于偶然，自始并未被当皇储培养，十八岁登基之后，拿下大太监魏忠贤，且有心励精图治，只可惜他志大才疏，而且运气实在太坏了，他一登上皇位，拿到的就是一手烂牌，大明江山己日薄崦嵫，因逢小冰河期连年饥荒，李自成丶张献忠相继造反，东北女真崛起更野心勃勃，崇祯不懂军事，却偏偏喜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给了闯匪坐大的机会，一发不可收拾。论起志大才疏和刚愎自用，崇祯只想中兴大明，而习近平却想领导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仅此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 崇祯另一特质是高度集权，沽名钓誉，明朝已有完备的文官制度，今日之“内阁”一词即出自明朝，首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崇祯却凡事亲力亲为，搞得群臣集体躺平，说好听是勤政，其实是大权独揽专断朝纲。习近平所面对的世界，较崇祯复杂万端，他不但党政军三位一体一把抓，还身兼十几个领导小组，一人之下都是跑腿的龙套，满朝皆为家奴，有功则揽，有过都是诸臣误我，出了漏子就杀人卸责，不必由什么史学家来评比，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两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这哥俩还有一个共通点，性格上刻薄寡恩，又喜欢沽名钓誉，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九个首辅，杀了两个阁揆，十一个总督，十二个巡抚，办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占了明朝两百七十七年的三分之一。习近平反腐打贪，号称法办子百万干部，政敌非死即投狱，即使定于一尊了，常委、部长们仍然不得安生，秦刚、李尚福就是写照。 崇祯的很多缺点，习近平都有，但他的优点，习近平却一个都没有。崇祯自奉检朴，也有纳谏的雅量，六次下诏罪己。而习近平掌权十一年，大搞面子工程弄得一地鸡毛，败光了江丶胡两朝积攒的家底，却死不认错路走到黑。当中东战云密布时，他选择站在文明的对立面，揪了一伙邪恶轴心，大肆吹嘘一带路海市蜃楼。崇祯苦撑十七年就亡国，比他更平庸邪恶的习近平，又还能折腾几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仅从习仲勋事实上是因为毛泽东钦令才被整肃了十六年之久之后却又和夫人齐心时时处处为毛泽东开脱甚至还向毛泽东表达深切怀念甚至是感激之情的表现看，无论是习仲勋和齐心夫妇还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对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那份情感之奇葩，实在难以为常人所能理解。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活该吴小晖娶了邓卓芮就敢怠慢邓家贵》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标题中所说的邓家贵是习近平最为敬重的大姐齐桥桥的第二任丈夫兼齐桥桥以及习仲勋和齐心的第一个第三代，习近平最疼爱的外甥女，齐桥桥与第一任丈夫所生女儿张燕南的商业合伙人。 有人说习近平“定于一尊”之后，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只敬重两个人了。一个是他尚还在世的生母齐心，另一个就是习氏家族大姐大齐桥桥。这都是因为在当年的习家，除了齐桥桥辈分上的大姐大地位，更因为她是在习仲勋复出之后， 唯一一个被“组织上”安排在习仲勋身边充当秘书角色的一位，日后在习仲勋被邓小平中止职务，到南方休养之后又辞去武警高阶警官职务，随父到深圳和珠海定居，对习家贡献最大，所以在习家的地位最高，习近平对她从来都是敬让三分。她与前夫的所生女儿张燕南也因此倍受习近平的疼爱。 坊间有传闻说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自己的女儿习明泽跟随到杭州读书。期间张燕南只身到到杭州探望舅舅，习明泽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来和我争宠来了!” 按照一位齐桥桥“闺蜜”的说法，齐桥桥倍受习近尊敬且惠及她当年在内蒙古生下的女儿张燕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因，就是当年在内蒙古“插场”的齐桥桥，虽然个人倍遭磨难，但仍然对自己家中大姐的责任念念不望，每月区区几块钱的收入到手后先想到的就是寄给在陕西插队的大弟习近平一部分。当时的习近平倍受感动。 一说起当年所遭受的磨难，正常人都会把施难的罪责追加到毛泽东身上。但无论是齐桥桥和习近平姐弟，以及当时的习仲勋和齐心夫妇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齐桥桥对当年离京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时的最深印象就是母亲齐心特别给她带上了一尊一尺多高的塑料制的毛主席整身塑像。 对那个疯狂的年代有记忆的人都知道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怀揣《毛主席语录》是每个中国（大陆）人的强制性标配。但出门在外怀抱一尊毛泽东塑像的情景还是比较少见，更不是强制要求。 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当年的齐心和齐桥桥对“伟大领袖”的愚忠有多深。 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记得，自200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被立为党国“王储”之后，海内外舆论一度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惨遭毛泽东迫害“而寄希望于他会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开明领导人”。不过当时的毛左势力已经看得十分明白。 早在习近平登基之前的2011年3月，即已经迫不及待地以接班人身份到韶山向毛铜像致敬并参拜毛舍。这次以“王储“的身份专程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参拜，已经是他习近平人生中的第四次了。第一次是他在“文革”初始”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中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的身份，据称是和日后成为”棋圣“的聂卫平同往。第二次是他在”文革“中入党继而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之后。据称同往者之一就是当时的清华工农兵学员宿舍的舍友，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的陈希。第三次发生在1997年。而这第四次是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身份，当然更是思绪万千，喝退下人后独自在青年毛泽东曾经睡过数年的竹床上端坐良久，洒泪离开时留下了一句为全体毛左们打了一针鸡血的名言：“（红军到陕北时）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我们一家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习近平当时如此之言的“史实”依据是习仲勋怀念毛泽东时所说的原话：……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当时的毛左网站之一乌有之乡闻风而动，当即发表了《没有毛主席 哪有今天的我》的称颂文章，说是习近平上韶山表明党中央坚持捍卫毛泽东主席的地位，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决不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自我否定历史、“挖祖坟”进而自我毁灭的覆辙。 文章还说：巧合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非毛化”思潮，有人提出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时，正是习近平的父亲，因“《刘志丹》小说案”被毛泽东打倒，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带头上韶山捍卫毛泽东。 这篇毛左文章中援引2003年第十二期《中华魂》刊登的文章《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韶山感言寄语》内容：“面对非难和倒行逆施，党和人民给予有力回击”。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上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而当时的中共官媒《湖南日报》等则这样描述：此刻的毛泽东广场上，花如潮，人如海。毛泽东同志铜像巍峨耸立。习近平献花毕走向广场挥手向广场上的群众致意时，整个韶山响起的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女声演唱。毛泽东铜像前迎来了习近平副主席的鲜花，韶山民众幸福地笑了，这笑声同样会感染更多的人，因为从习副主席的行动中，人们得到了“毛主席最亲”的新理解与新诠释。 有一位在湖南省委工作过的人士曾经告诉笔者，当年为迎接习近平响彻毛泽东广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文革红歌，是韶山方面事先派人到北京请彭丽媛亲自演唱并录制的。 这令笔者也想起坊间所谓习近平与彭丽媛的“罗曼史”。说的是两人经“中间人”撮合安排第一次见面时，习近平首句话就是“你都唱过什么歌呀？”。于是彭丽媛清唱了两首最打动习近平的歌，一首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第二首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的那句“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恰恰就是指的习近平所说的“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的那段历史。于是当彭丽媛卯足了嗓音唱完最后一句“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后，习近平立刻就与她“知心的话儿飞出了心窝窝”。 笔者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只是调侃，不过当年的毛左乌有之乡网站确实刊登过一篇标题为《彭丽媛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震惊了考官》的吹捧文章，最初发表于习近平登基的两年之后。内容中说“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是凭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考入艺校的……。彭丽媛说当时最流行的就是这首歌，‘戏匣子’里每天播放的都是这个曲子。” 当年《炎黄春秋》被迫停刊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曾撰文指出：“习近平上任之初，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主要根据就一条：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可是《炎黄春秋》的遭遇告诉我们，偏偏是习近平这个当儿子的，最不买习仲勋的账。习近平上任以来，不但没有纠正他的前任们打压言论的错误，反而倒进一步强化了对言论的打压。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习近平不像习仲勋。” 不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习仲勋无论是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期还是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期，其言论多有开明之处，但若单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方面，习仲勋生前不但从来没有半点“出格”，而且始终都是自觉自愿地极力维护毛泽东。 习近平登基的当年，有好事者特别撰文《习仲勋三次视察湖南》发表在（湘2012年第3期上）。其中一段描述是毛主席逝世时他习仲勋下放在河南，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很想连夜赶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可是不能。于是就到山上采了野花扎成一个小花圈，用白纸写上 “您培养的共产党员习仲勋”几个字，鞠躬致意。 习仲勋当年因为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而惨遭迫害十数年，被允许从河南流放地回京次日，见到前往探望的胡耀邦之后，向“组织上”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尽快到毛主席纪念堂拜祭。 1978年12月20日，正在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复出工作后的第一篇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文中无限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谈完后，我又总是埋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被调回北京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又在当时党内党外批毛、否毛、清算毛的强烈呼声中逆风而行，亲登韶山示范“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厚感情”。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与姐姐齐桥桥共同参与审定了《习仲勋革命生涯》一书，其中收录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岁月》、《冷静清醒的领导者》、《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日子里》、《习仲勋关心党史研究》等六十余篇文章中，吹捧毛泽东的内容有很多，对于他本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则全部归咎到“文革”前的康生，和“文革”期间的康生以及江青、林彪反党集团身上。 于此同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也是利用一切机会，替毛泽东洗脱以替高岗翻案的罪名整肃习仲勋的罪责。 按照齐心本人的回忆，习仲勋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从他齐心当年在延安第一次拜访习仲勋时就深深感觉到了。当时习仲勋所住窑洞里就张挂着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的陕西富平老乡，《习仲勋的革命生涯》的主编之一曹振中多次采访 了齐心之后写下的《深情怀念习仲勋同志——几件往事的追忆》中记述说：大姐说，16年审查期间，他对毛主席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疑。 按照齐心的说法：1962年秋，在习仲勋身陷逆境时，是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在毛泽东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1963年有人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二次保护了习仲勋。1975年，毛第三次关怀习仲勋。此时习仲勋虽然被关押十几年，但是对毛泽东却没有任何的怨言……。 齐心在她的回忆录中特别强调当年的毛泽东只是在大会上随口念了康生递过去的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但全部事实是，当时毛泽东“随口”念了这张纸条后，立刻就借题发挥，继续说道：“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这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中的一部分，这在中共公开的党史资料上都是有案可查的。那句著名的“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就是由此生发的。 另外，毛还在这次讲话中说道：“请邓小平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于是邓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这里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布的五个被剥夺参加会议的人是：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习仲勋在内的五个人都已经不在会场上。这说明审查习仲勋的决定是在康生在会场上给毛泽东递条子之前就已经做出了。 当时的毛泽东接着说道：“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一九五九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一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而正是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直接将习仲勋定性为“反党分子“，并在会议上决定成立两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才令康生有了“上方宝剑”，从此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开始狠整习仲勋。 所以，齐心的所谓毛主席在1962年保护了习仲勋的说法，纯属自欺欺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观察以巴战争，会发现它与俄乌战争一样，除了战区的军事战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战与舆论战；引发的分裂则比俄乌战争更甚。目前，以色列-美国联盟在军事上完全占压倒优势，但舆论战成势均力敌之态，西方只在主流媒体上占优势，社交媒体上则是穆斯林一方占优势。政治战上，美国比俄乌战争时明显被动很多，至今未提要召开联合国大会，动议谴责哈玛斯-巴勒斯坦。10月16日，联合国召开安理会，俄罗斯呼吁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未能通过，但反对停战决议国家只有美英法日四国，支持的有俄中、阿联酋、加蓬、衣索比亚五国，其馀的国家弃权。这对美国明显不利。 西方支持以色列，后院火星四溅 哈玛斯所行之事仍然与过去没有区别，非常残暴；西方国家也未改变对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定性；以色列的靠山仍然是美国，布林肯以美国国务卿身份表态毫无保留支持以色列之时，还特别声明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放在以前，哈玛斯向以色列首先挑衅，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多数会保持沉默，两不相帮；西方国家也不会有人胆敢上街游行抗议，公然表达对哈玛斯的支持。但这次以有个与以往最大的不同特点：不仅阿拉伯国家一边倒地表态支持哈马斯并谴责以色列，欧洲各国更出现少数民众兴起反犹太主义行动，或在网路上散布支援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玛斯”的言论，英美各国的大学还发生了支持哈玛斯的签名抗议活动，英国、法国不得不宣布，凡参加支持哈玛斯活动的外国学生，将取消签证，遣返回国。 在欧洲，每天都有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布鲁塞尔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比、法、意及欧盟领导人纷纷谴责该袭击事件。 民主党基本盘在以巴冲突中势同水火 最戏剧化的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发生的事情：民主党总统拜登、防长奥斯丁与国务卿布林肯都坚定地表示支持以色列，但他们的基本盘却不与他们保持一致：BLM、青年学生（包括高中生）、美国的穆斯林都有人支持哈玛斯。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常春藤大学，均出现了支持哈玛斯的抗议活动。 且看巴以战火如何灼烧美国教育界。 哈佛最先出现支持哈玛斯的签名活动。10月10日，由34个哈佛学生组织组成的联盟表示，以色列该为此事件负全责。声明强调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压迫，呼吁哈佛大学社区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打击。声明的最后写道：为了学生的安全，所有最初签署组织的名字在此时被隐藏。 这所大学所发生的一切，在美国教育界很有代表性。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学生10月13日举行了支持哈玛斯的示威，参加者高呼 “一个解决方案” 以解决巴以冲突。在赞扬哈玛斯时，一名与会者声称，这个恐怖组织是在“为他们的人民而战，为他们的国家而战”。这次集会用印有哈玛斯滑翔伞的传单进行宣传。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生们举行了反以色列集会，参加者们高呼 “起义，起义” （intifada, intifada），这是阿拉伯示威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唤起了对过去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起义的记忆。 以上仅仅只是美国大学中支持哈马斯抗议活动的数例。就在笔者截稿之时，各大学的支持哈玛斯活动还在此起彼伏地发生。 这种分裂也发生在高中。新泽西的Cherry Hill East高中，在高中学生当中，也响应了哈玛斯全球愤怒日的号召，因以巴冲突发生严重分裂。 以上情景与中国文革初期一样，全国大中学生（包括部分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辩论。 民主党的最紧密基本盘BLM也出来表态。Black Lives Chicago于10月11日在X上发表了如下图片： 推特截图 降落伞上挂著巴勒斯坦国旗，下面写著“我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引发了愤怒。BLM 全球网路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与芝加哥分支或BLM的草根组织没有关系。金主发怒，BLM 芝加哥不得不表示反悔，删去该帖。 以上情形，与美国民主党这些年急剧左转、基本盘各派政治态度（特别是在以巴的立场上）相互冲突有关。盖洛普自今年3月以来就以巴冲突对美国人进行一项追踪调查，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逾半 ，达54%；支持巴勒斯坦人则只有31%，只有 15% 的人没有偏好。但美国民主党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率为 49%，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准；对以色列的支持率仅为 38%，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准。另外两个资料更人令人寻味：70%以上犹太人支持民主党，共和党的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反而高达78%。就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要求白宫降低对以色列的支持度之时，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顿敦促国土安全部驱逐支持哈玛斯的外国人。 美国犹太商界大佬纷纷对哈玛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 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大，早在2004年，小布什任总总统期间，曾经签署《全球反犹太主义审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这部法律对何谓“反犹太主义”有非常详细的条款，对犹太人呵护备至，如同后来对黑人的呵护一样。 但犹太人不是黑人，不需要特别保护，在美国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媒体界崭露头角的犹太人比比皆是，创办的企业多赫赫有名，例如高盛、花旗银行、戴尔、摩根大通、雅诗莱黛、英特尔、谷歌、脸书、哈根达斯、时代华纳、梦工厂、美国广播公司、迪士尼集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Viacom、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星巴克、唐恩都乐、甲骨文、喀尔文·克莱文、玩具反斗城、孩之宝、达索军工、罗斯柴尔德银行、汇丰银行、推特、埃克森美孚石油、BP石油、海湾石油、葛兰素史克、辉瑞制造、强生、拉菲、杜邦、美高梅、孟山都、雪佛龙、微软（比尔盖茨母亲是犹太人）等等。许多中国知名科技企业都有犹太人的入股。 犹太富商一直是美国各大学慷慨的捐助者。大学发生的哈马斯支持抗议活动终于引发美国商界大佬们的强烈反弹。毕业于哈佛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几位商界领袖要求哈佛大学公布学生姓名。阿克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发表支持恐怖分子行动的声明时，一个人不应该躲在盾牌后面。”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十几位企业高管支持比尔·阿克曼拒绝雇用哈佛学生团体成员的呼吁，其中包括沙拉连锁店 Sweetgreen 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纽曼 （Jonathan Newman）等，一致表示不会聘用这些哈玛斯支持者。 可能的“黑名单”给学生们极大压力。据哈佛校报Harvard Crimson报导，在反对声日益高涨之后，截至10月11日下午，最初34个签署该声明的学生组织中，至少已有8个撤回了在声明上的签名。哈佛大学校长Claudine Gay和包括 15 名院长在内的高级领导层10月12日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哈马斯本周末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袭击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感到心碎” 。但声明避免直接提及这封学生信或对此的反应。 哈佛校方的态度让其重要捐助者亿万富翁、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创始人列斯利·韦克斯纳（Leslie Wexner）的不满，他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中正式切断了与哈佛大学的所有联系和财务支持，这封信的开头称哈佛大学为“哈玛斯哈佛”（Hamas Harward），直言“哈佛大学领导层未能针对以色列无辜平民被野蛮谋杀采取明确、明确的立场，这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 哈佛大学是美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培养了八位前总统和九位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为在以巴冲突中支持了哈玛斯，立刻被捐款人抛弃；其他的学校也难免遭受这种待遇，前美国驻华大使、曾任犹他州州长的洪博培（Jon Huntsman ）抗议宾州大学在以色列遭受哈马斯攻击后表现的沉默，说近年来宾大已变得面目全非，他的家族基金会将对宾大“合上支票本”。洪博培一这家三代都是宾大毕业，给宾大的最大一笔捐款是1998年向宾大沃顿商学院捐助的四千万美元。 Leberial立场的网刊The Free Press发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国大学吗？》 https://thefp.com/p/can-the-donor-revolt-save-american-universities… 一文，列举了美国大学出现支持哈马斯的抗议之后，商界大佬们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开列聘用黑名单等方式表达愤怒的多个事例之后，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国大学。这个反思回避了Liberial自身的责任，如果不是Liberial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罗琳等类人物在美欧社会的持续推进，美国大学不会被极左Woke（觉醒主义）占领。极左从2020年开始抛弃了这些Liberial，不代表Liberial就与大学的极左化脱离了干系。 目前，以巴冲突正在发酵，10月16日，加沙人员密集的阿赫利浸信会医院（Al-Ahli Hospital）遭到袭击，被夷为平地，人员几乎全部丧生，这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引起巨大波澜。这类新的人道事件如果再度发生，世界分裂还会继续扩大。美国拜登政府不仅要面对世界分裂，还得面对本党分裂，处置不当，还会失去不少犹太金主的金钱支持。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