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越来越多选民对阿尔巴尼斯失去信任
2026 年 9 月 15 日
相比于2018年2月对时任国务委员杨晶的撤职处分，上月由中共人大常委会出面”做出对秦刚和李尚福国务委员的免职决定并非正式处分，日后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他们逐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出笼，他们还将分别受到国家监察委和军纪委的政务处分和军纪处分。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为什么说由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务委员去留是假“合法”真违宪》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上月24日闭会的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六次会议分别免去了秦刚的国务院委员职务和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说起来，此二人的国务委员职务都是在今年3月12日被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投票决定”的，自此开始的长达五年时间的任期刚刚完成了7个月零12天就被迫中止了。 这是中共政权自1982年5月4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布对“国务院组成人员”进行重大调整，增设“国务委员”职务以来，第一次出现将在任的国务委员免职的情形发生。细心的读者和听众或许会提出杨晶的先例。但其实是有区别的。2018年2月的杨晶是被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撤消职务的决定。撤消职务和免去职务可以被理根据所犯错误的程度决定的处分层级的轻重不同，但有时免去职务也被当成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应急措施，并不意味着被免去职务者就已经“平安降落”了。 按照中共人大系统的权威解释， 免职，即免去职务，指的是依法享有任免权的机关按照法律或制度规定免去公职人员所担任的职务。针对的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般是因正常工作变动、离职、退休或因轻微违规违纪需要停止职务的。 撤职，即撤销职务，是指解除由人大或其常委会依法任命和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人员的职务，是对有违法违纪或严重错误行为的国家机关人员的处置方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有严重错误或违法违纪，不能再担任现任职务时，由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予以撤销职务。 总之，撤职是一种行政处分，是一种惩处行为。免职可以是因调动、健康等原因免职，也可以是因违法或错误行为免职。依法应该罢免或撤职的不能辞职、免职。 那么按照如上解释，是否是意味着如今仅仅是被宣布免去国务委员职务的秦刚和李尚福所犯“错误”远没有在2018年2月被撤消国务委员职务的杨晶严重？ 如果再对照中共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就会发现，当年对杨晶的处分是所谓一步到位，行政撤职实际上已经是终极处理。而如今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免去职务”，则可以用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头形容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五十条规定：“监察机关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公职人员予以撤职、开除的，应当先依法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再依法做出政务处分决定。” 第五十二条规定：“公职人员涉嫌违法，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 按照中共纪检和监察部门的的权威解释，在实践中，根据相关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违纪问题明显、但短时期难以完全查清的被调查党员干部，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一般予以免职。实践中，一般在对党政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职务犯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的情况下，往往都会由党组织或任免机关、单位第一时间作出相应的免职处理，这样既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又能促使公职人员全力配合审查调查，使案件查办工作正常进行。 由此可以，正是基于“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当然更主要、更迫切的是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所以才赶在第一时间，由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免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先行免去秦刚和李尚福的行政职务。而这个免去职务，并非是对他们处分的终结，而不过是对他们处分过程的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他们分别担任的各自任职系统内的党内职务， 即国务院党组成员毫无疑问也已经被先行免去。只不过仅仅是内部宣布，不特别对外声张而已。还是以杨晶为例。此人自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即已经被内部宣布接受调查。十九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中组部即派员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国务院机关党组开会宣布，由时任财政部长肖捷接替杨晶的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和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两项党内职务。 笔者为此查找到了澎湃新闻2017年11月1日的一则报道，说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网站“紫光阁”所属“工委领导”栏目近日更新后显示，此前担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的肖捷已于2017年10月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 也就是说，杨晶的党内职务是在他被宣布撤消行政职务的前三个月即已经被免除了。 当初对杨晶的处理过程，显然是因为案情相对简单，调查的速度相对较快，所以对他的处理就采取了一步到位，把人大常委会对他的撤职决定和中纪委及国家监委对他的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及降为正部长级待遇的党、政处分同时宣布。 而现如今无论是对秦刚还是对李尚福的处理，显然是采取了两步走的措施。这反而证明了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个，问题很可能只会比当年的杨晶更严重，未来的受处分程度当然也只会更严厉。 需要强调的是，上月24日闭会的中共全国人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同时也还“经表决免去李尚福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这里的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具体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会”，在中共话语体系里也简称“国家军委”。它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虽然只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但程序上是分别需要在党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产生。所以，李尚福现在虽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踢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但截止目前他仍然还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关于对政务高官先免去行政职务，日后再进行“政务撤职”和党纪处理的例子，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较为典型。 关于肖亚庆“出事”的消息是去年7月间先被境外媒体透露出来的，不出几天即被中纪委和国监委的网站发文证实。去年7月28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中国工信部长肖亚庆被查 官员出事真相难觅？》。文中说：中纪委周四通报，中国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当局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通告里，肖亚庆被称作“同志”，而其他几位近期被查的中管干部的通告中并未使用“同志”二字。此外，肖亚庆并不像其他几位干部被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只是涉嫌“违纪违法”。 该报道中引述旅美宪政学者王天成的话说，“按照中共意识形态，说他是‘同志’意味着这是人民的内部矛盾，还不是专政对象，也可能就不会受审、不会坐牢，但后期会不会把这两个字去掉，我们目前就不清楚了。” 自由亚洲网站刊出如上文章的次日，工信部官方微信发布消息说：2022年7月29日下午，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金壮龙同志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肖亚庆同志不再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职务。 肖亚庆的党内职务被免去的一个多月后，去年9月2日闭会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了两项人事任免，其中之一是决定免去肖亚庆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职务，任命金壮龙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由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肖亚庆的国务院部长职务之后又过了3个半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于去年12月19日刊登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消息中不再称肖亚庆为“同志”了。因为虽然确如我们自由亚洲此前报道文章中所推测的，无需坐牢，但“同志”是党内称呼，开除党籍了当然就不再是同志了。 这则报道中说：经查，肖亚庆背弃初心使命，丧失政治意识和党性原则，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纪法底线失守，亲清不分，违规收受他人大额钱款。 肖亚庆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并构成职务违法，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应予严肃处理。鉴于肖亚庆能在较短时间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认错悔错，全额退缴违纪违法所得。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宽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肖亚庆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关于李尚福下场的预测，留待下篇文章进行。本文先类比肖亚庆，看看如今也是先被免职的秦刚，日后是否能够被习近平政权宣布“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宽处理”？ 本月4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官方网站刊发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际文的署名文章《以深入调查研究推动防范化解对外工作领域风险》，引起外界强烈关注，特别是针对其中“外交外事干部是对外工作的主力军，处在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博弈的前线，被渗透策反和拉拢腐蚀的风险相对较高”这一段内容。我们自由亚洲网站随即发表的分析文章中就说过“网友普遍猜测，此文与深陷绯闻的前中国外长秦刚落马事件有关。” 《联合早报》当时发表的分析文章也认为中纪委文章内容有针对性也有所指，应该与秦刚被免职有一些关联。 该报的分析文章还引述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采访的内容，说是中国外长和防长被免职史上罕见，尽管表明中国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但在制度建设上仍任重道远。外交战线是中西方目前博弈激烈的重要领域之一，外交官员不仅代表国家形象，还掌握很多国家机密，在与外国人接触中稍有不慎可能被探听情报，导致政经军事相关机密被外泄。中纪委发表最新署名文章可能表明泄密并非个案。 笔者9月1日在本专栏发表的《从中共前驻韩大使李滨曾被”性勒索”联想到秦刚在美”失足”的可能后果》一文中即有分析说：秦刚在去年被预备成为新任中央委员和新任国务委员的过程中，向“组织上”隐瞒了他有一个怀了他孩子的情妇正在美国待产的“个人情况”。但当时的美国情报机构对此毫不知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此前提下，秦刚是否因此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敲诈，应该是秦刚二奶在美产仔东窗事发之后被习近平当局审查内容的重中之重。 秦刚当时任大使的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正是张际文文章中所说的“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博弈的前线”，放眼全球，没有比这更“前线”的了。那么当时的秦刚是否“被渗透策反”了，中共当局虽不可能对外公开这方面的审查结果，但我们外界还是可以从未来中共当局对他处理的宽严程度上判断出个大概。 说起来，张际文身为中共中央外办的纪检组长，他的文章所罗列的内容应该是总结性的，与秦刚当然有关，但也并非完全针对秦刚一人。而能够与外界已知的秦刚所犯“错误”内容联想到一起的被张际文文章所罗列的内容更有如下一段：干部出访、驻外期间违反外事管理规定的情况仍个别存在，“八小时外”律己不严、纪法道德操守缺失的风险较高。 如果秦刚的问题最终只被落实在 “纪法道德操守缺失”一个方面，那么未来或者还能够保住党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届中央委员职务肯定会在未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撤消。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应该会宣布一项对他的政务处分决定，诸如降为副部长级待遇之类。
这次来之不易的拜习会，美国开出的那张庞大菜单有实有虚，都有收获。简言之，美中关系回到美国前议长南茜·裴洛西访台事件发生之前状态，比如恢复两国军事沟通（裴洛西访台之后中方宣布停止）、中国停止芬太尼出口美国、外加最近增加的AI对话。气候议题合作，中国从来就没拒绝过。以巴战争、俄乌战争及世界和平方面，本来就是“沟通”。最大的成功，就是双方恢复了接触，回复到“一切都可以谈”的状态。本文只分析与台湾相关的资讯，拜登关于台湾的讲话不多，关键就两句，但台湾未来这只球，已经踢到台湾人民这里。 习近平与拜登关于台湾的公开说辞 根据公开信息，两国元首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各自重申立场。但对台湾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两人会见时的表态，而是眼前台湾两个月后将揭盅的2024年台湾大选。 习近平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在峇里岛会晤中作出的有关积极表态”，希望美方言行如一，“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拜登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答复记者问题时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在峰会中“强调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位官员表示，拜登还要求习近平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式。 双方表态中，只有要求习近平尊重台湾的选举程式以前未曾出现过。“程式”二字用在此处，大有讲究。往浅层次理解，是希望台湾选举能够像以往一样正常进行。但这点真不需要美国总统拜登操心，台湾选举日投票过程的公开透明、一人一票、多重防范做弊，是美国应该学习的台湾经验。往深层次理解，可做如下理解：只要中共对台湾选举的干预不是台湾宪法规定的程式之外的动作，美国没有立场干预。 从台湾这两个月关于“蓝白合”的舆论来看，学界媒体均无人提出政党联合执政违法违宪的说法，大概算不上违背选举程式。如果有释宪专家这时候慧眼识法，寻找出依据，倒是大好事一件。 但是，台湾选举形势的急变，就发生在习拜会前一天——都是11月15日，但因时差，台湾时间早于美国西部时间一天，就在习近平飞往美国旧金山的同时，一直未成的“蓝白合”终成。 马英九出面促成“蓝白合” 自10月以来，国民党和民众党就联合竞选总统一事进行了数次谈判，这在台湾被称为“蓝白合”，但两党未能就谁是总统候选人、谁是副手达成一致。11月15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与民众党主席、参选人柯文哲举行协商会议，在马英九主持下，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协商之后，就如何安排正副总统人选搭档，达成以民调决胜负的共识。 这场赶在Dead Line之前的重要协商在台北马英九文教基金会举行，协商的见证人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两党达成六点共识，其中最关键的是表示同意通过11月7日至17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来决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组成，由马英九前总统、国民党、民众党各推荐一位民调统计专家。结果将于11月18日公布。 在此前的民调中，现任副总统、执政党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几乎一直位居第一，最近最高的一次民调甚至高达39%，如果是三方竞争，赖清德胜出没有悬念，但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联合，则可能对其领先地位构成挑战。 台湾中央社发布的两党合作档案显示，双方约定如果大选获胜将“成立联合政府”，“除国防、外交、两岸由总统决定，其馀部会原则上依各党派立委席次分配，民众党主责监督制衡，国民党主责建设发展。” 北京插手有如鸭子划水 劲使在水面下 马英九这次出面并非自选动作，台媒已经有分析：蓝白协商共识出炉后，各界看法不一，国民党发言人、立委参选人林家兴表示，今次蓝白合协商成功，政党轮替露出曙光。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则放言，“拖了三个多月，结果马办执行长去一趟北京，两周内迅速搞定，最后决定权居然还回到马英九手上。一人分饰两角的操偶师终于要现身了吗？精彩啊！” 11月15日，柯文哲在蓝白合协商条件后，被指“让太多”引起其基本盘不满。当日傍晚柯赴《新闻面对面》接受专访时，相关议题成为被拷问的焦点，谈到选战中抹红的行为，他认为不用去指控每个人，讲得好像是中共的下线、代理人，但若要问美中会不会伸手进来，他则公开讲“我刚才上节目，进来第一通电话是AIT（美国在台协会）打来的，叫我们去解释蓝白合有没有大陆介入”，他已请民众党秘书长前往解释，直言这就是台湾作为小国的困境，公公婆婆太多，只能夹在中间看怎么办。 从旁观者而论，中美两国干预选举，美国主要表现在为哪位候选人背书，中国则一杆子插到底，审时度势，相机而入。近两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是以不变应万变；对台湾则有如鸭子划水，劲使在水面下。远的不说，就以今年几件事观之，出手时间挑得正好： 郭台铭插一横杠，要出来竞选总统，分了国民党的票，中共暗示劝退未成，隐忍很长时间，在关键时刻一击，让郭服软退出，为“蓝白合”扫清障碍。 这次“蓝白合”也是关键时刻出手。马英九秘书多日前已从北京领命归台，但出手时间选在拜习会当天（时差原因相差一个工作日）。 台湾为这场选举已经热身了一年半之久，两个月之后，结果将揭盅。蔡政府执政两届，颇见成效的是“进步主义”政策的贯彻，这本来就对赖清德形成拖累；再加上今年9月超思公司的臭蛋事件影响恶劣，这导致民进党最大的优势只馀反共反统。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前提本来就是中国大陆使用武力统一，不包括和平统一。此次旧金山APEC拜习会后，拜登那句关于“程式”的表态，意味著球已经踢到台湾人民这里。 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在2024年1月台湾大选之前多思慎思，在选举日那天踢好这关键一球。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7月15日，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在旧金山郊外一座幽雅的花园洋房长谈了四个小时。对这次会谈本来期望值不高的各方来说，结果还说得过去，至少没有失败。 美方不能指望北京放弃支持俄罗斯，更不能让习近平去谴责哈马斯，在中国的“核心关切”台湾问题上，美方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军援。至少，按照事先预计的路数，也就是做到管控双边关系，至少暂时管控住了。恢复军事交流，避免擦枪走火；中方还同意采取 “一系列重大措施，与美方合作禁毒。还有些可人的花絮，比如习近平暗示熊猫外交继续，这让不久前把所有大熊猫送还中国的一度失望的美国人又有了期待。 总之，谈了四个小时，中间小范围用餐，两位领袖还抽空在花园小径散步，几十米外的记者们看不清楚他们说了什么，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评论：“两人散步说话，连翻译都没有，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两人，一个不会中文一个不会英语，一个不懂中文。”幸亏这段路不长，象征性地走走就行了。 这件受到全球瞩目的拜习会结束了，连拜登本人都认为“取得了很大进展”，可能拜登原来定的目标不很高，只要习近平能来相会，已经是一种“成功”。况且，美方“护栏”计划的核心项目之一—军事交流，习近平也同意恢复。想想几个月前，双边关系剑拔弩张，两位如今能这样礼貌地坐在一起谈论，从纯粹外交的角度看，说取得进展毫不为过。 会晤结束了，除了官方的通报，人们还能记住什么呢？法新社列出了拜习会谈时说的几个“警句”：习近平对拜登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共同发展”，法国政治学者尼凯评点，习近平几年前说太平洋，现在变成了地球，对北京来说，“中国梦”就是被华盛顿认可为第二个“大国”，让G2回归。 “警句”还有，拜登说他和习都同意，“我们可以随时打电话”；还有，拜习闲聊时，拜登预祝习的妻子彭丽媛“生日快乐”，习近平似乎有点尴尬，回应：“太忙，我忘了”，感谢拜登提醒。原来，拜登和彭丽媛的生日都是11月20日。 真正的“警句”是在两人峰会之后举行的新闻会上，有记者问拜登，还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吗？拜登回答：“他就是”，拜登解释说，“他是个独裁者，从他是掌控着一个共产党国家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政府形式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 这句话当然让北京很恼火，中国人权捍卫研究与倡导协调员威廉·尼（ William Nee）X上写道： “把习近平称作独裁者可能是实际正确的，但从外交的角度看，这没什么帮助。” 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文章问道：“这是拜登的又一个外交口误吗？”“一位总统应不应该这样说？”文章说，“假如你认为这是口误，却是拜登的拿手好戏。但却成了白宫顾问们的噩梦，他们不得不提供售后服务”。 但这真的是失误吗？美国参议员泰德-考夫曼（Ted Kaufman）告诉路透社记者，拜登 “一直以直言不讳而著称”，早在他入住白宫之前就已如此。现在，一言九鼎，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拜登对外交需要清晰且深思熟虑的表述深有体会，他曾多次自嘲地对对话者说：”没有人怀疑过我说的是真心话，问题是有时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人们很容易把这些话当作口误，甚至失误，尤其是总统的对手嘲笑其年事已高。其实，拜登6月份已经说过习近平是独裁者了，北京当时极其愤怒，但这并没有挡住拜登星期三再说一遍。 2022年5月，拜登回答媒体说，如果中国一旦侵略台湾，美国会军事干预，打破了美国在对台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白宫官员下来“修补”，解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当年9月份，拜登再次重复，当CBS的记者询问，如果中国出兵侵台，美国是否捍卫台湾，拜登肯定地表示，“是的，假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攻击。”白宫再次出面淡化：“一个中国政策未变”。 拜登评论习近平的“老朋友”普京也是直言不讳：2022 年 3 月，在俄罗斯侵乌一个月后，他在华沙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准了普京：”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不能继续掌权”。白宫的一位顾问赶紧熄火，说总统的意思是 “不能允许普京对他的邻国行使权力”，而不是呼吁 “政权更迭”。几天后，拜登再次发难。他坚持说，”我不收回 “这些言论，”我也不道歉”。他补充说：”我只是在表达我的愤慨：他不应该继续掌权，就像坏人不应该继续做坏事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政策”。 看来，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并非偶然。北京的反应可想而知，外交部发言人不点名谴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感觉比前两次的反应有所淡化，也许可能是习近平人还在美国的缘故？ 从新闻会场面看，记者提问时，台下的国务卿布林肯显得很不自在，担心拜登“旧病复发”，瞬间，拜登那句话脱口而出……。不过，还没有看到白宫方面出面稀释或者淡化，可能是拜登说的太实在了，挑不出任何毛病，就像他自嘲的：”没有人怀疑过我说的是真心话，问题是有时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周四记者追问布林肯的感想时，他表示中国应该期待可能令其不快的坦率言论。他说：”很显然，我们将继续说中国不喜欢的话，做中国不喜欢的事。正如我猜测中国也将继续做我们不喜欢的事，说我们不喜欢的话一样“。 从外交角度来看，拜登的话有点冲撞，可能习近平也慢慢习惯了？而且，对北京而言，现在更紧急的事务是争取更多的空间来缓和自己内外交困的局面。 所以不难理解，中方为什么高度评价拜习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称其为“中美关系发展史中的里程碑”。
中国的经济困境有解吗？有些朋友说无解，有些朋友说有解。那就是推翻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法制。这是所有解决困境的前提条件，舍此别无它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两千多年来就知道，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正常发展的不二法门。而市场经济必须的条件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公开透明，而且有被严格执行的法律环境。 因为市场经济的优点，或者说它的活力来源，是每一位参与者根据变化的情况做出的决定。这种决定更能够适合千变万化的市场，因此是更加正确的决定。这样的经济体制注定会优于任何其它体制，获得最好的发展 — 不仅仅是发展的速度，而且是发展的质量。 由于市场经济需要每一个个体自主和随时做出自己的决定，就需要公开的、一致的法律保障；需要官方的职能从发布命令指标，转变为公平有效地执行法律。中国的政治理论从公元前就主张无为而治，说的就是让市场的主体们自行决定，而不是政府过多地干预。这是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加快速度的主要原因。 也是从那之前人们就发现，这种市场经济模式最需要的，不是王公贵族和国家发布的命令或者计划，而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法律。在公平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由每一个主体做决定总是优于少数人的决定，也就是所谓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就是过去的两千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原因。这也是欧洲国家在最近的几百年里，迅速赶上并超过中国的原因。 中国传统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被西方国家迅速超过，原因主要是法制不完善，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结构不匹配。专制政治的基本规律就是法随言出，而不是法律固定，不随官员们的意志为转移。虽然国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政治现实却是官员个人的意志，决定了法律有效与否。这种体制不但随时降低了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率，而且给官员们的腐败，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中国现代随着经济发展而愈演愈烈的腐败，就是由一党专政给腐败创造了条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趋势。既然体制给了最好的条件，腐败自然就顺势而为，遏制不住了。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治不是没有治理腐败。之所以一直都不成功，就是因为专制和法治无法兼容。虽然监察机构叠床架屋，但是专制的官场无法自我监督，所以永远也不成功。 民主国家的法制之所以更加成功，就在于法制体系脱离政治，多党政治保证了有效地监督，官员们不能违法行政。市场的个体们的法律地位有了保障，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相对于专制政治下的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 邓小平的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所谓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从苏联的农奴制模式，进步到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管制下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越来越不成功，是因为这种模式相对于民主的市场经济，缺乏法律保障，同时给腐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腐败本身就是经济正常发展的障碍。 胡耀邦在几十年前就有一番慨叹：为什么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学来就变了味儿呢？他没有想通的道理就是：西方的好经验是在民主法治环境下积累的经验，中国在缺乏民主法治的环境下抄袭人家的经验，自然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变了味儿了。 所以学习就要老老实实地学，全面深入地学。抖小聪明没有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按照惯例，中共某届二中全会完成的当年九至十一月会召开三中全会，以完成全体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检”。而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将召开的时间，原因为何？ 外界已经有媒体注意到，除了二中全会，其他的某届某中全会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开，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已经召开过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却至今没有动静。 笔者查证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全会是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具体时间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过，这一年召开过两次中央全会，十三届六中全会是在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开的。 依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后的惯例，每次党代会闭幕的当天就会开始举行一中全会，二中全会都是在次年春召开，主要议程是为随即召开的“两会“确定人事议项。而接下来的三中全会，都是在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会召开的当年晚些时候召开的。这是因为虽然这一年已经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但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在已经运作了一年时间的情况下，是需要以”报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体中央委员的“监督”的。 不过，习近平已经打破过一次这样的“惯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在年初而不是在当年晚些时候。 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后，在十九大召开的次年初，也就是赶在当年“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了两中次中央全会，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开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为国家主席终身制提供“法律依据”的宪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是专门讨论国家政权的人事议项。 早在2018年2月底，笔者即在本专栏发表了《到底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三中全会？》，文中介绍：如今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召开之前居然“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的“不寻常”举措，自然会召至外部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和质疑，“阴谋论”之说甚嚣尘上……。 不过，现在看来，笔者当时这篇文章的标题应该改成“到底为什么要赶在”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两次中央全会”。 转眼到了今年春，于2月26至28日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照例是通过了“拟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德国之声早在1个多月前即开始提出的质疑：“时间已到10月，但是关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外界没有听到半点信息，这是颇不寻常的，以致许多人怀疑习近平是否会召开这次全会。” 该质疑文章中说：总迟迟不公布会议日期。中共这样做，大概出于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会议时间，会把会议的机密泄露出去。这是一种典型的秘密会社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政党尤其执政党所为。但中共越是表现出不让外界知道的样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们怀疑这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很容易导致外界对一些现象的误解。 比如，前段时间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爆料，习不按惯例召开决策会议，他兼任的一些小组几年时间也不举行一次会议，就是一个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会议为例，称它们召开次数不定，有时该举行不举行。如果平时不是对这些会议特别关注，确实会得出这个印象……。 不过，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强调说：习是个特别在乎规矩的人。习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先不看这个治理现代化装的是什么内容，但它必定意味着做事要有一定之规，才可称之为”现代化”……。习强调”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前者针对整个社会，后者针对党，它们的共性是建规立距，有章可寻。 因此，该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习自己不能带头违反他定下的政治规矩。他想三连任，也须先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废了，而不能在宪法规定不能三连任的情况下强行连任。就此而言，习也受政治规矩的约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想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党章是有明文规定的，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由于今年2月举行了二中全会，如果三中全会在余下的三个月不召开，也说得过去，没有违反党章。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也意味着如有必要，一年可以举行两次乃至三次全会。不过，如果真举行三次全会，则表明党内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决，故一般情况下中央全会不会举行三次，而两次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来看，11或者12月举行三中全会的概率很高。假如不举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举行，否则，也说明党内出了严重问题。 而外部媒体再此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原因的代表作，则是本月11月9日，《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现《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专题文章，其立论是放弃“李克强经济学”限制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选项。随着领导人寻求其可以吹嘘的成就，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被推迟。 这里说的“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即是指三中全会。 这位中泽先生曾在中国担任7年特派记者，期间升至中国分社社长，并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获奖人。按照一位曾经在中共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手下担任过秘书的人士介绍，即使在中共政权内部的“谋士“们，也都挺佩服这位中泽先生分析中国问题的”独（毒）到“。 中泽的文章指出，按照惯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代表一年后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超过350名高级党员聚集在北京参加会议，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离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一年多，三中全会的日期还没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宣布。 中泽的文章中认为：这一推迟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政府放弃通过调整政策来改善局势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约40年的专家将目前的延迟归因于10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定尚未实现，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位专家说，上个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李克强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挥主导作用，确定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方向。该专家说：“人们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次会议决定的方向是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那次会议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习近平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李克强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之后一年举行的。这次的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旨在指导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会议发表公报，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据官方媒体报道，与会者“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中泽认为，（此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与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被抛在后面……。从过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党内一致通过的经济决策，最终也可能得不到执行。现在，中国经济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阵痛之中。由于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和其他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确定（如今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日期变得异常困难。（没有了李克强和他的经济政策主张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将无法开出任何药物来缓解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如果匆忙召开三中全会，结果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将在国内外被视为令人失望的结果，并有可能使经济更加悲观。简而言之，这样的会议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泽先生同时也认为：当今中国的动荡不仅限于经济政策；这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有所体现，比如秦刚和李尚福接连被免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职位。秦刚和李尚福还曾担任副总理级国务委员。作为一项被广泛视为权宜之计的举措，中国最高外交官、秦刚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长。但是国防部长和两个国务委员的职位仍然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政权“空手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只会凸显中国的不稳定。（习近平政权）别无选择，只能谨慎从事。 中泽先生的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顾和介绍了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十年来，特别是后五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对李克强实际经济主张的全盘否定，以证明三中全会不能如期召开，经济是主因。但笔者恰恰认为首先是李克强的去世，与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召开甚至是还没有内部决定什么时候召开完全没有关系。依习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会在内的某个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共高层会议正在召开期间突然传出李克强猝逝的消息，他习近平肯定会是不动声色地继续主持会议并令这个会议如期完成。 其次，习近平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经是他的既定方针，无需以一个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进行具体的解释，无论李克强在世与否，迟早都要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从经济层面讲，至多就是一个提交一份几天才在深改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并以中央全会决定形式昭告全党全国。 而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应该是导致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主因。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其中，秦刚是首任，李尚福是连任，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则是从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递升。而对此四人的党纪处理，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文，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做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位的中央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错“，只要其”错误“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可以被处以留党察看者，对其处分的决定就必须经过中央全会的程序运作，无论是直接决定还是”追认“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前做出的决定。 如上所列的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到底是犯罪还是犯错，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而现在只假设他们四人都只是犯错，那么从目前的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们的行政或者军内职务已经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届中央委员资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应该没有。三中全会之所以迟迟还没有召开，有可能就是因为将要提前印发给全会的对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处理决定，还在等待对他们所犯罪行或者“错误” 的审查报告的完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盘点中共国级党官心脏病死案例，发现还真不少挺能说明问题。 曾担任毛泽东20馀年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在1995年2月被心脏病死，后来证实被谋杀。 据参与过谋杀案的一位大陆特工后来透露，是李志绥写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爆料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政治手段的高超和残酷无情，以及私人生活的腐化糜烂，江泽民害怕他再披露中共最高领导私生活内幕，下密令，采用“药功法”杀害了他，即凶手在手指甲中放入一点特殊的药物，在倒水时弹入杯内，人喝了三天后发作死亡，其死状就是心肌梗猝死，表现也与心脏病死亡相同。因为李志绥不是本文要说的高官范围，因此，这里不述。 要说中共国级党官心脏病死，与李克强有很多共同点的就是前副总理罗瑞卿。一、俩人都是死得突然、出人意料。二、两个人都很年轻，李68岁；罗72岁。三、俩个人都死在并非治心脏病的普通医院。李死在上海曙光医院，为一家普通中医医院；罗死在西德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属于民间医院。四、俩人都有民间巨大质疑声，官方没有回应，死得不明不白。五、死时没有亲友在身边。 罗瑞卿是共军及中共国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国安部首任部长、中共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要职，被授军大将军衔。文革期间被打成“篡军反党”，从三楼跳下摔成重伤，双脚跟骨折，后又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集团’”，带著伤体被红卫兵多次公开殴打，1978年于8月3日，在西德治疗腿疾时突发心肌梗塞病逝。罗死在异国他乡，而且晚年被批判、被殴打、被羞辱，死前一直拖著残腿病体。副国级死成这样，可谓令平民都唏嘘不已。而如今，李克强也令平民都唏嘘不已，从1978年到2003年，一个圈画圆了。 另一个值得一说的国级心脏死的是胡耀邦。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和《赵紫阳在四川》一书披露，胡耀邦1989年出席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赵紫阳问谁带了急救药，赵紫阳多次催问，江泽民犹豫几分钟后才拿出急救药。他的死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具体情况是，改革开放爆发出腐败、专制、社会不公等问题，民间反映极大。 1986年底，全国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学潮示威游行，大学生打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中共元老归咎胡耀邦对自由化知识份子的纵容。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其辞职并对学生运动的失控负责。尽管胡多次在会上检讨，但高层还是连续批判胡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薄一波还指责胡到基层视察的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在连续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987年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胡耀邦的政治局常委排名降到最后。1月19日，中共三号档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加上了很多条新罗织的罪名。 1989年4月8日早上约10时，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的文稿。胡突然心脏病发作，举手请假，赵紫阳让胡耀邦先稳住身体，并立即叫中共办公厅马上找医生。在赵紫阳多次催问谁带了硝酸甘油。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最后拿出两粒药，不久，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钱贻简和王敏清陆续赶到，并判断是心肌梗塞。送医不久，其左胸部血管大面积破裂，导致大面积心肌梗塞；于4月15日早上7时53分逝世，享年74岁。 但是，坊间一直认为并流传著胡耀邦是在会议现场被气得心肌梗的。因此，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64运动。 还有一位是上海前市长杨雄，2021年突发心脏病猝死，也是年纪很轻68岁就死了，不得善终。 杨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在2012年开十八大换届的时候，没有进入全国党代会的代表名单，等于就是等著退休了。12月份习近平接班以后，杨雄突然又被任命当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相当于回锅了。他死的时候也很奇怪，也是猝死，据说是心脏病猝死。 据《菁英率论坛》有关专家分析，其实他是牵涉到二十大之前的斗争了。他曾经在上海帮里面是很有意义的。习上台后，在上海最后一次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把他给弄下去了，原因是习近平到了中央以后，准备让应勇（习近平的亲信）接替杨雄的位置，结果江派就坚决不同意，斗到最后，习近平当年没有赢，因此杨被炒回锅了。 上海市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都要争夺这个位置。因为很多人都想利用二十这个机会翻盘，为了防止六十八岁的他翻盘，就让他死掉了。 横河在《菁英论坛》表示，中共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讲被自杀也好，没有原因的突然死亡也好，离奇死亡也好，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发生在这十年当中。那么这十年其实跟过去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在过去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很多利益集团，但是这些利益集团在最近十年被打乱了，在打乱的过程当中，又有新的权力集团崛起。因为权力层面你一旦下去以后，你所有的经济利益都没了，在中国这是一个特色，它跟正常的国家不一样。在这个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安排的过程当中，新旧之间的矛盾这是你死我活的。中共现在政局不稳，经济不稳，而且是处于高度混乱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越多，说明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 （全文转载自《看中国》）
由于美国邀请，11月15日至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美国三藩市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将于11月15日APEC峰会间隙期间举行。此前，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谈到外界期待已久的这次会谈时称：“我们的目标是两位元领导人11月在三藩市会谈时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但是王毅的回应则是说，“通往三藩市不会是‘一马平川’，不能靠自动驾驶’”。美国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则认为“加萨的血腥战争为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争取支持的宝贵机会，使这两个专制威权国家得以利用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浪潮，并以人道主义价值观与和平的拥护者自居”，国际态势对美、中、俄三方竞争，有利于后两者。 双方功能表上将有什么？ 对美方来说，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沉寂已久的“全球南方”开始活跃，76+中国与金砖国家遥相呼应，中俄两国已经隐然成为“全球南方”的共主。乌克兰在战场上失利的同时，以巴战争开始，以美联盟在军事上取得对哈马斯的绝对优势的同时，在第二战场（舆论战、政治战）却全都失利，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联合国都明确反对以色列，在平民死亡人数越来越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说，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已犯下战争罪。加萨的事件正促使全球南方”远离西方，远离美国，并可能使其对莫斯科的态度更加热情友好。” 鉴于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明显的影响力，为了避免以巴冲突升级为区域性战争，以及赢得乌克兰战争的体面结束，美国拜登政府亟欲与中国缓和关系，可以预见，这次拜习会，美国是提出要求（解决问题）的一方，而中国则是就问题开出要价的一方，美方的菜单上将有以巴冲突、俄乌战争、台湾问题这些地缘冲突，经济上的将退居其次。但中国摆足了架势，要的价码不会太低。 预计两人会晤的议程将涵盖一系列问题，美国开出的功能表上包括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的争端、台湾问题、人权，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前体化学品进入美国，扩大两国人文交流，以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议题，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和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对于中国来说，上述问题有主有次，往积极方面预测，两人的会面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进一步企稳止跌，华盛顿和北京有望以“做交易的方式”在个别议题上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例如人权问题（尤其是新疆维族问题）会针锋相对，气候变化会答应合作（中国毕竟是世界太阳能、风能设备的主要生产国），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美国与欧盟最近调整为以哈战争）、芬太尼则是可交易性议题，换取的将是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领域的制裁。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多半是危机风险管控共识。 与此同时，一个由美国11个农业团体代表组成的美国农业代表团11月2日抵达北京，他们将与中方人员就扩大双边农业合作进行洽谈。这是美国农业行业自2016年以来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表示，“我们的关系既庞大又复杂，但农业是这种关系的压舱石。” 整个来说，美方在这次会晤中筹码不多，因为自身面临的问题太多。这点，中国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为什么亟需与北京缓和关系？ 美国拜登此刻正面临来自国际社会与国内两大方向的压力。 1、国际反以反犹反美浪潮方兴未艾，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正在退缩 在俄乌战争上，北约集团的立场一直比较一致，即使乌克兰反攻未成功，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等希望尽快结束，但并未就战争的性质发生原则性的分歧。但这次不同，随著强大的国际社会压力与国内反以浪潮，美国拜登政府不得不向后退缩，软化立场。美国CNN在11月2日的报导中称，美国总统拜登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警告以色列称，随著以色列在加沙的罪行制造的人类苦难不断加剧，全球对此的愤怒也在不断上升，而以色列受到的支持也因此逐渐削弱。因为欧盟各国在以巴战争上面临本国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态度有变化，在11月7日东京G7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不得呼吁盟国要“以同一个明确声音说话”。同一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John Kirby)发言表示表示，美国总统拜登认为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加沙不是正确的做法。拜登反对以色列军队重新占领加沙。 2、美国国内反以浪潮汹涌 美联社-NORC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公民更有可能将以色列描述为盟友，但对其反应存在分歧。这项于11 月2日至6日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哈马斯对当前冲突负有重大责任。12% 的人表示美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但40%的人表示以色列的反应太过分了，只有36%的人希望美国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援助。三分之二的成年人认为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对这场战争负有很大责任，而 35% 的成年人对以色列政府也有同样的看法。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伊朗政府对这场冲突负有很大的责任，大多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将当前的战争归咎于哈马斯。然而，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将很多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政府（43% vs. 25%）。 最苦恼的莫过于美国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城大学等。这些大学面临双重压力，一是学生们日益高涨的反以援巴活动，二是犹太金主们纷纷关上支票本。 而美国的反以活动不局限于校园，全国各地都出现反以援巴大军，11月4日，数万抗议者齐聚华府，将愤怒矛头指向了美国总统乔·拜登，指控他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抗议者高呼口号，“拜登，拜登，你无法隐藏；我们指控你犯有种族灭绝罪。” 11月7日，约80名抗议者前往密苏里州的工厂，不允许任何工人进入工厂，理由是这座工厂提供的武器正在拖累美国。这家工厂是波音公司旗下的，正在为以色列生产1000枚精确制导弹药，用于支持以军打击加沙地区的目标。抗议者指出，美国不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工厂也不能给以色列制造武器，因为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儿童杀手”。《纽约时报》是美国左派媒体旗帜，11月9日其总部被一群抗议者占领。以上列举的只是全美反以活动中的数例。 这一切不仅加剧了美国民主党内的分裂，还影响到拜登的连任计画，《纽约时报》和锡耶纳学院11月上旬的民调显示，在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西根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登记选民中，拜登以 4 到 10 个百分点的差距输给了他最有可能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仅在威斯康辛州领先两个百分点；该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国家正朝著错误的方向迈进。 以上就是拜登亟欲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的原因。不过，对即将举行的拜习会，美国智库人士普遍不看好，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接受VOA的采访时说，目前的氛围并不利于华盛顿与北京改善关系，“问题在于（美中）两国都存在著相互妖魔化的气氛，因此政治正把各自推向对抗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国字号领导人当中，两度成为海外舆论的旋涡中心并成为部分人寄望所在，唯前总理李克强莫属。2022年，“习下李上”的拥戴活动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开过“二十大”之后，网上拥戴的骨干们解释这活动“反映了民众意愿”；这次李克强猝亡之后，先行的传言是李夫人程虹要求第三方验尸查明死因，“有关方面”取消追悼会，可说是越惊耸越出格的传言，流布得越广。追悼会开过之后，重点成了一代人悼念改开梦。 这场有如朝露、被少数人名之为“鲜花革命”的活动，确实反应了中国部分改开一代以及年青一代的求变心理，但我从中看出了求变却失去了方向的困顿。 为什么有人亟欲“求变”？ “求变”，当然是社会成员对现状普遍不满意，这种不满因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而相异。 有人总结说，这几天围绕前总理李克强去世所发生的悼念活动，被悼念的除李克强之外，还有“团系”、“改开”和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 这说的应该是1960年代初及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因为这些梦想是专属于他们的梦想。按照约成俗定的解释，“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经历30余年三任中共领导人，他们在政、商、学各领域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如今部分年长者已经退休。 “团系”成为1980年代的第三梯队成员盛产之地，乃因当时提拔干部的“四化”要求当中有“年轻化、知识化”这两条（另两条是革命化与专业化），新三届当中大批优材符合这两条，曾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的李锐还曾写过《起用新一代》，《读书》杂志曾登载这篇文章，所有中国名牌大学的“新三届”学子都觉得自己生逢改革开放时代，天宽地阔，大有用武之地。如果对当时流行的几个政治名词做个解释，政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主要产自于“新三届”，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的同代人——文革前的1963-1965年这三届大学生。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从大处说，就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学习美欧，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从小处说，就是自己尽自己所学，为国尽力，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在邓（胡赵）时代曾领风骚的“新三届”精英们，那些没能过“六四”这个坎的成了著名异议人士，或是被迫辞国，或是在本国被边缘化；过了这个坎的人，其政治梦想大多在江胡时代实现了，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翘楚。但习近平的强力反腐，政界商界均倒了不少新三届精英，学界倒下的也有好些，原因多与桃色新闻有关。按部就班在体制内混且平安到站的人现在多已退休。在不少悼念文中，不少人再次提到李克强的去世标志团派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种有意的记忆错误，李克强确实出身团派，但一人成不了派，团派做为一种政治势力，在十八大后期就已经式微，标志是团派另一重镇李源潮的式微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省部级干部培训班结束。这一点，我在《集体领导终结 团派被灭发生于何时？》（自由亚洲电台，October 27, 2022）一文中有详细分析。 至于千禧一代，他们对习时代的中国不满，原因相对简单得多。这代人出生于中国经济最蓬勃向上的年代，成人之后却遭遇中国经济发展瓶颈，大学也不再是“培养中产阶级的摇篮”，不少青年的人生还未开始，就只能做“躺平族”混吃等老。世界各国青年失业率偏高，互联网发动集结的“革命”多发，但中国青年一代在当局天罗地网的严密监控之下，革命不大可能，只能抓住机会发泄不满。很多年轻人连李克强十年内的主要施政都不了解，但并不妨碍他们抄些“人民的好总理”这类赞美文字赞襄这场“鲜花革命”。 求变心切，但已经失去了方向 全球化之后，世界变得富足，“改变”这一口号在21世纪前十年曾风靡世界。其源头是奥巴马2008年的竞选主题词Change，尽管奥巴马并未告诉美国选民，他将朝哪个方向改变，改变什么。本文不讨论美国人如今如何看待自奥巴马以来的Change ，只想强调求变是人类天性，生活富足如美国，求变尚如此急切，不用说矛盾四伏的中国。但是，中国的求变方向不一致，大家想的也不一样。 这一次悼念活动最集中也最投入的当然是北大新三届，尤其是其中的77级、78级，因为李克强是他们的骄傲与人生奋斗的标杆。且看北大77、78级学子的挽联： 忆燕园时光 欣逢黄金岁月 砥砺奋发 同立修齐治平鸿鹄志 伤今朝永别 惜君长才未展 一代梦断 惟遗家国天下不了情 也就是说：邓（胡赵）、江时期的改革开放年代，是北大77、78级学子们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黄金岁月，这段黄金岁月可以概括如下：威权体制+市场经济+有限度的言论开放。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11月3日在微博发出与之相关的两段文字，也许更清晰：“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的逝去，不如说是在叹息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其中深埋着很多人的年轻岁月，还有对未来的热切向往，以及内心珍视的诸多美好事物。” “那个时代所费心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如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毁坏。猝不及防中迎来的新世界，与人们期望的相比显然相差甚远。毁坏很容易，重建却是难上加难。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终于又回归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劳东燕女士说得非常清楚：人们怀念李克强，其实是怀念“那个时代所费心建立的制度与文化”——那个时代建立的制度与文化，在邓（胡赵）时代，其实是“草鞋没样、边打边象”，刚刚起步的经济改革，与美国指导下的“依法治国”；江时代经历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成果是养成了一批民营企业家与民营经济。政治体制上从来没变过，依然是一党专制，依法治国到胡温时期已经不再提起。新三届之所以不满（或曰痛恨）习近平建立的“新世界”，只因“与人们期望的相比相差甚远”。到底期望什么，她没说，也许能拿到台面上说的只有打击民营经济这一项，对反腐不满恐怕不能宣之于口。因之这段话，只能说悼念者求变心切，但失去了方向，只能寄情于经过他们美化的邓（胡赵）、江胡的“黄金岁月”。 作为“新三届”之一，我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与见证者。我在《现代化的陷阱》分析研究的时段正好是邓（胡赵）发端，江朱继续从事的改革。书中分析的内容，已经被现实证明，现阶段所有的一切，均始于权贵私有化与中共权贵努力建立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其实有诸多不满，这种不满化为那代人对《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的呼应与热销。有关江泽民等五常委的各种段子，以及中共太子党如何巧取豪夺、化公为私的 传闻，都成为京城及各大城市宴饮的佐酒小菜。 民主宪政向往不再，只剩好人政治 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有举措，皆被视为“开倒车”，政治控制加强、外交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紧张等自不必说，习的强力反腐被加上“清除政治异己的手段”这个前置词，完全抹杀了正面性——人们已经忘记江胡时代朝野均批评最高当局反腐不力。人们也忘记了中国的互联网控制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泽民的金盾工程，该工程始于1998年，江泽民的大公子江绵恒是该项目的总负责人（我在《雾锁中国：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中有专章论述）；在胡锦涛时期中国的互联网监控系统与时俱进，习近平只不过接过江胡两代的监控遗产并在技术上发扬光大而已。 因此，这场借李克强去世之机的悼念活动，发泄不满是悼念者的最大公约数。有人是怀念自己的美好岁月，有人则是对习近平极端不满。这两大类人当中，有不少是江胡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是习近平强力反腐的利益受损者。至于说李克强总理十年大才未展，其实是忘记了李克强第一任期内的施政：2015年3月“两会”推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到两年陆续夭折、“克强经济学”指导下的金融改革（主要内容是网络金融P2P）也在短短两年内爆雷，，2017年底，债务总额已超过200万亿（其中不少是前任留下的），达成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的“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其中最大的就是“稳金融”，将P2P爆雷的风险努力降至最低。 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任内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这倒真是一个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定下方向的宏观指导计划，但可惜的是美国川普政府盯上了《中国制造2025》，围绕知识产权展开对华“反间谍战”，斩断了“千人计划”这只偷盗美国知识产权的长臂。逼迫中国在2019年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但中国政府很快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但不知是因为悼念者不太了解这个计划，还是因为避嫌，悼念者都没提这个计划，怀念得最多的就是李克强曾说过“六亿人月收入不到1千元”，评之为“敢于说真话”。 身居海外、高调纪念的蔡霞（@realcaixia）女士发表多条推文，很有代表性： “团中央1980年代集聚了一批放眼当代世界、努力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有抱负的年轻精英。李克强是代表人物”——这是对消失长达9年的“团派”的亲切怀念。 “习李斗不是内斗，是方向道路之斗。李克强坚持市场化方向改革，对政府依法治权，公开透明，扶持民营经济；习近平是开历史倒车，把大小权力都集中到中共手里，习强调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所谓‘领导’就是控制一切。李本人并不争权夺利。“——习李之间存在“方向道路之斗”，这应该是蔡霞女士对前总理李克强的美好期待，表达了她对“好人政治”的向往。 在这场追悼寄情活动中，“民主法治”的向往不再，潜移默化成对“好人政治”的怀念。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李克强不是温家宝，确实从未公开谈过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不能硬说成李克强曾希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实现民主化。因此，我同意悼念者的自我总结：“被悼念的除李克强之外，还有‘团系’、‘改开’和 ‘新三届的政治梦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上月猝死，由于死因可疑，体制内外暗潮涌动，令中国政局发生微妙变化。除了代表体制内一股势力的财新传媒引用李克强的“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对习近平发出警告，红二代刘源撰文谈“党内民主”，也仿佛变相逼宫习。 本来以为进入第三任期便权力稳固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仍在不断在包括妇女工作在内的领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这和“党内民主”是对立的。这可能是习掌权的软肋，但只有红二代才能挑战他。 红二代纪念刘少奇 刘源撰文谈“党内民主” 11月24日是中共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冥诞125周年。11月6日晚，官方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纪念音乐会。刘少奇之子刘源、女儿刘亭、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少将和外孙刘建少将、陈毅之子陈昊苏、华国锋之子苏斌、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少将，东部战区原陆军司令员秦卫江中将等中共的“红二代”现身。 中共红二代不时有聚会，但是他们是分帮分派的，说不好听也是习近平口中的“团团伙伙”。 曾经在刘少奇120周年冥诞参加座谈会的习近平，今年未见有对刘少奇冥诞有所表示。而10月15日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冥诞110周年，广东和陕西党媒皆在头版刊文纪念，地方官借机向习表忠争宠。相信这种对比，也会在红二代中有所议论。 最近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死亡，官方指是心脏病突发造成，但许多人相信是被“谋杀”，矛头指向习近平。知情者说党内对此议论纷纷，习近平则借机清洗，打击“妄议”。 但无论习近平或其手下是否谋杀了李克强，习一定会深感压力，至少是权威受损。 在习近平刚上台时，一众红二代是支持习近平的，以为习可以保住他们的红色家业。特别是刘源，在习的第一任期，被认为是习在军内“倚重”之人。虽然刘源曾支持薄熙来，但后来选择了快速与其切割；刘源还曾自曝在习近平抓捕巨贪徐才厚、谷俊山时“起了小作用”。 刘源曾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总后勤部政委，本来被认为有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军委，但结果早早在2015年不到65岁时，就转入人大财经委，原因不明。 11月1日，也是在李克强猝死的几天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网站和杂志刊登了署名作者为刘源、卫灵的纪念刘少奇冥诞的文章：《确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 文章提到刘少奇曾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必须遵守。刘源又说，刘少奇反复强调“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明确反对个人专制主义…”。 文章又提到邓小平时期立规“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等等。 虽然刘源在文章也提到了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冥诞120周年座谈会上，引述刘少奇的一句话“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但文章在海外网上引起不少议论，认为这是春秋笔法，是对习高度集权、独断专行的不点名批评。 习最怕权力不集中统一 在习近平时代，早几年党媒也经常有谈“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文章，但近年少了，伴随著当局大搞学习“习近平思想”运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被放大和凸显。 今年5月25日，中纪委网站发表署名“钟纪言”的文章《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调“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最高政治原则”，最重要的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意指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权威）。 按中共惯例，“钟纪言”代表中纪委，而中纪委的掌控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希。 习近平最反感、最怕党的权力不集中统一，这是有据可查的。 中共新华社2021年6月29日首次公开习近平2018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习说：党内出现了杂音噪音，有人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这是“奇谈怪论”，有人“别有用心”。 习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不久，说明虽然十九大将习近平作为党核心写入党章，但当时党内对习的权力定位，仍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与之呼应的是，习近平亲信、时任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2018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前公开表态，要确保以习核心“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三连任后，中共政治局今年3月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两个维护”，以及对党（习）忠诚老实。这是从中共“帮规”上进一步硬性规定要“集中统一领导”，过去中共用来摆门面的“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 但直到最近，习还亲自出马，在不同领域反复强调要对服从他的“集中统一领导”，包括妇女工作。这一方面意味著各地所做的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实在太紧张了。 比如，习近平10月30日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0月30日至31日，当局举行了五年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习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9月8日，习在黑龙江视察78军时，提出要“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 9月13日至14日，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指示秘书群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让党（习）放心”。 在服从习近平方面堪称模范的，是习大秘出身的新总理李强。李强上任后，在3月17日的首次国务院会议宣布，要坚定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问题在于，现在中共的官员们都很精，只是因为害怕习的打击，才表面服从习，内心实际是不满。怨怒累积下去，就是随时爆发的火山。 遭习近平忌惮 刘源或有危险 习近平当政逾十年，红二代已逐渐淡出朝堂，甚至被习清算。目前留在习身边的，最有名的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被视为习的铁杆。另一名军委中的红二代李尚福，尽管是习提拔的，最近已经出事，被免职。 在中共军中有影响力的红二代刘亚洲，在2021年突然传出失踪消息，今年3月被曝涉严重贪腐、将判重刑，但官方一直没有公布。 一些已退出要职的红二代，可能仍是习近平忌惮的对象。包括刘亚洲，还有刘源。 在五年前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和今年3月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时，先后有2名和1名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刘源。中共人大被外界和民间戏称为橡皮图章，在选举中能选上者其实均是当权者内定的，在现场临时有人选刘源，就颇为奇怪。 这种罕见的“选举事故”，能说明刘源还有影响力，这一票形同一万票，会给习近平制造无形压力。即便刘源本身无意反习，但反习者会推动刘源。在这一点上，刘源和李克强是相似的，李克强被视为改革派，许多人对他抱有希望，到处传“习下李上”，这让习近平无法忍受。 如今刘源借纪念父亲搞红二代的“团团伙伙”，本身容易犯忌。他又撰文大谈“党内民主”，在习近平看来，就是“党内出现了杂音噪音”，属于奇谈怪论、别有用心。 如果李克强真是习近平所杀，胆敢曲笔向习近平要党内民主的刘源，也就危险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