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劍橋博士搶編製 超86萬碩博生扎堆中小學
2026 年 9 月 15 日
賴清德萬里老家的「爭議」發生後，有民進黨人士提出解套方案，其中包括建議賴清德拉高「道德標準」，把自己的老家捐出來作為礦工博物館，以徹底地切割這項爭議，從這議題里「脫困」。 這個建議是希望選舉議題不要被干擾，儘快回到正軌，出發點良善。不過，良善的出發點背後其實是預設賴清德老家的爭議已經說不清楚，會衍生成為選戰風險，所以應該儘快切割。某個程度上，這樣的風險意識部分是來自於綠營去年選舉不愉快的的論文門爭議，部分則來自於綠營面對這場選舉時難以掌握議題的焦慮。只是，未戰先撤兵，凸顯的是綠營支持者的信心危機。 賴清德老家位於新北萬里六坑煤礦旁，其實是礦工工寮，也是他出生長大的地方。房子在民國60年左右拿到門牌號碼，但北部區域計畫施行對建築管制日期卻是在民國70年2月，房屋存在於法律規範之前，這房子其實不涉及現在定義的「違建」。問題在於，當地的礦權在民國77年被廢止之後，中央與地方政府因為行政怠惰並未重新編定地目，導致礦工用地住宅地目不明，礦工及其後代居住權受損，卻被視之為「既存違建」，這對全國現在還居住在礦工用地的幾千甚至上萬住戶其實並不公允。 關於這一點，新北市府的說明早已相當清楚。新北市府最早聲稱查不到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認定老屋應該是「違建」。未久，又透過工務局現場勘查並比對空照圖，認為應屬98年6月25日前的「既存違建」，「要依序排拆，不會裁罰。」接著，在今年9月6日又提出正式聲明指出，由於建物所在地區是民國70年2月15日才發布實施北部區域計畫，才開始實施建築管理，如果建物所有人能提出相關佐證資料，證明建物是在70年2月前已經存在的事實，就可以依「新北市政府核發合法房屋證明處理要點」提出申請，認定為合法房屋。 所謂的「違建」是指沒有經過主管機關發照卻擅自建造的建物，賴清德的老家自始都是合法的職工宿舍，是合法的老舊房屋（只是政府未配合變更地目）。如果這是柯文哲黃國昌所說的必須全棟拆除的違建，那賴清德老家萬里中幅里九成同樣狀況的房子該不該拆？全國數千棟同樣狀況的礦工宿舍該不該拆？更不用說，那棟房子是全家人的共同記憶，同為人子，賴清德如何能剝奪其他5個兄弟姊妹的權力？ 身為新北市長的侯友宜自始都清楚問題根源，所以他本人始終不願對此議題多表示意見，除了擔心遭回擊地方政府行政怠惰外，也怕自己拿賴清德這根本不值錢的偏僻小屋做文章，一把火會燒到他當寓公的陽明山學生宿舍。至於柯文哲因為先前新竹違建被拆心有不甘，但昨天他接著被爆出疑似炒作持有農牧用地，還租給遊覽車公司違規使用，他又有什麼臉面嘲諷賴清德合法存在的老家是「違建」？ 從選戰的角度，賴清德的老家爭議不但可與侯友宜年收數千萬的陽明山學生宿舍相比較，也可以與柯文哲疑似炒地風波相對比，剛好凸顯3名總統候選人家世背景與財富能力的巨大不同。不僅如此，從這棟萬里老房子開始，它到底與汐止廖家侵佔國有地蓋停車場收租、南投馬家的700坪歐式莊園、彰化謝家600坪的歐式城堡、台中顏家的千坪莊園招待所、雲林張家的青埔宮，以及中和張家的空中高爾夫球場有哪些不同？這其中，誰在違規使用？又是誰在占國家便宜？台灣社會總該有基本的公平正義。 選戰危機管理不是只有認錯、道歉與切割；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直，不但不怕爭議上身，還可以借力使力、隔山打牛。從去年敗選到現在，民進黨氣氛低迷悶太久，悶到自己不相信自己，悶到自己失去了議題設定的能力，這毋寧才是屬於民進黨的選戰危機。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悄然變化的龍椅座次：從「馬恩列斯毛」到「馬恩列毛習」 網上流傳一張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讀」課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學時的教室設施，已是天壤之別。我上大學時，北大的教室是簡陋的桌椅，教授沒有電子設備配合，只能用粉筆在黑板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板書。如今的教室，聲光電一應俱全，富麗堂皇，教授背後的牆壁上，是三個巨大投影儀，放出課程內容的圖片——五個人物的彩色圖像，比歷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畫像還要顯赫，這五個人赫然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和習近平。比起傳統上的「五人幫」來，新的「五人幫」中少了斯大林，多了習近平。 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產黨國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說《冰與火之歌》中的「鐵王座」。雖然恩格斯只是馬克思的附庸，但馬、恩二人如影隨形，無法分開。這兩個大鬍子所創立的學說，給此後一百多年的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英國蘇俄問題專家理察·皮爾斯（Richard Pipes）在《共產主義簡史》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睥睨所有異議的僵硬學說，馬克思對於不同意見的人的態度是相當明顯的，他說：「批評並不只是一把外科手術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僅是駁倒敵人，而且要毀滅他們。」英國歷史學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所謂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著作遠離事實，其《資本論》完全不了解資本主義，「馬克思一輩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詞暴力之中，有時甚至演變成身體上的攻擊。……斯大林時期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不是早在馬克思的行為中就已預見。……一旦馬克思權力穩固，他將會大施暴力與酷行。」馬克思身上充滿獨裁者的味道，一位貼身觀察過其言行的人說：「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對權力無限的野心與熱愛……他是其黨派的絕對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獨自進行，並專斷地下達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對意見。」 列寧作為第一個共產黨國家蘇聯的創建者，其地位緊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馬、恩二人只是紙上談兵，其創建的「第一國際」無疾而終；列寧卻是真槍實彈地幹革命，創建了一個超越霍布斯想像的利維坦。儘管蘇聯已解體，俄羅斯共產黨幾乎不太可能成為執政黨，但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中共政權，還是將列寧擺放在共產黨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卻被撤下，正如其屍體被移出莫斯科紅場。 在接下來中共領袖的序列中，沒有鄧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位置，習近平對他們不屑一顧。在毛之後，直接就是與毛一樣「英明神武」的習近平，中間四十年的歷史不翼而飛。過去，已經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稱為「經典」；如今，活著的習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經典」，這種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級官員爭先恐後為太監頭子魏忠賢建造「生祠」如出一轍。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國學者丹尼爾·里斯（Daniel Leese）在其專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儘管他在本書的結尾留下悲觀的評論，預測在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個人崇拜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但政治事件卻進行得比預測得要快得多。習近平掌權後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劃、推動個人崇拜。「習近平的形象和聲望極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著習近平在公共安全、經濟改革和反腐鬥爭領域中越發突出的地位而出現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國政治光譜大大移向左傾的可能。」 壞書讀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課在中國的各級學校都是必修課。中共官媒所強調的學習，含有「學習習近平」這種一語雙關。在鮮紅的「學習強國」網站上，全都是對習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稱頌習近平「最大的愛好是讀書」，習近平也要求領導幹部「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 習近平認為「領導幹部普遍應當讀」的重要書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出版座談會上，作家曹谷溪提到習近平在陝北插隊時的生活細節：「在土窯洞里的煤油燈下，每天他都要讀書到深夜。據我所知，上大學前，他就三遍通讀《資本論》，寫了厚厚的十八本讀書筆記！「後來，習近平發表了若干研究馬克思著作的論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發表「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時代意義」、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發表「略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時代意義」。習近平撰寫的《擺脫貧困》一書中，也多次引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習近平還說：「如果心裡覺得不踏實，就去鑽研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多看幾遍。」 且不說習近平是否真讀過或讀懂了馬列主義原典，是否親筆寫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無物的論文，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歷史和科學所「證偽」，並無多少研讀的價值。德國學者烏韋·維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鬍子的馬克思》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展出來的勞動價值理論，如今已被視為過時，在經濟學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預言，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會變得極度貧困，並沒有發生，相反，工人階級大都成了中產階級。他的論點，唯有勞工階級可以是革命主體，在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垮台後，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說，現代社會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核心對立，也破產了。他的信念，歷史的發展有明確的目標，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對歷史事實的深入檢驗。對於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預測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滅。 馬克思的種種學說，不僅錯得離譜，而且給人類帶來滔天巨禍。據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網站所披露的數字，全球範圍內死於共產黨暴政的人數為四千萬至一億六千萬之間，取其中間數的一億的這個數字被廣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該組織又宣布，他們將把二零一九年以來的中國武漢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產主義死亡人數中，並將疫情爆發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歸咎於中國政府。如果將一億多的死亡人數平均到馬克思厚度為一千多頁的《資本論》中，每一頁分攤十萬人左右。若每一頁為一千字左右，那麼這本書的每個字就殺害了一百人！可以說，《資本論》是人類歷史上殺人最多的書，遠遠超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 然而，這本殺人之書，在中國大學課堂上仍被當做經典講授，荼毒無數年輕的心靈。 讀書是好事，但讀什麼書更重要。讀怪力亂神的傳單，成為義和團拳民；讀毛主席語錄，成為紅衛兵；讀習近平著作，成為如同殭屍般的「戰狼」、「小粉紅」和「白衛兵」。馬克思的書讓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書讓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一書，將馬克思主義駁得體無完膚。海耶克指出，社會主義者不要命的自負，在二十世紀居然有機會使蘇聯、中國等國成為巨大的試驗場，人們以為走向天堂，卻陷入人間煉獄。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製造成經濟不公，轉向同情、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不兼容，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台灣歷史學者李筱峰說：「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憲章》和《到奴役之路》，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但願有一天，中國的大學課堂上講授的是海耶克，那時的中國必定是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7月1日的周末，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舉辦了今年以來第二場大型造勢活動，地點選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皮肯斯鎮（Pickens），當天吸引了非常多川普支持者前往，皮肯斯鎮住有3400位居民，但根據皮肯斯警察局長的估計，參加集會的人數恐怕超過了5萬人，比小鎮總人口數10倍還多。透過相關新聞照片，確實顯示了不只位於小鎮中心的集會場滿是人潮，連周圍街道也都有為數不少駐足聽取川普演說的民眾。就氣氛來說，這當然是一場成功的造勢，對比黨內其他競爭者，川普這般規模的室外演講，確實無人能出其右。 川普上一場的「大造勢」，則是3月底辦在德州的韋科市（Waco），那次是韋科市消防局出面估計現場有1萬2000到1萬5000人參加，聲勢也很驚人。但不論是韋科市的1萬5000人還是皮肯斯鎮的5萬人，都不屬於正式官方統計，主要是以「目測感受」，覺得人應該有這麼多。 當然，類似競選造勢活動，的確不容易精確計算真實到場人數，因此多半是靠經驗法則，或是以現場空間做出估算，只是這種估算方式，經常和實際狀況差距頗大。不過，真的要以「目視」推測人數，其實未必沒有更符合科學的方法。 2018年，美國社群網站LIMELINK曾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視覺化人群規模》（Visualizing Crowd Sizes），內容正是協助讀者如何以「目視」方式，做出人數上更趨近事實的計算。 文章舉例如下：在一間放滿50張椅子的教室里，如果坐滿了，現場當然就是50人，亦即「你看到50個人聚在一起的樣子大概就是這樣」；另外，根據一張每列約莫站10個人，總計10行的照片，藉簡單數學計算10ｘ10，就會知道畫面內應有100人左右；再者，文章中還找到了一間有150個座位的教室，每個人都開著筆記電腦，然後告訴你，「這就是線上150人同時收聽你podcast」人群規模示意畫面；接著，要想像現場人數達500人的畫面，可參考一間傳統戲院坐滿人是什麼樣子；到3000人時，就必須至少是一間擁有三層座位的表演廳；衝破1萬人時，視覺化人群規模就要對照正規網球比賽的現場觀眾；若說來了2萬人，就最少要有倫敦Q2體運館（The O2 Arena）滿座的盛況；3萬人的現場，這篇文章是以密西根大學沃爾多室外體育場（Waldo Stadium）現場觀眾為參照；要喊5萬人，必須坐滿夏威夷大學勇士隊（美式足球）的主場──阿啰哈體育場（Aloha Stadium）；要知道7萬5000人有多少，就去看巴黎聖母院體育場；要知道10萬人有多少，就去看密西根體育場（Michigan stadum）；假若想知道18萬人的規模也沒問題，德州賽車場（Texas Motor Speedway）包含上層包廂，就可創造出這樣的數字。 《視覺化人群規模》文章所舉的場地皆有固定位置（運動比賽的座位通常很緊密）作為計算標準，如此對照方式，應該可以有效輔助一般人對人群規模的客觀視覺判斷。 2012年，總部位在紐約的慈善機構「慈善里程」（Charity Miles）也曾利用類似方法，讓捐助者「想像一下」自己幫助了多少人。當年「慈善里程」推出了《餵食美國》和《世界糧食計劃》，目標是幫助10萬人受惠，在目標如期過半，已幫助5萬人時，「慈善里程」便先在社群網路上發布了一張貼文感謝所有參與者，開頭第一句話就是：「這就是五萬人的樣子。」並附上一張美式足球場坐滿觀眾的圖片（和夏威夷大學勇士隊主場相似）。此即「視覺化人群規模」的運用之一。 那麼，若以「視覺化人群規模」去衡估川普南卡州皮肯斯鎮和德州韋科市的造勢，無論前者5萬人的推測還是後者1萬5000人的估計，都是明顯高估了。 16日，柯文哲前往台南舉辦首場大型競選活動，因為民眾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蔡宛秦聲稱現場湧入了5萬人，這對一直被指缺乏「組織陸戰」的民眾黨來說，自然是一大鼓舞，且很快就在社群網路上形成討論。只是後續不斷遭到質疑人數灌水，各種檢視法都有，最後柯競辦發言人李有宜坦承，該場人數應該是5千到1萬上下。而也確實，那場造勢和「視覺化人群規模」中，「這就是五萬人的樣子」很不一樣。 （全文轉自上報）
11月30日我在本網站發表本文的上篇之後，12月5日《華爾街日報》也刊登了一篇報道，《中國的巨額隱性債務問題已到緊要關頭》。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性現在已經引起了華爾街的高度重視；而且，華爾街進一步把視角擴展到了中國金融系統的巨大風險，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最近下調了對中國的信用評級。由此可見，如何觀察中國經濟的前景，再單純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長率，已經變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國潛在金融危機的本質，才是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門 金融系統包括商業銀行、專業銀行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的商業銀行分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國內銀行的主力是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如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交通銀行；此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的股份制銀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等，還有一批城市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 在中國開設過業務的外資銀行曾達到47家，主要是美國的花旗銀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銀行，香港的渣打銀行，英國的滙豐銀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銀行和三菱東京聯合銀行等，台灣有12家銀行在中國開辦業務。花旗銀行曾經多年來在中國開展高端客戶服務（理財賬戶開戶需50萬元人民幣起跳），去年底花旗已關閉中國的個人銀行業務。今年12月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消息指出，華爾街金融機構已大幅減少對華投資。 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託、證券、保險、融資租賃等機構以及財務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資機構，比如著名的美國先鋒領航集團(Vanguard)，其全球資產管理規模超過6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資產總和的六倍。這家曾活躍在中國公募基金市場上的機構最近決定，把已經收縮得很小的上海辦事處關閉，退出中國。過去十年，面向中國市場的外企私募股權基金平均每年募資近一千億美元，而今年這些基金僅募資43.5億美元，業務大幅度萎縮。 金融部門是國民經濟的「心臟」，它不斷為各行各業「輸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研究報告提出，要警惕中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國的金融部門正在「脫實向虛」，走在不健康的擴張道路上，導致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從產業部門轉移到金融部門。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金融業不發達時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現在的8.3%，這意味著金融風險的來臨。 二、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迅速升高 中國的銀行是和政權的存亡綁在一起的，中共會不擇手段地不讓銀行破產。實際上，中國的金融系統是中共最後的經濟「救命葯」，財政的債務主要靠銀行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券，國有企業的壞賬靠銀行消化；而銀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國的民眾傾向於相信政府不會讓國有銀行垮掉。正因為如此，為了維持銀行業的聲譽，銀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實的壞賬數目，也不會如實減記銀行的資產。所以，中國的金融部門之債務是個黑箱，沒辦法準確算出來；也就是說，各家銀行，主要指大型銀行，它們的債務到底是多少，無法按賬面數據來判斷。 今年11月23日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對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綜合報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專項報告的意見和建議》。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明顯超過了歐盟的3.9%，也超過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4.9%；中國金融業規模巨大，但凈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資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標存在問題，資本金補充渠道不通，上市國有金融企業的股價普遍跌破每股凈資產價值。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現在要建立重點領域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 全國人大是中國憲法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在中共的政治體制中，它實際上是中央領導者手中的「橡皮圖章」。全國人大既沒有真正的權力，也沒有真正監督政府的資格；它唯一的任務就是，為中共領導者交代下來的文件走一個「議政」的過場，然後蓋上一個「奉旨照準」的「圖章」。因此，全國人大的公開文件中，對政府行政之弊，從來都是用溫柔的語詞「撓痒痒」。當這樣的文件開始質疑金融風險的時候，自然就意味著金融風險已經在「叩門」了。 雖然國際金融界無法了解中國金融部門債務黑箱的狀況，但還是憑種種訊號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穆迪嗅到了中國金融風險的味道，於是將中國的主權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同時將八家中國的重要銀行之信貸評級由「穩定」降至「負面」，這八家銀行包括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及進出口銀行這三家政策性銀行。這種負面評價標誌著，中國的金融部門潛在的風險正在顯性化。 三、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 自由經濟國家的讀者不容易了解中國的金融制度，他們往往用自由經濟之下私營銀行的管理運作體制去看待中國的銀行。其實，中國的金融體制與自由經濟國家實在是天差地別的。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曾經改變了共產黨傳統的計劃經濟，那麼，共產黨傳統的金融「大鍋飯」體制，其實質則沒有多少改變。 在共產黨制度下，政府是把銀行當「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來用的，財政沒錢了，國有企業虧損了，一律都是靠銀行用貸款來餵養的。中國改革之前，國民經濟當中的資金，八成由國有企業和財政來掌控；民眾非常貧困，1978年人均新增儲蓄存款只有5元錢，因此，銀行能運用的居民儲蓄非常少。在這種狀況下，銀行實際上主要靠國有企業的存款和財政存款來維持經營，它服務的對象也主要是國有企業，所以銀行實際上不過是財政和國有企業的「出納」。 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以後，財政能控制的資金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而隨著民眾收入的增加和購買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銀行的資金來源逐漸轉變成主要依靠民眾的存款，銀行也替代財政而成為經濟成長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國有企業依然佔據中國經濟的絕大部分江山，而國有企業依賴國有銀行貸款來維持運轉的局面並未改變。 由於地方政府可以影響國有銀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銀行不能拒絕國有企業無窮盡的貸款需要，國營企業則把銀行貸款看成是「政府撥款」。因此，雖然銀行的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變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銀行貸款仍然是面向國有企業的「大鍋飯」機制。這就為中國的銀行體制埋下了一個致命的「地雷」，一旦銀行被國有企業掏空了，銀行的巨額壞賬就必然動搖金融部門的安全，誘發金融危機。 四、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 當前中國面臨的潛在金融危機其實是改革以來的第二次，而第一次發生在1996年。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鎮就業者中86%是國有部門和具有國有部門特徵的集體企業員工。中共為了政治穩定，試圖穩定國有經濟，為此江澤民提出了「安定團結貸款」這個金融方針，即為了穩定城市的國有企業，要無條件地為國有企業提供它需要的銀行貸款。然而，國有部門的效率卻持續下降，當金融資源里國有部門佔用份額佔八成時，這個部門對GDP的貢獻只有四成多。這代表著國有部門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國民經濟資源，同時國有部門負債纍纍，越來越多的國企開始向銀行「打白條」，即不僅不再償還貸款，連利息也不再支付。從1979年到1994年，國有部門的凈資產率（equity rate）從76%降到25%，1994年12萬個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達到了83%。 在中共的這種經濟政策之下，當時金融系統進入了危機狀態，四大銀行貸款的兩成已成壞賬，若加上逾期獃滯貸款，貸款總額的七成實際上已淪為無法歸還的爛賬。1991年四大銀行的呆帳約4,300億元，而同期這些銀行的資本金只有1,500多億，銀行系統已嚴重地資不抵債。1994年中國銀行業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嚴重的全面虧損，銀行的資金平衡表上出現了歷史上首次的自有資本減少，也就是銀行的自有資本快要被國有企業吞噬殆盡。 當時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是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10到15倍，而壞帳準備金幾乎為零。面對這種危險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採取了激進的國企全面私有化方針，目的是為銀行系統「止血」。當局掩蓋私有化的詞語是國企「改制」，至於改成什麼所有制，則故意避而不談。 朱鎔基1997下半年開始全面推行國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萬家國有工業企業的絕大多數都作為「包袱」甩掉，迫使幾千萬「全民所有制」職工低補償或無補償下崗，藉此讓中小企業私有化，同時讓大型國企上市、實行部分私有化。 五、國企私有化暫時救了中共 在中國的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當局讓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和地方政府官員充當「改制」和裁員下崗的操作者，同時也把私有化可能產生的社會不滿和憤怒，從政府身上轉移到了國企的廠長經理身上。當然，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不會白白當「替罪羊」。國有私有化，企業都賣給誰？事實上，國企廠長經理們的家庭積蓄根本無法滿足收購企業所需要的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資金需要，而外資在國企私有化過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這種情況下，朱鎔基鼓勵國企的廠長經理們使用非法手段，搖身一變而成為各自企業的新老闆。近百萬國企管理者用企業作擔保，從銀行借款，「購買」了自己主管企業的國有財產，把企業註冊在本人或家族成員名下；然後以企業所有者的身份，動用企業公款，歸還他們私人購買企業的貸款。此外，許多國企管理者逼迫員工購買企業的部分股份，職工為保住飯碗，只能拿出家庭儲蓄來購買本企業的股份；但普通職工擁有股份後，企業管理層並不許職工股東過問企業經營和資產轉讓，等於讓職工出資幫企業管理層獲取企業的所有權。同時，當局縱容紅色權貴家庭的妻子兒女，利用關係網幫助大國有企業獲准上市，以此無償獲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後通過抬高股價大獲其利。 中國1996年有11萬家國有工業企業，2008年底只剩不到1萬家，其中還包括已實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國企。中國的私有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小國企的私有化，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歷時4年。究竟誰成了國企「改制」後的新老闆？據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所做的兩個全國性抽樣調查，大約50%到60%的國企都變成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四分之一的企業的買主來自國內其他行業的投資者，其中外資所佔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佔一成。 朱鎔基推動私有化的時候，中國正急於加入WTO，以擴大出口。WTO接納中國的前提是，中國必須取消計劃經濟並實行國企私有化。因此，中共當時為了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為中國加入WTO鋪路，特別准許境外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做調查，因此，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早已在國際社會公開。但當局在國內對私有化真相掩耳盜鈴，不許國內媒體報道私有化的結果，也禁止國內學者研究這個專題。 此後中共迎來了外資湧入的高潮，外企幫助中國的銀行把壞賬打包處理，度過了中國銀行業的第一次危機；同時，藉助大規模出口和「世界工廠」的形成，中國經歷了經濟繁榮的二十年。 六、中國銀行業的第二次危機 國企私有化確實幫銀行從此甩掉了為中小型國企「輸血」的任務，但並沒改變大型國企「汲取」金融資源的運行特徵。不僅如此，地方政府為了通過開發房地產賺錢，發行了大量債券，大部分讓銀行認購，因此，2010年開始，各級地方政府都加入了從銀行「吸血」的行列。中國的金融「大鍋飯」體制並沒被改變，相反卻成了地方政府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連民營的房地產企業也學會了吃金融「大鍋飯」，最終引發了大型房地產公司接連爆雷，戳破了房地產泡沫。 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國企和民企的巨額貸款壞賬，再加上民眾無法歸還的大量貸款，最後都把壓力集中到銀行系統，導出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二次金融危機。本文提出的「債毀中國」現象，從根本上講，就是共產黨統治下吃金融「大鍋飯」的結果。中共為了控制金融資源，只讓銀行上市圈錢，卻把大一點的銀行之主要所有權掌控在自己手裡，結果中國的第二次金融危機，與第一次金融危機一樣，仍然構成了政權的危機。 2023年10月底全國金融機構賬面上的貸款是235萬億，承購債券是64萬億，合起來是300萬億。目前官方承認的壞賬率是1.8%，實際上，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券很大一部分還不了，僅僅按地方政府債券的壞賬率50%，企業貸款的壞賬率為10%來計算，金融部門的壞賬就有56萬億。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114萬億，加上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220萬億，再加上金融系統的最低債務56萬億，合起來就是390萬億，將近400兆。這個數字是中國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國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營業額是每年120萬億，負債則高達400萬億，這家公司是不是已經快要破產了？ 七、重新審視中國的債務 我估計的中國債務，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計算結果要高很多。IMF預測的中國負債佔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國和日本的這個數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統計有三個錯誤。第一，IMF低估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第二，IMF的計算排除了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巨額債務，而國有企業以其政府背景、向銀行大量借的不會歸還的貸款，其實也是中共的政府債務；第三，IMF的計算完全沒考慮中國的國有金融系統的巨額壞賬。 由於美國和日本都沒有中國的這三種狀況，所以美國和日本的負債佔GDP的比重，其實與中國並沒有可比性。中國的負債佔GDP的比例實際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國的兩倍多。 此外，中國的大量國際債務是不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因為人民幣不是硬通貨。而中國三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除了要償還外債，還要應付數萬億美元外企投資（包括直接投資和金融投資）匯出盈利和撤回投資的需要。單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債務危機就很難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過第一次銀行業危機那樣，再一次把國企私有化，從而化險為夷嗎？私有化靠私營企業的實力，美國和日本的私營企業都是世界級大公司，主導著本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但中國的私營企業除了房地產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沒辦法把國有的巨無霸公司民營化。一句話，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是靠美國幫忙解決的，而這一次銀行業危機就沒有美國幫忙了。地球上只有一個WTO，中共無法再找到另一個脫身危機的外助。其實，中共的第一次銀行業危機，美國是不知道底細的，糊裡糊塗地幫了忙；而這第二次「債毀中國」，美國的華爾街已經比較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了，當然不會再上當。《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就是一個信號，這篇報道的標題是，《「不碰中國」的投資戰略行之有效》。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初秋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個月後房市的反應是，二、三、四線城市房價持續下降，連一線城市的二手房價也降價一到兩成。最近大型資產管理公司中植集團宣布「嚴重資不抵債」，它的投資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恆大、碧桂園暴雷那樣衝擊買房戶的信心，但中植瀕臨破產，壓住了非銀行金融機構（保險、證券、信託類）的活躍度，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似乎被凍住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救不起來？答案是，因為「債毀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相關的內容很多，我將分上下篇來分析。 一、房地產的潛在客戶瀕臨枯竭 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房價漲了25倍，為什麼房地產公司卻虧得一塌糊塗？原因在於，債毀房地產業，恆大負債2.58萬億人民幣，碧桂園更多。但民營房地產公司的巨額負債，比起中國居民的買房負債，其實只是九牛一毛。 由於房地產是中國過去20年來的經濟支柱，而房地產業現在的衰微又與居民購房能力不足直接相關，所以，考察中國房地產的潛在購房戶狀況，才能知道中國的房地產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國14億人，按家庭戶數來看是5億戶家庭，但並非所有這5億戶居民都想在城市裡買房。因為，居住在鄉村的2億戶農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們基本上不需要、也沒能力進城購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約3億戶居民的錢袋，就是房地產市場的購買力極限。 進一步來看，9億城市人口當中，5億是流動人口，或者是半流動型（即人口調查時確定為人戶分離），這5億人多半沒有購房需求。扣除了9億城市居民中的5億流動或半流動型人口，只有4億城市居民是潛在的住房購買者。而這4億城市居民里，能夠借房貸購房的，也只是年齡在30歲到50歲的人口，因為50歲以上的人離退休不遠，未必能有償還30年房貸的條件。根據人口普查的年齡構成來計算，4億城市居民里，30歲到50歲的人口約佔一半，即2億人，相當於7千萬個家庭。從銀行的調查中發現，現在從銀行申請貸款的居民已經達到1億戶了，其中主要是申請了房貸。也就是說，城市家庭當中，雖然現在能夠貸款買房的不到7千萬戶（這其中包含了已經還清貸款的家庭或不需要買房的家庭），但在銀行里仍有房貸債務的達到了1億戶；換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員現已超過50歲了，但還背著房貸沒還清。 這樣的分析說明了一點，20多年的房地產狂潮，早已把潛在的房地產客戶吸空了；而現在及今後潛在的住房需求戶，只能是隨著年齡自然增長而又事業有成的一個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過置換房產來改善居住條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產價格下跌、從中賺一把的投機客。這個結論說明了一點，中國的房地產趨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難免。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房地產狂潮之後，必定是房產價格和房地產業務明顯下跌。房地產被中國政府選定為經濟支柱，其功能很明顯是階段性的；等到房地產客源萎縮，這個支柱就垮下來了，然後便帶動整體經濟持續下滑。 二、城市家庭負債沉重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貸款額達到了80萬億。申請過貸款的1億戶家庭當中，戶均負債80萬元。當然了，申請房貸的家庭，多少會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負債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資產），就是家庭的凈負債。這個數字反映出家庭今後的財務困難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資的潛在意向。 統計學用平均數來代表一個群體的數值，但前提是，數據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國的家庭金融資產處於偏態分布當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數家庭的資產數量很少，而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家庭佔少數；用數據圖來表示，就是橫軸上顯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線，在靠近原點的位置非常高，然後曲線貼近橫軸向右方延伸很遠。偏態分布中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干擾用平均數所作的統計推論，因為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拉高平均值，造成統計推斷的偏差或失誤。 胡潤研究院今年3月發布的《2022胡潤財富報告》顯示，在中國，擁有600萬以上金融資產的「富裕家庭」，只有518萬戶。由此推斷，中國的3億戶城市家庭當中，金融資產比較多的不過佔1.5%而已，而絕大多數家庭並沒有多少金融資產。 「富裕家庭」的金融資產，絕大部分是股票、債券或其他理財產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會放在銀行的存款戶頭裡。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資產越少，投資股市、債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銀行的可能性則越大。 因此，筆者用居民家庭的銀行存款，來估計他們的家庭金融資產，可以大體上排除極少數「富裕家庭」金融資產的影響。因為，金融資產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錢財，多半是銀行存款，這樣的家庭所組成的群體之財產分布，會比較接近統計學理論上的常態分布（即鍾型曲線）。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存款總額是134萬億，全國5億戶家庭，戶均存款25萬，其中的2億戶農村居民的戶均存款很少。那麼，那1億戶申請了貸款的，其家庭存款總數大約是25萬億，而貸款總額是80萬億，凈負債大概是55萬億，平均每戶凈負債55萬。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萬元，戶均可支配收入為14萬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於償還房貸本息來估計，那戶均所欠的55萬元凈負債，還需要13年才能還清。 也就是說，從城市家庭已經非常沉重的債務負擔來看，中國的大多數城市家庭已經再也沒有舉債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價格已平均貶值20%，也不會帶來大量住房需求；何況各行業的薪資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論，中國的房價可能繼續貶值；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好不起來了。由於居民的購買力被房貸重負壓制，而房產價值又不斷下降，現在城市居民們更關心的是盡量加快償還貸款，同時不願多消費。 三、各級政府債台高築 所有的經濟危機，本質上都是債務危機，當一個國家的債務大到再也還不起的時候，經濟就沒救了，中國當下就是如此。中國到底現在各行各業、各級政府的總債務是多少？從來沒人算過這筆帳。按照國際慣例，要估算中國的總債務，就需要參考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這個分析框架是把整個經濟分為政府部門、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這四大部門。 上文已經分析過居民部門的債務負擔，在這一節里分析政府部門的債務狀況。關於這個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換屆看財政》已經介紹過，地方政府的債務高達88萬億，中央政府的債務2022年底是26萬億，合起來是114萬億。2023年顯然又有新的債務疊加上去了。 這些硬債務都是必須到期要還的，但各地政府還能夠償還嗎？顯然是不可能了。因為，2022年全國31個省市，除了京、滬、晉、粵、蘇、魯這6個省市以外，剩下的24個省市，債務都相當於年度財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債務負擔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債務都超過年度財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只是兩級政府財政部門所欠下的債務，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並不止於此。因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有大量由這兩級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級國有企業里，許多是巨無霸型壟斷大企業，比如中國鐵路集團、聯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業集團、兵器裝備工業集團、航天集團、造船集團等等，每個集團公司都下屬幾十乃至上百個企業。地方的省市一級也有數達上萬的國有企業，多半是地方政府視為搖錢樹的企業。 央企級大企業集團統一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由地方政府的國資委管理。邏輯上，這些國有企業如果欠債難還，應該由國資委作為所有者來負責償還。但各級國資委其實只有所轄國企的管理權和主要負責人任免權，卻沒有自己的財源去償債。 照道理，國資委作為一級政府的國企管理機構和政府所有權的代表者，其下轄國企的債務，理應由同級政府的財政部門償還。而事實上，各級財政部門的預算里，根本就沒有替國企還債的項目；也就是說，國企的債務，財政部門既還不起，也從來沒打算還過。因此，國企的債務是一個迄今為止在中國從未討論過的債務陷阱。 四、國有企業債務黑箱 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把金融企業（如銀行等）與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等不涉及金融的企業區分開來分析，因此就出現了一個非金融企業這樣的範疇。如此區分的原因是，金融企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不能與非金融企業混在一起對比。本節所談的都是非金融企業，均簡稱企業。 如上節所述，企業因所有權不同，有國有和民營之別。國有企業當中，除了大量軍工企業之外，許多國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國企雖然有很多小股東和機構股東，但國資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權始終在上市國企中居於控股地位，行政上國企也只聽從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業，當然就有用於運營的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庫存和金融資產），同時也有債務。企業的資產到底應該如何估值，取決於它的經營狀況，如果企業常年連續大規模虧損，那它的資產就會貶值。但是，企業資產貶值的情況下，企業的負債仍然必須償還，如果資不抵債，這樣的企業就屬於行將破產的狀況。 然而，如果企業是國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許它破產。比如，中國鐵路集團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國鐵集團」）的財務決算顯示，去年虧損696億元，今年繼續虧損，該公司的負債已經超過6萬億。現在高鐵通到全國，但沒一條線路賺錢。過往唯一的一條賺錢的線路是京滬之間的高鐵線路，但這條線路今年開始也賠錢了。很顯然，中國鐵路集團根本就無法償還債務了；何況，它因為連年虧損，所欠銀行債務越來越大。它只是靠國有銀行不停地輸血，才能夠活下去。 日本的國有鐵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經如此，日本政府隨即開始了JR民營化。日本的經濟結構是私營企業大而多，國有企業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個地區公司，分別完成了民營化。 日本的辦法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大而多，民營企業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營企業收購國有企業；而且，央企都屬於戰略型行業，政府不肯放手，而這些央企也大得賣不掉。這樣一來，國有企業所欠債務，政府不打算還，就只能永遠掛在國企的賬上，這就形成了國企的債務黑箱。 五、國有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關於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數額，有一個估計，國有企業的債務大概佔全部非金融企業債務的九成以上，而私營企業的債務只是一小部分。至於私營企業的負債，其中主要是私營房地產企業欠債，總債務約20萬億。 那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剛公布了《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其中說，2022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340萬億、負債220萬億。其中央企的資產總額109萬億，負債總額74萬億。 這些債務，不管是貸款還是債券，都是要還的，那不是資產還很多嗎？其中的花樣就在於，債務是硬的，資產是軟的。為什麼資產是軟的？因為兩個原因，其一，資產在會計上都是按購進價或者投資數額算的，不作資產價值重估，所以，這個賬面數的資產是靠不住的。比如。國有企業普遍涉入房地產炒作，那它們現在持有的房產，按照市價已貶值20%了。 另一個原因是，資產必須能夠交易，才能變現，但中國央企的資產實際上是無法交易的，找不到買主。為什麼？就算中共打算拍賣國有央企，但中國的私營企業買不下，因為國有央企都太大了。國有央企大約是1百家，單個企業集團的平均資產規模達到1萬億，有哪家民營企業能拿出那麼多的現金，買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況，民營企業會想併購軍工企業嗎？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領域嗎？此外，央企還有一個財務黑箱，那就是，其中的軍工集團因涉保密，其資產、負債和財務數據從不公開。因此，無法判斷這些企業的負債狀況到底如何。 基於以上原因，我做一個保守的估計，即地方國企的壟斷性低，資產規模相對較小，其債務尚可通過部分民營化來化解一些，央企則基本上無法這樣做。現在央企有70萬億債務，這些巨無霸集團無法依靠自身財力來償還，中央財政又從不編列償債預算，這種局面將長期維持下去。為什麼中央財政不編列為央企償債的預算？因為數額過大，中央財政目前的債務是26萬億，而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事實上，央企除了發行債券以外，其債務的主體部分是欠銀行的貸款；而央企的存續靠銀行用新貸款維持。這個問題就牽涉到國民核算體系里金融部門的債務問題了，我將在本文的下篇分析，並給出一個中國總體債務的估計，以及為什麼國企的這第二次債務危機度不過去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近日調低了中國的信用評級，從穩定降至負面，隨後，又相應調低了港澳地區與大批國企的信用評級。 海外有評論嘲笑穆迪後知後覺，的確也是，對中共國惡劣的經濟環境，海內外中國人早就口耳相傳。即使我們不是研究者，也沒有太多數字作依據，但人都有第六感，都有眼睛看現實，中共政權之凶兆，遠非自今日始。當然，穆迪始終是權威的評級機構，話不可亂說，一旦說出來，就非同小可。 穆迪對市場發出一個嚴重的負面信號，等於告訴全世界投資者，中國非久居之地，「跑得快好世界」，自此中國便成一堵危牆，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中共國經濟沒救，不是個別政策錯誤，是系統性政策錯誤；中共國的困境，不是一時一地的困境，是結構性的困境；中共國陷入的泥沼，不是小泥沼，是深不見底看不到邊的泥沼。 最根本的錯誤國策是國進民退，是以國營經濟取代市場經濟的復辟野心，這在胡溫手上已經開始，到習近平手上集大成。全方位向文革的泛政治社會大倒退，這是中共總路線徹底大轉移，從根本上挖空了改革開放的根基，如果文革可以振興經濟，就不勞鄧小平搞改革了。 這個總趨勢不可逆轉，因為習近平不會認輸，所有的小修小補都無濟於事。內政外交都要服從這個總體方針，決定了中國經濟沉淪的趨勢不可避免。 重啟經濟活力的第一大阻力，是全國城鄉早已過度開發，四十年來各級政府官員為爭資源博升職，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鑽空子博懵，把地方上能用來集資貪腐的項目都淘空了。大量重複建設，沒有效益的投資，一路敲髓吸汁，只剩一個空殼。也就是說，現在即使有錢有人，都已經找不到有效益的項目了，那麼投資這一塊，還有什麼可為？ 貴州某地一座山，居然同時挖掘五條隧道；成都搞了一個環城公園，後來退林還耕又鏟掉，現在莫非又再把環城公園修起來？世上有哪一個城市，需要一個環城那麼大的公園來讓居民享受？ 重啟經濟活力的另一個阻力，是中國背著房地產﹑地方債﹑大量失業﹑對外關係緊張等大大小小的包袱，若稍有警覺性前瞻性，早就應該糾偏，但中共一味迷醉於發展，一路高歌猛進，包袱越背越重，到最後積重難返，背不動又甩不掉。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包袱又互相牽連綁定，互相拖累，無法逐一卸載，牽一髮而動全身，扶了東牆倒西牆。早十年有警覺，可能也很難搞，但還能動大手術保命，事到如今病入膏肓，唯有等死。 現在中共唯一的對策就是「拖」字訣，把災難大爆發往後推，不讓地產公司破產，地方債減息延期，失業數字不公布，戰狼外交降溫等等，都是換湯不換藥，打強心針苟延殘喘。實際上從習近平以下，都沒有人相信經濟還有得救了。 穆迪在這種形勢下降低中國信用評級，當然沒有錯，但這的確是一個「阿媽即是女人」的問題，只不過穆迪是權威機構，他說出來的話有人聽。 穆迪這一掌來得夠迅猛，打響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槍，穆迪登高一呼，全世界都驚醒，此後就是牆倒眾人推的問題。實際上，很多外國大商家也早已走在穆迪前面，撤的撤止步的止步，中共再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熱煎堆，而是人見人怕的燙手山芋。 戰狼外交與地緣政治緊張，國內管控森嚴，必造成私企倒閉外資撤離，企業關停造成失業減薪成風，失業減薪造成消費低迷，消費低迷又造成投資萎縮，投資萎縮又導致失業更嚴重，危機就是這樣疊加循環牽連而成。等於一個惡性腫瘤全身擴散，擴散再擴散，成樹狀結構，割除腫瘤根本不現實，只能眼巴巴看著病人消耗自己，最終嗚呼哀哉。 站在中共的立場，現在唯一延命的一招，是趕習近平下台，政策全面倒回二十年前，若中國人還對中共有最後一分信任，至少民間精神會為之一振，起死回生改變命運的慾望又死灰復燃，市場多少會有點振作。當然，延命而已，有中共的一日，永遠只有一個覆滅的前程。 但即使僅僅搞掉習近平，中共也做不到了，做不到，就只剩等死一途。（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對於像葛萊儀這樣的美國重要對台智庫研究學者而言，想要認真了解侯康配的兩岸外交國防政策，實在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不僅侯友宜的論述常常前言不對後語，就連他的副手趙少康的說話也常常首尾不相連，尤其侯友宜與趙少康還常常各說各話、互相矛盾，彼此打架，說不準到底誰說的才是正確版本。 侯友宜日前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專訪時說，台灣的未來由台灣2300萬人決定，兩岸之間的歧異必須用和平方式解決，中共從沒有放棄武力，因此他不會存在不切實際幻想。他更投書投書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指稱：「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強台灣的國防軍備，嚇阻北京動武。」一番話說得鏗鏘，但如果把名字遮起來，你還會以為說這話的人應該是蔡英文或賴清德。 也幾乎在同一時間，侯友宜競辦批評民進黨不告訴全民將面臨戰爭的事實，並質疑民進黨為何編列創新高的6068億國防預算？為何把兵役延長到1年？美國為什麼要軍援1000億美元給烏克蘭、以色列、台灣，且其中已有2國處於戰爭之中？侯友宜說，民進黨不負責任地挑釁大陸，支持台獨，就是在引戰。 為什麼侯友宜加強軍備就是「嚇阻動武」，別人加強軍備就是「挑釁引戰」？還有，賴清德過去4年來什麼說過要「支持台獨」？侯友宜曉不曉得在共產黨眼中你選總統就是「搞台獨」？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欣瑩只是去參加一場聯合國周邊組織的活動，就因為她副總統候選人的身份，造成整團台灣人被打壓。 至於趙少康，他在美國人最關心的台灣兵役問題上，短短兩年就改了三次立場。先是在2021年8月公開質疑台灣役男只需服4個月兵役，這樣的兵能戰嗎？能撐多久？等到隔年底要爭取國民黨總統初選提名時又宣稱4個月兵役也可以非常精實，「如果我當總統，役期回歸4個月絕不延長」。但前幾天他又說，恢復4個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兩岸要恢復和平狀態。 不僅侯趙自己說話顛三倒四，他們倆人還上演「左右互搏」。先是趙少康宣稱當選後將要求中國大陸讓台灣派軍事觀察員去觀摩，侯友宜卻宣說兩岸應該從「低位穩定」的教育文化與經濟交流開始對話。姑且不論台灣哪來的權力要求單方面派駐軍事觀察員，此事涉及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其背後更必須有一系列的政治談判與協議支撐，茲事體大，怎麼會由一個副總統候選人率爾發言？偏偏侯友宜又非常信任趙少康，出入重要論述場合都要帶著「趙子龍」當護法。弱勢總統碰上一個好發議論的副總統，這個組合將來到底聽誰的？ 台灣的國際處境特殊，外交國防政策不可免地跟著兩岸政策走。馬英九執政時期接受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中共因此在國際上宣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不僅兩岸「外交休兵」，台灣的國際參與也幾乎全聽任中共安排；連國防也聊備一格，漢光演習甚至不打實彈只放槍炮配樂。就算馬英九路線看似可行，也是因為當時美中兩強權水乳交融；如今美國全面圍堵中國，國民黨現在要拿什麼繼續複製當年的馬英九路線？ 侯友宜的問題是他以藍營本土派的角色取得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身份，但卻沒有相對應的論述。直至先前民調大跌，他立刻全面接收了既有的深藍論述，但過程中未經揀選消化，而更像是囫圇吞棗。許多未解的議題包括：侯友宜到底願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如果接受，是將中華民國與國家主權置於何地？如果不接受，又為什麼大談簽訂兩岸服貿協議，將開放「大量」陸生來台就學就業？而共產黨此刻亟欲開啟兩岸政治談判，侯友宜身為一個弱勢領導人，又如何能夠維持「低位穩定」的協商？ 總統的核心職權是兩岸外交國防，選什麼樣的總統，就是決定台灣未來有什麼樣的兩岸外交與國防路線；想當總統的人不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既然共產黨以接受「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作為開啟兩岸官方交流的條件，那就請台灣的總統候選人先說淸楚：你們接受共產黨設下的前提嗎？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當時還只是副省部級但照樣當選中央委員的有十幾位，而當時雖然暫時還是副部級待遇但事實上早已經被內定為央行行長接班人的潘功勝之所以名落205名當選者之外，除了順利當選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瘋傳是央行行長接班人的第一順位故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中共二十大黨代表們的判斷。另一部分黨代表的「賴政」導致姓氏筆畫越多，丟票越多的現象也是潘功勝被從預選名單上差額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黨代表不認真行使黨代表「神聖的民主權利」，在預選過程拿起按姓氏筆劃排名的候選人建議名單就從頭開始畫勾，畫滿主席團宣布的205個應當選者為止，後面因為姓氏筆畫過多的17個就活該了。 在二十大中委預選過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筆畫太多而影響得票率的據說還有譚成旭、戴厚良兩位。 先說1963年9月出生的譚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級崗位，時任遼寧省計劃單列市任大連市的市長平級調任鞍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 筆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是為何相中了這個譚成旭作為重點培養的正省部級崗位接班對象，特別將他列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員預選過程中被淘汰後，參加候補中委的預選再被淘汰。於是，中組部似乎是已經放棄了對他的提拔計劃。考慮到他在副部級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幹到63歲，於是乾脆提前為他安排了二線職務，在今年三月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屆外事委員會的委員。 和譚成旭、潘功勝一樣都是出生於1963年的戴厚良，是從中國石化系統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開始出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同時還兼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總裁。2017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後即在十九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兼任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副部級身份和譚成旭一樣被安排成大會主席團成員。但這種刻意的安排顯然沒有起到作用，落選中央委員之後，這個戴厚良也和譚成旭一樣，也沒有當上中央候補委員。 同樣，也是因為二十大之後對戴厚良放棄提拔後，中組部便給他安排了一個安慰性的職務，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 。 筆者過去的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自從中共政權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施行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之後，差不多每屆都會出現黨內高層所不樂見的「民主事故」，就是說本來就被安排進「建議名單」中陪選的人往往沒有被差額掉，而高層非常希望當選的反而落選。 同時筆者過去也有相關分析文章指出，事實上中共當局實行了所謂黨內差額選舉之後，「陪選」的概念便應運而生。「陪選」是伴隨著中共政權的「差額選舉」出現的一種上行下效的特有現象。中國大陸的一家官網曾刊登《「陪選」現象凸顯法律漏洞》批判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曉的文章《當前黨內選舉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更是直言「現行的黨內差額選舉還只處在『預選』階段，近幾年來所謂的差額選舉幾乎都是預選差額而非正式選舉差額。」 該文批判說：「現實中差額選舉執行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僅成為一種形式。比如，在預選差額選舉時，往往不實行『集中投票』，而是實行『分代表團投票』，這使差額選舉打了折扣。在差額候選人的安排上還有搞『陪選』的情況，更使差額實際上變成了『等額』。」 卻原來，自實行黨內差額選舉之後，每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期間，人事籌備小組都會費盡心機地安排一批「陪選人」，這些「陪選人」大都是從副省部級的大型國企負責人中產生。 這類陪選人誰的名字能夠進入大會主席團，我們沒有找出規律。不過，進了大會主席團名單的年富力強者，即使當時還是副省部級，一般也都會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預選名單，當選不當選，就看他們的運氣了。 舉一個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現任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慶偉，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時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總經理和黨委書記職務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順利當選中央委員。 而去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當局如法炮製，把現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袁潔也安排成了大會主席團成員。但事與願違，袁潔未能在中委預選中過關。不過，進行中央候補委員預選後，得票數居中的袁潔，順利當選。 令人唏噓的是，21年前的張慶偉以41歲的年齡即成為中國航天集團歷任老總中的第一個中央委員。十六大召開20年後的的航天科技集團老總袁潔也不過比張慶偉年輕4歲，卻還未能在二十大上如願當選中委。 未來中共二十一大召開時，出生於1965年的袁潔已經62歲了。年齡優勢已經不再。 比袁潔慘的是一個叫曹建國的，此人生於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身份順利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潔一起進入二十大主席團，然後就是一起落選中委。筆者聽到的消息是，這位曹建國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預選中被淘汰後，自己主動向大會主席團提出不參加中央候補委員選舉。 於是，中組部於今年三月把曹建國安排成了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教科衛體委員會委員，。 另外一個叫張曉侖的國企老總也是二十屆中委落選者之一。。此人出生於1964年8月，去年以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的身份被安排進入二十大主席團，但黨代表們不但把他從中央委員預選名單中淘汰，也還讓他在中央候補委員預選過程中名落孫山。 於是，中組部趕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外事委員會委員。 很明顯，中組部已經不再把這個張曉侖視為正省部級提拔對象了。 如上例舉的在二十大上落選中委後或當選了候補中委，或者連候補中委都沒有當上的副部級央企老總們，落選中委的主要原因應該是許多黨代表都認為他們不過是些「陪選」人。這一來，事先已經被內部確定要在二十大召開之後即提升為正省部級的時任央企老總，自然也會被認為是「陪選」而慘遭淘汰出中委預選名單。其中較為典型的是時任中國第一汽車工業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國兵器裝備公司總經理，2017年轉任一汽老總。 二十大召開之前，這個徐留平已經被內定要趕在在今年的全國總工會換屆前出任全總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所以被安排進入中委預選名單。但是，當時還擔任著全總黨組書記的陳剛也是在中委預選人名單上。於是，原本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陳剛順利當選，徐留平則是名落候補中委。 不過，二十大召開之後，徐留平還是被按計劃安排接替了陳剛的全總黨組書記職務，比徐留平年輕一歲的陳剛則被外放為青海省委書記。 眾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團」組織中，總工會和婦聯的實際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國級，黨組第一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則都是正部長級，中央委員是標配。而徐留成則是該機構有始以來的歷屆黨組書記和書記處第一書記中的首位落選中委。 其實，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的職務早已經是正部長級實職，而且也都是大會主席團成員者，也有不幸落選中委的，而又以我們過去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江金權和唐一軍為典型。 對於這類在正省部級職務上落選中委者，中共當局一般不會再安排他們參選候補中委，而是趕在次年給他們安排人大或政協的相當於正省部級的二線職務。比如江金權今年三月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樣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繼續擔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質疑為什麼不到齡退休。至於唐一軍則是被外放到江西省當政協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軍接替江西省政協主席職務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選中委，繼而又成為得票數最少的候補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在中委預選過程中還是落選的，特別要提一下曾經被認為是潘功勝競爭對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時代是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讀，這在中共官場上很是比較少見的。另外他也是全國首批經國家統一考試取得從業資格的註冊會計師，並擔任中國會計學會理事及金融會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此人從2016年9月就開始以中國工商銀行行長身份晉陞副部長級，2020年12月改任中國農業銀行黨委書記，次年又出任該行董事長。 去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團的谷澍和易會滿都被安排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易會滿當時因為已經是正部長級，所以順利當選中央委員，而谷澍則是在中委落選後當選了中央候補委員。 據傳當時的谷澍是因為被高層當成國家金融監督總局的一把手候選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團成員，但最終只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後，高層又改了主意，把正常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時任四川省常務副省長李雲澤安排接掌了國家金融監督總局。 出生於1970年的李雲澤當然比谷澍更具年齡優勢。還有一種說法是網上曾經出現的「谷夫人曬丈夫」嚴重影響了谷澍的政治聲譽。 在二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的中央金融代表團成員，除了谷澍，還有時任中信董事長兼黨委書記朱鶴新，交通銀行行長劉珺、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金良、中國人壽保險集團總裁蔡希良、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廖林。其中的劉珺出生於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級金融單位里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 另外，中共副部級金融系統里事實上還有一個叫繆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團和招商銀行董事長身份落選中委後當選候補中委。此人的名字當時沒有出現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團里，而是出現在香港工委代表團名單里，是因為招商銀行總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說起來，這個繆建民6年前即已經以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與潘功勝、易綱、易會滿一同當選中央候補委員。 繆建民出生於1965年，比潘功勝年輕兩歲。是因為相對年輕的原因，所以在與潘功勝一同落選中委後，繆建民還是能夠連任中央候補委員。 在如上這批二十大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央級金融老總們的對比下，「三非「人員潘功勝居然升了央行行長，自然顯得尷尬無比。 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本專欄過去文章中已經分析和介紹過的潘功勝的落選，還是本文介紹的在中委預選過程中也被淘汰的譚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為本人姓氏筆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筆畫多少排序的總數為222名的差額預選候選人名單的倒數幾位之一而影響了得票率，但是，這個影響相對有限，因為「懶政」的黨代表畢竟為數有限。那麼，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二十大中委候選名單中的十幾個時任副省部級官員都能順利當選，而當時已經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時還是一個最重要的國家局之一的外管局黨政一把手的潘功勝反而落選的原因，除了當時的「殷勇效應」和姓氏筆畫太多影響了部分「懶政」代表沒等看到他的名字時即已經「選」夠數了，筆者聽到過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部分黨代表不但不「懶政」，而且還對潘功勝的簡歷內容過分吹毛求疵。卻原來，潘功勝加入中共的時間很晚，1999年4月才入黨。原因是在讀大專和碩士、博士期間都沒有「積極要求進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眾」。而博士畢業成中國工商銀行副處長時，30歲的他政治面貌終於不再是「群眾」了，但卻不是入黨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無論他當時加入民盟的動機是從政協走「政治捷徑」，還是因為出國進修之前主觀上不想入黨，注意到他這一點的黨代表們肯定會心生不滿。事實上，當年的潘功勝確實是在到英國當了一年訪問學者之後，才於1999年4月申請加入了中共，時年36歲。入黨當年即由副處級升至正處級。 對比一下中共歷屆黨代會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簡歷，像潘功勝這樣36歲才加入中共的，應該是沒有第二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賴清德兩歲時父親賴朝金就因為礦災去世，所以他從小的記憶里並沒有父親這個角色。而談到他母親，賴清德總是會說到他國三時得盲腸炎的經驗；由於當時賴清德家窮又需緊急開刀，因此學校老師幫忙募款。當賴清德興沖沖地把裝滿錢的信封袋拿回家，以為可解家裡的燃眉之急時，沒想到母親當場要他把錢退回給老師跟同學。母親對賴清德說：「德仔，你們就要畢業了，以後四散各地，沒辦法還錢，這人情你要怎麼還？」 賴清德的母親個性剛毅，嫁給他當礦工的父親，但父親卻早逝；母親為了養活包含他在內的6個兄弟姊妹到處打零工，就是不願輕易開口向別人求助。回想起那段含辛茹苦養活孩子的日子，媽媽只對賴清德說：「天無絕人之路」。賴清德表示，他母親跟那個年代的婦女一樣，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教育家，就是認真打拚、養孩子，「母親的堅強影響我一輩子」。 賴清德的確對母親的羈絆很深，20年前筆者跑民進黨立院黨團新聞，幾個黨團記者們常到賴清德辦公室找他聊天，只要立法院沒有開會或動員，賴清德每到傍晚總會說：「我要先回去萬里。」其實是他回台南之前要趕到老家探望媽媽。賴清德北上當行政院長後，母親已過世多年，但他還是不時抽空回到萬里老家。幾十年的鄰居說，萬里老家門一打開，就掛著他媽媽的照片，賴清德總是自己坐在家裡，或踅轉到家旁邊的大樹到處走看。對賴清德而言，這是他懷念母親的一種儀式。 母親一直是賴清德心中的軟肋，所以曾經專訪過賴清德的媒體都知道，每次談到母親對他的影響，總會看到賴清德不一樣的一面。他時而動容，時而語塞哽咽，時而流淚。最近一次是幾天前賴清德回到萬里為賴品妤站台，看著台下的老鄰居與鄉親，他再次眼睛泛淚，久久不能自己。所不同的是，賴清德這次碰到選舉，夾雜著對手含沙射影的「賴清德老家違建爭議」，他的眼淚，果然成為對手攻擊的素材。 賴清德的萬里老家是不是違建？該不該拆？是一翻兩瞪眼的事，民進黨只把新北市工務局在12月1日回函給國民黨議員的公文拿出來說明即可，根本不需多費唇舌。但對於賴清德的政敵而言，夾雜著似是而非的違建爭議，賴清德的眼淚正是他「示弱」與「逃避」的表現，當然得趁虛而入。像是侯友宜就冷冷地說，新北市政府依法辦事，賴清德只要把事實講清楚，不用哽咽。柯文哲更是趁機大肆嘲諷宣稱，賴清德為了萬里老家的違建流淚，「我們乾脆去他的違建前面，辦個直播好了，讓他哭得更大聲。」 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他們只知道賴清德是醫生，所以家境一定不錯；認為賴當過台南市長、行政院長、副總統，仕途一路順遂；除了4年前的民進黨初選敗給蔡英文，賴清德從政30年的選舉百戰百勝，未曾嘗過敗績。賴清德正是許多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所以更無法共感於賴清德此刻的眼淚。從選舉的角度，當眼淚無法被同理，就是一種多餘的情緒；不但無用，在政治上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過去30年來，台灣人看過許多「總統的眼淚」。經驗告訴台灣人，眼淚多的總統，與他最後的施政滿意度往往成為反比；領袖的眼淚只能為百姓流，而不是為自己流。此刻的賴清德只差一步就來到他的從政之巔了，往後，他更必須收攝自己的心神，把眼淚留給自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關於美國深層政府的說法，最早、也最集中在上次美國大選支持川普的輿論指責民主黨和左派對川普的打壓。自以哈戰爭爆發後，美國對以色列無條件和一面倒的支持，也讓一些人認為美國存在一個深層政府，就是在美國的猶太勢力。 美國的猶太裔移民比在美華人多一點點，在美國也屬於少數族裔，然而，就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力而言，根本是其他族裔不可比的。無論是政界、商界、傳媒、學界、非政府組織，猶太人的力量無處不在，有人披露拜登內閣的很多官員都有猶太背景，包括拜登的太太也是猶太裔。平時大家雖然也知道或聽說猶太人的影響力，但感覺不是很明顯，可以哈戰爭開打後，美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表現出的對以色列的支持，讓很多人感嘆，猶太移民對美國的影響力太大了。在美國，反美沒有政治勢力把它當回事，但反猶不可以，它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不但會遭到猶太團體，也會遭到美國社會的同聲譴責。 比如，美國大學出現反猶和聲援巴勒斯坦的現象，就受到猶太社區的商界領袖、高校捐贈者對校方的批評和施壓，要求校方開除參與反猶的學生。最近，哈佛、麻省和賓大三所頂級高校的校長出席國會「高校反猶」聽證會，由於對三位校長在在聽證會上的證詞和表現感到不滿，有超70名兩黨議員發出聯名信，要求這三所名校立即罷免校長，而這三位校長不過是重申了保護校園言論自由的承諾，表示那些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言論只有在導致學生遭到霸凌的情況下，才會違反校規。目前，賓大校長和董事會主席在壓力下已選擇辭職。 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在上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以哈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更得以鮮明體現出來。15個安理會國家，只有美國投了反對票，它的兩個鐵杆盟友、向來緊跟它的英國和日本，前者棄權，後者贊成，再加上法國和瑞士也投了贊成票，美國的這四個西方盟友這次都沒有站在它一邊。美國一些學者對拜登政府對以色列不分皂白的力挺看不下去，認為傷及美國利益。如在國際戰略研究界頗有名望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海默斯就很不滿，認為對美國利益會帶來很大損害。美國將自己和以色列完全捆綁在一起，單從美國的利益來看確實不好解釋，只能說在涉及以色列的問題上，猶太勢力對美國的影響力達到了可以左右美國政策乃至輿論的地步。 我對猶太裔在美國的這種影響力不做好或壞的道德評價，對它為何有這種影響力也不作探討，僅僅指出這個事實。但如此也就明白一些人為什麼要把猶太勢力稱作美國的深層政府。這並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只是人們的一種直觀感知或認識。深層政府不是影子政府，它沒有掌握行政權力，但它掌握了其他的關鍵資源，可以影響乃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因此，有影響力不等於是深層政府，必須能夠運用這種影響力，改變政府的政策和決策。就這個意義而言，深層政府是在一個國家中那些對政策有完全影響力的利益集團。每個國家都有利益集團，但不是每個利益集團對政府的政策和決策都產生影響力，必須能夠影響或改變國家的重要政策，而非影響或改變一般的行業或產業政策，才稱得上深層政府。 一些支持川普的海外華人和中國內地線民也把中國或中共看作拜登政府和民主黨的深層政府，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的密切交流和經貿聯繫，尤其是華爾街和中國的深度勾連，讓中國的力量在美國特別是拜登政府內無處不在，他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拜登的兒子和中國有利益輸送，拿了中國方面幾百萬美元，因此為中國說話，做中國的代理人，連帶所及，拜登也是為中國利益服務的。中美經貿和人文交流在一個時期確實密不可分，華爾街的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了中國企業的審計業務，高盛、摩根等投行壟斷了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保薦業務，在給中國最惠貿易國地位以及加入WTO等事情上，華爾街在幕後幫中國做了很多遊說工作。但是，要說中國是民主黨和拜登政府的深層政府，就言過其實了。因為要說中國對美國的影響，兩黨都有，在商業利益上，並不分黨派。另外，美國在和中國的經貿和人文交流中，也獲益巨大。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國過去對美國的影響，只是局限在經貿領域，雖然經貿領域的影響力也會輻射到其他領域，如外交和安全，但畢竟是間接的，而且力度很弱。中國不可能對美國的重要政策有很大影響。再說，這都是過去式，現在中美兩國成了對手，還認為中國對美國有影響，就完全從立場出發，不看現實了。 前面說到了華爾街，也有人把它稱為民主黨或拜登政府的深層政府。某種程度上，這倒符合事實，不過，嚴格來說，華爾街是美國兩黨的深層政府，這和美國是典型的商業資本主義這個特性有關。商業和金融在美國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美元才是美國真正的統治者。美國的利益集團和遊說團體在世界上是最發達的，無論是當選議員還是競選州長和總統，背後都需要錢，誰的募款多，誰競選成功的概率就大。為什麼美國是兩黨制？因為第三黨或獨立參選人根本募集不到足以贏得選舉的資金，除非他是億萬富豪。政商之間的金錢運作在美國是合法的，政治人物背後都有金主，兩黨在華爾街都有合伙人，誰得到華爾街支持，誰就有機會進白宮。事實上，華爾街影響的不只有政治人物，也影響高校、學術圈和傳媒，就此而言，華爾街可看作是美國的深層政府，美國的政策反映了華爾街的利益。在美國，和華爾街有一比的是軍工集團，這也是美國一個非常強大的利益集團，影響和左右美國的政策和決策。 從學理上說，產生深層政府並不奇怪，只要利益高度集中，就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深層政府。但能夠要美國為某個國家不得不完全背書而且還拿它沒辦法的，目前只有猶太勢力和以色列才做得到。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