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儿童节汇聚多元文化 新州州长到场致辞
2026 年 9 月 15 日
赖清德万里老家的“争议”发生后，有民进党人士提出解套方案，其中包括建议赖清德拉高“道德标准”，把自己的老家捐出来作为矿工博物馆，以彻底地切割这项争议，从这议题里“脱困”。 这个建议是希望选举议题不要被干扰，尽快回到正轨，出发点良善。不过，良善的出发点背后其实是预设赖清德老家的争议已经说不清楚，会衍生成为选战风险，所以应该尽快切割。某个程度上，这样的风险意识部分是来自于绿营去年选举不愉快的的论文门争议，部分则来自于绿营面对这场选举时难以掌握议题的焦虑。只是，未战先撤兵，凸显的是绿营支持者的信心危机。 赖清德老家位于新北万里六坑煤矿旁，其实是矿工工寮，也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房子在民国60年左右拿到门牌号码，但北部区域计画施行对建筑管制日期却是在民国70年2月，房屋存在于法律规范之前，这房子其实不涉及现在定义的“违建”。问题在于，当地的矿权在民国77年被废止之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因为行政怠惰并未重新编定地目，导致矿工用地住宅地目不明，矿工及其后代居住权受损，却被视之为“既存违建”，这对全国现在还居住在矿工用地的几千甚至上万住户其实并不公允。 关于这一点，新北市府的说明早已相当清楚。新北市府最早声称查不到建筑执照及使用执照，认定老屋应该是“违建”。未久，又透过工务局现场勘查并比对空照图，认为应属98年6月25日前的“既存违建”，“要依序排拆，不会裁罚。”接著，在今年9月6日又提出正式声明指出，由于建物所在地区是民国70年2月15日才发布实施北部区域计画，才开始实施建筑管理，如果建物所有人能提出相关佐证资料，证明建物是在70年2月前已经存在的事实，就可以依“新北市政府核发合法房屋证明处理要点”提出申请，认定为合法房屋。 所谓的“违建”是指没有经过主管机关发照却擅自建造的建物，赖清德的老家自始都是合法的职工宿舍，是合法的老旧房屋（只是政府未配合变更地目）。如果这是柯文哲黄国昌所说的必须全栋拆除的违建，那赖清德老家万里中幅里九成同样状况的房子该不该拆？全国数千栋同样状况的矿工宿舍该不该拆？更不用说，那栋房子是全家人的共同记忆，同为人子，赖清德如何能剥夺其他5个兄弟姊妹的权力？ 身为新北市长的侯友宜自始都清楚问题根源，所以他本人始终不愿对此议题多表示意见，除了担心遭回击地方政府行政怠惰外，也怕自己拿赖清德这根本不值钱的偏僻小屋做文章，一把火会烧到他当寓公的阳明山学生宿舍。至于柯文哲因为先前新竹违建被拆心有不甘，但昨天他接著被爆出疑似炒作持有农牧用地，还租给游览车公司违规使用，他又有什么脸面嘲讽赖清德合法存在的老家是“违建”？ 从选战的角度，赖清德的老家争议不但可与侯友宜年收数千万的阳明山学生宿舍相比较，也可以与柯文哲疑似炒地风波相对比，刚好凸显3名总统候选人家世背景与财富能力的巨大不同。不仅如此，从这栋万里老房子开始，它到底与汐止廖家侵占国有地盖停车场收租、南投马家的700坪欧式庄园、彰化谢家600坪的欧式城堡、台中颜家的千坪庄园招待所、云林张家的青埔宫，以及中和张家的空中高尔夫球场有哪些不同？这其中，谁在违规使用？又是谁在占国家便宜？台湾社会总该有基本的公平正义。 选战危机管理不是只有认错、道歉与切割；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直，不但不怕争议上身，还可以借力使力、隔山打牛。从去年败选到现在，民进党气氛低迷闷太久，闷到自己不相信自己，闷到自己失去了议题设定的能力，这毋宁才是属于民进党的选战危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悄然变化的龙椅座次：从“马恩列斯毛”到“马恩列毛习” 网上流传一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学时的教室设施，已是天壤之别。我上大学时，北大的教室是简陋的桌椅，教授没有电子设备配合，只能用粉笔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板书。如今的教室，声光电一应俱全，富丽堂皇，教授背后的墙壁上，是三个巨大投影仪，放出课程内容的图片——五个人物的彩色图像，比历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画像还要显赫，这五个人赫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比起传统上的“五人帮”来，新的“五人帮”中少了斯大林，多了习近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产党国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说《冰与火之歌》中的“铁王座”。虽然恩格斯只是马克思的附庸，但马、恩二人如影随形，无法分开。这两个大胡子所创立的学说，给此后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英国苏俄问题专家理察·皮尔斯（Richard Pipes）在《共产主义简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睥睨所有异议的僵硬学说，马克思对于不同意见的人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他说：“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驳倒敌人，而且要毁灭他们。”英国历史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远离事实，其《资本论》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之中，有时甚至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斯大林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马克思身上充满独裁者的味道，一位贴身观察过其言行的人说：“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 列宁作为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创建者，其地位紧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马、恩二人只是纸上谈兵，其创建的“第一国际”无疾而终；列宁却是真枪实弹地干革命，创建了一个超越霍布斯想象的利维坦。尽管苏联已解体，俄罗斯共产党几乎不太可能成为执政党，但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中共政权，还是将列宁摆放在共产党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却被撤下，正如其尸体被移出莫斯科红场。 在接下来中共领袖的序列中，没有邓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位置，习近平对他们不屑一顾。在毛之后，直接就是与毛一样“英明神武”的习近平，中间四十年的历史不翼而飞。过去，已经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称为“经典”；如今，活着的习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经典”，这种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级官员争先恐后为太监头子魏忠贤建造“生祠”如出一辙。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在其专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尽管他在本书的结尾留下悲观的评论，预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个人崇拜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政治事件却进行得比预测得要快得多。习近平掌权后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划、推动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形象和声望极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随着习近平在公共安全、经济改革和反腐斗争领域中越发突出的地位而出现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国政治光谱大大移向左倾的可能。” 坏书读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课在中国的各级学校都是必修课。中共官媒所强调的学习，含有“学习习近平”这种一语双关。在鲜红的“学习强国”网站上，全都是对习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称颂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习近平也要求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的重要书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提到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时的生活细节：“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十八本读书笔记！“后来，习近平发表了若干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论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发表“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撰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也多次引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习近平还说：“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 且不说习近平是否真读过或读懂了马列主义原典，是否亲笔写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无物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历史和科学所“证伪”，并无多少研读的价值。德国学者乌韦·维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胡子的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如今已被视为过时，在经济学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预言，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变得极度贫困，并没有发生，相反，工人阶级大都成了中产阶级。他的论点，唯有劳工阶级可以是革命主体，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说，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核心对立，也破产了。他的信念，历史的发展有明确的目标，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对历史事实的深入检验。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预测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灭。 马克思的种种学说，不仅错得离谱，而且给人类带来滔天巨祸。据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网站所披露的数字，全球范围内死于共产党暴政的人数为四千万至一亿六千万之间，取其中间数的一亿的这个数字被广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该组织又宣布，他们将把二零一九年以来的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产主义死亡人数中，并将疫情爆发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归咎于中国政府。如果将一亿多的死亡人数平均到马克思厚度为一千多页的《资本论》中，每一页分摊十万人左右。若每一页为一千字左右，那么这本书的每个字就杀害了一百人！可以说，《资本论》是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然而，这本杀人之书，在中国大学课堂上仍被当做经典讲授，荼毒无数年轻的心灵。 读书是好事，但读什么书更重要。读怪力乱神的传单，成为义和团拳民；读毛主席语录，成为红卫兵；读习近平著作，成为如同僵尸般的“战狼”、“小粉红”和“白卫兵”。马克思的书让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书让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一书，将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海耶克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要命的自负，在二十世纪居然有机会使苏联、中国等国成为巨大的试验场，人们以为走向天堂，却陷入人间炼狱。海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说：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不公，转向同情、认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然而，统制经济与民主不兼容，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台湾历史学者李筱峰说：“我常对学生说，如果台湾人和中国人都好好读过这两本书——《自由宪章》和《到奴役之路》，那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别想混了！”但愿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是海耶克，那时的中国必定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2023年7月1日的周末，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举办了今年以来第二场大型造势活动，地点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皮肯斯镇（Pickens），当天吸引了非常多川普支持者前往，皮肯斯镇住有3400位居民，但根据皮肯斯警察局长的估计，参加集会的人数恐怕超过了5万人，比小镇总人口数10倍还多。透过相关新闻照片，确实显示了不只位于小镇中心的集会场满是人潮，连周围街道也都有为数不少驻足听取川普演说的民众。就气氛来说，这当然是一场成功的造势，对比党内其他竞争者，川普这般规模的室外演讲，确实无人能出其右。 川普上一场的“大造势”，则是3月底办在德州的韦科市（Waco），那次是韦科市消防局出面估计现场有1万2000到1万5000人参加，声势也很惊人。但不论是韦科市的1万5000人还是皮肯斯镇的5万人，都不属于正式官方统计，主要是以“目测感受”，觉得人应该有这么多。 当然，类似竞选造势活动，的确不容易精确计算真实到场人数，因此多半是靠经验法则，或是以现场空间做出估算，只是这种估算方式，经常和实际状况差距颇大。不过，真的要以“目视”推测人数，其实未必没有更符合科学的方法。 2018年，美国社群网站LIMELINK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视觉化人群规模》（Visualizing Crowd Sizes），内容正是协助读者如何以“目视”方式，做出人数上更趋近事实的计算。 文章举例如下：在一间放满50张椅子的教室里，如果坐满了，现场当然就是50人，亦即“你看到50个人聚在一起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另外，根据一张每列约莫站10个人，总计10行的照片，藉简单数学计算10ｘ10，就会知道画面内应有100人左右；再者，文章中还找到了一间有150个座位的教室，每个人都开著笔记电脑，然后告诉你，“这就是线上150人同时收听你podcast”人群规模示意画面；接著，要想像现场人数达500人的画面，可参考一间传统戏院坐满人是什么样子；到3000人时，就必须至少是一间拥有三层座位的表演厅；冲破1万人时，视觉化人群规模就要对照正规网球比赛的现场观众；若说来了2万人，就最少要有伦敦Q2体运馆（The O2 Arena）满座的盛况；3万人的现场，这篇文章是以密西根大学沃尔多室外体育场（Waldo Stadium）现场观众为参照；要喊5万人，必须坐满夏威夷大学勇士队（美式足球）的主场──阿啰哈体育场（Aloha Stadium）；要知道7万5000人有多少，就去看巴黎圣母院体育场；要知道10万人有多少，就去看密西根体育场（Michigan stadum）；假若想知道18万人的规模也没问题，德州赛车场（Texas Motor Speedway）包含上层包厢，就可创造出这样的数字。 《视觉化人群规模》文章所举的场地皆有固定位置（运动比赛的座位通常很紧密）作为计算标准，如此对照方式，应该可以有效辅助一般人对人群规模的客观视觉判断。 2012年，总部位在纽约的慈善机构“慈善里程”（Charity Miles）也曾利用类似方法，让捐助者“想像一下”自己帮助了多少人。当年“慈善里程”推出了《喂食美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目标是帮助10万人受惠，在目标如期过半，已帮助5万人时，“慈善里程”便先在社群网路上发布了一张贴文感谢所有参与者，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这就是五万人的样子。”并附上一张美式足球场坐满观众的图片（和夏威夷大学勇士队主场相似）。此即“视觉化人群规模”的运用之一。 那么，若以“视觉化人群规模”去衡估川普南卡州皮肯斯镇和德州韦科市的造势，无论前者5万人的推测还是后者1万5000人的估计，都是明显高估了。 16日，柯文哲前往台南举办首场大型竞选活动，因为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蔡宛秦声称现场涌入了5万人，这对一直被指缺乏“组织陆战”的民众党来说，自然是一大鼓舞，且很快就在社群网路上形成讨论。只是后续不断遭到质疑人数灌水，各种检视法都有，最后柯竞办发言人李有宜坦承，该场人数应该是5千到1万上下。而也确实，那场造势和“视觉化人群规模”中，“这就是五万人的样子”很不一样。 （全文转自上报）
11月30日我在本网站发表本文的上篇之后，12月5日《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国的巨额隐性债务问题已到紧要关头》。中国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已经引起了华尔街的高度重视；而且，华尔街进一步把视角扩展到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巨大风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最近下调了对中国的信用评级。由此可见，如何观察中国经济的前景，再单纯看被官方操作的GDP增长率，已经变成十分幼稚的眼光了；而穿透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本质，才是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聚焦金融部门 金融系统包括商业银行、专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的商业银行分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国内银行的主力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其中排名在前的是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还有一批城市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在中国开设过业务的外资银行曾达到47家，主要是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斯丹利和摩根·大通银行，香港的渣打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和三菱东京联合银行等，台湾有12家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花旗银行曾经多年来在中国开展高端客户服务（理财账户开户需50万元人民币起跳），去年底花旗已关闭中国的个人银行业务。今年12月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消息指出，华尔街金融机构已大幅减少对华投资。 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信托、证券、保险、融资租赁等机构以及财务公司等。其中也有一些外资机构，比如著名的美国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其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前十名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总和的六倍。这家曾活跃在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上的机构最近决定，把已经收缩得很小的上海办事处关闭，退出中国。过去十年，面向中国市场的外企私募股权基金平均每年募资近一千亿美元，而今年这些基金仅募资43.5亿美元，业务大幅度萎缩。 金融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心脏”，它不断为各行各业“输送血液”；然而，六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研究报告提出，要警惕中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其背景是，中国的金融部门正在“脱实向虚”，走在不健康的扩张道路上，导致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金融业不发达时代的1.9%，快速上升到了现在的8.3%，这意味着金融风险的来临。 二、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迅速升高 中国的银行是和政权的存亡绑在一起的，中共会不择手段地不让银行破产。实际上，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中共最后的经济“救命药”，财政的债务主要靠银行认购地方政府的债券，国有企业的坏账靠银行消化；而银行唯一靠的就是政府信用，中国的民众倾向于相信政府不会让国有银行垮掉。正因为如此，为了维持银行业的声誉，银行奉命不得公布真实的坏账数目，也不会如实减记银行的资产。所以，中国的金融部门之债务是个黑箱，没办法准确算出来；也就是说，各家银行，主要指大型银行，它们的债务到底是多少，无法按账面数据来判断。 今年11月23日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对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和2022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的意见和建议》。这份官方文件指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明显超过了欧盟的3.9%，也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4.9%；中国金融业规模巨大，但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重要指标存在问题，资本金补充渠道不通，上市国有金融企业的股价普遍跌破每股净资产价值。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现在要建立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全国人大是中国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在中共的政治体制中，它实际上是中央领导者手中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既没有真正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监督政府的资格；它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中共领导者交代下来的文件走一个“议政”的过场，然后盖上一个“奉旨照准”的“图章”。因此，全国人大的公开文件中，对政府行政之弊，从来都是用温柔的语词“挠痒痒”。当这样的文件开始质疑金融风险的时候，自然就意味着金融风险已经在“叩门”了。 虽然国际金融界无法了解中国金融部门债务黑箱的状况，但还是凭种种讯号看出了一些端倪。最近，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嗅到了中国金融风险的味道，于是将中国的主权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同时将八家中国的重要银行之信贷评级由“稳定”降至“负面”，这八家银行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进出口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这种负面评价标志着，中国的金融部门潜在的风险正在显性化。 三、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 自由经济国家的读者不容易了解中国的金融制度，他们往往用自由经济之下私营银行的管理运作体制去看待中国的银行。其实，中国的金融体制与自由经济国家实在是天差地别的。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曾经改变了共产党传统的计划经济，那么，共产党传统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其实质则没有多少改变。 在共产党制度下，政府是把银行当“ATM（Automated teller machine）”来用的，财政没钱了，国有企业亏损了，一律都是靠银行用贷款来喂养的。中国改革之前，国民经济当中的资金，八成由国有企业和财政来掌控；民众非常贫困，1978年人均新增储蓄存款只有5元钱，因此，银行能运用的居民储蓄非常少。在这种状况下，银行实际上主要靠国有企业的存款和财政存款来维持经营，它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银行实际上不过是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出纳”。 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后，财政能控制的资金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而随着民众收入的增加和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需要，银行的资金来源逐渐转变成主要依靠民众的存款，银行也替代财政而成为经济成长的推手。但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半期，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江山，而国有企业依赖国有银行贷款来维持运转的局面并未改变。 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影响国有银行在各地的分行、支行，银行不能拒绝国有企业无穷尽的贷款需要，国营企业则把银行贷款看成是“政府拨款”。因此，虽然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变成了居民的私人存款，可是银行贷款仍然是面向国有企业的“大锅饭”机制。这就为中国的银行体制埋下了一个致命的“地雷”，一旦银行被国有企业掏空了，银行的巨额坏账就必然动摇金融部门的安全，诱发金融危机。 四、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 当前中国面临的潜在金融危机其实是改革以来的第二次，而第一次发生在1996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城镇就业者中86%是国有部门和具有国有部门特征的集体企业员工。中共为了政治稳定，试图稳定国有经济，为此江泽民提出了“安定团结贷款”这个金融方针，即为了稳定城市的国有企业，要无条件地为国有企业提供它需要的银行贷款。然而，国有部门的效率却持续下降，当金融资源里国有部门占用份额占八成时，这个部门对GDP的贡献只有四成多。这代表着国有部门的生存靠的是“汲取”国民经济资源，同时国有部门负债累累，越来越多的国企开始向银行“打白条”，即不仅不再偿还贷款，连利息也不再支付。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部门的净资产率（equity rate）从76%降到25%，1994年12万个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83%。 在中共的这种经济政策之下，当时金融系统进入了危机状态，四大银行贷款的两成已成坏账，若加上逾期呆滞贷款，贷款总额的七成实际上已沦为无法归还的烂账。1991年四大银行的呆帐约4,300亿元，而同期这些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00多亿，银行系统已严重地资不抵债。1994年中国银行业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全面亏损，银行的资金平衡表上出现了历史上首次的自有资本减少，也就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快要被国有企业吞噬殆尽。 当时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是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10到15倍，而坏帐准备金几乎为零。面对这种危险局面，中共在1997年不得不采取了激进的国企全面私有化方针，目的是为银行系统“止血”。当局掩盖私有化的词语是国企“改制”，至于改成什么所有制，则故意避而不谈。 朱镕基1997下半年开始全面推行国企“改制”（即私有化），把十多万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都作为“包袱”甩掉，迫使几千万“全民所有制”职工低补偿或无补偿下岗，借此让中小企业私有化，同时让大型国企上市、实行部分私有化。 五、国企私有化暂时救了中共 在中国的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当局让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地方政府官员充当“改制”和裁员下岗的操作者，同时也把私有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和愤怒，从政府身上转移到了国企的厂长经理身上。当然，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不会白白当“替罪羊”。国有私有化，企业都卖给谁？事实上，国企厂长经理们的家庭积蓄根本无法满足收购企业所需要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需要，而外资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鼓励国企的厂长经理们使用非法手段，摇身一变而成为各自企业的新老板。近百万国企管理者用企业作担保，从银行借款，“购买”了自己主管企业的国有财产，把企业注册在本人或家族成员名下；然后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动用企业公款，归还他们私人购买企业的贷款。此外，许多国企管理者逼迫员工购买企业的部分股份，职工为保住饭碗，只能拿出家庭储蓄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但普通职工拥有股份后，企业管理层并不许职工股东过问企业经营和资产转让，等于让职工出资帮企业管理层获取企业的所有权。同时，当局纵容红色权贵家庭的妻子儿女，利用关系网帮助大国有企业获准上市，以此无偿获得上市公司的股份，然后通过抬高股价大获其利。 中国1996年有11万家国有工业企业，2008年底只剩不到1万家，其中还包括已实行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仍控股的大型国企。中国的私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国企的私有化，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历时4年。究竟谁成了国企“改制”后的新老板？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做的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大约50%到60%的国企都变成企业管理层私人拥有；约四分之一的企业的买主来自国内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外资所占份额不足2%；由管理层和职工共同私有化的仅占一成。 朱镕基推动私有化的时候，中国正急于加入WTO，以扩大出口。WTO接纳中国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取消计划经济并实行国企私有化。因此，中共当时为了向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供中国私有化进展状况的资料，为中国加入WTO铺路，特别准许境外研究人员对国企私有化做调查，因此，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早已在国际社会公开。但当局在国内对私有化真相掩耳盗铃，不许国内媒体报道私有化的结果，也禁止国内学者研究这个专题。 此后中共迎来了外资涌入的高潮，外企帮助中国的银行把坏账打包处理，度过了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次危机；同时，借助大规模出口和“世界工厂”的形成，中国经历了经济繁荣的二十年。 六、中国银行业的第二次危机 国企私有化确实帮银行从此甩掉了为中小型国企“输血”的任务，但并没改变大型国企“汲取”金融资源的运行特征。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为了通过开发房地产赚钱，发行了大量债券，大部分让银行认购，因此，2010年开始，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入了从银行“吸血”的行列。中国的金融“大锅饭”体制并没被改变，相反却成了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连民营的房地产企业也学会了吃金融“大锅饭”，最终引发了大型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戳破了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国企和民企的巨额贷款坏账，再加上民众无法归还的大量贷款，最后都把压力集中到银行系统，导出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二次金融危机。本文提出的“债毁中国”现象，从根本上讲，就是共产党统治下吃金融“大锅饭”的结果。中共为了控制金融资源，只让银行上市圈钱，却把大一点的银行之主要所有权掌控在自己手里，结果中国的第二次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金融危机一样，仍然构成了政权的危机。 2023年10月底全国金融机构账面上的贷款是235万亿，承购债券是64万亿，合起来是300万亿。目前官方承认的坏账率是1.8%，实际上，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很大一部分还不了，仅仅按地方政府债券的坏账率50%，企业贷款的坏账率为10%来计算，金融部门的坏账就有56万亿。 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114万亿，加上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220万亿，再加上金融系统的最低债务56万亿，合起来就是390万亿，将近400兆。这个数字是中国GDP的3倍多。假如把中国比喻成一家中共控制的大公司，营业额是每年120万亿，负债则高达400万亿，这家公司是不是已经快要破产了？ 七、重新审视中国的债务 我估计的中国债务，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计算结果要高很多。IMF预测的中国负债占GDP的比重似乎不算高，比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数值低一些。但是，IMF的统计有三个错误。第一，IMF低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第二，IMF的计算排除了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巨额债务，而国有企业以其政府背景、向银行大量借的不会归还的贷款，其实也是中共的政府债务；第三，IMF的计算完全没考虑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的巨额坏账。 由于美国和日本都没有中国的这三种状况，所以美国和日本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其实与中国并没有可比性。中国的负债占GDP的比例实际上早已是世界第一，而且是美国的两倍多。 此外，中国的大量国际债务是不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因为人民币不是硬通货。而中国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除了要偿还外债，还要应付数万亿美元外企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汇出盈利和撤回投资的需要。单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债务危机就很难化解了。 那中共能象度过第一次银行业危机那样，再一次把国企私有化，从而化险为夷吗？私有化靠私营企业的实力，美国和日本的私营企业都是世界级大公司，主导着本国经济和国际经济；但中国的私营企业除了房地产公司之外，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完全没办法把国有的巨无霸公司民营化。一句话，此路不通。 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是靠美国帮忙解决的，而这一次银行业危机就没有美国帮忙了。地球上只有一个WTO，中共无法再找到另一个脱身危机的外助。其实，中共的第一次银行业危机，美国是不知道底细的，糊里糊涂地帮了忙；而这第二次“债毁中国”，美国的华尔街已经比较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了，当然不会再上当。《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信号，这篇报道的标题是，《“不碰中国”的投资战略行之有效》。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初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个月后房市的反应是，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持续下降，连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也降价一到两成。最近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植集团宣布“严重资不抵债”，它的投资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恒大、碧桂园暴雷那样冲击买房户的信心，但中植濒临破产，压住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证券、信托类）的活跃度，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似乎被冻住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救不起来？答案是，因为“债毁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相关的内容很多，我将分上下篇来分析。 一、房地产的潜在客户濒临枯竭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房价涨了25倍，为什么房地产公司却亏得一塌糊涂？原因在于，债毁房地产业，恒大负债2.58万亿人民币，碧桂园更多。但民营房地产公司的巨额负债，比起中国居民的买房负债，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由于房地产是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支柱，而房地产业现在的衰微又与居民购房能力不足直接相关，所以，考察中国房地产的潜在购房户状况，才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国14亿人，按家庭户数来看是5亿户家庭，但并非所有这5亿户居民都想在城市里买房。因为，居住在乡村的2亿户农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们基本上不需要、也没能力进城购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约3亿户居民的钱袋，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极限。 进一步来看，9亿城市人口当中，5亿是流动人口，或者是半流动型（即人口调查时确定为人户分离），这5亿人多半没有购房需求。扣除了9亿城市居民中的5亿流动或半流动型人口，只有4亿城市居民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而这4亿城市居民里，能够借房贷购房的，也只是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人口，因为50岁以上的人离退休不远，未必能有偿还30年房贷的条件。根据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来计算，4亿城市居民里，30岁到50岁的人口约占一半，即2亿人，相当于7千万个家庭。从银行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从银行申请贷款的居民已经达到1亿户了，其中主要是申请了房贷。也就是说，城市家庭当中，虽然现在能够贷款买房的不到7千万户（这其中包含了已经还清贷款的家庭或不需要买房的家庭），但在银行里仍有房贷债务的达到了1亿户；换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员现已超过50岁了，但还背着房贷没还清。 这样的分析说明了一点，20多年的房地产狂潮，早已把潜在的房地产客户吸空了；而现在及今后潜在的住房需求户，只能是随着年龄自然增长而又事业有成的一个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过置换房产来改善居住条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产价格下跌、从中赚一把的投机客。这个结论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房地产趋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难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房地产狂潮之后，必定是房产价格和房地产业务明显下跌。房地产被中国政府选定为经济支柱，其功能很明显是阶段性的；等到房地产客源萎缩，这个支柱就垮下来了，然后便带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 二、城市家庭负债沉重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贷款额达到了80万亿。申请过贷款的1亿户家庭当中，户均负债80万元。当然了，申请房贷的家庭，多少会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负债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资产），就是家庭的净负债。这个数字反映出家庭今后的财务困难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资的潜在意向。 统计学用平均数来代表一个群体的数值，但前提是，数据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处于偏态分布当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数量很少，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少数；用数据图来表示，就是横轴上显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线，在靠近原点的位置非常高，然后曲线贴近横轴向右方延伸很远。偏态分布中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干扰用平均数所作的统计推论，因为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拉高平均值，造成统计推断的偏差或失误。 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202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拥有600万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家庭”，只有518万户。由此推断，中国的3亿户城市家庭当中，金融资产比较多的不过占1.5%而已，而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多少金融资产。 “富裕家庭”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是股票、债券或其他理财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放在银行的存款户头里。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越少，投资股市、债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银行的可能性则越大。 因此，笔者用居民家庭的银行存款，来估计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可以大体上排除极少数“富裕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因为，金融资产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钱财，多半是银行存款，这样的家庭所组成的群体之财产分布，会比较接近统计学理论上的常态分布（即钟型曲线）。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总额是134万亿，全国5亿户家庭，户均存款25万，其中的2亿户农村居民的户均存款很少。那么，那1亿户申请了贷款的，其家庭存款总数大约是25万亿，而贷款总额是80万亿，净负债大概是55万亿，平均每户净负债55万。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万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4万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于偿还房贷本息来估计，那户均所欠的55万元净负债，还需要13年才能还清。 也就是说，从城市家庭已经非常沉重的债务负担来看，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家庭已经再也没有举债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价格已平均贬值20%，也不会带来大量住房需求；何况各行业的薪资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的房价可能继续贬值；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好不起来了。由于居民的购买力被房贷重负压制，而房产价值又不断下降，现在城市居民们更关心的是尽量加快偿还贷款，同时不愿多消费。 三、各级政府债台高筑 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大到再也还不起的时候，经济就没救了，中国当下就是如此。中国到底现在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总债务是多少？从来没人算过这笔帐。按照国际惯例，要估算中国的总债务，就需要参考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这个分析框架是把整个经济分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四大部门。 上文已经分析过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在这一节里分析政府部门的债务状况。关于这个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换届看财政》已经介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88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2022年底是26万亿，合起来是114万亿。2023年显然又有新的债务叠加上去了。 这些硬债务都是必须到期要还的，但各地政府还能够偿还吗？显然是不可能了。因为，2022年全国31个省市，除了京、沪、晋、粤、苏、鲁这6个省市以外，剩下的24个省市，债务都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债务负担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债务都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只是两级政府财政部门所欠下的债务，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并不止于此。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由这两级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级国有企业里，许多是巨无霸型垄断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工业集团、航天集团、造船集团等等，每个集团公司都下属几十乃至上百个企业。地方的省市一级也有数达上万的国有企业，多半是地方政府视为摇钱树的企业。 央企级大企业集团统一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的国资委管理。逻辑上，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欠债难还，应该由国资委作为所有者来负责偿还。但各级国资委其实只有所辖国企的管理权和主要负责人任免权，却没有自己的财源去偿债。 照道理，国资委作为一级政府的国企管理机构和政府所有权的代表者，其下辖国企的债务，理应由同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偿还。而事实上，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里，根本就没有替国企还债的项目；也就是说，国企的债务，财政部门既还不起，也从来没打算还过。因此，国企的债务是一个迄今为止在中国从未讨论过的债务陷阱。 四、国有企业债务黑箱 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把金融企业（如银行等）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不涉及金融的企业区分开来分析，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非金融企业这样的范畴。如此区分的原因是，金融企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能与非金融企业混在一起对比。本节所谈的都是非金融企业，均简称企业。 如上节所述，企业因所有权不同，有国有和民营之别。国有企业当中，除了大量军工企业之外，许多国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国企虽然有很多小股东和机构股东，但国资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权始终在上市国企中居于控股地位，行政上国企也只听从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业，当然就有用于运营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库存和金融资产），同时也有债务。企业的资产到底应该如何估值，取决于它的经营状况，如果企业常年连续大规模亏损，那它的资产就会贬值。但是，企业资产贬值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仍然必须偿还，如果资不抵债，这样的企业就属于行将破产的状况。 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许它破产。比如，中国铁路集团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铁集团”）的财务决算显示，去年亏损696亿元，今年继续亏损，该公司的负债已经超过6万亿。现在高铁通到全国，但没一条线路赚钱。过往唯一的一条赚钱的线路是京沪之间的高铁线路，但这条线路今年开始也赔钱了。很显然，中国铁路集团根本就无法偿还债务了；何况，它因为连年亏损，所欠银行债务越来越大。它只是靠国有银行不停地输血，才能够活下去。 日本的国有铁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经如此，日本政府随即开始了JR民营化。日本的经济结构是私营企业大而多，国有企业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个地区公司，分别完成了民营化。 日本的办法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多，民营企业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而且，央企都属于战略型行业，政府不肯放手，而这些央企也大得卖不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所欠债务，政府不打算还，就只能永远挂在国企的账上，这就形成了国企的债务黑箱。 五、国有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关于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数额，有一个估计，国有企业的债务大概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九成以上，而私营企业的债务只是一小部分。至于私营企业的负债，其中主要是私营房地产企业欠债，总债务约20万亿。 那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说，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40万亿、负债220万亿。其中央企的资产总额109万亿，负债总额74万亿。 这些债务，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都是要还的，那不是资产还很多吗？其中的花样就在于，债务是硬的，资产是软的。为什么资产是软的？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资产在会计上都是按购进价或者投资数额算的，不作资产价值重估，所以，这个账面数的资产是靠不住的。比如。国有企业普遍涉入房地产炒作，那它们现在持有的房产，按照市价已贬值20%了。 另一个原因是，资产必须能够交易，才能变现，但中国央企的资产实际上是无法交易的，找不到买主。为什么？就算中共打算拍卖国有央企，但中国的私营企业买不下，因为国有央企都太大了。国有央企大约是1百家，单个企业集团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1万亿，有哪家民营企业能拿出那么多的现金，买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况，民营企业会想并购军工企业吗？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领域吗？此外，央企还有一个财务黑箱，那就是，其中的军工集团因涉保密，其资产、负债和财务数据从不公开。因此，无法判断这些企业的负债状况到底如何。 基于以上原因，我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即地方国企的垄断性低，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其债务尚可通过部分民营化来化解一些，央企则基本上无法这样做。现在央企有70万亿债务，这些巨无霸集团无法依靠自身财力来偿还，中央财政又从不编列偿债预算，这种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为什么中央财政不编列为央企偿债的预算？因为数额过大，中央财政目前的债务是26万亿，而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事实上，央企除了发行债券以外，其债务的主体部分是欠银行的贷款；而央企的存续靠银行用新贷款维持。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国民核算体系里金融部门的债务问题了，我将在本文的下篇分析，并给出一个中国总体债务的估计，以及为什么国企的这第二次债务危机度不过去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近日调低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稳定降至负面，随后，又相应调低了港澳地区与大批国企的信用评级。 海外有评论嘲笑穆迪后知后觉，的确也是，对中共国恶劣的经济环境，海内外中国人早就口耳相传。即使我们不是研究者，也没有太多数字作依据，但人都有第六感，都有眼睛看现实，中共政权之凶兆，远非自今日始。当然，穆迪始终是权威的评级机构，话不可乱说，一旦说出来，就非同小可。 穆迪对市场发出一个严重的负面信号，等于告诉全世界投资者，中国非久居之地，“跑得快好世界”，自此中国便成一堵危墙，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中共国经济没救，不是个别政策错误，是系统性政策错误；中共国的困境，不是一时一地的困境，是结构性的困境；中共国陷入的泥沼，不是小泥沼，是深不见底看不到边的泥沼。 最根本的错误国策是国进民退，是以国营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复辟野心，这在胡温手上已经开始，到习近平手上集大成。全方位向文革的泛政治社会大倒退，这是中共总路线彻底大转移，从根本上挖空了改革开放的根基，如果文革可以振兴经济，就不劳邓小平搞改革了。 这个总趋势不可逆转，因为习近平不会认输，所有的小修小补都无济于事。内政外交都要服从这个总体方针，决定了中国经济沉沦的趋势不可避免。 重启经济活力的第一大阻力，是全国城乡早已过度开发，四十年来各级政府官员为争资源博升职，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钻空子博懵，把地方上能用来集资贪腐的项目都淘空了。大量重复建设，没有效益的投资，一路敲髓吸汁，只剩一个空壳。也就是说，现在即使有钱有人，都已经找不到有效益的项目了，那么投资这一块，还有什么可为？ 贵州某地一座山，居然同时挖掘五条隧道；成都搞了一个环城公园，后来退林还耕又铲掉，现在莫非又再把环城公园修起来？世上有哪一个城市，需要一个环城那么大的公园来让居民享受？ 重启经济活力的另一个阻力，是中国背著房地产﹑地方债﹑大量失业﹑对外关系紧张等大大小小的包袱，若稍有警觉性前瞻性，早就应该纠偏，但中共一味迷醉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包袱越背越重，到最后积重难返，背不动又甩不掉。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包袱又互相牵连绑定，互相拖累，无法逐一卸载，牵一发而动全身，扶了东墙倒西墙。早十年有警觉，可能也很难搞，但还能动大手术保命，事到如今病入膏肓，唯有等死。 现在中共唯一的对策就是“拖”字诀，把灾难大爆发往后推，不让地产公司破产，地方债减息延期，失业数字不公布，战狼外交降温等等，都是换汤不换药，打强心针苟延残喘。实际上从习近平以下，都没有人相信经济还有得救了。 穆迪在这种形势下降低中国信用评级，当然没有错，但这的确是一个“阿妈即是女人”的问题，只不过穆迪是权威机构，他说出来的话有人听。 穆迪这一掌来得够迅猛，打响了催命中共的第一枪，穆迪登高一呼，全世界都惊醒，此后就是墙倒众人推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外国大商家也早已走在穆迪前面，撤的撤止步的止步，中共再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热煎堆，而是人见人怕的烫手山芋。 战狼外交与地缘政治紧张，国内管控森严，必造成私企倒闭外资撤离，企业关停造成失业减薪成风，失业减薪造成消费低迷，消费低迷又造成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又导致失业更严重，危机就是这样叠加循环牵连而成。等于一个恶性肿瘤全身扩散，扩散再扩散，成树状结构，割除肿瘤根本不现实，只能眼巴巴看著病人消耗自己，最终呜呼哀哉。 站在中共的立场，现在唯一延命的一招，是赶习近平下台，政策全面倒回二十年前，若中国人还对中共有最后一分信任，至少民间精神会为之一振，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欲望又死灰复燃，市场多少会有点振作。当然，延命而已，有中共的一日，永远只有一个覆灭的前程。 但即使仅仅搞掉习近平，中共也做不到了，做不到，就只剩等死一途。（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对于像葛莱仪这样的美国重要对台智库研究学者而言，想要认真了解侯康配的两岸外交国防政策，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不仅侯友宜的论述常常前言不对后语，就连他的副手赵少康的说话也常常首尾不相连，尤其侯友宜与赵少康还常常各说各话、互相矛盾，彼此打架，说不准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版本。 侯友宜日前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专访时说，台湾的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两岸之间的歧异必须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从没有放弃武力，因此他不会存在不切实际幻想。他更投书投书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指称：“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台湾的国防军备，吓阻北京动武。”一番话说得铿锵，但如果把名字遮起来，你还会以为说这话的人应该是蔡英文或赖清德。 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侯友宜竞办批评民进党不告诉全民将面临战争的事实，并质疑民进党为何编列创新高的6068亿国防预算？为何把兵役延长到1年？美国为什么要军援1000亿美元给乌克兰、以色列、台湾，且其中已有2国处于战争之中？侯友宜说，民进党不负责任地挑衅大陆，支持台独，就是在引战。 为什么侯友宜加强军备就是“吓阻动武”，别人加强军备就是“挑衅引战”？还有，赖清德过去4年来什么说过要“支持台独”？侯友宜晓不晓得在共产党眼中你选总统就是“搞台独”？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莹只是去参加一场联合国周边组织的活动，就因为她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造成整团台湾人被打压。 至于赵少康，他在美国人最关心的台湾兵役问题上，短短两年就改了三次立场。先是在2021年8月公开质疑台湾役男只需服4个月兵役，这样的兵能战吗？能撑多久？等到隔年底要争取国民党总统初选提名时又宣称4个月兵役也可以非常精实，“如果我当总统，役期回归4个月绝不延长”。但前几天他又说，恢复4个月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两岸要恢复和平状态。 不仅侯赵自己说话颠三倒四，他们俩人还上演“左右互搏”。先是赵少康宣称当选后将要求中国大陆让台湾派军事观察员去观摩，侯友宜却宣说两岸应该从“低位稳定”的教育文化与经济交流开始对话。姑且不论台湾哪来的权力要求单方面派驻军事观察员，此事涉及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其背后更必须有一系列的政治谈判与协议支撑，兹事体大，怎么会由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率尔发言？偏偏侯友宜又非常信任赵少康，出入重要论述场合都要带著“赵子龙”当护法。弱势总统碰上一个好发议论的副总统，这个组合将来到底听谁的？ 台湾的国际处境特殊，外交国防政策不可免地跟著两岸政策走。马英九执政时期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中共因此在国际上宣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不仅两岸“外交休兵”，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几乎全听任中共安排；连国防也聊备一格，汉光演习甚至不打实弹只放枪炮配乐。就算马英九路线看似可行，也是因为当时美中两强权水乳交融；如今美国全面围堵中国，国民党现在要拿什么继续复制当年的马英九路线？ 侯友宜的问题是他以蓝营本土派的角色取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身份，但却没有相对应的论述。直至先前民调大跌，他立刻全面接收了既有的深蓝论述，但过程中未经拣选消化，而更像是囫囵吞枣。许多未解的议题包括：侯友宜到底愿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如果接受，是将中华民国与国家主权置于何地？如果不接受，又为什么大谈签订两岸服贸协议，将开放“大量”陆生来台就学就业？而共产党此刻亟欲开启两岸政治谈判，侯友宜身为一个弱势领导人，又如何能够维持“低位稳定”的协商？ 总统的核心职权是两岸外交国防，选什么样的总统，就是决定台湾未来有什么样的两岸外交与国防路线；想当总统的人不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既然共产党以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作为开启两岸官方交流的条件，那就请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先说淸楚：你们接受共产党设下的前提吗？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当时还只是副省部级但照样当选中央委员的有十几位，而当时虽然暂时还是副部级待遇但事实上早已经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潘功胜之所以名落205名当选者之外，除了顺利当选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疯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第一顺位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中共二十大党代表们的判断。另一部分党代表的“赖政”导致姓氏笔画越多，丢票越多的现象也是潘功胜被从预选名单上差额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党代表不认真行使党代表“神圣的民主权利”，在预选过程拿起按姓氏笔划排名的候选人建议名单就从头开始画勾，画满主席团宣布的205个应当选者为止，后面因为姓氏笔画过多的17个就活该了。 在二十大中委预选过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笔画太多而影响得票率的据说还有谭成旭、戴厚良两位。 先说1963年9月出生的谭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级岗位，时任辽宁省计划单列市任大连市的市长平级调任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笔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是为何相中了这个谭成旭作为重点培养的正省部级岗位接班对象，特别将他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淘汰后，参加候补中委的预选再被淘汰。于是，中组部似乎是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提拔计划。考虑到他在副部级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干到63岁，于是干脆提前为他安排了二线职务，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届外事委员会的委员。 和谭成旭、潘功胜一样都是出生于1963年的戴厚良，是从中国石化系统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开始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即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部级身份和谭成旭一样被安排成大会主席团成员。但这种刻意的安排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这个戴厚良也和谭成旭一样，也没有当上中央候补委员。 同样，也是因为二十大之后对戴厚良放弃提拔后，中组部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安慰性的职务，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 笔者过去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自从中共政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施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之后，差不多每届都会出现党内高层所不乐见的“民主事故”，就是说本来就被安排进“建议名单”中陪选的人往往没有被差额掉，而高层非常希望当选的反而落选。 同时笔者过去也有相关分析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共当局实行了所谓党内差额选举之后，“陪选”的概念便应运而生。“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批判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晓的文章《当前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更是直言“现行的党内差额选举还只处在‘预选’阶段，近几年来所谓的差额选举几乎都是预选差额而非正式选举差额。” 该文批判说：“现实中差额选举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仅成为一种形式。比如，在预选差额选举时，往往不实行‘集中投票’，而是实行‘分代表团投票’，这使差额选举打了折扣。在差额候选人的安排上还有搞‘陪选’的情况，更使差额实际上变成了‘等额’。” 却原来，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大型国企负责人中产生。 这类陪选人谁的名字能够进入大会主席团，我们没有找出规律。不过，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的年富力强者，即使当时还是副省部级，一般也都会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举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而去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当局如法炮制，把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袁洁也安排成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但事与愿违，袁洁未能在中委预选中过关。不过，进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后，得票数居中的袁洁，顺利当选。 令人唏嘘的是，21年前的张庆伟以41岁的年龄即成为中国航天集团历任老总中的第一个中央委员。十六大召开20年后的的航天科技集团老总袁洁也不过比张庆伟年轻4岁，却还未能在二十大上如愿当选中委。 未来中共二十一大召开时，出生于1965年的袁洁已经62岁了。年龄优势已经不再。 比袁洁惨的是一个叫曹建国的，此人生于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身份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洁一起进入二十大主席团，然后就是一起落选中委。笔者听到的消息是，这位曹建国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预选中被淘汰后，自己主动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不参加中央候补委员选举。 于是，中组部于今年三月把曹建国安排成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另外一个叫张晓仑的国企老总也是二十届中委落选者之一。。此人出生于1964年8月，去年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身份被安排进入二十大主席团，但党代表们不但把他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淘汰，也还让他在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于是，中组部赶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中组部已经不再把这个张晓仑视为正省部级提拔对象了。 如上例举的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委后或当选了候补中委，或者连候补中委都没有当上的副部级央企老总们，落选中委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许多党代表都认为他们不过是些“陪选”人。这一来，事先已经被内部确定要在二十大召开之后即提升为正省部级的时任央企老总，自然也会被认为是“陪选”而惨遭淘汰出中委预选名单。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时任中国第一汽车工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国兵器装备公司总经理，2017年转任一汽老总。 二十大召开之前，这个徐留平已经被内定要赶在在今年的全国总工会换届前出任全总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所以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名单。但是，当时还担任着全总党组书记的陈刚也是在中委预选人名单上。于是，原本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刚顺利当选，徐留平则是名落候补中委。 不过，二十大召开之后，徐留平还是被按计划安排接替了陈刚的全总党组书记职务，比徐留平年轻一岁的陈刚则被外放为青海省委书记。 众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团”组织中，总工会和妇联的实际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国级，党组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则都是正部长级，中央委员是标配。而徐留成则是该机构有始以来的历届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的首位落选中委。 其实，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职务早已经是正部长级实职，而且也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者，也有不幸落选中委的，而又以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江金权和唐一军为典型。 对于这类在正省部级职务上落选中委者，中共当局一般不会再安排他们参选候补中委，而是赶在次年给他们安排人大或政协的相当于正省部级的二线职务。比如江金权今年三月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继续担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质疑为什么不到龄退休。至于唐一军则是被外放到江西省当政协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军接替江西省政协主席职务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选中委，继而又成为得票数最少的候补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在中委预选过程中还是落选的，特别要提一下曾经被认为是潘功胜竞争对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时代是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读，这在中共官场上很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他也是全国首批经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并担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及金融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人从2016年9月就开始以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身份晋升副部长级，2020年12月改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次年又出任该行董事长。 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团的谷澍和易会满都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易会满当时因为已经是正部长级，所以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而谷澍则是在中委落选后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据传当时的谷澍是因为被高层当成国家金融监督总局的一把手候选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最终只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高层又改了主意，把正常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李云泽安排接掌了国家金融监督总局。 出生于1970年的李云泽当然比谷澍更具年龄优势。还有一种说法是网上曾经出现的“谷夫人晒丈夫”严重影响了谷澍的政治声誉。 在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中央金融代表团成员，除了谷澍，还有时任中信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鹤新，交通银行行长刘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金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其中的刘珺出生于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级金融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另外，中共副部级金融系统里事实上还有一个叫缪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团和招商银行董事长身份落选中委后当选候补中委。此人的名字当时没有出现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团里，而是出现在香港工委代表团名单里，是因为招商银行总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说起来，这个缪建民6年前即已经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与潘功胜、易纲、易会满一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缪建民出生于1965年，比潘功胜年轻两岁。是因为相对年轻的原因，所以在与潘功胜一同落选中委后，缪建民还是能够连任中央候补委员。 在如上这批二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央级金融老总们的对比下，“三非“人员潘功胜居然升了央行行长，自然显得尴尬无比。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和介绍过的潘功胜的落选，还是本文介绍的在中委预选过程中也被淘汰的谭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为本人姓氏笔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序的总数为222名的差额预选候选人名单的倒数几位之一而影响了得票率，但是，这个影响相对有限，因为“懒政”的党代表毕竟为数有限。那么，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二十大中委候选名单中的十几个时任副省部级官员都能顺利当选，而当时已经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局之一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反而落选的原因，除了当时的“殷勇效应”和姓氏笔画太多影响了部分“懒政”代表没等看到他的名字时即已经“选”够数了，笔者听到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部分党代表不但不“懒政”，而且还对潘功胜的简历内容过分吹毛求疵。却原来，潘功胜加入中共的时间很晚，1999年4月才入党。原因是在读大专和硕士、博士期间都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众”。而博士毕业成中国工商银行副处长时，30岁的他政治面貌终于不再是“群众”了，但却不是入党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无论他当时加入民盟的动机是从政协走“政治捷径”，还是因为出国进修之前主观上不想入党，注意到他这一点的党代表们肯定会心生不满。事实上，当年的潘功胜确实是在到英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才于1999年4月申请加入了中共，时年36岁。入党当年即由副处级升至正处级。 对比一下中共历届党代会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简历，像潘功胜这样36岁才加入中共的，应该是没有第二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赖清德两岁时父亲赖朝金就因为矿灾去世，所以他从小的记忆里并没有父亲这个角色。而谈到他母亲，赖清德总是会说到他国三时得盲肠炎的经验；由于当时赖清德家穷又需紧急开刀，因此学校老师帮忙募款。当赖清德兴冲冲地把装满钱的信封袋拿回家，以为可解家里的燃眉之急时，没想到母亲当场要他把钱退回给老师跟同学。母亲对赖清德说：“德仔，你们就要毕业了，以后四散各地，没办法还钱，这人情你要怎么还？” 赖清德的母亲个性刚毅，嫁给他当矿工的父亲，但父亲却早逝；母亲为了养活包含他在内的6个兄弟姊妹到处打零工，就是不愿轻易开口向别人求助。回想起那段含辛茹苦养活孩子的日子，妈妈只对赖清德说：“天无绝人之路”。赖清德表示，他母亲跟那个年代的妇女一样，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教育家，就是认真打拼、养孩子，“母亲的坚强影响我一辈子”。 赖清德的确对母亲的羁绊很深，20年前笔者跑民进党立院党团新闻，几个党团记者们常到赖清德办公室找他聊天，只要立法院没有开会或动员，赖清德每到傍晚总会说：“我要先回去万里。”其实是他回台南之前要赶到老家探望妈妈。赖清德北上当行政院长后，母亲已过世多年，但他还是不时抽空回到万里老家。几十年的邻居说，万里老家门一打开，就挂著他妈妈的照片，赖清德总是自己坐在家里，或踅转到家旁边的大树到处走看。对赖清德而言，这是他怀念母亲的一种仪式。 母亲一直是赖清德心中的软肋，所以曾经专访过赖清德的媒体都知道，每次谈到母亲对他的影响，总会看到赖清德不一样的一面。他时而动容，时而语塞哽咽，时而流泪。最近一次是几天前赖清德回到万里为赖品妤站台，看著台下的老邻居与乡亲，他再次眼睛泛泪，久久不能自己。所不同的是，赖清德这次碰到选举，夹杂著对手含沙射影的“赖清德老家违建争议”，他的眼泪，果然成为对手攻击的素材。 赖清德的万里老家是不是违建？该不该拆？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民进党只把新北市工务局在12月1日回函给国民党议员的公文拿出来说明即可，根本不需多费唇舌。但对于赖清德的政敌而言，夹杂著似是而非的违建争议，赖清德的眼泪正是他“示弱”与“逃避”的表现，当然得趁虚而入。像是侯友宜就冷冷地说，新北市政府依法办事，赖清德只要把事实讲清楚，不用哽咽。柯文哲更是趁机大肆嘲讽宣称，赖清德为了万里老家的违建流泪，“我们干脆去他的违建前面，办个直播好了，让他哭得更大声。” 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只知道赖清德是医生，所以家境一定不错；认为赖当过台南市长、行政院长、副总统，仕途一路顺遂；除了4年前的民进党初选败给蔡英文，赖清德从政30年的选举百战百胜，未曾尝过败绩。赖清德正是许多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所以更无法共感于赖清德此刻的眼泪。从选举的角度，当眼泪无法被同理，就是一种多馀的情绪；不但无用，在政治上甚至可能有反效果。 过去30年来，台湾人看过许多“总统的眼泪”。经验告诉台湾人，眼泪多的总统，与他最后的施政满意度往往成为反比；领袖的眼泪只能为百姓流，而不是为自己流。此刻的赖清德只差一步就来到他的从政之巅了，往后，他更必须收摄自己的心神，把眼泪留给自己。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关于美国深层政府的说法，最早、也最集中在上次美国大选支持川普的舆论指责民主党和左派对川普的打压。自以哈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和一面倒的支持，也让一些人认为美国存在一个深层政府，就是在美国的犹太势力。 美国的犹太裔移民比在美华人多一点点，在美国也属于少数族裔，然而，就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而言，根本是其他族裔不可比的。无论是政界、商界、传媒、学界、非政府组织，犹太人的力量无处不在，有人披露拜登内阁的很多官员都有犹太背景，包括拜登的太太也是犹太裔。平时大家虽然也知道或听说犹太人的影响力，但感觉不是很明显，可以哈战争开打后，美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表现出的对以色列的支持，让很多人感叹，犹太移民对美国的影响力太大了。在美国，反美没有政治势力把它当回事，但反犹不可以，它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不但会遭到犹太团体，也会遭到美国社会的同声谴责。 比如，美国大学出现反犹和声援巴勒斯坦的现象，就受到犹太社区的商界领袖、高校捐赠者对校方的批评和施压，要求校方开除参与反犹的学生。最近，哈佛、麻省和宾大三所顶级高校的校长出席国会“高校反犹”听证会，由于对三位校长在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和表现感到不满，有超70名两党议员发出联名信，要求这三所名校立即罢免校长，而这三位校长不过是重申了保护校园言论自由的承诺，表示那些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只有在导致学生遭到霸凌的情况下，才会违反校规。目前，宾大校长和董事会主席在压力下已选择辞职。 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在上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哈立即停火的投票中更得以鲜明体现出来。15个安理会国家，只有美国投了反对票，它的两个铁杆盟友、向来紧跟它的英国和日本，前者弃权，后者赞成，再加上法国和瑞士也投了赞成票，美国的这四个西方盟友这次都没有站在它一边。美国一些学者对拜登政府对以色列不分皂白的力挺看不下去，认为伤及美国利益。如在国际战略研究界颇有名望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海默斯就很不满，认为对美国利益会带来很大损害。美国将自己和以色列完全捆绑在一起，单从美国的利益来看确实不好解释，只能说在涉及以色列的问题上，犹太势力对美国的影响力达到了可以左右美国政策乃至舆论的地步。 我对犹太裔在美国的这种影响力不做好或坏的道德评价，对它为何有这种影响力也不作探讨，仅仅指出这个事实。但如此也就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要把犹太势力称作美国的深层政府。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直观感知或认识。深层政府不是影子政府，它没有掌握行政权力，但它掌握了其他的关键资源，可以影响乃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因此，有影响力不等于是深层政府，必须能够运用这种影响力，改变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就这个意义而言，深层政府是在一个国家中那些对政策有完全影响力的利益集团。每个国家都有利益集团，但不是每个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策和决策都产生影响力，必须能够影响或改变国家的重要政策，而非影响或改变一般的行业或产业政策，才称得上深层政府。 一些支持川普的海外华人和中国内地线民也把中国或中共看作拜登政府和民主党的深层政府，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的密切交流和经贸联系，尤其是华尔街和中国的深度勾连，让中国的力量在美国特别是拜登政府内无处不在，他们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拜登的儿子和中国有利益输送，拿了中国方面几百万美元，因此为中国说话，做中国的代理人，连带所及，拜登也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中美经贸和人文交流在一个时期确实密不可分，华尔街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了中国企业的审计业务，高盛、摩根等投行垄断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保荐业务，在给中国最惠贸易国地位以及加入WTO等事情上，华尔街在幕后帮中国做了很多游说工作。但是，要说中国是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深层政府，就言过其实了。因为要说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两党都有，在商业利益上，并不分党派。另外，美国在和中国的经贸和人文交流中，也获益巨大。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过去对美国的影响，只是局限在经贸领域，虽然经贸领域的影响力也会辐射到其他领域，如外交和安全，但毕竟是间接的，而且力度很弱。中国不可能对美国的重要政策有很大影响。再说，这都是过去式，现在中美两国成了对手，还认为中国对美国有影响，就完全从立场出发，不看现实了。 前面说到了华尔街，也有人把它称为民主党或拜登政府的深层政府。某种程度上，这倒符合事实，不过，严格来说，华尔街是美国两党的深层政府，这和美国是典型的商业资本主义这个特性有关。商业和金融在美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美元才是美国真正的统治者。美国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无论是当选议员还是竞选州长和总统，背后都需要钱，谁的募款多，谁竞选成功的概率就大。为什么美国是两党制？因为第三党或独立参选人根本募集不到足以赢得选举的资金，除非他是亿万富豪。政商之间的金钱运作在美国是合法的，政治人物背后都有金主，两党在华尔街都有合伙人，谁得到华尔街支持，谁就有机会进白宫。事实上，华尔街影响的不只有政治人物，也影响高校、学术圈和传媒，就此而言，华尔街可看作是美国的深层政府，美国的政策反映了华尔街的利益。在美国，和华尔街有一比的是军工集团，这也是美国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影响和左右美国的政策和决策。 从学理上说，产生深层政府并不奇怪，只要利益高度集中，就存在著某种程度的深层政府。但能够要美国为某个国家不得不完全背书而且还拿它没办法的，目前只有犹太势力和以色列才做得到。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