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只猪肘子入境澳洲 一旅客被罚3960澳元
2026 年 8 月 6 日
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稳定的政治结构下，2016年大选，小党自由党曾以第三势力之姿，取得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成绩。当时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强生（Gary Johnson）得票数为450万票（得票率3.3%），是自1996年以来，美国大选第三势力得票率最高的一次（同时也是自由党史上最高）。2012年强生首度参选总统，得票仅为130万票（得票率1%），照理说，他卷土重来创下历史纪录，必有值得传颂之处，但事过境迁，绝大多数美国人提到强生，印象最深刻，却是2016年大选期间，他在媒体专访时所呈现出“状况外的傻样”，一个“不知阿勒坡的总统候选人”几乎成了他总统之路上的墓志铭。 阿勒坡是叙利亚重要大城，曾在2012年该国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因此，2016年选举期间，强生受邀参加MSNBC谈话节目，主持人便问他：“请问你将如何处理阿勒坡的危机？”没想到强生不只没有立刻给出答复，还非常诚恳地反问主持人：“什么是阿勒坡？”。更绝的是，主持人听到强生这么说，还一副不可置信：“你是在开玩笑吗？”强生再颇为无辜回答：“没有啊。”接著，主持人只好提供强生关于阿勒坡是叙利亚难民危机中心的简要背景，他才似乎回神，马上说：“喔，我了解了。”只是，他如何说明处理阿勒坡危机已没人关心，当天各大媒体的新闻标题全都是──强生：“阿勒坡是什么？” 首先，自叙利亚内战以来，饱受战火摧残的阿勒坡被提到的次数不知凡几，相关的叙利亚内战议题，几乎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当年的“必考题”，强生第一时间面对媒体的反应，不啻暴露个人对外交政策的无知。 当强生试图提出预先准备好的“标准答案”（例如和俄罗斯合作，透过外交手段结束内战局面…等），跟进追问的共同主持人仍抓著前一题不放，问：“你难道真的认为外交政策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竞选美国总统的人，甚至不必知道阿勒坡是什么，阿勒坡在哪里，以及阿勒坡为什么很重要？”尽管强生不断辩称“我知道阿勒坡”、“我也知道危机所在”，但这一不经意的失误，已为他的竞选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强生当时的支持度最高不过10%左右，距离取得总统辩论门票门槛（15%）还有一段距离，他本来希望借由事前的媒体专访得分，结果弄巧成拙，直接被挡在总统候选人辩论门外。 事后强生自己也感到很懊恼，他的支持者更在推特上一片哀嚎。在一封忏悔声明中，强生说：“我可以说出叙利亚每个城市的名字吗？不，但我应该认识阿勒坡吗？是的。我明白它的意义吗？是的。”不过，选战中，候选人的一个出错，通常会连带招致其他方面的攻击，例如当时自由党最被诟病的就是孤立主义和对外交政策缺乏兴趣，经此“一役”，强生和自由党立刻再遭到更大力的批评，许多人也都直接说强生已经出局了（尽管本来胜选机会就不大）。 后续更是没完没了，强生不只和总统宝座更远，他还为社群媒体制造了许多笑料，连强生曾支持大麻合法化，这一政策态度也被转而拿来嘲讽他是不是在受访前吸了大麻。有媒体询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蕊如何看待强生不知阿勒坡，希拉蕊也不忘伤口上洒盐，笑笑地回说：“他其实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不光这样，强生接受MSNBC访问时间是九月，“阿勒坡是什么？”风波发生后，他在六月一场参访民权团体的活动中，曾问及“塔布曼（Harriet Tubman／美国废奴运动家）是谁”的糗事，也被《纽约客》挖出来又大肆报导一番。 虽然强生仍一路选到底，最后还开出了自由党史上最好的票数，但他很清楚，一次访问的失利，已成为他参选总统的致命一击，大选结束，强生便宣布自己将不再选总统。 台湾2024大选总统辩论将于12月30日举行，各阵营当下必然紧锣密鼓、枕戈待旦，以强生为鉴，既是总统等级的竞争，候选人最怕的自然是让人“看起来很傻”，此外，强生同时说明了，“议题恶补”或许可以让人跟上脚步，但“露馅”风险也是最大的。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媒体曝出秦刚早已死亡的内幕消息，成为海外中文媒体的热门话题。 消息说秦刚涉及火箭军核武器资料的泄密案，又说秦刚已经在解放军301医院囚禁中自杀，或受酷刑而死。 关于秦刚涉及间谍案，早在他出事时我就有怀疑。秦刚爬到中共国外交部长之位，大半生过五关斩六将，已处于政治生涯的极高点，还有机会升到最高点（比如副总理甚至总理）。正当官运亨通炙手可热的时候，美国人要提供多大的物质诱因，才足以让他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险——此为疑点之一。 秦刚涉及参与出卖核武机密，也即是外交部第一把手与国防部第一把手勾结，利用国防部属下之火箭军，再利用秦刚驻美大使之便，合伙一起作案，那不只是一个间谍案，更是一个间谍窝案。以中共的内部纪律，不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不可能建立如此危险的合作关系——此为疑点之二。 据说核武机密是由一个火箭军副部长的儿子偷运出国提供给美国，但火箭军机密一定是最高级别的绝密，档案的保存与取用必定有最严格的管理规则，不可能由一个副部长带回家，还会给他儿子拿出国去献宝——此为疑点之三。 美国得到中共的这批绝密文件，一定视为最高机密，不可能让俄国间谍得到消息。俄国外交部副部长向中共最高层报讯，很有可能是俄国的离间计，借以削弱中共从中取利，中共绝不可能轻信，然则中共如何去落实案情？美国绝不会轻易提供，那习近平如何确认秦刚的犯罪事实——此为疑点之四。 秦刚囚禁在301医院，一定看管森严，中共也不是第一天关押高级干部，不可能让他有自杀机会。若说用刑，以中共之残忍与奸狡，一定有办法让当事人痛不欲生，而又不致于危及生命，说秦刚在301医院去世，小看了中共的“本事”——此为疑点之五。 美国政治杂志披露秦刚去世的消息，据说消息都来自中共党内高层，但以上几个疑点都是很粗疏的漏洞，稍微用脑即无法取信，那么美国媒体为何轻易把它当作重大新闻来披露——此为疑点之六。 倒推回去，若美国媒体是被中共有意“喂料，那又证明，秦刚案绝不是泄密的问题，一定有另外的难言之隐，事件应该涉及更难看更不可言说的内情，必须转移公众视线。为此，把秦刚李尚福的窝案，归于最乞人憎的间谍案就是最现成的办法。间谍案公众无法过问，投敌泄密又最为人不耻，涉案者将永不超生。 如果秦刚之死有以上疑点，而这些疑点都不容易解释得通，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秦刚们实际上又是涉及什么性质的案件呢？ 大胆猜测，在中共体制内，在习近平全面掌权独裁后，最严重最不可容忍的案子，一定是密谋推翻习近平的政治阴谋案。假设有党内高干密谋，并得到政治老人的支持，串连不同部门高官举事，一旦政变成功，就全方位接管权力，届时国防部与外交部，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害部门，要政变没有这两个部门的配合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四月死亡，七月宣布，秦刚李尚福七月去职，这是巧合还是内中另有蹊跷？ 党内有没有可能策划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变？本来是很难的，但当习近平把党的利益随意挥霍，把中共江山搞得风雨飘摇，直接危及红二代以及在职与退休高官们的身家性命，那时反对力量就有机会成气候。政治野心家们孤注一掷，意图取习近平而代之，那也是有可能的。 事情当然没有成功，否则秦刚李尚福们就上台了。政变功败垂成，对习近平来说虽然万幸，却又是非常丢脸的事，也会产生极大政治震荡，习近平掌握权力的能力会被怀疑，习近平的个人声望大大受挫。 将秦刚李尚福的政变窝案裁赃成间谍泄密窝案，一则查无实证，二则罪不可赦，自可手起刀落连窝端，不留手尾。 问题是鸡蛋再密也有缝，秦刚之生死，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之空缺长期未补，都要向公众交代，都要自圆其说，这些都是难题。杀人很容易，但堵住普天之下悠悠众口就很难。 秦李下台，要补缺本不应太难，但习近平方寸大乱，疑心生暗鬼，党内利益摆不平，党国开始步入无人驾驶状态。（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外界等待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举行，但是10月没有开，11月依然没有开，12月肯定也不会开。一是11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预告要在12月开，而按惯例，全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种会议特别多，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如果举行三中全会，很多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就得挪时间。 三中全会开与不开，当然取决习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个印象，习近几年对开会有点随心所欲，没有规律可言。该开的会不开，该在某个时间举行的会在另一时间举行，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把时间拉长点，会发现，习对各类会议的召开还是大体遵循他定的规矩。比如，中央全会每年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每月举行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习基本守规，有时因为有事，一年之内，会有一到两次政治局会议不会召开。习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财经委会议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这些会议一样，有规定一年中要召开多少次，但从过去10年看，每年的会议次数出入不大，只是会议的具体时间看似很随机性。人们之所以觉得习不按规开会，可能与此有关。 三中全会为一带一路、拜习会让路？ 事实上，在中共几代领导人中，习比他的前任更重视规则、纪律，凡事都要讲规矩。当然，这个规矩是由他定的。但这是不是说，他只用这些规矩去约束别人，自己却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现出他遵守规矩的样子，不能让同事和下属认为他不守规。但习确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规矩束缚了手脚，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机动和灵活性。好比搭一个框架，习的活动不会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内怎么做，就随他的时间和心情而定。换言之，他会按规定一年或一月当中开几次会，但具体什么时候开，由他来决定。 这样看来，习也许认为今年2月已经举行了二中全会，没有违反党规，因此，如果没有时间，可以不开三中全会。在10月，中国有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1月又访美举行拜习会，并出席APEC领导人高峰会，前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要彰显大国威仪；后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领导人双边会谈，要彰显领袖地位，都是习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过三中全会，所以为了它们，全会就得让路。 这似乎可以解释三中全会为什么今年开不了。然而，无论时间太紧，还是已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只是问题的一面。2013年2月，也举行过十八届二中全会，可在当年11月，还召开了三中全会。所以同样是习，如果以全会开过为由就不开三中全会，说服力不强。另外，10月和11月虽然时间紧，但假如习坚持要开三中全会，并非挤不出时间。故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让习不愿开三中全会。 经济形势不佳，三中全会开不了？ 这个原因就是当下的形势，具体说，是今年的经济表现远不如市场预期。尽管当局今年真的很拼经济，对民企外资、消费出口等，出台了许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后劲乏力，于是市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就经济改革问题出台一个政治决议，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样，以政治决议的形式，重新宣示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之对三中全会有所期待，跟这个有关。 简单温习一下中共全会的规则。每届党代会后，5年里一般要开六或七次中央全会，每次全会集中讨论一个主题，前两次讨论的是党和国家的人事及其相关的制度问题，最后一次讨论的是下次党代会的时间和相关事项，这三次全会的主题相对明确，中间几次则重点讨论当年或者一段时期比较突出的政治、经济、党建、法律等具体问题。而历届三中全会，主题基本圈定在经济，并且和改革有关。像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今年的中国社会形势有点类似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只是人们比那时更悲观。2013年习上台刚一年，很多人对未来感觉迷茫，此前社会就有改革已死的说法，在会前更忧虑在习当政下，改革将死。官方虽透露三中全会要做出一个经济改革决定，但对决议会出台什么样的改革，人们并无信心。然而，在决议公布后，笼罩社会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人们开始振作起来，觉得改革第二春又回来了。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兴奋没持续多久，随着习的集权一步步加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规划和部署的改革后来并未得到落实，也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但人总是活在希望当中，一个幻觉破灭后又生出另一幻觉。 三中全会必触及放权让利？习做不到 最近几年，包括体制内的一些重量级学者在内，市场呼吁当局能够重启改革拯救经济。这种声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来。对经济界的呼声，当局似乎表现出某种呼应的姿态，在习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个任务是强调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增加了市场对今次三中全会的想象，希望能像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再推出一份重磅经济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气。 然而，习很可能不这么考虑。不是他面对糟糕的经济形势，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没法推进市场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因为要推进它，就须回到中国早期的改革样式。早期改革所以会起到那么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从政府的角度说，无非是做到了四个字——“放权让利”，政府（包括党）向社会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而习时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权力上收，利益上收，从民间再回流政府，最后集中在中央，在习手上。这是一个逆向过程，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要重启改革，必须打破这个逆向过程，再次放权让利。很显然，习做不到这一点，谁愿意让煮熟的鸭子飞走？尽管这样的改革对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利，可对习和他的小集团不利，除非习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这么多年证明他没有，他的认识是，他现在这一套冠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对中国有利，如何如何能让中国强大。 故而，当下的经济局面最多能迫使习放松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开放上做点文章，用官方的话说，做到制度和规则的对外开放。他在视察上海的讲话，虽然表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要求上海和长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也就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借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启改革的政治含义。而这层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经做了。从年初到现在，当局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经够多的了，该松绑的都已松绑，该废除的也已废除，力度10年来最大，尤其在对外开放方面。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必然触及制度层面，涉及权力，就如前面讲的，需要放权让利。但习无法做到这点。因此，即便三中全会作出经济改革决定，也不过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实际的政策和做法不会超出已经出台的。这样一来，反而会因改革力度没有突破而让市场失望，让人们的信心更加下坠。 可见，这次三中全会，对习就是个鸡肋，开不是，不开也不是。开，会提高市场期待，然而实际可能无法满足这种期待；不开，又生出谣言，让市场失望。权衡来权衡去，习最终可能觉得今年还是不开为好，把三中全会挪到明年举行。理由也现成，二月开过一次全会；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开日期。到明年，会有新的焦点出来，就不一定要把全会的主题在定在经济，从而避开市场期待的重启改革问题。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柯文哲前天声称，他的内心还是“深绿”的，如果当选，在外交议题上将依循“蔡英文路线”。此番谈话显然是说给现在还愿意支持他的柯粉年轻人听，希望保住他现在已经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柯文哲见风转舵、投机倒把，不足为训；倒是他点出“蔡英文路线”这关键字十分令人侧目。什么是外交上的“蔡英文路线”？为何在蔡英文执政7年多之后成为一门显学？甚至连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誓言跟随。 说起“蔡英文路线”，很多人会想起蔡英文在2021年在双十谈话里揭橥的“四个坚持”，分别是：“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这4点卑之无甚论，其实散见于过去30年不分蓝绿政府的主张。所以“蔡英文路线”之所以成为“路线”，关键不在于她怎么说，而在于她怎么做。 很多人用“冷静不躁进，理性不挑衅”形容蔡英文，这其实只是她形诸于外的印象，但如果要归结“蔡英文路线”的特色，最妥适的形容词其实是“尊重”与“信任”。“尊重”是理解对方的立场，不令对方尴尬，不造成对方麻烦；“信任”是让自己可预测，能依循，当立场不同的双方彼此有足够的安全感，也才有机会相向而行。 执政近8年，蔡英文总是反复强调“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但就是绝口不提“台独”，甚至连澄清自己“不是台独”都不讲，因为她深知这两个字对华府甚为敏感，而华府的敏感，往往来自于中共藉势借端的反应。在裴洛西来台事件里，华府内部与美国学界深怕惹怒中共，因此有很多反对意见。但蔡英文一方面表达有朋自远方来的热诚欢迎，另方面绝不让美国政界与中共认为她积极运作，成就自己；这作法既守住台湾的立场，也避免台湾成为华府政争以及美中恶战的焦点。 直到另一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要如法炮制来台，蔡英文索性“乾坤大挪移”，借由访美行与这位美国第三号人物在西岸见面，既顾及对方的面子，也保住台湾的里子，让美国的民主党政府不再为难，更不让中共有藉势借端再兴风作浪的理由，可谓四面兼顾。 过去8年，蔡英文未曾呛声挑衅共产党，但主权立场却是无比清晰。她把“四个坚持”当坚持，如果共产党愿意在这前提下与台湾交流，她很欢迎；如果共产党不愿与民进党往来，她也尊重；只是，身为台湾的总统，她总是努力地想让中国知道：“我不是只有靠中国才行”。她让国际社会与美国人认为她就在火线第一排坚定抗中，但是却绝不让共产党捉到她“搞台独”的把柄，分寸拿捏过犹不及，这是一种走钢索的政治艺术。 蔡英文这种政治性格的养成来自于她的从政经历，从她早年亲炙李登辉、参与台湾的对外经贸谈判；扁政府时期担任陈水扁的特使，当面看到美国政要对于阿扁言而无信暴跳如雷的反应；再到她2012年选总统时，一趟美国面试之旅，还没出华府大门就遭到放话打枪的刻骨铭心。正是这些经验，慢慢淬炼出蔡英文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外交政治风格。 所以，在验收蔡英文过去8年成绩单时，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称赞蔡英文是，“我见过对总统职务准备最充份的人，也是历届美国政府最相信能够将台美关系带向正确方向的人。”《彭博》称赞她说，“很难找到比蔡英文更好的领导者”。《纽约时报》引用在台协会前主席薄瑞光的话说：“我们会想念她”。美国前国务次卿柯拉克说得更露骨，宣称台湾总统大选最好能选出像蔡英文这种充满勇气、带领国家转型的领导人；因为她像北极星，以一直以自由为标竿。 柯文哲说要遵循“蔡英文路线”，如果此话当真，姑且不论柯文哲想端出什么样两岸外交政策，他首先得收敛自己钻营猥琐的谈话风格。其实也不只柯文哲，包括翻来覆去只有“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制”两句话的侯友宜，以及还在“蔡英文路线”上蹒跚学习的赖清德，都得认真参详：为何这位女总统能在她过去8年的外交路线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文章来源：上报
如果关注加中关系、华为、孟晚舟等议题的人，应该会记得加拿大的两位迈克尔 Two Michaels。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拘留了中国华为集团的高管孟晚舟。12 月 10 日，两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抓捕。他们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居住在中国丹东市的一名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思巴夫（Michael Spavor）。 中共人质外交的受害者 迈克尔∙康明凯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在中国被捕的时候，在担任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东北亚高级顾问。而迈克尔∙斯帕弗是设立在中国丹东的“白头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主任，声称致力于促进对朝鲜的投资和旅游。 人们普遍认为两位在中国被抓是中共的人质外交手段，试图逼迫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纵观中共历史，确实频繁使用人质外交的手段。大量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和评论。笔者确信，两位加拿大迈克尔成为了中共人质外交的新的牺牲品。笔者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评论道：“中共的人质外交和绑匪游戏由来已久，很多年来，它一直使用这种手段跟国际社会打交道。90 年代初，因为“六・四”屠杀事件，国际社会在大量救援被中共迫害的学者、民运领袖，那时中共就娴熟地玩弄绑匪游戏和人质外交“。笔者认为：“加拿大政府绝不能进入中共绑匪游戏和人质外交的陷阱。否则，势必造成在海外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会成为中共的人质和绑匪的目标，而且还危害其它民主国家，中共以此要挟、威胁整个国际社会”。 在康明凯和斯帕弗被关押一年半后，2020 年 6 月，遭中国正式以间谍罪起诉。之后，经过冗长复杂的司法审理及政治谈判，美国司法部与华为高管孟晚舟达成协议，暂缓起诉孟晚舟违反美国制裁令，加拿大法院也终止引渡聆讯，孟晚舟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返回中国。同时，康明凯和斯帕弗也被中共释放回加拿大。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中共抓捕他们是人质外交的性质。 斯帕弗用中共说辞要状告加拿大 在两位迈克尔回到加拿大两年多之后，突然有媒体披露，斯帕弗指康明凯是为加拿大政府和国际有关机构工作的间谍，并导致他在中国入狱。他要求加拿大政府给他数百万加元的赔偿，否则就将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 斯帕弗表示，他“无意中”告诉了康明凯一些关于朝鲜的信息，但他不知道这些信息会被康明凯传递给加拿大政府及其“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伙伴。斯帕弗声称，正是康明凯这一做法导致中国政府将他们两人都抓捕入狱。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中国任意拘留迈克尔‧斯帕弗和迈克尔∙康明凯是不公正和不可接受的……，任何一位迈克尔参与了间谍活动的说法，都只是在继续散布他们在中国被拘留的错误理由。” 中国驻加使馆发言人立即回应称，中国是法治国家。康明凯、迈克尔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中国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近日相关报道再次说明上述事实不容抵赖。加方炒作所谓中方“任意拘押”纯属贼喊捉贼，充分暴露加方虚伪面目。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奉劝加方正视事实，深刻反省自身错误，而不是倒打一耙，继续对中方攻击抹黑，蒙蔽误导公众。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普（Guy Saint-Jacques）说，被中国关押两年多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绝不是间谍，他在中国期间从事的工作，无论是作为加拿大外交官还是后来作为国际危机中心的雇员，都是完全合法和完全公开的。赵普曾在 2012 年 -2016 年期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康明凯当时是他的下属。赵普说，斯帕弗的说法令他感到十分惊愕和困惑。这些错误信息为中国政府任意、冷酷的抓捕行动提供了借口。 迈克尔∙康明凯日前也打破沉默，否认斯帕弗对他的指控。他告诉记者，他最初看到报道时震惊而迷惑，以为这是来自中国的假新闻，或是流言蜚语传话传到最后的结果。他说，他从未从事间谍活动。他在与斯帕弗的交往中一直坦率而诚实。 康明凯在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间在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工作，然后停薪留职加入独立智库国际危机中心。他说，无论是在大使馆还是在智库，他的工作领域都包括与中方接触交流以阻止朝鲜发展和扩散核武器及导弹技术。他当然希望增进对朝鲜的了解，为此与熟悉这个国家的人交谈，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他说，作为外交官，他为加拿大外交部撰写外交报告；作为国际危机中心的顾问，他为公众撰写报告，公开发表在该中心的网站上和媒体上。他强调，在与斯帕弗交谈时，斯帕佛清楚地知道他是个外交官。 斯帕弗应该找中共要公道 笔者认为，斯帕弗和康明凯都是中共暴政人质外交的受害者。在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押后，中共非常惊慌，显然当时是急中生智，抓了加拿大人做人质来要挟加拿大，他们知道民主国家政府必须对人民的生命和安全负责，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抓后，加拿大社会一定会有许多人给要求加拿大政府救人。中共以此调动加拿大人给加拿大政府施压，逼迫加拿大政府释放孟晚舟作为交换条件。 斯帕弗作为中共人质外交的受害者，理应找伤害自己、冤枉自己、无故监禁自己的中共要公道。斯帕弗要为自己的三年冤狱进行司法诉讼的话，应该状告中共当局。斯帕弗指控康明凯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不仅帮助了中共的虚假指控，伤害了共同被中共迫害的朋友康明凯，递刀给中共刺向加拿大，并极大的助长了中共肆意抓捕玩弄人质外交的做法。 假如斯帕弗告加拿大政府这样的诉讼可以赢得话，中共会更加肆意抓捕加拿大人，甚至可以和许多人演类似的双簧，这样下去有一天可以告垮加拿大。 该案背后很可能是中共黑手 中共《环球时报》在相关信息一出，就发出深度采访报道：给“五眼联盟”送信，令加方谎言曝光，加媒爆料康明凯等在华被捕原因。报道以采访专家的方式指责加拿大政府撒谎：这表明加方对中国的指责恰是一种充满谎言、颠倒黑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散播涉华不实言论并掩盖自身不当行为的做法。 接着中共推出#环球时报社评#：加拿大欠中国及其他受骗者一个道歉。 在中国的微博上也出现了“加拿大间谍的内讧”的帖文，吸引了数亿人次阅读。 斯帕弗当初为什么被中共选中和康明凯一起被关押？斯帕佛最亮眼的是他与金正恩的私人友谊。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炫耀他曾被邀请到金正恩的游艇上一起度周末。2018 年 2 月，他应邀出席在平壤的大型阅兵典礼，他将视频上载到他的推特 Twitter 和 Instagram 帐户，人们可以看到他处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而大部分外国媒体都没有获准到场。 他创办的白头山文化交流中心（Paektu Cultural Exchange）声称，他的核心业务是推广在朝鲜的海外投资。2018 年初斯帕弗向《亚洲时报》（Asia Times）表示：“我的朝鲜合作伙伴们对于与境外进行业务合作的兴趣有了切实的提升。” 他还强调：“我一直在与中国和华籍朝鲜人投资者合作，现在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朝鲜严重的人权迫害是举世皆知的。斯帕弗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他不太愿意讨论政治。他在 2013 年的一次访问中说，“那些问题最好还是由政府之间去讨论。”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认为，斯帕弗在中国受到密切监视并在中国政府需要找加拿大人质时被选中，是因为他在朝鲜的活动，尤其是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 目前，加中两国有许多纠结的问题，而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威胁越来越广为人知，包括：中共设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的五个警察局被揭露；加拿大情报局掌握了中共深入渗透操控加拿大 2019 年和 2021 年联邦大选的证据；联邦众议员庄文浩（Michael Chong）在港家属受到中共驻家外交官直接参与的骚扰事件等等。中共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呢？利用加拿大人对付加拿大政府应该是最为一本万利的手段。 我很担心加拿大政府的应对方式。民主国家政府被告是常事，而且法官经常站在个人或看起来是弱者的一边。 加拿大前些年有个案子给我心理很大挑战。一位出生在叙利亚的加拿大公民阿拉尔，是位软件工程师。2001 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加两国都对恐怖主义非常警觉，也更多的分享相关信息。 2002 年 9 月，阿拉尔在突尼斯与家人度假返回加拿大途中在美国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中转期间被拘留。美国当局怀疑他是基地组织成员，将他驱逐到叙利亚。他在叙利亚被拘留了一年，2003 年 10 月他被释放回加拿大。阿拉尔表示，他在叙利亚关押期间遭受了酷刑。2006 年起诉加拿大政府，索赔 4 亿加元，后来降至 3700 万加元。2007 年 1 月 26 日，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式向阿拉尔道歉，宣布向阿拉尔赔偿 1050 万加元，另外承担 100 万加元的诉讼费用。 阿拉尔返回加拿大后也对叙利亚、约旦和美国提起了诉讼，但都被驳回。美国政府坚称将阿拉尔引渡到叙利亚是合法的，并且完全符合其权利。 美国政府尚未公开承认阿拉尔在叙利亚遭受酷刑。 文章来源：中国之春
中国文化学者易中天编写的《易中天中华史》出版多年后，近日传出被下架。对于该书下架，有人说是因为关于中国文明史长度涉及与官方冲突。另一种流行的说法，指易中天以三国人物袁绍影射习近平。但易中天在“百家论坛”讲三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不知为何现在被对号入座。 习近平可能是被人以历史人物影射最多的中共党魁。盘点了一下，至少涉及六大历史人物，影射内容各异，但都很精彩。 第一位：袁绍 在《易中天中华史》传出要求下架之后，数段易中天当年的演讲视频内容在社交平台X上流传，易中天讲到东汉末年军阀之一袁绍： “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野心大、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刻薄猜忌，人缘不好，这个人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他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利用了他家族这样一个政治资源，躺在父辈的成就上吃老本，他是在父辈开创的基业上，名声地位都超过了他的父辈和祖辈，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愚蠢、固执而狂妄。” 易中天继续说：“他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他因为愚蠢而固执，因为固执而狂妄，而又因为狂妄而愚蠢。他狂妄，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固执，因为他固执，他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他愚蠢，因为他愚蠢，他不知道自己的份量，因此他狂妄。” 这里说的像是习近平吗？个人特点无法完全确认，至少习近平是靠著他老爹习仲勋的庇荫上来的。一位名为Michael Fan的X网友说：“本来说的是袁绍，架不住习近平非要往袁绍上靠啊，拦都拦不住，现在想起来封杀易中天了！” 第二位：崇祯 中国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再版著作“崇祯：勤政的亡国君”，10月已被全面下架。广为流传的说法也是说该书影射习近平。 前美国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曾表示，封禁此书凸显习的“极度敏感或偏执”。 该书的封面广告上写著，“勤政的亡国君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并且还加入了“上吊绳”等元素设计。 这被认为对习近平不利。崇祯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但与历史上其他亡国之君不一样，他生前还算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力图中兴。只是明朝气数已尽，谁也无力回天。1644年，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崇祯在景山自缢身亡。 中国民间对习近平有很多绰号，比如：包子，小熊维尼，猪头、总加速师等一大批。其中“总加速师”意思是说习正在加速中共的垮台，影射习是亡国之君。而崇祯的悲剧故事刚好配上“总加速师”。 习这些年站在保党的基点上，每天都很忙，但越努力越折腾，问题越大。因为基点错了、方向错了，方式也错了，以致于引发天怒人怨。 崇祯帝败亡之际喊“诸臣误朕”；习近平如今“定于一尊”，下边官员通通躺平，习家军的蔡强、李强等人，未来看到形势不对，也不会愿意背锅，习近平最后难免坠入败亡结局。 第三位：隋炀帝 隋炀帝，也是较早被用来影射习近平的古代帝王。网民总结习近平和隋炀帝多处雷同。 诸如隋炀帝杨广极爱面子，好大喜功，对外很讲排场。隋炀帝为了在外宾面前炫耀隋朝的强盛和富有，下令盛饰市容，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市上树木缠以丝绸做装饰。 习近平给予非洲穷国兄弟的留学生超国民待遇，对外动辄大手笔撒币数百亿美元，或随意免除他国债务。然而中国多少人挣扎度日，前总理李克强也承认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才千元。 “万国来朝”一说，据说最早发端于隋炀帝。而习近平每每办主场国际“盛事”，宁愿动用专机接专制小国统治者来华，也要有意造出“万邦来朝”气象。 杨广在取得大隋皇位前作风简朴、谦恭谨慎。他登上大位时马上展现远大抱负——改年号为“大业”，要武统高句丽，但三战皆负。 习近平未登大位时也是一副老实人样子，上台后即抛出“中国梦”“民族伟大复兴”，毫不遮掩搞“人类共同体”的红色扩张野心。他可能要以“收复台湾”的“大业”之名大举侵台。 对内，杨广上任时曾亲自起草的诏书留下诸多名言警句，如表达爱民之志的“每以子民为念，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表达罪己的“万方有罪，责在朕躬”。但杨广被后世认定是暴君，初唐重臣魏徵说杨广是“嘴里说著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 习历年发表的公开讲话，也都是冠冕堂皇的，声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之类，实际上中共做的是另一套，迫害人权频下狠手。 第四位：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后的袁世凯，宣布将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建立中华帝国。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但改元后仅83天帝制便以失败收场，之后他在同年6月6日病死。 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破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使自己可以无限连任，被指谋求终身执政，形同“称帝”。这一“称帝”之举，和袁世凯也有相似，网上不少人遂以此影射习。 今年10月，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4年节假日安排，决定黄历新年假期“2月9日除夕不休假”，引发中国民众不满。有网民开始调侃说是因为“除夕”犯了“除习”的忌讳。 这一方面，袁世凯也有故事。 传说当年袁世凯一心想复辟登基当皇帝，又怕人民反对，终日提心吊胆。一天，他听到街上卖元宵的人拉长了嗓子在喊：“元——宵。”觉得“元宵”两字谐音“袁消”，有袁世凯被消灭之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禁止称“元宵”，只能称“汤圆”或“粉果”。当然，“元宵”两字并没有因袁的意志而取消，后来照样在民间流传。 第五位：慈禧 习近平也曾被一些论者认为像慈禧太后，比照时间是2018年美中打起贸易战之后这几年。 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拳匪，放任烧教堂、杀教士、围列强领事馆，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攻北京，次年以辛丑和约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 一百多年后，中共红朝党魁习近平身边只有马屁精，误判国内外形势“东升西降”，以为终于“厉害了，我的国”，自称可以“平视世界”了，一改韬光养晦策略，号称战狼的外交官与西方频频冲突。中共对内拆教堂、烧十字架、镇压地下教会，在新疆搞灭绝，在打破香港“一国两制”承诺之后，在台海持续生事，大有入侵之意。 但一旦攻台，中共面临的不止是大清面临的“八国联军”，而可能是“八十国”联军。新冠病毒疫情实际上一直未消停，最近中国“不明肺炎”疫情再起，也可能有相关。就病毒扩散的追责，2020年一度兴起数十国官方或民间机构向中共索赔，且是巨量倍数于1900年的庚子赔款。病毒溯源和追责、索赔一事，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仍有可能重新被提起。 要说习和慈禧的相似，不是说习搞垂帘听政，主要是说两人对时局的误判和对外交往的蠢行相似。习时代倍受诟病的是老粉红、小粉红在全世界挑事，以及派出大群战狼官员，利用民族主义恶化对外关系，带来的是国际孤立。这如同慈禧当年误用义和团闯祸，又误信假情报，负气处死主和派大臣，对多国宣战，最终陷入败局。 第六位：桓玄 桓玄是较新的一位被用来影射习近平者，不算太知名，但也恰到好处。 东晋后期权臣桓玄篡位自立，建立桓楚，因为身材硕大，当他坐上龙椅时，龙椅不堪重担，被压烂陷地，众人皆失色。近臣殷仲文奉承说：“陛下圣德深厚，连土地都承载不起”。此话令桓玄十分高兴，重赏了殷仲文。但几个月后桓玄政权即倒台。 桓玄政权倒台之际，曾问身边诸臣，自己何以失败。近臣曹靖之直言：“天怒民怨，焉能不败!”桓玄又问：“卿何不谏?”曹靖之回答：“当时朝中一片歌颂之声，都说当今乃尧舜之世，你也欣然相受，我还敢说什么呢?”桓玄听后无话可说。 在中国长大、通晓中国文化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以及知名海外评论人士岳山，均曾引用过这个故事，影射习近平及中共官场的谄媚文化。 近年中共官场流行马屁风、谄媚文化，许多出位表忠者在二十大顺利上位。包括喊出“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落到行动上”，已升任广东省长的王伟中。表忠最露骨的天津书记李鸿忠，二十大仍然留在政治局。拍马最厉害的要算是习家军福建帮蔡奇，现在成为习的头号大红人。 习近平对于群臣吹捧也很受用，特别是出巡地方时，地方官组织“群众演员”做出类似三呼万岁的做法，令他晕晕乎乎无法自拔。从这一角度看，到习败亡之日，也会无话可说。 另外，和桓玄一样，习近平恰好也是身材硕大，他早几年坐龙椅曾成为热点新闻。 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的瀛台接见香港特首时，都惯于坐在俗称的“龙椅”上，桌上还有一只纹龙的黄色杯子，这一戏码被网友称为有“纯正的大清味儿”。 习坐在“龙椅”上，端著帝王用的“龙杯”指点江山，这一幕在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进京向习述职时引起不少议论。但2022年12月23日习接见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时，却弃用“龙椅”，不知何故。 结语： 中国知识界的传统，历来善于利用历史来间接讽刺政权，叫做借古讽今。以上六位历史人物，故事个个精彩，也均能恰当形容现任中共党魁的部分特点。中国自古以来充满智慧的影射术之精妙，可见一斑。在这六位之外，可能还有漏掉的。日后网民们也还会找出更多人物，可以比照习的亡党之命。 当然，中共党魁其实与古时皇帝根本上不能相提并论，只是在带来政权崩亡的逻辑和道理上，古今是相通的。过去的皇帝相信天理，以父视天、以母视地，敬天敬地，行为也受天理制约，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会检讨自己过错。中共党魁骨子里是无神论的马列党徒，却同时谎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遇到民间议论时又一味打压，和古帝王是天差地别。 《易中天中华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 中国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共怎样去封禁言论都是徒劳。而在历史上，当一个社会出现大量嘲讽极权统治政治笑话的时候，离改朝换代就不远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是在2010年以GDP总量达6兆美元跃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22年，再以人均GDP1万2741美元跨过高所得经济门槛。但过去十馀年来，远赴美国辛苦讨生活的“中国偷渡客”却从没少过，只是，以往每年或是数千人，今年光是9月于美墨边境逮捕到的中国偷渡客就多达4000人，去年同期则仅为329人。 根据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9月，美国边境巡逻队总计逮捕了2万2187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和去年一整年数字相当），2020年之前，至少要10年加总才有这个数字。 许多媒体也揭露了，原来中国偷渡客不只人数激增，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依照网路上的“偷渡指南”，先飞往中国人无需另外办理签证的中、南美洲国家，再循线北上，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之间的丛林进入美国。另据巴拿马政府出示的资料，当下采这一路径偷渡者，中国已是继委内瑞拉、厄瓜多和海地之后的第四大国。 HAPPENING NOW? Large groups of migrants , mostly Chinese national men crossing illegally through open gaps on the border wall in Jacumba Hot Springs , CA @NewsNation Tomorrow San Diego County officials will vote on whether the county will spend $3 million in taxpayer funds for… pic.twitter.com/mPN46jr7yH — Jorge Ventura Media (@VenturaReport) December 4, 2023 首先，这并不是一条“便宜”的偷渡模式，因为他们得支付给人口贩运者约4万到6万美元的“手续费”，又既然是偷渡，当然不能走正常管道，所以过去还曾发生边境警察竟是在货柜车里的洗衣机、床板间，查获长时间扭曲身体藏匿其间的中国偷渡客。另外，倘若是徒步穿越丛林，自然也增加了人身安危风险。不过，就算又贵又危险，却已是一条相当有名的“出走中国路线”。 美联社记者曾访问这些中国偷渡客，他们绝大多数对于自己铤而走险的解释，除了国家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更多人是迫于中国经济前景黯淡。于是，偷渡客人数激增，便和中国对外宣传的国富民强形成高度反差。同时，这恐怕也直接反映了过去三年中国的COVID-19封控政策，确实有相当严重的副作用，包括经济难以反弹，以及高失业率（尤其青年族群）。 过去，在有“中国曼哈顿”之称的纽约法拉盛便时有所闻，“偷渡”已是门专业生意。居间抽佣的律师、人口贩子主要透过中国社交平台打广告，以“在美国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月入1万美金、三个月回国买房”为诱饵，促使许多找不到工作，或生计困难的中国人，索性变卖家当，前往美国做人生一搏。 去年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属于原本在其国内的中产阶级成年人，或在“教战守则”指引下，他们多以“政治庇护”之名获准留下，相较来自中南美洲其他偷渡客，获准居留的中国人又“幸运许多”，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投入当地早已成熟发展的华人社区，而非只能仰赖政府提供的庇护所救助。 当然，美国并非不想将这些偷渡客遣返，但在和中国交涉过程中，最常得到的答复就是“无法证明他们是中国人”。这又让美国人为之气结，因为毕竟中国是少数对自己国家公民有著严格监控纪录（包括身分和个人照）的国家，却总是以此为由，拖延美方提出的遣返计画。 近来，又因为这些中国偷渡客除了量的增加，竟还出现“质的提升”，才又格外令美方不得不有所警觉，不解怎么这两年新一波被抓的偷渡客，无论神情样貌和穿著打扮，一个个都不若过去印象中的狼狈和充满匮乏感，反而各个精神抖擞，还看似相当勇健，好像只是刚从飞机上下来一样，外貌干净、穿著舒适，连行李箱的使用，都仿佛像是单纯出国旅游一般。 他们之中有太多人完全不具过往“偷渡客”的不堪，年轻、挺拔，连站的样子都像是受过某种训练，如此再又让人不解，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在中国生存？真的必须走上偷渡这条路？甚至已有人在相关新闻底下，留言将偷渡客和“解放军”军人的样貌做比对，怀疑这些偷渡客（尤指中国男子）背景并不单纯，偏偏他们每个在被逮捕时，无不以“我不会说英文”，增加了警方身分调查的困难度。 前不久，拜登和习近平曾于旧金山峰会，特别针对芬太尼、美国在中商业投资出口管制等议题交换意见，之后，便有媒体预判，按照当下“中国非法移民”的现象发展，那恐怕也会是未来美中必须严正交涉的一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写于1991年10月的第五届第一次全代会，这条文由现在仍常发表政论文章的创党党员林浊水等人起草，文字内容主张，透过公民投票实现台湾独立的理念，“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民进党之所以通过台独党纲，在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仍牢牢控制台湾社会的表里内层，民进党菁英认为唯有解构国民党法统神话，才有机会解放台湾社会力，争取执政。所以，与其说当时的“台独党纲”是要对抗彼岸的共产党，还不如说它是民进党为了要挣脱当时威权政府的强控制网罗所做出的论述。 但台独党纲很快地就面临挑战，主因是在90年代中期，台湾举行了它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总统大选，中国共产党将总统大选视为台湾迈向独立的前兆，因此发动飞弹试射，是为第三次台海危机。当中共对于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具像，台独党纲越成为台湾内部选举攻防的箭靶，于是，为了帮助陈水扁在总统选举中胜选，1999年5月的民进党全代会通过非常著名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对“台独”重新诠释，内容写道：“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 对民进党而言，台独党纲其实是“台独公投党纲”，加上决议文位阶视同党纲，后令又压前令，但凡外界现在问起民进党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几乎都以“台湾前途决议文”作为标准答案。但反对者认为，台独的确还是民进党的党纲，如果真要以“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那民进党何不干脆废掉这条已经“没有在用”的党纲？民进党坚持不废掉，就是民进党还有台独意图，也因此成为台海不稳定的渊薮。就连美国学界的知台派葛莱仪日前都认为，若赖清德当选，应该考虑重新审视“冻结台独党纲”提案，以提供彼此更有效的保证。（葛莱仪随即澄清她文章重点是“有效的吓阻，需要具备可靠的威吓和保证”）。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容易说清楚，在于“台独”本身从来没有一种明确的操作型定义。台独党纲式的台独（建立台湾共和国与制订新宪）固然是台独，台湾前途决议文式的台独（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也可以是台独；举办总统大选是台独（不是独立国家哪来总统大选），但不接受统一、不服从共产党领导也可能被视为台独（看看多少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打成港独）。共产党不说清楚，是因为它从来都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用“华独”来压制“台独”，用“B型台独”来打击“A型台独”，待主次敌人已经打成一团、奄奄一息，才是它出面收拾战果的时刻。 所以，要赖清德声明放弃或冻结台独党纲，以作为美中台三方的再保证情境是不存在的。不仅因为民进党过去20多年来已经透过它的政治实践实质地“冻结”了台独党纲，即使民进党真的声明放弃台独党纲，共产党也会立刻扎出另一个新的稻草人攻击民进党时时刻刻都有“独立的意图”。共产党向来以两手策略区隔主次敌人，必定“远交近攻”，离间台湾的蓝绿关系，才能攫取属于共产党最大利益。 不只如此，就连“台独是两岸交流最大障碍”的命题也是错误的。2009年，时任高雄市长的陈菊访问北京，与北京市长郭金龙会谈时，直接提到“我们中央政府马英九总统”；2013年，陈菊甚至再访天津、深圳、厦门以及福州。2014年，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应邀参访上海拜访复旦大学，并当场说出“先有台独才有民进党”的名言。试问，共产党邀访赖清德、陈菊之前，不知道他们是“台独”吗？当时这两位民进党重量级人物可以是共产党的座上宾，而现在不行，差别仅在于中央执政的转换以及共产党实际的政治需要罢了。 台独在台湾只是一种合法的政治主张，保护每个人与政党倡议政治主张的权力，就是在保护台湾的民主；不允许共产党定义谁是“台独”，就是不允许共产党框限台湾人可以有什么政治主张，也是不允许共产党来定义台湾的民主。身为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还跟随中共的战争恐吓起舞，就有愧于他正在参选的职务。 因为有台独党纲的存在，所以加深了台湾前途决议文的纵深；因为有民进党这样的政治主张，也增添了国民党面对共产党的底气。民主可以是台湾面对共产极权的武器，时至今日，台独党纲存在于台湾社会的意义，早就与32年前截然不同，保留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对台湾是一件好事。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两年多前周庭出狱的日子恰好是香港“反送中”两周年。这位有“民主女神”之誉的年轻女子，从那时起一直沉默，惦念她的人们星期天从社交媒体Instagram看到她公布的一封信：“写于26岁的最后”。而这个星期天，是她27周岁的生日，原来她现在在加拿大。 一如她的为人，信写的平易、清醒、坚定。一如她的明丽的目光，清澈，透明，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信中那句话：“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说得很委婉，几个字却令人心惊，她可能一辈子不回去了，不会回到她生长的地方，她少女时代就开始抗争的香港了。 周庭是香港几次大抗争涌现的知名度很高的几位年轻人之一，2012年便投入社会运动，2014年参加要求普选的“雨伞运动”，担任“学民思潮”发言人。2016年成为民主政治组织“香港众志”的创始成员之一。2018年，放弃英国公民身份参选立法委员补选，后被当局剥夺参选资格。2019年，成为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人物之一。 2019年6月21日，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因与前香港众志主席林郎彦、前秘书长黄之锋在包围警察总部一案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黄之锋被判入狱13个半月，林郎彦被判7个月，周庭被判10个月。2021年6月12日，是她出狱的日子。 那年她24岁，出狱那天香港下着雨，许多香港市民在大榄惩教所外期待见她一面，扎着马尾、戴着眼镜的她离开时，没有说什么，坐上私家车离开，明丽的双眼注视前方，随后发出一则短信： “痛苦的半年零二十天，终于完结了。辛苦所有冒雨前来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要好好休息，养好身体，因为身体在这段时间变得太瘦弱了(苦笑)”。 国安们没有忘记她。她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被迫去中国大陆以换取出境读书的机会的经过：今年7月初，国安告她，如果她想到加拿大升学，还有一个条件，要她跟着国安们去一趟中国大陆。“国安会安排和我一起申请回乡证，然后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后他们便会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到就可以。” 原来她出狱后，需要定期向国安报到，护照也被没收。“每次报到，我也担心会随时再被逮捕……再次用某个罪名把我带走。”对于国安要求她去大陆，她说：“我知道，在国安面前，其实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就是‘主动送中’了，那段时期，心中一直非常恐惧，生怕所有事情都会是自己的‘最后’。” 就这样，八月份，周庭在五名香港国安的“陪同”下，到中国大陆“接受再教育”。周庭说，“没想到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出境竟然是到中国大陆”，她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中共党史，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之后被安排去腾讯总部，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 周庭的恐惧渐渐转化成很有节制的怒问：“坦白说，我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入境自由，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作为取回护照的交换条件，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 她被国安陪同了一路，在“重点行程”要求“打卡合照”，随行的人员随时拍照，周庭想：“若我一直保持沉默，那些照片或许有天成为我‘爱国’的证据”。回港后，周庭还被国安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亲笔信件…… 周庭终于去加拿大读书了。但是，按照国安法规定，她必须要于12月底回到香港向警方报到。周庭写这封信想告诉大家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包括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回去报到了，也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她不想继续遭受屈辱，让国安一次次的问话、盘查，他们认为她满足了他们的条件后才能重回加拿大：“即使十二月底他们不这样做，下年我再回香港时，随着香港形势变得更严峻，他们也随时可以再以调查为由禁止我出境。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这样下去，即使我人安全，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弃保不会港报到! 周庭说，“这数年切身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将来还有很多未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我终于不用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也可以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了。” 周庭15岁就在香港投入社会运动，因为那时候的香港至少是一个中国唯一一块有相对自由，司法独立的地区。她和她的同仁们抗争的理由，就是北京当局不断地蚕食他们曾经对港人的承诺，并立法保证的“一国两制”。她和同伴们希望当局遵守承诺，给港人以普选的权利。2020年，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有在那场运动中站在前列的，不是逃亡，就是入狱，“东方明珠”、繁华而有相当自由的香港就在北京强加的国安法下毁掉了。 周庭出来了，真好。网络上她的许许多多的支持者为她加油。她在信的最后写道：“自由来得不易，在担惊受怕的日常中，更加珍惜所有没有遗忘自己，关心自己、爱自己的人。愿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聚，好好拥抱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