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奧德賽》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採訪掀爭議
2026 年 8 月 6 日
前兩日才病懨懨的球王梅西，昨天在東京風騷落場，盤扭射踢足30分鐘，一副生龍活虎的模樣，激到楊潤雄、霍啟剛之流生蝦咁跳。特區政府隨即表示，香港市民都有不少疑問，希望主辦方及球隊能向市民作合理解釋。 先講清楚，香港政府不代表我。梅西在香港「躺平」，拒絕與李家超等港共官員握手合照，我早有合理解釋，只是想觀察邁阿密國際在東京的表現，才在這裡寫出來。也要聲明，本人不是梅西或C朗的粉絲，我根本不睇波，以下所說，只是根據公開資料，作一些合理推斷。 梅西迴避港共官員，很多香港人覺得是出於鄙視，這可能性當然不能排除，但我認為更重要的理由（跟「鄙視」沒有矛盾），是梅西知道一旦跟港共官員同框，勢必得罪沙烏地阿拉伯王子，所以他才有多遠躲多遠，合照有多後站多後——這純然是商業考慮，根本不涉政治立場或道德勇氣。 不錯，梅西的確寄過一張親筆簽名照給劉曉波，但光憑這件事就推測梅西是個「民主人權鬥士」，就未免太草率了。梅西為劉曉波打氣，也許是真心的，但他一而再收取獨裁者的錢為他們洗白，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眾所周知，近年沙烏地阿拉伯積極拉攏國際頂級球星，意圖借體育美化形象。去年沙特球會 Al-Hilal 更不惜開出4億歐元天價年薪，希望羅致行將離開巴黎聖日耳曼的梅西，但美梅西卻不為所動，選擇了美職聯的邁阿密國際。球迷固然盼望梅西是「富貴不能淫」，可惜現實卻沒有這麼理想。 梅西選擇邁阿密國際，一來有家庭因素（梅西老婆據聞比較喜歡在邁阿密生活），二來也有商業考慮。熟悉梅西的人該知道，只要你付的錢夠多，不管是啤酒抑或加密貨幣，他都很樂意代言；遷往邁阿密後，梅西便計劃與Adidas和蘋果等品牌合作，商機無限，賺到的錢不見得就少於轉會到 Al-Hilal。 儘管梅西拒絕加盟沙特球會，但他非但未與沙特割席，反而從2022年起，不惜玷污個人名聲，為該國擔任旅遊大使。據《紐約時報》報道，梅西為沙特宣傳三年，收費約2500萬美元，「工作」是得閑就舉家到沙特旅行（全程包食包住，一個仙都唔使出），在當地景點打打卡，IG出幾個posts，簡直是絕世筍工。（注1） 但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什麼國家呢？它的人權紀錄一向劣跡斑斑：對葉門的戰爭，沙特殺害包括兒童在內的平民；2018年，沙特記者、《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兼異見人士Jamal Khashoggi疑遭沙特特工暗殺，更慘遭分屍，但政府不認帳；沙特政權也以殘酷壓迫婦女、少數族裔、社運人士和異見者而臭名昭彰。 2021年，在沙特正拉攏梅西出任旅遊大使期間，一群沙特良心犯的家屬曾聯署給梅西寫公開信，稱梅西是「激勵著數以百萬人的模範（an inspiration to millions）」，一言一行皆舉足輕重，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公開信又告訴梅西，沙特的良心犯一直大規模遭受虐待、性侵，及長年累月被單獨囚禁，懇求他勿被沙特政權利用，成為洗白暴政的工具（注2）。 這封信陳詞激昂，字字有血有淚，可惜改變不了梅西的決定。他擔任沙特的旅遊大使後，各地人權組織及沙特良心犯家屬紛紛譴責，有人形容梅西助紂為虐，為獨裁者充當遮羞布，掩蓋了政權對人民的壓迫、暴虐和殺戮。（注3）這樣的事其實不只發生一次。 2015年7月，梅西到訪中非國家加彭（Gabon），與總統Ali Bongo見面，一起出席新體育館的奠基儀式。加彭的人權狀況，也不比沙特好多少，鎮壓異見人士是例牌菜，國內還有人殺害兒童作為獻祭，而政府竟懶得調查。 當時，人權基金會主席馬上批評梅西，說：「儘管梅西聲稱支持兒童權益，更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促進青少年教育，但他卻支持一個貪腐竊國，並拒絕調查國內兒童人祭謀殺案的加彭政權。」有傳梅西此行收了240萬歐元作酬勞，但加彭官方矢口否認。（注4） 不管梅西有沒有收加彭的錢，或收多少錢，以上例子已清晰說明：即使梅西平日樂善好施，對兒童份外友善，但面對各國的仆街獨裁者，他並無「恥與為伍」的道德潔癖。有良心的梅西支持者，看到這裡或許有點失望，但抱歉，這是事實。 梅西為沙特做代言人、到加彭出席奠基儀式，說穿了，都是為有關國家的「sportswashing」效力。所謂sportswashing，中譯不妨叫「體育洗白」，這是「國際特赦組織」近年推廣的用語，指政府和國家故意利用體育賽事、品牌來粉飾自己惡劣的人權紀錄和名聲。 梅西去一個國際聲譽好的地方，如東京，當地不需要他做「洗白」，自然輕鬆得多，想踢波就踢波。然而入境一些名聲不佳的獨裁國家，而該地政權又沒有付足夠的錢，梅西就要步步為營，以免一時不慎「送大禮」給對方，開罪其他付了天價的客戶。 Sportswashing是有價的，以梅西來說，肯定是天價。 現在香港主辦方Tatler付了多少錢呢？昨天傳出，邁阿密國際全team人的戲金是5000萬港元，即640萬美金（比去年邁伽體育出手更低）。但你要梅西做sportswashing，沙特王子每年就得付他800多萬美金，這個價錢還不包括跟奴才握手。 更貽笑大方的是，據《香港01》報道，港府曾開出一份百多萬港元報酬的合約，叫梅西2月5日在維多利亞港「遊船河」一圈，向國際宣傳香港，結果被馬上拒絕。（注5）各位看到這裡，應該明白梅西為什麼「玩嘢」吧？ 百萬港元，大約13萬美元。若《香港01》不是報道假新聞，這些港共官員就是白痴——沙特王子花2500萬美元才請得動的球王，你居然妄想用13萬騙人做相同的事？這個寒酸的價錢，對梅西來說是天大侮辱。 可見梅西在香港西口西面，主因是有些欠缺自知之明、行事又乖離現實的菠蘿雞官員，妄想用蔗渣的價錢吃燒鵝的味道，難免佛都有火。要向廣大球迷道歉的，應該是這群聲大夾惡的白痴。 2014年，梅西也曾到香港參加友誼賽，當年沒有「射波」，也沒有黑口黑面，為什麼今天卻變臉呢？其實梅西沒有變，只是香港變了。 商業現實是殘酷的。無論是梅西一人收百萬，抑或全隊人收5000萬，梅西和貝克漢姆都心知肚明，這不是sportswashing的價。合照，握手，微笑，做宣傳，甚至落場踢波，幫你搞「盛事」，那是另一個價。如果香港還是從前文明世界的香港，梅西自然不必時時刻刻板起臉，以防被人用作宣傳；如果沒有一堆奴才公公刻意埋身抽水，他也不必像遠離麻風病人那樣，避之唯恐不及。 但今時不同往日，在球星心中，中國香港的定位已經有別於東京，變成沙特、加彭那類世界，所以不能不跟你講錢。莫說陪港官「遊船河」說好香港故事，就連握一下手，合一次照，踢幾腳波，如果梅西不收足錢，都會做爛自己個市，你叫他怎樣向沙特王子交代？ 我建議香港有關當局，勿再模糊焦點，將梅西行為扭曲為「辱華」、「軟對抗」，或像共媒《環球時報》所指，是出於「政治動機」而「故意令香港難堪」了。不，梅西以至整隊邁阿密國際的做法，根本可用《教父》一句對白概括：It』s not personal, it』s strictly business.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今年春節前夕的氣氛特別詭異，彷彿人民正在迎接的不是每年一度的傳統春節，而是一場從未經歷過的大蕭條。享受了四十年改革開放紅利的中國人民，在過去幾年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的死亡之後，正在無奈地看著這場大蕭條的降臨。 中國人民的憤怒與新哭牆 這種無奈，是明知會發生卻無人做好準備的期待，彷彿重演四年前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情形。當時，只有少數人，包括筆者在內，在周遭人們樂觀不察的時刻發出了悲觀的預警。而今年春節前夕，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感受到了如此喜喪一般的悲涼。 最明顯的，是今年提前歇業、放假的商家和工廠超過以往，到處百業蕭條，「老闆跑路」幾成新常態；華中迎來雪災，連續暴雪讓武漢陷入幾乎與四年前相同的封城困境，兩湖高速公路上無數返鄉車輛被困；而節前最後一周的股市也慘不忍睹，雖然有國家隊入場托市，還有管理層對空方的打壓，但是人民感受到的分明是一場超過雪災的股災，與全球資本市場欣欣向榮形成強烈反差，以至於股民們紛紛到美使館中文微博帖子下方訴苦，有望在四年前武漢醫生李文亮生前最後微博下的「哭牆」之外再造一座新的哭牆。 上海浦東機場風波凸顯的困境 如果說所有這些還不足以讓人相信或者感受到一場大蕭條來臨的氣氛，如果說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困住的電動車還不足以讓年初還在鼓吹的所謂「新質生產力」泡沫破滅，如果說今年春節前各地法院如同「春決」一般的突擊宣判都不足以讓人感受到法治的凋零，那麼，新近上海浦東機場計程車事件或許將這場危機的本質暴露無遺，無法不令人徹底喪失最後一點兒幻想。 這場持續不到一周、近乎荒誕的市政鬧劇，雖然只是圍繞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這樣一樁貌似不起眼的地方政策，卻在全國範圍引發一場軒然大波，對營造今年春節前的蕭條氣氛頗有點睛效果。原因無他，這場政策鬧劇喚醒了中國人民對兩年前上海封城期間類似官商勾結的痛苦記憶，提醒人民不僅上海沒有走出「動態清零」，而且可能整個中國都在迅速的「上海化」：一種反市場經濟的、權力主導的內循環經濟模式正在成為中國模式的主流。 所謂上海化其來有自，原指上海這個曾經的世界冒險家樂園裡面的各種陰謀詭計，多用來形容中國和唐人街裡面充斥的陰暗氣氛，幾乎與「滿大人」的傲慢官僚形象並列為海外看中國的刻板印象。不過，在今天，尤其在節前一句「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讓人民破防之後，「上海化」的中國模式正在成為籠罩在中國經濟之上的巨大陰影。 上海化=上海特色的腐敗經濟 因為，今天的「上海化」，既有山寨資本主義的意思，譬如華為模式的所謂狼性，肆無忌憚的盜竊知識產權和以腐敗方式佔領市場；也有與華為模式一致的特權庇護，主要指的是上海特色的腐敗經濟，從「阿毛甜品」到「小白樓」，從司法系統的集體謀殺案到「封城」期間的「保供」模式，都可以在最近這起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同時也是計程車公司特許權的事件中窺見端倪。當然，這一切很容易被去年底開播的《繁花》電視劇的美化所遮蔽，很容易讓人們忽略了上海化的底色從未改變。 那或許正是《繁花》在疫情期間能夠照常實景開拍的原因，上海從來就不缺宣傳幹將。從左聯的周楊到貴為副總理的張春橋，從文革時期的「石一歌」到這十一個吹鼓手們在改開時代炮製《文化苦旅》，再到大蕭條前夜「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不變的，就是其中的巧言令色、翻雲覆雨、玩弄權術。 而在政治經濟層面，或者說在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下的上海化代表的中國模式，其底色，都脫不去上海青浦出生、受莫斯科訓練的、中共黨內經濟元老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一種以權力和暴力對經濟的雙重控制，一種時強時弱的統制經濟。非如此，不能理解《繁花》其中上海市民對日常生活方式的堅持和艱辛。只是，這種底色的暴露，非在特別時刻、非經偽飾穿幫不能顯露。 在過去一年，新冠疫情結束後的一年，中國經歷了兩場重大的內外博弈：一是中美之間從貿易戰以來的多領域博弈在歷時一年的反覆談判後終於以舊金山峰會的形式達成緩和；二是2022年底白紙革命後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展開的無形博弈。後者尚未有結果，雖然當局自以為做出許多讓步，人民卻以走線、做空、歇業、躺平等等為標誌選擇了退出。 中國統制經濟下，大蕭條不可避免 因為，不同於過去十餘年幾個重大歷史時刻人民的麻木，今天的人民已經覺醒。他們發現，縱便有著推動統一大市場的名義政策，無論管理層釋放出多少貌似寬鬆政策信號，執政黨對東西南北中的全面控制並未稍減，統制經濟也就是上海化的中國模式正日益暴露其反市場經濟的性質。 也就是說，從過去十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一系列變化來看，即國進民退、消滅財富、自力更生、內循環等等，尤以內循環為代表，都是反市場經濟的。而理論上，市場經濟的對立物並非簡單的計劃經濟，而是所謂強調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經濟。判斷一個經濟體是否市場經濟在於它作為一個系統的內部和外部的開放性。而這種系統開放性，儘管在改開政策下獲得脆弱發展，但在過去十年的中國，已經遭到根本的和全面的破壞。 而且，這種破壞的徹底和肆無忌憚，如同上海封城期間的表現，或者最近的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其結果，便是直接做空了中國經濟，乃至做空了中國政治，堪稱中國空頭政治的根源，也就是一場大蕭條的不可避免。 對經歷過大饑荒和改開繁榮的中國人民來說，大蕭條是他們從未有過的經驗，儘管他們不乏對上海化的認識。唯一慶幸的，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最近樂觀指出的，中國面臨的這場大蕭條將是局部的，不至於影響到全球經濟。在邏輯上，這也與鮑威爾評論所指的另一面，即中國經濟並非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的判斷，是一致的。 這也意味著，能夠幫助中國人民走出這場歷史性大蕭條的力量相當詭異，意味著統治者與人民的大博弈還將無限繼續。而上一次大蕭條的經驗提醒我們，這種博弈的結果往往是危險的，不是來自市場的自我保護取得民主的勝利，就是例如面臨上一次大蕭條困難的日本軍國主義力量趁機發動太平洋戰爭。無論如何，那都將是上海化的又一次歷史時刻。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三中全會在本月底召開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為什麼說習近平不願在去年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是違例但不違規。 所謂違例，是指違反了歷屆三中全會大都是在那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秋、冬舉行的所謂「慣例」。不過這一「慣例」嚴格講並不是從著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即形成的，而是從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十三屆三中全會形成的。 標誌著鄧小平時代的開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十一大召開的次年，即1978年底召開的。而1982年召開十二大和十二屆一中全會之後，二中全會是在次年，即1983年的十月才召開的。而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則是「拖」到了1984年的十月才召開，這個會議上通過的最著名的歷史文獻就是《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接下來，從十三屆三中全會，直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都是在該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一中全會召開的次年年尾舉行的。也就是說，該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該屆的一中全會召開之後的次年，是要在年初和年尾分別召開兩次中央全會，即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 從這個角度分析，所謂的「慣例」，嚴格地說是在每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初召開二中全會，次年晚些時候又召開三中全會。可見，習近平在十九大上連任之後把十九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都安排在次年，即2018年的年初連接舉行，就已經是打破「慣例」了。繼而，每年秋或冬季都會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的「慣例」也已經被習近平打破了。 今年一月四日，中共外宣香港01刊登《三中全會為何遲遲不開？或有大動作在籌備》文。文章說：考慮到中共十三大以來歷屆四中全會都是在每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兩年後的下半年召開，所以如果依據慣例，二十屆四中全會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召開。如果真是這樣，二十屆三中全會有較大可能在（三月初的）全國「兩會」前召開。因為這樣既不影響二十屆四中全會的召開時間，又能讓二十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大決定通過全國「兩會」付諸實施。 香港01的這篇文章是發表於一個月前。再往前的去年12月27日，該媒體也還發表了同一個作者的文章《高層釋放全面改革開放信號 三中全會有望明年「兩會」前召開》。 但是，自上月最後一天舉行的最新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沒有涉及三中全會的內容，一向為中共決策當局「把脈」較準的香港01就再未見新的預測文章出來。應該是也認為三中全會被趕在三月召開的「兩會」之前舉行的可能性渺茫了。 不過呢，筆者還是傾向於相信三中全會在今年「兩會」之前就會召開的可能性挺大。首先一個理由還是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說的，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和國家軍委委員都被宣布免去之後，宣布把李尚福的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交給董軍，必須在黨的中央全會上完成是黨章規定的。中共現行黨章第二十三條規定：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如1999年9月的徐才厚和郭伯雄同時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委員；2004年9月的徐才厚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增補陳炳德、喬清晨、張定發、靖志遠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等，都是在是屆某中全會上履行的程序。 其次一個理由就是，正在被審查的一批現任二十屆中央委員和前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的黨紀處分，就算已經被黨的政治局做出了處理決定，也還是必須是要經過黨的中央全會「追認」。 大家應該都已經關注過，去年的12月29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口氣罷免了九名軍方高級將領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對此，中國內地的財新網的本月4日追蹤報道最為詳實。報道中說：中國人大網刊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2024第一號公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顯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的九名軍方將領，全部「涉嫌嚴重違紀違法」。2023年下半年，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海軍、空軍、火箭軍已先後召開軍人代表大會，決定罷免這九人的全國人大代表職務。這九名軍方將領包括三名上將、四名中將、兩名少將。依次是：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原副參謀長張振中中將，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原委員、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原副部長張育林中將，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原副部長饒文敏少將，南部戰區原副司令員兼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鞠新春中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空軍原司令員丁來杭上將，火箭軍裝備部原部長呂宏少將，火箭軍原司令員李玉超上將，火箭軍原副司令員李傳廣中將，火箭軍原司令員周亞寧上將。 上述九名將領中，包括二十屆中央委員一人：李玉超，十九屆中央委員三人：丁來杭、李傳廣、周亞寧，以及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兩人：張振中、李玉超。而其中的李玉超還是205名二十屆中央委員中首名被官方確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者。另外，他也是習近平上台之後整肅的第二名在位、現役上將。第一名是曾擔任過武警司令員的王建平上將，此人被宣布接受調查時的軍職是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 在這9人當中，現役中將李傳廣的「故事「需要多說幾句。此人生於1961年，老」二炮「出身，火箭軍成立時和周亞寧一同升為軍種少將副司令。2017年中共召開十九大時，已經升任火箭軍司令員的周亞寧和還是火箭軍副司令員但已經晉級中將的李傳廣同時被安排為中央委員。同時被安排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火箭軍里還有時任副司令員張振中和時任火箭軍第63基地司令員李玉超。 四年之後，李玉超反超李傳廣，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被安排接替了周亞寧的火箭軍司令員職務，繼而順利成為二十屆中央委員。反觀李傳廣，居然連個二十大代表都沒有被安排。 請注意，如上這九個人，包括雖然已經被撤消了軍內職務，但本人還是在位的二十屆中央委員的李玉超，都是未被各自所在的軍人代表大會給予主動辭去人大代表的機會，而是直接罷免。 記得2017年2月的全國「兩會」前夜，中國內地《法制晚報》曾刊登一篇文章《18人涉違紀違法請辭全國人大代表 5人是軍老虎》。說是此前不久因涉嫌違紀違法請辭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的18人中，有5人是軍中大老虎，其中還包括兩名正大軍區級將領。 文章中介紹：5人中軍銜最高的就是空軍原政治委員田修思和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二人，均為上將軍銜。2016年9月3日，因涉嫌違紀違法，田修思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此前，田修思已被在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位置上因涉嫌嚴重違紀被宣布立案審查。 王喜斌則是2007至2013年間的國防大學校長。2017年2月24日，根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王喜斌因涉嫌職務犯罪，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 接下來的2017年10月，中共十八屆七中全會宣布確認中央政治局先前做出的開除田修思中共黨籍的處分。此後，便再沒有了進一步的消息。但據常理判斷，中共無論是對它的地方還是軍隊高官的黨內紀律處分，是要與政紀或軍紀處分相匹配的。所以開除黨籍的一定會同時被開除公職或者開除軍籍。而田修思當年已經到了被開除黨籍和軍籍地步，在剝奪上將軍銜的同時，不上軍事法庭接受審判的可能性最多一半。 至於王喜斌，雖被公布的是「因涉嫌職務犯罪」，本人提出辭去人大代表職務，但日後卻再無後續處理的消息。從常理上判斷，應該是最終保住了黨籍和軍籍。 在這裡舉出如上以前落馬的那兩個退役上將的例子，是想強調他們兩人當時都被他們各自歸屬的「軍人代表大會」給予了「本人（主動）提出辭去」全國人大代表的較為體面的安排，連「責令辭職」的方式都未使用。而如今的李玉超等人都是被宣布直接罷免，那麼是否意味著軍紀委已經掌握的他們九個人的罪行個個都是要比過去的田修思和王喜斌嚴重呢？ 再者，李玉超和徐忠波去年是同時被免去火箭軍的軍、政一把手職務的。兩個人也同為二十屆中央委員和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去年8月5日，筆者就在本專欄發表過一篇《已知有哪幾位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面臨被”終止資格”》，文中分析了「現如今，雖然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還暫時沒有被宣布在黨內撤銷中央委員職務，但其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或者終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內部已經決定了要把撤銷此二人的中央委員職務的議程安排在今年（指2023年）十月左右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出台，那麼趕在8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先罷免或者說終止他們全國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當然，當時包括筆者在內，誰也不會預料到習近平居然決定把個三中全會翻過2023年之後再擇機召開。在此前提下，筆者關於李玉超和徐忠波都會在三中全會之前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的預測也只對了一半。難道說徐忠波被習近平赦免了？ 當然，對火箭軍窩案的涉案人員要分期、分批，先易後難，下一步再處理徐忠治波也是一種可能。 除了徐忠波，如上在基層完成罷免程序後才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終止代表資格者，也不包括兩個落馬國務委員李尚福（解放軍代表團）和秦剛（天津代表團）。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習近平政權對這兩個副國級官員的審查還沒有完結所以遲遲也拿不出對他們的處理意見？還是準備在黨的中央全會上宣布對他們的黨紀處分之後，再宣布罷免或者說終止他們的人大代表資格？ 曾經在香港01網站上讀到過一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的文章《整肅軍隊窩案：腐敗等同政治不忠誠 》。文章的最後一段是：「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後，一批最高領導人的忠誠者被提拔到黨中央、國家機構和軍隊的關鍵崗位上。不過，從這一輪的軍隊反腐看，即便是領導人親自提拔的官員，在腐敗問題上也不會被慈悲對待，對於以反腐整風建立威望、樹立核心地位的領導人來說，腐敗就是政治上的不忠誠了。」 這話確有道理。而且筆者更相信正是因為李尚福和秦剛等辜負了習近平對他們的親手栽培和一手提拔，才會令習近平對他們比對非嫡系的貪官污吏們更為痛恨，處置起來也更不留情。 2022年9月下旬發布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中規定：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以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處分事項：（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二）給予嚴重觸犯刑律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開除黨籍處分。 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做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前面已經介紹了，不久前才被從全國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軍頭中的李玉超、丁來杭、李傳廣、周亞寧都是本屆或者上屆中央委員，張振中則是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對他們的黨紀處理，都和對秦剛及李尚福的黨紀處理一樣，都是要經過黨的中央全會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結束時剛剛被宣布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十九屆中央委員孫志剛，也還是需要經過中央全會確認。 另外，根據中共官媒陸續公開披露出來的消息，包括前上海市政協主席、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二十大之後落馬的正省部級「首虎」董雲虎在內的近二十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二十大代表，都已經先後被中央或者其歸屬的地方黨委宣布了中止其二十大代表的資格，而這些，也都要經過中央全會的「確認」和「追認」程序的。如此說來，三中全會真可謂是時不我待，任重道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月2日上午，中共黨主席習近平趕赴紀念國共內戰遺址的「平津戰役紀念館」（台灣稱為平津會戰）。習對隨行人員強調，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增強鬥爭精神」。 過小年在戰爭舊地喊話「鬥爭」是反人性 習近平在國內每到一處，基本都要去看所謂的革命遺址，並且往往在內鬥升級，及統治出現危機之時，藉此釋放不同的政治信號。比如2022年8月，在習謀求三連任的二十大之前，他也曾到遼瀋戰役遺址，聲稱「紅色江山來之不易」，以此來定位自己是紅色江山繼承人，打擊黨內對他搞終身制的非議。 但這一次習到戰爭遺址，時間點是中國傳統上講究意頭的中國新年前夕。 2月2日是黃曆臘月二十三小年，中國傳統上，過小年有祭灶習俗，意味著人們開始準備過年，表達了人們一種辭舊迎新、迎祥納福的美好願望，是中國百姓對「衣食有餘」夢想追求的反映。習在此時紀念血腥的戰爭，並且是針對中國人的內戰，有反人性的指向。 斗是共產邪惡基因之一，中共歷次運動都是對內鬥，近年隨著習的軍國極權擴張野心，也強化了對外斗。這次習在戰爭舊地叫囂「增強鬥爭精神」，堪比納粹，這對已感受到戰爭危機的兩岸人民都是不祥之兆。 習再次定位江山不能由人民染指 習近平對身邊的官員強調，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 習再強調「紅色」的江山，言下之意公開宣示，這個江山並不是全國人民的，而是他們紅色後代的，而他習家是紅後代的代表，其他人均不能染指，這也是許多紅後代參與反習的原因之一。 其實，那些草根出身的官僚，即便靠自動染紅自己，不斷表忠、干臟活坐上高位，也隨時會被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之流就是，現在的秦剛、李尚福之流也一樣。 習不去保護人民的權利，近年加大了對中國人權的打壓，他要全國人民珍惜習家的「紅色江山」，這是豈有此理！關鍵時刻讓人民去充當炮灰，這也是前中共外交惡狼趙立堅所說的「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的銅牆赤壁」的真實意思。所以，那些盲目撐中共的小粉紅們該醒醒了。 中國的江山，按法統傳承，屬於並未亡國只是偏安一隅的中華民國。 中共是來自前蘇聯的一個竊國者，用盡謊言來欺騙人民。現在更號稱其有「全過程民主」。筆者在大陸多年，從未投過一次票。對比台灣成熟的民主選舉，不知中國網友們是否也有此感嘆。 習自感將失去一切？ 習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也彷彿是習對即將失去權力發出的一聲悲嘆。這對於中共政權本身也是不祥之兆。而在內外交困之下，習在視察平津戰役舊址還稱要「增強鬥爭精神」，這是困獸猶鬥。 目前，習近平的日子其實非常難過：國內失業高漲，外資大撤離；恆大清盤，600萬爛尾樓業主怎麼辦？股市跌跌不休，2月2日一度跌破2700點，國家隊救市無力，而股市是經濟的溫度計。 剛剛在達沃斯論壇聲稱中國經濟穩健前行，去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2%的中共總理李強，在2月2日的國常會罕見承認經濟下行壓力。 中共財政部副部長王東偉2月1日稱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6.4%，但當中更能準確反映經濟狀況的國內消費稅同比下降3.5%，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5.9%，個人所得稅同比下降1%。 中共統計局1月17日宣稱，2023年GDP增長依然高達5.2%，美國調查公司榮鼎諮詢認為實際增長率可能在1.5%左右。日經中文網則報導，若是按美元計算，中國的GDP比前一年少了0.5%，這是29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在政治上，按例去年就應該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懷疑因為處理習自己提拔的秦剛等多名親信不公平，高層出現內訌有關。習近平最近仍在加大整肅軍隊，顯示其掌軍危機遠遠未過去。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習當局民心已漸失。有報導顯示，中國群體抗爭事件日均500起。「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呼聲，自從反封控的白紙革命後不斷傳出。官場飯局和民間流行罵習「那頭豬」。文人暗諷習也成為風氣，除了財新創辦人胡舒立接連有反習動作，連中共「經濟國師」李稻葵近日也對外媒直言，習很焦慮、不安和偏執。 台灣更需要加強心防 儘管有人認為，習面對國內危機，不可能對台動武。但是台灣人也不可掉以輕心，必須做好防備。 習特意視察平津會戰遺址，釋放的是對台武力威脅之下的迫降模式，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目前台灣島內投降派大行其道，有人公開舉白旗，中共暗中的滲透、統戰防不勝防，這才是真正令人擔心的。 平津會戰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三大會戰」之一。1948年11月29日開始，1949年1月31日結束。史料記錄，雙方死傷有數十萬之巨。 當時中共為首的指揮者是時為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的林彪，他後來被毛認為是野心家，出逃時摔死在蒙古。這也對應著中共當下的內鬥，習近平身邊，也不乏林彪式人物，無需看蔡奇現在如何忠誠，可能瞬間也會被斗死。而習自己也可能瞬間暴斃。 另一方面，當年天津被攻陷後，國軍的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最終率五十萬雄兵不戰而降。林彪兵不血刃，所部不僅沒有虧損，反而一夕之間變成了「百萬大軍」。北平從此成為紅都，讓毛住進了中南海。 根據中共官方報告，當時絕大多數北平市民實際上對共產黨政權持觀望態度。 傅作義後來雖然成為中共高官，但在中共文革中也一度遭批鬥，1974年病死於北京。策反傅作義的功臣、傅的女兒傅冬菊本是中共地下黨員，後在文革中受迫害，晚年凄慘。 現在習在天津說「發揚革命傳統，增強鬥爭精神」，也可能是同時對在台潛伏多年的中共地下黨員喊話。但是誰若操縱政局，將自由民主的台灣拱手送給紅色中共，誰就是中華民族、中華民國的歷史罪人，最終下場可能更慘。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全球最大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1月8日發布了每年一次的十大風險報告，在其評定的今年全球十大風險中，第五大風險是「流氓男團」，其成員包括俄羅斯、朝鮮和伊朗。在歐亞集團看來，這三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流氓國家，自俄入侵烏克蘭以來，它們一直在努力加強合作，因為對美國的共同仇恨，以及認為只有西方圖利的全球現狀，願意違反國際法來破壞全球現狀。 很多看了歐亞集團風險報告的讀者，總會覺得「流氓男團」還缺一個國家，也就是中國。他們會認為，中國也是名副其實的流氓國家，其「流氓性」即對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的破壞程度，不會比俄朝伊這三個「流氓」小，怎麼能不把中國列入「流氓男團」？ 中俄伊朝=世界新邪惡軸心？ 西方的輿論和政治人物，這些年確實在把中國和俄羅斯、朝鮮和伊朗塑造成新的「邪惡軸心」，比如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最近接受採訪警告要提防以中國為首的「專制軸心」，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去年10月在一次訪談中也稱中俄伊朝為「新邪惡軸心」。 歐亞集團這次沒有遵循美國的「政治正確」，將中國放進「流氓男團」名單——嚴格說來，「流氓」和「邪惡」的政治含義並不一致，中國不是「流氓男團」成員不一定等於不是「邪惡軸心」成員——雖然並未對此解釋，但也指出，中國常常從這三個流氓的反西方行動中獲益匪淺，如果沒有中國的積極默許，這三國的流氓活動影響力就會更小；並進一步表示，在北京推動，或至少視而不見的情況下，今年俄朝伊加強的合作所帶來的破壞潛力，不應被低估。 可見，歐亞集團不是沒注意中國和俄朝伊三個流氓國家相似的一面。正是這種「相似性」，讓中國成了俄朝伊的「幫凶」。那歐亞集團為何仍不將中國列為這個「流氓男團」的一員？這就要說到它對「流氓」的界定。從風險報告來看，歐亞集團把俄朝伊三國視作「當今地緣政治秩序混亂的推動者，一心想要破壞現有的機構、政府和原則」。換言之，這三國在俄烏戰爭後，抱團要破壞乃至顛覆現有的國際秩序，造成全球地緣政治的動蕩，從而損害西方特別是美國利益。 中國不像俄伊朝一樣「流氓」？ 中國雖然也在謀求改變地緣政治和國際格局，其對全球秩序的危害性以中國的體量，從長遠看，要比俄朝伊三國大得多，但畢竟不像它們一樣明目張胆和赤裸裸。中國還在聲稱不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不改變現行國際秩序。如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前不久的訪美就公開表示，中國不會另起爐灶，再搞一套所謂國際新秩序。另外，在歐亞集團看來，去年11月的拜習會讓兩國的競爭和對抗很有可能導致的關係失控及時踩了剎車，避免將美國拖入另一場和中國可能的軍事衝突乃至戰爭，這對美國的利益是明智之舉。正是在此意義上，中國和俄朝伊三國有些不同，雖然它們都是「流氓」，但「流氓」的程度不一，中國還沒有「資格」成為「流氓男團」的成員。 大概國內外對習近平和當局恨之入骨、一心想推翻中共統治的人，不會認同歐亞集團這個評判國際政治流氓的看法和標準。他們就像我前面分析的那樣，認為既然中國對自由世界和民主秩序的危害長遠要比俄朝伊大得多，怎麼可能因其舉動不如這三國赤裸裸，而不把它列入「流氓男團」？一些人甚至會帶有某種陰謀論的想法，認為是不是歐亞集團和中國有某種利益「勾兌」，才對中國「從輕發落」。假如這樣看問題，當然不對。因為同在風險報告中，歐亞集團緊隨「流氓男團」，將中國經濟排為第六大全球風險，認為北京未能解決中國的成長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機等問題，將暴露中共合法性的缺陷，並增加社會不穩定的風險，鑒於中國的全球體量，任何中國自身的風險，特別是經濟風險，都會外溢到世界，構成全球的地緣政治風險。 所以，看待中國的「流氓性」，需要回到問題本身，分清流氓行為和流氓意圖，長遠嚴重性和當前嚴重性。歐亞集團將俄朝伊列為「流氓團伙」，而中國雖然也有流氓行為，但其行為的嚴重性及造成的當前後果尚不足以把它列進這個「團伙」，不是歐亞集團對中國開恩，而是著眼於今年的地緣政治風險，是從此角度來闡述的。 中國對俄支持不如朝鮮和伊朗 比較中俄關係和俄朝、俄伊的關係，歐亞集團闡發的這點會更清楚。儘管中國至今沒有公開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行為，但其2022年發布的解決烏克蘭問題的立場文件的第一條、並且以後也一再強調的一點，是尊重各國主權，這就含蓄表達了中國並不認同俄羅斯發起的這場戰爭。另外，俄中兩國貿易去年雖然突破2000億美元，中國大量購買俄石油和天然氣，汽車已經佔領了俄市場，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中俄貿易支撐了俄羅斯，讓俄有能力將這場戰爭繼續耗下去，但中國可以辯稱是西方對俄羅斯制裁讓它撿了一個大便宜，兩國只是經貿交易，其他國家如印度也在大買俄石油，甚至美國也在進口俄石油。而美國和歐洲在意的俄羅斯購買中國的武器問題，中國還不敢違反美歐這條「紅線」，雖然有報道稱發現了中國輸往俄羅斯的武器產品，但充其量只是軍民兩用產品，不是現成的武器貿易。 中俄在外交和經貿這兩方面跟伊朗，特別是朝鮮對俄羅斯的支持還是有很大的程度差別。在外交和政治上，朝伊對俄的支持特別是朝鮮對俄烏戰爭的支持是毫不含糊的；軍事上，伊朗提供給俄羅斯無人機，朝鮮更是提供給俄一百多萬發炮彈，而俄羅斯也回報了兩國尤其朝鮮敏感的軍事技術，讓後者的武器升級威脅半島、東北亞乃至美國的安全。中國一定程度上樂於看到這種現象，但它在這些方面還是相對慎重的，尤其不太可能像朝伊兩國一樣，不顧後果支援俄羅斯武器。 中國之所以同發展俄朝伊這三個「流氓」國家的政治和軍事關係還抱有一定的慎重態度，而沒有公然和它們「抱團取暖」，完全搞在一塊，原因是習近平不想完全公開站在西方的對立面。我多次說過，習的目的不是要讓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霸主，而是謀求世界兩極地位，中美共治（儘管中國打出的旗號是世界多級化）。根子當然是中國還沒有這種實力，未來也不太可能有成為單一霸主的實力，但也是因為全球新霸主未必對中國就是最有利的。要別人承認你的霸主地位，前提是必須為全球提供公共品特別是安全秩序，可中國不想在這點上付出太多，因為中國自身有14億人，要消耗太多資源。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說不謀求取代美國，不另起爐灶，可以認為是它的真心話而非虛假之言，但中國也在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同時，建立自己主導的機構和平台。 只是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滑坡讓習的「雄心」受到了打擊，他現在的首要任務，是重新為經濟續命，為此需要進一步開放和一個相對友好的國際環境，而過於挑戰美國和西方的利益，將會惡化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能和俄朝伊三個流氓國家走得太近。 毫無疑問，中國在內政上是個「流氓」國家，中共是個「流氓」政權，但在對外關係和地緣政治上，它要表現出自己不那麼「流氓」的一面。歐亞集團沒有把中國算作「流氓男團」一員，並非被中國的表象迷惑，而是看清了習近平的「膽怯」。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如今黨國一統天下的輿論環境下，財新是碩果僅存的「異議」媒體，連當年氣勢如虹的自由派媒體南方周末都繳械投降。說它「異議」，並非指財新的根本立場和中共相悖，否則當局分分鐘把它滅了，而是說它有時或偶爾不安分，發出和當局不合拍的聲音，讓外界有所聯想，以為黨內高層的倒習力量又要有所行動，借財新發出某種特定的信號。 去年11月到目前，財新有三篇社論相當引人注目，分別是11月6日的《改革亟須新突破》、11月25日的《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1月22日的《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從傳統自由派的觀點來看，這三篇社論無甚新意，但由於它們所討論的問題關乎中國當下路線方向的選擇，而社論的看法和中國當局又不一致，所以引起中國民間輿論以及海外的注意。尤其是《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僅存活了一天，更讓人猜測它戳中了當局的要害，反映黨內健康力量對習近平當下路線政策的不滿，借財新施壓，要當局糾錯。 財新第一文：用昨天的習來反今天的習 我們來看看這三篇社論到底談了哪些敏感問題。《改革亟須新突破》是從10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開放方案破題。該改革方案是由習主持的，在當時獲得社會好評。財新的社論也認為，方案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論斷是最重大的理論成果，方案公布後，「贏得國內外交口讚譽，中華大地隨即掀起又一輪改革熱潮」。社論還引述習在三中全會上就決定所作的「說明」中關於深化改革開放的一段話，並稱之為「正確論斷，今天讀來感受更為強烈」，這當然是為增加文章的安全性，用昨天的習來反對今天的習在改革開放上的倒退。社論的這個立意在「長江黃河不會倒流」這句話上體現出來。此話是李克強講的，被民間看作李反習的經典之言。社論雖沒有直接說出李的名字，然而由於李在上海猝死引發社會的很大不滿，財新此時引李之話自然被輿論解讀為矛頭指向習，是要向習叫板，這也就是財新為何要用習關於改革的話來對沖這種敏感性。 但是，社論還是忍不住要點出文章的主旨：改革需要新突破，主要體現在思想解放的勇氣上，體現在保證一份份好文件能夠得到嚴格落實的執行力上；改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是改革停留於口頭與紙面。並批評有些官員口稱的「改革」，其實與決定精神背道而馳。尤其是疫情三年，微觀干預過多，一刀切、層層加碼現象嚴重，市場主體苦不堪言。表示正面改革是改革，糾正錯誤同樣是改革，市場主體迫切盼望一些部門與地方政府能夠儘快撥亂反正。從上面引述的這段文字看，表面上，財新是借10年前的改革決定批判當下有些官員、部門和地方政府不思改革，胡亂「改革」，可造成這種現象的總根源是誰，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財新實際是在罵習破壞由他親手造就的改革大好局面。 財新第二文：呼籲堅持實事求是，給習打臉 《重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前一篇社論的基礎上，批習更進一層次。該社論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5周年，呼籲回到那次會議提出並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履行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45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的歷史上被認為是改變乾坤、改變中國命運的一次歷史大轉折會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由此也才有後來的改革開放。但是習上台後，將中共歷史切斷，不再或很少提之前的促進中國正向發展的那些重要會議，包括十一屆三中全會，好像中國歷史的改變，國家的發展，都是從十八大才開始的。 故財新在這篇社論中，引述鄧小平的話「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當然，為了保險，也引述習的話「歷史反覆證明，堅持實事求是，就能興黨興國; 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但同時也可把它看作借力使力，借習打習。根據社論的論述，如果說45年前靠實事求是，收拾了亂局，解放了思想，勇敢調整了對外政策，與世界接軌，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那麼今天只有繼續堅持實事求是，才能解決改革遇到的真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及時糾正某些不當政策。財新就差指著習近平的鼻子罵了，因為今天中國的亂像，面對的內外重重挑戰，說穿了，就是習沒有遵循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好高騖遠、好大喜功造成的，而糾正發展路線的錯誤，改善國內和國際環境，需要重新回歸實事求是。因此，社論才指出，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要擺脫教條，直面現實，準確評估自身力量，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倘若「改革永遠在路上，實事求是便是指路明燈」。 財新第三文：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 《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是從前不久召開的達沃斯論壇說起。今年達沃斯論壇的主題是「重建信任」，那麼面對國際社會的信任赤字，信任從何而來？社論引述了中國總理李強在致辭中說的，首先建立在「我們對人類美好未來的憧憬，並願意為之共同努力的基礎之上」，並將李強在致辭中提出的幾點主張視作國際社會重建信任的現實途徑。然而，社論矛頭一轉，指出問題關鍵是中國國內如何重建信任。在社會的信任已經撕裂，黨內和社會的自由派同當權派，普通大眾和中共統治矛盾日益加劇的當下，如何去彌合支離破碎的信任危機，才是此篇社論的著眼點所在。財新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用李強的話作為一個引子，加入自己的「私貨」，社論表述，對於何為人類美好未來，每個人、每個國家的想法不盡相同，但若取最大公約數，它應當建立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基礎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中國從政府到民眾的理性選擇。 可見，財新的論述，重點放在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人類共同價值以及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是理性選擇上。民主、自由、公平、正義這幾個詞，當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有，但顯然，當局語境下的核心價值觀和它們作為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含義是不同的。換言之，財新雖沒有將這幾個詞稱作普世價值，可在此的含義實際是普世價值的含義。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實際也是要表達中國應該回歸普世文明。比起前兩篇社論來，財新這篇社論隱晦表達中國應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道路之意，如此才能與世界為伴，和文明同行。黨內和社會的很多人當然是聽得懂財新的弦外之音。還有一點要注意，財新這篇社論，不再引述習的語錄來為文章增強保險係數，恐怕反映它對習會轉向自由民主之路是不抱希望的。 從上述分析看，財新打擦邊球，能夠存活到現在，實屬不易，可視作是個奇蹟。外界多把它歸之於財新的創始人胡舒立和王岐山非同一般的友誼。如果說這一點在過去是有用的，現在應該起不到多大作用，因為王本人的影響力已經大大減少。我傾向認為，首先是財新自己還是很節制的，畢竟它主打品牌是財經報道，言論和社論中的某種犯忌，讓外界有所想像的不是很多。另外，也是其知名度保護了它，在沒有明顯犯規，只是某種影射的情況下，雜誌本身的知名度和品牌效應會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但是，像最近這段時間連發三篇社論，言論有些大膽，引發民情共鳴和輿論猜想，在財新卻也不多見。這或許是它借著中國經濟形勢不好，黨內和人心思變，拋出的三顆探路石。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候任外長」劉建超和「撈過界」的中聯部》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分析過了如果習近平當局已經在內部決定王毅將不再以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身份兼任外長的話，那麼新任外長勢必也應該依照過去已經形成的慣例，被任命為國務院的（專職）國務委員，以對內、對外彰顯中共中央政府的外交部的副國級地位。那麼，這個人選的政治身份怎麼說也得是在任中央委員。不太好想像習近平一時心血來潮就會安排一個非中央委員進入國務院國務委員序列。 去年十二月底，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新任國防部長為何選中了海軍出身的董軍？》一文，同樣也分析了為什麼說習近平在李尚福被查之後尋找新防長的「比選」過程中，考慮人選的基本條件肯定是在任上將、二十屆中央委員。 這裡不妨「軍普」一下。無論是早年的所謂解放軍三總部還是四總部（總參、總政、總後再加總裝備部），前二者 ，即總參和總政都是比後者或後兩者高半格的。 在2016年的習氏軍改後，解放軍原四總部被拆分成了14個職能部門，再加上原有的軍委辦公廳，軍改後軍委共有15個職能部門。這15個職能部門只有軍委聯合參謀部、軍委政治工作部和軍委紀委均是正戰區級。這三個部門的主官都是上將，（准副國級）中央軍委委員，其中軍紀委書記同時還是中央紀委副書記。 之所以說是「准副國級」， 是要區別於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軍委副主席，黨內副國級，以及也是軍委委員的國防部長因為是國務院的國務委員，行政副國級。 2022年10月23日對外公布的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公報內容之一是「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提名，「通過」了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批准」了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人選。 而被「通過」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里，除了主席和副主席，委員的排序是：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張升民。 至此，外界就都已經明白當時的李尚福將會被免去當時還擔任的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職務，等待2023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正式被宣布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因為此前五年的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的公報內容中，和此前十年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的公報內容中，都是前後被「決定」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中，當時的國防部候任部長常萬全、魏鳳和，也都是被排名第一。 不過呢，自李尚福才正式當上了幾個月時間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就「失蹤」之後，外界媒體就一再特彆強調李尚福在中央軍委委員里是「排第一」，由此而得出他在軍委中的地位是高於其他軍委委員的結論。再由此便推斷出現任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將會接替李尚福國防部長職位的推測。 殊不知無論是李尚福還是魏鳳和還是再往前的常萬全，他們都是因為其國務院國務委員的行政副國級才被排在軍委委員之「首」的，而在黨指揮槍的前提下仍需要設置的國務院國防部長，並給予其副國級待遇的原因僅僅是對外軍事交往需要以「國家「或者說中央政府之名的象徵性需要，中央軍委委員里表面上的排名次序完全不代表國防部長在軍委中的實際地位要高於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及政治工作部部長。 筆者也曾經在本專欄為文，分析過劉振立如果被安排接替國防部長，斷無以聯合參謀部參謀長身份「兼任」國防部長的可能，國防部長只會是由一個專職的國務委員兼任。 但是，當時筆者的文章卻沒有從劉振立的政治前途角度去分析為什麼說劉振立沒有被習近平安排轉任國防部長的可行性。 我們假設李尚福至今沒有出事，他和劉振立在未來的中共二十一大上誰會留任中央軍委並晉陞為軍委副主席？答案當然是劉振立。先不說擔任五年時間國防部長之後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先例從來沒有過，就是從年齡角度分析，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在二十大召開之前，無疑就是被習近平想好了只干一屆防長職務就退役的，就如同他之前的魏鳳和及再之前的常萬全……一樣。 而二十大之前對劉振立的安排考量就完全不同了。出生於1964年8月的劉振立比習近平年輕11歲，比二十大連任軍委副主席的張又俠年輕13歲，比二十大新任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年輕7歲，所以僅從所謂「年齡梯隊」的角度分析，習近平二十大召開之前選中了劉振立接替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時候，就已經設計好了他將是習近平在二十一大上連任第四屆的同時的下屆軍委副主席之一。 所以從這個角度分析，李尚福「出事」後，氣急敗壞的習近平在考慮國防部長職務接替人選時，應該是沒有打過劉振立的主意。 現在，國防部長已經由董軍上位。而1961年出生的董軍比去年三月退役的前國防部長魏鳳和年輕7歲，到2027年的二十一大召開時才年滿66歲，即使不被「破例」，繼續按照副國級「七上八下」的標準，也不應該面臨和魏鳳和一樣，擔任5年時間國防部長職務便退役的命運。屆時，連任國防部長，甚至被破例安排從國防部長升任軍委副主席，都是有可能的。 當然，如上分析的前提是董軍只是暫時先接替了國防部長一個職務，接下來將會被在黨的中央全會上與李尚福被宣布免除其黨的中央軍委委員職務的同時，被宣布為新任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排名第一的）委員。 在此前提下，他董軍還會在之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被宣布為國家軍委（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委員，同時也被宣布為國務院國務委員。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分析過，在李尚福被全國人大宣布免去了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和國家軍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三項職務的同時只宣布董軍接替國防部長一項職務，表面上看現僅僅只是被任命為相當於地方上的正省部級的國防部長，就是因為李尚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雖然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例會宣布免去，但他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頭銜還要等待三中全會的召開才能被正式宣布免除，所以董軍也必須等到三中全會上李尚福被免除中共中央軍委委員頭銜的同時，也被宣布接替這一頭銜。然後才會再被人大全體會議或者人大常委會議「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也就是說，雖然董軍在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之後已經是事實上的中央軍委委員。只是因為「程序」上的障礙不能現在就對外宣布而已。顯然也是因為董軍目前還不能被公開宣布為中央軍委委員，所以從人大角度對他的行政職務的任命也需要分兩步走。等全國人大的全體會議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某次會議宣布增補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同時，也宣布增補他為國務院國務委員。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三中全會到底什麼時候召開，還有沒有可能在已經宣佈於三月初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之前就召開。 本文發稿的3天前（2024年1月31日），中共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仍未提及外界關注的三中全會會期。此前有專家認為，中共高層遇上人事麻煩和經濟困局；三中全會難產，或因中南海內部陷入混亂。 有相關分析報道引述胡平兄的分析：如果一月的政治局會議不定出三中全會會期，很可能要在中共全國兩會之後召開三中全會，這將引發中共內部更大的混亂。 對於今年一月的最後一天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仍不提三中召開的時間計劃，在海外X平台上引發關注中國政局的網民議論中也多有「兩會前大概開不了了」、「是不是要等兩會後了」的議論。不過，筆者對此另有看法。 今天早些時候 ，聯合早報剛剛刊登出署名韓詠紅的文章《三中全會去哪兒》。文中說「三中全會幾時開？這個疑問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就一直懸在觀察人士心中……。觀察人士心心念念三中全會何時開，這與三中全會在中國政治上的獨特地位，以及在歷史上發揮的重大影響力有關。（但是）2023年已經過去了，三中全會沒有開；1月31日政治局開會，也仍然沒有三中全會的絲毫消息。」 該文章還分析說：按照慣例，政治局一般會提前幾個月就公布召開全會的月份與主題；到臨近全會的一星期至一個月左右再公布具體日期，這時政治局已討論準備提交給全會審議的文件，而政治局通常一個月召開一次會議。既然至今全無消息，這讓人懷疑，今年3月前可能都不會召開三中全會。當然，不排除中共高層採取「突襲式」方法召開會議。 該文章舉例說：2018年1月，中共政治局先後開了兩次會，十九屆二中全會也在同月舉行。那年春節假期剛結束，政治局在2月24日再次召開會議，決定幾天後（2月26日至28日）召開十九屆三中全會。這一系列讓人措手不及的會議背後，是高層正在部署修憲，以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這些重大議程。 那麼今年初，政治局是否會在本月再次開會並宣布2月召開三中全會？該文的結論是：「不排除這個可能」。 其實，如果要以去年召開的二十屆二中全會召開時間為例，就更能說明必須要在今年的某個時間召開的三中全會被安排在本月晚些時候，也就是趕在三月初的全國人大例會之前先行召開，是很有可能的。 這裡使用了「必須」兩個字，是因為中共黨章規定了黨的中央全會每年至少要召開一次。而總書記每年都是要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某中全會上向全體中央委員作工作報告的。如此說來，三全會在去年沒有召開，雖然是打破了「慣例」，但並沒有違規。因為去年二月已經召開了一個二十屆二中會會。但今年還不召開三中全會的話，那就違反黨規了。 去年2月21日的新華社通稿說：「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再往前舉例，2013年的新華社北京２月２３日通稿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２月２３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２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如上分別舉出的十八屆二中全會和二十屆二中全會的例子，足以說明某中全會在召開之前幾天才由當時舉行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召開時間和會議主要內容並對外宣布，也是常態。 前述聯合早報的文章中還說：「到三中全會召開時，當局則需要對前外長秦剛、前防長李尚福，以及火箭軍原司令李玉超做出進一步處置，決定是否撤銷他們的中央委員資格」。 其實，對秦剛的黨內處分是否能夠再拖一段時間才最終決定並對外宣布對習近平當局來說還不是首當其衝，在把秦剛和李尚福都先後免去行政職務之後，令習近平當局最難堪的是李尚福的名字還在中央軍委委員里，而中央軍委委員的罷免也好，增補也好，都只能是由中央政治局會議內部決定之後再由隨即召開的黨的某中全會追認，尚可對外公開宣布。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李尚福的黨的中央軍委委員一天不宣布被免除，董軍就不能被宣布為中央軍委委員，董軍一天不被宣布為中央軍委委員，就不可能被在人大會議上宣布為國家軍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所以，僅僅為了儘快把李尚福下台之後的中央軍委名單理順，並在此基礎上讓新任國防部長在中央軍委和國家軍委里都有了名分，他習近平也會考慮趕在三月召開的人大例會之前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先開了。那怕是先走個過場也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齊志勇（1956年5月15日—2024年1月）：「六四」傷殘者和人權捍衛者。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他遭共軍士兵追殺，身中六彈，左腿高位截肢。之後，因公開揭露中共之暴行，被原供職的國營建築公司退職，常年受國保員警騷擾、軟禁。2024年1月，因患肝癌等多種重大疾病而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齊志勇，在北京出生和長大，中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為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級油工。 1989年的時候，齊志勇家住海淀區紅聯南村，他工作的油漆班有一項工程在前門大街「泰豐樓飯莊」。6月3日下午3點多，他們一行四人騎車上班（因那天天氣炎熱就想下午去幹活，晚上接著干）。當他們路過西單西大街電報大樓，也就是國務院西牆外時，有輛大轎車翻了，聽圍觀的人說：「剛才武警打摧淚彈來著。」由於人太多無法騎自行車了，只好把自行車放到牆邊，步行到工地。 他們一直幹活到6月3日晚上。收工後，他們就去天安門廣場，因活忙，白天沒來得及去看自由女神像，晚上想去看一看。當時，同去的幾個人轉悠著看大字報，齊志勇坐在地下乘涼。到11點多鐘，聽到廣播里說：「如不離開廣場，後果自負。」齊志勇心裡發怵，就喊同去的人趕快走吧。這時廣場東側飛快地開來一輛裝甲車，繞著廣場四周轉圈，有位騎車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開槍了！打死人啦！」 他們走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只見裝甲車向橫在馬路上的隔離帶疾駛而來，如入無人之境。周圍的人群嚇得四處亂跑，齊志勇一口氣跑到六部口西邊的西絨線衚衕里，想過馬路去取自行車。 這時，長安街西邊走來一大隊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東行進，而那輛裝甲車開到六部口就停下了。從車上下來三個汗流滿面的軍人，有四、五個學生趕快過去挽著軍人對大家說：「這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咱們的解放軍啊，他也是沒有辦法，受李鵬的戒嚴令來到這兒是吧，大家要諒解他們，誰有水給他們一口。」齊志勇看見一個老大媽就拿來水給士兵喝了。當時，民眾都還很平靜，誰也沒有想到，轉瞬之間，大屠殺就上演了。 齊志勇這時還想著過馬路去推自行車——自行車對他來說是一筆重要的資產，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正在這時，有磚頭從國務院紅牆裡面砸了出來，樹上還有亮光。他又回到西絨線衚衕里。此時，槍聲大作，東側天空上出現信號彈「叮咚叮咚」地打起來了。這時約為6月4日凌晨1點20分左右。他從衚衕裡面看出去，長安街上已經沒有人群走動，只聽到槍聲！我站在那裡往西看，看到裝甲車上的有火光。 齊志勇著急尋找自行車，有了自行車才能儘快回家。他忽然聽到有個人叫他「小齊」，一回頭，原來是單位的一個同事。同事問他：「嘿，你怎麼上這兒來了？」齊志勇就說：「我們幹完活過來看看。」他又問對方：「你們家不是住石碑兒衚衕嗎？」同事說：「對，家裡天氣熱，沒睡著覺，而且我們家門口那兒全是坦克了，還有拿著槍的軍人，這可麻煩了，可能要開槍了，可能真要鎮壓了！」他們就這樣邊說著，邊聽著槍聲，他們還說這像是橡皮子彈，士兵不會對民眾開槍！ 忽然，一群拿著衝鋒槍的軍人，右胳膊綁著白毛巾，「啪啪啪啪」，一邊開槍一邊跑。衚衕里有很多躲避的平民，士兵看到了，就沖著衚衕口「啪啪啪啪」地開槍掃射。電光火石之間，齊志勇就中彈倒下了，覺得子彈打到腿上，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噴泉似往外涌，他用力大喊：「救命啊！」 當時，一些人正順著衚衕往南跑。有人聽到齊志勇的求救呼喊，就跑過來，他們一看，他還活著。一個小夥子馬上就把自己的白汗衫脫下來，給撕開了，將齊志勇的左腿包紮上止血，哪知道他的右腿也打了個洞，然後又包紮右腿，一邊包紮，他一邊還說：「我這是新買的白汗衫呢。」然後，四個小夥子提著他的手、胳膊、腿，準備送去醫院，走了幾步說，這樣不行，要找個門板抬。旁邊一位老太太說：「孩子！挺著點，我回家拿門板！」門板拿來，人們將齊志勇抬到了附近的第二醫院。 然而，第二醫院一個老人說，我們接到上級通知說停診，你們趕緊去到急救中心去吧。他們有將齊志勇送到急救中心，整整走了四里地。到急救中心一看，門外都是受傷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這時有位大學生志願者走過來看了齊志勇一眼，對大夫說：「大夫，他是大動脈出血，很危險。」大夫就給齊志勇換上了止血帶。 此時，正好來了輛麵包車，司機說：「我車上有兩個人，一個被槍打胸上，一個打頭部了，夠嗆，這倆人可能都夠嗆。」醫生說，這裡忙不過來，趕快將這個人也往南城送，那邊可能好點。司機就說：「這人我也趕緊帶走，送到南城去看看。」 齊志勇被抬上這輛車後，看到車上的兩位受傷者，傷勢比他更重。車開著開著，他突然發現，左側的那位受傷者的左手從身上掉下來了，他叫了幾聲，對方沒有聲音，就幫他扶上去了，全是血，弄得自己滿臉滿身都是。司機說，這個人可能死了。齊志勇一聽很快就昏死過去。 等齊志勇醒來的時候，已經到了宣武醫院。在宣武醫院門口的市民們看著心疼地說：「這又來了一個，剛死倆又一個，若需要輸血我們可以輸血。」接著又問：「你家住哪兒啊？」齊志勇說，我們家就住前面牛街。醫生說，那倆已經死了，沒辦法了，趕緊拉太平間吧。然後，醫生過來一摸齊志勇，說：「你這主動脈怎麼都沒了？」齊志勇很恐懼，以為就要將他送太平間了，就哭喊到：「您救救我吧! 我怕我死了家裡都不知道我到哪兒去了。」醫生就問：「你叫什麼？」齊志勇就告訴醫生自己的名字。醫生就把名字寫在他的胳膊上，然後說：「快送五樓手術室！」 到了五樓，醫生說得照個片子。照了片子以後，說主動脈被打斷了，需要馬上手術。另一個醫生來了對他說：「你再堅持一會，各個手術室都滿了，甚至連婦產科的大夫都來幫忙了，所有的醫生都調進來了，都在搶救，你一定要堅持到底。」齊志勇舉目一看，病房裡，床上都是受傷的，地下也躺著的傷者。他聽見還有一個女大學生嚷嚷：「疼啊疼啊！」她是當天下午送來的，被催淚彈打到腿部了，疼得直嚷嚷。 醫生非常氣憤地說：「這純屬是政府血腥鎮壓啊，我做了一輩子醫生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等到5點40分，才輪到齊志勇動手術。這時，負責動手術醫生打電話叫來了齊志勇的弟弟，他弟弟問醫生：「他還有救嗎？」醫生說：「問題不大，我們會搶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飛了人就完了！」 整個手術進行了六個小時，因為兩條腿都中彈了，流血太多，一共輸了一千八百CC血。尤其是左腿，傷的是主動脈，醫生說，幸虧齊志勇的身體素質好，又及時包紮，否則失血過多就死了。 過了數天，左腿開始腫脹，做了減脹手術。到了6月13日，醫生決定截肢。齊志勇的媽媽被叫到醫院來簽字。一開始他媽媽哭喊做說不簽：「我不簽，我不能簽字，我簽什麼字？我生了兒女四個孩子，這是我的二兒子，我生他是好胳膊好腿、白白胖胖的，沒想到……我從小也是見過小日本、國民黨，更見過八路軍，結果被解放軍給一槍打了，這還要截肢，我不能簽。你們打死他吧！他犯了什麼罪？」當時，齊志勇的心情亂極了，無法說清楚：「我為什麼這麼苦？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希望當一名解放軍，保衛祖國，沒想到被解放軍的子彈打成殘疾！」後來，他媽媽還是簽了字。 7月16日，由於傷口感染，整個膝蓋以下都壞死了，又進行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氣炎熱，左腿疼痛難熬，望著殘肢，齊志勇真不知以後怎麼活。 齊志勇工作的單位、國營建築公司不肯為他交醫藥費。8月7日，由兩位士兵、一位警官和兩位醫院的人帶著他乘車到了他的單位。一位醫生對單位領導說：「我們醫院共診治傷者兩百七十三 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學生沒交醫藥費了。」單位這才將醫藥費付給了醫院。 後來，單位表示，無法為殘疾的齊志勇安排新的工作，只能為他提前辦退職手續，每月發給他五十元生活費和副食補貼。妻子因此跟他離婚，他一人帶著七歲的兒子與老母親一起生活。剛開始用雙拐行走，十分不習慣，結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以後，他在家門口擺了一個食品攤位，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當天安門母親站出來披露「六四」屠殺的真相後，齊志勇也站出來訴說自己的遭遇，他的殘疾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活的證據。當西方媒體報道了齊志勇的事迹後，他原來供職的單位來找他，對他說：「我們願意給你十萬元的一次性賠償，只要你公開承認，你腿上的傷是工傷導致的，跟六四無關。」齊志勇當下就拒絕了工作單位的這筆巨額「賠款」，儘管他確實需要這筆錢來維持生活，但他不願意隱瞞他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政府軍隊開槍打中而殘廢的事實。自此以後，齊志勇把「六四」當成他的「新生」，因為「六四」讓他認識到中國政府的極權本質。他積极參与各類維權活動，每逢「重大事件」前夕，國保員警都會將他送到不能與外界接觸的地方，實行「陪吃、陪住、陪玩」。他戲稱自己變成了國家的客人，還有人給「三陪」。 後來，齊志勇再婚，有了小女兒齊霽。女兒齊霽後來說：「我媽同情我爸。我媽說我爸特別堅強，因為這個她才喜歡我爸。」但是，他們的生活無比艱難。齊志勇的小賣店被政府以「整頓市容」為名取締。不得已，他申請辦理一個廢品收購站，卻屢屢遭到轄區派出所所長的嘲笑、刁難和拒絕。他們全家住在一個僅有十幾平方米的簡易公寓中，全家就靠齊志勇的妻子打零工的一點微薄收入來維持。更為致命的是，他當年截肢時，因輸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治療丙肝的注射藥劑費用高昂，一針就需要幾百、上千元人民幣。在多年經受迫害之後，他又罹患糖尿病和腦血拴，備受病痛的折磨。 即便如此，國保員警仍然不放過齊志勇。他們全家每天都在國保嚴密監控下，女兒齊霽上學、放學都有國保跟著。有一次，員警甚至衝進他們家，當著家人的面毆打齊志勇，據齊霽回憶：「有一次，我爸爸在大床上看書，我在小床上看電視，突然衝進幾個來，拿著啤酒瓶就打我爸爸的頭，我嚇死了。其中一個人把我爸爸從床上拖下來打，當著我的面，那人說我不能叫喚，叫喚就打死我。這是員警乾的，我爸爸的肋骨被打折了好幾根。」 2006年2月初，齊志勇還參加了高智晟等維權人士發起的全國性接力絕食活動並擔任義工聯繫人。由高智晟和葉霜絕食四十八小時開始，胡佳、齊志勇接力第二棒。從2月8日起，齊志勇被軟禁家中。2月15日晚，他被北京市宣武區國保員警從家中帶走，關押在北京郊區。3月28日，獲釋回家。 後來，齊志勇在北京的一個家庭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常常去教會做禮拜。但北京國保員警找到教會，施加壓力，不準教會接納齊志勇。後來，齊志勇到北京方舟教會聚會，每個禮拜日都殘障人士專用的改裝三輪車，從城南趕到亞運村附近的教會做禮拜。 2011年，茉莉花運動期間，國保員警將齊志勇強行綁架，軟禁在小黑屋。羈押期間，看守人員對其進行了極大的言詞侮辱、精神及身體折磨。 2013年6月，齊志勇的女兒齊霽通過「人道中國」組織的救助，到達美國，繼續學業。齊霽是個勇敢的孩子，在中國的時候，別人不敢講「六四」這兩個字，她卻敢對同學們說，父親失去了一條腿是因為「六四」，因此她常被老師警告「不要亂講話」。對於齊霽來講，父親就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因為爸爸毅力非常大，他腿沒了，還能這麼堅強的活下去，還能跟共產黨做鬥爭，我覺得他非常厲害，所以我覺得我爸是英雄。」 2016年6月3日，「六四」二十七周年前夕，中共當局沒到此時必定加強天安門廣場等重點地帶戒備，將天安門母親等異見人士帶往其他地方「旅遊」。同時啟動社區一級超常維穩防控，加派員警、協警和「志願者」巡邏。在友人的陪同下，齊志勇奇蹟般地突破封鎖，身穿寫著平反「六四」字樣的衣服，前往天安門廣場邊留影，「重回故地尋找失去的左腿」。 2017年1月6日，齊志勇因腎衰竭嚴重導致呼吸受阻，被送往醫院搶救。經過搶救後已過危險期，送到重症監護室，但仍需要機器協助。主治醫生表示，齊志勇的「肌酐」指數達到七百多，隨時都會生命危險，現在已經為他做「血濾」治療，希望能把肌酐毒素慢慢排走。齊志勇靠著驚人的毅力，又從死亡線上掙扎著活了過來。他說，他還有兩個願望沒有實現：一是到美國去看望在美國讀書的女兒，但中共不給他護照，他無法離境。二是看到「六四」翻案的那一天，他能得到政府公開的道歉。 2017年7月，齊志勇被確診患上了肝癌。 2022年6月4日，全美學自聯決定將該年度的「全美學自聯自由精神獎」頒給齊志勇。頒獎詞指出：「齊志勇身處獨裁暴政之下，持續為三十三年前六四慘案的死傷者討要說法，不斷向世界報導揭露中共政府犯下滔天血案的真相，與此同時為國內殘疾人的人權事業持續發聲。面對從暴政而來的長期打壓和不平等待遇，其身為六四傷殘者，依舊秉持對中國民主追求的堅定信念，並為中國人權事業付出巨大的犧牲。全美學自聯對齊志勇的突出表現予以敬意，並特授其2022年全美學自聯自由精神獎。」 2024年1月，齊志勇不幸在北京病逝。多年前，詩人茅鏡所寫的<六四招魂>一詩，似乎就為為齊志勇所寫： 六四是祥林嫂的阿毛 嘮嘮叨叨被賣身的痛 直到自願嫁給收購我們的人 不，那是你們，不是我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我獨自在這裡蔑視自己的過去 我蔑視自己最英勇的行為 那與你們何關 你留下幾個腳印在廣場 風吹雨打，那腳印滯留在你身上 你看到新華門的木板 比你外婆的棺材厚多了 你看到夢寐以求的自由 並把它的屍體掛在你的肩膀 自由好像一條狗的尾巴 我們拖著它，像狗一樣拖著 天哪！你還真以為你是一匹狼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對美中開戰的擔憂，使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最近開始聽芭芭拉·圖赫曼的《八月的槍聲》的有聲書，該書講述的是歐洲在1914年如何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八月的槍聲》這本經典作詳細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從德皇威廉二世決定開戰，接下來的四年壕溝戰，到英法聯軍發起進攻以阻止德軍。書中還討論戰前和戰爭中的國際情勢、各國的戰略、作戰計劃等，是一本非常詳實的好書。 歐洲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是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發展起來的。作為當時世界金融首都的倫敦，在國際金融中扮演著中心角色。歐洲經濟體互相投資於彼此的產業和基礎設施。而鐵路和電報的建設加快貨物、人員和資訊的流動，使各國的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歐洲各國之間的聯盟和條約，如三國協約（聯接法國、俄羅斯、和英國）和三國同盟（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之間的聯盟）還包括經濟組成部分，加強彼此間的相互依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經濟互相依賴程度如此之高，所以那時很多專家都預測經濟的因素會讓大規模戰爭成為不可能。但是他們忽略了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領土野心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大戰爆發後，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私底下對他的幕僚發出驚嘆：我的天啊，我幹了什麼好事！ 比較習近平和那時的德皇威廉二世，至少有13個雷同之處: 1.他們兩個人都活在能幹父親的陰影下，所以心理上有自以為是、沒有同理心、不能接受失敗、對世界的認知與事實不符等人格特質。 2.習近平和德皇都繼承了一個帝國，而且獨斷獨裁。中國人到現在仍在諷刺習近平是皇帝。 3.現在的中國和二十世紀初的德國都經歷快速的經濟成長。德國在一次大戰前20年經歷了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累積的財富加強其對改變現狀的信心。 4.習近平和德皇兩人都野心勃勃，旁邊圍繞著許多有問題的策士，所以行事魯莽，不計後果。 5.兩人都企圖破壞現有國際秩序。中國與德國都藉由擴軍成為軍事強權的同時，不可避免的都成為軍國主義的國家。 6.現在的中國和二十世紀初的德國都鼓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普魯士在19世紀統一德國後，藉由經濟發展與擴軍強化人民自信，並透過宣傳提倡日耳曼民族主義。 7.兩國都沒有堅強的軍事同盟，外交上都相對孤立。 中國雖然有許多第三世界的小國支持，但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軍事同盟。美國的道德外交更是世界上的主流價值。 8.中國和德國都是傳統的陸權國家，但渴望成為海上霸權。所以習近平提倡建造航空母艦，而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建造排水量在兩萬噸到三萬噸之間的無畏艦二十艘。 9.兩個國家都挑戰一個現有的強權。中國要挑戰美國，德國則是大英帝國。 10.兩人都摒棄前人留下來的良好政策。習近平把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棄之如敝屣，而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則把俾斯麥建立的歐洲秩序完全破壞。 11.兩人都【沒有上限】地支持一個沒落的帝國：習近平和普京見面時，宣稱要沒有上限的支持俄羅斯。而威廉二世與奧匈帝國的約瑟皇帝則彼此心儀，被與奧匈帝國的同盟拖下水。 12.兩個國家都需要跨過一個海峽才能實現其帝國夢。習近平想跨過台灣海峽，而威廉二世儘管有無畏艦卻永不能跨過英吉利海峽。 13.兩個國家都面臨難以克服的科技障礙。中國在半導體、航空發動機、人工智慧、機器人、和其它在自由的資本主義下，無拘無束髮展的新科技領域，還是有許多無法跨越的鴻溝。而德國雖然有第二次工業革命，但是其渦輪發動機的品質還是與大英帝國相差一大截。 習近平所受的教育有限，似乎還有極度的不安全感。我們只希望他能從昏庸的威廉二世學到教訓，不要有一天早上醒來也發出驚嘆：毛主席呀，我幹了什麼蠢事？ （※作者曾任麥道航太駐台代表、戰爭學院榮譽講座。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媒體人王志安在《賀瓏夜夜秀》歧視了身障人士陳俊翰律師後，竟檢討起台灣的言論自由，認為台灣社會雖然是言論自由的社會，但是距離暢所欲言的言論社會還有一點距離。很多政治雷區，使得有價值衝突的時候很難暢所欲言。 好自我中心的邏輯！在《賀瓏夜夜秀》暢所欲言後，製作團隊也沒審查剪掉王志安的歧視言論就完整放上YT播放，只因被有人權意識、道德底線的台灣大眾所批判（言論自由），就嫌台灣社會無法讓人暢所欲言，還以馬英九選前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影響選票為例，表示「雖然這是一個可以人人講話的社會，但是如果你講的不好，你有可能遭受到非常大的懲罰。」所以，王志安是認為台灣人需要接受他歧視身障人士的言論和馬英九的「要相信習近平」說法，才是個暢所欲言的社會？ 然而，「要相信習近平」不是講得好不好的問題，是還會不會有言論自由的問題，如果珍視人權，當然就會拒絕「要相信習近平」，在選舉時，自然不會給支持此言論的候選人或政黨一票。同理，重視多元包容的自由民主國家，自然無法接受「歧視身障人士」的言行，但王志安卻將此認為台灣社會對他的不包容，要台灣不要排斥他這種離開中國的異鄉客，說台灣的價值就是民主自由，民主自由的特點就是包容和開放。好個超級巨嬰！千錯萬錯都是不能接受他歧視言論的台灣人的錯！這邏輯好似曾相識──不尊重台灣人不想統一的中國，武力脅迫台灣製造台海危機，卻把責任都歸在台灣人頭上。 王志安和他的祖國政府都是以他們的威權想法與態度在看世界，認定強勢方可以／有權決定他人的未來，所以王志安會說出民進黨把殘障人士當競選工具，徹底忽視陳俊翰律師是個有思想、能作決定的獨立生命，不認為陳俊翰律師有服務人群的理想和能力要透過政治來實現，好像沒有陳俊翰律師的意願，民進黨就可以單方面為選舉勝利意圖把他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要他出席造勢晚會。其實，王志安也是高知識分子，又在自由的日本住了三年，為什麼沒有動搖他在中國受教育長大所養成的威權思維？可見思想的改變有多難！ 可是，當有威權思想的人開始在開放的國家裡暢所欲言，自由人權就會受到挑戰，就會出現王志安這種拿「言論自由」作為歧視、仇恨言論的保護傘。台灣社會已因身分認同撕裂嚴重，經得起王志安們來煽情攪和嗎？然而，在YT、抖音成為人們生活一部份的時代，就算王志安們人不來到台灣，那種遊走在言論自由底線邊緣的分化、撕裂、攻擊、污衊言論仍可輕易進到台灣社會。但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若因此要審查言論，就是一種威權主義的勝利，這種為難與困難，就是現今自由民主國家所面臨的大挑戰。 不過，當台灣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小心呵護言論自由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威權政府伸手進來自由世界審查、取消言論可不手軟。 在王志安於自由台灣的脫口秀暢所欲言歧視身障人士的幾天前，王志安的一群同胞同志就先在自由英國上演一場荒謬鬧劇。他們先是親切開心在鏡頭前與英國知名鋼琴家卡瓦納（Brendan Kavanagh）互動，然後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說他們的影像不能公開，要求卡瓦納刪除影片。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一位中國男子就大吼作非事實的指控──卡瓦納碰觸他們之中一位自稱是英國人的中國女子手中的中國國旗，被說成是碰觸那位女子；卡瓦納問他們是不是來自中國、是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就被說是歧視、種族主義者。如果卡瓦納當下沒有拍下這一切，恐怕會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被搞到身敗名裂、身心受創。 小粉紅刪片不成後，領導就出手。面對中共不斷對YT施壓要求刪除影片，卡瓦納呼籲人們下載影片、上傳分享影片與中共對抗，並在英國TalkTV表示，英國文化必須抵抗威權主義，要說不，而不是害怕。一個禮拜之後，1月26日，卡瓦納帶著小熊維尼重返倫敦的聖潘克拉斯車站（St Pancras railway station）演奏，並表示他是藝術家，對政治沒興趣，但中共要剝奪他藝術表演的自由和言論自由，他會堅決反共到底。一個禮拜的時間裡，在許多熱愛自由者的幫助下，卡瓦納知道了為什麼小熊維尼被禁，認識了什麼是小粉紅和8964天安門事件，現在，他也要世人去認識。這一切，就像卡瓦納所形容的，是個「錯誤的喜劇」（comedy of errors），在錯中錯里，自由與言論自由贏了！ 可不是嗎？撂倒王志安的，也是言論自由，在暢所欲言中（雖然他不這麼認為），讓人看懂了他的心態。不過，王志安們和他們的領導們似乎不懂。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居紐約。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