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祖德死訊衝上熱搜 弟弟發文暗藏玄機引猜測
2026 年 9 月 14 日
最近「歧視」事件頻發。先是日本，兩位餐館老闆先後掛牌，拒絕接待中國客人。再是倫敦，網紅鋼琴家與華裔青年的衝突。就在前幾天，新加坡航展拒絕中國人登機。我的同胞在類似場合中都是一致的戰鬥姿態，一致的激憤面孔，一致的指控——「種族歧視」。（倫敦鋼琴事件後，那位叫Meng ying 的女主角在事後反擊時，說法是「民族歧視」）。 這些同胞讓時空穿越，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童年的我蒙昧而不無敬畏地觀望滿街叱吒的紅衛兵。 對於這種「腰裡掖張牌，誰到跟誰來」的同胞，我近年也親眼見證過。這張隨時打出的王牌，當然就叫「種族歧視」。十年前，我的同胞們闊起來了，在全世界的熱門景點「到此一游」。2014年的初秋，我在法蘭克福皇帝大教堂有幸與他們相遇。那天是禮拜日，城中各天主堂都在皇帝大教堂匯聚。我們到達時，正值各教堂神職人員身著大禮服，打著該堂旗號，排隊入場之時。皇帝大教堂的神父站立台前，頗有檢閱之勢。氣氛之莊嚴凝重，感染了我們這些旅遊散客，個個肅立在教堂最後一排座位後面，默然矚目，似乎此時一句不夠莊重的話都會造次這個群體。人們落座後，皇帝大教堂的神父開始佈道，嗓音低徊而富有磁力，讓我立刻想到神的代言人就應該是這副嗓音。 突然間，門外鵲起一陣喧嘩。一個中國旅行團到達了，他們的大嗓門先於他們真身進入了這個肅穆的空間。接著，一個鬆散的人群進了教堂的前門，趕大集一樣大聲議論、談笑，導遊需用更大嗓門來確保他詞句能抵達他們耳鼓。教堂門房是個六十多歲男子，也是一身黑色禮袍，企圖將旅行團員們擋在門口，同時請求他們靜默，或者等彌撒結束後再盡情觀光。這隊人馬的音量非但不減，反而分貝爆炸：「種族歧視！」一旦紛爭被提拔到了「種族」高度，旅行團便一應百合：「種族歧視！德國人種族歧視是有歷史淵源的！…..」對於這樣的同胞，我是真不願相認，但同時又覺得自己有限制家醜外揚之責，便趕過去小聲勸阻：何必非要選擇這個時間觀光呢？回答是，他們必須趕時間，一天的景點排列得滴水不漏。那一邊，仍然在跟老門房抗議「種族歧視」，我的北京朋友來脾氣了，說：「你們可以必選擇去不歧視你們的地方呀！」這下旅遊團沖我們來了：「納粹走狗！」我們只能儘快撤退，不願繼續與這樣的同胞共存同一空間，也生怕由此生髮自我嫌惡：畢竟自己有著與他們相同的語言、膚色，與他們相似的樣貌。 說到歧視，我想到三十年前。對於從美國中西部搬到舊金山的我，逛唐人街是一大樂事。舊金山唐人街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始建於淘金年代。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爆發了驅趕迫害華人的騷亂，暴民們打砸擄掠，唐人街多處房屋被燒毀。那時白人對華人的稱呼是「邪教徒」，並從體征和相貌上「科學」分析華人的劣等程度，認為華裔比非裔更低劣。二戰中，中國與美國結為盟國，作家賽珍珠向羅斯福夫人幾次提議，才取消了「排華法案」。這樣沉痛的歷史，讓我想到，一個遷徙萬里的民族，要怎樣自尊自強才能變寄居者為主人公。舊金山唐人街保留著淘金時代建築風貌，游舊金山的各國旅遊團志在必逛。後來衍生出的兩個新唐人街，始於第二、第三代華裔遷徙者，街道不再凸顯異國風情，因此也就不那麼遊人如織，反倒是華裔居民的採買餐會重地。我那時的家，離第二唐人街Clement St. 步行距離十五分鐘，我每天下午完成寫作，便漫步那裡，買些晚餐所需的食材。街上的台灣飯店、江浙菜餐廳，粵菜館、川菜館、客家菜館，沿Clement 那條不長的街道比鄰排開，相輔相生。舌尖上的鄉愁，在此地大可緩解。 沿街也開著小型中國超市，時鮮蔬果都擺成露天排擋，一條街色香味俱全。 一天，我在一個小超市排隊交款時，發現有人付的不是卡或現金，而是一種票證。一問，得知那是「Food Coupon」 ，政府為特困戶們發放的食品代金券。我走出超市，發現前面走著的正是那位五十多歲的男性特困戶，拎著幾分鐘前還可做水族觀賞的魚類，鑽入了一輛違規停泊街邊的賓士轎車。後來發現，這種開豪車吃納稅人白食的同胞，唐人街上多得是，並且，絕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聽到這種介紹，我臉上一熱，就像聽人講自己家人的壞話。舊金山流浪者特多，因為此地四季溫差不大，睡大街比較舒服，全國流浪者便雲集到了這座美麗的海灣城市。但我很少在流浪漢里看到我的同胞，想來同胞們比其他族裔的流浪漢要來得聰明，好歹找個落腳處，反正有政府管吃，他們盡可以從五花八門的灰色收入里摳出銀兩，年積月攢， 終於在唐人街上做起大奔、寶馬的主人。 我後來還聽說，這類吃白食的中國同胞還以此開發出生意；將教堂救濟特困人等的餅乾、水果、起司拿到街邊和地鐵口擺地攤販賣。地攤主多半是大媽和太婆，她們入教會的動機很單純，就為了能定時領取白食。偶然有人揭發她們攤上貨品的來源，指出她們缺損公德，搶了真正飢餓者的食糧，太婆大媽們便立刻成了老紅衛兵，語言動作具有極強的攻擊性，若對方堅持揭露真相，予以反攻，太婆大媽腰裡掖的那張「種族歧視」老牌，就會作為王炸打出。假如我此刻看到這樣的敗類代表自己種族，我十有八九會以衝刺速度逃開。首先，她們被「天下者我們的天下」之文化所化，所異化，我無力把他們按人類普世價值「化「回來，其次，對於其他族裔公民，我無力說清我與她們同宗同族而不同類。說到歧視，這類大媽太婆，以及那個「靠山吃山，靠政府吃政府「的賓士車主們，不管他們屬於哪個種族，都應當受到地球村全民歧視。 大媽太婆和賓士車主們漸漸加固了其他種族人對我同胞們的惡劣印象。有次我的一個女友去一家奢侈品店購物，店裡正在減價，折扣大得嚇人，因而招引了大群平日不敢問鼎此店的人們。我的女友剛從貨桿上拿下一件衣裙，她身邊一個八十來歲的白人奶奶脫口而出：「Go back to your China!」 女友反應神速，脫口回道：」Go back to your grave!」白人奶奶帶有嚴重種族成見，歧視是明顯的，但她為什麼剎那間就判斷出我女友應該滾回的是中國，而不是台灣、韓國或日本？白種人對東亞人的相貌，大多會犯臉盲，並且我那位女友，穿著的考究不輸給來美國「買買買」的日本人。那麼老奶奶只能是從行為上直覺到我的女友來自中國大陸，也就是說，她感到這個東方女人的動作帶有衝撞性，乃至攻擊性。我小時看紅衛兵們在街頭草檯子上跳舞，邊跳邊吼著如同口號的歌詞。他們都是假軍裝，寬皮帶，擼著袖子，動作非拳頭即巴掌，台詞是「滾他媽的蛋！」「我們粗胳膊粗腿大嗓門，今天上來了，就不下去了！」這類歌舞者，叫小將，小闖將，正是他們，要對我們民族損毀扭曲的審美觀負責。他們老了，養出了倫敦那位大吼「Don』t touch her!」的闖將二代，把這種美醜顛倒的種族形象蔓延到世界各地。 最近幾年，這類」小將」、「老小將」多起來了，他們像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樣在世界各地大串聯，吃著寄居國的白食，在遠離祖國的各地「愛國」，在地球村各個角落巡視監察，以揪出「種族歧視」分子，與之戰鬥。難怪在我遙遠的祖國國土上，流言弱弱地隨風而走：文革又來了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兩會登場，看似平淡無奇，但第一天就爆出震撼新聞：取消總理記者會。這是由人大發言人在人大開幕前宣布的。消息一出，海內外震動。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兩會閉幕後重頭戲—總理記者會就這麼輕率地取消了！戛然而止。 海內外紛紛猜測取消的原因。歸納起來，有這麼幾條：其一，汲取前總理李克強記者會的「教訓」，他講出真話諸如「六億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幣以下」，當場戳破習近平「全面脫貧」、「全面小康」的神話。習近平害怕李強又講出什麼真話。其二，即便李強不會像李克強那樣講出令習近平難堪的真話，但可能講錯話、說漏嘴，暴露中國社會經濟真實情況。其三，反正總理職位已遭虛化、李強已經被架空，他說什麼都不重要，記者會已經變得無足輕重，取消也罷。 取消總理記者會，意在進一步削弱總理的權力和權威。故上述三條都不是要害。最要害的一條：習近平容不下人，只准他一人出風頭，不準其他任何人出風頭；只准他一人霸版霸屏，不準其他任何人置於鎂光燈的聚焦下。習近平心胸之狹隘、氣量之狹小、自信之不足，大抵如此。習近平心思，不僅要徹底架空李強，連一個虛名都不讓他撈著。 其實，取消總理記者會，既可以說在意料之外，也可以說在意料之中。對一些人來說，這是意料之外：習近平真敢這麼干？把總理職位虛化到底、把李強架空到底、連每年一度唯一的記者會也敢取消？對很多人來說，卻並不詫異：習近平大權獨攬，從一黨專政，倒退到一人獨裁，而他權欲熏心，仍不知饜足，得寸進尺；加之疑神疑鬼，毫無安全感，對任何人都不信任，哪怕自己的親信、心腹，他都處處設防、處處矮化。一步接一步地，他要獨攬所有的權力和光環，哪怕有些權力和光環也就那麼一丁點。 如今的習近平，不只是權力傲慢，更是權力任性。無限期推遲三中全會，任意縮短兩會會期，悍然取消總理記者會，都是他權力任性的表現。而這些，只是進行式，還並非完成式。更多的奧步隨時可能出台，令人拍案而不驚奇。 取消總理記者會，習近平自以為得計，又贏了一把。殊不知，福兮禍所伏。此舉，將直接釀成至少三大後果： 其一，進一步敗壞中國形象。各國媒體報道此事，都是負面評價，認定中國更加不透明、更加封閉，相當於關閉領導人與媒體交流的最後渠道，關閉改革開放的最後一個窗口。華爾街投資家甚至直接呼籲：不要再到中國投資。 其二，進一步敗壞習近平自己的形象。習近平上台，以倒退、倒行逆施、專制、獨裁著稱，每一次大動作，都加重了這一負面形象。諸如2018年狡詐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2022年強行架離前總書記胡錦濤、二十大把團派排擠出局以及前總理李克強不明身亡等，都敗壞了習近平作為大國領袖的形象。這一回，悍然取消總理記者會，必然進一步敗壞習近平自身的形象。 其三，進一步結仇，尤其在黨內結仇。作為習近平親信、心腹的李強，固然不會流露不滿，但在服從的表面下，失望、不滿、甚至怨恨極可能深埋心間。而黨內上下，目睹這一驟變，驚異難以言狀，路見不平，雖敢怒而不敢言，但極可能埋下不滿、反感、甚至仇恨的種子，為日後中共政局變遷留下深遠伏筆。 身為駐美大使的謝峰，以政協委員身份出席兩會，當被記者問到這一變化時，他猛地一愣，一臉愕然，衝口而出的話是：「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口氣中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從中可見習近平的獨斷專行、隨心所欲和恣意妄為達到何等程度！以他慣有的認知障礙，他對人性底線的反應毫無知覺，對由此埋下的禍事也毫無感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中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有一個奇怪的代表團——「台灣省代表團」，共有13位人大代表。 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和其他所有地區的人大代表都不一樣。其他地區的人大代表，例如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四川省的人大代表，除了個別在北京的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好歹總是來自北京、來自四川；儘管中國的選舉根本算不上選舉，但是在形式上，北京的代表、四川的代表，好歹總是由北京的選民、四川的選民選出來的。那麼這13位台灣的人大代表呢？他們是哪裡的人？他們是怎麼選出來的呢？ 據「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團」自我介紹，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大多數是在大陸出生的台灣籍人士。這就是說，他們根本就不是台灣人，只不過是台灣籍的人。他們的身份都不是台灣的居民。有的人只是早先曾經居住在台灣，有的只是其父輩、祖輩居住在台灣；也就是說，這13位台灣人大代表，只不過其籍貫是台灣而已。 那麼，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又是怎麼選出來的呢？根據中國人大網的解釋，這13名代表「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國家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台灣省籍同胞組成的協商選舉會議選舉產生」。這就是說，這13位台灣的人大代表根本不是由台灣地區的選民選出來的，也不是台灣當局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委派指定的，而是由一些生活在大陸的台灣省籍的人選出來的。 這就是說，所謂全國人大的「台灣省人大代表」，既不是台灣地區的居民，也不是由台灣地區的選民選出來的，而是由大陸地區的選民選出某些大陸地區的居民。這怎麼能叫台灣的人大代表呢？純粹是冒牌貨嘛。 中共當局並不傻。它何嘗不知道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是冒牌貨。但是它有不得不這麼做的苦衷。因為中共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你沒有台灣的代表，你憑什麼說你代表台灣呢？你憑什麼說你是代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呢？既然在現階段，中共無法讓台灣地區的人民選出台灣的居民當中國的全國人大的台灣代表，它就只好讓大陸地區的選民選出某些大陸地區的居民冒充台灣代表了。 這使我聯想起文革期間的一件事。我們知道，文革爆發，各地黨政領導機關幾乎都被「炮轟、火燒」，然後，各地又陸陸續續建立起名叫「革命委員會」的新生紅色政權取而代之。1968年秋天，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大陸二十九個省市的革委會建立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報立即發表社論「全國山河一片紅」，郵電部特地發行1枚「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面值8分。郵票圖案中有一幅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地圖上除台灣省外全部繪成大紅色，上面印有「全國山河一片紅」金字。不知哪位細心人一眼發現有嚴重問題，立即寫信給中央，說台灣還沒有「解放」，台灣還沒有成立革委會，因此萬萬不能說「全國山河一片紅」，因為那等於說台灣不屬於中國。那張中國地圖，除台灣省外全部繪成大紅色，給人感覺是中國不包括台灣，台灣不屬於中國。中央一看，恍然大悟，馬上密令將剛剛上市的紀念郵票全部收回並立即毀版。已經賣出去的當然收不回來了。據說，在「新中國」發行的郵票中，就數這套「全國山河一片紅」最緊俏最昂貴，因為它一上市就絕了版。但中共一直沒有公開對「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說法予以更正(這可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啊)，因為它不願意讓一般民眾也意識到這中間的問題。 中共當局治下的中國，天天在上演荒誕劇。《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和全國人大的「台灣省代表團」，就是兩個典型的案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4的中國「兩會」，一個原本註定沒有懸念的會議，卻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個大新聞，按慣例會後將進行的總理與媒體的見面會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說，從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每年「兩會」所標誌的中國政治生活「正常化」以來、從1988年時任李鵬總理開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躍的總理記者會這樣一個傳統，到今年被廢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棄。 鍍金時代 中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安排，作為一個持續三十餘年的政治慣例，始於1988年，那一年迎來了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嘗試「價格闖關」、破除「雙軌制」，另一方面受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影響。「兩會」結束時安排總理與國內外媒體的見面便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的產物。 當然，如此微小的「公開性」改革舉措並不能滿足知識分子領導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幫助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克服黨內保守勢力的杯葛，最終導致1989年爆發大規模的學生民主抗議運動，這或許是總理記者會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公開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過，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紀的前十年，特別是從1993年開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就成為兩會慣例，作為每年「兩會」中最具新聞性和互動性的議程，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開時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從李鵬到朱鎔基再到溫家寶的幾位總理，先後利用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眾的施政講話，既展現了這些中共二號人物對經濟和總體局勢的領導能力，又體現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民主的漸進發展，對市場經濟改革和開放、對爭取國內人民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理解都發揮了歷史性的促進作用。這是很難否認的一段鍍金時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習李共治的十年，「兩會」記者會幾乎成為李克強的十年總理任期里幾乎唯一的公開舞台，儘管無力根本改變大局，例如「動態清零」政策的極端激進，很大程度上也牽制了中國政治的惡化，尤其在他參加的上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的總理記者會上主動提出中國存在六億低收入人口，並一再表達了對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信心。 無疑的，這些政治聲明是公眾和國際社會能夠聽到的、北京政界內部傳達出來的對中共領導人十年路線的最嚴厲批評和否定。或許正因此註定了李克強卸任後的命運，也決定了這一帶著1980年代「公開性」色彩的鄧小平時代有限政治體制改革遺產的清零。 因為，儘管每年一度的總理記者會越來越被刻意安排、越來越徒具形式，提問者和問題都被事先關照，北京政界似乎越來越難以克服對國際媒體的恐懼，對記者會這種基本的公開政治交流形式越來越抗拒。這種抗拒和恐懼的心理主導了過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氣氛的變化，包括2024年「兩會」召開前後的莫名緊張，甚至比三年「動態清零」時期的「嚴防死守」的自我隔離還要變本加厲。北京政治正在進入一個黑洞，遠比黑箱政治還要封閉，其間充滿了暴力。 政治絕望 一方面，北京當局雖然改善了針對外國人的入境政策，也口頭歡迎外資和旅遊，但是繼續視國際媒體如洪水猛獸，將2011年後對國際NGO的敵意集中在國際媒體和記者身上。不僅常駐中國的國際媒體日常採訪陷入困境，如同戰地記者一般的危險，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蘭記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毆打。另一方面，中國的暴力機關正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禁止任何中國國民接受外國媒體採訪、進行外交接觸、甚至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表一點兒不同聲音，如同「動態清零」的常態化。非經官方安排的民間國際交流事實上已經凍結，這是中國的內部脫鉤。 結果，中國的新聞與自由狀況惡化到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強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際媒體、國際社交媒體的聯繫被粗暴地切斷、追查，舉行「兩會」的北京城陷入了了無新聞的死寂氣氛。各地知識分子和北京市民彷彿置身「西線無戰事」一般的無力和抑鬱。連私營公司、國際資本也驚覺這個黑洞政治下的經濟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們已經很難從越來越有限的公開統計數據做出判斷，政治風險驟然升高。 然而，這些措施固然保障「兩會」期間絕無雜音、保證中國領導人的絕對權威，卻也通過放棄總理記者會這樣的小動作製造了今年兩會的一個大新聞，遠遠超過人們預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員的失蹤醜聞。因為，對已經目睹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經歷了驚喜和懷疑之後的國際社會來說，在2024年春天即將到來的一個關鍵時刻發生如此重大變故，卻又被明顯隨意的取消，讓人看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的到來：一個深陷虛無主義的政權正在自我放棄，哪怕是最後一點兒的改革開放遺產，都已經棄如敝履。 因為，這種在中國近乎唯一一個公開政治舞台上拒絕與媒體見面的決定，不啻為中國高層已經放棄了說服國際社會、挽回信心。這是一種對經濟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國際困境的絕望，一種政治絕望，不僅彌散在中國的社會精英群體中，也擴散到政治精英內部，發生在高層內部。 對前者來說，絕望感的來源是他們看不到未來可能出現中國納瓦爾尼的希望；而對後者來說，是伴隨著恐懼，特別是對真相的恐懼、對超出想像加速到來的經濟解體和國際孤立的恐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十一年裡一次也沒有接受過西方世界媒體的單獨訪問，或者「二十大」後面對「白紙革命」的爆發而隱避，就不難理解這種從上而下對人民、對真相、對西方、對國際媒體的恐懼是如何嚴重，一種集體自閉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導從「四個自信」到「東升西降」再到「唱響光明」的對沖宣傳。如此，方能理解過去十一年來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的閉關鎖國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們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所行動，也就是以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和開放；他們或許意識到「前後三十年一致」的難以自洽，只能逐漸抹去後三十年，如同抹去「動態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說，面對空前壓力，他們似乎終於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卻計無所出。不難想像，接下來一周的「兩會」或許再無其他新聞，「兩會」本身就將在這種死寂中被自我放棄，遑論難產的「三中全會」。
3月5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實際上，盡人皆知，全國人大隻不過是橡皮圖章，是舉手機器。中共的特點是：開大會解決小問題，開小會解決大問題；解決問題不開會，開會不解決問題。全國人大會議，名義上是最大的會，因此也必定是最不解決問題的會。理論上應該在大會上解決的問題，必定是通過會前的小會以及不開會的方式已經解決。如此說來，外界能從這次全國人大看到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按照早就定下的劇本演出，逢場作戲而已。 大會召開前夕，有兩條消息引起外界注意。一條消息是，全國人大發言人婁勤儉3月4日中午（北京時間，下同）出席人大會議開幕前的新聞發布會，他在會後離場時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關於前國防部長李尚福是否會參加兩會的提問時篤定地說：「他不能參加（兩會），因為他已經不是代表。」我們知道，李尚福和秦剛都是在去年3月兩會後才被任命為國務委員，並分別擔任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消失，接下來又被撤去官職。但李尚福和秦剛也都是全國人大代表，按理說是該出席這次人大會議的。幾天前官媒報道說秦剛已經辭去全國人大代表，但至今沒有宣布李尚福被罷免人大代表職務的消息，也沒有公告他請辭人大代表。諷刺的是，就在婁勤儉在中午宣布李尚福已經不是代表後，截至星期一晚間，李尚福的名字仍然還在全國人大官網的代表名單中，隸屬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中共高層權力運作之混亂無序，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條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人大發言人婁勤儉在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今年人大會議閉幕後，不舉行總理記者會。如無特殊情況，本屆全國人大後幾年也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 我們知道，兩會結束後總理舉行記者會，這種做法始於1988年，自1993年以來已經常態化、制度化。兩會歷來很沉悶，很封閉。相比之下，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可以說是唯一的亮點。它凸顯了總理的地位，因為要當場回答外國記者的提問，多少有一點開放性，另外也顯示出總理的應對能力。本來，外界從兩會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照預定的劇本演出。唯有總理的記者會有一點例外，總理的現場應答不可能有逐字逐句都預定的劇本，因此有一定的發揮空間。例如在2020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李克強講出：中國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這句話等於是把習近平吹噓的中國已經全面脫貧的說法戳了個大窟窿。習近平的惱怒可想而知，但又無可奈何。今後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了。這意味著總理地位的降低，意味著兩會的開放性的降低，也意味著今後的兩會，外界能看到的一切，連標點符號都是經過總書記審查核准的了。 李強本來就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弱勢的總理。說起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之間的關係。按照憲法，總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會批准。但實際上，這幾屆的總理沒有一個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們在幕後搞拉郎配，搭配給他的。朱鎔基的總理和李鵬的總理，並不是江澤民自己挑選提名的；溫家寶的總理並不是胡錦濤自己挑選提名的；同樣的，李克強這個總理也不是習近平自己挑選提名的。因為這幾個總理都不是由國家主席挑選提名的，而是被元老們拉郎配的，所以即便主席不高興也無法撤換。習近平對李克強非常不滿意，但卻沒法撤換，只能等李克強做滿兩屆。只有李強這個總理是習近平自己挑選的。李強的權力完全取決於習近平，所以是最弱的總理。現在取消了兩會後的總理記者會，無疑是進一步削弱了總理的權力。 中共的三中全會按慣例是該去年秋天召開的，可是到今天都沒有開，如今又取消了兩會後的總理記者會。這一系列脫離常規慣例的做法，表明習近平仍然在繼續擴張他的獨裁權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1953年6月出生，時年69歲的中共黨魁習近平打破慣例獲得三連任。而同時留任的高層官員中，有四人和習同齡甚至比習還老，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1950年7月）、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1953年10月）、中央黨校校長陳希（1953年9月）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1952年12月），這種做法也是打破慣例，他們直至今天仍未退，可稱之為「滯留」。 從這幾人與習的親密程度看，都堪稱習的「家臣」，他們當時留任，可能有習近平「務實」的理由：一是朝中難得老成可靠者；二是習認為他們各有些特別的本事；三是「陪跑」，因為習打破常規三連任，他要搞終身制，先要找幾個年紀大的陪同過渡一下。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面臨的內外形勢越來越不妙。過去一年多來，習的四大「老臣」要麼陷入內鬥，要麼在執行習的折騰政策中將政局越搞越亂。對於想延命的中共政權而言，他們滯留官場，無論如何是不祥之像。 陳希為習操持的人事大盤一年崩壞 2024年1月19日，中共省部級金融研討班在中央黨校結業，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出席並做總結講話。主持結業式的是中組部部長李干傑，參加會議的高官則包括中宣部部長李書磊、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國家監察部部長劉金國、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和中央黨校校長陳希。 按中共官媒報導規矩，只有副國級以上才會獲報導名字，而陳希只是中央委員，雖然名字排在最後，但等於也有副國級待遇。 和習同齡的陳希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清華大學化學系，和習近平成為同窗，兩人還是睡上下鋪的室友。陳希還是習近平當年的入黨介紹人，他掌管清華大學期間，幫習近平取得了博士學位。這段經歷是別人無法比擬的。 陳希實際操盤習近平前兩任期的人事，又暗控習第三任期人事。他在二十大後遲至2023年兩會，等習近平順利延任國家主席，李強擔任總理，甚至蔡奇兼任中辦主任之後，才卸任中組部部長，至今仍任中央黨校校長，此事非同小可。 習近平用人的特點就是用「熟人」——和他早年有過生活和工作交往，且關係經過考驗的人。他時時有不安全感、擔心身邊「兩面人」，讓陳希以中央黨校校長身份延期坐陣，可能就是擔心人事出問題，幫忙盯緊，至少在年輕官員進黨校「學習」時就予以把關。 不過，二十大期間，官媒宣傳說習近平對於上位的中央大員「親自把關」，但一年不到，習的中央人事大盤就已「塌方」——官方信息證實，包括秦剛、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等一批中央委員已出事。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去年一直拖到現在都沒開，眾多觀察家都認為，就是因為習近平用人不明，自己提上來的人又要拿下去，現在習不想開中央全會處理他們，但黨內有反彈。 按中共的規矩，習對這些高官的落馬負有「領導責任」，然而中組部長本身在選人用人上，至少在形式上是「推薦」的功能，如果在選人過程中，發現人選有某些問題，也是需要報告的。比如秦剛的婚外情傳了好幾年，去年才出事，雖然是習指定要用他，陳希難度沒責任？ 台灣命理師江柏樂曾說，習近平是「眉淡」之人，做事心狠手辣，管你是不是兄弟、朋友。讓身邊的人可說是「伴君如伴虎」。 假若習近平被黨內反對者逼急了，也有可能讓老同學背黑鍋。至少，陳希現在應該也和習一樣，會感到有壓力。 張又俠與習近平或已離心 1950年7月生，今年已73歲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是中共官場罕有的老大哥。 習近平和張又俠本來是鐵杆關係。張的父親張宗遜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同為中共第一野戰軍的高層，兩家是世交。 習近平讓張又俠擔任軍委副主席，一來是為了穩住軍心。二是因為中共面臨的地緣政治惡化，習又不排除武統台灣，而張又俠是中共軍中少有的實戰經驗的人，參加過中越戰爭，在軍中被歸入「越戰派」。 但是政治的事，一天都嫌長。在二十大後，中共新一輪內鬥，已牽動張又俠，習和他的關係可能有變。 去年7月26日，中共軍委要倒查2017年10月以來裝備採購招標過程中的腐敗線索。這一時間正是張又俠卸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交班給李尚福之後。隨後習近平對中共軍方展開大清洗，除了李尚福被免國防部長職務，已有10名軍方將領和1名軍工老總的人大代表資格被免。 張又俠和李尚福都是紅二代，李尚福又是張又俠在擔任軍方總裝備部部長時期的下屬。而目前被查出與裝備腐敗有關的將領，不少和張又俠有著直接交集。 儘管習在倒查裝備發展部有意避開張又俠掌管時期，但李尚福有事，作為上級的時任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也有責任。那些已落馬的貪將為了自保，可能也會供出張又俠的貪腐細節。張又俠免不了暗中對習心生忌憚。 今年2月8日，中共新華網發表報導：「張又俠、何衛東到駐京部隊調研並看望慰問官兵」。但人民網轉新華網報導時，標題改成「何衛東、張又俠到駐京部隊調研並看望慰問官兵」。 何衛東作為習的福建幫心腹，在二十大被破格提為軍委副主席，排名在張又俠之後，如今中共黨媒公開將何放在張之前，或是在暗示兩人的地位可能有了微妙變化。 有知情人透露，張又俠是真正紅二代，現在在軍中還可以一呼百應。如果這樣，習近平可能也有防備，雖然已在倒查裝備部方面有意放過張，但是隨時可以追究他的「領導責任」，讓他為自己背黑鍋，因為說到底，這個黑鍋本來是他這個軍委主席的。 王毅操盤外交部內鬥埋禍根 已70歲的中共外交大佬王毅，雖非早年就和習近平有淵源者，但在習上台後賣力幹活，逾十年操盤習的「惡狼外交」，頗得習的歡心。 王毅一直異常活躍，即便在前三年疫情期習近平不敢出國之時，他也在國外代習跑動。近日訪歐回國後，他在北京頻頻接待外賓。 王毅的政治命運和下屬秦剛緊密相連，兩人卻據說又是死對頭。 去年7月，秦剛的外長職位被拿掉後，立即由已升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外事辦主任的王毅兼任。 秦剛的問題一直傳涉與鳳凰衛視主持人傅曉田的婚外情。網上有爆料說，秦剛被處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但目前無法證實。 《華盛頓郵報》早前刊發資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提斯（David Ignatius）文章說，他採訪的美國官員揭示，秦剛出事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外交部內的迅速晉陞引起了同事們的不滿，他與他的前任王毅產生了「血海深仇」。 之前就有傳說，秦剛的婚外情在外交部被集體舉報，背後就有王毅的操盤。 中共外交系統幫派林立。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國語大學）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派、北語（北京語言大學）派、上外（上海外國語大學）派、外交學院派、國關（國際關係學院）派、北大（北京大學）派、復旦（復旦大學）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幫主；秦剛則被認為是國關派的大佬。 今年2月27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公告稱，接受多名人大代表的辭職或罷免其職務。其中，前外交部長秦剛只是「辭去」人大代表，他還是中央委員身份，外界猜測他會平安著陸。 中國人的官場內鬥很微妙。如果秦剛被輕輕放過，就說明習近平會偏向秦剛，而對王毅挑事心有不滿。同時，秦剛的國關派人馬，少不了也會收集王毅的問題，王毅一不小心會晚節不保。 去年11月，中紀委發文點名外交外事系統有政治風險、廉政風險、管理風險。文章提及的問題，包括落實習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滲透被策反的風險，「以外謀私」，幹部失管失控，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又指「少數領導幹部不敢、不願、不善抓管理」，「上級監督虛化」，「主動發現問題能力不足」等等。 王毅是外交外事系統的大領導，文中列出的種種問題，矛頭指向他。習公開讓中紀委敲打王毅，是對王的警告，這就能解釋他在外交工作上為何越老越拚命了。 預計王毅在近日的兩會上會卸任外交部長兼職，但大熱的接任人選、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屬於外交部另一幫派北外派的幫主，他被認為是前外交大佬楊潔篪的人，而楊與王毅不和也傳聞已久。 夏寶龍奉命「整死」香港？ 今年71歲的夏寶龍是習的之江新軍成員之一。2003年11月，夏寶龍任中共浙江省委專職副書記，成為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副手，後兼任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書記，並先後任省長、省委書記，到2017年4月26日，夏寶龍退居二線，出任全國人大副主任委員。 但2018年3月，夏寶龍又重返一線，時年66歲的他獲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晉陞副國級。這顯然是習近平有意安排延長他的政治生命。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遭中共和港府打壓，在運動基本落幕後，2020年2月13日，官方宣布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同時擔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 2023年3月夏寶龍卸任副國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雖然他之前也沒有當選中共二十屆中央委員，但擔任正部級的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改組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的加掛牌子。 習讓夏寶龍實際控管香港事務，可能看中了夏也有蔡奇式的暴虐，蔡奇當年在北京大搞清理低端人口，要基層敢於刺刀見紅，而夏寶龍膽敢強拆十字架。 自2014年起，主政浙江的夏寶龍發動拆除省內基督教堂頂部矗立的十字架的運動，強拆導致政府與信眾嚴重衝突，不少信徒因守護教堂被刑事拘留，更有流血事件發生，有牧師和執事被定罪判囚等。至2015年7月，浙江省已有一千七百間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 夏寶龍對香港事務也一樣不講人性，2020年到任後馬上作出「準備出手抗擊」的強硬表態。同年，北京對香港實施了國家安全法。 2023年4月13日，夏寶龍到香港6天，催促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結果今年2月，港府就啟動23條立法諮詢。夏寶龍今年2月22日再抵達香港，一年內第二次訪港。港媒大多相信，夏此行也是為23條立法而來。 中共企圖在所謂政治維穩下讓香港經濟維持發展，但打壓香港自由，卻埋下了香港經濟變壞的禍根，近期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論沸沸揚揚。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2月中旬在《金融時報》撰文直接稱，「香港玩完了」。 習讓夏寶龍這樣的人來搞定了香港，但也搞死了香港。 不過，北京官場有傳說，夏寶龍與現在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丁薛祥不和，並且仗著習對他的倚重，不把丁放在眼內。如果上下級不和，已超期服役的夏寶龍，在這個位子上的時間也不會長。 不管誰將接替夏寶龍，香港內地化、赤化的趨勢看來沒法逆轉，但習和「家臣」們的瞎折騰，只會加速中共紅牆崩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無論是僅僅犯了錯誤還是已經被內定涉嫌犯罪的中共人大代表，安排他們先行「請辭」只是程序之便。人大代表被「接受辭職」之後即獲「從輕發落」或再接受黨紀政紀處分甚至司法嚴懲都是常態。 3天前（2月27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公告秦剛等人的「代表資格終止」後，外界即把關注點放在為什麼這次與秦剛同時被宣布「代表資格終止」的一共10人里，有的是被所在「當選地」的地方人大常委會「罷免」的，而秦剛則只是被他的「當選地」天津市的人大常委會決定接受「辭職」（原話是「決定接受秦剛辭去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比如BBC的報道文章標題就是《秦剛辭去中國人大代表職務 沒有被「罷免」引發關注》。而由此引發的進一步評論就是這是否意味著秦剛已經「平安降落」。比如萬維網刊登的評論文章的標題就是《官媒：秦剛是自己主動辭職的 暗示其已平安著陸》，法廣為此發表的評論文章之一的標題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秦剛事件疑點重重》……。 而筆者則認為，秦剛事件疑點重重是毫無疑問的，但所謂「高高舉起」並非中共當局所為，事實恰恰相反，中共當局對秦剛事件一直都是諱莫如深，而趕在全國人大今年例會的前夜趕緊把他的代表資格進行處理，恰恰是為了持續對秦剛事件低調對待和不透明處理。 至於「輕輕放下」四個字則是過於武斷了。事實上在中共「全過程民主」的實行過程中，無論是全國還是地方人大代表中，被先處以「辭去」代表職務而不是被宣布「罷免」，事後就被司法嚴懲者大有人在。 最近的一例發生在今年1月3日。當時江西省紀委省監委發布消息，上饒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原書記葉和彬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公開報道顯示，這個葉和彬是於去年6月「主動要求」辭去上饒市人大代表職務的。上饒市人大常委會去年6月25日發布的公告顯示，上饒市廣信區選出的市五屆人大代表葉和彬因個人原因，提出辭去市人大代表職務。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葉和彬的代表資格終止。 葉某人的罪行很多，最醒目的「非法收受巨額財物」。中共地方官媒報道此案件的新聞標題就是《今年首個被處分的廳官：辭去人大代表職務後，在警示教育大會上證實落馬》。上月2日，中共高檢網剛剛刊登了《江西檢察機關依法對葉和彬決定逮捕》的消息。 再舉一個曾經萬眾矚目的重慶市前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的例子。 雖然年代稍有久遠，但相信本文的讀者和聽眾的百分之百都知道而且清楚記得發生在2012年初的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兼重慶市公安局長和中國共產黨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王立軍被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一把掌煽進了美立堅合眾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都市總領事館一案。 當時，王立軍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在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僅滯留了不足24小時，即「自願離開」（時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說法），被時任中共國安部副部長邱進直接帶回北京「接受調查」。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是：因為正好趕上每年三月初舉行的「兩會」年度例會即將召開，所以外界媒體紛紛關注到已經被關押進國安部秘密地點的王立軍的大名仍然還在全國人大重慶團的名單里，故迫不及待地搶在人大例會新聞發表會的前兩天召開的政協例會新聞發表會上即向發言人趙啟正「發難」，有備而來的趙啟正立即從容不迫地回答說：「據我所知，王立軍目前正在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調查工作也取得了進展。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已經請假不出席這次會議。」 2012年2月28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也刊登了《兩會即將登場 王立軍書面請假》的即時報道。 中國知名律師莫少平當時向德國之聲解析了王立軍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及「接受調查」之間的法律關係。他表示：”這其中有兩個程序，第一種是如果逮捕王立軍，這必須要經過同級的人大代表常務委員會批准，如果人大常委會同意方可執行，如果不同意，則不能執行。而普通公民則不需要；逮捕之後如果要對王立軍的人大代表資格進行除名，通常是在案件比較確定和有眉目了，人民代表大會要啟動一個會議程序對其代表資格除名。” 鑒於王立軍目前下落不明，中國官方也未對外界公示真實情況，如果人大還沒有批准對其進行拘捕，在理論上王立軍是否仍為”自由之身”的問題，莫少平回答說：”理論上他是自由的，但並不包括刑事司法程序之外的所謂’雙規’，從中國相關規定上，’雙規’好像不限制人身自由，實際上是把人身自由限制了，但是這種限制是不需要人大來同意的。” 筆者在這裡為莫少平律師補充一句，全國和地方人大代表除了對當年的所謂「雙規」和如今的所謂「留置」都沒有「豁免權」，各級司法機關也是可以對在任人大代表行使拘留權的。 依王立軍類推秦剛，則可以說明，截止秦剛向天津人大常委會「書面請辭」之前已經長達七、八個月的「失蹤」和之後的繼續「失蹤」一樣，都是既合「國法」，又合「黨規」的。 下面再繼續對比今天的秦剛和昔日的王立軍。 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向新華社記者證實，中央決定免去王立軍重慶市副市長職務，正按有關程序予以辦理。8天後的2012年3月23日，重慶市第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決定任命何挺為重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同時免去王立軍的副市長、公安局局長職務。 請注意，此時距離王立軍「叛逃」進美國領館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但對王立軍行政職務的處理方式也只是「免去」，而沒有使用「撤消」或者「罷免」的方式。 2012年4月10日，中共新華社刊登《公安機關對尼爾伍德死亡案依法進行複查》一文，說是「新華社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2月6日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複查組，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依法進行了複查。」 請注意，因為王立軍被傳叛逃至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之初，重慶官方在薄熙來被宣布下台 之前一度闢謠稱王立軍是在「接受休假性治療「，所以新華社的這篇報道等於是當時的中共官方媒體第一次公開承認了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領帶館滯留」，確有其事，但此篇報道尚未使用「叛逃」的說法，證明當時的中共官方仍然還未對王立軍的行為做出權威定性，這也就導致了兩個月之後的2012年6月26日，當時的那屆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不是對王立軍採取「罷免」措施，而是宣布他「辭去」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新華社2012年6月３０日刊登一則「快訊」：「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接受了王立軍辭去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王立軍的代表資格終止。」 24天之後，新華社於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宣布：「經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批准，王立軍因涉嫌叛逃罪由成都市國家安全局執行逮捕。」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審判過程。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對王案做出一審宣判：以徇私枉法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以叛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王立軍當庭表示服從判決，堅決不上訴，併當庭對一直關心和愛戴他的「組織上」表示真誠的懺悔：「真的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 王立軍被判刑後不上訴、當即入獄服刑的兩個多月之後，2012年11月28日版的《重慶日報》發表《重慶市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一文，說是「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規定，經中共中央紀委常委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重慶市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開除黨籍處分；經監察部報國務院批准，決定給予其行政開除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 該報道還特彆強調了「此前，四川省成都市中級法院於2012年9月24日做出判決，認定王立軍犯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罪，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除上述問題外，經查，王立軍還存在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他人貴重物品，利用職權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等嚴重違紀問題。」 用維基百科王立軍詞條的評論話說：值得注意的是，王立軍直到判決生效後的2012年11月才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也就是說他是以中共黨員和公職人員的身份被審判和判刑，這種情況極其罕見。 如今，王立軍案已經過去12年之久了，筆者仍然沒有弄明白中共當局在處理王立軍案的過程中，為什麼沒有依先黨內後黨外的慣例。居然令王立軍不但是以中共黨員的身份接受逮捕和審判，而且還在入獄服刑之後繼續交了兩個月的黨費。 筆者注意到，日前BBC發表的評論文章《秦剛辭去中國人大代表職務 沒有被「罷免」引發關注》中引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力（Dali L. Yang）對BBC記者表示的看法，說是（中共）當局允許秦剛自行請辭表明，無論他可能涉及到什麼錯誤，都或許不會「上升到被視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會鋃鐺入獄，而且很可能被允許保留中共黨員身份。根據他違規的具體情況，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職後被賦予一些角色。」楊大力分析說。 而依筆者的判斷，未來的秦剛最終不會被習近平當局把他的「婚外情」和在美國擅自育有私生子之「錯誤」上升至「罪行」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一定是要以秦剛被確信從未要求美國政府替他保密並接受「交換條件」為前提，否則，不被殺頭就要「謝主龍恩」了。 而筆者之所以要舉出王立軍被處理過程的「先例」，意在證明秦剛無論未來是習近平「赦免」還是被重處，如今著急把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去掉，僅僅就是為了在無論如何他已經沒有可能公開現身今年人大例會的前提下，避免」好事者」在人大例會的新聞發表會，或者對天津人大代表團的採訪過程中沒完沒了地拿秦剛說事。 中國人大網發布的《人大代表的辭職、監督和罷免》一文介紹，代表辭職，指的是人大代表在任職期間自動請求終止自己代表職務的行為。但是，這裡所說的「自動」是與「罷免」相對應的。並非指代表無理由地就是要求「躺平」。事實上，在代表任期內，有幾種原因可能導致代表辭去職務，如工作調動、因身體原因不能履職或由於違法、失職引咎辭職等。從理論上說，代表辭職，應當向選舉他的選區或選舉單位提出，但由於實際情況比較複雜，為便於操作，法律從實際出發，對代表辭職程序作了比較靈活的規定。 相比較而言，由於罷免代表畢竟是最嚴厲的監督手段，無論罷免直接選舉的代表，還是罷免間接選舉的代表，法律規定了相對嚴格的程序。所以，對已經被紀委和監委內部審查告一段落，準備「移交司法」的人大代表，為了程序上的方便，要求他本人向「選舉」他的那一級人大常委會「書面請辭」，或者說直接通知該人大常委會「責令」該代表「辭職」的方式最為便捷。 還是以王立軍為例，如果對他當年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身份進行「罷免」的話，就必須對他所在的那一級人大常委會提供「罷免」理由，而當時中央方面至少對王立軍的「私自進入」美國領館的行為還沒有最終定性，而且對王立軍在掌管重慶市公安局的「打黑」行動是否涉嫌犯罪中央也沒有表態，所以對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取消方式便怎麼簡單怎麼來了。 同樣道理，秦剛美國產下私生仔一事無疑是他被迫「失蹤」的第一原因，被審查的過程中是否「拔出羅卜帶起泥」我們外界也不得而知，但僅僅是美國誕下私生子一事當局到目前還沒有決定是否和如何對黨內外公開承認，那麼就不可能將此作為罷免他人大代表的理由向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傳達，所以也就怎麼簡單怎麼來了。 換句話說，無論未來的秦剛是被輕處還是重罰，去年對他行政職務不是「撤消」而是「免去」，如今對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不是「罷免」而是採取同意他本人「請辭」的作法，不過是程序上的權宜之計而已。並不等於習近平已經賜於他政治「免死牌「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8年地方選舉大敗後，民進黨內人心惶惶，更多人憂慮即將在一年半後交出政權，綠營內部再度掀起一股「把柯文哲找回來」的聲音，希望藉助柯的支持來保住民進黨政權，當年底讓蔡英文極其受辱的蔡柯「北門會」就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不過，隨著蔡英文收攝自己的心神，在隔年初強力回擊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以及強化政策說明與社會溝通，她逐漸站穩腳跟，拉開與國民黨總統提名人韓國瑜的差距，最終還以破紀錄的817萬連任。同一時間，民進黨也解決了困擾它長達5年的「柯文哲難題」，再無人提及綠白要怎麼合的問題。 過去4年，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始終低宕不起，提名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更從未在民調上贏過賴清德，使得「藍白合贏總統」的聲浪充斥在去年下半年。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即使雙方在登記截止線前白紙黑字簽下了「六點協議」，柯文哲隔天就反悔；不僅如此，在雙方拆夥之後，柯立刻質疑侯友宜：「為什麼中共對你這麼好，還要幫忙做假民調，整個台商系統幫你募款？」更恥笑國民黨：「就像爬上樹的猴子，屁股一樣是紅的。」這種反手攻擊前盟友的殺傷力，讓選舉當下的國民黨苦不堪言。 國民黨立院黨團日前決議，將禮讓一席召委給民眾黨；他們解釋，這不是「利益交換」，而是要營造在野黨之間的「善意」，讓未來立法院議事「和諧運作」。但不管國民黨如何包裝解釋，都只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國民黨「怕輸」：怕52加2席的泛藍國會席次在往後立院表決時輸給51席的民進黨；怕白營在兩年半後的地方選舉采焦土戰，每個關鍵選區都自提人選拉下國民黨；怕4年後的總統大選再次無法藍白合，讓政黨輪替再次功虧一簣。所以，想在此刻努力籠絡民眾黨。 透過釋放善意維持某種聯盟的可能，這種合縱連橫的思維不能說錯。問題是，對方領情嗎？黃國昌被問到這個問題時說道：「民眾黨立場從未改變，認為改革比位置重要，對於召委選舉他們秉持最大善意但並不強求。」言下之意，能讓一席召委予民眾黨當然是件好事，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個「肯做事」、「能改革」的政黨，但別把這樣的事當成對民眾黨天大地大的恩惠。 說到這，順便提醒國民黨一件黃國昌的往事。黃國昌對於民進黨宣稱當年「禮讓」、「支持」他當選汐止區立委的說法一向非常介意，他認為自己能在2016年當選立委，靠的是他自己的「形象」與「努力」，綠營少拿這段往事來跟他「情緒勒索」。當初的他如此面對民進黨的「禮讓」，此刻怎會把區區一席召委當回事？ 國民黨迄今始終沒搞清楚，在當前的政治局勢下，雖然藍白兩黨都有一個要共同對抗的民進黨。但是從「政治力學」上來看，藍白兩黨角逐的是同一塊民意版圖，雙方其實更具競爭關係；當白營表現得越關鍵、越有聲量，其對國民黨的傷害越大，真正會侵蝕藍營版圖的其實是白營，而非綠營。 柯文哲也很清楚，他們現在的影響力就是來自於這種三黨不過半的政治結構，所以他絕對不會因任何的小恩小惠「歸順」於任何一個陣營；相反地，柯一定會想方設法地擴大這個結構，讓民眾黨得以在每一次小戰役里以戰養戰、滋養茁壯。相較於民進黨對民眾黨堅壁清野的態度，國民黨透露出他們對民眾黨的憂懼；而這樣的「憂懼」代表民眾黨往後還可以從國民黨身上要得更多，現在「得寸」，以後還會繼續「進尺」。 柯文哲的生存邏輯就是「趁你病，要你命」；不想被它奪命，就別讓自己生病。當你身體孱弱，信心不足，以為是援引白營以為己用時，其實給民眾黨機會；它將攀附、寄生、吸血，最後再一腳把你踢開，說「那個已經沒用了」。從2018年一整年搞得民進黨全黨大亂，再到去年藉由藍白合極大化自己的能量，然後在立委與總統大選坐收漁利，都是一樣的套路。 身為52加2的國會最大黨，國民黨的這決定顯露出這個政黨外強中乾的體質。他們踏錯了第一步，這是未戰先衰的一步。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
去年11月15日晚，習近平在舊金山的美國友好團體歡迎會上宣布：「為擴大中美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來5年願邀請5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隨後，在 2024年1月短短一個月內，至少已經有五個美國學生團體完成了訪華之旅。其中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弗吉尼亞州的乒乓球運動員、加州大學長灘分校的本科生、愛荷華州馬斯卡廷市的高中生，甚至還有猶他州的小學生。 習近平邀請美國青年訪問中國，這不是第一次。2015年9月，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曾經到訪華盛頓州塔科馬市林肯高中，並邀請那裡的學生到中國訪問。其後，有林肯中學的100名學生訪問了中國。他們到訪了香港、福州、成都和北京，參觀了長城、故宮，並了解了中國的文化、社會和歷史。代表團搭乘海南航空最新型的波音787-9「功夫熊貓號」夢幻型客機首飛回到美國。林肯中學的校長埃爾文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好的教育經歷，中國的奇蹟使他們大開眼界。」 中共邀請這麼多美國青年訪問中國，其目的就是，讓這些美國青年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感受和了解今日的中國，從而對中共在中國的統治產生良好的印象，並進而影響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高明的宣傳並不只是編織謊言和營造假象。高明的宣傳還在於只展示一部分事實，刻意掩蓋另一部分事實。中共當局通過精心的安排，讓美國青年只看到中共當局讓他們看到的東西，只聽到讓他們聽到的聲音，這就可以造成極大的欺騙效應。 為了破解中共的這一伎倆，我們有必要讓美國的青年不被中共當局的宣傳所迷惑，讓他們能看到被中共當局刻意掩蓋遮蔽的那部分事實，從而感受和認識到真實的中國。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給訪華的美國青年編一本訪華手冊。 我們要給美國青年列出一些訪華的必游景點和應訪人物。我們可以列出100個必游景點：例如，林昭墓、夾邊溝、四通橋、劉曉波故居、鐵鏈女所在的江蘇省豐縣歡口鎮；河南光山縣吳圍子村，一位叫吳曄的村民在村裡立下了兩塊紀念碑，紀念在大饑荒年代餓死冤死的村民，僅僅在1959年這一年間，這個13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1個人；還可以順道看看雄安新區，如此等等。我們可以列出100個應訪人物：如天安門母親、黃琦的九旬老母、彭立發的妻子和岳父、郭飛雄的姐姐、秦永敏的妻子、張展的母親，又如高瑜、耿瀟男、胡佳、許章潤，還有709律師及其家屬、下崗工人、拆遷戶，還有法輪功、家庭教會、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等等。我們在訪華手冊里，簡要地介紹他們的情況，再放上他們的圖片，寫下他們的姓名、地址和聯繫方式（手機、微信、電子郵箱）。 我們把這本訪華手冊盡量廣泛地發送給要去中國訪問的美國青年，相信總會有不少人會去觀訪這些景點和人物。不難想見，中共當局一定會想方設法地阻止他們去觀訪這些景點和人物，但這種阻止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
最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的「餐桌菜單論」猶如一塊石頭丟進水潭，雖然在會上只激起一圈漣漪，但中國卻反應強烈，發表不少激越的半官方言論。其實，這並非布林肯首次發表「餐桌菜單論」，從2022年1月在北京冬奧會前夕首次使用「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會在菜單上」（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的表達以來，至今共有三次，但前兩次中方几乎沒反應。緣何如此？乃因同樣一句話，每次的針對目標並不同。 布林肯三次發表「餐桌菜單論」，針對目標不同 2022年1月24日，在一個論壇上，布林肯闡釋中美關係就用了這句話。當時中國理解為「在和中國的競爭中，美國需要確保在餐桌上，而不能在菜單上」。2022年10月，布林肯在與美國兩位前任國務卿賴斯、馬蒂斯對話中談到「中國威脅」和「中美競爭」時，再次使用「餐桌菜單論」，旨在強調美國在國際組織中保持領導力和參與度的重要性。這是內部討論美國針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定位，中國沒法就此表態，相信中國的內部討論中以美國為敵的場景肯定不少。 這次布林肯是在慕安會上發表這番話，當然有現實政治考慮，因為歐盟法德兩大領頭羊從去年以來，總是向中國明送秋波。更何況，目前的國際社會對美態度正處在首鼠兩端，一是盟友們紛紛在為特朗普可能當選做準備，《華爾街日報》1月29日曾發表《世界領導人為特朗普重返白宮做準備》，介紹了詳情；二是因為美國盟友中有不少國家擔心，如果中美間緊張局勢持續，他們將被捲入一場不可逆轉的局面。在這一背景下，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單論」，並非前兩次那樣直接針對中國，而是為了「敲打」歐洲盟國，向所有試圖避免在中美兩國當中選邊站的國家發出警告：如果不想成為菜單上的食物，就應該堅定地與美國結盟。 法國總理馬克龍：歐洲要有戰略自主權 馬克龍近年對美國持半遊離態度，多次發表一些頗讓美國不快的言論。最出位的是2023年4月9日訪華返法的飛機上接受美國Politico採訪時發表「獨立自主說」。該採訪以《馬克龍稱歐洲必須頂住成為「美國追隨者」的壓力》（Europe must resist pressure to become 『America』s followers,』 says Macron）為題發表，內容主要是三點：1、強調了歐洲「戰略自主權」理論，成為中美之外的「第三極」，以避免歐洲國家成為「附庸」，最終「被歷史拋棄」。2、歐洲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避免捲入美中在台灣問題上的對抗。3、馬克龍還建議歐洲減少對「美元治外法權」的依賴。報道提到，俄羅斯、中國、伊朗等國近年來受到美國制裁的打擊，歐洲有聲音抱怨稱，華盛頓將美元「武器化」，迫使一些歐洲公司放棄業務並切斷與第三國的關係，否則其會面臨嚴厲的二級制裁。 馬克龍這番「獨立自主論」，中國當然聞之欣喜，美國當然不太高興。 德國的首鼠兩端 俄烏戰爭之後，德國被迫中止「能源上依靠俄羅斯，市場上依靠中國」的發展道路，經歷了極為痛苦的「去工業化過程」，這兩年多德國領導人一直在上演兩面戲劇，一方面持續不斷地就企業「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發出警告，敦促企業實現業務多元化。同時不斷向華府展示友好，比如2月9日德國總理朔爾茨親往華盛頓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討論俄烏衝突等議題。另一方面，對華政策的口號已經從「脫鉤論」變成內容模糊的「去風險化」。就在朔爾茨2月訪美前夕，路透社披露，朔爾茨將於4月15日至16日率領一個商業代表團訪問中國。 德國內部就德國對華政策也充滿了矛盾，兩年多以來，德國社會一直是兩種聲音並存，一方面，各種要求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的聲音很高，認為脫鉤不過是使德國經濟萎縮5%，德國能夠承受。2023年7月，德國政府批准了首個對華國家戰略，將中國定義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並呼籲在維持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經濟關係的同時，大幅減少對中國商品的依賴的同時提振本國經濟。另一方面，各種研究又陳述對華經濟脫鉤的巨大損失。2023年4月，根據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的研究，80%的筆記本電腦是來自中國，85%的稀土和原材料，如被歐盟列為關鍵原材料的鈧和銻，都來自中國。例如2024年2月，德國央行在一項研究中警告說，如果與中國實行經濟脫鉤，德國將會發生嚴重的動蕩。企業界大佬也多次表達不能與中國經濟脫鉤，比喻梅賽德斯總裁克倫紐斯（Kaellenius）曾公開稱，「和中國脫鉤是一種幻想，也是不可取的。」 兩張餐台都有「美食」，多國希望兩頭通吃 俄烏戰爭雖然還未終結，但世界格局由單極變多極已經顯化。換言之，世界上現在有兩張餐桌，一張是美國做主人，另一張是中國做主人，現階段，兩張餐桌的主人也來往不斷。 美國這邊搭的是「民主的餐桌」。2020年民主黨公布的新黨綱提出，如果美國不代表「民主國家」制定規則，中國就將掌握規則制定權並主導世界發展模式與國際領導地位，因而，美國不能再單打獨鬥，而是要重拾「價值觀外交」，與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和夥伴強化合作，以佔據全球經濟總量50%到60%的體量形成「規則聯盟」和具有「普遍韌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應鏈聯盟」，從而迫使中國接受符合美國與西方利益的改變。拜登入主白宮之後，這一原則貫徹到美國對華外交-經濟政策當中，最明顯的成績是對中國的晶元制裁，以及在供應鏈重組中推出「友岸外包」取代特朗普時期的「近岸外包」。自2021年以來召開的三次G7會議，每次都強調參加國是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志同道合者」。曾經比較熱鬧的G20會議，因其主旨是協調全球經濟政策，既然餐桌的賓客已經按價值觀列隊，協調作用無從發揮，也就門庭冷落。 不少分析者將這種狀態定義為「新冷戰」，但迄今未達成共識。2021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表示，不尋求與中共的新冷戰；一個多月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卻忽稱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引發一陣熱議。2023年3月，華盛頓頗具影響力的政策研究機構傳統基金會發布報告稱，美中之間已打響新一輪冷戰。 但與美蘇冷戰不同，那時國際體系政治上是二元對立，經濟上是互相隔絕，西方有自己的關貿總協定（WTO的前身），前蘇聯陣營有經濟互助會（Comecon），是一個由蘇聯帶頭建立的經濟合作組織。而現在的國際局勢是：政治上，世界各國在意識形態上的二元對立早模糊化；經濟上，中國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很多國家並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以亞太國家為例，拜登上任後重點經營亞太戰略，但除了少數幾個亞太國家態度鮮明地站在美國這邊，多數國家則希望不要求被迫選邊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無論是在2023年6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還是在8月3日參加了美國阿斯彭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的討論中，都明確表態，許多美國的盟友依然希望其和中美雙方都能保持原有的廣泛關係，不要被迫選邊站。這是他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態度：中美兩國關係，眾盟國希望政治安全靠美國，經濟發展靠中國，兩頭好處都要。 對關係不算太鐵的亞太一眾盟友（日本除外），美國沒法假以辭色；但歐盟卻是二戰以來美國重要的盟友國，當真是大半個世紀風雨同舟。因此，在歐盟對華改用低調的「去風險化」策略與中國友好互動，又不斷抱怨中國對歐洲的商品傾銷嚴重打擊歐洲的製造業之時，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單論」，我認為就是針對歐盟各國在中美之間的彷徨而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