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奧德賽》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採訪掀爭議
2026 年 8 月 6 日
習近平上台之後即全面復辟毛澤東時代「黨委一元化領導」的所作所為，其實也是在完成江澤民未竟的「事業」。習近平如今無以復加的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對江澤民執政時期全盤否定鄧小平和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的變本加厲。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的「兩個確立」脫胎於江澤民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著重介紹和分析了諸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並「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由此 「法定」了江澤民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雖然當時的鄧小平和陳雲都還在世。 當然，圍繞「核心」二字，當年的江澤民也只是為日後的習近平提供了黨法的保障和實踐的基礎，當年的「江核心」雖然也在兼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同時也兼任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甚至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不過在他總書記的13年時間裡，畢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終存在。當時的所謂「黨的領導核心」或者說「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和個人獨裁還不能劃等號，不似如今的習近平，已經把他個人的「核心作用」瘋狂到了地下的毛澤東如果有知都會感慨一句「後生可畏」的極致。最近的一個實例就是本文截稿當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述職」。 僅從中共新華社通稿標題的字面看，「黨中央」是誰？就是習近平自己。 前面說了，30年前江澤民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上主持通過的那份所謂「劃時代文獻」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沒有一處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還數次出現的「政治體制改革」字樣。按照江澤民在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夜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解釋：籠統地講「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把它作為一句時常出現有報紙上、理論文章中的口號，很容易誤導輿論。整個八十年代里，黨內自由化分子、社會上和境外敵對勢力，一再利用我們黨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口號，以促進「改革」為名，與執政党進行所謂的「合法」鬥爭。一時間，什麼「法大於黨」、「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冒出來了。所以在起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時，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議，沒有在文中繼續沿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辭彙，而是以「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體內容來說明問題。 江澤民這裡說的「下面的同志」，具體是指的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澤民政治秘書，有「鄧力群文膽」之稱的滕文生。 如果筆者不在此專門提醒，應該會有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這份黨的「劃時代」的重要《決定》，應該是出自「三代帝師」王滬寧的手筆。其實不是。 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當年初，王滬寧才剛剛被提拔為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當年夏天確實也以學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參與討論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草稿，但只被徵求意見和建議，他本人並非文件執筆人之一。他王滬寧是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半年之後才奉昭進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組長。其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師」。 話說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後，正式接替了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的曾慶紅當有了「大內總管」的雅號，而當時的「大內御筆」還不是王滬寧而是中共理論左王鄧力群在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即為江澤民舉薦的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滕文生。從江澤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紀初王滬寧因為炮製了「三個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師」地位之前，江澤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趙紫陽麾下的鮑彤的角色更為吃重。 出生於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學歷是一九六零年以「調干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習。 「文革」結束是他還只是個《紅旗》雜誌的小編輯。 一九八一年一月，當時還被鄧小平十分器重的鄧力群出面組織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名義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開始招兵買馬、結黨營私。而被鄧力群網羅進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論師兄盧之超。 鄧力群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一直兼任該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鄧力群被迫退出權力核心，該研究室被趙紫陽撤消為止。 這個滕文生當年在人大受訓時，不但接受的「理論教育」內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訓練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師法改革派，將自己的思想觀念「解放」一下，讓自己的理論思維跟上現代化水平，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當時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內凡對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該人為什麼會像阿Q怕說「疤」字一樣，一聽到「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字眼便會反感到生理上發生問題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論上「出名」，全憑當年追隨鄧力群、胡喬木積極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這些左將、左棍們的眼裡，當時中共開明派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內的具體體現。 當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後，鄧力群企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 聲稱不但要批「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還要批「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引起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於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開前夕，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乾脆將鄧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組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鄧力群不甘心失敗，針鋒相對地成立了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幹角色。 八九「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受命參加對趙紫陽、鮑彤「罪狀」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熱程度和拚命精神已經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於此時的滕文生為什麼被江澤民看好，局內人驚奇之餘，認為無非是兩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澤民上台的前提是對趙紫陽的廢黜，所以必須要啟用趙紫陽的敵手。越是對趙紫陽恨之入骨，與其不共戴天者，對江澤民來說越發可靠。 再者，當初鄧力群的「研究室」被趙紫陽下令撤消之後，滕文生在家待業一段時間後即被鄧力群成功推薦給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來的正局級升任了副部長級的中顧委副秘書長，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顧委員副秘書長的身份，幫助江澤民與政治老人們進行政治聯絡和私人交易，令江澤民更覺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澤民當年與老人黨之間的許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極少數幾個知情人的可能。 客觀上講，滕氏雖然思維方式極度僵化，但其文筆之流暢，一些改革派理論家也都表示信服。對江澤民習慣的「黨八股」套路，滕文生簡直就是信手拈來。只要江澤民交辦一份文件、講話稿之類的東西，滕文生不但脫稿神速，而且絕對保證只將江澤民的思路「錦上添花」，又絕無畫蛇添足和曲解領導意圖之嫌。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標榜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出籠經過是：自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後，連中宣部內部都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有人還編出順口溜：「說三道四，左右為難」。「三」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四」指「四項基本原則」。意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反左，現在又弄出個四項原則提倡反右，豈不是讓搞理論和宣傳工作的人無所適從?鄧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則牽強附會地將四項原則解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精神的發展，硬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了「共性」，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第一政策與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為綱之間，分析出「內在繼承性」。這一「理論建樹」非常對上台之初，急於大樹特樹「第三代領導核心」之權威的江澤民的胃口。江澤民曾經親自指示曾慶紅、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但要繼承鄧小平抓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要繼承毛主席的政治遺產(大意)。而正是根據江澤民的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為江澤民炮製出「講政治」的意義所在。 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以及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創作內容，便是將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內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曾一再強調堅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線，並聲稱十三大內容一個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漢，便讓前往迎駕的湖北省委領導人向江澤民等人傳昭：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台! 接下來，江澤民的政治地位雖一度岌岌可危，但終於反敗為勝，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線以江澤民、李鵬雙雙保住權位和楊家兄弟的交出軍權而告終。 當時，中共黨內黨外，海內海外均將對大陸政治局勢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楊家兄弟倒台的問題上，卻沒有注意到江澤民等人已經將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悄悄作了變動。主要執筆者便是一提政治體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癢的滕文生。 回顧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要的一條就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認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為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和審判、檢查機關中不再設立黨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經轉發一份中央組織部《關於逐步撤消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的意見》，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 日後雖然趙紫陽下台後，鄧小平曾經向江澤民、李鵬等人強調，十三大的路線沒有錯。但江澤民上台還沒有兩個月，便在公開發表的講話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江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江澤民還特別針對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句話批駁說：「黨的領導作用只提政治領導不夠，還應該有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接下來，國務院各部門已經被撤消的黨組陸續恢復，審判和檢察機關的黨組更是江澤民首先要求恢復起來的。已經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職的單位，特別是實行了校長負責制的單位，一律被迫「歸位」。雖然沒有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委一元化領導」，但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說白了還是開始退回到「黨天下」的時代。 對江澤民此舉深表擁護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黨章時，不但徹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關內容，而且在1982年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基礎上，把設立黨組的範圍規定的更為細緻：「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後的黨章中規定：「企業和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這些基層黨組織應以主要精力加強黨的建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支持行政負責人按規定充分行使職權，並對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一段在十四大黨章修改案中被改寫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中間的「核心」兩個字，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左口號的理論翻板，使所謂「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只剩下諷刺意義。 而之所以還要保留這句空頭許諾，使江澤民政體與毛澤東政體在文字上還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澤民還不敢讓滕文生等人在「無產階級復辟」問題上，走到令鄧小平再次感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然，在江澤民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和十四大黨章中，鄧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被正式寫入。但日後分析起來，江澤民在當時仍還在世的陳雲等人的支持下，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向鄧小平作了讓步，但交換條件顯然是鄧小平在政治體制「還原」(從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問題上作了讓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的春節結束了，雖然有些地方還在等待最後元宵節的歡樂，但是，在一個分外冷清的長假過後，幾乎沒有人對新年抱著更多希望。似乎比經濟大蕭條來得更早，中國社會陷入了普遍的抑鬱，而且這種相同的抑鬱（Depression），也在政治領域從基層向北京蔓延。 政治衰敗初現 例如，千年老梗的大齡青年回鄉遇到的逼婚問題，在今年春節幾乎絕跡，中國家庭對城市生活的艱辛第一次形成了普遍共識；更多的中年人都在忙於照料患病的老人，他們當中有的是新冠疫苗併發症的犧牲品，有的是中國社會最短板的養老護理匱乏的受害者，無論什麼原因都集中在春節假期爆發，返鄉探親變成了探病；而酒桌小聚的人們，各個階層，很少例外，都在痛陳各級吏治的敗壞，無所忌憚地發出咒罵；當假日結束，前往海南的旅遊者滯留在空港和海港，重溫了疫情期間在海南被迫隔離的困境，也呼應了節前在兩湖高速路上陷入風雪的人們。 中國人民正在承受的這些，都是三年新冠期間「動態清零」的遺產。他們面對的2024，不僅是經濟大蕭條的降臨，還是政治衰敗的開始。而這一切，早在2022年的11月底，就由那些上海烏魯木齊路和北京亮馬橋邊的年輕人喊了出來。他們大概是最早感受到深深沮喪—Depression的群體。 如果說一年之前中國人民多少還抱著復甦的憧憬，那麼，目睹了整整一年的內外鬥爭，人民幾乎一致地發現管理層的無能，如同當下的時髦話語——世界的背後原來是個草台班子，儘是一些無能之輩佔據高位，浪費了一年的時間，也耗盡了人民最後一點希望和儲蓄。於是，在後疫情時代的第二年之初，當人民開始以窮游和節儉的方式渡過春節假期，北京政治中心也與人民一起陷入了躺平。 這是一種政治衰敗。弗朗西斯.福山在八年前出版的專著，他的《政治秩序根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指出了21世紀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自由民主政權所面臨的政治衰敗問題。其振聾發聵的程度，不僅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得到了印證，還自我實現地預言了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治的衰敗。或許因此之故，福山在中國再度成為紅人，這本巨著出版當年（2015年）他到北京與王岐山做了一次交流。儘管當時的世界可能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次交流的歷史意義，當時包括他在內、以及貝淡寧（Daniel A. Bell）之類的吹鼓手們都把中國的所謂賢能民主看作既是區別於自由民主、又是可能抵禦政治衰敗的另類道路。 北京躺平與思想解放 然而，幾乎反諷的，當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武漢隔離倉里有人在卧讀福山的這本著作之時，一場顯見的政治衰敗就已經隨著「動態清零」開始了。以至於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仍未走出動態清零的打擊，而政治生活也陷入了停滯，原定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至今仍未召開。如果考慮到早早確定3月初即將召開的「兩會」，那麼在剩下不足兩周的時間裡，黨中央的全會窗口正在關閉。 這是再明顯不過的政治衰敗，意味著：面對前所未有的內外交困，一方面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進程難以逆轉，另一方面是國內經濟面臨大蕭條、人民信心喪失，中國的領導人為了防止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會」的歷史重演，其實只是擔心「三中全會」上出現超出「絕對安全」或者「絕對忠誠」的任何一點點批評，而任何一點批評都可能意味著對過去十年路線的根本否定，這恰是中國領導人刻下難以承受之輕。 問題在於，即使無限拖延三中全會，例如拖到「兩會之後」或者更可能的——以躺平姿態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繼續照常舉行「兩會」，照常舉行政治局會議而推遲到2024年秋天預定的「四中全會」日子召開「三中全會」，那就意味著2024年的一年裡所有政治生活都將陷入虛無和停滯，堪稱北京躺平。這或許是繼「北京摺疊」之後，中國政治生活出現的最新荒誕卻是非虛構的政治景觀。 事實上，過去幾年，從年輕人不堪生活重壓和政治抑鬱後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奮鬥、減少消費後，企業家們在面對「翻燒餅」式的政策折騰也選擇躺平歇業、停止投資，基層官員們則疲於應付形式主義和「自我革命」式的無休止清洗，從年初以來紛紛消極怠工、放飛自我。一方面，各個黨政單位、國企和學校，眼見的人人變得木訥僵化，沒有領導意志絕不敢越雷池半步，猶如沒有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一般，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龐大累贅，也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勃涅日列夫僵化體制的再現。 這正是春節過後湖南、深圳福建等地官員開始鼓吹「解放思想」的背景。此解放思想已經不是1980年代初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本來意義，只是針對幹部官員們的僵化躺平所做的鼓動。畢竟，他們了解這些幹部們私底下面目的豐富多彩。例如去年以來中國官場和國企最流行的便是「摜蛋」的紙牌遊戲，幾乎所有官員都成為了孫政才式的「摜蛋」迷，還有許多中層精英開始熱衷換妻、SM等性遊戲，各種遊戲風潮之盛彷彿1970年代初社會覺醒的重現。 「新四人幫」 當然，在社會躺平、北京躺平的同時，還是有一小撮投機官員努力扮演著氣氛組的角色。除了那些站出來號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員之外，北京躺平圈裡赫然浮現出一個「新四人幫」的結構。那就是一張網傳老照片透露出來的秘密。 那張大約攝於1990年代的合影，除其中核心人物外，其餘四人當時皆名不見經傳、出身和學歷平平，其後政績和才幹也遠遠不夠所謂「賢能」標準，但在今天皆列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之尊，一個黨內暗藏、無人敢置喙的小團伙至此大白於天下。他們如同東漢末年「十常侍」的存在本身，將福山的政治衰敗，雖然是非民主體制的政治衰敗，演繹出來。 而在中共歷史上，上一次「四人幫」的出現也是中國政治最為衰敗的時期，即文革後期毛的力量下降，當他在蘇聯壓力下被迫調整對外路線、對美緩和的同時，不得不讓曾經被他打倒的革命戰友重新出山收拾局面，也在此種情形下以江青為中心扶持了一個年輕的「四人幫」毛派小集團，後者只有吹鼓手之力，繼續拖延著中美間的緩和進程，企圖繼續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層「新四人幫」的出現及其意義，而非表面的所謂「三人組」，佔據高位，卻無對等力量集團可牽制，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掌握幾乎所有重要權力和政策，如同全斗煥政變成功後重用的「一心會」骨幹。或者說，中共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一個私人團體把持，共和國也因此淪為類似普京領導下的西羅維基集團控制的私人國家。 「新四人幫」的無能和私慾膨脹，當然要為中國領導人所面臨的信息孤島負責，也須為中共黨內其他派系尤其是團派的悲慘命運、為外交內政的混亂無能、為經濟的蕭條和人民福祉的下降負責。不過，尚可慶幸的，他們好歹還是從儒家官僚集團當中產生出來的，而非克格勃與官僚主體的隔離，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幫」那般激進；雖然自身無能，卻還能從經歷了大規模、無限次清洗後的專業官僚中選擇一些勝任的倖存專業官僚繼續治理這個國家，例如最新任命的證監會主席。而後者的價值，以及類似專業官僚群體的存在本身，或許就是「三中全會」難產的根源。畢竟，他們不可能人人都是馮道。 無論如何，中共政治的衰敗已經呈現，哀嘆無力回天的不僅是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還有北京躺平的諸多權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對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先生關於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追隨者的說法無論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認習近平上台之後的種種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澤民當年曾經主張或者親自實踐過的。比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發揚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刊登出《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的追隨者》一文，其中有兩段內容是馮客說他本人認為，「在毛澤東之後，鄧小平是偉大的改革開放總工程師，但江澤民才是創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戰略區域，也是他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也是江澤民從1989年夏天開始一直強調，和平演變是中國的巨大威脅「;」 他（習近平）是一個追隨者，特別是忠實追隨江澤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時候人們互相不喜歡，是因為他們很相似，像江澤民和習近平的情況。不是習近平要求黨委進駐民企，是江澤民；不是習近平鉗制西方文化，是江澤民；是江澤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澤民時期加入世貿，習近平忠實地遵從這一切。」 關於江澤民當年如何「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以及「反和平演變」等內容，將會是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本文先介紹和分析一下為什麼說如今習近平的「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記得習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之後，中共官媒的學習指導文章《「兩個確立」：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這樣解釋為什麼說「兩個確立」具有充分的實踐依據和充分的理論依據的：「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 沒錯，當年的江澤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覺地位穩固後，就不失時機地用黨的「決議」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正是在這部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 這可是江澤民自1989年6月被鄧小平推上前台之後，在中南海深宮苦苦等了五年,才終於說出口的「心裡話」。 這裡，用黨的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已經「完成」，等於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體已經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等於是以黨規的形式「法定」了鄧、陳兩位「東、西太后」的垂簾聽政時代徹底結束，「法定「了江澤民已經從「兒皇帝」轉為有名有實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 。難怪當時的鄧小平子女在看到這份《決定》的「徵求意見稿」時就在私下裡調侃說：這分明是一份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 這就涉及到了當時黨內當外都好奇的問題，當時的這份《決定》中的如此關鍵的內容，事先到底是經過了鄧大人的恩准，還是江澤民擅自行事？ 當時的北京高幹子女圈中流傳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鄧大人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體情況還允許聽取文件和工作彙報，在楊家將倒台之後接替了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聯絡人」角色的曾慶紅通過鄧辦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審《決定》草稿時，鄧大人看到文中提到關於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日益成熟」的說法，認為，「日益成熟」就是「還沒有成熟」。曾慶紅回去以後便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第二種說法是，鄧大人早在四中全會之前即已經處於半睡半醒狀態，故對四中全會《決定》草稿根本沒有審閱。 第三種說法是，交鄧小平「過目」的《決定》草稿同日後公布出來的內容基本一樣，而鄧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籤上「已閱」二字，沒有表示讚許也沒有表示反對。 無論上述說法哪種更接近內幕實情,都必須承認當年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從「第二代領導集體」手中完成權力「交接」這句話一經在官方媒體發布的中央全會《決定》中原話刊出,絕對是有著劃時代意義的。此話面世之前,中共黨史還要被算作「鄧小平時代」,而從此話面世的那天開始,中共黨史則正式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之後的第三階段:「江澤民時代」。所以,當時的鄧家子女將此說成是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確是一語中的！。 回想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雖然當時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對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宣布了「全會在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決定江澤民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同時也宣布了「楊尚昆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劉華清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決定增補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當時的江澤民心裡非常清楚自己的時下實際處境，不但鄧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權，而且還在他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安插了楊家兄弟。所以,當時的江澤民不但不敢聲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可以「獨立思考」、「獨立決策」,而且是在公開發表的講話中,不惜自我貶低，自降身份,聲稱他這個「軍委主席」只有在楊家兄弟的幫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時,他還特別安排楊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間合影,並親自下令各大報刊刊登此照,可謂「謙虛到了極點」。 但日後看來，江澤民剛剛接掌軍委主席表面職務時的表現，完全是韓信式的「忍辱負重」。 我們知道，當習近平2017年推出所謂「兩個確立」之後，當時的黨內「二把手」李克強雖然沒有可能表達「不同看法」，但至少沒有主動出面替習近平背書。而當年的江澤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鵬則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鵬親自出面，對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中的「最關鍵」一處內容進行強調解釋，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翻譯成人話：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過渡已經順利完成」。 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的具體召開時間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閉會當天即依慣例發布「會議公報」。「公報」中稱：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並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另外，該「公報」中也簡述了會議《決定》內容的概要。 但是，該全會結束後，其《決定》的全文卻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華社發出通稿,次日統一見報，中間間隔了八天時間。 筆者在當年發表的相關文章中對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歷次幾次重要會議之文件的公開見報時間,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結束後隔了一天，江澤民的「政治報告」即全文見報；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也是僅隔一天，該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及江澤民在該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便同時見報。 那麼，1994年9月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全文內容之所以在閉會之後又拖了八天時間才正式公諸與眾，只有以下幾種可能：一，《決定》全文在中央全會通過時，與會者對其中內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後再正式發布自然需要時間；二，《決定》內容的某一或某幾個關鍵之處,還必須等待政治元老,特別是鄧小平的首肯才敢公開發表；三，《決定》中的關鍵內容過於敏感，中共高層擔心發表出來以後引起輿論不安或黨內外的騷動，所以才推遲了一段時間。 而事實上無論是在當年十四屆四中全會籌備期間的《決定》起草過程中和該會召開期間的《決定》討論過程中，前後都有部分參與起草者和起草過程中的被徵求意見者及會議上的參與討論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謂的「保留個人意見「，認為這樣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林彪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及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當年林彪提出的所謂「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不過呢，無論當時黨內外反映有多強烈,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核心內容在討論過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會開過一個星期後,江澤民終於力排眾議,要求新華社對外播發的四中全會《決定》內容中,將曾慶紅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註明一句，這裡說的「黨內外「三個字中的」外「，並非指中國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國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詞典中的」黨外「，即所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決定」的做出，都會在文件生成階段有一個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的程式。 記得當年筆者撰寫《江澤民的幕僚》一書過程中，曾有「圈內人士」告訴文筆者說：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等官方紙媒體全文登載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當天,聚集在曾慶紅周圍的一批「政治哥兒們」奔走相告,聲稱這是共產黨歷史上的又一份「劃時代的文獻」,其重要意義絕不亞於鄧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 就在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全文被正式登報的三天後,中共《光明日報》便刊登出時任山西省副省長劉澤民的「學習體會」文章,，把四中全會《決定》中強調的「民主集中制」總結成為「六個意識的強化」,其一「強化維護中央權威的意識」；其二是「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文章還肉麻地吹捧說：只有「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才能「充分發揮黨中央集中統一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充分肯定傑出人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來……，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依賴。……實踐已經證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全黨全國人民愛戴的黨中央，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對黨的利益、人民利益的愛護……。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相比之下，日後看來，，無論是王滬寧還是李書磊，無論是蔡奇還是李鴻忠等習近平的吹鼓手們，都不是原創，其對習近平的吹捧內容全都有對當年劉澤民「大樹特樹江澤民的絕對權威」的抄襲之嫌。 這個劉澤民也是一個技術官僚出身,當年被提拔為山西省副省長時,就有不服氣者諷刺說他「一定是沾了『澤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輝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期間,劉澤民以中央候補委員資格出席。會議結束當天,便將他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報》。據說有《人民日報》理論部的編輯當面挖苦他說:四中全會《決定》的全文我們這些編輯們都還沒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會議公報》的內容，可是「公報」中對《決定》內容的概述沒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東西。如果我們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黨的「機密」嗎？ 結果,《決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劉澤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報》頭版。 事後有消息說,曾慶紅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已經在小範圍內打過招呼,聲稱四中全會《決定》內容是中央今後考察幹部的「試金石」，並授意自己的親信分頭聯絡一批省、部級負責人,示意他們在四中全會之後,要在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權威」問題上,帶頭表態。而劉澤民想必是當時被聯絡到的地方負責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報》編輯諷刺說：過去見到這種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個時候毛澤東剛死,好多省級領導都寫來這種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現在小平同志還在世，就有地方領導急著向江澤民表忠心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外事辦主任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並發表演講，依循近期中共對外所展現基調，刻意擺出和平使者模樣以掩飾戰狼本色，卻被不少輿論看穿只是演一場欺世盜名的「和戰兩手策略」大秀。 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MSC）於2月16日至2月18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行，2月17日王毅演說時收斂「戰狼外交」作風，聲稱中國與歐洲「是夥伴而非對手」，願在諸多國際議題上「成為穩定力量」。顯然試圖拉攏歐洲。 實為「笑裡藏刀」的「微笑外交」 《日經亞洲》2月18日報導，王毅聲稱中國願做「推動大國合作、應對熱點問題、加強全球治理，以及促進全球增長」的穩定力量，並為飽受質疑的中俄關係辯護，宣稱雙方發展基礎在「不結盟、不對抗與不針對第三方」、「堪為新型大國關係典範」。 根據《美國之音》2月19日指出，柏林《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認為，王毅強調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宣稱中國始終為和平而努力，然而要注意王毅所述「主要只是漂亮的言辭」。 《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則認為，王毅「比去年更加咄咄逼人」，其所發表對世界衝突的看法「令人驚訝」。去年王毅提出俄烏戰爭和平倡議，迄今為止卻無任何成果，幾乎被世人淡忘；今年，王毅闡述中方對全球各種衝突的看法，留下很多空泛內容，有時「近乎撒謊」。 《法蘭克福評論報》強調，在台灣議題上，王毅未能反駁西方民主國家的擔憂，還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關於中國侵犯新疆維族人權問題，王毅也表示包括強迫勞動和壓迫都是錯誤訊息；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王毅堅稱北京努力不懈地尋找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方法，但未稱之為「戰爭」也未譴責俄羅斯。 《德國電視一台》（Das Erste）指出，中國自稱是「和平力量」，但真相是「中國與俄羅斯關係密切」。雖然去年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宣布關於俄烏衝突的立場文件，如同「和平計畫」，但是後來並無具體步驟，不了了之。反而習近平卻多次重申與普京的密切關係。 在歐洲高度關注的烏克蘭危機與俄羅斯威脅上，中共態度顯然過度輕率且引人質疑。德國暨歐洲最大研究中國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政策與歐洲事務部主任瓦瑟莉爾（Abigael Vasselier）指出，其實慕尼黑安全會議能提供中國對歐美民主國家傳遞校準後重要訊息之機會，然而中方並未正視，也不尊重烏克蘭議題，對於歐洲要求不得對俄羅斯提供經援與軍援幾乎不理，與烏克蘭在會議中的對話也很膚淺，猶如虛晃一招，比方承諾烏克蘭外長德米特里・庫列巴（Dmytro Kuleba）不會向俄羅斯出售「致命武器」。然而北京早已被控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武器，北京一貫否認。 近日俄國最著名異議領袖納瓦尼（Alexey Navalny）在北極獄中猝逝，歐美為此強烈抨擊俄國總統普京，中國當局沉默一日後卻稱此事為「俄國內政」拒絕評論。中國對俄羅斯的偏袒不言可喻。 中共「和戰兩手策略」統戰國際 此外，中共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對美國盟友加拿大也放低姿態。由於加拿大當局加強警惕中共赤化滲透與干預政治，近年加中關係更為緊張。王毅2月17日還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對加拿大外交部長梅蘭妮・喬莉（Melanie Joly）「示好」表示，中加兩國「不是競爭對手，更不是敵人」。 王毅除了表示「中加經濟高度互補，沒有根本利害衝突，雙方不是對手更不是敵人，應該是合作夥伴。」還敦促加拿大當局「停止炒作『中國威脅論』，停止散布所謂『中國干涉加內政』虛假資訊。」 然而，2023年以《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為主的加拿大媒體援引情報和機密文件報導，中國暗中干擾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兩次大選。加拿大當局也曾經指控中國試圖影響前述兩屆大選，渥太華於2023年5月驅逐一名中國外交官，主因涉嫌恐嚇一名批評北京的加拿大議員與家人，當時喬莉強調「我已經明確表示：我們不會容忍外國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們內政。」 此外，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於2月1日公布報告指稱，中國是加拿大境內最大的外國影響力行動者，針對目標包括加拿大各個層級政府和社會領域。 這份最初撰於2021年夏天的報告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加拿大的頭號外國影響力行動實施者，針對各個層級的政府（包括省級和市級），以及加拿大社會的多方面向，包括易受攻擊的中國海外組織、民主活動人士、媒體機構、異議人士、社會菁英、民選官員和學術界。」並強調，中共刻意透過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實現中國政府利益，未來這種影響力行動只會持續增多，中共主要透過中共中央統戰部進行這些活動，其方式往往不透明，暗中進行，具有迷惑性和威脅性。 相對之下，觀諸王毅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會談，布林肯重申維護台海與南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強調美國將維護自身與盟友及夥伴之利益與價值觀。王毅除依慣例警告華府在台灣議題不可輕率，還說與美方會談「坦率而富有建設性」，顯得照本宣科了無新意。 經驗老道的王毅，這回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彷彿脖子上掛著「微笑外交」的牌子遊走會場。中共不斷對台灣進行赤化統戰的「和戰兩手策略」早已是陽謀，值得關注的是，中共更將這套伎倆運用到國際外交場域，多年來公然持續加強，民主自由國家在被王毅一再強灌迷湯之餘千萬別健忘，莫忘不久前中共如何大肆以戰狼外交糟蹋國際關係，以及現在仍然持續進行中的大規模赤化滲透。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股市進入2024年以來一路跌跌不休。滬指陸續跌破3000和2800點關口，到2月2日即上周最後一個交易日一度低見2666點。雖收盤時回到2700點以上，但2月5日周一開盤就再次大跌，一個半小時內從2720點跌至2643點，到了5年來的最低點。深圳、北京股市同樣低迷；滬深京三市共計5356隻股票，2月5日有 4926隻下跌。在A股持續下挫的同時，創業板綜指上個月內跌幅20%，看齊2008年金融危機時滬指的單月跌幅。 由於中國當局嚴控輿論，廣大股民虧了錢卻無處訴苦，居然找上了美國駐華使館上周五在微博上發布的一張長頸鹿圖片，蜂擁跟帖數萬條，無關長頸鹿，只訴股市苦。美國使館微博於是被中國當局「維穩」，中國股民轉而湧入印度駐華使館微博留言，急呼「印度老哥，救救中國股市」。2月7日，中國政府出手救市，總算拉抬股市創下多年來最佳單日表現。同一天，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被免，換上了吳清。 這已經是中國股市走低的第四個年頭了。政府出手救市也好，證監會主席換馬也好，恐怕都無法扭轉股市還將繼續下跌的趨勢。那麼，中國股市的痼疾究竟何在？ 謊言、詐騙與信息自由 從受災股民的留言看，不少人認為原因在於謊言。誰的謊言呢？有的批評指向一些單個企業，認為上市公司披露的相關信息不可信。面對一向很被看好的科技股出現大面積暴跌，有金融學家提出「要反思在過去兩年內是不是讓一些其實不具備發行條件、但披著高科技、硬核科技的外衣的企業上市去融資」。易會滿在下台前兩天也曾召開會議強調要「依法嚴厲打擊操縱市場、惡意做空、內幕交易、欺詐發行等重大違法行為」。看來中國股市中確實存在嚴重的欺詐問題，以致股民把A股比作緬甸北部的詐騙集團，稱A股為「緬A」。 更為重大和宏觀的謊言與詐騙同樣存在。就在上周五中國股市大跌的同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駐柏林記者劉仲華髮回的報道，借「德國的共產黨國際關係書記」之口，肉麻讚揚中共的施政成就，題目就是「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看來中國股市不在中國的「整個國家」範圍之內，要不然就是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和中國共產黨記者的漢語有問題，認為哀鴻遍野也是「樂觀向上」的一種「洋溢」？就在股災的餘燼中，習近平2月8日還能在春節團拜會上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經濟在全球仍然是「風景這邊獨好」。 執政黨和政府的謊言其實是系統性、體系化的，不單單在於幾個亢奮的形容詞。1月24日，河南省政府發布消息說，2023年河南全省經濟生產總值（GDP）達到59132億人民幣，比2022年增長4.1%。可是，有心人發現，河南2022年的相關官方數據是61345億元，據此則2023年河南GDP增長幅度其實是負的3.6%。 你如果信了這些而炒股，那等於把錢交給了緬北。不過，從股民湧向美國和印度駐華使館微博下留言這一點也看得出來，他們並不相信中國當局所描述的美國現狀一團漆黑，應該知道美國股市過去一年中的走勢恰與中國股市相反，標普500指數多次創下歷史新高，知道印度股市年來表現強勁，曾於一 月中旬一度超越香港而成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場。 這就是市場的力量：你要弄潮股票市場，就不能不追求信息自由、具備信息自由。反過來說，中國當局控制並打壓信息自由，正是中國股市痼疾的原因之一。 政府救市還是法治救市？ 面對股市下挫，中國當局使出了慣招，那就是所謂「國家隊」入市。相關分析認為，2月2日A股一度上演深V大反轉，就是國家隊買入ETF（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的作用。有經濟學家透露，國家隊此次入場買入ETF的總量已達上千億元人民幣。 當然，政府救市不止這一動作。證監會開戶、發通知，最高檢察院表態打擊金融犯罪，乃至國家安全部也一再警告大眾不得「唱衰」中國經濟。有關部門甚至嚴令禁止「做空」，這等於剝奪了股民自由買賣股票的權利。至於當局強調「買賣股票不要單純為了賺錢「這樣的荒謬論調，那似乎預示著股市在中國將要從根本上被扭曲。到了撤換證監會主席，則顯示決定這一層級人事的最高領導也已經加入了政府救市的行動。 但是，這些動作與股市的原理恰相違背：股市之所以成為經濟表現的晴雨計，原因在於廣大股民在這裡根據市場自由交換的原則通過股票買賣來決定整個社會的投資走向。如果股票市場的表現要由政府來決定，那實際上等於實行計劃經濟。也就是說，政府救市其實是在實質上扼殺股票市場的本來作用，可謂飲鴆止渴，越救越沒得救。 不是說股市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股票市場的正常運行以法治為保障，這種保障只有政府可以提供。反過來，也只有政府有能力踐踏法治。什麼欺詐發行，什麼內幕交易，還有發布虛假的宏觀經濟信息，能做這些事情的人必定都是掌握政府權力的。實際上，操控股市按照政府意願來運行，就是最大的踐踏法治。那種情況下，股市無論漲跌，都不過是政府及其利益關聯者在散戶頭上「割韭菜」的手法而已。長期來說，不具備法治條件的股市根本無法健康運轉，必然走向跌跌不休。 因此，你可以說，自由就是金錢，法治就是金錢。然而，我願說，自由與法治都比金錢更重要，因為那是一個社會經濟不僅繁榮而且趨向公正的前提，也是一個人沒有金錢時的希望、有了金錢後的保障。中國股市的痼疾，與當今中國的一切痼疾一樣，究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法治，沒有自由。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今年2月6日，美國知名保守派媒體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對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面對面採訪，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兩周年之際西方媒體人首次對普京的採訪。採訪在莫斯科秘密進行。採訪刊出後，在世界各國、尤其西方國家引發爭議。卡爾森本人承受了巨大爭議。 在兩個小時的採訪中，普京用了很長時間大談歷史，試圖繼續狡辯烏克蘭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一部分。這種自以為是、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歷史觀不值一駁。在俄羅斯鄰國，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輕鬆的一句話，就足以讓普京難堪。他說： 「在普京的談話之後，我找到了蒙古歷史地圖。別擔心。我們是一個和平自由的國家」。他展示了13和14世紀蒙古帝國的四幅地圖。當時的蒙古帝國兼并了44個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哈薩克和眾多的亞洲、歐洲和中東國家都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採訪中，普京談到中國話題部分，倒是令人玩味。卡爾森問：「金磚國家是否面臨完全由中國經濟主導的危險？」「你擔心嗎？」普京回答，「我們和中國是鄰居。你無法選擇鄰居。我們與他們有1000公里的邊界。我們有著數百年的共存歷史，我們已經習慣了。中國的外交政策理念不是侵略性的，它的理念是始終尋求妥協，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一句話是說給習近平和北京聽的，假意表示並不擔心中國威脅。但前面的話卻暗示了敵意和不安。「你無法選擇鄰居」，這句話絕非指好鄰居，而是暗指壞鄰居。就像日本政界流行的一句話：「與（共產）中國為鄰，是日本的不幸。」因為無法選擇，因為有1000公里的共同邊界，故而，如同日本一樣，俄羅斯也無可奈何、只能忍受。 在採訪中，普京雖然提到習近平跟他是「同道和朋友」，但他說：「西方害怕一個強大的中國超過害怕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因為俄羅斯只有1.5億人口，而中國有15億人口。中國經濟正在突飛猛進，或每年增長超過5%，以前增長得更多。但這對中國已經足夠了。就購買力和經濟規模而言，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在很長時間之前就已經超過了美國。」 普京在稱讚中國嗎？不！他在警告西方。把他的話做再次「翻譯」，意思如下：西方何必害怕俄羅斯，你們應該害怕中國；俄羅斯不是西方的最大威脅，中國才是你們的最大威脅。中國10倍於俄羅斯的人口和超過美國的中國經濟規模，足以成為西方的最大威脅。 普京說這段話的時候，故意誇大中國實力、藉以渲染中國威脅。以他的克格勃出身和俄羅斯的情報，他不可能不知道，習當局所宣稱的去年經濟增長5.2%被指造假；人口也不是什麼15億，第一人口大國已經讓位於印度；所謂「全面小康、全面脫貧」乃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的神話。普京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經濟正在加速下墜，呈現歷史性的倒退。企業紛紛倒閉，政府債台高築，人民收入縮水，到處失業待業，產業鏈和供應鏈大量轉出…… 其實，這一番對答，普京道出了中俄關係、習普關係的實質：互相利用，互相拿對方做棋子、做籌碼、做擋箭牌；中俄雖本性都反美反西方，但出於生存策略，又爭相對美國和西方示好。在中俄結盟的表面下，習近平思謀與美國緩和關係，普京何嘗又不是如此？面和心不和。以利相交，利盡則散。 兩天後，2月8日，中國農曆新年前夕，普京與習近平通了一番電話。表面上是普京祝賀中國農曆新年，實際上，各自說了一番套話，而且還要說給第三方聽。令人意外但卻並不驚訝的是，在這次電話會談中，「百年未有之變局」的提法，絲毫沒有提到，無論從普京口中還是從習近平口中。 須知，這是習近平最近幾年念茲在茲的提法，大概在王滬寧等人為他獻計之後，習近平對這個話術就不絕於口，對外國政要提，尤其對普京提，每次習普見面，習都會提到。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出訪俄羅斯，與普京會談中，習近平多次重複這個提法，臨別時，又鄭重其事地對普京說：「這是百年未有之變局，親愛的朋友，讓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變局。」普京簡短地回答：「我同意。」 現在看來，所謂「百年未有之變局」，就是習近平說說而已。當他重複嘮叨這個句子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沒有把握。這個論調的背後，是「東升西降」的邏輯誤判。短短几年時間，就很快證明，不僅沒有「東升西降」，反而再次呈現「西升東降」（連中共御用學者都紛紛坦承）。 「東升西降」也好，「百年未有之變局」也好，在好大喜功的習當局那裡，一旦出籠這些「聽起來不錯」的提法，很快就變成必不可少的政治口號、尤其對國內的政治宣傳。為此，機械的習近平等人，就有必要機械地重複，直到完全變味、徹底穿幫、毫無意義為止。
昨晚，梅西在微博發布影片，再次解釋他在香港沒落場的原因（呵欠），並澄清缺陣與政治無關。由於影片顯示發布地在上海，有中國網民戲稱之為「上海梅西」。 值得留意的是，梅西雖不厭其煩解釋，但腰板依然挺直，始終沒有屈服於霍公子帶動的輿論壓力，胡亂向中國人說「對不起」。也許有人嫌他的解釋到喉唔到肺，未能平息眾怒，便刻意在字幕做手腳，意圖誇大梅西傷勢，令他在香港避戰之舉顯得更合情理。 梅西講的是西班牙文，影片附中英文字幕，有一句說：「正如我在新聞發布會上所說，真實的情況是，我有內收肌炎症，在沙特的第一場友誼賽賽前就感覺到了，所以沒能參加比賽。」英文是：As I sai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I had an inflamed adductor and I couldn』t play in the first game in Saudi Arabia, which is when I felt it. 即使你不懂西班牙話，光是比較中英翻譯已覺得可疑了：中文「真實的情況是」在英文是沒有的，而「在沙特的第一場友誼賽賽前」這句話的「賽前」二字也不見於英譯。到底梅西原話講了什麼呢？ 我根據梅西在影片所說的話，並參考西語媒體報道，嘗試翻譯一下相關段落： 「正如我在記者會說的那麼簡單：我有內收肌炎症，無法出賽。 在沙烏地阿拉伯踢的第一場賽事中，我感覺到（炎症），在第二場中我嘗試踢一會兒，但情況變得更糟。」（Es tan simple como dije en la conferencia de prensa que hice: tenía una inflamación en el aductor y no podía participar. En el primer partido que jugué en Arabia lo sentí y en el segundo intenté jugar un rato pero empeoró. ） 梅西沒有像中英翻譯所指，說自己不能參與沙地第一場賽事，更沒說「賽前」已感覺到炎症。事實上，在1月29日邁亞密國際第一場沙地友誼賽中，梅西是正選上陣，有進球有助攻，踢到88分鐘才被換走。 是「上海梅西」一時不慎誤譯嗎？機會很微。 首先，譯者沒理由不知道梅西在沙地兩場賽事都有出場。 第二，那「賽前」兩字，若非刻意杜撰是不可能出現的。 第三，儘管梅西原話沒有明確的停頓，但西語媒體的斷句標點很一致，都懂得在「no podía participar（我不能參賽）」和「 En el primer partido （在第一場賽事）」之間加句號，讓大家明白他說的「不能參賽」是指香港那場波，不是沙地第一場賽事。為什麼全世界只有中國才譯錯？ 理由不言而喻：邁亞密國際亞洲之行有四站，除了香港，梅西場場皆有出賽。「上海梅西」大概想令香港看起來不那麼孤單，就在翻譯中「美化」一下，讓中國網民以為梅西傷得很重，連沙地首場也要缺陣。 翻譯乖離事實，是陷梅西於不義，把他變成欺騙中國大眾的騙子。這樣的操作從前也發生過。記得2018年D&G「辱華」，兩個老闆裝模作樣拍片用義大利文「道歉」，微博字幕也偏離原話，當時我就在蘋果專欄踢爆他們。 想不到事隔五年，故技重施，看來中國人真的特別好騙——行騙的當然也是中國人。（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
從上周五（本月16號）到周日，來自世界各地的約50位國家與政府領導人以及百餘位部長齊聚德國南部巴伐利亞重鎮慕尼黑，參加了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聚焦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和中東哈以戰爭。而且還在會議上安排了一個「中國專場」。 中共外長王毅除了在這個「中國專場」上發表演講，「結合會議主題就重大國際問題介紹中方立場」，自然也還進行了一系列的「外交穿梭」，包括會見了烏克蘭外長庫列巴。 關於這次會見的詳細內容外界報道各有不同，中共外交部網站刊登的報道內容首先就是特彆強調了王毅是「應約會見」，言下之意是烏方外長求見在先，王毅才屈尊給了他一個面子。 不過呢，筆者詳細對比了一下，在中共外交部網站刊登的數則王毅與他國外長會見的消息內容，《王毅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王毅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王毅會見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王毅會見法國外長塞茹爾內》、《王毅會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王毅會見阿根廷外長蒙迪諾》、《王毅會見蒙古國外長巴特策策格》等數條內容中，都強調了王毅是「應（對方之）約」，另外報道王毅與加拿大外長會見的標題就是《王毅應約會見加拿大外長喬利》。可調充分展現「大國外交風範」。不過呢，《王毅會見德國外長貝爾伯克》、《王毅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爾瓦雷斯舉行會談》兩條消息中，則沒有出現「應約」二字，應該是王毅先向對方表示了求見的意願。 據報道， 以色列總統赫爾佐克、巴勒斯坦總理穆罕默德-什塔伊耶均出席了這次慕尼黑會，但王毅選擇了與他們二人都不單獨見面，「嚴守中立」。至於俄羅斯和伊朗，根本就沒有被這次會議邀請。 而出席了這次會議但沒有被王毅給以任何形式互動的世界一級重要人物中，至少還有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以及澳大利亞外長和日本外相等。 中共外交部網站的報道內容是：王毅（對求見的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表示，中國和烏克蘭早在多年前就是戰略合作夥伴，兩國人民之間有著傳統友誼。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方都希望中烏關係正常發展，繼續造福兩國人民。再次感謝烏方在緊急狀況下幫助中方人員安全撤離，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王毅闡述了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調中國堅持政治解決熱點問題，堅持勸和促談，不拱火澆油，不藉機漁利，不向衝突地區或衝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我們將繼續為儘快止戰、重建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哪怕和平只有一線希望，中方也不會放棄努力。 這裡的所謂「拱火澆油」當然是在暗批美國和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特別是武器支援。而所謂「不向衝突地區或衝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則是在明確表示中國絕無可能在軍事上支援烏克蘭同時，也藉此對外澄清一下外部世界對中國暗中軍援俄羅斯的質疑。 另外，中共外交部網站也還刊登了《王毅闡述中方在烏克蘭危機上的立場》一文，說是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在「中國專場」發表主旨講話並現場答問時，「當被問及中方對《布達佩斯備忘錄》的看法及在俄烏衝突上的立場時，王毅表示，中方不是當年《布達佩斯備忘錄》的簽約方，但通過政府聲明的方式對備忘錄予以認可。中國的核政策是有核國中最明確、最先進的，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任何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當然包括烏克蘭在內。烏克蘭危機發生後，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指出，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各方應共同維護核材料和核設施安全。中方履行了做出的承諾和承擔的國際義務。」 筆者想在這裡說明一下，王毅之所以在此特別把核武器問題拿出來解釋一番似顯突兀，但幕後考量也許是要讓烏克蘭人在這個問題上閉嘴。 卻原來，一位名叫阿列克謝·貢恰連科的烏克蘭議員17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現場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施壓，詢問除了「成為北約成員國」、與「核大國」結盟或「恢復我們的核能力」外，基輔還有什麼選項可以對付莫斯科？ 而布林肯雖然現場迴避了這個問題，但王毅在演講卻是得「理」不讓人， 現場發揮了一番中國「一貫」的核武政策，似乎是要告訴烏克蘭，既然我們的習近平主席已經對俄羅斯方面申明了「核武器使不得」的力場，你烏克蘭就不能再挑起核武器的議題。雖然你不過也是說說而已。 當然，人家那位烏克蘭議員壓根也沒有計劃著和中國方面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根本沒有在乎王毅說了什麼，就在王毅會見了烏克蘭外長的當晚又在「電報」社交平台上發文說：「我將再次直接和公開地說：我支持烏克蘭再次擁有核武器。我認為這是我們生存的唯一選擇。」他特彆強調因為布林肯沒有回答他的問題所以必須重申。 中共外交部網站關於王毅「應約」會見烏克蘭外長的報道內容還有：「王毅強調，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也不是當事方。但我們沒有隔岸觀火，更沒有藉機牟利。習近平主席指出，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應該得到遵守，各國的合理安全關切應該得到重視，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應該得到支持。這是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權威立場和根本遵循。中方為此堅持不懈勸和促談，為恢復和平發揮積極作用。只要和平還有一線希望，就不言放棄；只要談判能早一天重啟，各方的損失就能少一分。」 其實，無論是從王毅還是從習近平本人口中就「烏克蘭危機」所發出的類似表述，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但這一次還是引發了一些諸如「中國外長居然開始對烏克蘭表達善意」之類的好評。 在中國牆內，多家網站上競相轉發了牛彈琴的評論文章《王毅會見烏克蘭外長，這五個細節很不尋常》。文章一開頭就是一小段誇張的描述：「王毅站定伸出右手，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趕緊上前一步，兩人的手握在一起，這是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的有趣一幕。「 文章繼續寫道：：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上一次兩人見面，還是整整一年前，也是在慕尼黑。一年過去了，俄烏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最近，澤連斯基撤換了烏軍總司令，俄則取得多月來最重大戰場勝利……」。 言下之意，如今俄烏戰爭的時與勢，都已經轉向了俄羅斯一方。但中國還是對烏克蘭表示善意。 牛彈琴文章中的所謂「五個很不尋常的細節」的前兩個是： 細節一，中方的一再感謝。兩年前的俄烏衝突爆發，中國公民在烏克蘭幫助下緊急撤離。往事不忘，兩年來，中烏每次重要見面或電話，中方都一再表達感謝。 細節二，不出售致命性武器。 牛彈琴說：「我看到，一些西方媒體將之解讀為中方的承諾」。「這其實也是中方的一貫政策。事實上，在烏克蘭問題上，這也是中方與美西方最大的不同點。現在賣軍火，肯定最掙錢，但中國有所為有所不為。說中國給俄羅斯提供致命性武器，那完全是造謠。「 但是，就算中共習近平當局在俄羅斯侵烏戰爭開始後至今也還只是對俄羅斯提供了「非致命武器「，或者說並沒有拿」致命武器「向俄羅斯換盧布—-就像北韓金三政權正在做的那樣，但是，正如這次慕尼黑安全會議在演講後的答問環節時，會議主持人、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對王毅當面質疑的那樣：「2022年中國和俄羅斯的貿易增長了30%。2023年與2022年相比增長了 25%，兩國的貿易額高達2400億美元。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問的是，難道你不應該對俄羅斯施加更多的壓力，同時施加一些經濟壓力以確保你在演講中所說的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得到體現，聯合國得到加強？因為根據安理會文件，畢竟是俄羅斯違反了（文件）。」 中共習近平政權自己的海關總署去年12月7日對外公開發布消息說：2022年，俄中貿易額同比增長29.3%，達到創紀錄的1902.71億美元。俄中領導人此前下達了將兩國貿易額增長一倍的目標，到2024年之前，將其從2018年的1000億提高到2000億美元。而僅僅在2023年的前11個月里，中俄貿易額就已經達到了2181.76億美元，同比增長26.7%。 這則統計數字公布的半個月後，習近平便借會見到訪的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時向普京表功說：，「今年前11個月，中俄雙邊貿易提前實現2000億美元目標，展現出兩國互利合作的強大韌性和廣闊前景。」 接下來，中共海關總署又於今年1月中公布數字說，2023年全年中俄貿易額增長26.3%，達到創紀錄的2401.1億美元。僅2013年12月里，中俄貿易額就達到了219.06億美元。 按照這樣一個增長速度，2024年的中俄貿額肯定會大大超過3,000億美元。所以，雖然「沒有證據顯示」中國直接向俄羅斯提供了「致命武器」，但傻子都明白，在美國和西方因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悍然侵略而祭出的空前力度的經濟、金融和貿易制裁之後，如果不是中共習近平政權通過大大增加它與俄羅斯的貿易—-特別是油、氣貿易給俄羅斯的經濟命脈及時輸血，很難想像俄羅斯的戰爭機器還能運轉到今天並繼續持續下去。正如筆者在本專欄的《習近平和董軍分別透露了什麼樣的中俄關係？》一文中所說：這從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力度上比，比北朝鮮援俄的幾百萬發啞彈率高達百分之五十的過期炮彈，應該是強過千百倍。 就在王毅於這屆慕尼黑會議發表演講前一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會議上呼籲世界給予烏克蘭更多支持，以對抗俄羅斯的侵略。 他在演講中說，不要問烏克蘭何時結束戰爭，而是應捫心自問為什麼普京仍然可以繼續打下去？ 此話一出，外界評論都把澤連斯基的矛頭所指集中分析成「抱怨美國和西方的支援一是不足夠，二是不及時。但筆者更相信除此之外也還有更重要的一條，那就是中國這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通過加大對俄貿易手段對俄羅斯空前規模的經濟輸血，從而令普京有能力、有信心繼續打下去！ 我們在本專欄的《習近平和董軍分別透露了什麼樣的中俄關係？》一文中也已經介紹過在當上國防部長之後的首次外事活動中，董軍在視頻通話中「當面」對紹伊古就支持俄國侵略烏克蘭的信誓旦旦。俄羅斯國防部新聞稿中記錄的董軍的原話是：「儘管美國和歐洲不斷向中方施壓，但我們在烏克蘭問題上仍然支持你們。即使中國和歐盟的防務合作受到衝擊，但我們不會因此而改變或放棄既定政策。他們不應該也不會幹涉俄中之間的正常合作」。 這段內容，令人不能不聯想起2022年9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訪俄時就俄烏戰爭的挺俄表態，說是 「就像現在的烏克蘭問題，美國和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的家門口，涉及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採取認為應當採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從不同的方面給予『策應』」。 表面上看，這些都與日前王毅面對美國和歐洲國家政要、外長們的表態內容「自相矛盾」，但事實上此三人不過都是在身體力行習近平外交的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做是一套，說是另一套；對俄是一套，對美（歐）是另一套的全方位流氓策略。 筆者注意到，中共宣傳機器在報道王毅與烏克蘭外長的會見的消息時，多強調王毅的那解句「中方將繼續為儘快止戰、重建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這不僅令筆者聯想起日前普京對外暗示的停戰條件就剩一個：俄軍佔領的土地一步不讓。意思就是雙方在目前狀態下就地停火。而王毅所謂的」儘快止戰「說白了就是在代普京表達了」各讓一步「以求和平的立場，暗示已經開始在戰場上處於不得地位的烏克蘭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中國內地媒體去年底都奉命正面報道了所謂《俄烏即將迎來大結局？外媒曝普京態度「巨變」，停戰條件就剩一個》，告誡美國和西方：「早一點和俄羅斯談判，還能夠讓烏克蘭少失去一點土地，是非常划算的買賣。「 而這正是王毅日前在對烏克蘭外長勸和時所說的：「只要談判能早一天重啟，各方的損失就能少一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歷史上曾有「四人幫」，指的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為毛的夫人及其親信，他們組成了當時黨內高層的小集團，權勢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後不久，四人就遭華國鋒和葉劍英的軍事集團逮捕，至今作為中共乃至中國的一個負面辭彙留存歷史，只有毛左派還在為他們鳴不平。 把習近平、李強和蔡奇作為中央「三人幫」，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幫」和彼「四人幫」基本沒有可比之處，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四人幫」雖以江青為軸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沒有顯得太突出，其黨內名義地位不如王、張；「三人幫」的內部關係是不平等的，習以最高統治者身份駕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領導者和被領導的關係，故李蔡對習只有服從，不能說不。另一區別是，「四人幫」中王、張具有某種競爭性，姚的地位較弱，只是陪襯；「三人幫」中，李蔡同為常委，一個主掌經濟，一個主掌黨務，存在強競爭性。儘管如此，習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說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正是在此意義上，他們隱約形成了一個黨內小集團，所以稱他們為「三人幫」。 也許用「中央政治」來稱呼、形容三人的關係，更恰當。「中央政治」這個詞是周恩來說的，話說文革時期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等到中央，請教周如何看待當時的高層關係，周說只看毛林江三人的關係就可以了，他們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黃恍然大悟。周所謂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種簡化，也是一種實質，抓住了三人關係的微妙之處，就能領會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場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禍。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樣的險境中周旋於三人間，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劉少奇看不清這點，所以下場都不妙。 這種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後並不在中共歷史上常見，不是說中央最高層三人就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間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領導人之外的其餘二人間，又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但這種競爭關係不能破壞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領導人能夠同時駕馭另二人，他和誰的關係更親一點，在這兩人中，天秤就傾向哪邊。就此而言，林彪雖然是毛樹立的黨內二號人物，但江青畢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時候，毛是照顧江的，所以在林、江關係中，林也不得不巴結、奉承江。此三點特徵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有過苗頭，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可稱為中央「三人幫」，三人在中國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嚴格說來他們不是「中央政治」，因為當時在中央真正說話算數的，除鄧外，另一個是中共元老陳雲，而胡趙要聽鄧陳的，可是在這兩個婆婆之間，意見和立場常相左。 複製毛林江三人關係和中央政治的，是習李蔡。習像毛一樣，在三人中處於一種相對超然的地位，李蔡則像林江聽命於毛一樣，聽命於習。不過，李蔡有一點和林江特別是林不同，雖然林長期是毛的下屬，但畢竟是槍林彈雨中打過來的，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是真有資本的，所以這個人也比較孤傲，有時竟然可以頂撞毛，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見。李蔡是習的下屬，但他們二人能夠到中央，完全靠習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軍功」上來。所以在和習的關係上，二人沒有資本敢忤逆習。 習在二十大組建了一個以自己的親信為主的統治團隊，這和毛在九大組建了一個文革新貴和林彪集團為主的統治團隊一樣。但為什麼說習李蔡在這個親信統治團隊中又有點「特別」，具有某種「小集團」性質？或者說，李蔡二人比起習的其他親信來，對習更重要，從而三人有著一定的利益一致性？這當然是因為李蔡在習的團隊中承擔的責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號人物，儘管他掌管的國務院在習時代下降為黨中央的執行結構，許多國家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繞開國務院，由習為首的黨內小組作出，然後交由國務院去貫徹落實，然而，作為李本人，也是這些黨內決策小組的重要成員，沒有被習排斥在決策層之外；更重要的是，現在中共又以經濟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幫助習把經濟搞上去，國務院一半多的職能，是圍繞經濟運轉的。在這個方面，習需要李去做好經濟工作。 蔡在黨內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而書記處作為政治局的日常辦事機構，實際代行政治局的決策權力，但凡中央作出的決策以及各種情況的通報，首先彙集到書記處，由這個中央樞紐過濾，上陳下達，所以書記處書記的權力要超出他們的政治局成員的身份所具有的權力。此外，蔡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辦公廳主任，這是個不尋常安排，過去僅在毛的某個特殊時期出現過，現在習把這個職務交由蔡，當然是對蔡的信任。中辦和所有的中共機構都不同，它掌管總書記的日程安排和行蹤，並領導著警衛部隊，中辦主任鞍前馬後伺候總書記，不是信不過的人不會把這個職務交給他。再從蔡在黨內分工掌管黨建、宣傳、統戰和意識形態來看，也都是習傾注心思的領域。習上台這些年來，一大目的就是改造黨，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樣子。 可以說，一個主管經濟，一個主管黨務，李蔡二人成了習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習親抓軍隊、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決定了習政權這條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穩健。從這個角度說，三人構成了一個命運小共同體，是習政權的核心，李蔡則成了習親信中的「親信」、心腹中的「心腹」。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在這個中央「三人幫」里，如果李蔡扯後腿，二人或各自親信產生矛盾和衝突，以致習不信任其中一位，或兩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將瓦解，習政權會處於危險當中。 目前這個小集團剛渡過一年，尚看不出有明顯的分歧浮上檯面，以團結合作共渡難關為主，這個難關就是在保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儘快扭轉經濟下行趨勢，它決定了三人特別是在李蔡二人之間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對習當然不敢抗上，會忠實執行習的旨意，習對二人似乎也沒有明顯的偏向，儘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領導班子黨組向常委會彙報工作以及政治局會議上，兩度表揚蔡領導的書記處能夠積極主動作為，認真履職盡責，高質量完成黨中央交辦的各項任務，似乎表明在兩人的爭寵中，蔡贏了李一局，但現在就下結論蔡更得習的重用，還是過早。 不妨簡要梳理李蔡和習的個人交往。二人皆為習的舊部，來自所謂的之江新軍。20大前，李更得習的青睞。李是浙江人，在習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李任溫州市委書記及省委秘書長，成為習的大秘。正是這層關係，在習成為總書記後，李被擢拔為浙江省長，並很快調任江蘇省委書記，不久主政上海，進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雖然習長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習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習任福建省委副書記，蔡也是在那年成為省委辦公廳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這期間，習看上了蔡。但在習1999年成為福建省長時，蔡卻調到臨省浙江任職，習在浙江期間，蔡並未得到重用，直到做總書記，蔡才轉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2013年任副省長，成為時任省長李強的副手。一年後蔡被習上調國安委，後轉任北京市長，19大前夕擢拔為北京市委書記。 由此來看，習把李放在上海市委書記的任上，並在20大後安排做總理，有將他做接班人培養的用意。李相對年輕，比習小6歲，比蔡小3歲半，如果習要遴選接班人，李會是人選之一。也許意識到這一點，為競爭習的信任，蔡表現出對習無比忠心的樣子，無原則的吹捧習，已到一種非常肉麻和噁心的程度，即使在習的親信中，也顯得出格。不過，這對習是受用的，或許正是看中了蔡的這一特質，習才安排他主抓黨務。黨是習行獨裁統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萬黨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必須保證不能偏離習的航向，才令他放心，這就需要把黨務交給一個對習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裝的忠誠贏得習的信任，這就是習為何要兩次表揚蔡的原因。 但是，當下三人的這種合作關係能夠保持多久，是個疑問。蔡雖然得到習的表揚，暫時習也不會允許蔡越界染指經濟事務。然而，倘若經濟狀況不能較快得到好轉，習鍾情的新質生產力在一定時間內沒有明顯成效，習對李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會產生懷疑，屆時蔡就有興風作浪的機會。李和蔡本質上是不同的兩類人，李可能還保留了一絲做人的道德底線，當蔡越權干預李的工作，或者他們各自親信的明爭暗鬥影響到兩人關係，會導致二人在國家發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與公開化，二人的競爭關係就大於合作關係，習也無法彌合二人的分歧，或者乾脆偏向某一方，那時這個為利益而結成的「三人幫」會裂解，「中央政治」不復存在。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尼死於獄中，在俄國內引發震動，在西方輿論也引起很大反響，歐美政治人物都把矛頭指向普京，認為普京必須為納氏之死負責。從一般的道德意義上說，普京確實要為納瓦尼的猝死負起重要責任。因為正是他領導的政權把納瓦尼投入獄中，才導致這個後果的。但是責任分兩種，一種是政治責任，一種是刑事責任。普京無疑要負政治責任，可如果說普京要負刑事責任，就必須有證據證明納瓦尼是他下令謀殺的。 假設這事是普京下令乾的，在俄羅斯還由普京當政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找到證據的。即使普京表面上成立獨立調查機構去調查，以應付外界壓力，也很可能調查只是走過場，最後不了了之。既然從證據上要坐實普京的責任很難，不妨從動機上來推定普京是否覺得有必要把納瓦尼幹掉。後者長期批評普京，是普京最尖銳的反對者，這導致普丁在2021年把他抓起來，並判刑投入監獄。到他死前，納氏已在監獄服刑近3年，據說去年底才剛被俄當局轉移到靠近北極圈的最偏遠的流放地。 但納瓦尼雖是普京政權最尖銳的批評者和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可要撼動普京地位，從現實的政治角度看，幾乎做不到，因為普京在俄國內的名望還是很高的，儘管打了三年的俄烏戰爭，然而要在俄羅斯推出一個能和普京匹敵的政治人物，目前還沒有。再說納氏被關在監獄裡，即使他以前在俄政壇上特別是反普京的民眾中有很大影響力，3年的牢獄也會把這種影響力稀釋掉大半，因此，理論上講，普京沒有必要把一個對自己不構成有力挑戰的反對派政治人物，下令幹掉。特別是考慮俄羅斯3月要面臨大選，普京是不太有動機在這個時候去暗殺他，這樣做只會把自己弄得很被動，效果適得其反。 3月17日俄羅斯要舉行大選，普京是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可從目前俄國內的政治動態和民意看，他得到俄羅斯統一黨的背書以及權力結構的支援，再次當選沒有什麼懸念。在這種情況下，要去暗殺一個在監獄裡、對大選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的反對派領導人，除非普京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否則，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出此「下策」，硬生生把一個本來對自己有利的選舉弄出麻煩來。因為一般人都能夠想到，倘若納瓦尼有什麼不測，俄國內反對派和西方輿論第一時間就會將矛頭指向他，普京怎麼會看不到這點？ 有人會說，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把納氏幹掉，反正外界都會認為是他乾的。普京應該還是不會這麼不「理性」，就像上面指出的，在納瓦尼對他沒有太大威脅下，他為什麼要讓選舉橫生枝節？坐在台上的當權派，要除掉國內的反對派或政治對手，肯定是感受到來自後者的巨大壓力，讓他覺得不行此極端手段不行。在3年前普京將納氏投入監獄後，後者已經不對普京構成這種壓力。還有人說，普京這樣做也有可能是在選舉前震懾其他的反對派不要生事，但是，從目前候選人看，力量都太弱，不是其競選對手；況且，用這種很有可能生事的手段警告其他反對派不要生事，這不符合事情的邏輯。 普京出身克格勃，當然不是一個善茬，對待反對派會用很嚴厲的手段，這點不用懷疑。但是，也不要把他想像成一個為了權力，就什麼事都敢做的「非理性」的領導人。政治人物的行為都出於理性的利益計算，賠本的買賣一般是不做的，儘管不排除在這個利益的計算中會有失算的時候。馬斯克非常要好的朋友，美國投資界有名的投資人David Sacks在他的推文中談到納瓦尼之死時，也質疑普丁為什麼要這樣暗殺納氏？他說，你不必相信普京「好」才能問這個問題，只要相信普京有戰略眼光即可。在他看來，普京如果要殺納氏，是可以等待的，而不是選在目前美國的新保守派尋求煽動道義憤慨以支持烏克蘭資助的時候，國會正在討論 60億美元的烏克蘭新援助，普京這樣做豈不給了新保守派最好的時機，讓納瓦尼的死對推動國會通過援烏法案具有負面的宣傳價值？ 那麼，假如不是普京下令乾的，又會是誰？有兩種可能，一是納瓦尼在獄中受到折磨，身體受到很大損害，「猝死」於獄中。考慮到他被轉移到寒冷的北極地帶，監獄條件肯定惡劣，病痛會得不到治療，不排除受折磨病死的可能。當然，從這個角度說，普京也是要負很大責任的，甚至說普京謀殺了他在這個意義上是成立的。二是俄羅斯當權者內部對普京不滿的強硬派，他們認為俄烏戰爭打了三年，弄成現在這個樣子，原因就是普京對烏克蘭不夠強硬。所以他們要借俄羅斯大選即將舉行的時機，謀殺納瓦尼，然後嫁禍於普京，一石二鳥，讓俄羅斯民眾尤其反普京的勢力起來造反，在大選前或大選中製造一些事端，把普京選下去，即使沒有把普京弄下去，也讓他的當選缺乏正當性。 在我提出這個看法後，有人表示不同意，認為如果俄國內強硬派要嫁禍普京，普京怎麼可能會允許他們去謀殺納瓦尼？合理的解釋是，普京未必了解他政權內的強硬派要幹掉納氏；或者，即使知道有人要幹掉納氏的情報，但未必阻止得了。在這方面，同樣不要把普京看作是個能力超群的領導人，要不，他為什麼不知道去年他的親信瓦格納僱傭軍首領普里戈津率兵造反？ 說到普里戈津，他的死同樣蹊蹺，至今是件懸案，這是很多人把普京看作謀殺納瓦尼的原因，認為普京就是一個殺人如麻的儈子手，在他當政的這麼多年，讓很多反對他的人神秘失蹤或死亡。在這些被害人中，確實可能有一些是普京下令謀殺的，但我們不能由此就斷定，多殺少殺一個反對派對普京無所謂，納瓦尼一定是他乾的。 我在動機上分析不太可能是普京謀殺了納瓦尼，只是提供一種可能的分析思路。對於一個真相不易獲得的事件，我們需要從多種可能性去探討，而不是認定這事發生在獨裁者統治的國家，就一定是獨裁者指使做的一種可能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接近真相。但我也要再次指出，普京對納氏之死負很大政治責任。雖然普京政權在俄羅斯的統治尚未達到習近平在中國的極權統治那種程度，然其對政治反對派的打壓同樣不手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普京看作謀殺納瓦尼的共犯。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