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市Uber司机被控向女乘客泼咖啡
2026 年 6 月 23 日
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境内的大批俄粉、普粉们就获得了”黄俄孝子”的美称，也常常在网络文章里被简称为”俄孝”。 中国内地的“知乎”网上如此介绍说：黄俄孝子，网络流行语，网络上对无脑支持俄罗斯，无法容忍他人发表反对俄罗斯的言论，甚至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暴行洗白的人的一种称呼。他们认俄做爹，宗旨是“俄爹虐我千百遍，我待俄爹如初恋”，常在B站出没。又被称俄孝子、黄鹅、黄鹅汉奸、黄俄狗等。 中国数字时代在“油管”上解释“黄俄孝子”的视频内容特别配发了栗战书在俄国杜马表态支持侵乌的有声视频，配文介绍说“黄俄孝子”是网络上一种对“精苏”、“精俄”网民的蔑称，这类人的共同特征是喜欢毫无原则地吹捧俄罗斯、崇拜前苏联，不能容忍任何反俄反苏观点，无视俄罗斯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威胁，并试图为俄罗斯的历史罪行开脱。他们被认为是身在他国却比本国人更爱俄罗斯的“精神俄罗斯人”。 “黄俄孝子”中的“孝子”即“孝顺父母的儿子”，这也衍生出了“俄爹”一词，在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中，存在着“长幼有序”的尊卑等级观念，因此以俄为父，其实是自我的一种地位矮化，意味着对上的服从。 不过呢，事实上的中国“俄孝”中，“有脑”者也是大有人在。比如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才介绍过的中共新防长董军。此人说起来是前苏联加上如今的俄罗斯帝国为中共政权培养出来的第二位国防部长。是中共现役高级将领中参与、指挥中俄各类联合军演次数最多的一个，他不是“俄孝”，谁还敢自称是“俄孝”？ 先披露一下董军前不久与对俄罗斯“胶合板元帅”绍伊古防长通话的第一个重点细节，就是双方互相用对方语言问候。从伊绍古嘴里吐出的汉语“你好”二字，当然是现买现卖，而董军则是完全可以不需要翻译，自己使用熟练的俄语与伊绍古交流。这是因为董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读大连海军学院时即已经熟练掌握了俄语。在海军训练部任职期间，对俄交往的最重要一例就是参与向俄国购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的谈判过程并多次赴俄参与试航、验收。日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期间，还被习近平特别委派到俄罗斯最高军事学府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受训。 据中国军网2013年11月的一篇报道文章介绍：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就是苏联时期的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又称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成立于1936年，院址在俄首都莫斯科，是培养俄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之所以蜚声海内外，主要是由于该学院培养出了众多的军事统帅人物。这其中有两位前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格列奇科元帅；四位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安东诺夫大将、库利科夫大将和什捷缅科大将；十多位国防部副部长。还为波兰、保加利亚、朝鲜、越南、蒙古和古巴等国家培养了数百名将军，其中最著名的有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霍夫曼大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朱罗夫大将、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大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和匈牙利人民军总参谋长奥拉赫中将等。 中国军网刊出这篇文章的第二年，董军便进入了这所学院。日后成为这所学院为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位海军司令员和第一位国防部长。 有道是，董军中共国防部长的前任，中共最短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八月中旬造访莫斯科过程中，在觐见普京大帝的次日即由伊绍古陪同参观了这所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伊绍古当面向李尚福允诺说：俄罗斯国防部同意增加在该学院专门学系进修的中国学员人数，本年（2023年）秋天将有逾20名中国军官在总参军事学院高级进修班学习。 据中共官媒报道，当时的李尚福在了解了俄罗斯的这所军事学院的架构、训练设施、教育过程及外国军事学员培训特点，并参观学院博物馆后，诚挚感谢该学院从1996年起培训中国学员，该学院毕业生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高级职务。伊绍古则回应说：在这所俄罗斯最高军事学院留学的中国军人数量，将是外国军人中人数最多。 从这一信息足以见出当今中共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对俄罗斯依然依重，就如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前苏联的依重一样。 说到此，就不能不特别强调一下，要论整个苏俄为中国培养的军事人才，中共政权的历任国防部长中，董军已是第二位被苏俄培养出来的。上一位是曹刚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前苏联的炮兵军事工程学院指挥系。 李尚福在参观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时向伊绍古所介绍的该学院的毕业生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高级职务者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当然就是当时已经担任了中共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董军。当然，当时的李尚福和伊绍古谁都不会料想到，几个月后的董军居然会成为李尚福中国国防部长的接替者。而可以想象的是，无论是伊绍古还是普京，会是多么得以此为傲！ 前面说了，董军去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受训时已经官至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所以当时进入的肯定是该学院的高级进修班。据《人民海军报》2014年12月26日头版的一则消息，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董军已经调任海军副参谋长。 另据中国内地的澎湃新闻2017年3月27日引述中共国防部官网消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访问马来西亚和沙特的随访人员包括南部战区副司令员董军。 可见董军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大概时间应该是2014年年底至2017年春。有中国内地军事网站的军评文章透露说：董军在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这段时间里，两次带队参加中俄2015年和2016年的联合演习。“算是绍伊古的老熟人了”。 中国内地网站上的另外一篇军评文章的标题就是《见到中国防长，绍伊古大将对着老熟人，开口先说了一句中文 》。 话说2012年11月6日，俄罗斯当时的国防部长因腐败丑闻被普京解职，曾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的时任莫斯科州州长绍伊古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直到如今。如此说来，这个伊绍古担任俄罗斯防长的时间和习近平担任中共党军一把手的时间一样长。那么董军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受训期间接受过伊绍古部长的亲切接见是很可能的。如此说来，如今的习近平在对李尚福“挥泪斩马谡”之后“比选”出董军出任中共对外军事交往最高负责人，借此向俄罗斯的普京和伊绍古示好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中国内地网站上有一篇军事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新国防部长董军，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俄罗斯，绍伊古：无条件执行 》。该文中描述道：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视频上）见到董军防长的时候，绍伊古竟然专门使用中文打招呼，说了句“你好”。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外界却看出了很多内容。 文章分析道：大家都知道，美俄现在都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军事沟通，尤其是美国，希望尽快促成中美防长对话，这也是中美重启军事交流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董军防长的首次通话的对象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的外交策略，而是代表着中国未来军事外交的方向。董军防长就职后，首次选择与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进行视频会谈，而非与其他国家的防长沟通。这一行为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重大的象征意义，展示了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暗示了中国可能在军事外交上更倾向于与俄罗斯深化合作。 文章中还介绍说：在这次对话中，双方的主旨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达成共识。董军防长特别强调了实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中俄两军需要不断提高战略互信，并继续拓展务实合作的领域。这不仅展现了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也体现了双方希望通过加深合作，共同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的深化合作有助于提升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月初网易刊登的《中国新防长上任，董军9字定调中俄关系，俄罗斯想要的被中方满足》一文分析说：在北约大军压境俄罗斯之际，董军和绍伊古打了通视频，用9字定调了中俄关系，称“中俄保持高水平发展”。这就是给这次会晤定下基调。董军防长接着表示，中俄两军要坚定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提升战略互信，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董军防长的这番表态，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现在最想要的，中方此举堪称是雪中送炭。为什么？因为现在正是俄罗斯与北约的敏感时刻。据官媒此前发布的消息，北约集结了全部成员国，外加一个准成员国瑞典，一共32个国家的约9万名军人、航母，80多架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至少1100辆战车将大军压境俄罗斯——在俄罗斯边境展开演习。甚至北约自己都表示，展开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模拟与势均力敌的对手爆发冲突的场景”。这就是直指俄罗斯啊……。现在北约已经不再隐瞒：他们正在演练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的行动。所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我防长董军和绍伊古进行通话，并表示中俄两军会加强关系，并且还会坚定地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挑战”是什么？这势必会给北约敲响警钟。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当然都是地地道道的“俄孝”，但其所言绝对符合习近平与普京两人之间，以及董军与伊绍古两人之间的所思所想。 请听董军对伊绍古的阿谀内容：“我最近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您是最早向我发来贺电的人之一，这反映了发展两国和两军关系的良好愿望。在此，我谨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您为促进和发展中俄两军联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俄罗斯武装力量中享有崇高权威。我钦佩您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的勇气”。 面对董军的这番阿谀，绍伊古先重复了他此前在董军被宣布为中国防长的次日即发给董军本人的贺电内容中的很重要的一句：“我相信，您与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互动经验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伊绍古接下来又说：，“在军事领域，两国关系正在各个方向稳步发展……。双方定期联合举行海陆空联合作战训练活动，成功演练不同复杂程度的作战训练任务”。 “相信当前的谈判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俄中防务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期待着与您进行最密切、最富有成果的合作”。 下面就要着重谈谈董军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与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互动经验“ 了。 去年12月29日，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新任国防部长为何选中了海军出身的董军？》一文，文中介绍说：2001年8月25日，中俄两国海军举行首次两栖联合军演，这也还是中国军队首次登陆外国领土参加演习。过程中约有200名中国海军陆战队员从停靠在距俄罗斯太平洋海岸半英里处的071型两栖战舰登陆……。当时的相关报道中援引时任中国海军副参谋长董军的话说：如此大规模联合登陆需要精心统筹和指挥。 显然当时的董军是这次联合军演的中方负责人之一“。 需要向读者和听众们致歉的是，这里的2001年是当时没有校对出来的笔误，应该是2015年。也就是董军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第二年。该次军演的详细信息出自2015年08月28日的中国内地参考消息网文《美媒关注解放军在俄登陆演习：2万吨战舰战时危险》。 更多的关于董军多次参与中俄军备采购谈判、中俄军事交流以及指挥中俄联合军演的详细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十大之后，绝对集权的习近平，已经又掌权一年半，政绩如何？经济大滑坡，股市大跌，企业停工停产倒闭，到处降薪停薪讨薪，债台高筑，民怨深重。日本记者揭露，去年中国的GDP并非习当局宣称的增长5.2%，而是负增长3.2%。全球股市上涨，唯独中港股市狂跌。中共方面前后已经有三个人下场救市：胡锡进（带头炒股带头亏损）、王沪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习近平（换掉证监会主席），但形势依然大不妙。 湖北一场暴雪，高速公路堵车几百公里，一堵五六天，无数人挨饿挨冻、几乎不能回家过年，政府不仅不作为，而且完全无能，官员最后出场，竟流于作秀摆拍。习政权治理能力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身为史上最无实权、最弱势的总理李强，到处喊话外资外商。但千呼万唤，人家就是不来。不进反退，外资外商加速出走。何以如此？答案：作为政府，中共当局诚信尽失，国际信誉已经完全破产。 迹象显示，二十大前后的习近平，有三个自以为是的误判： 其一，自以为，把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团派人物排挤出局，变成习家军一派独大、习近平一人独裁，中国的事情就变得很简单，只要听习近平一人，什么事都能搞定。再无须任何商量、讨论、争论、争议来“浪费时间”。 其二，自以为，只要能取得党内权力斗争的胜利，就能取得其他方面的胜利。举凡党政、经济、军事、科技、社会稳定等，都不在话下。 其三，自以为，只要有了“两个确立”，外国人就只认习近平，凡事只跟习近平打交道，凡事都由习近平说了算，所有的外交关系就盘活了、就理顺了。 笔者之所以认定习近平误判，因为，外界的解读与他要释放的信息恰恰相反。其一，你一派独大、一人独大，外界认定你就进入了僵化，陷入死局。其二，你权力斗争一再取胜，证明你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无边的内心黑暗，你可以这样对待党内政敌（实为党内同志），你更可以这样对待人民、对待外国。而且，为了维护你拼死夺取的权力，你不惜牺牲经济、科技、社会、民生、教育等所有领域。其三，如果只有一个人拍板、定于一尊，那就必然呈现最大的不确定性、最大风险，且随时可能人亡政息，所有外资、外商、外国都不得不敬而远之，以策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规避危险。 通观习近平个性与人格，存在很多明显的缺陷，其中之一，是认知障碍，而且是严重的认知障碍，意即，他对当今时代、现实社会、真实民情和不断演进的人类社会、世界潮流完全无感，坐井观天，我行我素，与时代脱节，与世界脱轨，与民间离心。 只看三件事，可见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有多严重。一者，砸毁香港，砸毁“一国两制”，外资外商从中国撤离的同时，也从香港撤离；中国股市大跌，也拖累香港股市大跌。二者，在二十大闭幕会上，下令强行和公开架离前总书记胡锦涛。三者，把团派排挤出局还不够，还涉嫌把前总理李克强“做掉”。做了这三件事，习近平或以为，做了就做了，无所谓，假以时日，就湮灭了痕迹。他完全意料不到、甚至意识不到其后果有多严重！仅这三件事，就足以让习近平丧失作为政治人物的起码形象、足以让习政权丧失作为一个大国政府的起码信誉。 坊间传出习近平患病，且不论虚实。但谁会相信：习近平身体那么好？没病；而李克强身体那么不好，有心脏病。目测都没人相信。 囿于严重的认知障碍，习近平无法认识到，他本人，才是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与各国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故而，一旦传出习近平患病，癌症，胰腺癌，消息真伪难辨，但党内外、体制内外、国内外竟是一片欢欣鼓舞、喜大普奔，就连一再下跌的中国股市都戏剧性地接连上涨两天。 中国网民齐声问：股市搞不好，换下证监会主席；国家搞不好，该换谁？网民的拷问值得深思。凡事既要、又要的习近平，既没有毛泽东的威望，又没有邓小平的能力，却偏要比肩毛邓，偏要过一把官瘾、权力瘾，官迷心窍，权迷心窍，强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严重的认知障碍，是习近平的死穴。按照中国北方人的口头禅：“这是一种病，要治！”
最近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战争，当地的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虽然欧洲和中东一带打得热火朝天，但是最让人担心的却是东亚的潜在战争。如果习近平决心武统台湾，将会引起一场大战。很多国家会被卷进来，类似于世界大战的规模。 俄乌战争已经使得欧洲经济衰退，巴勒斯坦战争把伊朗和也门卷进来，使得全球货物运输造成困难。如果台海战争开始，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被卷进来和受到威胁的都是经济大国，局面很可能会失控。甚至核大战都有可能，这比前两次的世界大战破坏力更强。 由于台湾大选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会不会导致战争，谁能保证不会发生战争,于是压倒性的舆论都说习近平不敢发动战争，不用担心云云。这是现代民主制的弱点之一：就是一切为了选举，一切围绕选举，而不及其余。有时候也会遮蔽了人们的观察，导致误判而陷入危险。 乐观论最近甚嚣尘上的说法包括，共军的导弹里灌的是水，导弹发射井盖打不开，等等。明显是为选举而制造的低级谣言，骗小孩子的玩意儿。但是人性的弱点包括只相信愿意相信的东西，听不进逆耳的忠言。美国决策层显然不相信这些低级谣言，还是把第三艘航空母舰派到了西太平洋的前线，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充斥着媒体的乐观派宣传，很可能是孙子兵法上说的“能而视之以不能”的欺骗性战术。由中共收买掌控的中英文媒体加以渲染，可以导致很多决策人士上当受骗，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如果这个策略成功了，会有什么结果呢？ 相信所谓智库兵推的人们认为中共必败，因此中共不敢发动战争。但是没考虑到内忧外患经济衰退的形势下，冒险发动一场战争以凝聚内部团结，转移人们注意力，也是一种选择。是灭亡好，还是冒险好？不能排除习近平选择冒险。 充斥着媒体的宣传包括疑美派言论，告诉人们不要抵抗了，美国不会救台湾。以此企图瓦解国际抵抗的动力。这对美国来说的确是个难题。但是台海战争会切断日本、韩国的生命线，他们将不得不参战，美国无法置身事外。所以台海战争的前奏，很可能就是朝鲜半岛先出事。看看金三胖最近动作频频，以及和中共恢复友好打得火热，他们预谋联合行动就不是什么意外了。 美国和东亚各国对中朝两国的大战，不仅是这几国人民的灾难，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由于伊朗、俄罗斯等中共友好国家可能加入世界大战，影响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很可能是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这不是危言耸听。 有人说中共必败，很有可能。但是即使中共失败了，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并且愿意占领中国。在各国包括中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之后，还会有一个美国来一个马歇尔计划吗？没有这个可能了。习近平集团借助战争加大了对中国的掌控之后，共产党继续执政几十年的梦想就成功了。中国一片破败，走向民主和现代化的机会将再一次丧失。 因此，各国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未雨绸缪防范和制止习近平的冒险行为。增加一艘航空母舰还远远不够，在经济、政治、科技和外交上给习近平增加压力，阻止他为发动战争做的准备，才能有效地扑灭这场世界大战的风险。 中国各界人民，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也应竭尽所能打击习近平集团，避免他的军事冒险危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经济明显呈现衰退的征兆，由此就带来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很明显，经济下滑，失业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开始降级，对一个专制政权来讲，其脆弱度明显上升了。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中国经济持续恶化的话，中共的政权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不只是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会关心这个问题，其他人也同样想知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快四十年了，为什么反而出现了经济衰退？今后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一、改革开放强化了专制统治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多半是一种正向的分析思路。从这种思路出发，虽然也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麻烦，但大体上还是会认为，中国经济会日渐向好，甚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居于世界经济的重心位置。 这种分析框架把中国基本制度的本质模糊化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吗？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暗含的假设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它的制度将逐渐与西方国家趋同。但还有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无论中国怎样改革开放，它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两种理解的分歧，源自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制度转型走向，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笔者在十年前发表的英文文章里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完成于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国企私有化过程，这样的经济制度转型所产生的并非典型的自由经济，而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因此，中国模式的真正特征，其实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它虽然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经济制度转型的最大结果是，把大批共产党干部转变成了企业主、金融资本家和房地产资本家。所以，“共产党资本主义”其实是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来增强和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 专制国家这个概念，是对一种极权独裁制度的描述（totalitarianism）。全世界只出现过四个大的专制政府，两个是“共产党专制政权”，两个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那两个所谓的“非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政权，这两个专制政权都在二战末期被美国打败了，从此消失；而另外的两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一个是苏联，自己垮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共政权。 专制政权与南美、非洲、中东国家的军政府政权不同，那些军政府政权可能采用威权模式。但专制政权和威权政府完全不一样，因为专制政权有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秘密警察监控，甚至会掌握民众的生存方式，所以民众完全没有选择和逃避的空间。无论是“共产党专制政权”，还是“非共产党专制政权”，都会推行领袖崇拜和政治忠诚教育，民众的思维和行为会被当局管控得整齐划一，而这样的政权也因此很容易进入军国主义状态。 所以，凡是大的专制政权，都有过发动侵略的纪录。纳粹德国发动了欧洲的二战；大日本帝国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苏联与纳粹共同吞并了波兰；中共则派四野的几个师组成北朝鲜侵略韩国的主力部队，后来又武装北越军队消灭了南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祸首都是中共。 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 1月1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条报道，《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地走进2024年》。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经济似乎已经衰退了。但很少有人考虑一个角度，那就是，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跟自由经济的民主国家完全不一样，不能用民主国家经济景气的正常周期，来判断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因为，专制国家的经济繁荣，是它的制度和政策造就出来的；而专制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其实是它制度失败的产物。 民主国家都是自由经济，政府不会全面操盘整体经济，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可以经过市场的调整来摆脱衰退，所以经济会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日本在平成年代初期出现的经济萧条曾持续多年，构成了很长的经济低谷，但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失败，现在日本经济已重新开始恢复活力了。 而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就完全不一样了。专制国家的经济本来就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力推动的，比如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房地产泡沫，举国上下，一起推动；一旦泡沫破灭，它就不是单纯的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败。那后面的故事，民主国家的民众就不容易想象了。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众和专家没见过专制政府失败的严重性。 为什么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是“经济癌症”的晚期？因为专制政府讳病忌医。专制国家没有民主选举，所以，专制政府如果承认经济制度失败，就等于是政权的自杀。专制政府对付经济失败的办法很简单，一方面强化政府的经济管控，一方面加强资讯封锁，不让国人和外国了解真相。 这就是现在中国呈现的状况。中共不断直接插手各种经济活动，从禁止企业抛售股票，到指令银行承接地方政府的债务，再到强化对金融业的全面管控；此外，也禁止中国的经济学者发表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严厉打击外国在中国的市场调查机构。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不许暴露中共制度失败的严重经济后果。 既然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政府用尽办法也拉不起来，那这样的经济衰退趋势，本身就证明了，中共的专制制度开始失灵。所以，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一旦发生，就象是“经济癌症”的症状全面发作，而且是到了晚期，没法再用“手术切除”或“化疗、放疗”，只能硬撑病体到最后一天了。 中国的“经济癌症”，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征兆，但专制政权永远拒绝承认自己的制度失败；反而认为，专制政党自己是那个国家唯一最好的“医生”。事实是，唯一的“医生”自己患了“经济癌症”，他没办法给自己“开刀”。于是，专制国家的国民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只能“等待最后的时日”了。 三、中国经济的衰落特征 中国的经济确实进入了经济衰退。那现在应该继续讨论中国经济何时再度繁荣，还是讨论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和走向？由于从来没人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特征，所以，现在全世界现在连一套能用来指导研究中国经济衰退的方法和指标都找不到，一切分析都要靠创新。要看清当今中国经济的衰落，需要回答三大问题：一，什么是衰退？二，衰退有什么特点？三，衰退可能拉多久？ 什么是衰退？现在可以说，去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全面困境，就代表着经济的全方位衰退。那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会有什么特点？ 1月1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强调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篇报道是新华网发布的。习近平讲话的要义是，银行系统要支撑经济全局，同时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这句话透露，中国已经存在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了。习近平还强调，今后中共要靠加强金融监管，来维护金融的安全性；金融机构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胡作非为。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没提到习近平讲话的全部内容；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网站报道这篇讲话时，图片里多了一句新华社没报道的话，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金融监管“长牙带刺”，是针对银行内部的贪官吗？看来不是，习近平的反贪行动可以很轻易地抓到金融系统的贪官；“长牙带刺”的金融监管，可能会针对银行的客户，即企业和存款的居民，他们要“肉痛”了。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专制国家，而专制国家一旦准备走到这一步，就说明，这个专制国家的金融危机可能已迫在眉睫。这也说明，专制国家的经济衰退，会比民主国家残酷得多；而正是这种残酷，反而可能拉长专制政权在经济衰退中的寿命，因为它可以动用民众的资产来挽救政权。 中国的经济衰退，一开始是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破产，恒大现在已经进入破产清盘，这只是同类企业破产的开头；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已经发生了大量中小企业减薪裁员，失业率上升；然后便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潮。 再下一步，经济衰退就进入比较核心的领域，即财政困境，到去年年底，中国各级财政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三倍以上，没办法还清了，只能发新债、还旧债，拖一天算一天。财政困境之下，就民用公营事业开始缩减服务（公交车停运、城市环境卫生工人没工资、学校老师减薪）；接着就是缩减公务员开支，压缩社会福利（一方面增收社保收费，一方面减少社保支出），这些已经发生了。中国经济衰退的最核心部分，就是习近平最新讲话中点出来的金融危机。 四、中共在经济衰退面前的结局如何？ 中共真不怕经济衰退吗？其实，中共当局是心虚的。最近中共已委托几所大学组织秘密的社会心理调查，为的是掌握民众心态的变化，好筹划应对手段。 中国的经济衰退可能拉多久？现在能够判断的是，全面经济衰退的发作，比预想得快很多；但中共政权应该不会短期内崩溃，可能会拖上十几年。因为专制大国的国家幅员大，人口多，经济衰退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挤压，比小国会更长；而且，专制政权可以用各种极端不合理的手段，去避免危机爆发，结果就拉长了经济衰退的过程。 民主国家的人们都是从自己在自由社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想象，来理解专制国家的衰败，那通常是不灵的。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苏联的垮台，全世界的苏联问题专家都看走眼了，他们只论证了苏联政权会稳固下去，却推导不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过程。 如今面对中国的经济衰落过程，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至少应该想到，观察中国的动态，从现在起有三个靠不住：一，官方使用的主要指标靠不住，必须观察技术经济指标；二，西方的智库靠不住；三、街头个别访谈，随便问几个人，被访谈的人说出来的话靠不住，不光是因为，那不是抽样，不具有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还因为中国人从来都不敢对陌生人完全讲真心话。 中国经济衰退的综合性症状，最核心的就是财政危机状况和金融危机状况，对这两部分中共隐藏得最深的真实情形，要如何来掌握，我们面临挑战。首先，看懂金融报表，就需要下很多功夫；然后，学会洞察隐藏在金融数据背后的真实动态，更需要经验和功力。 专制的红色大国，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会对美国发起军事挑战；一旦冷战已经形成，红色大国在国际空间当中也就走到头了，因为冷战有铁律，即不能点燃战火。这个世界很奇妙，几年前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人看好中国的崛起和繁荣；突然之间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专制的红色大国正在坠入深渊。也许，这就是命运之神对自由民主国家最大的眷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开年以来中国股市持续下跌，加上2023年中国经济下行、白领失业者剧增，不少人面临房贷断供，都希望在股市上有所斩获，因此对股灾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自媒体更是将这次股灾称之为“史诗级的崩塌”。中国政府终于坐不住了，2月6日，市场传出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将听取证监会汇报，国家队即将上场救市的利好消息，这一天股市低开高走。 其实，在30多年的中国股市史上，2024股灾真不算最严重的，毕竟在“不到三年时间，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市值共蒸发约7万亿美元”这点市值，与2015年5-7月三个月间中国股市市值蒸发4万亿美元（占同期全球股市蒸发总值9万亿美元的45%左右）的蒸发速度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 比较相隔约十年的这两场股灾，会发现不少趣点。 一、两场股灾的起因不同 2015年股灾成因，说起来有点让人失笑，完全是今上一句不经意的“御口金言”惹的祸。那时中国经济还处在胡温“黄金十年”的余绪，十年间埋下的各种问题虽然浮现，但经济形势总体还不错，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金融及金融衍生品）都无败象，中国人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还抱持较强信心。千不该万不该，那一年5月26日，今上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回应一位女记者的话时说了一句：“炒股好呀，很快就到一万点了”。此话一传，民间认为“御口金言”股市过万点将成铁定事实，率相跟风。可惜天公不作美，到了5000大关时，屡冲屡挫，最后由“疯牛”成了“疯熊”，中国股市市值蒸发4万亿美元，占过去三个月全球股市蒸发总值9万亿美元的45%左右，据说导致60万中产陷入破产境地。股市这番满地狼藉，让习总书记在全国人民面前大栽面子。 2024年股灾，却非人为因素所致。2024股灾发生之时，正面临中国2023年GDP增速放缓、中国GDP总量与美国GDP总量差距增大（2023年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总量的65%，低于2021年的70%）、中国人视为“投资蓄水池”的房地产价值大幅缩水、失业问题严重、中国人对经济的信心降至1990年代以来最低之时，当”证监会发布”、”上交所发布”、”证券时报”、”中国证券网”等微博账号下用户被禁止留言或留言不予显示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2月2日发表了一篇有关保护长颈鹿的科技文章留言区“成了A股股民的哭墙”，那张从低到高排列的长颈鹿图片被中国股民理解成美国股市节节上升的隐喻，各种抱怨如潮水般淹没评论区——是谓“长颈鹿事件”。 二、政府登场救市 动作大小快慢不同 观察中国经济有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因为不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而屡遭西方不同对待（中国称之为“歧视”），直到如今WTO之内，美国及欧盟不少国家还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另一方面，每逢股市、房市、债市有难，无论中国的P民还是外国投资者，都如同“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望中国政府出手救市。仔细比较2015与2024，会发现相隔十年，政府出动国家队出场救市方式有别。 2015年那次，是中共掌门人习近平御驾亲征，钦点的“救市三军”阵容壮观。我当时曾就救市之举在几个月内写过数篇文章，《7月A股救市：权力与市场的对决》、《2015年金融反腐（1）：救市三军尽入狱》等。据当时报道，救市三军的“政府方阵”就有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2018年后改成“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机构）、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当时被称为“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所有大型国企几乎都衔命入场救市，救市资金比2024年这一轮雄厚许多。最重要的是：当时谁坐镇指挥、哪些大型基金与国企进场救市，都公开报道，为的是提振市场信心。 2024年这次情况稍有不同，股市低迷已久，持续了三年（有人说是五年，将中间一段短线上扬忽略不计），但中央政府基本不出手救市，对所有救市呼声置之不理。直到2月2日 “长颈鹿事件”发生，中国股民将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当作“A股哭墙”之后，2月6日才传出习近平将听取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此消息一出，外界都认为政府将出手救市，股市出现轻微上扬迹象。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官方声明和媒体报道中对“国家队”的出场远比2015年低调。2月6日，有“国家队核心成员”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entral Huijin Investment）发布增持公告，称充分认可当前A股市场配置价值，已于近日扩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增持范围，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证监会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将继续协调引导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机构、年金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更大力度入市，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加大回购增持力度，为A股市场引入更多增量资金，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行——到底哪些国家队入场救市、救市资金总额多少，都只能猜想，未见官方具体报道。 三、2015股灾事后被解释为“金融政变”，2024股灾尚未政治定性 2015年那场股灾，除了蒸发庞大的市值之外，还倒下了数百名金融证券界精英。当股市没达到最高领导预期的1万点时，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中国”罪名横空出世。9月16日， “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与他同时倒下的还有另一位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等多名证监会官员，此事成为中国政府从砸钱救市走向“整肃内鬼”的关键转折点。10月份，中央巡视组对31家单位中共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之后，监狱大门就对一行三会、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一众高中阶官员开启。 2015年发生的股灾，当时外界盛传这是中共江系人马发动的一场金融政变。因为当时，外资并无大规模进出中国的渠道，问题出在内部。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当时连续发文称，股灾是内部的贪腐利益集团趁总理李克强外访期间，试图发动一场惊天的金融政变以此搞垮国家经济。既然是金融政变，自然要狠狠打击，这一轮证券金融界反腐涉案人员之多，是中国股市重建25年以来未见。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重点是打击三种人： 第一类是“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资本”的监管者。曾掌控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13年之久，一度被业内戏称“发审皇帝”的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就是典型。第二类是“把公共资本变成权贵资本的投资者”，这方面的坏典型是私募基金泽熙投资CEO徐翔，徐家那40亿个人资产尽皆追缴抄没入库。第三类是“将中国资本变成外国资本的恶意做空中国的券商”。号称中国“证券一哥”、并以成为“中国版高盛”自励的中信证券首当其冲。从8月至11月，被钦点为“救市御席首座”的中信证券，其执委会近一半人进入天牢，罪名不一，“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都是轻的，“联合境外机构恶意做空”，利用“救市计划”非法牟利，才是致命之罪。除了中纪委抓捕的这些业界精英之外，中国公安部因“散布谣言”查处197人，各色股评家有不少被抓，但最著名的是《财经》记者王晓璐。王曾撰写并发表了证券监管部门研究撤退救市的维稳资金方案的报道，此文发表当天，众股指齐齐跳水。王被逮捕，后来被迫在中央电视台上认罪，说自己写的关于股市的一篇文章“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 与2015年股灾不同，在2024年股灾发生后，至今未见习近平“御驾亲征”，参与“救市”的国家队阵容也不象2015年那样庞大并座次分明，外资在A股的活跃度也相对低。有2015年前车之鉴在，中国券商也不敢以身试法趁机火中取栗。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去职务，其情况与2016年前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被免职的情况类似。此时此刻，中国政府正加大力度遏制股市下滑，如果收效显著，大概不会重演2015年“救市三军尽入狱”的故事。只是对北京当局来说，头大的事在后头，因为股市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拯救股市最终还得依赖中国经济回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中俄关系的最新消息是，就在本文截稿的一天之前，中共新华社发布了题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的通稿，说是 “2月8日下午，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两国元首互致新春问候。” 中共新华社的通稿中说：“习近平指出，在岁末年初互致问候，总结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共同展望未来，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良好传统。” 但事实上，中俄之间，准确地说是习、普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良好传统”，只是每年的12月31日都会有一次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的“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众所周知，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战争开始以后，俄中关系就比中俄关系更好。但普京与习近平之间在依“惯例”互致过了公历的“新年快乐”之后，又特别赶在中国农历的春节除夕与习近平“互致新春问候”，似乎还是头一回。以往，与中国领导人互至春节贺信或者贺电的，似乎只有越南领导人，比如去年1月14日，新华社报道说“在中越两国人民共同的传统节日——癸卯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互致新春贺信“。本月3日，新华社又报道了”在中越两国人民共庆的甲辰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互致新春贺信“。 但是，虽然是中国与越南国两国人民的“共庆“节日，习近平年年也都是以“贺信”敷衍，和今年与俄国总统普京“亲自通话”的重要程度远不是一个数量级。 也是众所周知，无论是习近平与美国元首之间的偶然通话，还是中国外交或者军事方面负责人与美方的电话勾通，中方的报道中从来都是强调己方是“应约”与对方通话。言下之意是给美方一个面子。 但是在与俄方交流的中国官方报道中，却从来不会出现“应约”的字样，让不明就里的外部人士搞不明白对话的两者之间是谁主动，谁被动。 当然，笔者相信这最新一次的中俄两国元首电话交流，应该是俄国的普帝主动在先，因为毕竟是祝贺中国人的农历新年。 当然，也不排队中国外交部、驻俄使馆先行提醒克里姆林宫中国春节将至，而且新的中国农历一年是中国龙年，“龙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智慧和力量”，故请普京大帝拨冗亲自致电习近平祝他“龙年快乐”，也是配合习近平要赶在中国农历年“晒朋友圈”，和进一步对外彰显俄中关系越来越铁的需要。 笔者注意到，在中共新华社的通稿和外交部网站上相关消息内容中，对习近平借与普京“互致新春问候”之机总结出的两国过去一年的外交成就内容，都不过是泛泛而谈，空洞无物。特别是对两国的贸易往来，只点了一句双方提前完成年度贸易额目标”。 而克林姆林宫的新闻稿对此则介绍得非常具体。说是“（普京和习近平）双方满意地强调，双边贸易额比两国首脑设定的目标提前一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创纪录的2277亿美元”。 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习近平与普京原来共同制定的双边贸易额是要在2024年底才达到2000亿美元“大关”的，但却是在2023年底就实际达到了2277亿美元。这从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力度上比，比北朝鲜援俄的几百万发哑弹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的过期炮弹，应该是强过千百倍。 在中方的公开报道中，引述了普京表示：“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在引述习近平的通话内容中，则没有如此表述。但是，克林姆林宫的新闻稿中则是强调“两国元首对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段时间的发展情况做出总结”时，“双方再次指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可见，无论是习近平和普京之间，还是前不久中共新防长董军与俄国防长绍伊古之间在电话或者视频对话中都说了什么，中共当局在对外宣传上还是“留有余地”，在与俄国的合作方面，仍还在奉行“多做少说”，甚至是“只做不说”的策略。 这也不能不令我们想起前不久中国新防长董军与俄防长绍伊古的视频通话内容，俄方对外报道的董军的对话内容，特别是关于中国事实上支持俄侵乌的表态内容，都是在中国新华社和中国国防部网站上完全回避的。 上月31日，中共新任国防部长董军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视频通话。外媒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这是他上个月被任命为中国新任防长后的首次公开涉外活动”。而中国内地网络上军事评论文章的表述则最为浅显、直白：“新国防部长董军，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俄罗斯”。 确实，董军这次与绍伊古的视频通话，董军是主动方。而董军为什么如此主动，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稿中解释得很清楚，那就董军首先就要通过视频方式“当面”向绍伊古表达感激之情。董军的原话是：“我最近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您是最早向我发来贺电的人之一，这反映了发展两国和两军关系的良好愿望。在此，我谨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这次会议和谈判是我第一次参加外事工作活动……” 不过，除了秉持对俄亲密合作方面“多做少说”甚至是“只做不说”的原则，同时也还因为新任防长董军暂时还只是一个部长级官员的原因，中共官媒对这则新闻的报道即短小又低调。人民日报只把它登在第三版的一个很不起眼，一不小心就可能漏读的位置。其全文是：董军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俄两军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坚定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提升战略互信，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绍伊古说，俄方愿同中方创新两军合作领域和方式，推动两国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 而中共国防部网站刊登的消息中，比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中的“董军说”内容一致，但“绍伊古说”稍显详细，内容是：“绍伊古说，在两国元首的定向领航下，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以今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新起点，创新两军合作领域和方式，推动两国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 另外，中共国防部的这则消息还比官媒多了一句“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而恰恰就是“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防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一句，省略掉了最关键的，董军对俄方侵乌的鼎力支持。 据俄罗斯国防部发表的新闻稿介绍，绍伊古在视频通话中说：“去年，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了两次面对面会晤。我们的目标是无条件执行已达成的所有协议，这些协议构成了国家发展和安全领域的长期目标。协调我们的努力对国际局势具有稳定作用，并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可能性”。 对这段内容，中国内地的军网文章中也有披露，一篇标题为《绍伊古：无条件执行中俄之间已达成的所有协议》的中国内地军事评论员的文章中说：在与中国防长的视频交流中，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强调了俄罗斯对落实与中国间达成的所有协议的坚定决心。他明确表示，俄方将无条件执行两国之间的全部协议，并致力于实现在国家发展和安全领域的长期合作目标。 自从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俄国防长绍伊古的外号“胶合板元帅”便不胫而走。之所以被俄国的自己人给了这么一个外号，是因为这位俄防长本是建筑学历的建筑工程师出身，而且在突然当了国防部长之前就从来没有正式入伍过，只是在当地方党委书记时被登记过“预备役”。当然他的最高学历还是前苏共中央党校。 正因为其当国防部长纯属“外行领导内行”，再加上侵乌战争开始后吹下的牛皮，夸下的海口一再被俄军的败绩啪啪打脸，所以即使是在中国内地的俄孝、俄粉中间，绍伊古也是非常不被待见，中国内地公开网站上从未乏挖苦、讽刺他的文章，而且也从未被官方禁止。比如2022年8月30日的《网易首页》上的一篇文章《“胶合板元帅”下台！绍伊古这次真被撤职了，俄官媒做实爆料》。欲知详细内容的读者和听众请自行上网查看。 当然，最终的消息是绍伊古并被没有普京抛弃，但董军作为中国新任防长对绍伊古这个中国内地的众多俄孝眼中的败军之将的谄媚之言，甚至是令那些至今还在视普京大帝为“俄滴个神”的俄粉们都产生了“吞苍蝇”的感觉。董军在视频通话中当面表示：“您为促进和发展中俄两军联合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俄罗斯武装力量中享有崇高权威。我钦佩您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的勇气”。董军在会谈中说，本次会晤“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军的深厚友谊和深化战略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当然，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稿中披露出来的中共官媒和中共国防部相关消息中均都刻意回避，而且在外部记者追问时却又装傻充楞的最关键内容，还是董军“当面”对绍伊古就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的信誓旦旦。俄罗斯国防部新闻稿中记录的董军的原话是：“尽管美国和欧洲不断向中方施压，但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支持你们。即使中国和欧盟的防务合作受到冲击，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改变或放弃既定政策。他们不应该也不会干涉俄中之间的正常合作”。 这段内容，令人不能不联想起2022年9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访俄时就俄乌战争的挺俄表态。当时，虽然中共官方正式的、公开的对外表态中都对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持“中立”立场。但栗战书却趁会晤俄罗斯国家杜马（Duma，国会）领袖的机会先感谢俄方“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方的坚定支持”，感谢俄国杜马领袖谴责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然后就是一番在对俄国侵乌举措的“充分理解”。当时俄方电视台栗战书表态被曝光的这段画面，标注著俄文“杜马”的字样。根据画面，他在会晤俄国国家杜马主席沃洛丁（Vyacheslav Volodin）等国会领袖时说，“在涉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和一些重大关键问题上，中方对俄罗斯也是表示理解和充分的支持”。栗战书表示，“就像现在的乌克兰问题，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 当时的栗战书进一步表达了对俄国侵乌之“正义性”的充分理解，说是“我认为，可以说是俄罗斯被逼到了墙角，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而采取的一次反击”。 当时栗战书这番谈话，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事实上的挺俄，特别是中方“从不同方面给予策应”的“策应”二字，不打自招。等于是承认了习近平当局对俄罗斯侵乌还不仅仅是“道义”上的充分理解，更有实质上的暗中支持。 记得当时的栗战书的如此“表态”还被有些外界媒体以“闯祸”形容之。但笔者更相信栗战书的这类与俄方的“私下交流”内容首先是并未出习近平之“格”，其次是被俄方如实对外报道也是预料之中。如此所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在私下里安慰俄方，给俄方吃定心丸的同时，又对外就中国俄国侵乌的态度问题上“打哑谜”，要的就是一个模棱两可！ 与之同理，如今的董军与绍伊古的视频对话内容，特别是对俄侵乌的支持性表态内容，并非如外界一些评论人士所认为的“犯了和乐玉成一样的错误”。恰恰相反，董军正是在努力贯彻执行着当前中共习氏外交中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是一套，说是另一套；对俄是一套，对美（欧）是另一套的全方位流氓策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这三年以来，两个相关连的政治──经济命题风靡国际社会，一个是中国要与世界脱钩，另一个则是全球化要去中国化。基于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要有一点动作就容易引起过份解读，比如最近中国调整了一下外交姿态，宣称要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就有美媒评说“中国否认了风靡一时的战狼外交，收起了自力更生的口号，也不再提改写现有国际秩序规则的口号，而是公开承认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了”，然后预设“中共想要改弦更张了”。其实，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与欧盟各国政府，与中国的矛盾均产生于“谁来主导国际秩序”（这一矛盾是近年来中国提出中国要成为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而非执行者），而不是中国是否应该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 本文分析中国为什么不可能自外于全球化。 北京从来没否定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否定自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十馀年前的定义是“中国是全球化中唯一的净得利大国”），说远了没必要，从川普对华贸易战开始那一年就足够了。以下按年代排： 1、《中国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求是》（中共中央最高级别党刊），2019年8月14日。 2、《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2023年6月20日，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在瑞士stars基金会举办的中欧关系对话会上的讲话。 3、习近平在APEC旧金山峰会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23年11月6日）：“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我们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现行国际秩序就是指现在的全球化格局。长达五年的时间内一以贯之的表态，说明中国根本不想自外于全球化，当然也不想全球化“去中国化”。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中为中国谋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始终没变，变化的只是不同时期的手段与身段。 中国经济对外的双重依赖离不开全球化 先说中国资源的对外高度依赖。《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22-2023）》显示，2022年原油对外依存度降至71.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降至40.2%。这么高的依存度，还是中国实施了“要将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一政策导向、努力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的结果。中国国企当中最牛皮的是“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其底气就缘于能源安全网依靠这三家国企经营构筑。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天然气，中国认为改善了能源供应结构，西方则认为中国成了最大的得利者。 外贸顺差保证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从国际收支看，2023年末，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2万亿美元。这是在中国出口同比下降4.6%，进口下降5.5%的情况下，实现贸易顺差8,232.2亿美元。据海关资料显示，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第三大交易伙伴美国（约2770亿美元），第二大交易伙伴欧盟（约1810亿美元），东盟为中国第一大交易伙伴，顺差约1100亿美元上下。 中国为出口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绿能产业 有个现象必须注意，那就是2023年中国出口产品当中，所谓“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等出口表现突出。这“新三样”，就是国际社会列为绿能产品（中国称之为清洁能源）且大力推广的。 先看中国官方概述：2023年，清洁能源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创纪录的1.6万亿美元（同年中国GDP总量为17.89万亿美元），带动了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堪居首功，其中“新三样”——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占主导地位。中国国内评说，如果没有清洁能源的贡献，中国的GDP将减少两个点，无法达到政府设定的5%的目标。不过，中国现在知道这一情况不可能长久，如同疫情期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主要依赖防疫产品、在家办公的各种产品一样，只是时势带来的短暂需求，已经面临瓶颈状态。 追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史，与西方国家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的环何国策几乎同步。早在本世纪初，西方宣导绿能，而且通过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组织持续发力，定出取代传统石化能源的时间表。中国智库从中看到商机并建言政府要有国际产业先导意识，终于在政府产业政策扶植下，20多年间将太阳能、风能设备做成了全球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老大。自2013年中国首次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光伏应用市场以来，中国光伏产业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势头。国际能源署（IEA）的资料显示，2023年全球太阳能生产支出（约3800亿美元）将有史以来首次超过石油生产支出（约3700亿美元）。而其中，中国生产了全球80%的太阳能电池板、85%的太阳能电池和97%的太阳能矽片。 俄乌战争之后中国绿能产业遭遇欧盟的“洗绿” 这一过程中当然也经过几番蹉跌，例如在2011年、2018年以及2023年，光伏行业均出现了底部行情，每逢行业周期底部，都有“元件价格战”、“产能过剩”、“海外贸易政策不明朗”、“行业融资收紧”等标签。目前中国正在经历2023年这波底部行情。 这波底部行情是如何形成的？这就应了那句老话：计画赶不上变化。2022年2月底俄乌战争开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最显著的后果是改变了世界能源的供求格局。将绿色能源作为发展方向的德国一直奉行“能源上依靠俄罗斯，市场上依靠中国”，这几年大受损伤。面对企业破产与大规模失业，德国不得不开始“洗绿”，将原来列为非清洁能源的煤、木材、核电重新列为清洁能源，欧洲各国当然跟进，对绿能设备的需求正在减少。欧洲是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欧洲绿色能源计画调整，直接导致中国光伏产品滞销，早在去年9月，中国贸易救济资讯网就登载了一篇《2023年上半年我国光伏行业对外贸易形势分析》，称“欧洲仍为中国最大的光伏元件出口市场，但是2023年上半年，对欧盟出口130.8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27%，现货库存积压较为严重”。 基于以上因素，市场研究机构GTM Research在最新研究报告表示，产能过剩与价格低廉将导致现存的180家元件制造商倒闭或被收购。而在全球前9位元领先太阳能元件制造商名单中，中国企业仍将占据其中的7把交椅。目前中国光伏元件产能已超过世界实际需求的两倍，随著世界经济衰退，中国出口必将受到影响，“新三样”很难在2024年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中国根本不可能自外于全球化去“自力更生”。中国经济这种资源与市场对外双重依赖的禀赋，离不开全球化以来形成的巨大国际市场；一旦离开国际市场，近两年经历了“去工业化”这一痛苦过程的德国就是前车之鉴。中国与美欧各国的摩擦，缘于美欧对中国积累多年的各种不满引发的调整需求。这种调整对一向得利的中国来说意味著利益回吐，当然不会很轻易让步。最终的结果是当事各国在摩擦中不断调整适应并重新定位，重新定位的关键一看实力，二看时势。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前两日才病恹恹的球王梅西，昨天在东京风骚落场，盘扭射踢足30分钟，一副生龙活虎的模样，激到杨润雄、霍启刚之流生虾咁跳。特区政府随即表示，香港市民都有不少疑问，希望主办方及球队能向市民作合理解释。 先讲清楚，香港政府不代表我。梅西在香港“躺平”，拒绝与李家超等港共官员握手合照，我早有合理解释，只是想观察迈阿密国际在东京的表现，才在这里写出来。也要声明，本人不是梅西或C朗的粉丝，我根本不睇波，以下所说，只是根据公开资料，作一些合理推断。 梅西回避港共官员，很多香港人觉得是出于鄙视，这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但我认为更重要的理由（跟“鄙视”没有矛盾），是梅西知道一旦跟港共官员同框，势必得罪沙特阿拉伯王子，所以他才有多远躲多远，合照有多后站多后——这纯然是商业考虑，根本不涉政治立场或道德勇气。 不错，梅西的确寄过一张亲笔签名照给刘晓波，但光凭这件事就推测梅西是个“民主人权斗士”，就未免太草率了。梅西为刘晓波打气，也许是真心的，但他一而再收取独裁者的钱为他们洗白，也是铁一般的事实。 众所周知，近年沙特阿拉伯积极拉拢国际顶级球星，意图借体育美化形象。去年沙特球会 Al-Hilal 更不惜开出4亿欧元天价年薪，希望罗致行将离开巴黎圣日耳曼的梅西，但美梅西却不为所动，选择了美职联的迈阿密国际。球迷固然盼望梅西是“富贵不能淫”，可惜现实却没有这么理想。 梅西选择迈阿密国际，一来有家庭因素（梅西老婆据闻比较喜欢在迈阿密生活），二来也有商业考虑。熟悉梅西的人该知道，只要你付的钱够多，不管是啤酒抑或加密货币，他都很乐意代言；迁往迈阿密后，梅西便计划与Adidas和苹果等品牌合作，商机无限，赚到的钱不见得就少于转会到 Al-Hilal。 尽管梅西拒绝加盟沙特球会，但他非但未与沙特割席，反而从2022年起，不惜玷污个人名声，为该国担任旅游大使。据《纽约时报》报道，梅西为沙特宣传三年，收费约2500万美元，“工作”是得闲就举家到沙特旅行（全程包食包住，一个仙都唔使出），在当地景点打打卡，IG出几个posts，简直是绝世笋工。（注1） 但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什么国家呢？它的人权纪录一向劣迹斑斑：对也门的战争，沙特杀害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2018年，沙特记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兼异见人士Jamal Khashoggi疑遭沙特特工暗杀，更惨遭分尸，但政府不认帐；沙特政权也以残酷压迫妇女、少数族裔、社运人士和异见者而臭名昭彰。 2021年，在沙特正拉拢梅西出任旅游大使期间，一群沙特良心犯的家属曾联署给梅西写公开信，称梅西是“激励着数以百万人的模范（an inspiration to millions）”，一言一行皆举足轻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公开信又告诉梅西，沙特的良心犯一直大规模遭受虐待、性侵，及长年累月被单独囚禁，恳求他勿被沙特政权利用，成为洗白暴政的工具（注2）。 这封信陈词激昂，字字有血有泪，可惜改变不了梅西的决定。他担任沙特的旅游大使后，各地人权组织及沙特良心犯家属纷纷谴责，有人形容梅西助纣为虐，为独裁者充当遮羞布，掩盖了政权对人民的压迫、暴虐和杀戮。（注3）这样的事其实不只发生一次。 2015年7月，梅西到访中非国家加彭（Gabon），与总统Ali Bongo见面，一起出席新体育馆的奠基仪式。加彭的人权状况，也不比沙特好多少，镇压异见人士是例牌菜，国内还有人杀害儿童作为献祭，而政府竟懒得调查。 当时，人权基金会主席马上批评梅西，说：“尽管梅西声称支持儿童权益，更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促进青少年教育，但他却支持一个贪腐窃国，并拒绝调查国内儿童人祭谋杀案的加彭政权。”有传梅西此行收了240万欧元作酬劳，但加彭官方矢口否认。（注4） 不管梅西有没有收加彭的钱，或收多少钱，以上例子已清晰说明：即使梅西平日乐善好施，对儿童份外友善，但面对各国的仆街独裁者，他并无“耻与为伍”的道德洁癖。有良心的梅西支持者，看到这里或许有点失望，但抱歉，这是事实。 梅西为沙特做代言人、到加彭出席奠基仪式，说穿了，都是为有关国家的“sportswashing”效力。所谓sportswashing，中译不妨叫“体育洗白”，这是“国际特赦组织”近年推广的用语，指政府和国家故意利用体育赛事、品牌来粉饰自己恶劣的人权纪录和名声。 梅西去一个国际声誉好的地方，如东京，当地不需要他做“洗白”，自然轻松得多，想踢波就踢波。然而入境一些名声不佳的独裁国家，而该地政权又没有付足够的钱，梅西就要步步为营，以免一时不慎“送大礼”给对方，开罪其他付了天价的客户。 Sportswashing是有价的，以梅西来说，肯定是天价。 现在香港主办方Tatler付了多少钱呢？昨天传出，迈阿密国际全team人的戏金是5000万港元，即640万美金（比去年迈伽体育出手更低）。但你要梅西做sportswashing，沙特王子每年就得付他800多万美金，这个价钱还不包括跟奴才握手。 更贻笑大方的是，据《香港01》报道，港府曾开出一份百多万港元报酬的合约，叫梅西2月5日在维多利亚港“游船河”一圈，向国际宣传香港，结果被马上拒绝。（注5）各位看到这里，应该明白梅西为什么“玩嘢”吧？ 百万港元，大约13万美元。若《香港01》不是报道假新闻，这些港共官员就是白痴——沙特王子花2500万美元才请得动的球王，你居然妄想用13万骗人做相同的事？这个寒酸的价钱，对梅西来说是天大侮辱。 可见梅西在香港西口西面，主因是有些欠缺自知之明、行事又乖离现实的菠萝鸡官员，妄想用蔗渣的价钱吃烧鹅的味道，难免佛都有火。要向广大球迷道歉的，应该是这群声大夹恶的白痴。 2014年，梅西也曾到香港参加友谊赛，当年没有“射波”，也没有黑口黑面，为什么今天却变脸呢？其实梅西没有变，只是香港变了。 商业现实是残酷的。无论是梅西一人收百万，抑或全队人收5000万，梅西和贝克汉姆都心知肚明，这不是sportswashing的价。合照，握手，微笑，做宣传，甚至落场踢波，帮你搞“盛事”，那是另一个价。如果香港还是从前文明世界的香港，梅西自然不必时时刻刻板起脸，以防被人用作宣传；如果没有一堆奴才公公刻意埋身抽水，他也不必像远离麻风病人那样，避之唯恐不及。 但今时不同往日，在球星心中，中国香港的定位已经有别于东京，变成沙特、加蓬那类世界，所以不能不跟你讲钱。莫说陪港官“游船河”说好香港故事，就连握一下手，合一次照，踢几脚波，如果梅西不收足钱，都会做烂自己个市，你叫他怎样向沙特王子交代？ 我建议香港有关当局，勿再模糊焦点，将梅西行为扭曲为“辱华”、“软对抗”，或像共媒《环球时报》所指，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故意令香港难堪”了。不，梅西以至整队迈阿密国际的做法，根本可用《教父》一句对白概括：It’s not personal, it’s strictly business.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今年春节前夕的气氛特别诡异，仿佛人民正在迎接的不是每年一度的传统春节，而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大萧条。享受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红利的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年亲眼目睹了改革开放的死亡之后，正在无奈地看着这场大萧条的降临。 中国人民的愤怒与新哭墙 这种无奈，是明知会发生却无人做好准备的期待，仿佛重演四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情形。当时，只有少数人，包括笔者在内，在周遭人们乐观不察的时刻发出了悲观的预警。而今年春节前夕，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感受到了如此喜丧一般的悲凉。 最明显的，是今年提前歇业、放假的商家和工厂超过以往，到处百业萧条，“老板跑路”几成新常态；华中迎来雪灾，连续暴雪让武汉陷入几乎与四年前相同的封城困境，两湖高速公路上无数返乡车辆被困；而节前最后一周的股市也惨不忍睹，虽然有国家队入场托市，还有管理层对空方的打压，但是人民感受到的分明是一场超过雪灾的股灾，与全球资本市场欣欣向荣形成强烈反差，以至于股民们纷纷到美使馆中文微博帖子下方诉苦，有望在四年前武汉医生李文亮生前最后微博下的“哭墙”之外再造一座新的哭墙。 上海浦东机场风波凸显的困境 如果说所有这些还不足以让人相信或者感受到一场大萧条来临的气氛，如果说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困住的电动车还不足以让年初还在鼓吹的所谓“新质生产力”泡沫破灭，如果说今年春节前各地法院如同“春决”一般的突击宣判都不足以让人感受到法治的凋零，那么，新近上海浦东机场出租车事件或许将这场危机的本质暴露无遗，无法不令人彻底丧失最后一点儿幻想。 这场持续不到一周、近乎荒诞的市政闹剧，虽然只是围绕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这样一桩貌似不起眼的地方政策，却在全国范围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对营造今年春节前的萧条气氛颇有点睛效果。原因无他，这场政策闹剧唤醒了中国人民对两年前上海封城期间类似官商勾结的痛苦记忆，提醒人民不仅上海没有走出“动态清零”，而且可能整个中国都在迅速的“上海化”：一种反市场经济的、权力主导的内循环经济模式正在成为中国模式的主流。 所谓上海化其来有自，原指上海这个曾经的世界冒险家乐园里面的各种阴谋诡计，多用来形容中国和唐人街里面充斥的阴暗气氛，几乎与“满大人”的傲慢官僚形象并列为海外看中国的刻板印象。不过，在今天，尤其在节前一句“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让人民破防之后，“上海化”的中国模式正在成为笼罩在中国经济之上的巨大阴影。 上海化=上海特色的腐败经济 因为，今天的“上海化”，既有山寨资本主义的意思，譬如华为模式的所谓狼性，肆无忌惮的盗窃知识产权和以腐败方式占领市场；也有与华为模式一致的特权庇护，主要指的是上海特色的腐败经济，从“阿毛甜品”到“小白楼”，从司法系统的集体谋杀案到“封城”期间的“保供”模式，都可以在最近这起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同时也是出租车公司特许权的事件中窥见端倪。当然，这一切很容易被去年底开播的《繁花》电视剧的美化所遮蔽，很容易让人们忽略了上海化的底色从未改变。 那或许正是《繁花》在疫情期间能够照常实景开拍的原因，上海从来就不缺宣传干将。从左联的周杨到贵为副总理的张春桥，从文革时期的“石一歌”到这十一个吹鼓手们在改开时代炮制《文化苦旅》，再到大萧条前夜“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不变的，就是其中的巧言令色、翻云覆雨、玩弄权术。 而在政治经济层面，或者说在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名义下的上海化代表的中国模式，其底色，都脱不去上海青浦出生、受莫斯科训练的、中共党内经济元老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一种以权力和暴力对经济的双重控制，一种时强时弱的统制经济。非如此，不能理解《繁花》其中上海市民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坚持和艰辛。只是，这种底色的暴露，非在特别时刻、非经伪饰穿帮不能显露。 在过去一年，新冠疫情结束后的一年，中国经历了两场重大的内外博弈：一是中美之间从贸易战以来的多领域博弈在历时一年的反复谈判后终于以旧金山峰会的形式达成缓和；二是2022年底白纸革命后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展开的无形博弈。后者尚未有结果，虽然当局自以为做出许多让步，人民却以走线、做空、歇业、躺平等等为标志选择了退出。 中国统制经济下，大萧条不可避免 因为，不同于过去十余年几个重大历史时刻人民的麻木，今天的人民已经觉醒。他们发现，纵便有着推动统一大市场的名义政策，无论管理层释放出多少貌似宽松政策信号，执政党对东西南北中的全面控制并未稍减，统制经济也就是上海化的中国模式正日益暴露其反市场经济的性质。 也就是说，从过去十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系列变化来看，即国进民退、消灭财富、自力更生、内循环等等，尤以内循环为代表，都是反市场经济的。而理论上，市场经济的对立物并非简单的计划经济，而是所谓强调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经济。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市场经济在于它作为一个系统的内部和外部的开放性。而这种系统开放性，尽管在改开政策下获得脆弱发展，但在过去十年的中国，已经遭到根本的和全面的破坏。 而且，这种破坏的彻底和肆无忌惮，如同上海封城期间的表现，或者最近的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其结果，便是直接做空了中国经济，乃至做空了中国政治，堪称中国空头政治的根源，也就是一场大萧条的不可避免。 对经历过大饥荒和改开繁荣的中国人民来说，大萧条是他们从未有过的经验，尽管他们不乏对上海化的认识。唯一庆幸的，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乐观指出的，中国面临的这场大萧条将是局部的，不至于影响到全球经济。在逻辑上，这也与鲍威尔评论所指的另一面，即中国经济并非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判断，是一致的。 这也意味着，能够帮助中国人民走出这场历史性大萧条的力量相当诡异，意味着统治者与人民的大博弈还将无限继续。而上一次大萧条的经验提醒我们，这种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危险的，不是来自市场的自我保护取得民主的胜利，就是例如面临上一次大萧条困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力量趁机发动太平洋战争。无论如何，那都将是上海化的又一次历史时刻。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三中全会在本月底召开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为什么说习近平不愿在去年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是违例但不违规。 所谓违例，是指违反了历届三中全会大都是在那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秋、冬举行的所谓“惯例”。不过这一“惯例”严格讲并不是从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即形成的，而是从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形成的。 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十一大召开的次年，即1978年底召开的。而1982年召开十二大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之后，二中全会是在次年，即1983年的十月才召开的。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则是“拖”到了1984年的十月才召开，这个会议上通过的最著名的历史文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接下来，从十三届三中全会，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是在该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一中全会召开的次年年尾举行的。也就是说，该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该届的一中全会召开之后的次年，是要在年初和年尾分别召开两次中央全会，即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 从这个角度分析，所谓的“惯例”，严格地说是在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初召开二中全会，次年晚些时候又召开三中全会。可见，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连任之后把十九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都安排在次年，即2018年的年初连接举行，就已经是打破“惯例”了。继而，每年秋或冬季都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惯例”也已经被习近平打破了。 今年一月四日，中共外宣香港01刊登《三中全会为何迟迟不开？或有大动作在筹备》文。文章说：考虑到中共十三大以来历届四中全会都是在每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两年后的下半年召开，所以如果依据惯例，二十届四中全会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如果真是这样，二十届三中全会有较大可能在（三月初的）全国“两会”前召开。因为这样既不影响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时间，又能让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通过全国“两会”付诸实施。 香港01的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一个月前。再往前的去年12月27日，该媒体也还发表了同一个作者的文章《高层释放全面改革开放信号 三中全会有望明年“两会”前召开》。 但是，自上月最后一天举行的最新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涉及三中全会的内容，一向为中共决策当局“把脉”较准的香港01就再未见新的预测文章出来。应该是也认为三中全会被赶在三月召开的“两会”之前举行的可能性渺茫了。 不过呢，笔者还是倾向于相信三中全会在今年“两会”之前就会召开的可能性挺大。首先一个理由还是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和国家军委委员都被宣布免去之后，宣布把李尚福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交给董军，必须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完成是党章规定的。中共现行党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如1999年9月的徐才厚和郭伯雄同时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2004年9月的徐才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都是在是届某中全会上履行的程序。 其次一个理由就是，正在被审查的一批现任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前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党纪处分，就算已经被党的政治局做出了处理决定，也还是必须是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追认”。 大家应该都已经关注过，去年的12月29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口气罢免了九名军方高级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对此，中国内地的财新网的本月4日追踪报道最为详实。报道中说：中国人大网刊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第一号公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显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九名军方将领，全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23年下半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海军、空军、火箭军已先后召开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这九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这九名军方将领包括三名上将、四名中将、两名少将。依次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张振中中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委员、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副部长张育林中将，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副部长饶文敏少将，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鞠新春中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空军原司令员丁来杭上将，火箭军装备部原部长吕宏少将，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上将，火箭军原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火箭军原司令员周亚宁上将。 上述九名将领中，包括二十届中央委员一人：李玉超，十九届中央委员三人：丁来杭、李传广、周亚宁，以及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两人：张振中、李玉超。而其中的李玉超还是205名二十届中央委员中首名被官方确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者。另外，他也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整肃的第二名在位、现役上将。第一名是曾担任过武警司令员的王建平上将，此人被宣布接受调查时的军职是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在这9人当中，现役中将李传广的“故事“需要多说几句。此人生于1961年，老”二炮“出身，火箭军成立时和周亚宁一同升为军种少将副司令。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时，已经升任火箭军司令员的周亚宁和还是火箭军副司令员但已经晋级中将的李传广同时被安排为中央委员。同时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火箭军里还有时任副司令员张振中和时任火箭军第63基地司令员李玉超。 四年之后，李玉超反超李传广，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被安排接替了周亚宁的火箭军司令员职务，继而顺利成为二十届中央委员。反观李传广，居然连个二十大代表都没有被安排。 请注意，如上这九个人，包括虽然已经被撤消了军内职务，但本人还是在位的二十届中央委员的李玉超，都是未被各自所在的军人代表大会给予主动辞去人大代表的机会，而是直接罢免。 记得2017年2月的全国“两会”前夜，中国内地《法制晚报》曾刊登一篇文章《18人涉违纪违法请辞全国人大代表 5人是军老虎》。说是此前不久因涉嫌违纪违法请辞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18人中，有5人是军中大老虎，其中还包括两名正大军区级将领。 文章中介绍：5人中军衔最高的就是空军原政治委员田修思和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二人，均为上将军衔。2016年9月3日，因涉嫌违纪违法，田修思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此前，田修思已被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位置上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宣布立案审查。 王喜斌则是2007至2013年间的国防大学校长。2017年2月24日，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王喜斌因涉嫌职务犯罪，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接下来的2017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宣布确认中央政治局先前做出的开除田修思中共党籍的处分。此后，便再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但据常理判断，中共无论是对它的地方还是军队高官的党内纪律处分，是要与政纪或军纪处分相匹配的。所以开除党籍的一定会同时被开除公职或者开除军籍。而田修思当年已经到了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地步，在剥夺上将军衔的同时，不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可能性最多一半。 至于王喜斌，虽被公布的是“因涉嫌职务犯罪”，本人提出辞去人大代表职务，但日后却再无后续处理的消息。从常理上判断，应该是最终保住了党籍和军籍。 在这里举出如上以前落马的那两个退役上将的例子，是想强调他们两人当时都被他们各自归属的“军人代表大会”给予了“本人（主动）提出辞去”全国人大代表的较为体面的安排，连“责令辞职”的方式都未使用。而如今的李玉超等人都是被宣布直接罢免，那么是否意味着军纪委已经掌握的他们九个人的罪行个个都是要比过去的田修思和王喜斌严重呢？ 再者，李玉超和徐忠波去年是同时被免去火箭军的军、政一把手职务的。两个人也同为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去年8月5日，笔者就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已知有哪几位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面临被”终止资格”》，文中分析了“现如今，虽然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还暂时没有被宣布在党内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但其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或者终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内部已经决定了要把撤销此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的议程安排在今年（指2023年）十月左右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出台，那么赶在8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先罢免或者说终止他们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当然，当时包括笔者在内，谁也不会预料到习近平居然决定把个三中全会翻过2023年之后再择机召开。在此前提下，笔者关于李玉超和徐忠波都会在三中全会之前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预测也只对了一半。难道说徐忠波被习近平赦免了？ 当然，对火箭军窝案的涉案人员要分期、分批，先易后难，下一步再处理徐忠治波也是一种可能。 除了徐忠波，如上在基层完成罢免程序后才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终止代表资格者，也不包括两个落马国务委员李尚福（解放军代表团）和秦刚（天津代表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政权对这两个副国级官员的审查还没有完结所以迟迟也拿不出对他们的处理意见？还是准备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宣布对他们的党纪处分之后，再宣布罢免或者说终止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 曾经在香港01网站上读到过一篇“获《联合早报》授权刊载”的文章《整肃军队窝案：腐败等同政治不忠诚 》。文章的最后一段是：“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后，一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者被提拔到党中央、国家机构和军队的关键岗位上。不过，从这一轮的军队反腐看，即便是领导人亲自提拔的官员，在腐败问题上也不会被慈悲对待，对于以反腐整风建立威望、树立核心地位的领导人来说，腐败就是政治上的不忠诚了。” 这话确有道理。而且笔者更相信正是因为李尚福和秦刚等辜负了习近平对他们的亲手栽培和一手提拔，才会令习近平对他们比对非嫡系的贪官污吏们更为痛恨，处置起来也更不留情。 2022年9月下旬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中规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处分事项：（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二）给予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开除党籍处分。 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做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前面已经介绍了，不久前才被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军头中的李玉超、丁来杭、李传广、周亚宁都是本届或者上届中央委员，张振中则是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党纪处理，都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的党纪处理一样，都是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结束时刚刚被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还是需要经过中央全会确认。 另外，根据中共官媒陆续公开披露出来的消息，包括前上海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二十大之后落马的正省部级“首虎”董云虎在内的近二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大代表，都已经先后被中央或者其归属的地方党委宣布了中止其二十大代表的资格，而这些，也都要经过中央全会的“确认”和“追认”程序的。如此说来，三中全会真可谓是时不我待，任重道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