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奥德赛》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采访掀争议
2026 年 8 月 6 日
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在完成江泽民未竟的“事业”。习近平如今无以复加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对江泽民执政时期全盘否定邓小平和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变本加厉。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两个确立”脱胎于江泽民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着重介绍和分析了诸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并“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由此 “法定”了江泽民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虽然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都还在世。 当然，围绕“核心”二字，当年的江泽民也只是为日后的习近平提供了党法的保障和实践的基础，当年的“江核心”虽然也在兼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同时也兼任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甚至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不过在他总书记的13年时间里，毕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终存在。当时的所谓“党的领导核心”或者说“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和个人独裁还不能划等号，不似如今的习近平，已经把他个人的“核心作用”疯狂到了地下的毛泽东如果有知都会感慨一句“后生可畏”的极致。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本文截稿当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仅从中共新华社通稿标题的字面看，“党中央”是谁？就是习近平自己。 前面说了，30年前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的那份所谓“划时代文献”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没有一处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还数次出现的“政治体制改革”字样。按照江泽民在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解释：笼统地讲“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把它作为一句时常出现有报纸上、理论文章中的口号，很容易误导舆论。整个八十年代里，党内自由化分子、社会上和境外敌对势力，一再利用我们党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以促进“改革”为名，与执政党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一时间，什么“法大于党”、“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冒出来了。所以在起草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时，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议，没有在文中继续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汇，而是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体内容来说明问题。 江泽民这里说的“下面的同志”，具体是指的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政治秘书，有“邓力群文胆”之称的滕文生。 如果笔者不在此专门提醒，应该会有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这份党的“划时代”的重要《决定》，应该是出自“三代帝师”王沪宁的手笔。其实不是。 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初，王沪宁才刚刚被提拔为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当年夏天确实也以学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参与讨论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草稿，但只被征求意见和建议，他本人并非文件执笔人之一。他王沪宁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半年之后才奉昭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政治组组长。其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师”。 话说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正式接替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曾庆红当有了“大内总管”的雅号，而当时的“大内御笔”还不是王沪宁而是中共理论左王邓力群在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即为江泽民举荐的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滕文生。从江泽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纪初王沪宁因为炮制了“三个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师”地位之前，江泽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赵紫阳麾下的鲍彤的角色更为吃重。 出生于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学历是一九六零年以“调干生”名义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 “文革”结束是他还只是个《红旗》杂志的小编辑。 一九八一年一月，当时还被邓小平十分器重的邓力群出面组织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名义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开始招兵买马、结党营私。而被邓力群网罗进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论师兄卢之超。 邓力群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一直兼任该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邓力群被迫退出权力核心，该研究室被赵紫阳撤消为止。 这个滕文生当年在人大受训时，不但接受的“理论教育”内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训练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师法改革派，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解放”一下，让自己的理论思维跟上现代化水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当时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内凡对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该人为什么会像阿Q怕说“疤”字一样，一听到“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字眼便会反感到生理上发生问题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论上“出名”，全凭当年追随邓力群、胡乔木积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这些左将、左棍们的眼里，当时中共开明派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具体体现。 当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后，邓力群企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 声称不但要批“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还要批“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引起赵紫阳的不安和公开批驳。于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开前夕，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干脆将邓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组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鲍彤任主任。邓力群不甘心失败，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一个“反自由化写作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干角色。 八九“六四”镇压之后，滕文生受命参加对赵紫阳、鲍彤“罪状”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热程度和拼命精神已经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于此时的滕文生为什么被江泽民看好，局内人惊奇之余，认为无非是两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泽民上台的前提是对赵紫阳的废黜，所以必须要启用赵紫阳的敌手。越是对赵紫阳恨之入骨，与其不共戴天者，对江泽民来说越发可靠。 再者，当初邓力群的“研究室”被赵紫阳下令撤消之后，滕文生在家待业一段时间后即被邓力群成功推荐给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来的正局级升任了副部长级的中顾委副秘书长，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顾委员副秘书长的身份，帮助江泽民与政治老人们进行政治联络和私人交易，令江泽民更觉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泽民当年与老人党之间的许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极少数几个知情人的可能。 客观上讲，滕氏虽然思维方式极度僵化，但其文笔之流畅，一些改革派理论家也都表示信服。对江泽民习惯的“党八股”套路，滕文生简直就是信手拈来。只要江泽民交办一份文件、讲话稿之类的东西，滕文生不但脱稿神速，而且绝对保证只将江泽民的思路“锦上添花”，又绝无画蛇添足和曲解领导意图之嫌。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标榜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出笼经过是：自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毛思想)后，连中宣部内部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还编出顺口溜：“说三道四，左右为难”。“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四”指“四项基本原则”。意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反左，现在又弄出个四项原则提倡反右，岂不是让搞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人无所适从?邓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则牵强附会地将四项原则解释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精神的发展，硬是在两者之间找出了“共性”，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第一政策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为纲之间，分析出“内在继承性”。这一“理论建树”非常对上台之初，急于大树特树“第三代领导核心”之权威的江泽民的胃口。江泽民曾经亲自指示曾庆红、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但要继承邓小平抓经济建设的思想，更要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大意)。而正是根据江泽民的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为江泽民炮制出“讲政治”的意义所在。 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以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创作内容，便是将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内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曾一再强调坚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线，并声称十三大内容一个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汉，便让前往迎驾的湖北省委领导人向江泽民等人传昭：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接下来，江泽民的政治地位虽一度岌岌可危，但终于反败为胜，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线以江泽民、李鹏双双保住权位和杨家兄弟的交出军权而告终。 当时，中共党内党外，海内海外均将对大陆政治局势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杨家兄弟倒台的问题上，却没有注意到江泽民等人已经将十三大修改过的党章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悄悄作了变动。主要执笔者便是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痒的滕文生。 回顾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为了保证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实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审判、检查机关中不再设立党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经转发一份中央组织部《关于逐步撤消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的意见》，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 日后虽然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曾经向江泽民、李鹏等人强调，十三大的路线没有错。但江泽民上台还没有两个月，便在公开发表的讲话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江泽民还特别针对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句话批驳说：“党的领导作用只提政治领导不够，还应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接下来，国务院各部门已经被撤消的党组陆续恢复，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党组更是江泽民首先要求恢复起来的。已经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职的单位，特别是实行了校长负责制的单位，一律被迫“归位”。虽然没有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但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说白了还是开始退回到“党天下”的时代。 对江泽民此举深表拥护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党章时，不但彻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关内容，而且在1982年通过的十二大党章基础上，把设立党组的范围规定的更为细致：“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设立党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中规定：“企业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这些基层党组织应以主要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支持行政负责人按规定充分行使职权，并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一段在十四大党章修改案中被改写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中间的“核心”两个字，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极左口号的理论翻板，使所谓“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只剩下讽刺意义。 而之所以还要保留这句空头许诺，使江泽民政体与毛泽东政体在文字上还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泽民还不敢让滕文生等人在“无产阶级复辟”问题上，走到令邓小平再次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当然，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和十四大党章中，邓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正式写入。但日后分析起来，江泽民在当时仍还在世的陈云等人的支持下，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向邓小平作了让步，但交换条件显然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还原”(从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问题上作了让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春节结束了，虽然有些地方还在等待最后元宵节的欢乐，但是，在一个分外冷清的长假过后，几乎没有人对新年抱着更多希望。似乎比经济大萧条来得更早，中国社会陷入了普遍的抑郁，而且这种相同的抑郁（Depression），也在政治领域从基层向北京蔓延。 政治衰败初现 例如，千年老梗的大龄青年回乡遇到的逼婚问题，在今年春节几乎绝迹，中国家庭对城市生活的艰辛第一次形成了普遍共识；更多的中年人都在忙于照料患病的老人，他们当中有的是新冠疫苗并发症的牺牲品，有的是中国社会最短板的养老护理匮乏的受害者，无论什么原因都集中在春节假期爆发，返乡探亲变成了探病；而酒桌小聚的人们，各个阶层，很少例外，都在痛陈各级吏治的败坏，无所忌惮地发出咒骂；当假日结束，前往海南的旅游者滞留在空港和海港，重温了疫情期间在海南被迫隔离的困境，也呼应了节前在两湖高速路上陷入风雪的人们。 中国人民正在承受的这些，都是三年新冠期间“动态清零”的遗产。他们面对的2024，不仅是经济大萧条的降临，还是政治衰败的开始。而这一切，早在2022年的11月底，就由那些上海乌鲁木齐路和北京亮马桥边的年轻人喊了出来。他们大概是最早感受到深深沮丧—Depression的群体。 如果说一年之前中国人民多少还抱着复苏的憧憬，那么，目睹了整整一年的内外斗争，人民几乎一致地发现管理层的无能，如同当下的时髦话语——世界的背后原来是个草台班子，尽是一些无能之辈占据高位，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也耗尽了人民最后一点希望和储蓄。于是，在后疫情时代的第二年之初，当人民开始以穷游和节俭的方式渡过春节假期，北京政治中心也与人民一起陷入了躺平。 这是一种政治衰败。弗朗西斯.福山在八年前出版的专著，他的《政治秩序根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指出了21世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民主政权所面临的政治衰败问题。其振聋发聩的程度，不仅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得到了印证，还自我实现地预言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治的衰败。或许因此之故，福山在中国再度成为红人，这本巨著出版当年（2015年）他到北京与王岐山做了一次交流。尽管当时的世界可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次交流的历史意义，当时包括他在内、以及贝淡宁（Daniel A. Bell）之类的吹鼓手们都把中国的所谓贤能民主看作既是区别于自由民主、又是可能抵御政治衰败的另类道路。 北京躺平与思想解放 然而，几乎反讽的，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武汉隔离仓里有人在卧读福山的这本著作之时，一场显见的政治衰败就已经随着“动态清零”开始了。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未走出动态清零的打击，而政治生活也陷入了停滞，原定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至今仍未召开。如果考虑到早早确定3月初即将召开的“两会”，那么在剩下不足两周的时间里，党中央的全会窗口正在关闭。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政治衰败，意味着：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进程难以逆转，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面临大萧条、人民信心丧失，中国的领导人为了防止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的历史重演，其实只是担心“三中全会”上出现超出“绝对安全”或者“绝对忠诚”的任何一点点批评，而任何一点批评都可能意味着对过去十年路线的根本否定，这恰是中国领导人刻下难以承受之轻。 问题在于，即使无限拖延三中全会，例如拖到“两会之后”或者更可能的——以躺平姿态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照常举行“两会”，照常举行政治局会议而推迟到2024年秋天预定的“四中全会”日子召开“三中全会”，那就意味着2024年的一年里所有政治生活都将陷入虚无和停滞，堪称北京躺平。这或许是继“北京折叠”之后，中国政治生活出现的最新荒诞却是非虚构的政治景观。 事实上，过去几年，从年轻人不堪生活重压和政治抑郁后纷纷选择躺平、拒绝奋斗、减少消费后，企业家们在面对“翻烧饼”式的政策折腾也选择躺平歇业、停止投资，基层官员们则疲于应付形式主义和“自我革命”式的无休止清洗，从年初以来纷纷消极怠工、放飞自我。一方面，各个党政单位、国企和学校，眼见的人人变得木讷僵化，没有领导意志绝不敢越雷池半步，犹如没有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一般，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庞大累赘，也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勃涅日列夫僵化体制的再现。 这正是春节过后湖南、深圳福建等地官员开始鼓吹“解放思想”的背景。此解放思想已经不是1980年代初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本来意义，只是针对干部官员们的僵化躺平所做的鼓动。毕竟，他们了解这些干部们私底下面目的丰富多彩。例如去年以来中国官场和国企最流行的便是“掼蛋”的纸牌游戏，几乎所有官员都成为了孙政才式的“掼蛋”迷，还有许多中层精英开始热衷换妻、SM等性游戏，各种游戏风潮之盛仿佛1970年代初社会觉醒的重现。 “新四人帮” 当然，在社会躺平、北京躺平的同时，还是有一小撮投机官员努力扮演着气氛组的角色。除了那些站出来号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员之外，北京躺平圈里赫然浮现出一个“新四人帮”的结构。那就是一张网传老照片透露出来的秘密。 那张大约摄于1990年代的合影，除其中核心人物外，其余四人当时皆名不见经传、出身和学历平平，其后政绩和才干也远远不够所谓“贤能”标准，但在今天皆列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之尊，一个党内暗藏、无人敢置喙的小团伙至此大白于天下。他们如同东汉末年“十常侍”的存在本身，将福山的政治衰败，虽然是非民主体制的政治衰败，演绎出来。 而在中共历史上，上一次“四人帮”的出现也是中国政治最为衰败的时期，即文革后期毛的力量下降，当他在苏联压力下被迫调整对外路线、对美缓和的同时，不得不让曾经被他打倒的革命战友重新出山收拾局面，也在此种情形下以江青为中心扶持了一个年轻的“四人帮”毛派小集团，后者只有吹鼓手之力，继续拖延着中美间的缓和进程，企图继续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层“新四人帮”的出现及其意义，而非表面的所谓“三人组”，占据高位，却无对等力量集团可牵制，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和政策，如同全斗焕政变成功后重用的“一心会”骨干。或者说，中共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一个私人团体把持，共和国也因此沦为类似普京领导下的西罗维基集团控制的私人国家。 “新四人帮”的无能和私欲膨胀，当然要为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信息孤岛负责，也须为中共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团派的悲惨命运、为外交内政的混乱无能、为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福祉的下降负责。不过，尚可庆幸的，他们好歹还是从儒家官僚集团当中产生出来的，而非克格勃与官僚主体的隔离，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帮”那般激进；虽然自身无能，却还能从经历了大规模、无限次清洗后的专业官僚中选择一些胜任的幸存专业官僚继续治理这个国家，例如最新任命的证监会主席。而后者的价值，以及类似专业官僚群体的存在本身，或许就是“三中全会”难产的根源。毕竟，他们不可能人人都是冯道。 无论如何，中共政治的衰败已经呈现，哀叹无力回天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还有北京躺平的诸多权贵。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对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先生关于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追随者的说法无论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认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泽民当年曾经主张或者亲自实践过的。比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发扬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刊登出《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的追随者》一文，其中有两段内容是冯客说他本人认为，“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但江泽民才是创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战略区域，也是他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也是江泽民从1989年夏天开始一直强调，和平演变是中国的巨大威胁“;” 他（习近平）是一个追随者，特别是忠实追随江泽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时候人们互相不喜欢，是因为他们很相似，像江泽民和习近平的情况。不是习近平要求党委进驻民企，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钳制西方文化，是江泽民；是江泽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泽民时期加入世贸，习近平忠实地遵从这一切。” 关于江泽民当年如何“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以及“反和平演变”等内容，将会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本文先介绍和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如今习近平的“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记得习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之后，中共官媒的学习指导文章《“两个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说“两个确立”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充分的理论依据的：“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没错，当年的江泽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觉地位稳固后，就不失时机地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正是在这部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这可是江泽民自1989年6月被邓小平推上前台之后，在中南海深宫苦苦等了五年,才终于说出口的“心里话”。 这里，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于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于是以党规的形式“法定”了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彻底结束，“法定“了江泽民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名有实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难怪当时的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征求意见稿”时就在私下里调侃说：这分明是一份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 这就涉及到了当时党内当外都好奇的问题，当时的这份《决定》中的如此关键的内容，事先到底是经过了邓大人的恩准，还是江泽民擅自行事？ 当时的北京高干子女圈中流传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邓大人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体情况还允许听取文件和工作汇报，在杨家将倒台之后接替了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联络人”角色的曾庆红通过邓办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审《决定》草稿时，邓大人看到文中提到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日益成熟”的说法，认为，“日益成熟”就是“还没有成熟”。曾庆红回去以后便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种说法是，邓大人早在四中全会之前即已经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故对四中全会《决定》草稿根本没有审阅。 第三种说法是，交邓小平“过目”的《决定》草稿同日后公布出来的内容基本一样，而邓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签上“已阅”二字，没有表示赞许也没有表示反对。 无论上述说法哪种更接近内幕实情,都必须承认当年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从“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完成权力“交接”这句话一经在官方媒体发布的中央全会《决定》中原话刊出,绝对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此话面世之前,中共党史还要被算作“邓小平时代”,而从此话面世的那天开始,中共党史则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江泽民时代”。所以,当时的邓家子女将此说成是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确是一语中的！。 回想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虽然当时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对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宣布了“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同时也宣布了“杨尚昆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的江泽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时下实际处境，不但邓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权，而且还在他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安插了杨家兄弟。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不但不敢声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且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不惜自我贬低，自降身份,声称他这个“军委主席”只有在杨家兄弟的帮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时,他还特别安排杨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间合影,并亲自下令各大报刊刊登此照,可谓“谦虚到了极点”。 但日后看来，江泽民刚刚接掌军委主席表面职务时的表现，完全是韩信式的“忍辱负重”。 我们知道，当习近平2017年推出所谓“两个确立”之后，当时的党内“二把手”李克强虽然没有可能表达“不同看法”，但至少没有主动出面替习近平背书。而当年的江泽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鹏则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鹏亲自出面，对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最关键”一处内容进行强调解释，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翻译成人话：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已经顺利完成”。 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具体召开时间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闭会当天即依惯例发布“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该“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该全会结束后，其《决定》的全文却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 笔者在当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对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历次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是仅隔一天，该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江泽民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 那么，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内容之所以在闭会之后又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后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的某一或某几个关键之处,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于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引起舆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而事实上无论是在当年十四届四中全会筹备期间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和该会召开期间的《决定》讨论过程中，前后都有部分参与起草者和起草过程中的被征求意见者及会议上的参与讨论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谓的“保留个人意见“，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不过呢，无论当时党内外反映有多强烈,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内容在讨论过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会开过一个星期后,江泽民终于力排众议,要求新华社对外播发的四中全会《决定》内容中,将曾庆红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注明一句，这里说的“党内外“三个字中的”外“，并非指中国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国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词典中的”党外“，即所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决定”的做出，都会在文件生成阶段有一个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的程式。 记得当年笔者撰写《江泽民的幕僚》一书过程中，曾有“圈内人士”告诉文笔者说：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等官方纸媒体全文登载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当天,聚集在曾庆红周围的一批“政治哥儿们”奔走相告,声称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邓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 就在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被正式登报的三天后,中共《光明日报》便刊登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泽民的“学习体会”文章,，把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总结成为“六个意识的强化”,其一“强化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其二是“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文章还肉麻地吹捧说：只有“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依赖。……实践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对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比之下，日后看来，，无论是王沪宁还是李书磊，无论是蔡奇还是李鸿忠等习近平的吹鼓手们，都不是原创，其对习近平的吹捧内容全都有对当年刘泽民“大树特树江泽民的绝对权威”的抄袭之嫌。 这个刘泽民也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当年被提拔为山西省副省长时,就有不服气者讽刺说他“一定是沾了‘泽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辉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期间,刘泽民以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出席。会议结束当天,便将他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报》。据说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当面挖苦他说:四中全会《决定》的全文我们这些编辑们都还没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会议公报》的内容，可是“公报”中对《决定》内容的概述没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党的“机密”吗？ 结果,《决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刘泽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 事后有消息说,曾庆红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在小范围内打过招呼,声称四中全会《决定》内容是中央今后考察干部的“试金石”，并授意自己的亲信分头联络一批省、部级负责人,示意他们在四中全会之后,要在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权威”问题上,带头表态。而刘泽民想必是当时被联络到的地方负责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报》编辑讽刺说：过去见到这种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个时候毛泽东刚死,好多省级领导都写来这种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现在小平同志还在世，就有地方领导急着向江泽民表忠心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外事办主任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表演讲，依循近期中共对外所展现基调，刻意摆出和平使者模样以掩饰战狼本色，却被不少舆论看穿只是演一场欺世盗名的“和战两手策略”大秀。 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于2月16日至2月18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2月17日王毅演说时收敛“战狼外交”作风，声称中国与欧洲“是伙伴而非对手”，愿在诸多国际议题上“成为稳定力量”。显然试图拉拢欧洲。 实为“笑里藏刀”的“微笑外交” 《日经亚洲》2月18日报导，王毅声称中国愿做“推动大国合作、应对热点问题、加强全球治理，以及促进全球增长”的稳定力量，并为饱受质疑的中俄关系辩护，宣称双方发展基础在“不结盟、不对抗与不针对第三方”、“堪为新型大国关系典范”。 根据《美国之音》2月19日指出，柏林《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认为，王毅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宣称中国始终为和平而努力，然而要注意王毅所述“主要只是漂亮的言辞”。 《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则认为，王毅“比去年更加咄咄逼人”，其所发表对世界冲突的看法“令人惊讶”。去年王毅提出俄乌战争和平倡议，迄今为止却无任何成果，几乎被世人淡忘；今年，王毅阐述中方对全球各种冲突的看法，留下很多空泛内容，有时“近乎撒谎”。 《法兰克福评论报》强调，在台湾议题上，王毅未能反驳西方民主国家的担忧，还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关于中国侵犯新疆维族人权问题，王毅也表示包括强迫劳动和压迫都是错误讯息；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王毅坚称北京努力不懈地寻找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法，但未称之为“战争”也未谴责俄罗斯。 《德国电视一台》（Das Erste）指出，中国自称是“和平力量”，但真相是“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虽然去年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宣布关于俄乌冲突的立场文件，如同“和平计画”，但是后来并无具体步骤，不了了之。反而习近平却多次重申与普京的密切关系。 在欧洲高度关注的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威胁上，中共态度显然过度轻率且引人质疑。德国暨欧洲最大研究中国之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政策与欧洲事务部主任瓦瑟莉尔（Abigael Vasselier）指出，其实慕尼黑安全会议能提供中国对欧美民主国家传递校准后重要讯息之机会，然而中方并未正视，也不尊重乌克兰议题，对于欧洲要求不得对俄罗斯提供经援与军援几乎不理，与乌克兰在会议中的对话也很肤浅，犹如虚晃一招，比方承诺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Dmytro Kuleba）不会向俄罗斯出售“致命武器”。然而北京早已被控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北京一贯否认。 近日俄国最著名异议领袖纳瓦尼（Alexey Navalny）在北极狱中猝逝，欧美为此强烈抨击俄国总统普京，中国当局沉默一日后却称此事为“俄国内政”拒绝评论。中国对俄罗斯的偏袒不言可喻。 中共“和战两手策略”统战国际 此外，中共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对美国盟友加拿大也放低姿态。由于加拿大当局加强警惕中共赤化渗透与干预政治，近年加中关系更为紧张。王毅2月17日还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对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莉（Melanie Joly）“示好”表示，中加两国“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敌人”。 王毅除了表示“中加经济高度互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不是对手更不是敌人，应该是合作伙伴。”还敦促加拿大当局“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停止散布所谓‘中国干涉加内政’虚假资讯。” 然而，2023年以《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为主的加拿大媒体援引情报和机密文件报导，中国暗中干扰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两次大选。加拿大当局也曾经指控中国试图影响前述两届大选，渥太华于2023年5月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主因涉嫌恐吓一名批评北京的加拿大议员与家人，当时乔莉强调“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内政。” 此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于2月1日公布报告指称，中国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外国影响力行动者，针对目标包括加拿大各个层级政府和社会领域。 这份最初撰于2021年夏天的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的头号外国影响力行动实施者，针对各个层级的政府（包括省级和市级），以及加拿大社会的多方面向，包括易受攻击的中国海外组织、民主活动人士、媒体机构、异议人士、社会菁英、民选官员和学术界。”并强调，中共刻意透过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实现中国政府利益，未来这种影响力行动只会持续增多，中共主要透过中共中央统战部进行这些活动，其方式往往不透明，暗中进行，具有迷惑性和威胁性。 相对之下，观诸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会谈，布林肯重申维护台海与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强调美国将维护自身与盟友及伙伴之利益与价值观。王毅除依惯例警告华府在台湾议题不可轻率，还说与美方会谈“坦率而富有建设性”，显得照本宣科了无新意。 经验老道的王毅，这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仿佛脖子上挂著“微笑外交”的牌子游走会场。中共不断对台湾进行赤化统战的“和战两手策略”早已是阳谋，值得关注的是，中共更将这套伎俩运用到国际外交场域，多年来公然持续加强，民主自由国家在被王毅一再强灌迷汤之馀千万别健忘，莫忘不久前中共如何大肆以战狼外交糟蹋国际关系，以及现在仍然持续进行中的大规模赤化渗透。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股市进入2024年以来一路跌跌不休。沪指陆续跌破3000和2800点关口，到2月2日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一度低见2666点。虽收盘时回到2700点以上，但2月5日周一开盘就再次大跌，一个半小时内从2720点跌至2643点，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深圳、北京股市同样低迷；沪深京三市共计5356只股票，2月5日有 4926只下跌。在A股持续下挫的同时，创业板综指上个月内跌幅20%，看齐2008年金融危机时沪指的单月跌幅。 由于中国当局严控舆论，广大股民亏了钱却无处诉苦，居然找上了美国驻华使馆上周五在微博上发布的一张长颈鹿图片，蜂拥跟帖数万条，无关长颈鹿，只诉股市苦。美国使馆微博于是被中国当局“维稳”，中国股民转而涌入印度驻华使馆微博留言，急呼“印度老哥，救救中国股市”。2月7日，中国政府出手救市，总算拉抬股市创下多年来最佳单日表现。同一天，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换上了吴清。 这已经是中国股市走低的第四个年头了。政府出手救市也好，证监会主席换马也好，恐怕都无法扭转股市还将继续下跌的趋势。那么，中国股市的痼疾究竟何在？ 谎言、诈骗与信息自由 从受灾股民的留言看，不少人认为原因在于谎言。谁的谎言呢？有的批评指向一些单个企业，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可信。面对一向很被看好的科技股出现大面积暴跌，有金融学家提出“要反思在过去两年内是不是让一些其实不具备发行条件、但披着高科技、硬核科技的外衣的企业上市去融资”。易会满在下台前两天也曾召开会议强调要“依法严厉打击操纵市场、恶意做空、内幕交易、欺诈发行等重大违法行为”。看来中国股市中确实存在严重的欺诈问题，以致股民把A股比作缅甸北部的诈骗集团，称A股为“缅A”。 更为重大和宏观的谎言与诈骗同样存在。就在上周五中国股市大跌的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驻柏林记者刘仲华发回的报道，借“德国的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之口，肉麻赞扬中共的施政成就，题目就是“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看来中国股市不在中国的“整个国家”范围之内，要不然就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记者的汉语有问题，认为哀鸿遍野也是“乐观向上”的一种“洋溢”？就在股灾的余烬中，习近平2月8日还能在春节团拜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经济在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执政党和政府的谎言其实是系统性、体系化的，不单单在于几个亢奋的形容词。1月24日，河南省政府发布消息说，2023年河南全省经济生产总值（GDP）达到59132亿人民币，比2022年增长4.1%。可是，有心人发现，河南2022年的相关官方数据是61345亿元，据此则2023年河南GDP增长幅度其实是负的3.6%。 你如果信了这些而炒股，那等于把钱交给了缅北。不过，从股民涌向美国和印度驻华使馆微博下留言这一点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相信中国当局所描述的美国现状一团漆黑，应该知道美国股市过去一年中的走势恰与中国股市相反，标普500指数多次创下历史新高，知道印度股市年来表现强劲，曾于一 月中旬一度超越香港而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你要弄潮股票市场，就不能不追求信息自由、具备信息自由。反过来说，中国当局控制并打压信息自由，正是中国股市痼疾的原因之一。 政府救市还是法治救市？ 面对股市下挫，中国当局使出了惯招，那就是所谓“国家队”入市。相关分析认为，2月2日A股一度上演深V大反转，就是国家队买入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作用。有经济学家透露，国家队此次入场买入ETF的总量已达上千亿元人民币。 当然，政府救市不止这一动作。证监会开户、发通知，最高检察院表态打击金融犯罪，乃至国家安全部也一再警告大众不得“唱衰”中国经济。有关部门甚至严令禁止“做空”，这等于剥夺了股民自由买卖股票的权利。至于当局强调“买卖股票不要单纯为了赚钱“这样的荒谬论调，那似乎预示着股市在中国将要从根本上被扭曲。到了撤换证监会主席，则显示决定这一层级人事的最高领导也已经加入了政府救市的行动。 但是，这些动作与股市的原理恰相违背：股市之所以成为经济表现的晴雨计，原因在于广大股民在这里根据市场自由交换的原则通过股票买卖来决定整个社会的投资走向。如果股票市场的表现要由政府来决定，那实际上等于实行计划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救市其实是在实质上扼杀股票市场的本来作用，可谓饮鸩止渴，越救越没得救。 不是说股市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股票市场的正常运行以法治为保障，这种保障只有政府可以提供。反过来，也只有政府有能力践踏法治。什么欺诈发行，什么内幕交易，还有发布虚假的宏观经济信息，能做这些事情的人必定都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实际上，操控股市按照政府意愿来运行，就是最大的践踏法治。那种情况下，股市无论涨跌，都不过是政府及其利益关联者在散户头上“割韭菜”的手法而已。长期来说，不具备法治条件的股市根本无法健康运转，必然走向跌跌不休。 因此，你可以说，自由就是金钱，法治就是金钱。然而，我愿说，自由与法治都比金钱更重要，因为那是一个社会经济不仅繁荣而且趋向公正的前提，也是一个人没有金钱时的希望、有了金钱后的保障。中国股市的痼疾，与当今中国的一切痼疾一样，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法治，没有自由。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2月6日，美国知名保守派媒体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面对面采访，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之际西方媒体人首次对普京的采访。采访在莫斯科秘密进行。采访刊出后，在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引发争议。卡尔森本人承受了巨大争议。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普京用了很长时间大谈历史，试图继续狡辩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种自以为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历史观不值一驳。在俄罗斯邻国，蒙古前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轻松的一句话，就足以让普京难堪。他说： “在普京的谈话之后，我找到了蒙古历史地图。别担心。我们是一个和平自由的国家”。他展示了13和14世纪蒙古帝国的四幅地图。当时的蒙古帝国兼并了44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众多的亚洲、欧洲和中东国家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采访中，普京谈到中国话题部分，倒是令人玩味。卡尔森问：“金砖国家是否面临完全由中国经济主导的危险？”“你担心吗？”普京回答，“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你无法选择邻居。我们与他们有1000公里的边界。我们有着数百年的共存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不是侵略性的，它的理念是始终寻求妥协，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一句话是说给习近平和北京听的，假意表示并不担心中国威胁。但前面的话却暗示了敌意和不安。“你无法选择邻居”，这句话绝非指好邻居，而是暗指坏邻居。就像日本政界流行的一句话：“与（共产）中国为邻，是日本的不幸。”因为无法选择，因为有1000公里的共同边界，故而，如同日本一样，俄罗斯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 在采访中，普京虽然提到习近平跟他是“同道和朋友”，但他说：“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超过害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只有1.5亿人口，而中国有15亿人口。中国经济正在突飞猛进，或每年增长超过5%，以前增长得更多。但这对中国已经足够了。就购买力和经济规模而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在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 普京在称赞中国吗？不！他在警告西方。把他的话做再次“翻译”，意思如下：西方何必害怕俄罗斯，你们应该害怕中国；俄罗斯不是西方的最大威胁，中国才是你们的最大威胁。中国10倍于俄罗斯的人口和超过美国的中国经济规模，足以成为西方的最大威胁。 普京说这段话的时候，故意夸大中国实力、借以渲染中国威胁。以他的克格勃出身和俄罗斯的情报，他不可能不知道，习当局所宣称的去年经济增长5.2%被指造假；人口也不是什么15亿，第一人口大国已经让位于印度；所谓“全面小康、全面脱贫”乃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破的神话。普京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经济正在加速下坠，呈现历史性的倒退。企业纷纷倒闭，政府债台高筑，人民收入缩水，到处失业待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大量转出…… 其实，这一番对答，普京道出了中俄关系、习普关系的实质：互相利用，互相拿对方做棋子、做筹码、做挡箭牌；中俄虽本性都反美反西方，但出于生存策略，又争相对美国和西方示好。在中俄结盟的表面下，习近平思谋与美国缓和关系，普京何尝又不是如此？面和心不和。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两天后，2月8日，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普京与习近平通了一番电话。表面上是普京祝贺中国农历新年，实际上，各自说了一番套话，而且还要说给第三方听。令人意外但却并不惊讶的是，在这次电话会谈中，“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提法，丝毫没有提到，无论从普京口中还是从习近平口中。 须知，这是习近平最近几年念兹在兹的提法，大概在王沪宁等人为他献计之后，习近平对这个话术就不绝于口，对外国政要提，尤其对普京提，每次习普见面，习都会提到。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与普京会谈中，习近平多次重复这个提法，临别时，又郑重其事地对普京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变局。”普京简短地回答：“我同意。” 现在看来，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就是习近平说说而已。当他重复唠叨这个句子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这个论调的背后，是“东升西降”的逻辑误判。短短几年时间，就很快证明，不仅没有“东升西降”，反而再次呈现“西升东降”（连中共御用学者都纷纷坦承）。 “东升西降”也好，“百年未有之变局”也好，在好大喜功的习当局那里，一旦出笼这些“听起来不错”的提法，很快就变成必不可少的政治口号、尤其对国内的政治宣传。为此，机械的习近平等人，就有必要机械地重复，直到完全变味、彻底穿帮、毫无意义为止。
昨晚，梅西在微博发布影片，再次解释他在香港没落场的原因（呵欠），并澄清缺阵与政治无关。由于影片显示发布地在上海，有中国网民戏称之为“上海梅西”。 值得留意的是，梅西虽不厌其烦解释，但腰板依然挺直，始终没有屈服于霍公子带动的舆论压力，胡乱向中国人说“对不起”。也许有人嫌他的解释到喉唔到肺，未能平息众怒，便刻意在字幕做手脚，意图夸大梅西伤势，令他在香港避战之举显得更合情理。 梅西讲的是西班牙文，影片附中英文字幕，有一句说：“正如我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真实的情况是，我有内收肌炎症，在沙特的第一场友谊赛赛前就感觉到了，所以没能参加比赛。”英文是：As I sai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I had an inflamed adductor and I couldn’t play in the first game in Saudi Arabia, which is when I felt it. 即使你不懂西班牙话，光是比较中英翻译已觉得可疑了：中文“真实的情况是”在英文是没有的，而“在沙特的第一场友谊赛赛前”这句话的“赛前”二字也不见于英译。到底梅西原话讲了什么呢？ 我根据梅西在影片所说的话，并参考西语媒体报道，尝试翻译一下相关段落： “正如我在记者会说的那么简单：我有内收肌炎症，无法出赛。 在沙特阿拉伯踢的第一场赛事中，我感觉到（炎症），在第二场中我尝试踢一会儿，但情况变得更糟。”（Es tan simple como dije en la conferencia de prensa que hice: tenía una inflamación en el aductor y no podía participar. En el primer partido que jugué en Arabia lo sentí y en el segundo intenté jugar un rato pero empeoró. ） 梅西没有像中英翻译所指，说自己不能参与沙地第一场赛事，更没说“赛前”已感觉到炎症。事实上，在1月29日迈亚密国际第一场沙地友谊赛中，梅西是正选上阵，有入球有助攻，踢到88分钟才被换走。 是“上海梅西”一时不慎误译吗？机会很微。 首先，译者没理由不知道梅西在沙地两场赛事都有出场。 第二，那“赛前”两字，若非刻意杜撰是不可能出现的。 第三，尽管梅西原话没有明确的停顿，但西语媒体的断句标点很一致，都懂得在“no podía participar（我不能参赛）”和“ En el primer partido （在第一场赛事）”之间加句号，让大家明白他说的“不能参赛”是指香港那场波，不是沙地第一场赛事。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译错？ 理由不言而喻：迈亚密国际亚洲之行有四站，除了香港，梅西场场皆有出赛。“上海梅西”大概想令香港看起来不那么孤单，就在翻译中“美化”一下，让中国网民以为梅西伤得很重，连沙地首场也要缺阵。 翻译乖离事实，是陷梅西于不义，把他变成欺骗中国大众的骗子。这样的操作从前也发生过。记得2018年D&G“辱华”，两个老板装模作样拍片用意大利文“道歉”，微博字幕也偏离原话，当时我就在苹果专栏踢爆他们。 想不到事隔五年，故技重施，看来中国人真的特别好骗——行骗的当然也是中国人。（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从上周五（本月16号）到周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位国家与政府领导人以及百余位部长齐聚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重镇慕尼黑，参加了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哈以战争。而且还在会议上安排了一个“中国专场”。 中共外长王毅除了在这个“中国专场”上发表演讲，“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自然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穿梭”，包括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关于这次会见的详细内容外界报道各有不同，中共外交部网站刊登的报道内容首先就是特别强调了王毅是“应约会见”，言下之意是乌方外长求见在先，王毅才屈尊给了他一个面子。 不过呢，笔者详细对比了一下，在中共外交部网站刊登的数则王毅与他国外长会见的消息内容，《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王毅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王毅会见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王毅会见法国外长塞茹尔内》、《王毅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王毅会见阿根廷外长蒙迪诺》、《王毅会见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等数条内容中，都强调了王毅是“应（对方之）约”，另外报道王毅与加拿大外长会见的标题就是《王毅应约会见加拿大外长乔利》。可调充分展现“大国外交风范”。不过呢，《王毅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王毅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举行会谈》两条消息中，则没有出现“应约”二字，应该是王毅先向对方表示了求见的意愿。 据报道，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什塔伊耶均出席了这次慕尼黑会，但王毅选择了与他们二人都不单独见面，“严守中立”。至于俄罗斯和伊朗，根本就没有被这次会议邀请。 而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被王毅给以任何形式互动的世界一级重要人物中，至少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澳大利亚外长和日本外相等。 中共外交部网站的报道内容是：王毅（对求见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中国和乌克兰早在多年前就是战略合作伙伴，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友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希望中乌关系正常发展，继续造福两国人民。再次感谢乌方在紧急状况下帮助中方人员安全撤离，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国坚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坚持劝和促谈，不拱火浇油，不借机渔利，不向冲突地区或冲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我们将继续为尽快止战、重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哪怕和平只有一线希望，中方也不会放弃努力。 这里的所谓“拱火浇油”当然是在暗批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武器支援。而所谓“不向冲突地区或冲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则是在明确表示中国绝无可能在军事上支援乌克兰同时，也借此对外澄清一下外部世界对中国暗中军援俄罗斯的质疑。 另外，中共外交部网站也还刊登了《王毅阐述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一文，说是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发表主旨讲话并现场答问时，“当被问及中方对《布达佩斯备忘录》的看法及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时，王毅表示，中方不是当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的签约方，但通过政府声明的方式对备忘录予以认可。中国的核政策是有核国中最明确、最先进的，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任何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当然包括乌克兰在内。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各方应共同维护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中方履行了做出的承诺和承担的国际义务。” 笔者想在这里说明一下，王毅之所以在此特别把核武器问题拿出来解释一番似显突兀，但幕后考量也许是要让乌克兰人在这个问题上闭嘴。 却原来，一位名叫阿列克谢·贡恰连科的乌克兰议员17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现场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施压，询问除了“成为北约成员国”、与“核大国”结盟或“恢复我们的核能力”外，基辅还有什么选项可以对付莫斯科？ 而布林肯虽然现场回避了这个问题，但王毅在演讲却是得“理”不让人， 现场发挥了一番中国“一贯”的核武政策，似乎是要告诉乌克兰，既然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已经对俄罗斯方面申明了“核武器使不得”的力场，你乌克兰就不能再挑起核武器的议题。虽然你不过也是说说而已。 当然，人家那位乌克兰议员压根也没有计划着和中国方面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根本没有在乎王毅说了什么，就在王毅会见了乌克兰外长的当晚又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将再次直接和公开地说：我支持乌克兰再次拥有核武器。我认为这是我们生存的唯一选择。”他特别强调因为布林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必须重申。 中共外交部网站关于王毅“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的报道内容还有：“王毅强调，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但我们没有隔岸观火，更没有借机牟利。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这是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权威立场和根本遵循。中方为此坚持不懈劝和促谈，为恢复和平发挥积极作用。只要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言放弃；只要谈判能早一天重启，各方的损失就能少一分。” 其实，无论是从王毅还是从习近平本人口中就“乌克兰危机”所发出的类似表述，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还是引发了一些诸如“中国外长居然开始对乌克兰表达善意”之类的好评。 在中国墙内，多家网站上竞相转发了牛弹琴的评论文章《王毅会见乌克兰外长，这五个细节很不寻常》。文章一开头就是一小段夸张的描述：“王毅站定伸出右手，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赶紧上前一步，两人的手握在一起，这是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的有趣一幕。“ 文章继续写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次两人见面，还是整整一年前，也是在慕尼黑。一年过去了，俄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最近，泽连斯基撤换了乌军总司令，俄则取得多月来最重大战场胜利……”。 言下之意，如今俄乌战争的时与势，都已经转向了俄罗斯一方。但中国还是对乌克兰表示善意。 牛弹琴文章中的所谓“五个很不寻常的细节”的前两个是： 细节一，中方的一再感谢。两年前的俄乌冲突爆发，中国公民在乌克兰帮助下紧急撤离。往事不忘，两年来，中乌每次重要见面或电话，中方都一再表达感谢。 细节二，不出售致命性武器。 牛弹琴说：“我看到，一些西方媒体将之解读为中方的承诺”。“这其实也是中方的一贯政策。事实上，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也是中方与美西方最大的不同点。现在卖军火，肯定最挣钱，但中国有所为有所不为。说中国给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那完全是造谣。“ 但是，就算中共习近平当局在俄罗斯侵乌战争开始后至今也还只是对俄罗斯提供了“非致命武器“，或者说并没有拿”致命武器“向俄罗斯换卢布—-就像北韩金三政权正在做的那样，但是，正如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时，会议主持人、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对王毅当面质疑的那样：“2022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增长了30%。2023年与2022年相比增长了 25%，两国的贸易额高达2400亿美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的是，难道你不应该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同时施加一些经济压力以确保你在演讲中所说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体现，联合国得到加强？因为根据安理会文件，毕竟是俄罗斯违反了（文件）。” 中共习近平政权自己的海关总署去年12月7日对外公开发布消息说：2022年，俄中贸易额同比增长29.3%，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俄中领导人此前下达了将两国贸易额增长一倍的目标，到2024年之前，将其从2018年的1000亿提高到2000亿美元。而仅仅在2023年的前11个月里，中俄贸易额就已经达到了218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6.7%。 这则统计数字公布的半个月后，习近平便借会见到访的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时向普京表功说：，“今年前11个月，中俄双边贸易提前实现2000亿美元目标，展现出两国互利合作的强大韧性和广阔前景。” 接下来，中共海关总署又于今年1月中公布数字说，2023年全年中俄贸易额增长26.3%，达到创纪录的2401.1亿美元。仅2013年12月里，中俄贸易额就达到了219.06亿美元。 按照这样一个增长速度，2024年的中俄贸额肯定会大大超过3,000亿美元。所以，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直接向俄罗斯提供了“致命武器”，但傻子都明白，在美国和西方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悍然侵略而祭出的空前力度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制裁之后，如果不是中共习近平政权通过大大增加它与俄罗斯的贸易—-特别是油、气贸易给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及时输血，很难想象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还能运转到今天并继续持续下去。正如笔者在本专栏的《习近平和董军分别透露了什么样的中俄关系？》一文中所说：这从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力度上比，比北朝鲜援俄的几百万发哑弹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的过期炮弹，应该是强过千百倍。 就在王毅于这届慕尼黑会议发表演讲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上呼吁世界给予乌克兰更多支持，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他在演讲中说，不要问乌克兰何时结束战争，而是应扪心自问为什么普京仍然可以继续打下去？ 此话一出，外界评论都把泽连斯基的矛头所指集中分析成“抱怨美国和西方的支援一是不足够，二是不及时。但笔者更相信除此之外也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加大对俄贸易手段对俄罗斯空前规模的经济输血，从而令普京有能力、有信心继续打下去！ 我们在本专栏的《习近平和董军分别透露了什么样的中俄关系？》一文中也已经介绍过在当上国防部长之后的首次外事活动中，董军在视频通话中“当面”对绍伊古就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的信誓旦旦。俄罗斯国防部新闻稿中记录的董军的原话是：“尽管美国和欧洲不断向中方施压，但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支持你们。即使中国和欧盟的防务合作受到冲击，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改变或放弃既定政策。他们不应该也不会干涉俄中之间的正常合作”。 这段内容，令人不能不联想起2022年9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访俄时就俄乌战争的挺俄表态，说是 “就像现在的乌克兰问题，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 表面上看，这些都与日前王毅面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政要、外长们的表态内容“自相矛盾”，但事实上此三人不过都是在身体力行习近平外交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是一套，说是另一套；对俄是一套，对美（欧）是另一套的全方位流氓策略。 笔者注意到，中共宣传机器在报道王毅与乌克兰外长的会见的消息时，多强调王毅的那解句“中方将继续为尽快止战、重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不仅令笔者联想起日前普京对外暗示的停战条件就剩一个：俄军占领的土地一步不让。意思就是双方在目前状态下就地停火。而王毅所谓的”尽快止战“说白了就是在代普京表达了”各让一步“以求和平的立场，暗示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处于不得地位的乌克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中国内地媒体去年底都奉命正面报道了所谓《俄乌即将迎来大结局？外媒曝普京态度“巨变”，停战条件就剩一个》，告诫美国和西方：“早一点和俄罗斯谈判，还能够让乌克兰少失去一点土地，是非常划算的买卖。“ 而这正是王毅日前在对乌克兰外长劝和时所说的：“只要谈判能早一天重启，各方的损失就能少一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历史上曾有“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为毛的夫人及其亲信，他们组成了当时党内高层的小集团，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后不久，四人就遭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军事集团逮捕，至今作为中共乃至中国的一个负面词汇留存历史，只有毛左派还在为他们鸣不平。 把习近平、李强和蔡奇作为中央“三人帮”，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帮”和彼“四人帮”基本没有可比之处，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四人帮”虽以江青为轴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没有显得太突出，其党内名义地位不如王、张；“三人帮”的内部关系是不平等的，习以最高统治者身份驾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领导者和被领导的关系，故李蔡对习只有服从，不能说不。另一区别是，“四人帮”中王、张具有某种竞争性，姚的地位较弱，只是陪衬；“三人帮”中，李蔡同为常委，一个主掌经济，一个主掌党务，存在强竞争性。尽管如此，习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隐约形成了一个党内小集团，所以称他们为“三人帮”。 也许用“中央政治”来称呼、形容三人的关系，更恰当。“中央政治”这个词是周恩来说的，话说文革时期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等到中央，请教周如何看待当时的高层关系，周说只看毛林江三人的关系就可以了，他们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黄恍然大悟。周所谓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种简化，也是一种实质，抓住了三人关系的微妙之处，就能领会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场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祸。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样的险境中周旋于三人间，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刘少奇看不清这点，所以下场都不妙。 这种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后并不在中共历史上常见，不是说中央最高层三人就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间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领导人之外的其余二人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关系不能破坏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领导人能够同时驾驭另二人，他和谁的关系更亲一点，在这两人中，天秤就倾向哪边。就此而言，林彪虽然是毛树立的党内二号人物，但江青毕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时候，毛是照顾江的，所以在林、江关系中，林也不得不巴结、奉承江。此三点特征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有过苗头，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可称为中央“三人帮”，三人在中国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严格说来他们不是“中央政治”，因为当时在中央真正说话算数的，除邓外，另一个是中共元老陈云，而胡赵要听邓陈的，可是在这两个婆婆之间，意见和立场常相左。 复制毛林江三人关系和中央政治的，是习李蔡。习像毛一样，在三人中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地位，李蔡则像林江听命于毛一样，听命于习。不过，李蔡有一点和林江特别是林不同，虽然林长期是毛的下属，但毕竟是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真有资本的，所以这个人也比较孤傲，有时竟然可以顶撞毛，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见。李蔡是习的下属，但他们二人能够到中央，完全靠习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军功”上来。所以在和习的关系上，二人没有资本敢忤逆习。 习在二十大组建了一个以自己的亲信为主的统治团队，这和毛在九大组建了一个文革新贵和林彪集团为主的统治团队一样。但为什么说习李蔡在这个亲信统治团队中又有点“特别”，具有某种“小集团”性质？或者说，李蔡二人比起习的其他亲信来，对习更重要，从而三人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这当然是因为李蔡在习的团队中承担的责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号人物，尽管他掌管的国务院在习时代下降为党中央的执行结构，许多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绕开国务院，由习为首的党内小组作出，然后交由国务院去贯彻落实，然而，作为李本人，也是这些党内决策小组的重要成员，没有被习排斥在决策层之外；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又以经济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帮助习把经济搞上去，国务院一半多的职能，是围绕经济运转的。在这个方面，习需要李去做好经济工作。 蔡在党内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而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实际代行政治局的决策权力，但凡中央作出的决策以及各种情况的通报，首先汇集到书记处，由这个中央枢纽过滤，上陈下达，所以书记处书记的权力要超出他们的政治局成员的身份所具有的权力。此外，蔡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办公厅主任，这是个不寻常安排，过去仅在毛的某个特殊时期出现过，现在习把这个职务交由蔡，当然是对蔡的信任。中办和所有的中共机构都不同，它掌管总书记的日程安排和行踪，并领导着警卫部队，中办主任鞍前马后伺候总书记，不是信不过的人不会把这个职务交给他。再从蔡在党内分工掌管党建、宣传、统战和意识形态来看，也都是习倾注心思的领域。习上台这些年来，一大目的就是改造党，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样子。 可以说，一个主管经济，一个主管党务，李蔡二人成了习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习亲抓军队、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决定了习政权这条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稳健。从这个角度说，三人构成了一个命运小共同体，是习政权的核心，李蔡则成了习亲信中的“亲信”、心腹中的“心腹”。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中央“三人帮”里，如果李蔡扯后腿，二人或各自亲信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致习不信任其中一位，或两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将瓦解，习政权会处于危险当中。 目前这个小集团刚渡过一年，尚看不出有明显的分歧浮上台面，以团结合作共渡难关为主，这个难关就是在保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尽快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它决定了三人特别是在李蔡二人之间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对习当然不敢抗上，会忠实执行习的旨意，习对二人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偏向，尽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领导班子党组向常委会汇报工作以及政治局会议上，两度表扬蔡领导的书记处能够积极主动作为，认真履职尽责，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似乎表明在两人的争宠中，蔡赢了李一局，但现在就下结论蔡更得习的重用，还是过早。 不妨简要梳理李蔡和习的个人交往。二人皆为习的旧部，来自所谓的之江新军。20大前，李更得习的青睐。李是浙江人，在习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李任温州市委书记及省委秘书长，成为习的大秘。正是这层关系，在习成为总书记后，李被擢拔为浙江省长，并很快调任江苏省委书记，不久主政上海，进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虽然习长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习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习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蔡也是在那年成为省委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这期间，习看上了蔡。但在习1999年成为福建省长时，蔡却调到临省浙江任职，习在浙江期间，蔡并未得到重用，直到做总书记，蔡才转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2013年任副省长，成为时任省长李强的副手。一年后蔡被习上调国安委，后转任北京市长，19大前夕擢拔为北京市委书记。 由此来看，习把李放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并在20大后安排做总理，有将他做接班人培养的用意。李相对年轻，比习小6岁，比蔡小3岁半，如果习要遴选接班人，李会是人选之一。也许意识到这一点，为竞争习的信任，蔡表现出对习无比忠心的样子，无原则的吹捧习，已到一种非常肉麻和恶心的程度，即使在习的亲信中，也显得出格。不过，这对习是受用的，或许正是看中了蔡的这一特质，习才安排他主抓党务。党是习行独裁统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万党员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必须保证不能偏离习的航向，才令他放心，这就需要把党务交给一个对习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装的忠诚赢得习的信任，这就是习为何要两次表扬蔡的原因。 但是，当下三人的这种合作关系能够保持多久，是个疑问。蔡虽然得到习的表扬，暂时习也不会允许蔡越界染指经济事务。然而，倘若经济状况不能较快得到好转，习钟情的新质生产力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明显成效，习对李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会产生怀疑，届时蔡就有兴风作浪的机会。李和蔡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类人，李可能还保留了一丝做人的道德底线，当蔡越权干预李的工作，或者他们各自亲信的明争暗斗影响到两人关系，会导致二人在国家发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与公开化，二人的竞争关系就大于合作关系，习也无法弥合二人的分歧，或者干脆偏向某一方，那时这个为利益而结成的“三人帮”会裂解，“中央政治”不复存在。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死于狱中，在俄国内引发震动，在西方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欧美政治人物都把矛头指向普京，认为普京必须为纳氏之死负责。从一般的道德意义上说，普京确实要为纳瓦尼的猝死负起重要责任。因为正是他领导的政权把纳瓦尼投入狱中，才导致这个后果的。但是责任分两种，一种是政治责任，一种是刑事责任。普京无疑要负政治责任，可如果说普京要负刑事责任，就必须有证据证明纳瓦尼是他下令谋杀的。 假设这事是普京下令干的，在俄罗斯还由普京当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证据的。即使普京表面上成立独立调查机构去调查，以应付外界压力，也很可能调查只是走过场，最后不了了之。既然从证据上要坐实普京的责任很难，不妨从动机上来推定普京是否觉得有必要把纳瓦尼干掉。后者长期批评普京，是普京最尖锐的反对者，这导致普丁在2021年把他抓起来，并判刑投入监狱。到他死前，纳氏已在监狱服刑近3年，据说去年底才刚被俄当局转移到靠近北极圈的最偏远的流放地。 但纳瓦尼虽是普京政权最尖锐的批评者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可要撼动普京地位，从现实的政治角度看，几乎做不到，因为普京在俄国内的名望还是很高的，尽管打了三年的俄乌战争，然而要在俄罗斯推出一个能和普京匹敌的政治人物，目前还没有。再说纳氏被关在监狱里，即使他以前在俄政坛上特别是反普京的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力，3年的牢狱也会把这种影响力稀释掉大半，因此，理论上讲，普京没有必要把一个对自己不构成有力挑战的反对派政治人物，下令干掉。特别是考虑俄罗斯3月要面临大选，普京是不太有动机在这个时候去暗杀他，这样做只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效果适得其反。 3月17日俄罗斯要举行大选，普京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可从目前俄国内的政治动态和民意看，他得到俄罗斯统一党的背书以及权力结构的支援，再次当选没有什么悬念。在这种情况下，要去暗杀一个在监狱里、对大选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的反对派领导人，除非普京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否则，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出此“下策”，硬生生把一个本来对自己有利的选举弄出麻烦来。因为一般人都能够想到，倘若纳瓦尼有什么不测，俄国内反对派和西方舆论第一时间就会将矛头指向他，普京怎么会看不到这点？ 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把纳氏干掉，反正外界都会认为是他干的。普京应该还是不会这么不“理性”，就像上面指出的，在纳瓦尼对他没有太大威胁下，他为什么要让选举横生枝节？坐在台上的当权派，要除掉国内的反对派或政治对手，肯定是感受到来自后者的巨大压力，让他觉得不行此极端手段不行。在3年前普京将纳氏投入监狱后，后者已经不对普京构成这种压力。还有人说，普京这样做也有可能是在选举前震慑其他的反对派不要生事，但是，从目前候选人看，力量都太弱，不是其竞选对手；况且，用这种很有可能生事的手段警告其他反对派不要生事，这不符合事情的逻辑。 普京出身克格勃，当然不是一个善茬，对待反对派会用很严厉的手段，这点不用怀疑。但是，也不要把他想像成一个为了权力，就什么事都敢做的“非理性”的领导人。政治人物的行为都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赔本的买卖一般是不做的，尽管不排除在这个利益的计算中会有失算的时候。马斯克非常要好的朋友，美国投资界有名的投资人David Sacks在他的推文中谈到纳瓦尼之死时，也质疑普丁为什么要这样暗杀纳氏？他说，你不必相信普京“好”才能问这个问题，只要相信普京有战略眼光即可。在他看来，普京如果要杀纳氏，是可以等待的，而不是选在目前美国的新保守派寻求煽动道义愤慨以支持乌克兰资助的时候，国会正在讨论 60亿美元的乌克兰新援助，普京这样做岂不给了新保守派最好的时机，让纳瓦尼的死对推动国会通过援乌法案具有负面的宣传价值？ 那么，假如不是普京下令干的，又会是谁？有两种可能，一是纳瓦尼在狱中受到折磨，身体受到很大损害，“猝死”于狱中。考虑到他被转移到寒冷的北极地带，监狱条件肯定恶劣，病痛会得不到治疗，不排除受折磨病死的可能。当然，从这个角度说，普京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甚至说普京谋杀了他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立的。二是俄罗斯当权者内部对普京不满的强硬派，他们认为俄乌战争打了三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就是普京对乌克兰不够强硬。所以他们要借俄罗斯大选即将举行的时机，谋杀纳瓦尼，然后嫁祸于普京，一石二鸟，让俄罗斯民众尤其反普京的势力起来造反，在大选前或大选中制造一些事端，把普京选下去，即使没有把普京弄下去，也让他的当选缺乏正当性。 在我提出这个看法后，有人表示不同意，认为如果俄国内强硬派要嫁祸普京，普京怎么可能会允许他们去谋杀纳瓦尼？合理的解释是，普京未必了解他政权内的强硬派要干掉纳氏；或者，即使知道有人要干掉纳氏的情报，但未必阻止得了。在这方面，同样不要把普京看作是个能力超群的领导人，要不，他为什么不知道去年他的亲信瓦格纳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率兵造反？ 说到普里戈津，他的死同样蹊跷，至今是件悬案，这是很多人把普京看作谋杀纳瓦尼的原因，认为普京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侩子手，在他当政的这么多年，让很多反对他的人神秘失踪或死亡。在这些被害人中，确实可能有一些是普京下令谋杀的，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断定，多杀少杀一个反对派对普京无所谓，纳瓦尼一定是他干的。 我在动机上分析不太可能是普京谋杀了纳瓦尼，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对于一个真相不易获得的事件，我们需要从多种可能性去探讨，而不是认定这事发生在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就一定是独裁者指使做的一种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真相。但我也要再次指出，普京对纳氏之死负很大政治责任。虽然普京政权在俄罗斯的统治尚未达到习近平在中国的极权统治那种程度，然其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同样不手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普京看作谋杀纳瓦尼的共犯。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