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市Uber司機被控向女乘客潑咖啡
2026 年 6 月 23 日
中共外事辦主任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並發表演講，依循近期中共對外所展現基調，刻意擺出和平使者模樣以掩飾戰狼本色，卻被不少輿論看穿只是演一場欺世盜名的「和戰兩手策略」大秀。 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MSC）於2月16日至2月18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行，2月17日王毅演說時收斂「戰狼外交」作風，聲稱中國與歐洲「是夥伴而非對手」，願在諸多國際議題上「成為穩定力量」。顯然試圖拉攏歐洲。 實為「笑裡藏刀」的「微笑外交」 《日經亞洲》2月18日報導，王毅聲稱中國願做「推動大國合作、應對熱點問題、加強全球治理，以及促進全球增長」的穩定力量，並為飽受質疑的中俄關係辯護，宣稱雙方發展基礎在「不結盟、不對抗與不針對第三方」、「堪為新型大國關係典範」。 根據《美國之音》2月19日指出，柏林《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認為，王毅強調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宣稱中國始終為和平而努力，然而要注意王毅所述「主要只是漂亮的言辭」。 《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則認為，王毅「比去年更加咄咄逼人」，其所發表對世界衝突的看法「令人驚訝」。去年王毅提出俄烏戰爭和平倡議，迄今為止卻無任何成果，幾乎被世人淡忘；今年，王毅闡述中方對全球各種衝突的看法，留下很多空泛內容，有時「近乎撒謊」。 《法蘭克福評論報》強調，在台灣議題上，王毅未能反駁西方民主國家的擔憂，還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關於中國侵犯新疆維族人權問題，王毅也表示包括強迫勞動和壓迫都是錯誤訊息；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王毅堅稱北京努力不懈地尋找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方法，但未稱之為「戰爭」也未譴責俄羅斯。 《德國電視一台》（Das Erste）指出，中國自稱是「和平力量」，但真相是「中國與俄羅斯關係密切」。雖然去年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宣布關於俄烏衝突的立場文件，如同「和平計畫」，但是後來並無具體步驟，不了了之。反而習近平卻多次重申與普京的密切關係。 在歐洲高度關注的烏克蘭危機與俄羅斯威脅上，中共態度顯然過度輕率且引人質疑。德國暨歐洲最大研究中國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政策與歐洲事務部主任瓦瑟莉爾（Abigael Vasselier）指出，其實慕尼黑安全會議能提供中國對歐美民主國家傳遞校準後重要訊息之機會，然而中方並未正視，也不尊重烏克蘭議題，對於歐洲要求不得對俄羅斯提供經援與軍援幾乎不理，與烏克蘭在會議中的對話也很膚淺，猶如虛晃一招，比方承諾烏克蘭外長德米特里・庫列巴（Dmytro Kuleba）不會向俄羅斯出售「致命武器」。然而北京早已被控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武器，北京一貫否認。 近日俄國最著名異議領袖納瓦尼（Alexey Navalny）在北極獄中猝逝，歐美為此強烈抨擊俄國總統普京，中國當局沉默一日後卻稱此事為「俄國內政」拒絕評論。中國對俄羅斯的偏袒不言可喻。 中共「和戰兩手策略」統戰國際 此外，中共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對美國盟友加拿大也放低姿態。由於加拿大當局加強警惕中共赤化滲透與干預政治，近年加中關係更為緊張。王毅2月17日還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對加拿大外交部長梅蘭妮・喬莉（Melanie Joly）「示好」表示，中加兩國「不是競爭對手，更不是敵人」。 王毅除了表示「中加經濟高度互補，沒有根本利害衝突，雙方不是對手更不是敵人，應該是合作夥伴。」還敦促加拿大當局「停止炒作『中國威脅論』，停止散布所謂『中國干涉加內政』虛假資訊。」 然而，2023年以《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為主的加拿大媒體援引情報和機密文件報導，中國暗中干擾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兩次大選。加拿大當局也曾經指控中國試圖影響前述兩屆大選，渥太華於2023年5月驅逐一名中國外交官，主因涉嫌恐嚇一名批評北京的加拿大議員與家人，當時喬莉強調「我已經明確表示：我們不會容忍外國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們內政。」 此外，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於2月1日公布報告指稱，中國是加拿大境內最大的外國影響力行動者，針對目標包括加拿大各個層級政府和社會領域。 這份最初撰於2021年夏天的報告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加拿大的頭號外國影響力行動實施者，針對各個層級的政府（包括省級和市級），以及加拿大社會的多方面向，包括易受攻擊的中國海外組織、民主活動人士、媒體機構、異議人士、社會菁英、民選官員和學術界。」並強調，中共刻意透過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實現中國政府利益，未來這種影響力行動只會持續增多，中共主要透過中共中央統戰部進行這些活動，其方式往往不透明，暗中進行，具有迷惑性和威脅性。 相對之下，觀諸王毅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會談，布林肯重申維護台海與南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強調美國將維護自身與盟友及夥伴之利益與價值觀。王毅除依慣例警告華府在台灣議題不可輕率，還說與美方會談「坦率而富有建設性」，顯得照本宣科了無新意。 經驗老道的王毅，這回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彷彿脖子上掛著「微笑外交」的牌子遊走會場。中共不斷對台灣進行赤化統戰的「和戰兩手策略」早已是陽謀，值得關注的是，中共更將這套伎倆運用到國際外交場域，多年來公然持續加強，民主自由國家在被王毅一再強灌迷湯之餘千萬別健忘，莫忘不久前中共如何大肆以戰狼外交糟蹋國際關係，以及現在仍然持續進行中的大規模赤化滲透。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股市進入2024年以來一路跌跌不休。滬指陸續跌破3000和2800點關口，到2月2日即上周最後一個交易日一度低見2666點。雖收盤時回到2700點以上，但2月5日周一開盤就再次大跌，一個半小時內從2720點跌至2643點，到了5年來的最低點。深圳、北京股市同樣低迷；滬深京三市共計5356隻股票，2月5日有 4926隻下跌。在A股持續下挫的同時，創業板綜指上個月內跌幅20%，看齊2008年金融危機時滬指的單月跌幅。 由於中國當局嚴控輿論，廣大股民虧了錢卻無處訴苦，居然找上了美國駐華使館上周五在微博上發布的一張長頸鹿圖片，蜂擁跟帖數萬條，無關長頸鹿，只訴股市苦。美國使館微博於是被中國當局「維穩」，中國股民轉而湧入印度駐華使館微博留言，急呼「印度老哥，救救中國股市」。2月7日，中國政府出手救市，總算拉抬股市創下多年來最佳單日表現。同一天，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被免，換上了吳清。 這已經是中國股市走低的第四個年頭了。政府出手救市也好，證監會主席換馬也好，恐怕都無法扭轉股市還將繼續下跌的趨勢。那麼，中國股市的痼疾究竟何在？ 謊言、詐騙與信息自由 從受災股民的留言看，不少人認為原因在於謊言。誰的謊言呢？有的批評指向一些單個企業，認為上市公司披露的相關信息不可信。面對一向很被看好的科技股出現大面積暴跌，有金融學家提出「要反思在過去兩年內是不是讓一些其實不具備發行條件、但披著高科技、硬核科技的外衣的企業上市去融資」。易會滿在下台前兩天也曾召開會議強調要「依法嚴厲打擊操縱市場、惡意做空、內幕交易、欺詐發行等重大違法行為」。看來中國股市中確實存在嚴重的欺詐問題，以致股民把A股比作緬甸北部的詐騙集團，稱A股為「緬A」。 更為重大和宏觀的謊言與詐騙同樣存在。就在上周五中國股市大跌的同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駐柏林記者劉仲華髮回的報道，借「德國的共產黨國際關係書記」之口，肉麻讚揚中共的施政成就，題目就是「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看來中國股市不在中國的「整個國家」範圍之內，要不然就是德國共產黨領導人和中國共產黨記者的漢語有問題，認為哀鴻遍野也是「樂觀向上」的一種「洋溢」？就在股災的餘燼中，習近平2月8日還能在春節團拜會上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經濟在全球仍然是「風景這邊獨好」。 執政黨和政府的謊言其實是系統性、體系化的，不單單在於幾個亢奮的形容詞。1月24日，河南省政府發布消息說，2023年河南全省經濟生產總值（GDP）達到59132億人民幣，比2022年增長4.1%。可是，有心人發現，河南2022年的相關官方數據是61345億元，據此則2023年河南GDP增長幅度其實是負的3.6%。 你如果信了這些而炒股，那等於把錢交給了緬北。不過，從股民湧向美國和印度駐華使館微博下留言這一點也看得出來，他們並不相信中國當局所描述的美國現狀一團漆黑，應該知道美國股市過去一年中的走勢恰與中國股市相反，標普500指數多次創下歷史新高，知道印度股市年來表現強勁，曾於一 月中旬一度超越香港而成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場。 這就是市場的力量：你要弄潮股票市場，就不能不追求信息自由、具備信息自由。反過來說，中國當局控制並打壓信息自由，正是中國股市痼疾的原因之一。 政府救市還是法治救市？ 面對股市下挫，中國當局使出了慣招，那就是所謂「國家隊」入市。相關分析認為，2月2日A股一度上演深V大反轉，就是國家隊買入ETF（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的作用。有經濟學家透露，國家隊此次入場買入ETF的總量已達上千億元人民幣。 當然，政府救市不止這一動作。證監會開戶、發通知，最高檢察院表態打擊金融犯罪，乃至國家安全部也一再警告大眾不得「唱衰」中國經濟。有關部門甚至嚴令禁止「做空」，這等於剝奪了股民自由買賣股票的權利。至於當局強調「買賣股票不要單純為了賺錢「這樣的荒謬論調，那似乎預示著股市在中國將要從根本上被扭曲。到了撤換證監會主席，則顯示決定這一層級人事的最高領導也已經加入了政府救市的行動。 但是，這些動作與股市的原理恰相違背：股市之所以成為經濟表現的晴雨計，原因在於廣大股民在這裡根據市場自由交換的原則通過股票買賣來決定整個社會的投資走向。如果股票市場的表現要由政府來決定，那實際上等於實行計劃經濟。也就是說，政府救市其實是在實質上扼殺股票市場的本來作用，可謂飲鴆止渴，越救越沒得救。 不是說股市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股票市場的正常運行以法治為保障，這種保障只有政府可以提供。反過來，也只有政府有能力踐踏法治。什麼欺詐發行，什麼內幕交易，還有發布虛假的宏觀經濟信息，能做這些事情的人必定都是掌握政府權力的。實際上，操控股市按照政府意願來運行，就是最大的踐踏法治。那種情況下，股市無論漲跌，都不過是政府及其利益關聯者在散戶頭上「割韭菜」的手法而已。長期來說，不具備法治條件的股市根本無法健康運轉，必然走向跌跌不休。 因此，你可以說，自由就是金錢，法治就是金錢。然而，我願說，自由與法治都比金錢更重要，因為那是一個社會經濟不僅繁榮而且趨向公正的前提，也是一個人沒有金錢時的希望、有了金錢後的保障。中國股市的痼疾，與當今中國的一切痼疾一樣，究其原因就在於沒有法治，沒有自由。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今年2月6日，美國知名保守派媒體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對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面對面採訪，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兩周年之際西方媒體人首次對普京的採訪。採訪在莫斯科秘密進行。採訪刊出後，在世界各國、尤其西方國家引發爭議。卡爾森本人承受了巨大爭議。 在兩個小時的採訪中，普京用了很長時間大談歷史，試圖繼續狡辯烏克蘭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一部分。這種自以為是、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歷史觀不值一駁。在俄羅斯鄰國，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輕鬆的一句話，就足以讓普京難堪。他說： 「在普京的談話之後，我找到了蒙古歷史地圖。別擔心。我們是一個和平自由的國家」。他展示了13和14世紀蒙古帝國的四幅地圖。當時的蒙古帝國兼并了44個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哈薩克和眾多的亞洲、歐洲和中東國家都是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採訪中，普京談到中國話題部分，倒是令人玩味。卡爾森問：「金磚國家是否面臨完全由中國經濟主導的危險？」「你擔心嗎？」普京回答，「我們和中國是鄰居。你無法選擇鄰居。我們與他們有1000公里的邊界。我們有著數百年的共存歷史，我們已經習慣了。中國的外交政策理念不是侵略性的，它的理念是始終尋求妥協，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 最後一句話是說給習近平和北京聽的，假意表示並不擔心中國威脅。但前面的話卻暗示了敵意和不安。「你無法選擇鄰居」，這句話絕非指好鄰居，而是暗指壞鄰居。就像日本政界流行的一句話：「與（共產）中國為鄰，是日本的不幸。」因為無法選擇，因為有1000公里的共同邊界，故而，如同日本一樣，俄羅斯也無可奈何、只能忍受。 在採訪中，普京雖然提到習近平跟他是「同道和朋友」，但他說：「西方害怕一個強大的中國超過害怕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因為俄羅斯只有1.5億人口，而中國有15億人口。中國經濟正在突飛猛進，或每年增長超過5%，以前增長得更多。但這對中國已經足夠了。就購買力和經濟規模而言，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在很長時間之前就已經超過了美國。」 普京在稱讚中國嗎？不！他在警告西方。把他的話做再次「翻譯」，意思如下：西方何必害怕俄羅斯，你們應該害怕中國；俄羅斯不是西方的最大威脅，中國才是你們的最大威脅。中國10倍於俄羅斯的人口和超過美國的中國經濟規模，足以成為西方的最大威脅。 普京說這段話的時候，故意誇大中國實力、藉以渲染中國威脅。以他的克格勃出身和俄羅斯的情報，他不可能不知道，習當局所宣稱的去年經濟增長5.2%被指造假；人口也不是什麼15億，第一人口大國已經讓位於印度；所謂「全面小康、全面脫貧」乃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的神話。普京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經濟正在加速下墜，呈現歷史性的倒退。企業紛紛倒閉，政府債台高築，人民收入縮水，到處失業待業，產業鏈和供應鏈大量轉出…… 其實，這一番對答，普京道出了中俄關係、習普關係的實質：互相利用，互相拿對方做棋子、做籌碼、做擋箭牌；中俄雖本性都反美反西方，但出於生存策略，又爭相對美國和西方示好。在中俄結盟的表面下，習近平思謀與美國緩和關係，普京何嘗又不是如此？面和心不和。以利相交，利盡則散。 兩天後，2月8日，中國農曆新年前夕，普京與習近平通了一番電話。表面上是普京祝賀中國農曆新年，實際上，各自說了一番套話，而且還要說給第三方聽。令人意外但卻並不驚訝的是，在這次電話會談中，「百年未有之變局」的提法，絲毫沒有提到，無論從普京口中還是從習近平口中。 須知，這是習近平最近幾年念茲在茲的提法，大概在王滬寧等人為他獻計之後，習近平對這個話術就不絕於口，對外國政要提，尤其對普京提，每次習普見面，習都會提到。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出訪俄羅斯，與普京會談中，習近平多次重複這個提法，臨別時，又鄭重其事地對普京說：「這是百年未有之變局，親愛的朋友，讓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變局。」普京簡短地回答：「我同意。」 現在看來，所謂「百年未有之變局」，就是習近平說說而已。當他重複嘮叨這個句子的時候，連他自己都沒有把握。這個論調的背後，是「東升西降」的邏輯誤判。短短几年時間，就很快證明，不僅沒有「東升西降」，反而再次呈現「西升東降」（連中共御用學者都紛紛坦承）。 「東升西降」也好，「百年未有之變局」也好，在好大喜功的習當局那裡，一旦出籠這些「聽起來不錯」的提法，很快就變成必不可少的政治口號、尤其對國內的政治宣傳。為此，機械的習近平等人，就有必要機械地重複，直到完全變味、徹底穿幫、毫無意義為止。
昨晚，梅西在微博發布影片，再次解釋他在香港沒落場的原因（呵欠），並澄清缺陣與政治無關。由於影片顯示發布地在上海，有中國網民戲稱之為「上海梅西」。 值得留意的是，梅西雖不厭其煩解釋，但腰板依然挺直，始終沒有屈服於霍公子帶動的輿論壓力，胡亂向中國人說「對不起」。也許有人嫌他的解釋到喉唔到肺，未能平息眾怒，便刻意在字幕做手腳，意圖誇大梅西傷勢，令他在香港避戰之舉顯得更合情理。 梅西講的是西班牙文，影片附中英文字幕，有一句說：「正如我在新聞發布會上所說，真實的情況是，我有內收肌炎症，在沙特的第一場友誼賽賽前就感覺到了，所以沒能參加比賽。」英文是：As I sai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I had an inflamed adductor and I couldn』t play in the first game in Saudi Arabia, which is when I felt it. 即使你不懂西班牙話，光是比較中英翻譯已覺得可疑了：中文「真實的情況是」在英文是沒有的，而「在沙特的第一場友誼賽賽前」這句話的「賽前」二字也不見於英譯。到底梅西原話講了什麼呢？ 我根據梅西在影片所說的話，並參考西語媒體報道，嘗試翻譯一下相關段落： 「正如我在記者會說的那麼簡單：我有內收肌炎症，無法出賽。 在沙烏地阿拉伯踢的第一場賽事中，我感覺到（炎症），在第二場中我嘗試踢一會兒，但情況變得更糟。」（Es tan simple como dije en la conferencia de prensa que hice: tenía una inflamación en el aductor y no podía participar. En el primer partido que jugué en Arabia lo sentí y en el segundo intenté jugar un rato pero empeoró. ） 梅西沒有像中英翻譯所指，說自己不能參與沙地第一場賽事，更沒說「賽前」已感覺到炎症。事實上，在1月29日邁亞密國際第一場沙地友誼賽中，梅西是正選上陣，有進球有助攻，踢到88分鐘才被換走。 是「上海梅西」一時不慎誤譯嗎？機會很微。 首先，譯者沒理由不知道梅西在沙地兩場賽事都有出場。 第二，那「賽前」兩字，若非刻意杜撰是不可能出現的。 第三，儘管梅西原話沒有明確的停頓，但西語媒體的斷句標點很一致，都懂得在「no podía participar（我不能參賽）」和「 En el primer partido （在第一場賽事）」之間加句號，讓大家明白他說的「不能參賽」是指香港那場波，不是沙地第一場賽事。為什麼全世界只有中國才譯錯？ 理由不言而喻：邁亞密國際亞洲之行有四站，除了香港，梅西場場皆有出賽。「上海梅西」大概想令香港看起來不那麼孤單，就在翻譯中「美化」一下，讓中國網民以為梅西傷得很重，連沙地首場也要缺陣。 翻譯乖離事實，是陷梅西於不義，把他變成欺騙中國大眾的騙子。這樣的操作從前也發生過。記得2018年D&G「辱華」，兩個老闆裝模作樣拍片用義大利文「道歉」，微博字幕也偏離原話，當時我就在蘋果專欄踢爆他們。 想不到事隔五年，故技重施，看來中國人真的特別好騙——行騙的當然也是中國人。（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
從上周五（本月16號）到周日，來自世界各地的約50位國家與政府領導人以及百餘位部長齊聚德國南部巴伐利亞重鎮慕尼黑，參加了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聚焦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和中東哈以戰爭。而且還在會議上安排了一個「中國專場」。 中共外長王毅除了在這個「中國專場」上發表演講，「結合會議主題就重大國際問題介紹中方立場」，自然也還進行了一系列的「外交穿梭」，包括會見了烏克蘭外長庫列巴。 關於這次會見的詳細內容外界報道各有不同，中共外交部網站刊登的報道內容首先就是特彆強調了王毅是「應約會見」，言下之意是烏方外長求見在先，王毅才屈尊給了他一個面子。 不過呢，筆者詳細對比了一下，在中共外交部網站刊登的數則王毅與他國外長會見的消息內容，《王毅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王毅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王毅會見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王毅會見法國外長塞茹爾內》、《王毅會見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王毅會見阿根廷外長蒙迪諾》、《王毅會見蒙古國外長巴特策策格》等數條內容中，都強調了王毅是「應（對方之）約」，另外報道王毅與加拿大外長會見的標題就是《王毅應約會見加拿大外長喬利》。可調充分展現「大國外交風範」。不過呢，《王毅會見德國外長貝爾伯克》、《王毅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爾瓦雷斯舉行會談》兩條消息中，則沒有出現「應約」二字，應該是王毅先向對方表示了求見的意願。 據報道， 以色列總統赫爾佐克、巴勒斯坦總理穆罕默德-什塔伊耶均出席了這次慕尼黑會，但王毅選擇了與他們二人都不單獨見面，「嚴守中立」。至於俄羅斯和伊朗，根本就沒有被這次會議邀請。 而出席了這次會議但沒有被王毅給以任何形式互動的世界一級重要人物中，至少還有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以及澳大利亞外長和日本外相等。 中共外交部網站的報道內容是：王毅（對求見的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表示，中國和烏克蘭早在多年前就是戰略合作夥伴，兩國人民之間有著傳統友誼。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方都希望中烏關係正常發展，繼續造福兩國人民。再次感謝烏方在緊急狀況下幫助中方人員安全撤離，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王毅闡述了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調中國堅持政治解決熱點問題，堅持勸和促談，不拱火澆油，不藉機漁利，不向衝突地區或衝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我們將繼續為儘快止戰、重建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哪怕和平只有一線希望，中方也不會放棄努力。 這裡的所謂「拱火澆油」當然是在暗批美國和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特別是武器支援。而所謂「不向衝突地區或衝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則是在明確表示中國絕無可能在軍事上支援烏克蘭同時，也藉此對外澄清一下外部世界對中國暗中軍援俄羅斯的質疑。 另外，中共外交部網站也還刊登了《王毅闡述中方在烏克蘭危機上的立場》一文，說是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在「中國專場」發表主旨講話並現場答問時，「當被問及中方對《布達佩斯備忘錄》的看法及在俄烏衝突上的立場時，王毅表示，中方不是當年《布達佩斯備忘錄》的簽約方，但通過政府聲明的方式對備忘錄予以認可。中國的核政策是有核國中最明確、最先進的，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任何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當然包括烏克蘭在內。烏克蘭危機發生後，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指出，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各方應共同維護核材料和核設施安全。中方履行了做出的承諾和承擔的國際義務。」 筆者想在這裡說明一下，王毅之所以在此特別把核武器問題拿出來解釋一番似顯突兀，但幕後考量也許是要讓烏克蘭人在這個問題上閉嘴。 卻原來，一位名叫阿列克謝·貢恰連科的烏克蘭議員17日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現場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施壓，詢問除了「成為北約成員國」、與「核大國」結盟或「恢復我們的核能力」外，基輔還有什麼選項可以對付莫斯科？ 而布林肯雖然現場迴避了這個問題，但王毅在演講卻是得「理」不讓人， 現場發揮了一番中國「一貫」的核武政策，似乎是要告訴烏克蘭，既然我們的習近平主席已經對俄羅斯方面申明了「核武器使不得」的力場，你烏克蘭就不能再挑起核武器的議題。雖然你不過也是說說而已。 當然，人家那位烏克蘭議員壓根也沒有計劃著和中國方面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根本沒有在乎王毅說了什麼，就在王毅會見了烏克蘭外長的當晚又在「電報」社交平台上發文說：「我將再次直接和公開地說：我支持烏克蘭再次擁有核武器。我認為這是我們生存的唯一選擇。」他特彆強調因為布林肯沒有回答他的問題所以必須重申。 中共外交部網站關於王毅「應約」會見烏克蘭外長的報道內容還有：「王毅強調，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製造者，也不是當事方。但我們沒有隔岸觀火，更沒有藉機牟利。習近平主席指出，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應該得到遵守，各國的合理安全關切應該得到重視，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應該得到支持。這是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權威立場和根本遵循。中方為此堅持不懈勸和促談，為恢復和平發揮積極作用。只要和平還有一線希望，就不言放棄；只要談判能早一天重啟，各方的損失就能少一分。」 其實，無論是從王毅還是從習近平本人口中就「烏克蘭危機」所發出的類似表述，早已經不是第一次。但這一次還是引發了一些諸如「中國外長居然開始對烏克蘭表達善意」之類的好評。 在中國牆內，多家網站上競相轉發了牛彈琴的評論文章《王毅會見烏克蘭外長，這五個細節很不尋常》。文章一開頭就是一小段誇張的描述：「王毅站定伸出右手，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趕緊上前一步，兩人的手握在一起，這是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的有趣一幕。「 文章繼續寫道：：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上一次兩人見面，還是整整一年前，也是在慕尼黑。一年過去了，俄烏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最近，澤連斯基撤換了烏軍總司令，俄則取得多月來最重大戰場勝利……」。 言下之意，如今俄烏戰爭的時與勢，都已經轉向了俄羅斯一方。但中國還是對烏克蘭表示善意。 牛彈琴文章中的所謂「五個很不尋常的細節」的前兩個是： 細節一，中方的一再感謝。兩年前的俄烏衝突爆發，中國公民在烏克蘭幫助下緊急撤離。往事不忘，兩年來，中烏每次重要見面或電話，中方都一再表達感謝。 細節二，不出售致命性武器。 牛彈琴說：「我看到，一些西方媒體將之解讀為中方的承諾」。「這其實也是中方的一貫政策。事實上，在烏克蘭問題上，這也是中方與美西方最大的不同點。現在賣軍火，肯定最掙錢，但中國有所為有所不為。說中國給俄羅斯提供致命性武器，那完全是造謠。「 但是，就算中共習近平當局在俄羅斯侵烏戰爭開始後至今也還只是對俄羅斯提供了「非致命武器「，或者說並沒有拿」致命武器「向俄羅斯換盧布—-就像北韓金三政權正在做的那樣，但是，正如這次慕尼黑安全會議在演講後的答問環節時，會議主持人、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對王毅當面質疑的那樣：「2022年中國和俄羅斯的貿易增長了30%。2023年與2022年相比增長了 25%，兩國的貿易額高達2400億美元。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問的是，難道你不應該對俄羅斯施加更多的壓力，同時施加一些經濟壓力以確保你在演講中所說的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得到體現，聯合國得到加強？因為根據安理會文件，畢竟是俄羅斯違反了（文件）。」 中共習近平政權自己的海關總署去年12月7日對外公開發布消息說：2022年，俄中貿易額同比增長29.3%，達到創紀錄的1902.71億美元。俄中領導人此前下達了將兩國貿易額增長一倍的目標，到2024年之前，將其從2018年的1000億提高到2000億美元。而僅僅在2023年的前11個月里，中俄貿易額就已經達到了2181.76億美元，同比增長26.7%。 這則統計數字公布的半個月後，習近平便借會見到訪的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時向普京表功說：，「今年前11個月，中俄雙邊貿易提前實現2000億美元目標，展現出兩國互利合作的強大韌性和廣闊前景。」 接下來，中共海關總署又於今年1月中公布數字說，2023年全年中俄貿易額增長26.3%，達到創紀錄的2401.1億美元。僅2013年12月里，中俄貿易額就達到了219.06億美元。 按照這樣一個增長速度，2024年的中俄貿額肯定會大大超過3,000億美元。所以，雖然「沒有證據顯示」中國直接向俄羅斯提供了「致命武器」，但傻子都明白，在美國和西方因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悍然侵略而祭出的空前力度的經濟、金融和貿易制裁之後，如果不是中共習近平政權通過大大增加它與俄羅斯的貿易—-特別是油、氣貿易給俄羅斯的經濟命脈及時輸血，很難想像俄羅斯的戰爭機器還能運轉到今天並繼續持續下去。正如筆者在本專欄的《習近平和董軍分別透露了什麼樣的中俄關係？》一文中所說：這從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力度上比，比北朝鮮援俄的幾百萬發啞彈率高達百分之五十的過期炮彈，應該是強過千百倍。 就在王毅於這屆慕尼黑會議發表演講前一天，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會議上呼籲世界給予烏克蘭更多支持，以對抗俄羅斯的侵略。 他在演講中說，不要問烏克蘭何時結束戰爭，而是應捫心自問為什麼普京仍然可以繼續打下去？ 此話一出，外界評論都把澤連斯基的矛頭所指集中分析成「抱怨美國和西方的支援一是不足夠，二是不及時。但筆者更相信除此之外也還有更重要的一條，那就是中國這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通過加大對俄貿易手段對俄羅斯空前規模的經濟輸血，從而令普京有能力、有信心繼續打下去！ 我們在本專欄的《習近平和董軍分別透露了什麼樣的中俄關係？》一文中也已經介紹過在當上國防部長之後的首次外事活動中，董軍在視頻通話中「當面」對紹伊古就支持俄國侵略烏克蘭的信誓旦旦。俄羅斯國防部新聞稿中記錄的董軍的原話是：「儘管美國和歐洲不斷向中方施壓，但我們在烏克蘭問題上仍然支持你們。即使中國和歐盟的防務合作受到衝擊，但我們不會因此而改變或放棄既定政策。他們不應該也不會幹涉俄中之間的正常合作」。 這段內容，令人不能不聯想起2022年9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訪俄時就俄烏戰爭的挺俄表態，說是 「就像現在的烏克蘭問題，美國和北約直接逼到俄羅斯的家門口，涉及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採取認為應當採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從不同的方面給予『策應』」。 表面上看，這些都與日前王毅面對美國和歐洲國家政要、外長們的表態內容「自相矛盾」，但事實上此三人不過都是在身體力行習近平外交的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做是一套，說是另一套；對俄是一套，對美（歐）是另一套的全方位流氓策略。 筆者注意到，中共宣傳機器在報道王毅與烏克蘭外長的會見的消息時，多強調王毅的那解句「中方將繼續為儘快止戰、重建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這不僅令筆者聯想起日前普京對外暗示的停戰條件就剩一個：俄軍佔領的土地一步不讓。意思就是雙方在目前狀態下就地停火。而王毅所謂的」儘快止戰「說白了就是在代普京表達了」各讓一步「以求和平的立場，暗示已經開始在戰場上處於不得地位的烏克蘭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中國內地媒體去年底都奉命正面報道了所謂《俄烏即將迎來大結局？外媒曝普京態度「巨變」，停戰條件就剩一個》，告誡美國和西方：「早一點和俄羅斯談判，還能夠讓烏克蘭少失去一點土地，是非常划算的買賣。「 而這正是王毅日前在對烏克蘭外長勸和時所說的：「只要談判能早一天重啟，各方的損失就能少一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歷史上曾有「四人幫」，指的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為毛的夫人及其親信，他們組成了當時黨內高層的小集團，權勢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後不久，四人就遭華國鋒和葉劍英的軍事集團逮捕，至今作為中共乃至中國的一個負面辭彙留存歷史，只有毛左派還在為他們鳴不平。 把習近平、李強和蔡奇作為中央「三人幫」，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幫」和彼「四人幫」基本沒有可比之處，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四人幫」雖以江青為軸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沒有顯得太突出，其黨內名義地位不如王、張；「三人幫」的內部關係是不平等的，習以最高統治者身份駕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領導者和被領導的關係，故李蔡對習只有服從，不能說不。另一區別是，「四人幫」中王、張具有某種競爭性，姚的地位較弱，只是陪襯；「三人幫」中，李蔡同為常委，一個主掌經濟，一個主掌黨務，存在強競爭性。儘管如此，習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說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正是在此意義上，他們隱約形成了一個黨內小集團，所以稱他們為「三人幫」。 也許用「中央政治」來稱呼、形容三人的關係，更恰當。「中央政治」這個詞是周恩來說的，話說文革時期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等到中央，請教周如何看待當時的高層關係，周說只看毛林江三人的關係就可以了，他們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黃恍然大悟。周所謂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種簡化，也是一種實質，抓住了三人關係的微妙之處，就能領會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場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禍。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樣的險境中周旋於三人間，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劉少奇看不清這點，所以下場都不妙。 這種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後並不在中共歷史上常見，不是說中央最高層三人就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間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領導人之外的其餘二人間，又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但這種競爭關係不能破壞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領導人能夠同時駕馭另二人，他和誰的關係更親一點，在這兩人中，天秤就傾向哪邊。就此而言，林彪雖然是毛樹立的黨內二號人物，但江青畢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時候，毛是照顧江的，所以在林、江關係中，林也不得不巴結、奉承江。此三點特徵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有過苗頭，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可稱為中央「三人幫」，三人在中國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嚴格說來他們不是「中央政治」，因為當時在中央真正說話算數的，除鄧外，另一個是中共元老陳雲，而胡趙要聽鄧陳的，可是在這兩個婆婆之間，意見和立場常相左。 複製毛林江三人關係和中央政治的，是習李蔡。習像毛一樣，在三人中處於一種相對超然的地位，李蔡則像林江聽命於毛一樣，聽命於習。不過，李蔡有一點和林江特別是林不同，雖然林長期是毛的下屬，但畢竟是槍林彈雨中打過來的，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是真有資本的，所以這個人也比較孤傲，有時竟然可以頂撞毛，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見。李蔡是習的下屬，但他們二人能夠到中央，完全靠習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軍功」上來。所以在和習的關係上，二人沒有資本敢忤逆習。 習在二十大組建了一個以自己的親信為主的統治團隊，這和毛在九大組建了一個文革新貴和林彪集團為主的統治團隊一樣。但為什麼說習李蔡在這個親信統治團隊中又有點「特別」，具有某種「小集團」性質？或者說，李蔡二人比起習的其他親信來，對習更重要，從而三人有著一定的利益一致性？這當然是因為李蔡在習的團隊中承擔的責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號人物，儘管他掌管的國務院在習時代下降為黨中央的執行結構，許多國家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繞開國務院，由習為首的黨內小組作出，然後交由國務院去貫徹落實，然而，作為李本人，也是這些黨內決策小組的重要成員，沒有被習排斥在決策層之外；更重要的是，現在中共又以經濟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幫助習把經濟搞上去，國務院一半多的職能，是圍繞經濟運轉的。在這個方面，習需要李去做好經濟工作。 蔡在黨內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而書記處作為政治局的日常辦事機構，實際代行政治局的決策權力，但凡中央作出的決策以及各種情況的通報，首先彙集到書記處，由這個中央樞紐過濾，上陳下達，所以書記處書記的權力要超出他們的政治局成員的身份所具有的權力。此外，蔡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辦公廳主任，這是個不尋常安排，過去僅在毛的某個特殊時期出現過，現在習把這個職務交由蔡，當然是對蔡的信任。中辦和所有的中共機構都不同，它掌管總書記的日程安排和行蹤，並領導著警衛部隊，中辦主任鞍前馬後伺候總書記，不是信不過的人不會把這個職務交給他。再從蔡在黨內分工掌管黨建、宣傳、統戰和意識形態來看，也都是習傾注心思的領域。習上台這些年來，一大目的就是改造黨，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樣子。 可以說，一個主管經濟，一個主管黨務，李蔡二人成了習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習親抓軍隊、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決定了習政權這條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穩健。從這個角度說，三人構成了一個命運小共同體，是習政權的核心，李蔡則成了習親信中的「親信」、心腹中的「心腹」。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在這個中央「三人幫」里，如果李蔡扯後腿，二人或各自親信產生矛盾和衝突，以致習不信任其中一位，或兩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將瓦解，習政權會處於危險當中。 目前這個小集團剛渡過一年，尚看不出有明顯的分歧浮上檯面，以團結合作共渡難關為主，這個難關就是在保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儘快扭轉經濟下行趨勢，它決定了三人特別是在李蔡二人之間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對習當然不敢抗上，會忠實執行習的旨意，習對二人似乎也沒有明顯的偏向，儘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領導班子黨組向常委會彙報工作以及政治局會議上，兩度表揚蔡領導的書記處能夠積極主動作為，認真履職盡責，高質量完成黨中央交辦的各項任務，似乎表明在兩人的爭寵中，蔡贏了李一局，但現在就下結論蔡更得習的重用，還是過早。 不妨簡要梳理李蔡和習的個人交往。二人皆為習的舊部，來自所謂的之江新軍。20大前，李更得習的青睞。李是浙江人，在習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李任溫州市委書記及省委秘書長，成為習的大秘。正是這層關係，在習成為總書記後，李被擢拔為浙江省長，並很快調任江蘇省委書記，不久主政上海，進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雖然習長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習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習任福建省委副書記，蔡也是在那年成為省委辦公廳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這期間，習看上了蔡。但在習1999年成為福建省長時，蔡卻調到臨省浙江任職，習在浙江期間，蔡並未得到重用，直到做總書記，蔡才轉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2013年任副省長，成為時任省長李強的副手。一年後蔡被習上調國安委，後轉任北京市長，19大前夕擢拔為北京市委書記。 由此來看，習把李放在上海市委書記的任上，並在20大後安排做總理，有將他做接班人培養的用意。李相對年輕，比習小6歲，比蔡小3歲半，如果習要遴選接班人，李會是人選之一。也許意識到這一點，為競爭習的信任，蔡表現出對習無比忠心的樣子，無原則的吹捧習，已到一種非常肉麻和噁心的程度，即使在習的親信中，也顯得出格。不過，這對習是受用的，或許正是看中了蔡的這一特質，習才安排他主抓黨務。黨是習行獨裁統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萬黨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必須保證不能偏離習的航向，才令他放心，這就需要把黨務交給一個對習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裝的忠誠贏得習的信任，這就是習為何要兩次表揚蔡的原因。 但是，當下三人的這種合作關係能夠保持多久，是個疑問。蔡雖然得到習的表揚，暫時習也不會允許蔡越界染指經濟事務。然而，倘若經濟狀況不能較快得到好轉，習鍾情的新質生產力在一定時間內沒有明顯成效，習對李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會產生懷疑，屆時蔡就有興風作浪的機會。李和蔡本質上是不同的兩類人，李可能還保留了一絲做人的道德底線，當蔡越權干預李的工作，或者他們各自親信的明爭暗鬥影響到兩人關係，會導致二人在國家發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與公開化，二人的競爭關係就大於合作關係，習也無法彌合二人的分歧，或者乾脆偏向某一方，那時這個為利益而結成的「三人幫」會裂解，「中央政治」不復存在。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納瓦尼死於獄中，在俄國內引發震動，在西方輿論也引起很大反響，歐美政治人物都把矛頭指向普京，認為普京必須為納氏之死負責。從一般的道德意義上說，普京確實要為納瓦尼的猝死負起重要責任。因為正是他領導的政權把納瓦尼投入獄中，才導致這個後果的。但是責任分兩種，一種是政治責任，一種是刑事責任。普京無疑要負政治責任，可如果說普京要負刑事責任，就必須有證據證明納瓦尼是他下令謀殺的。 假設這事是普京下令乾的，在俄羅斯還由普京當政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找到證據的。即使普京表面上成立獨立調查機構去調查，以應付外界壓力，也很可能調查只是走過場，最後不了了之。既然從證據上要坐實普京的責任很難，不妨從動機上來推定普京是否覺得有必要把納瓦尼幹掉。後者長期批評普京，是普京最尖銳的反對者，這導致普丁在2021年把他抓起來，並判刑投入監獄。到他死前，納氏已在監獄服刑近3年，據說去年底才剛被俄當局轉移到靠近北極圈的最偏遠的流放地。 但納瓦尼雖是普京政權最尖銳的批評者和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可要撼動普京地位，從現實的政治角度看，幾乎做不到，因為普京在俄國內的名望還是很高的，儘管打了三年的俄烏戰爭，然而要在俄羅斯推出一個能和普京匹敵的政治人物，目前還沒有。再說納氏被關在監獄裡，即使他以前在俄政壇上特別是反普京的民眾中有很大影響力，3年的牢獄也會把這種影響力稀釋掉大半，因此，理論上講，普京沒有必要把一個對自己不構成有力挑戰的反對派政治人物，下令幹掉。特別是考慮俄羅斯3月要面臨大選，普京是不太有動機在這個時候去暗殺他，這樣做只會把自己弄得很被動，效果適得其反。 3月17日俄羅斯要舉行大選，普京是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可從目前俄國內的政治動態和民意看，他得到俄羅斯統一黨的背書以及權力結構的支援，再次當選沒有什麼懸念。在這種情況下，要去暗殺一個在監獄裡、對大選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的反對派領導人，除非普京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否則，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不會出此「下策」，硬生生把一個本來對自己有利的選舉弄出麻煩來。因為一般人都能夠想到，倘若納瓦尼有什麼不測，俄國內反對派和西方輿論第一時間就會將矛頭指向他，普京怎麼會看不到這點？ 有人會說，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把納氏幹掉，反正外界都會認為是他乾的。普京應該還是不會這麼不「理性」，就像上面指出的，在納瓦尼對他沒有太大威脅下，他為什麼要讓選舉橫生枝節？坐在台上的當權派，要除掉國內的反對派或政治對手，肯定是感受到來自後者的巨大壓力，讓他覺得不行此極端手段不行。在3年前普京將納氏投入監獄後，後者已經不對普京構成這種壓力。還有人說，普京這樣做也有可能是在選舉前震懾其他的反對派不要生事，但是，從目前候選人看，力量都太弱，不是其競選對手；況且，用這種很有可能生事的手段警告其他反對派不要生事，這不符合事情的邏輯。 普京出身克格勃，當然不是一個善茬，對待反對派會用很嚴厲的手段，這點不用懷疑。但是，也不要把他想像成一個為了權力，就什麼事都敢做的「非理性」的領導人。政治人物的行為都出於理性的利益計算，賠本的買賣一般是不做的，儘管不排除在這個利益的計算中會有失算的時候。馬斯克非常要好的朋友，美國投資界有名的投資人David Sacks在他的推文中談到納瓦尼之死時，也質疑普丁為什麼要這樣暗殺納氏？他說，你不必相信普京「好」才能問這個問題，只要相信普京有戰略眼光即可。在他看來，普京如果要殺納氏，是可以等待的，而不是選在目前美國的新保守派尋求煽動道義憤慨以支持烏克蘭資助的時候，國會正在討論 60億美元的烏克蘭新援助，普京這樣做豈不給了新保守派最好的時機，讓納瓦尼的死對推動國會通過援烏法案具有負面的宣傳價值？ 那麼，假如不是普京下令乾的，又會是誰？有兩種可能，一是納瓦尼在獄中受到折磨，身體受到很大損害，「猝死」於獄中。考慮到他被轉移到寒冷的北極地帶，監獄條件肯定惡劣，病痛會得不到治療，不排除受折磨病死的可能。當然，從這個角度說，普京也是要負很大責任的，甚至說普京謀殺了他在這個意義上是成立的。二是俄羅斯當權者內部對普京不滿的強硬派，他們認為俄烏戰爭打了三年，弄成現在這個樣子，原因就是普京對烏克蘭不夠強硬。所以他們要借俄羅斯大選即將舉行的時機，謀殺納瓦尼，然後嫁禍於普京，一石二鳥，讓俄羅斯民眾尤其反普京的勢力起來造反，在大選前或大選中製造一些事端，把普京選下去，即使沒有把普京弄下去，也讓他的當選缺乏正當性。 在我提出這個看法後，有人表示不同意，認為如果俄國內強硬派要嫁禍普京，普京怎麼可能會允許他們去謀殺納瓦尼？合理的解釋是，普京未必了解他政權內的強硬派要幹掉納氏；或者，即使知道有人要幹掉納氏的情報，但未必阻止得了。在這方面，同樣不要把普京看作是個能力超群的領導人，要不，他為什麼不知道去年他的親信瓦格納僱傭軍首領普里戈津率兵造反？ 說到普里戈津，他的死同樣蹊蹺，至今是件懸案，這是很多人把普京看作謀殺納瓦尼的原因，認為普京就是一個殺人如麻的儈子手，在他當政的這麼多年，讓很多反對他的人神秘失蹤或死亡。在這些被害人中，確實可能有一些是普京下令謀殺的，但我們不能由此就斷定，多殺少殺一個反對派對普京無所謂，納瓦尼一定是他乾的。 我在動機上分析不太可能是普京謀殺了納瓦尼，只是提供一種可能的分析思路。對於一個真相不易獲得的事件，我們需要從多種可能性去探討，而不是認定這事發生在獨裁者統治的國家，就一定是獨裁者指使做的一種可能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接近真相。但我也要再次指出，普京對納氏之死負很大政治責任。雖然普京政權在俄羅斯的統治尚未達到習近平在中國的極權統治那種程度，然其對政治反對派的打壓同樣不手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普京看作謀殺納瓦尼的共犯。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阿根廷球王梅西（Lionel Messi）在香港的表演賽，除了全程沒上場被罵慘，比賽結束後的頒獎儀式上，香港特首李家超與官員們在球場上與邁阿密隊球員一一握手時，梅西慢慢走出隊伍，從李家超等港府官員身後繞開走過，沒和他們握手，也被許多香港人和中國人痛批不禮貌。當看到梅西怎麼閃過握手的影片時，讓人想到一個至今仍被很多人批判的握手影片。 握手的兩人都大名鼎鼎，情景在1942年4月希特勒的生日慶祝活動上，被認為是20世紀、甚至整個西方音樂史上最重要的指揮家之一的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在指揮完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後，福特萬格勒與來到台前的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部長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握手。 若對福特萬格勒不熟悉的人，光看這影片，很難不認為他是納粹的一份子或至少認同納粹，但事實上，福特萬格勒不只不是納粹黨員，也沒有支持納粹，還不只一次與納粹高層（包括希特勒）發生爭吵、寫公開信給戈培爾譴責反猶太主義、為猶太音樂家辯護，甚至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猶太人逃離第三帝國，因此，希特勒並不喜歡他，納粹德國內政部長、大屠殺的主要策劃者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很想把他送進集中營。不過，這樣的福特萬格勒還是被納粹政權所重用，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指揮和「維也納愛樂樂團」（曾有50%的團員都是納粹黨員）常任指揮，原因可不是納粹惜才，而是宣傳部部長戈培爾認為福特萬格勒能作為德國文化象徵最好的「宣傳」。 事實上，早在1935年，福特萬格勒就被利用作了一個大宣傳。在一場音樂會開始前，他突然被告知希特勒和整個納粹黨人都會出席，並被命令要行納粹禮歡迎希特勒。不願意行納粹禮的福特萬格勒接受樂團經理的建議，手握指揮棒來躲過，但他躲不了希特勒走到舞台前伸出來的手，於是他與希特勒握了手，當然也被納粹安排好的攝影師捕捉了那個握手的時刻，然後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就到處散播這張照片，讓不清楚實際情況的外人（尤其是外國人）以為福特萬格勒支持了新政權（始於1933年）。 這種利用名人（尤其是藝文與體育界）作宣傳或洗白惡行也是現在集權獨裁國家政府最喜歡做的事，如這次梅西沒上場的香港表演賽，就是港府要挽救被經濟學家稱「香港已玩完」的經濟，而香港的經濟會如此江河日下，就是因為推動《逃犯條例》（送中條例）修訂（2019）、快速制定實施《港區國安法》（2020），受中國控制越來越嚴重，外資紛紛撤離，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了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所以需要盛事經濟來提振，也順便洗白不再自由安全的香港形象。然而，港府與中共政府似乎不懂這整個邏輯，竟然在梅西沒上場的表演賽（2月4日）之前，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月30日受訪表示要「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全力拚經濟」。 所謂二十三條是比《港區國安法》更嚴苛的《基本法》第23條，涵蓋五類罪行，包括叛國、叛亂、竊取國家機密、破壞活動和境外干預。新增的「境外干預」罪將禁止港人與外國及台灣政治組織聯繫，「國家秘密」的定義涵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叛國」罪包含「隱匿叛國」，並要擴大警方執法權，可將羈留時間從目前不超過48小時大幅延長至14天。換句話說，在港府和中共政府的認知里，香港的經濟變差，就是有外部勢力扯後腿，內部的人（港人＋中國人）與境外勢力勾結之緣故，所以李家超會說，基本法23條必須儘快立法，香港就可以無後顧之憂，全力拚經濟。 不過，雖然基本法23條還沒通過，卻儼然像是已經啟動了；梅西來香港的盛事經濟搞砸，香港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發文怒批「香港人痛恨梅西、邁阿密國際以及他們背後的黑手」，因他們「刻意且有計劃地冷待香港」，梅西的謊言和虛偽令人厭惡，「絕不該允許他再來香港」。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的社評則說，梅西和邁阿密國際隊搞區別待遇，「有政治動機」，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經濟，「有外部勢力故意要藉此讓香港難堪」。然後，2月10日杭州取消阿根廷足球隊本來將在3月至杭州進行的友誼賽。現在傳出，香港主辦單位簽「便宜的非強制梅西上場合約」，甚至合約金額硬生生少了邁阿密國際開價的 3,000 萬港幣（新台幣近 1.1 億），導致其未受強制性的違約規定，因此梅西沒上場。但真的是「錢」的問題嗎？ 去年5月傳出，與「巴黎聖日耳曼足球俱樂部」（Paris Saint-Germain Football Club）的合約在6月30日結束後，梅西可能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Al Hilal SFC），但最後，他加入「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Inter Miami）。對於他捨棄高額年薪的「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加入年薪低了約九分之一的「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的老闆馬斯（Jorge Mas）表示，在與全球足球強隊和他們無法競爭的巨大資金爭奪世界上最好的球員的情況下，他與團隊思考：他們的俱樂部可以提供什麼別人無法提供的東西來打動梅西？所以，他與梅西聊了很久很多：「你的抱負（aspirations）是什麼？你的夢想（dreams）是什麼？你想要什麼？」同時，他告訴梅西，加入「邁阿密國際足球俱樂部」，他可以在美國為足球開闢新道路。顯然地，最後是夢想與抱負抓住了梅西的心。（註：足球雖然在全球很受歡迎，但在美國遠不及橄欖球） 事實上，在傳出梅西可能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時，一些西方媒體嚴厲批判了梅西，認為那是為錢不顧人權，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箝制言論自由，逮捕、長期拘禁、刑求、處決非暴力異議者、公共知識分子和人權活動人士，也剝削移工。這會不會是梅西放棄加入「沙烏地新月足球俱樂部」的另一重要原因呢？但就像梅西沒和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官員們握手，是不是如許多人說的「是抵制極權政府」，梅西不說，永遠沒有人會知道。至今，福特萬格勒和戈培爾握手的影片還讓許多人爭執著「福特萬格勒在握手之後，是否用手帕擦了手？」相信其人格的人就認為有，批評他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工作為納粹帶來聲望、認為他並不那麼無辜的人，就不認為他有用手帕擦手，也同樣地，永遠只有猜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管會不會留下影片，殘暴獨裁者和政府官員的手，不必也不該握，更不該成為幫他們轉移焦點或洗白的宣傳。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居紐約。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正在過龍年新春的假期。對當局來說，節前三天的股市大漲，暫時消除了這個春節因股市暴跌導致的大眾對政府不滿可能帶來的某種社會風險。作為中國人最看重的節日，當局當然要營造一種安樂祥和、國泰民安的喜慶氣氛，故不論何因，任何會破壞這種氣氛的行為或者社會心理情緒，它都要極力避免。 中國股市在今年開年以來，就一路下跌，滬市A股在匯金公司入場托市前，累計跌幅達9%以上，並兩次擊穿2700點，最低下探到2635點，深市和創業板跌得更多。看架勢，若政府不干預，還會繼續下跌，2500點能否止住，都不好確定。問題在於，今年以來的下跌，是在去年和前年的跌勢基礎上的繼續。上兩年滬市A股的下跌幅度高達19%，加上今年的跌幅，從最高點3651到最低點2635，股指跌去1000點，跌掉1/3，此跌幅完全稱得上教科書定義的股災。 股市暴跌，民心不滿 我在2月4日股市暴跌，民眾情緒有非常大的負面反彈後，評估中國當局一定會救市。理由簡單，這波股市暴跌，正臨近春節，政府害怕股民出事，鬧出一些響動，破壞普天同慶的節日氣氛，影響當局常說的社會大局穩定。那幾天，市場已零星出現股民加槓桿深度套牢被強制清倉，因無法承受巨額損失而跳樓傳聞，股市也在突然間成為輿論場討論的熱點。 中國的輿論場好久不關注股市了，討論的對象是房價和其他的時政熱點話題。但在股市連續暴跌後，它又重新進入全民視野，對當局，這絕非是個好現象。因為這意味著社會情緒的惡化。人們談到股市，都顯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甚至哀莫大於心死，表現出對政府的極度失望和不滿，連一向站在官方立場、為當局辯護的小粉紅們，提到股市，也氣不打一處來，抨擊政府的無能和冷漠。民眾甚至跑到美國駐華使館微博區，發泄心中憤懣，嘲諷和控訴當局把經濟和股市搞砸，把使館微博區變成中國版的「哭牆」，十幾萬條留言顯示了民心反轉，可以說，相比樓市，股市更讓當局民心盡失。 習近平政權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罔顧民意，但當民意折射出的怨氣有可能影響和衝擊社會穩定時，它就不得不重視，尤其在某些時點上。試想，倘若因股市連連下跌出現幾起跳樓的事——不多，只要幾起就夠了——對廣大股民乃至民眾，會產生怎樣的心理觸動，有沒有一種兔死狐悲的共情？從而導致社會悲觀情緒蔓延，很多股民恐怕這個年節都過不安穩。即使沒有人跳樓，單單民眾到美使館微博區留言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就會讓當局嗅出其中的不祥味道，感覺民意危機正在逼近。此乃我認為在股市跌破2700點後，當局一定會去救市的緣由。 民怨高漲，更勝以往 現在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民眾對這次股市大跌，情緒反響如此大？中國股市以前也不是沒出現過暴跌，2008和2015年的股災，從程度上講，都比這次嚴重。那時民眾對股市暴跌也有很強反應，當局也下場救市，但是，社會情緒的激烈比不上這次，此次股災，民眾的情緒彷佛沒有徵兆，突然間就爆發，顯得短促而激烈。原因出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宏觀背景不同，前兩次股災中國整體處於上升期，人們對未來還有希望，有信心，在這種社會心理面的支持下，傾向於淡化股災的危機程度，認為股災是股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現象，是股市漲得過高後的一次暫時的激烈下調；而此次股災發生於人們對中國的預期全面走壞的背景下，對未來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對當局能夠搞好經濟幾無信心。二是對去年和前年股市漫長下跌積累的不滿，到此刻的一次總爆發。 2008年的股災是在2006和2007年股市狂漲後的一次劇烈回調。這兩年都漲幅巨大，2007年滬市A股摸上了6124的歷史高點，收盤在5261點。這兩個點位尤其前一個恐怕未來若干年都超不過。另外，雖然2008年發生了股災，但中國在當年舉辦了奧運會，極大振奮了民族精神，可以說，那時才真是「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在這種預期樂觀下，社會是不會把股災看得多麼嚴重的。事實上，第二年股市有較大程度的反彈。 2015年，習近平已上台三年。雖然如今政治上的向後退彼時初露端倪，但社會對他的政治面貌和路線政策看得還不是很明白，那時他還是總書記而沒有成為核心，社會對其反腐支持力度很大，往前幾個月，在他主持下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文件，故至少在經濟上，人們對未來還是有信心比較樂觀的，GDP超過美國不過是未來幾年的事。很多人包括當局相信「東升西降」不久將實現。股市在2014年也有較大程度上漲，2015年繼續上漲，創下了5178的第三歷史高點，但由於監管部門擔心漲得太高，要營造慢牛局面，導致股市在當年出現大跌。儘管如此，由於社會對未來的樂觀氣氛仍在，當年股市還是漲了9個多百分點。 2024年開年以來的這次股災，整個國家發展的宏觀環境完全改觀。內部的政治高壓，外部的中美對抗、中西對立，疊加三年疫情的封閉，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惡果充分呈現，國家發展的元氣被摧毀，落實到社會層面，就是死氣沉沉，沒有生氣，人們對未來普遍不看好，對中共黨內能夠扭轉習近平的治國路線不抱任何希望，不寄託任何信心，要麼通過各種方式「潤」出去，要麼躺平，失去繼續奮鬥的動力。此乃中國當下的狀況和社會的整體風貌，表現在股市上，自2015年股災後，半死不活地在3000左右上下波動。 股市暴跌，房市爆雷，民眾面臨雙重打擊 在比較和分析這幾次股災的宏觀社會背景時，還需注意一個現象，即前兩次股災發生前後，房價的趨勢一直在上漲，尤其2015年這次的幾年，房價的上漲可用瘋狂來形容。中國人獲得財產性收益的途徑很狹窄，股市和樓市是絕大多數民眾投資的兩個渠道。相對於股市的高風險，樓市在2019年前，都是穩賺不賠的，許多人加高槓桿買房，形成了所謂全民炒房的局面。歷史經驗告訴他們，在中國，房價將「永遠」上漲。而股市，暴漲暴跌是它的常態，雖然很多人也樂此不疲地進入這個市場，然而有研究表明，九成以上的中國散戶是虧損的，很多虧損嚴重。不過，股市虧損的錢可以通過樓市彌補。可是，近期的股災，大眾運氣就沒這麼好了，房價也在劇烈下跌。過去幾年，當局對房地產的嚴厲打壓，加上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以及就業和收入的不明朗，讓房企不斷暴雷，社會對房價上漲的預期發生逆轉，很多地方，尤其三、四線城市的二手房價，都出現腰斬。如今兩條投資的渠道都被堵死，股市的虧損再也不能從樓市來彌補，人們當然也就沒法像以前一樣能夠以從容心態對待股市暴跌。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權利意識比過去大為提升，各種維權行動常成為媒體的頭版新聞。然而，總的來說，因為權利受損而起來反抗的還只是社會少數的勇敢者，多數人不敢或不願參與維權行動，這當然也是由於害怕政府的鎮壓。不過，當財產受到損失後，不管這種損害是不是由政府造成的，民眾一般敢於起來抗議，雖然也打著「維權」旗號，可此維的「權」不是帶有政治性的「權」，民眾知道，經過這麼一抗爭，地方政府為息事寧人，往往會去解決，雖然結果並非完全滿意。 股市大跌損害的正是民眾的財產權益，相比樓市，後者即使跌幅巨大，至少還有一個房子存在，而股市很可能一瞬間讓投資者傾家蕩產。過去兩年，外圍股市一天天創新高，唯獨中國股市天天下跌，彷佛故意要折磨人的耐心和神經，讓股民對這個市場絕望情緒生起，對當局搞好股市的能力根本就不抱信心。因此，當股市再次出現暴跌，乃至擊破股民心理認定的某個關口，之前積累的對當局的不滿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噴出。 中國有活躍股民5000萬，背後是5000萬個家庭。雖然股民的不滿目前還只表現在心理和輿論層面，但已讓當局感覺到危險。這也就是當局面對這個人心思變的特殊時刻，不能再對股市現狀置之不理的原因。我在2月4日的股市大跌後提出，當局要救市，除非拿出真金白銀，或者習近平作出改變政策的重大宣示，又或請出像前總理朱鎔基這樣讓市場認可的有威信的領導人，後兩條是不可能的，所以當局走的是第一條，讓匯金公司下場托市，並更換證監會主席，應該說，救市力道尚可，再配之以對股市監管政策的調整，這波暴跌或許能止住。 然而，問題還遠沒有解決。股市的根本問題是對當局發展路線的信心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股市將處於一種循環暴跌中。目前暫時穩住股市也許是下一波暴跌的開始。但是，在時空環境已徹底轉換的當下，循環暴跌會將民心和政府信用耗盡，以股市牽涉的人之多，和對財富的洗劫速度之快，當下一輪股災發生，大眾的憤怒或許不僅止於輿論，中國社會的動蕩會由股災撕開一個口子。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龍年新春之際，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2月8日召開春節團拜會，習近平及政治局常委出席。這本是多年的慣例，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中國官媒釋放出的一張大合照，卻頗為令人玩味。 在照片中，習近平和眾常委在最前面的一張大圓桌就座，後面是幾十桌賓客，每桌大約十人左右。照片中可以看出，受邀參加的賓客，大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他們應當是省部級離退休老幹部，而顯得極為突出的是，靠近習近平的四張圓桌上，在滿桌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太中間，各坐著一位小平頭，精壯幹練，面無表情的年輕人。那當然不可能是離退休老幹部，也不可能是現任省部級領導，很顯然，每桌各自列席的年輕人，應當是中央警衛局或其他單位的警衛部隊士兵，而突兀地與滿座白髮蒼蒼的老人坐在一起，毫無疑問，就是為了確保現場，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共高官的安全。 這裡值得玩味之處在於：從外人眼裡，其實哪裡會有什麼安全問題？第一，能夠邀請參加春節團拜會的，都是中共前後任高級幹部，這些人是中共利益集團的核心成員，他們現在擔心被習近平清洗都來不及，誰會有膽量在眾目睽睽之下行刺習近平？！第二，即使是這些中共的高級幹部，能夠進入團拜會的場合，也都是經過包括中央辦公廳和安全部門在內的各級組織反覆考察推敲，才能被列入確定的名單，有任何安全疑慮的人，是不可能被放進來坐在習近平附近的；第三，也是最可笑的一點是，滿堂與會者中，年齡層相當大，就算這些人中有人對習近平不滿，以他們的體力能夠做什麼呢？難道習近平擔心會有七八十歲的老人衝過來徒手掐死他嗎？總之，這樣高級別的警戒狀態，不僅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而且看起來荒唐可笑。 那麼，我們的問題是：習近平如此驚弓之鳥一般，也不怕外界的議論，在純粹自己人的場合，都這樣如臨大敵。他，到底在怕什麼？ 這有兩個推測：第一，純屬個人原因。那就是習近平已經有了類似妄想症的多疑病，他對哪怕是年邁體弱的老人都不放心，都要防備他們在人民大會堂這樣的地方對他動手。坦率講，這樣的心理已經有些病態了。第二，那就是習近平根據情報系統的評估，判斷即使是在這樣的內部公開場合，也的確還存在安全風險，因此必須做最高級別的警衛安排。 這張照片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清晰的訊號，那就是：不管習近平如何十幾年如一日地清洗黨內軍內他認為不忠誠的人，一直到今天，他的內心，對自己的安全仍然充滿了擔心，充滿了恐懼。不管這是出於他個人的多疑心理，還是的確有不安全的擔憂，說明的都是同一個事實：這個政權並不穩定。 因為，如果政權的獨裁者每天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他就會不斷清洗，不斷在自己的周圍抓壞人，這樣的政權能穩定嗎？而如果習近平真的手握情報，認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那就 更能說明這個政權的不穩定性。 新春之際，按理說應當喜氣洋洋，但這張照片中每一桌上坐著的那個警衛士兵，卻不經意間暴露了在祥和的表面之下，中共高層內部的刀光劍影。還有什麼比這幅畫面，更能暴露出中共內部的緊張氣氛的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