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奧德賽》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採訪掀爭議
2026 年 8 月 6 日
3月5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召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實際上，盡人皆知，全國人大隻不過是橡皮圖章，是舉手機器。中共的特點是：開大會解決小問題，開小會解決大問題；解決問題不開會，開會不解決問題。全國人大會議，名義上是最大的會，因此也必定是最不解決問題的會。理論上應該在大會上解決的問題，必定是通過會前的小會以及不開會的方式已經解決。如此說來，外界能從這次全國人大看到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按照早就定下的劇本演出，逢場作戲而已。 大會召開前夕，有兩條消息引起外界注意。一條消息是，全國人大發言人婁勤儉3月4日中午（北京時間，下同）出席人大會議開幕前的新聞發布會，他在會後離場時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關於前國防部長李尚福是否會參加兩會的提問時篤定地說：「他不能參加（兩會），因為他已經不是代表。」我們知道，李尚福和秦剛都是在去年3月兩會後才被任命為國務委員，並分別擔任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消失，接下來又被撤去官職。但李尚福和秦剛也都是全國人大代表，按理說是該出席這次人大會議的。幾天前官媒報道說秦剛已經辭去全國人大代表，但至今沒有宣布李尚福被罷免人大代表職務的消息，也沒有公告他請辭人大代表。諷刺的是，就在婁勤儉在中午宣布李尚福已經不是代表後，截至星期一晚間，李尚福的名字仍然還在全國人大官網的代表名單中，隸屬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中共高層權力運作之混亂無序，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條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人大發言人婁勤儉在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今年人大會議閉幕後，不舉行總理記者會。如無特殊情況，本屆全國人大後幾年也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 我們知道，兩會結束後總理舉行記者會，這種做法始於1988年，自1993年以來已經常態化、制度化。兩會歷來很沉悶，很封閉。相比之下，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可以說是唯一的亮點。它凸顯了總理的地位，因為要當場回答外國記者的提問，多少有一點開放性，另外也顯示出總理的應對能力。本來，外界從兩會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照預定的劇本演出。唯有總理的記者會有一點例外，總理的現場應答不可能有逐字逐句都預定的劇本，因此有一定的發揮空間。例如在2020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李克強講出：中國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這句話等於是把習近平吹噓的中國已經全面脫貧的說法戳了個大窟窿。習近平的惱怒可想而知，但又無可奈何。今後不再舉行總理記者會了。這意味著總理地位的降低，意味著兩會的開放性的降低，也意味著今後的兩會，外界能看到的一切，連標點符號都是經過總書記審查核准的了。 李強本來就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弱勢的總理。說起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之間的關係。按照憲法，總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會批准。但實際上，這幾屆的總理沒有一個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們在幕後搞拉郎配，搭配給他的。朱鎔基的總理和李鵬的總理，並不是江澤民自己挑選提名的；溫家寶的總理並不是胡錦濤自己挑選提名的；同樣的，李克強這個總理也不是習近平自己挑選提名的。因為這幾個總理都不是由國家主席挑選提名的，而是被元老們拉郎配的，所以即便主席不高興也無法撤換。習近平對李克強非常不滿意，但卻沒法撤換，只能等李克強做滿兩屆。只有李強這個總理是習近平自己挑選的。李強的權力完全取決於習近平，所以是最弱的總理。現在取消了兩會後的總理記者會，無疑是進一步削弱了總理的權力。 中共的三中全會按慣例是該去年秋天召開的，可是到今天都沒有開，如今又取消了兩會後的總理記者會。這一系列脫離常規慣例的做法，表明習近平仍然在繼續擴張他的獨裁權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1953年6月出生，時年69歲的中共黨魁習近平打破慣例獲得三連任。而同時留任的高層官員中，有四人和習同齡甚至比習還老，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1950年7月）、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1953年10月）、中央黨校校長陳希（1953年9月）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1952年12月），這種做法也是打破慣例，他們直至今天仍未退，可稱之為「滯留」。 從這幾人與習的親密程度看，都堪稱習的「家臣」，他們當時留任，可能有習近平「務實」的理由：一是朝中難得老成可靠者；二是習認為他們各有些特別的本事；三是「陪跑」，因為習打破常規三連任，他要搞終身制，先要找幾個年紀大的陪同過渡一下。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面臨的內外形勢越來越不妙。過去一年多來，習的四大「老臣」要麼陷入內鬥，要麼在執行習的折騰政策中將政局越搞越亂。對於想延命的中共政權而言，他們滯留官場，無論如何是不祥之像。 陳希為習操持的人事大盤一年崩壞 2024年1月19日，中共省部級金融研討班在中央黨校結業，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出席並做總結講話。主持結業式的是中組部部長李干傑，參加會議的高官則包括中宣部部長李書磊、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國家監察部部長劉金國、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和中央黨校校長陳希。 按中共官媒報導規矩，只有副國級以上才會獲報導名字，而陳希只是中央委員，雖然名字排在最後，但等於也有副國級待遇。 和習同齡的陳希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清華大學化學系，和習近平成為同窗，兩人還是睡上下鋪的室友。陳希還是習近平當年的入黨介紹人，他掌管清華大學期間，幫習近平取得了博士學位。這段經歷是別人無法比擬的。 陳希實際操盤習近平前兩任期的人事，又暗控習第三任期人事。他在二十大後遲至2023年兩會，等習近平順利延任國家主席，李強擔任總理，甚至蔡奇兼任中辦主任之後，才卸任中組部部長，至今仍任中央黨校校長，此事非同小可。 習近平用人的特點就是用「熟人」——和他早年有過生活和工作交往，且關係經過考驗的人。他時時有不安全感、擔心身邊「兩面人」，讓陳希以中央黨校校長身份延期坐陣，可能就是擔心人事出問題，幫忙盯緊，至少在年輕官員進黨校「學習」時就予以把關。 不過，二十大期間，官媒宣傳說習近平對於上位的中央大員「親自把關」，但一年不到，習的中央人事大盤就已「塌方」——官方信息證實，包括秦剛、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等一批中央委員已出事。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去年一直拖到現在都沒開，眾多觀察家都認為，就是因為習近平用人不明，自己提上來的人又要拿下去，現在習不想開中央全會處理他們，但黨內有反彈。 按中共的規矩，習對這些高官的落馬負有「領導責任」，然而中組部長本身在選人用人上，至少在形式上是「推薦」的功能，如果在選人過程中，發現人選有某些問題，也是需要報告的。比如秦剛的婚外情傳了好幾年，去年才出事，雖然是習指定要用他，陳希難度沒責任？ 台灣命理師江柏樂曾說，習近平是「眉淡」之人，做事心狠手辣，管你是不是兄弟、朋友。讓身邊的人可說是「伴君如伴虎」。 假若習近平被黨內反對者逼急了，也有可能讓老同學背黑鍋。至少，陳希現在應該也和習一樣，會感到有壓力。 張又俠與習近平或已離心 1950年7月生，今年已73歲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是中共官場罕有的老大哥。 習近平和張又俠本來是鐵杆關係。張的父親張宗遜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同為中共第一野戰軍的高層，兩家是世交。 習近平讓張又俠擔任軍委副主席，一來是為了穩住軍心。二是因為中共面臨的地緣政治惡化，習又不排除武統台灣，而張又俠是中共軍中少有的實戰經驗的人，參加過中越戰爭，在軍中被歸入「越戰派」。 但是政治的事，一天都嫌長。在二十大後，中共新一輪內鬥，已牽動張又俠，習和他的關係可能有變。 去年7月26日，中共軍委要倒查2017年10月以來裝備採購招標過程中的腐敗線索。這一時間正是張又俠卸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交班給李尚福之後。隨後習近平對中共軍方展開大清洗，除了李尚福被免國防部長職務，已有10名軍方將領和1名軍工老總的人大代表資格被免。 張又俠和李尚福都是紅二代，李尚福又是張又俠在擔任軍方總裝備部部長時期的下屬。而目前被查出與裝備腐敗有關的將領，不少和張又俠有著直接交集。 儘管習在倒查裝備發展部有意避開張又俠掌管時期，但李尚福有事，作為上級的時任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也有責任。那些已落馬的貪將為了自保，可能也會供出張又俠的貪腐細節。張又俠免不了暗中對習心生忌憚。 今年2月8日，中共新華網發表報導：「張又俠、何衛東到駐京部隊調研並看望慰問官兵」。但人民網轉新華網報導時，標題改成「何衛東、張又俠到駐京部隊調研並看望慰問官兵」。 何衛東作為習的福建幫心腹，在二十大被破格提為軍委副主席，排名在張又俠之後，如今中共黨媒公開將何放在張之前，或是在暗示兩人的地位可能有了微妙變化。 有知情人透露，張又俠是真正紅二代，現在在軍中還可以一呼百應。如果這樣，習近平可能也有防備，雖然已在倒查裝備部方面有意放過張，但是隨時可以追究他的「領導責任」，讓他為自己背黑鍋，因為說到底，這個黑鍋本來是他這個軍委主席的。 王毅操盤外交部內鬥埋禍根 已70歲的中共外交大佬王毅，雖非早年就和習近平有淵源者，但在習上台後賣力幹活，逾十年操盤習的「惡狼外交」，頗得習的歡心。 王毅一直異常活躍，即便在前三年疫情期習近平不敢出國之時，他也在國外代習跑動。近日訪歐回國後，他在北京頻頻接待外賓。 王毅的政治命運和下屬秦剛緊密相連，兩人卻據說又是死對頭。 去年7月，秦剛的外長職位被拿掉後，立即由已升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外事辦主任的王毅兼任。 秦剛的問題一直傳涉與鳳凰衛視主持人傅曉田的婚外情。網上有爆料說，秦剛被處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但目前無法證實。 《華盛頓郵報》早前刊發資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提斯（David Ignatius）文章說，他採訪的美國官員揭示，秦剛出事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外交部內的迅速晉陞引起了同事們的不滿，他與他的前任王毅產生了「血海深仇」。 之前就有傳說，秦剛的婚外情在外交部被集體舉報，背後就有王毅的操盤。 中共外交系統幫派林立。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國語大學）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派、北語（北京語言大學）派、上外（上海外國語大學）派、外交學院派、國關（國際關係學院）派、北大（北京大學）派、復旦（復旦大學）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幫主；秦剛則被認為是國關派的大佬。 今年2月27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公告稱，接受多名人大代表的辭職或罷免其職務。其中，前外交部長秦剛只是「辭去」人大代表，他還是中央委員身份，外界猜測他會平安著陸。 中國人的官場內鬥很微妙。如果秦剛被輕輕放過，就說明習近平會偏向秦剛，而對王毅挑事心有不滿。同時，秦剛的國關派人馬，少不了也會收集王毅的問題，王毅一不小心會晚節不保。 去年11月，中紀委發文點名外交外事系統有政治風險、廉政風險、管理風險。文章提及的問題，包括落實習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滲透被策反的風險，「以外謀私」，幹部失管失控，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又指「少數領導幹部不敢、不願、不善抓管理」，「上級監督虛化」，「主動發現問題能力不足」等等。 王毅是外交外事系統的大領導，文中列出的種種問題，矛頭指向他。習公開讓中紀委敲打王毅，是對王的警告，這就能解釋他在外交工作上為何越老越拚命了。 預計王毅在近日的兩會上會卸任外交部長兼職，但大熱的接任人選、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屬於外交部另一幫派北外派的幫主，他被認為是前外交大佬楊潔篪的人，而楊與王毅不和也傳聞已久。 夏寶龍奉命「整死」香港？ 今年71歲的夏寶龍是習的之江新軍成員之一。2003年11月，夏寶龍任中共浙江省委專職副書記，成為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副手，後兼任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書記，並先後任省長、省委書記，到2017年4月26日，夏寶龍退居二線，出任全國人大副主任委員。 但2018年3月，夏寶龍又重返一線，時年66歲的他獲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晉陞副國級。這顯然是習近平有意安排延長他的政治生命。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遭中共和港府打壓，在運動基本落幕後，2020年2月13日，官方宣布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同時擔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 2023年3月夏寶龍卸任副國級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雖然他之前也沒有當選中共二十屆中央委員，但擔任正部級的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改組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的加掛牌子。 習讓夏寶龍實際控管香港事務，可能看中了夏也有蔡奇式的暴虐，蔡奇當年在北京大搞清理低端人口，要基層敢於刺刀見紅，而夏寶龍膽敢強拆十字架。 自2014年起，主政浙江的夏寶龍發動拆除省內基督教堂頂部矗立的十字架的運動，強拆導致政府與信眾嚴重衝突，不少信徒因守護教堂被刑事拘留，更有流血事件發生，有牧師和執事被定罪判囚等。至2015年7月，浙江省已有一千七百間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 夏寶龍對香港事務也一樣不講人性，2020年到任後馬上作出「準備出手抗擊」的強硬表態。同年，北京對香港實施了國家安全法。 2023年4月13日，夏寶龍到香港6天，催促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結果今年2月，港府就啟動23條立法諮詢。夏寶龍今年2月22日再抵達香港，一年內第二次訪港。港媒大多相信，夏此行也是為23條立法而來。 中共企圖在所謂政治維穩下讓香港經濟維持發展，但打壓香港自由，卻埋下了香港經濟變壞的禍根，近期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論沸沸揚揚。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羅奇2月中旬在《金融時報》撰文直接稱，「香港玩完了」。 習讓夏寶龍這樣的人來搞定了香港，但也搞死了香港。 不過，北京官場有傳說，夏寶龍與現在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丁薛祥不和，並且仗著習對他的倚重，不把丁放在眼內。如果上下級不和，已超期服役的夏寶龍，在這個位子上的時間也不會長。 不管誰將接替夏寶龍，香港內地化、赤化的趨勢看來沒法逆轉，但習和「家臣」們的瞎折騰，只會加速中共紅牆崩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無論是僅僅犯了錯誤還是已經被內定涉嫌犯罪的中共人大代表，安排他們先行「請辭」只是程序之便。人大代表被「接受辭職」之後即獲「從輕發落」或再接受黨紀政紀處分甚至司法嚴懲都是常態。 3天前（2月27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公告秦剛等人的「代表資格終止」後，外界即把關注點放在為什麼這次與秦剛同時被宣布「代表資格終止」的一共10人里，有的是被所在「當選地」的地方人大常委會「罷免」的，而秦剛則只是被他的「當選地」天津市的人大常委會決定接受「辭職」（原話是「決定接受秦剛辭去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比如BBC的報道文章標題就是《秦剛辭去中國人大代表職務 沒有被「罷免」引發關注》。而由此引發的進一步評論就是這是否意味著秦剛已經「平安降落」。比如萬維網刊登的評論文章的標題就是《官媒：秦剛是自己主動辭職的 暗示其已平安著陸》，法廣為此發表的評論文章之一的標題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秦剛事件疑點重重》……。 而筆者則認為，秦剛事件疑點重重是毫無疑問的，但所謂「高高舉起」並非中共當局所為，事實恰恰相反，中共當局對秦剛事件一直都是諱莫如深，而趕在全國人大今年例會的前夜趕緊把他的代表資格進行處理，恰恰是為了持續對秦剛事件低調對待和不透明處理。 至於「輕輕放下」四個字則是過於武斷了。事實上在中共「全過程民主」的實行過程中，無論是全國還是地方人大代表中，被先處以「辭去」代表職務而不是被宣布「罷免」，事後就被司法嚴懲者大有人在。 最近的一例發生在今年1月3日。當時江西省紀委省監委發布消息，上饒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原書記葉和彬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 公開報道顯示，這個葉和彬是於去年6月「主動要求」辭去上饒市人大代表職務的。上饒市人大常委會去年6月25日發布的公告顯示，上饒市廣信區選出的市五屆人大代表葉和彬因個人原因，提出辭去市人大代表職務。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葉和彬的代表資格終止。 葉某人的罪行很多，最醒目的「非法收受巨額財物」。中共地方官媒報道此案件的新聞標題就是《今年首個被處分的廳官：辭去人大代表職務後，在警示教育大會上證實落馬》。上月2日，中共高檢網剛剛刊登了《江西檢察機關依法對葉和彬決定逮捕》的消息。 再舉一個曾經萬眾矚目的重慶市前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的例子。 雖然年代稍有久遠，但相信本文的讀者和聽眾的百分之百都知道而且清楚記得發生在2012年初的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兼重慶市公安局長和中國共產黨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王立軍被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一把掌煽進了美立堅合眾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都市總領事館一案。 當時，王立軍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在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僅滯留了不足24小時，即「自願離開」（時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說法），被時任中共國安部副部長邱進直接帶回北京「接受調查」。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是：因為正好趕上每年三月初舉行的「兩會」年度例會即將召開，所以外界媒體紛紛關注到已經被關押進國安部秘密地點的王立軍的大名仍然還在全國人大重慶團的名單里，故迫不及待地搶在人大例會新聞發表會的前兩天召開的政協例會新聞發表會上即向發言人趙啟正「發難」，有備而來的趙啟正立即從容不迫地回答說：「據我所知，王立軍目前正在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調查工作也取得了進展。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已經請假不出席這次會議。」 2012年2月28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也刊登了《兩會即將登場 王立軍書面請假》的即時報道。 中國知名律師莫少平當時向德國之聲解析了王立軍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及「接受調查」之間的法律關係。他表示：”這其中有兩個程序，第一種是如果逮捕王立軍，這必須要經過同級的人大代表常務委員會批准，如果人大常委會同意方可執行，如果不同意，則不能執行。而普通公民則不需要；逮捕之後如果要對王立軍的人大代表資格進行除名，通常是在案件比較確定和有眉目了，人民代表大會要啟動一個會議程序對其代表資格除名。” 鑒於王立軍目前下落不明，中國官方也未對外界公示真實情況，如果人大還沒有批准對其進行拘捕，在理論上王立軍是否仍為”自由之身”的問題，莫少平回答說：”理論上他是自由的，但並不包括刑事司法程序之外的所謂’雙規’，從中國相關規定上，’雙規’好像不限制人身自由，實際上是把人身自由限制了，但是這種限制是不需要人大來同意的。” 筆者在這裡為莫少平律師補充一句，全國和地方人大代表除了對當年的所謂「雙規」和如今的所謂「留置」都沒有「豁免權」，各級司法機關也是可以對在任人大代表行使拘留權的。 依王立軍類推秦剛，則可以說明，截止秦剛向天津人大常委會「書面請辭」之前已經長達七、八個月的「失蹤」和之後的繼續「失蹤」一樣，都是既合「國法」，又合「黨規」的。 下面再繼續對比今天的秦剛和昔日的王立軍。 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向新華社記者證實，中央決定免去王立軍重慶市副市長職務，正按有關程序予以辦理。8天後的2012年3月23日，重慶市第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決定任命何挺為重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同時免去王立軍的副市長、公安局局長職務。 請注意，此時距離王立軍「叛逃」進美國領館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但對王立軍行政職務的處理方式也只是「免去」，而沒有使用「撤消」或者「罷免」的方式。 2012年4月10日，中共新華社刊登《公安機關對尼爾伍德死亡案依法進行複查》一文，說是「新華社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2月6日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複查組，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依法進行了複查。」 請注意，因為王立軍被傳叛逃至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之初，重慶官方在薄熙來被宣布下台 之前一度闢謠稱王立軍是在「接受休假性治療「，所以新華社的這篇報道等於是當時的中共官方媒體第一次公開承認了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領帶館滯留」，確有其事，但此篇報道尚未使用「叛逃」的說法，證明當時的中共官方仍然還未對王立軍的行為做出權威定性，這也就導致了兩個月之後的2012年6月26日，當時的那屆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不是對王立軍採取「罷免」措施，而是宣布他「辭去」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新華社2012年6月３０日刊登一則「快訊」：「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接受了王立軍辭去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王立軍的代表資格終止。」 24天之後，新華社於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宣布：「經成都市人民檢察院批准，王立軍因涉嫌叛逃罪由成都市國家安全局執行逮捕。」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審判過程。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對王案做出一審宣判：以徇私枉法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以叛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王立軍當庭表示服從判決，堅決不上訴，併當庭對一直關心和愛戴他的「組織上」表示真誠的懺悔：「真的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 王立軍被判刑後不上訴、當即入獄服刑的兩個多月之後，2012年11月28日版的《重慶日報》發表《重慶市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一文，說是「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規定，經中共中央紀委常委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重慶市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開除黨籍處分；經監察部報國務院批准，決定給予其行政開除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 該報道還特彆強調了「此前，四川省成都市中級法院於2012年9月24日做出判決，認定王立軍犯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罪，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除上述問題外，經查，王立軍還存在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他人貴重物品，利用職權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等嚴重違紀問題。」 用維基百科王立軍詞條的評論話說：值得注意的是，王立軍直到判決生效後的2012年11月才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也就是說他是以中共黨員和公職人員的身份被審判和判刑，這種情況極其罕見。 如今，王立軍案已經過去12年之久了，筆者仍然沒有弄明白中共當局在處理王立軍案的過程中，為什麼沒有依先黨內後黨外的慣例。居然令王立軍不但是以中共黨員的身份接受逮捕和審判，而且還在入獄服刑之後繼續交了兩個月的黨費。 筆者注意到，日前BBC發表的評論文章《秦剛辭去中國人大代表職務 沒有被「罷免」引發關注》中引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力（Dali L. Yang）對BBC記者表示的看法，說是（中共）當局允許秦剛自行請辭表明，無論他可能涉及到什麼錯誤，都或許不會「上升到被視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會鋃鐺入獄，而且很可能被允許保留中共黨員身份。根據他違規的具體情況，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職後被賦予一些角色。」楊大力分析說。 而依筆者的判斷，未來的秦剛最終不會被習近平當局把他的「婚外情」和在美國擅自育有私生子之「錯誤」上升至「罪行」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一定是要以秦剛被確信從未要求美國政府替他保密並接受「交換條件」為前提，否則，不被殺頭就要「謝主龍恩」了。 而筆者之所以要舉出王立軍被處理過程的「先例」，意在證明秦剛無論未來是習近平「赦免」還是被重處，如今著急把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去掉，僅僅就是為了在無論如何他已經沒有可能公開現身今年人大例會的前提下，避免」好事者」在人大例會的新聞發表會，或者對天津人大代表團的採訪過程中沒完沒了地拿秦剛說事。 中國人大網發布的《人大代表的辭職、監督和罷免》一文介紹，代表辭職，指的是人大代表在任職期間自動請求終止自己代表職務的行為。但是，這裡所說的「自動」是與「罷免」相對應的。並非指代表無理由地就是要求「躺平」。事實上，在代表任期內，有幾種原因可能導致代表辭去職務，如工作調動、因身體原因不能履職或由於違法、失職引咎辭職等。從理論上說，代表辭職，應當向選舉他的選區或選舉單位提出，但由於實際情況比較複雜，為便於操作，法律從實際出發，對代表辭職程序作了比較靈活的規定。 相比較而言，由於罷免代表畢竟是最嚴厲的監督手段，無論罷免直接選舉的代表，還是罷免間接選舉的代表，法律規定了相對嚴格的程序。所以，對已經被紀委和監委內部審查告一段落，準備「移交司法」的人大代表，為了程序上的方便，要求他本人向「選舉」他的那一級人大常委會「書面請辭」，或者說直接通知該人大常委會「責令」該代表「辭職」的方式最為便捷。 還是以王立軍為例，如果對他當年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身份進行「罷免」的話，就必須對他所在的那一級人大常委會提供「罷免」理由，而當時中央方面至少對王立軍的「私自進入」美國領館的行為還沒有最終定性，而且對王立軍在掌管重慶市公安局的「打黑」行動是否涉嫌犯罪中央也沒有表態，所以對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取消方式便怎麼簡單怎麼來了。 同樣道理，秦剛美國產下私生仔一事無疑是他被迫「失蹤」的第一原因，被審查的過程中是否「拔出羅卜帶起泥」我們外界也不得而知，但僅僅是美國誕下私生子一事當局到目前還沒有決定是否和如何對黨內外公開承認，那麼就不可能將此作為罷免他人大代表的理由向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傳達，所以也就怎麼簡單怎麼來了。 換句話說，無論未來的秦剛是被輕處還是重罰，去年對他行政職務不是「撤消」而是「免去」，如今對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不是「罷免」而是採取同意他本人「請辭」的作法，不過是程序上的權宜之計而已。並不等於習近平已經賜於他政治「免死牌「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18年地方選舉大敗後，民進黨內人心惶惶，更多人憂慮即將在一年半後交出政權，綠營內部再度掀起一股「把柯文哲找回來」的聲音，希望藉助柯的支持來保住民進黨政權，當年底讓蔡英文極其受辱的蔡柯「北門會」就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不過，隨著蔡英文收攝自己的心神，在隔年初強力回擊習近平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以及強化政策說明與社會溝通，她逐漸站穩腳跟，拉開與國民黨總統提名人韓國瑜的差距，最終還以破紀錄的817萬連任。同一時間，民進黨也解決了困擾它長達5年的「柯文哲難題」，再無人提及綠白要怎麼合的問題。 過去4年，國民黨的政黨支持度始終低宕不起，提名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更從未在民調上贏過賴清德，使得「藍白合贏總統」的聲浪充斥在去年下半年。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即使雙方在登記截止線前白紙黑字簽下了「六點協議」，柯文哲隔天就反悔；不僅如此，在雙方拆夥之後，柯立刻質疑侯友宜：「為什麼中共對你這麼好，還要幫忙做假民調，整個台商系統幫你募款？」更恥笑國民黨：「就像爬上樹的猴子，屁股一樣是紅的。」這種反手攻擊前盟友的殺傷力，讓選舉當下的國民黨苦不堪言。 國民黨立院黨團日前決議，將禮讓一席召委給民眾黨；他們解釋，這不是「利益交換」，而是要營造在野黨之間的「善意」，讓未來立法院議事「和諧運作」。但不管國民黨如何包裝解釋，都只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國民黨「怕輸」：怕52加2席的泛藍國會席次在往後立院表決時輸給51席的民進黨；怕白營在兩年半後的地方選舉采焦土戰，每個關鍵選區都自提人選拉下國民黨；怕4年後的總統大選再次無法藍白合，讓政黨輪替再次功虧一簣。所以，想在此刻努力籠絡民眾黨。 透過釋放善意維持某種聯盟的可能，這種合縱連橫的思維不能說錯。問題是，對方領情嗎？黃國昌被問到這個問題時說道：「民眾黨立場從未改變，認為改革比位置重要，對於召委選舉他們秉持最大善意但並不強求。」言下之意，能讓一席召委予民眾黨當然是件好事，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個「肯做事」、「能改革」的政黨，但別把這樣的事當成對民眾黨天大地大的恩惠。 說到這，順便提醒國民黨一件黃國昌的往事。黃國昌對於民進黨宣稱當年「禮讓」、「支持」他當選汐止區立委的說法一向非常介意，他認為自己能在2016年當選立委，靠的是他自己的「形象」與「努力」，綠營少拿這段往事來跟他「情緒勒索」。當初的他如此面對民進黨的「禮讓」，此刻怎會把區區一席召委當回事？ 國民黨迄今始終沒搞清楚，在當前的政治局勢下，雖然藍白兩黨都有一個要共同對抗的民進黨。但是從「政治力學」上來看，藍白兩黨角逐的是同一塊民意版圖，雙方其實更具競爭關係；當白營表現得越關鍵、越有聲量，其對國民黨的傷害越大，真正會侵蝕藍營版圖的其實是白營，而非綠營。 柯文哲也很清楚，他們現在的影響力就是來自於這種三黨不過半的政治結構，所以他絕對不會因任何的小恩小惠「歸順」於任何一個陣營；相反地，柯一定會想方設法地擴大這個結構，讓民眾黨得以在每一次小戰役里以戰養戰、滋養茁壯。相較於民進黨對民眾黨堅壁清野的態度，國民黨透露出他們對民眾黨的憂懼；而這樣的「憂懼」代表民眾黨往後還可以從國民黨身上要得更多，現在「得寸」，以後還會繼續「進尺」。 柯文哲的生存邏輯就是「趁你病，要你命」；不想被它奪命，就別讓自己生病。當你身體孱弱，信心不足，以為是援引白營以為己用時，其實給民眾黨機會；它將攀附、寄生、吸血，最後再一腳把你踢開，說「那個已經沒用了」。從2018年一整年搞得民進黨全黨大亂，再到去年藉由藍白合極大化自己的能量，然後在立委與總統大選坐收漁利，都是一樣的套路。 身為52加2的國會最大黨，國民黨的這決定顯露出這個政黨外強中乾的體質。他們踏錯了第一步，這是未戰先衰的一步。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
去年11月15日晚，習近平在舊金山的美國友好團體歡迎會上宣布：「為擴大中美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來5年願邀請5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隨後，在 2024年1月短短一個月內，至少已經有五個美國學生團體完成了訪華之旅。其中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弗吉尼亞州的乒乓球運動員、加州大學長灘分校的本科生、愛荷華州馬斯卡廷市的高中生，甚至還有猶他州的小學生。 習近平邀請美國青年訪問中國，這不是第一次。2015年9月，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曾經到訪華盛頓州塔科馬市林肯高中，並邀請那裡的學生到中國訪問。其後，有林肯中學的100名學生訪問了中國。他們到訪了香港、福州、成都和北京，參觀了長城、故宮，並了解了中國的文化、社會和歷史。代表團搭乘海南航空最新型的波音787-9「功夫熊貓號」夢幻型客機首飛回到美國。林肯中學的校長埃爾文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好的教育經歷，中國的奇蹟使他們大開眼界。」 中共邀請這麼多美國青年訪問中國，其目的就是，讓這些美國青年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感受和了解今日的中國，從而對中共在中國的統治產生良好的印象，並進而影響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高明的宣傳並不只是編織謊言和營造假象。高明的宣傳還在於只展示一部分事實，刻意掩蓋另一部分事實。中共當局通過精心的安排，讓美國青年只看到中共當局讓他們看到的東西，只聽到讓他們聽到的聲音，這就可以造成極大的欺騙效應。 為了破解中共的這一伎倆，我們有必要讓美國的青年不被中共當局的宣傳所迷惑，讓他們能看到被中共當局刻意掩蓋遮蔽的那部分事實，從而感受和認識到真實的中國。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給訪華的美國青年編一本訪華手冊。 我們要給美國青年列出一些訪華的必游景點和應訪人物。我們可以列出100個必游景點：例如，林昭墓、夾邊溝、四通橋、劉曉波故居、鐵鏈女所在的江蘇省豐縣歡口鎮；河南光山縣吳圍子村，一位叫吳曄的村民在村裡立下了兩塊紀念碑，紀念在大饑荒年代餓死冤死的村民，僅僅在1959年這一年間，這個13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1個人；還可以順道看看雄安新區，如此等等。我們可以列出100個應訪人物：如天安門母親、黃琦的九旬老母、彭立發的妻子和岳父、郭飛雄的姐姐、秦永敏的妻子、張展的母親，又如高瑜、耿瀟男、胡佳、許章潤，還有709律師及其家屬、下崗工人、拆遷戶，還有法輪功、家庭教會、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等等。我們在訪華手冊里，簡要地介紹他們的情況，再放上他們的圖片，寫下他們的姓名、地址和聯繫方式（手機、微信、電子郵箱）。 我們把這本訪華手冊盡量廣泛地發送給要去中國訪問的美國青年，相信總會有不少人會去觀訪這些景點和人物。不難想見，中共當局一定會想方設法地阻止他們去觀訪這些景點和人物，但這種阻止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
最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的「餐桌菜單論」猶如一塊石頭丟進水潭，雖然在會上只激起一圈漣漪，但中國卻反應強烈，發表不少激越的半官方言論。其實，這並非布林肯首次發表「餐桌菜單論」，從2022年1月在北京冬奧會前夕首次使用「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會在菜單上」（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的表達以來，至今共有三次，但前兩次中方几乎沒反應。緣何如此？乃因同樣一句話，每次的針對目標並不同。 布林肯三次發表「餐桌菜單論」，針對目標不同 2022年1月24日，在一個論壇上，布林肯闡釋中美關係就用了這句話。當時中國理解為「在和中國的競爭中，美國需要確保在餐桌上，而不能在菜單上」。2022年10月，布林肯在與美國兩位前任國務卿賴斯、馬蒂斯對話中談到「中國威脅」和「中美競爭」時，再次使用「餐桌菜單論」，旨在強調美國在國際組織中保持領導力和參與度的重要性。這是內部討論美國針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定位，中國沒法就此表態，相信中國的內部討論中以美國為敵的場景肯定不少。 這次布林肯是在慕安會上發表這番話，當然有現實政治考慮，因為歐盟法德兩大領頭羊從去年以來，總是向中國明送秋波。更何況，目前的國際社會對美態度正處在首鼠兩端，一是盟友們紛紛在為特朗普可能當選做準備，《華爾街日報》1月29日曾發表《世界領導人為特朗普重返白宮做準備》，介紹了詳情；二是因為美國盟友中有不少國家擔心，如果中美間緊張局勢持續，他們將被捲入一場不可逆轉的局面。在這一背景下，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單論」，並非前兩次那樣直接針對中國，而是為了「敲打」歐洲盟國，向所有試圖避免在中美兩國當中選邊站的國家發出警告：如果不想成為菜單上的食物，就應該堅定地與美國結盟。 法國總理馬克龍：歐洲要有戰略自主權 馬克龍近年對美國持半遊離態度，多次發表一些頗讓美國不快的言論。最出位的是2023年4月9日訪華返法的飛機上接受美國Politico採訪時發表「獨立自主說」。該採訪以《馬克龍稱歐洲必須頂住成為「美國追隨者」的壓力》（Europe must resist pressure to become 『America』s followers,』 says Macron）為題發表，內容主要是三點：1、強調了歐洲「戰略自主權」理論，成為中美之外的「第三極」，以避免歐洲國家成為「附庸」，最終「被歷史拋棄」。2、歐洲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避免捲入美中在台灣問題上的對抗。3、馬克龍還建議歐洲減少對「美元治外法權」的依賴。報道提到，俄羅斯、中國、伊朗等國近年來受到美國制裁的打擊，歐洲有聲音抱怨稱，華盛頓將美元「武器化」，迫使一些歐洲公司放棄業務並切斷與第三國的關係，否則其會面臨嚴厲的二級制裁。 馬克龍這番「獨立自主論」，中國當然聞之欣喜，美國當然不太高興。 德國的首鼠兩端 俄烏戰爭之後，德國被迫中止「能源上依靠俄羅斯，市場上依靠中國」的發展道路，經歷了極為痛苦的「去工業化過程」，這兩年多德國領導人一直在上演兩面戲劇，一方面持續不斷地就企業「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發出警告，敦促企業實現業務多元化。同時不斷向華府展示友好，比如2月9日德國總理朔爾茨親往華盛頓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討論俄烏衝突等議題。另一方面，對華政策的口號已經從「脫鉤論」變成內容模糊的「去風險化」。就在朔爾茨2月訪美前夕，路透社披露，朔爾茨將於4月15日至16日率領一個商業代表團訪問中國。 德國內部就德國對華政策也充滿了矛盾，兩年多以來，德國社會一直是兩種聲音並存，一方面，各種要求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的聲音很高，認為脫鉤不過是使德國經濟萎縮5%，德國能夠承受。2023年7月，德國政府批准了首個對華國家戰略，將中國定義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並呼籲在維持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經濟關係的同時，大幅減少對中國商品的依賴的同時提振本國經濟。另一方面，各種研究又陳述對華經濟脫鉤的巨大損失。2023年4月，根據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的研究，80%的筆記本電腦是來自中國，85%的稀土和原材料，如被歐盟列為關鍵原材料的鈧和銻，都來自中國。例如2024年2月，德國央行在一項研究中警告說，如果與中國實行經濟脫鉤，德國將會發生嚴重的動蕩。企業界大佬也多次表達不能與中國經濟脫鉤，比喻梅賽德斯總裁克倫紐斯（Kaellenius）曾公開稱，「和中國脫鉤是一種幻想，也是不可取的。」 兩張餐台都有「美食」，多國希望兩頭通吃 俄烏戰爭雖然還未終結，但世界格局由單極變多極已經顯化。換言之，世界上現在有兩張餐桌，一張是美國做主人，另一張是中國做主人，現階段，兩張餐桌的主人也來往不斷。 美國這邊搭的是「民主的餐桌」。2020年民主黨公布的新黨綱提出，如果美國不代表「民主國家」制定規則，中國就將掌握規則制定權並主導世界發展模式與國際領導地位，因而，美國不能再單打獨鬥，而是要重拾「價值觀外交」，與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和夥伴強化合作，以佔據全球經濟總量50%到60%的體量形成「規則聯盟」和具有「普遍韌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應鏈聯盟」，從而迫使中國接受符合美國與西方利益的改變。拜登入主白宮之後，這一原則貫徹到美國對華外交-經濟政策當中，最明顯的成績是對中國的晶元制裁，以及在供應鏈重組中推出「友岸外包」取代特朗普時期的「近岸外包」。自2021年以來召開的三次G7會議，每次都強調參加國是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志同道合者」。曾經比較熱鬧的G20會議，因其主旨是協調全球經濟政策，既然餐桌的賓客已經按價值觀列隊，協調作用無從發揮，也就門庭冷落。 不少分析者將這種狀態定義為「新冷戰」，但迄今未達成共識。2021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表示，不尋求與中共的新冷戰；一個多月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卻忽稱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引發一陣熱議。2023年3月，華盛頓頗具影響力的政策研究機構傳統基金會發布報告稱，美中之間已打響新一輪冷戰。 但與美蘇冷戰不同，那時國際體系政治上是二元對立，經濟上是互相隔絕，西方有自己的關貿總協定（WTO的前身），前蘇聯陣營有經濟互助會（Comecon），是一個由蘇聯帶頭建立的經濟合作組織。而現在的國際局勢是：政治上，世界各國在意識形態上的二元對立早模糊化；經濟上，中國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很多國家並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以亞太國家為例，拜登上任後重點經營亞太戰略，但除了少數幾個亞太國家態度鮮明地站在美國這邊，多數國家則希望不要求被迫選邊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無論是在2023年6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還是在8月3日參加了美國阿斯彭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的討論中，都明確表態，許多美國的盟友依然希望其和中美雙方都能保持原有的廣泛關係，不要被迫選邊站。這是他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態度：中美兩國關係，眾盟國希望政治安全靠美國，經濟發展靠中國，兩頭好處都要。 對關係不算太鐵的亞太一眾盟友（日本除外），美國沒法假以辭色；但歐盟卻是二戰以來美國重要的盟友國，當真是大半個世紀風雨同舟。因此，在歐盟對華改用低調的「去風險化」策略與中國友好互動，又不斷抱怨中國對歐洲的商品傾銷嚴重打擊歐洲的製造業之時，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單論」，我認為就是針對歐盟各國在中美之間的彷徨而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上周專欄指出在中共高層形成了一個習近平、李強和蔡奇的中央「三人幫」，並分析了這個「三人幫」的特徵和內部關係。文章刊出後，出現了一些爭議，主要爭議點在於，一些人認為不存在習李蔡中央「三人幫」，因為李蔡二人皆是習的「奴才」，「奴才」怎麼有資格和主子平起平坐、拉幫結派？如果哪天習不高興了，分分鐘把他們二人廢了，二人根本不敢抗拒，還要三呼萬歲，感謝皇恩浩蕩。 習李蔡「三人幫」VS毛林江「中央政治」 但這樣來看問題，太淺顯。我說習李蔡中央「三人幫」，並非是在「四人幫」的意義上談「三人幫」，而是對應文革中期的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實際是談習李蔡三人的「中央政治」。這在文中都有說明。在我看來，習李蔡的「中央政治」和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前者是對後者的複製。在後者中，林、江和毛的私人親密關係比李、蔡和習的私人關係更強，江不論，林在井岡山時期就是毛部下，作為毛的「親密戰友」長達幾十年。雖然一個是毛夫人，一個是毛封的「副統帥」，但二人和毛的關係，也可以「奴才」和主子來比喻。江青在被捕受審時就說，她不過是毛的一條狗，毛要她咬誰就咬誰。這雖然有點撇清自身責任之嫌疑，卻也是實情。她和林同毛的關係，就是如此。可這不妨礙周將毛林江三人稱為「中央政治」。 換言之，習李蔡的「中央政治」（也就是我說的中央「三人幫」）與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在性質上是一樣的，故而，李蔡為習之「奴才」並不影響三人組成「中央政治」或中央「三人幫」。在這一點上，需要破除一個陳舊和錯誤的觀念：「奴才」沒有私利，而以「主子」的利益為自身最大利益。中國歷史上，太監宦官還有篡奪皇帝江山的呢。以毛林江來說，毛林最後為什麼會鬧到公開決裂？不就是林在九大後想做國家主席引起了毛的警覺？同樣，江青借著毛夫人的身份，一方面充當毛的打手，另一方面也有私心和私利，用毛的話說，想在他死後做女皇，掌控中共最高權力。既然林、江都有私利，李、蔡豈會沒有？李強難道不想要習讓他做接班人？蔡奇不想在做完這屆常委後再做一屆（以他的年齡，下一屆72歲，按照黨內「七上八下」不成文規矩，他就要下，但如果表現好讓習認為離不開他，也不排除繼續留任做常委）或在黨內取代李之地位？ 李強、蔡奇間的競爭與矛盾？ 正是這種各自的私利，在毛林江的「中央政治」或者習李蔡的中央「三人幫」中，林和江，李和蔡存在著強競爭性。林、江二人從後來披露的史實看，互相提防，尤其是江，利用毛夫人的身份，向毛打林的小報告，說林壞話，讓毛對林起疑心。李、蔡二人會不會有矛盾，也互相提防？鑒於中共高層政治的封閉，目前外界尚不得知，但肯定會有。原因在於，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由他們所處地位的競爭性決定的。兩人都受習信任並賞識，雖然一個管經濟，一個管黨務，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然而，暗中較勁，在自己負責的領域把事情做好，壓過對方，得到習的嘉獎，這種想法大概會有的，因為這意味著在習那兒分量就更重，政治前景更看好，政治生命更安全。不僅如此，兩人的發展理念也會不同，在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具體政策，乃至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上，都會有分歧，這種分歧在日常治理中也許表現不明顯，但是，在需要政治表態的關鍵時候，或者對關鍵問題的處理上，則有可能產生矛盾甚至釀成衝突。 習作為二人共主，職責是協調二人還有其他親信的關係，讓他們的競爭性及其所導致的矛盾處在一種可控範圍和程度，而不升級為公開的衝突，影響二人的合作並最終影響到這個「三人幫」的最高利益。有人說，在他們二人間，習為更好地駕馭他們，理當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競爭關係以使他們互相牽制，而不是彌合他們的矛盾。抽象地說，李蔡一定的競爭關係有助於習更好地使用他們，可若故意要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矛盾，讓他們的競爭更激烈，前提是這二人不是習的親信，習覺得自己的控制力不強，不好駕馭他們，且沒有外患和內部危機，或外患和內部危機不嚴重，所以要拉一個打一個。然而，現在情形不是這樣，李蔡都是習倚賴的心腹，特別是這個政權內有各種危機，外有美國和西方打壓，此時更需二人精誠合作，輔佐習渡過難關，豈可要他們更好表忠心，自己使用得順手，而強化他們的競爭關係？ 我在上期專欄文談到，習雖然在政治局和常委會上兩次表揚蔡領導的書記處，但現在尚無跡象表明在二人間他偏向蔡。但也不可否認，習對蔡確實很看重，以主管黨務的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第一書記身份兼任中辦主任，這個安排在過去是沒有的，比照19大的王滬寧和18大的劉雲山，他們都只是常委兼書記處第一書記。不僅如此，在習任一把手的幾個黨內決策機構中，蔡也是成員。比如，中共三個最重要的決策機構——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深改委員會和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蔡是副主任或委員，而王和劉只在深改委員會裡。可見蔡受習的器重，這大幅提升了蔡在黨內決策中的權力，大概是在習的親信圈子裡除李之外才有的待遇。後者在上述三個決策機構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員中，是排在習之後的副主任，此外，李還是去年組建的中央金融委員會的主任。這種情況說明，習重用蔡，並非為對沖李，但在其核心圈子裡，的確比習的其他親信更得賞識。 習李蔡三人幫的利益結構 習為何獨重李和蔡，讓他們參與甚或一定程度上分享決策大權？是看中二人特別忠誠還是認為二人有特殊才能能夠輔佐他治理好黨和國家，外界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當賦予二人大權，讓他們承擔更大責任，時間一長，這三人間尤其此二人和習之間，會形成一種穩定的、板塊化的利益結構。正是在此意義上，說他們三人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李蔡也就從這種結構關係中，獲得了某種節制習的能力，即便在外界看來，二人是習的「奴才」。換言之，當「奴才」和主子共處一個利益結構，且此結構已經穩定化和板塊化，主子其實是不能隨意處置「奴才」的，因為這勢必會打破這個利益結構的平衡態，從而危及主子的權益。毛和林翻臉後，他們和江組成的「中央政治」結構也就被打破，毛的個人威信無論在黨內高層還是城市市民階層，急劇衰減，它促使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覺悟，為人們走出毛的個人崇拜進而加速文革的結束奠定了社會基礎。想想，要是沒有毛林的爭鬥導致林彪出逃，文革可能不會在毛去世後很快結束，甚至毛活的時間也更長。 從這個角度，來預測未來的中國政局，讓人們對打破習李蔡的中央「三人幫」並由此帶來高層政治的某種變局和中國社會的某種變化，有一種期待。不管習政權的壽命是5年、10年或者更長，除非蔡在2027年按照「七上八下」規矩到點退下，導致中央「三人幫」自然解體，否則，三人在利益結構的穩固態形成後，不論是李蔡的政見衝突使得習要偏袒他們中的一人，還是二人或者其中一人令習不滿要讓其出局，只要這樣的衝突出現，就會嚴重損害這個利益結構，它的平衡態就不能維持下去。李蔡身後各有親信隊伍，他們如被清算，二人後面的小團伙也會跟著受牽連。這是一個連鎖反應。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個「三人幫」的利益結構關係，始終比較穩定，沒有出現大的問題。但是，只要平衡態被打破，習固然可以挑選其他親信來接替李或蔡，重建中央「三人幫」，可經過這一折騰，習和其親信之間的相互猜疑必然會加重，新的「中央政治」很難保持一種穩定態，未來出事的可能性也更大。 到底是哪種情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我很榮幸有機會推薦宋國誠教授《失速中國》這部大作。猶記得兩年多前，我倆初識於《新聞大破解》論政節目，後來多次同台論政，每次合作愉快，讓我獲益良多，我們亦師亦友，令我倍感欣慰。宋教授準備充分，單刀直入，見解獨到，條分縷析，用字精闢，庄諧並重。例如以「科技鎖喉」一詞，形容美國對中國的科技禁制政策，復以「仙女棒火箭」一詞，形容中國西部發射井蓋失靈的飛彈，諸如此類，生動傳神，令人印象深刻。 習近平極權統治下的紅色中國，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大家關注的重要政治課題。坊間相關中外文書籍汗牛充棟，但大多抱持以下觀點：習近平是中共統治的「異數」，從「以經濟發展為中心」轉向「以黨國安全為中心」，大開中共歷史「倒車」，「騎劫」中共向下沉淪。其實，這種看法似是而非。中共統治的「常數」一直都是：弱勢時扮傻賣笑韜光養晦（猴氣），強勢時仗勢欺人戰狼出征（虎氣），不理承諾，不擇手段，沒有底線，沒有原則，詭變成精，以征服、佔領、改造、永霸全人類為其終極目標。 習近平從來沒有乖離上述「常數」。以月亮為例，鄧江胡是新月，毛習是滿月，初一十五不一樣，但月亮還是同一個。需知道習沒有否定鄧江胡，而是自覺鄧江胡時代跟習時代的中共實力與國際形勢差距太大了，於是決心以毛為師，有所作為。同樣道理，漢武帝從不否定文景之治，但卻以秦始皇為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表法里，勞民傷財，出征西域，屍橫遍野。嬴政與劉邦是仇家不是重點，毛澤東與習仲勛是冤家當然也不會是重點。 明白到這個道理，才能理解：不是習近平開了中共歷史的倒車，而是中共心甘情願地選擇了習近平，而習近平也不辱中共使命，把中共本質發揮到淋漓盡致。我在十多年前早已不寄望中共黨內產生足以遏制獨裁者的力量，不再刻舟求劍或痴人說夢。君不見2020年「港版國安法」及2024年「23條立法」摧毀香港自由法治人權，其實是中共極權專制本質使然，而習也只不過是刀手而已。假如今天中國仍然由鄧江胡統治，我相信香港慘況也是大同小異。香港與中國融合發展、人口洗牌、文化改造、教育變質、中聯辦成為香港第二支管治隊伍，究竟是誰開始主導的？不是習近平，是江胡。種子早已埋下，習只不過是收割者。韜光養晦者玩的是陰謀，有所作為者搞的是陽謀。分別僅此而已，識者不可不察。 基於以上觀念和視野，本書內容針對習近平的極權統治，就起到細緻描繪與畫龍點睛的雙重作用，鞭辟入裡，絲絲入扣。宋教授在第一部率先揭櫫「習帝養成術」，把習近平奉毛澤東為「精神之父」的心理狀態，分析得細緻入微。第二部談到「五毒攻心」，第三部談到「五大詭辯」，均結合中國與國際近年時事脈動深入分析，其中涉及中國竄改香港歷史的部分，尤其引發我的深刻共鳴。第四部大字標題「中國，必須告別」，令我拍案叫絕，並以塔西陀陷阱的失信漩渦作結，令我擊節讚賞。通讀全書，一氣呵成，令我愛不釋卷。 本書第二部提及「民族智能退化」、「網路民粹主義」、「新蒙昧主義」等概念，其實值得進一步展開深入討論，成為另一部專書。 以下簡單談談我的一些初步想法。「中共」、「中國」、「中國人」、「中華文化的糟粕」四者相互交織，彼此牽扯難分。需知道國際社會多年來的政治論述，往往把四個概念分開處理，固有其聚焦針對中共政權的戰略考量，委實無可厚非，也不需要改變。然而，只要大家坦誠面對現實，就知道四者猶如一大醬缸，體用一元，難以截然劃分。從個人經歷來看，我在千禧年代曾經多次往返中國多地為律師工作出差，並在北京大學就讀博士班。我當時仔細觀察過產、官、學等許多中國人表現，發現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柏楊筆下的醬缸文化，所言非虛。縱有例外，特例不影響我對上述通例的研判。 質言之，只要我們不抱持大中華或大一統的本位主義去思考世局，很多事情可以用常識和知識來解釋說明。具體來說，中華文化蘊含著許多毒素，雖有提倡「民貴君輕」的華麗口號，但卻沒有產生憲政、法治、人權、共和、自由、民主制度與文化的堅實觀念信仰；雖有擺盪在宗族尊卑順從（儒）、逍遙置身度外（道）、領悟緣起性空（釋）之間的三角混沌，但卻沒有堅持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的定錨觀念格局。再加上「衣食足然後知榮辱」（經濟決定論）、「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優於自由），「行而宜之之謂義」（道德相對論）、「學而優則仕」（權力優越論），那就會造就出一個偌大的左傾思想觀念溫床，服從父母官，期待包青天。 及至西學東漸，民初新文化運動萌芽，多人撿拾馬克思主義這種有毒的左派西學，並且奉為至寶。在不知不覺間，跟中華傳統文化當中的上述左傾糟粕一拍即合。然後放任英美宗教改革以來憲政民主與古典自由主義等寶貴思想擦身而過，甚至被某些激進人士棄如敝屣，令人非常遺憾。及至中共奪權建政，共產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把中華文化糟粕充分利用，大幅擴張，形成共生關係，彼此並不矛盾，反而互相契合。 畢竟，有怎樣的文化，就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制度，就有怎樣的政權，然後又反饋到文化里去，形成一個不斷內卷迴旋的惡性循環。換言之，光看政權影響制度，制度影響人民，只是看到事實的一半；再看人民擁抱文化，人民容忍極權，才看到事實的另外一半。當加害者與被害者同質同構，兩個角色牽扯難分，中國人要「出三峽」（歷史學者唐德剛語），真的比登陸月球還要困難。或許，我上述觀點會為大家理解本書中「民族智能的退化」、「網路民粹主義」、「新蒙昧主義」等觀念，提供另一個思考維度。 我預計習近平與中共的孿生關係將會持續一段時間，暫還未見盡頭。只有當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格局有真正的覺悟和轉變，進而勇敢反抗中共暴政，凝聚強韌的公民社會，追求中國各省各地真正的獨立自主和民主憲政，醬缸才會被逐步打破，進而拆除台灣和香港旁邊的超級炸彈。我相信宋教授內心深處也期望這一天早日到來，讓本書成為習近平政權的照妖鏡和墓志銘。 ※作者為政治評論人。本文為《失速中國》推薦序，今周刊出版，書籍作者宋國誠現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2月21至22日，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議在巴西城市裡約熱內盧舉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罕見缺席了這次會議，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代為出席。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這樣解釋：「王毅外長因日程原因難以出席此次會議，委派馬朝旭副部長代表中方出席。」 這一變更和說法，一度引發外界紛紛猜測：王毅是否出事了？畢竟，二十大之後的中共政治，官員突然缺席會議、旋即失蹤成為新常態。先後有外交部長秦剛和國防部長李尚福從缺席到失蹤，如果這樣的情節也發生在王毅身上，從缺席到失蹤，大概也不會讓人覺得太驚奇，或許，還符合國內外很多人的期待。 但王毅的動態顯示，他並非出事了，而是另有任務和意圖。2月間，在先後出席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訪問西班牙和法國之後，王毅於2月21日回到北京。就在二十國集團舉行外交部長會議的同時，2月22日，王毅現身北京，出席在那裡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成立二十周年的招待會，且是會議主角。 可見，王毅有意錯過二十國外長會議。在此，王毅，其實是習近平或習政權，向外界發出一個信號：不在乎二十國集團，更在乎上合組織；降低中國在二十國集團的參與度，而強化中國在上合組織的參與度。 鑒於二十國集團是美國牽頭建立的國際對話平台，上合組織則是中共牽頭成立的另一個國際對話平台，王毅和中共的這個特別動作，顯示，中共有意另起爐灶，與美國分庭抗禮。其實，早在去年9月，習近平本人就帶頭玩了一把：前所未有地缺席了在印度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而由毫無話事權的總理李強代替出席。當時，遭眾多國家制裁、抵制和國際法庭起訴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也缺席此會。習近平的缺席，還有中俄配合之意。 習近平和王毅的動作，有意突顯了當今國際地緣政治的現實：中美各自牽頭形成東西方兩大陣營：上海合作組織對上二十國集團或七國集團。這實際上就是新冷戰的格局。這一新冷戰格局，不僅在客觀上成立，而且在北京的主觀推動下成形。 新冷戰，既可能是舊冷戰的重啟，也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伴隨著習近平和王毅等人的不尋常動態，中共方面展示一系列危險動向，尤其針對台灣。自今年1月13日台灣大選後，中共的挑釁和危險舉動，一個接一個。 1月30日，中共方面宣布，從2月1日起，取消設於台海中線西側民航M503航線從北向南的飛行偏置，啟動銜接M503航線的W122、W123由西向東飛行。中共藉此再度宣稱：不承認海峽中線。 2月14日，四個漁民，駕飛艇沖向台灣控制的金門海域。— 遭台灣海巡署攔截和追捕途中，飛艇翻覆，這四人落水，被救起後，其中兩人因溺水不治身亡。 2月19日，中共多艘海警船尾隨一艘行駛於金門、廈門之間的台灣觀光船「初日號」；稍後，中共多名海警突然強行登上這艘台灣觀光船進行所謂「檢查」，當場驚嚇台灣觀光客。 2月25日，事態繼續升級，北京宣稱：中共海警將「在金門附近海域開展執法巡查」，並否認金廈之間存在「禁止、限制」水域，聲稱從此「常態化執法巡查行動」。接連幾天，中台兩方多艘武裝艦船在金門海域緊張對峙。 這是中共特色的碰瓷。聯想到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共大規模入侵越南前夕，就上演了一系列碰瓷鬧劇。但在當時中共的黨報上，卻密集報道為越南襲擊中國漁民、毆打中國邊民、驅逐旅越華僑，頻率極高，幾乎每天發生、每天報道，目的是激起並激化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培植對越南的仇恨，為即將發動的侵略戰爭造勢。果然，侵越戰爭於當年2月17日打響，20萬中國軍隊越過邊界，深入越南境內作戰，中共竟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 近期中共對台灣密集而步步升級的碰瓷動作、以及在黨媒黨報的顛倒宣傳，酷似當年中共入侵越南前夕的調門和氛圍。台灣和國際社會不得不警覺，中共可能隨時對台灣發難。2024年，就有至少兩個最危險的時間點：5月20日台灣新總統賴清德宣誓就任之日或前後鄰近日期；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之日或前後臨近日期。 除了對台灣密集而不斷升級的碰瓷之外，今年2月，農曆新年前夕，習當局突然在國內發動大規模強制徵兵，各地發布的徵兵文件，要求以大學生為重點，農村「不留死角」，外出務工上學都動員徵兵役，新兵年齡放寬到24歲、甚至更多。習當局此舉，意圖一箭三雕：大規模擴充軍力，為攻台做準備；解決大學生和農村青年失業、待業、躺平問題；瓦解00後的抗爭，他們曾是2022年底白紙運動、白紙革命的主力軍。 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日等民主國家必協防台灣。習政權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公開叫板，以及對台灣肆無忌憚的霸凌、挑釁、碰瓷，完整詮釋了習政權孤注一擲的野心和自我勾畫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圖景：中共悍然攻台，不惜與美國決戰，並以俄國為後盾。
最近台灣的選舉在華語圈裡鬧得沸沸揚揚，美國等幾個西方國家也面臨著即將要選舉。這就牽涉到我多年來思考和觀察的一個問題，當然也是很多朋友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將來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制度和模式更好。 首先是政黨制度。一黨專政當然最不好，不僅毛澤東和習近平的一黨專政很糟糕，其它一黨專政也一樣的糟糕，甚至長期一黨獨大像日本那樣，也不是很完滿。根據我在國外多年來的觀察，真正民主的制度，不管是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基本就是兩種模式：兩黨制和多黨制。 英語國家大多是兩黨制，這可能是因為英語思維更加實用主義。對於沒有當選可能性的小黨，大多數人沒什麼興趣。所以多數的選票投向了大概接近自己意願的政黨，以求大概率獲得願望的實現。 歐洲國家正相反，以法國為例，人們更傾向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太願意折衷。結果必然是選票分散，形成多黨政治。不要小看小黨，經常是小黨左右著最終的結果，甚至必需多黨聯合才能湊夠執政所需的選票。台灣正在形成這種局面。 很多朋友會問：到底哪種模式更好呢？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沒有哪種模式更好，只需要考慮哪種模式更適合自己的國家。我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更接近於實用主義的英語思維模式，似乎兩黨制更適合中國的國情。 但中國歷史上的崇拜和迷信的現象，更接近俄羅斯、德國和日本文化。不但是文革期間表現出來的狂熱不亞於納粹時期的德國，就是現代的各種粉絲群的狂熱程度，也是個人崇拜的土壤。很難保證不會出現納粹德國那種選出獨裁者的可能性。毛澤東如果參加公平的選舉，可能也會成為希特勒二世。 中國將來民主化之後，可能會像俄羅斯當年走出共產黨制度初期一樣，小黨林立，一下子出現幾百個小黨。這是共產黨時期，壓制輿論和思想造成的意見分散的結果。有了言論自由之後，社會輿論會逐漸集中，形成較大的政黨。 屆時如果還是多黨林立，可能最後選民不耐煩了，意見逐漸集中形成一黨獨大，這就是現代的俄羅斯和過去的納粹德國，有很快走向獨裁的趨勢。如果屆時中國的選民比較冷靜思考，希望屆時能形成英美式的兩黨制，走向比較穩定的民主政治。 反觀文革時期人們狂熱形成的原因，除了五四以來推崇的理想主義狂熱外，就是固執己見，難以溝通。所以形成了數量巨大的小型意見群體，並且惡意沒底線地互相攻擊。這造成社會的極度撕裂，有利於形成獨裁政治。 但傳統文化的禮制，也就是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那一套，更傾向於有秩序有底線的社會溝通，更有利於形成良性的民主政治。就像日本、韓國和台灣的傳統文化，並不妨礙民主政治的形成，反而快速和穩步地走向了民主政治。雖然中國社會傳統的地方自治被共產黨所破壞，但是思想文化的傳統並沒有連根拔掉。沒有共產黨的基層專政之後，恢復地方自治的傳統結構並不是難事。不像俄羅斯等農奴制文化傳統那樣困難。 當然將來的民主之路不可能沒有困難，但像日本、韓國、台灣那樣穩步走向民主，還是可以預期的。各種困難和可能性都有，這在今後會和大家繼續探討。本篇只不過是拋磚引玉的不成熟意見，希望能引起有識之士們的思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