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有你2》金子涵自曝被騙光積蓄 護照被盜流落街頭
2026 年 11 月 10 日
關於彭麗媛”參政”的話題近日再度被炒熱，是因為她”在湖南高調現身，被外界認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參政的戲碼，甚至將之比擬為第二個江青”。（參閱自由亞洲電台網站3月28日文章《彭麗媛會成為第二個江青嗎？》）。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對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表示，彭麗媛相比江青之後其他的中國國家主席夫人來說，算是高調了，但目前既沒黨職也沒官職，因此現在就來判斷她是否成為第二個江青為時過早。許多自媒體的可信度很低，雖然這個議題很有意思，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此結論過於「誇張」。 其實，許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體（們）的相關評論內容還不僅僅是「誇張」，完全就是不合邏輯。最典型的莫過於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而且自從去年底奇怪三中全會「為什麼不開」的議題開始，就已經有「評論人士」推測是「三中全會仍遙遙無期，彭麗媛竟是爭議點」了。以此為標題的報道中說：「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近年不時陪同習近平出席國際場合……，擔當中國一帶一路『軟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測彭麗媛可能藉此釋出信息，可能在習近平的協助下，由中央候補委員三級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第25名委員。」 該報道文章中還引述了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預測，說是 「現在很難說『三中全會』會不開，只是一般處理『三中全會』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開。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傳習近平想將彭麗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這樣（有這個決定），要經全會的。」 劉銳紹先生是老一輩的香港知名政治評論人士，30多年前曾成為當時唯一被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點名為「動亂菁英」的香港人，多年來以客觀分析中國大陸政治局勢和政壇人物見長，深受筆者敬重。但這也是筆者奇怪銳紹先生怎麼也會認同三中全會因為彭麗媛而「難產」說法的原因。 眾所周知，習近平雖然在中共黨內早已經是「定於一尊」，但他為了當「終身領袖」，也必須是以「修訂」中共《憲法》為先決條件，因為「舊」《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10年）。至於為什麼不需要為此修改《黨章》，那是因為中共政權的所有版本的《黨章》無論新舊，從未有過涉及各級領導人任期的內容。 僅以此為例，就能夠說明，不要說今年內遲早必須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即使是習近平要令彭麗媛趕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時候進政治局的話，就必須從修改黨規、黨法做起。因為彭麗媛目前並不是中央委員。 中共《黨章》明文規定無論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還是「修改黨的章程」等議程，都只能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只能）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簡言之，中央委員會委員也好，候補委員也好，都必須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出來的。 中共《黨章》同時也規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部分成員……。」 也就是說，如果中共政權確實需要在某兩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的5年時間裡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的部分成員，那就必須臨時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搞不明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之區別的讀者和聽眾，可以上網腦補一下鄧小平主導的於1985年9月召開的那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主要內容，此前已經在1982年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黨代會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胡錦濤，就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的。而後來先後成為中共正國級領導人的李長春、吳邦國、賀國強、吳官正和劉雲山，則都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 另外，這次會議的人事議程中還有一個重要議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會議同意習仲勛、谷牧、姚依林關於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請求，增選喬石、田紀雲、李鵬、郝建秀、王兆國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此之前，習仲勛可是中央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中共官媒在習近平成為中共黨魁之後重新修訂的習仲勛簡歷中介紹：「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回過頭來繼續說習仲勛的兒媳彭麗媛。搞明白了中共黨規中的相關內容，就應該有個常識性的判斷，那就是習近平若計劃讓彭麗媛進政治局，未來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後的那屆全國人大上將會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實在不好想像習近平會為了讓自己的婆姨儘快進政治局，就先為她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令她能夠先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除了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增補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在某屆某中全會上增補某人或某幾人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情況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期間從未有過，但歷史上發生過數次。不過被增補者已經是中央委員是必要條件。僅僅是中央候補委員當然也不行。比如當年的朱鎔基被鄧小平臨時安排「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後，雖然事實上已經頂替了當時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為當時的朱鎔基僅僅是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開之前安排朱鎔基進入中央政治局，更談不上政治局常委會。當然，當年被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之後至十四屆一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朱鎔基已經是當時的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列席者，但這更證明了黨也要在黨自己的「法律」範圍內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應該記得當年的「國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開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理組長，從此大權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樣一個「砸爛一切舊制度」 的年代裡，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開的黨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進入「大會主席團」，繼而按照黨章規定的程序，先讓她在全體大會上「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然後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舉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不過呢，在否定了習近平會考慮趕在未來的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就搶著安排還不是中央委員的彭麗媛進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時，當今「國母」彭麗媛和當年的「國母」江青之間，還是有得一比的。 眾所周知，彭麗媛和江青既是同鄉，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沒生過兒子的「國母」。 山東諸城歷史名人中家喻戶曉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劉羅鍋。名氣比不過這兩人的就不一一例舉了。 山東鄆城的歷史名人中，按照維基百科相關詞條的排序是：宋江、晁蓋、彭麗媛、馬興瑞……。 這其中的馬興瑞的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的地位是否是緣起於彭麗媛的「舉賢不避親」，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所涉及，而自稱自幼崇拜家鄉歷史名人宋江的彭麗媛特別為央視版《水滸傳》演唱的片尾曲《天時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圓幾何，長傳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誰把英雄的故事一說再說，走馬揚鞭翻山過河，輕生死重大義男兒本色」之類的熱情謳歌內容，但讚美的對象可是宋江等歷史上「反賊」！ 除了同鄉，彭麗媛與江青的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同為演藝界出身。當然，公正評價，直到成為「國母」而不再登台獻唱為止，彭麗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確屬一流，而江青」獻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應被貶低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強算得上二流。 彭麗媛和江青的第三個共同點就是都沒有為黨和人民共和國的未來生出個兒子。彭麗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當然是因為「領導幹部帶頭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江青當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說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據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憶，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訥後，曾一度再次懷孕。但是，江青認為生孩子傷身體，不願再生孩子了。毛澤東對她的想法，沒有反對。於是，她去延安的中央醫院做了流產手術……」。 當年的毛澤東對江青是否能生兒子不以為意，當然是因為他已經有了一個「太子」毛岸英，而彭麗媛因為黨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給黨的領袖生下一接班人，實在令人唏噓！ 順便提一句，網路上已經有評論人士在傳播「京城小範圍傳言，習近平可能正在培養他的女婿作為潛在接班人」。而這種說法和習近平（趕在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安排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屬於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體都以《將被安排進政治局？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核病防治工作》為題把個彭麗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熱。其實這個標題中的「獨自赴」三個字明顯有誤導之嫌。 首先，「獨自」二字單拿出來分析，似乎沒錯，因為她彭「大使」（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調研」工作確實不是陪同丈夫進行，更不是以下級身份陪同上級進行，而是被兩個副省部級幹部陪同，以大使職務「獨自」進行的。但「獨自赴」三個字連在一起，就令讀者自然會認為這是彭麗媛（離開習近平）「獨自」下基層指導工作去了。而「外媒」們在標題中故意使用了」獨自赴「三個字，目的顯然就是要讓「彭麗媛要進政治局」，或者說彭麗媛要」參政「的分析主題不顯牽強！ 其實，首先是這則新聞並非出自新華社或者人民日報，而是出自中共的衛健委網站。其次，新聞中在具體時間上打了馬虎眼，先把彭麗媛的調研時間說成是「近日」，再說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個世界防治結核病日」，就容易令讀者認為彭麗媛的考察時間是3月24日。其實，「近日」兩個字已經證明了彭麗媛在長沙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詳細報道的習近平考察湖南的時間：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論，有別於過去的江澤民、胡錦濤下基層從不帶夫人，習近平執政十多年來，帶著夫人甚至帶著女兒一同下基層雖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經常。跟隨習近平到某個基層省會的停留期間，彭麗媛「獨自」進行的無論是因公還是「假公濟私」的「參觀考察」或「調研」應該早已經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沒有報道而已。當然，官媒報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習近平到陝西考察調研時就帶了妻女，當時的中共官媒特別報道了習近平順道去了「梁家河大學」的所在地，「總書記用陝北方言向鄉親們介紹說：『這是我的婆姨』（陝北方言，意為妻子）。」 總之，這次彭麗媛隨夫考察湖南期間，顯然是因為她這個防治結核病大使正好趕上了幾天後就是「世界防治結核病日「，所以就順便安排了這樣一場在當地並不保密，但官媒顯然也沒有奉命高調宣傳的」調研「活動。 有好事者可以和筆者再核實一下，彭麗媛大使的這次長沙「調研「活動，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並沒有報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衛建委網站的內容。 這恰恰說明彭麗緩的這場活動並不」高調」。 不過，幾天之後的彭麗媛」獨自「在北京進行的一項外事活動，卻是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特別宣傳了一下。 進到新華社查找《彭麗媛會見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可見內容是「3月28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會見來華參訪的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 筆者在新華網當天的網頁上讀到這則新聞時，同時看到了除了習近平本人，對李強和趙樂際兩個政治局常委的當天活動報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國級領導人的活動報道內容都是排在彭麗媛之後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頭版內容除了習近平還有趙樂際和李強，二版依慣例沒有領導人活動報道，三版的頭條和三條都是「博鰲亞洲論壇」的相關內容 ，二條是彭麗媛，第四條才是王毅。第五條是人大副委員長肖捷率團外訪……。 再隨便找一條彭麗媛「單獨」活動的報道例證，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三版上，彭麗媛是第二條，王毅是第四條……。 可見，中共內部早已經有規定，一旦需要被單獨報道的話，那麼彭麗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後，所有政治局委員之前。 至於未來的彭麗媛是否會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後的第十五屆全國人大上被安排一個副國級職務，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內容。
最近，大陸官方媒體報導彭麗媛「在湖南長沙雨花區洞井街道，調研基層結核病防治工作」，引起外界關注。有人傳說彭麗媛要接班，甚至有人說已經是中辦主任。這些當然都是傳說，沒有證據，我們姑且聽聽就好了。 但是，第一，地方官拍馬屁是很明顯的。彭麗媛是「世界衛生組織肺結核及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身份進行調研的，這種親善大使很多，隨便一個歌星都可以，做這樣的公益活動這其實也不出格，但官方媒體大幅報導，中共衛建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長王賀勝，以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迎春都成了陪同，這就不一樣了，這也是外界議論紛紛的原因。第二，這個馬屁拍得耐人尋味。過去江澤民，胡錦濤的夫人不僅沒有這些「調研工作」，而且更不會獲得媒體這樣的報道，地方官員敢於拍這個馬屁，不避嫌，說明上有所好，下必為之，甚至說明他們是聽說了一些什麼。至於是不是習近平或身邊的人授意，沒有證據，但也不能排斥這種可能性。 其實我要說的重點是：彭麗媛會不會接班，我們不知道；但說彭麗媛接班是無稽之談，根本不可能，這也不對，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其實是相當可能的，至少可以說，這是習近平理性的選擇。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華人獨裁者或政治強人把權力交班給自己的家人，這是華人政治文化的特點和傳統。李光耀，蔣介石都不例外；毛澤東當然有意培養毛岸英，要不然也不會讓唯一的接班人選去朝鮮戰場，只是沒想到一碗蛋炒飯壞了一盤大棋，要不然今天的中國想必不一樣。他晚年培養侄子毛遠新，安排江青進政治局，說明他的確是想傳位給家人的。只是後來他的家人宮廷鬥爭中被老臣們鬥倒了而已。鄧小平有傳位家人的想法我們不知道，但其長子鄧朴方作為殘疾人，確實不夠條件，即時鄧想，也是無奈。江澤民和胡錦濤不算是獨裁者，他們沒有資格自己立儲君。但現在習近平有資格了，傳位給家人，歷史經驗上看一點也不稀奇，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第二，習近平事事學毛澤東，有一種毛澤東情結，培養自己的了老婆也很可能有毛澤東情結作祟。學一點中共黨史你就會知道江青是怎麼出道的？她當初不過是文化部電影局的一個處長，但毛澤發動政治運動，批武訓傳，打劉少奇，下的第一步棋，就是派江青去武訓的家鄉「調研」，江青調研回來，彙報給毛澤東，毛才有了材料發動運動。現在習近平要搞政治運動，會不會學毛澤東，讓夫人出面？完全是可能的，因為黨內是有先例的，誰敢質疑？當初江青只是處長，現在彭麗媛是正軍職，相當於正部級，經過安排進入政治局，或稱為副國級待遇，也屬於正常。 網路圖片 第三，如果你是習近平，你會交辦給誰？蔡奇嗎？那都是奴才，而奴才是不可靠的。獨裁者交班給自己的家人，對我們來說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對他們來說是天經地義，是非常理智的選擇。因為除了自己的家人，獨裁者還能信任誰？從劉少奇到王洪文，毛澤東換了好幾個接班人，都不信任；鄧小平也一樣，從胡耀邦到趙紫陽，也都挑不好加班人。史達林任用了外人赫魯曉夫，其後的的教訓，中共高級領導人一定很清楚。因此，想來想去，只能交給自己家人，這就然是獨裁者的理性選擇，一點也不意外，非常順理成章。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尤其是習近平，當初修改憲法誰也想不到吧？覺得不可能，不是也霸王硬上弓了嗎？開始搞文革和個人獨裁者一套，以前外界都覺得不可能，現在成共識了吧？說他絕對不可能交辦給彭麗媛，那是對中共的不了解。 第四，當然，願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獨裁者都會交給自己家人，但家人有沒有那個命就因人而異了。蔣經國算順利接班；但江青就被抓了。那不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問題，是接班人自己的能力的問題。蔣經國沈穩老辣，江青飛揚跋扈，四面樹敵，結局當然就不一樣。所以，如果習近平想交給彭麗媛，一點也不意外，也很有可能性；但彭麗媛是否能接得住，那就不一定了。假如最後，最後接班人不是彭麗媛，並不代表習近平沒有這個想法，而有可能是彭麗媛自己不行。 其實，早在十年以前，北京就有彭麗媛接班的傳說了。當然迄今為止還只是傳說，未來會不會成真，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但彭麗媛最近的出鏡，的確有些非同尋常。 文章來源：上報
3月18日，台灣在非洲唯一友邦史瓦帝尼的總理戴羅素訪台，中國外交部事後「依例」作出嚴正回應：「（戴羅素訪台）這是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國主權的嚴重挑釁，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以上發言我們並不陌生。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再又追加批評：「台灣當局拿島內民眾的血汗錢去供養史國少數權貴，維繫所謂的『邦交關係』，這樣的關係對雙方民眾毫無價值。」這段說法，隨即被多個中國媒體剪輯製作成短影音發布，並在海外中文圈引起熱議，不過，結果沒多久這些中國媒體又紛紛刪除了影片。 網路圖片 關於台灣「金錢（援）外交」，過去已有相當多討論，甚至幾度成為國外學術機構的研究主題，論述主要觸及台灣、中國基於主權上的外交競爭，促使台灣建構起一套以「美元」獲得經濟脆弱國家承認，堪稱最極端、最具競爭味道的外交政策形式。 既然具備「競爭性」，競爭對象當然就是中國。所以，當然沒有人以為中國並不會做同樣的事。只是，相對台灣的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程度，我們並不難看到對「金錢（援）外交」的嚴格檢證，加上當中確實有違一個國家「透明度」的要求，又同樣可能惡化「受惠國」本身既有的腐敗，所以，至少台灣一方一直都存在關於這一外交手段的自我批判。 馬英九時代提出「外交休兵」，有很大部分就是為降緩詬病已久的「金錢（援）外交」，只是，這一作法的實際表現過於單向，即台灣休兵了，中國則仍馬不停蹄「出兵」，台灣的外交空間依然受到很大壓迫，於是才有「外交休克」之評。 到了蔡英文時代，中國在外交上「極限施壓」力道愈大，此刻「金錢（援）外交」就已不光是道德和透明度問題，更在於中國早有條件祭出數倍於台灣的金錢向對方施惠，台灣的「外交承認賽局」，無論檯面上、檯面下，當然就愈需要另闢蹊徑。（光是官方公開數字，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9年國際發展援助統計，中國即釋出了48億美元，相較台灣自己的數據（2020年），其年度國際發展援助約5億200萬美元，僅中國一成左右。）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台灣邦交國數字不斷下探，就傳統「金錢（援）外交」面向，這一發展也同時說明了兩件事，一是諸如許多國際學者所言，台灣已很難贏得「美元外交遊戲」；第二，這一事態發展也促使台灣不再那麼著力和中國之間的「外交競購」。 然後，我們看到了去年太平洋國家密克羅尼西亞前總統帕努埃洛卸任前，竟洋洋洒洒在國會發表了13頁公開信，直接點名北京政府對自己國家正在進行一場政治戰，其中便包括了「賄賂」，從而讓密國官員成了共謀。帕努埃洛還說，「『共謀』是一個沉重的用詞，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一個準確的描述。當一位（密國）議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用餐或參加其就職典禮後，馬上收到裝滿錢的信封時，您還能稱之為什麼？當一位（密國）高級官員在訪問北京後被謹慎地送上一部智慧型手機時，您還能稱之為什麼？」。 更早之前，2019年索羅門群島宣布和台灣斷交，當時該國反對黨領袖凱尼洛雷亞也曾公開在媒體上說，有議員告訴他，「轉向（支持台灣轉成支持中國）」的行情價碼，一個人約200萬到500萬美金。」另外，索羅門群島最大省萊塔省省長蘇戴尼也說過，「他們（指北京）準備提供一大筆錢，並在電話里告訴我，如果你加入我們，這裡就會有一個『你的包裹』。」 回到前文提到中國媒體刪除的那支短影音，它之所以要刪除，正因為當林劍稱「台灣當局拿島內民眾的血汗錢去供養史國少數權貴，維繫所謂的『邦交關係』」，中國民眾並非沒有「心有戚戚」，對中國曆來的「金錢外交」亦瞭然於胸，上述索羅門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都只是冰山一角，那麼，中國外交部何以有資格把姿態擺得如此「清高」？於是影片底下留言不只無一批評台灣，還持續連刷（超過2萬則）具嘲諷意味的表情符號（以符號示之，是為避免因「文字」惹禍上身），在「風向」顯然失控下，中媒於是紛紛下架了這支影片。 「嘲諷」往往和「怒意」一體兩面，中國民眾針對這支「官員批台」的反應，其實絕大多數和他們怎麼看待台灣無關，而在他們怎麼看待中國自己。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上報
中共央視新聞報導，中央軍委晉陞上將軍銜儀式3月28於日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晉銜儀式。這次晉陞上將軍銜的軍官是：中央軍委政法委員會書記王仁華、中共國防大學校長肖天亮。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宣讀習近平簽署的晉陞上將軍銜命令；中央軍委副主席何東主持晉銜儀式。習近平向晉陞上將軍銜的2位軍官頒發命令狀，表示祝賀。隨後，習近平及軍委成員同晉陞上將軍銜的軍官合影。其中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的出現，使得此前對苗華已落馬的相關傳聞「不攻自破」。 值得注意的是國防部長董軍，本次並未出席其上將晉陞儀式。足證董軍尚未獲得「相應」的「軍委委員」的身分。似乎仍在「留校查看」階段，形成較為尷尬的局面。 國防大學校長肖天亮，2011年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主任。2014年12月，任國防大學副校長，並於2022年10月調任校長至今近1年6個月，始晉陞上將，其個人較國內外智庫所熟知的是肖所主編的《戰略學》乙書。 與過去的解放軍五大軍種，及五大戰區的軍政領導，均隨職務的調整「立刻晉陞上將」不同，肖天亮晚了1年半，說明解放軍國防大學的上將位階的晉陞，確實較軍種及戰區不同。 與肖天亮晉陞上將，同樣值得觀察的，是今天同時晉陞上將的「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 王仁華，曾任中共總裝備部政治部保衛部部長。2012年，任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政治部主任。2013年，晉陞少將軍階，2017年1月，任海軍東海艦隊紀委書記。2018年，任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法委員會副書記。2019年12月，2019年12月，調升軍委政法委書記。同月晉陞海軍中將，至今4年4個月。 過去「軍委政法委書記」的編製，均為副戰區級」，也就是中將的編階。王今年3月突然地晉陞上將軍銜，研判可能為近期包含火箭軍等高級將領腐敗事件甚多，必須調升「政法」（軍隊檢察體系、軍隊軍法體系）的領導位階，以利習近平有效打擊貪腐及指揮辦案。 自習近平上台領軍後，較過往「胡溫時期」人事制度的「規律性」，更難預測，也就是沒有規律，每年突然性的調整，是很常有的。今年3月解放軍晉陞上將的例子，突顯習近平強人政治主導下「打破慣例」的常態性。 文章來源：上報
12天，39小時，5分鐘，這些數字分別代表的是：香港基本法23條（實為港版國安法的延伸），只用了12天就通過立法；草案委員會僅用39小時就「完成逐條審議共181條草案條文」；3月19日當天，所有議員均被”溫馨提示”只鬚髮言五分鐘，就快速通過三讀。特首李家超隨即迫不及待地宣布：23條完成立法並將於3月23日正式實施。 3月19日當天，位於北京的中央電視台竟比李家超還搶先一步宣布：23條已經通過三讀！但當時，香港立法會還並沒有進入三讀階段。央視的搶先宣布，等於嚴重泄露黨國機密：香港立法會已經淪為橡皮圖章，命運如同中共人大，一切都來自中南海的指令，只是假裝走一個立法過程。 其實，就在北京召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3月4日至11日）就傳出：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港立法委員等，接到中南海緊急命令，要求他們停止其他工作、放棄休息，立即聚會，轉入審議通過23條。 沒有像香港過往那樣，走立法前必經的程序 — 公眾聽證會、讓議員提修正案，不僅直接撕下了「一國兩制」的面紗，而且，整個操弄過程顯示，中南海決策者顯得火急火燎，急於求成。外界不解，為何這麼著急、猴急、火急？ 前兩年，中共利用大瘟疫情勢瓦解香港大抗爭之後，隨即炮製了港版國安法，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部投入大牢。在這種紅色恐怖的氛圍下，23條立法，已經沒有什麼阻礙，中共就算花上一段時間，按步驟走完程序，假裝「一國兩制」還存在，把戲演足，也沒什麼不得了。尤其，3月下旬，北京還要舉辦一年一度的「中國發展論壇高峰會」、博鰲論壇等，眾多外商高管將雲集北京和海南，這正是中共忽悠、吸引和留住外商外資的重要機會，何必趕在這個當口火速在香港出籠23條，豈不是給這些論壇潑冷水、給這些外商當頭一棒？ 或許中南海已經不在乎外商外資了？但看上去，又不像不在乎的樣子。筆者只能推理，或將有大事發生？中共急需港共趕在大事發生前，緊急通過23條立法。 聯想到3月22日，莫斯科發生疑點重重的大規模恐怖襲擊；就在第二天，3月23日，趁全世界目光都聚焦莫斯科之際，中共對菲律賓補給船發動大規模水炮攻擊，菲律賓船體受損、多名船員受傷。再聯想到最近幾年的世界亂局，舉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哈馬斯恐攻以色列、胡賽武裝持續襲擊紅海商船、北朝鮮不斷升級導彈試射……這些亂局的背後，多多少少，都伴有中共的影子、或彰顯北京選邊站。所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依據毛式中共邏輯，正是今日中共可以在國際上大顯身手、另起爐灶、跟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的「大好時機」。 回頭來說，中共下令港共，以火速、極速、狂速的節奏通過國安23條立法，可能的答案：中共或突然發動武攻台灣？無須等到2027年或2025年，或許就在今年、2024年？世界不可不防。 23條的內容，擴大了叛國罪、叛亂罪、破壞罪、危害國家安全罪、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間諜罪、竊取國家秘密罪等範圍，並加入「煽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仇恨。」且適用於在香港境外發生的同類行為，意即跨國執法。中南海決策者或想像，一旦武攻台灣，香港可能動蕩，並進而波及中國內地。搶先拋出23條，可以起到震懾和恐嚇的作用。 外界普遍認為，23條立法，將進一步惡化香港營商環境、讓外國外商外資止步。中南海不管不顧，知難而進。其實，想想王滬寧為習近平炮製的口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百年前，中共以地下組織形式建立之初，就搞了個「省港大罷工」，誓言要把香港搞成臭港、餓港、死港，當時未能完全達成目的。但百年之後，中共已經坐大，「老子天下第一」，可以為所欲為，終於「有能力、有信心」把香港搞成臭港、餓港、死港。或許，極左當局心思：喜怒由我，我又何樂而不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回收使用這個標題，是因為孩子是我的至痛點。第一次用這個標題作文是兩年前，成都有個中學生墜樓，繼而引起我對汶川地震中被豆渣校舍埋葬的幾千個孩子的緬懷。 發生在邯鄲的孩子謀殺案，被殺死的不是一個孩子，而是四個孩子。三個孩子兇手，在兇殘殺了他們的夥伴小光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殺死了他們作為人類成員所必有的人性。他們也殺死了自己通向正常人生的可能性，因為即便法律免除他們一死，長時間的服刑也必將重寫他們的命運。 應該說，人生來有別，人性中的善惡比例也有別，但像那三個小兇手的惡毒比值，如此之超標，全日蝕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讓我震驚、驚恐。難道真應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對打人抄家的紅衛兵的感嘆：「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來人間是討債的。」 但這三個來人間討了血債命債的偷生鬼到底是為了什麼「鬼性」發作？為謀小光手機里一百來塊錢的財？或者，以欺負弱勢同伴來彰顯自己的強勢？抑或，校園裡霸凌的慣性延續到了校園外，而沒了校園的束縛霸凌失控？也許，他們僅僅是對生命——這最體現唯一性和不可複製性的存在——的無感和漠視，讓他們像撕碎一張廢紙一樣弒殺了小光的生命……而那殘害手段之殘忍，以及施暴力道之大，得有多大仇恨怨毒做火藥，才能使剁向小光肉體的一杴一杴從那六條尚且柔弱尚缺一大截成長發育的手臂中發射出去？這三個小兇手，對他們同伴做的，不比我老外婆描述的索命厲鬼更殘忍？！ 那麼，好好的孩子，一樣在母親溫柔的子宮裡十月胎孕，長著長著，怎麼就長成了「厲鬼」？他們的人性，是怎樣變質的？從何時病變到無救？據媒體報道，四個孩子都是留守兒童，被進城打工的父母丟在身後，由祖父母養大。與其叫「養」，不如說「放」，祖父母們就是「放孩子」，如同放牛放羊放鴨，不餓著，不丟失，即責任完成。「養」字本帶「教」，我們說的學養，修養，便是這個「養」。留守兒童早已成社會隱疾，是社會在賺取的同時丟失的財富。而中國當今社會，只認賺取，不計丟失。所有可視價值的賺得，掩蓋著不可視價值的虧損。而不可視的價值，往往倍加珍貴，比如道德、理想、善良、美感，比如人心的寧靜平和，人之間的信賴與感恩。沒有道德，便沒有恥辱感，那麼也就失去了人之為人所必有的美感，對人在兇悍、殘忍時的醜惡無感，甚至在霸凌他者時彰顯的極致醜惡，被認為是美——強者嘛，當然是美的。課本里魯迅的文章大概是學了，但魯迅對強、弱者的定義從來記不住，那定義是：強者向更強者抽刀，弱者則抽刀向更弱者。 孩子的社會，是成年人社會的預科，他們以成人社會為範本來實習社會生活。那麼，這些年，我們所謂發展、富裕起來的中國成人社會都提供了怎樣的範本？無論黑貓白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不管你怎樣去達到目的，但達不到目的就提頭來見。人們只問結果，不問手段；只要目的，不論路徑；只慶祝收穫，不在乎耕耘。如此的信念，使得做人做事出現以下邏輯：只要那教學樓看去光鮮雄偉，不管它多麼粗製濫造以至於地震時垮塌壓死孩子；只要包子有餡兒有皮兒有折兒，不管內里的假肉是否會吃死人；只要假文憑沒人揭發，那就像真文憑一樣好使；只要那奶粉看著乳白聞著乳香，不管它是否會慢性毒殺寶寶，那就能混成優質產品，就能獲獎，就能上市，就能讓資本家身家億萬。於是，人們處處找捷徑，能偷工減料則偷工減料，羨慕嫉妒恨那些成本付出最少，獲得利益最大的人士。於是一有把這種人士拉下馬當落水狗痛打的機會，一定不放過。人們只見賊吃，不見賊挨打。所以只要有影視、音樂明星落馬，追打的人群擠都擠不動。1949年之後，土改使最貧窮階級正義化對地主、富農的羨慕嫉妒恨，正義化到可以將打擊對象遊街、吊打、槍斃。文革中痛打「落水狗」是時髦，敢打是小將，現在小將們老了，一輩子最提勁的經歷就是自己的拳腳曾落在某大作家、大演員或某國家領導身上，而那些領導和偉大人物們翻過身來，恢復了人權，也沒有向他們討要哪怕一句道歉，打了就白打了，不打也白不打，是非無痕對接，對錯從未釐清，就這樣發展「富裕」起來的人們，能指望孩子的預習社會中，得到什麼範本？ 從報道中看，事發地屬於比較貧窮的地區。難不成被殺害的小光就因為他比那三個小兇犯富裕一百幾十塊錢，而被三人「劫富濟貧」了？那麼更貧窮的山區，更偏遠的邊疆，就該向叢林社會退化嗎？真不敢想像。城市化的建設，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但城市的功勛建設者——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們受到戶籍制度限制只能跟自己下一代骨肉分離，因為學校的教育只提供給有城市戶口的孩子們。難道不該是哪兒有孩子，哪兒就有教育嗎？抗戰八年，學生們一邊躲敵機轟炸一邊上課，一邊忍飢挨餓，一邊學習，難道和平年代的孩子們因為沒有城市戶口，就連做學生也沒資格？ 其實我當年也是個留守兒童。父親在文革期間被關進牛棚，母親被下放在另一個城市的工廠，我是外婆外公養大的。所幸外婆家規嚴明，極具常識，禮數周到，最重要的是，她認為善良是為人的最高美德。雖然她不富有，但只要能接濟更困窘的鄰居或上門的逃荒者，她從不吝惜。外婆不識字，不能教我讀書，卻以身教給我做了做人的範本。可惜那樣的老輩人已經早已消失，現在的老輩人往往倒地都沒人敢攙扶，那麼就不難想像，當小光被殺之後，他的長輩寒夜詢問那個小首犯家長時，如何遭遇那兩個多小時的閉門羹。 從邯鄲大案發生，我們看到基本處於野蠻生長的留守兒童們的未來多麼叵測，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的未來作用是多麼叵測。難道我們沒人會略帶不祥感思忖，他們將是建設力量，還是破壞力量？他們將來對於成年人社會，是回饋，還是報復？
中國的改革開放方針會發生變化嗎？其實，已經變了，其標誌就是今年三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會議結束時慣常的總理記者問答會被取消。這件事發生後，世界各國媒體基本上都是從兩會報道的角度去觀察分析的；然而，從中美冷戰的戰略關係來理解，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為，中共在對美冷戰中已經拉下了「鐵幕」。 一、當年趙紫陽打破領導人不接觸記者的慣例 中共安排總書記和總理與記者見面或答記者問，始於趙紫陽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提法。這一新說法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來的政治改革口號有一點相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口號是「政治開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譯意為openness），這個口號意味著，鬆動共產黨傳統的「鐵板一塊」式統治。 1987年鄧小平指定趙紫陽從總理改任總書記，十三大通過的趙紫陽對大會的報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中共的國家體制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所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顧名思義，全國人大的地位高於國務院，國務院受全國人大監督。而在現實政治中，全國人大這個憲法上寫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上面還有一個憲法上沒寫的「國家更高權力機關」，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一樣，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之下，分工負責，各管一攤；而且，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工作的監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那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在中南海的南區和北區辦公，全國人大在人民大會堂南樓辦公。中南海與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這幾個地方，平常是完全對外封閉的，連電話系統也是專用的（即39局，電話號碼開頭兩位數是39）。 所謂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並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領導機關對外開放參觀。事實上，從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1980年起中南海南區毛澤東文革前的住處豐澤園，早已內部開放供參觀，但參觀票只發給政府機關。豐澤園的西面就是總書記的辦公地點勤政殿，參觀豐澤園的遊客可以走到勤政殿東側小會議室的窗外；遊客們不知道窗內有什麼人，但會議室里開會的人，可以聽到窗外遊客們清晰的聊天聲。 趙紫陽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實際上是指政治意義上的總書記、總理與中外記者接觸，為的是借中外媒體記者的報道，讓讀者對中共黨政領導人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個措施打破了此前記者無法直接接觸中共黨政領導人的慣例。 二、總理記者會的由來 作為中共中央這個領導機關活動開放的舉措，十三大閉幕當天，趙紫陽作為新任總書記，首度帶著政治局常委與各國記者見了面；他在記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國記者的好評。此後，新任總書記與記者的見面會就成了慣例。而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這兩個領導機關便也要有所安排，以顯示其「活動開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會結束時，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召開了新任總理李鵬的記者問答會，四百多名中外記者參加。 從中共建立政權到1986年，人代會開會期間，從來沒有總理召開記者問答會這樣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之後的幾年裡，因為六四的關係，有四年沒有舉辦；1993年以後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總理記者問答會。中國媒體對這樣的記者會的稱呼是記者招待會，其實並沒有任何招待，故筆者稱其為記者問答會。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強調這是個記者「問答」會，是因為「問答」當中有玄機。 總理記者會並非由總理整場都即興答問，而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雖然收到記者問答會請柬的外國記者很多，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跑龍套」的，不管舉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為記者會主持人「眼拙」，「看不見」這些「龍套」們。真正能開口提問並得到總理答覆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兒」。 國內有媒體為總理記者會的「假戲真演」緩頰稱，「1998年朱鎔基讓一身紅裝的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之後的總理記者見面會，女記者們都會精心打扮，力求『醒目』獲得提問機會」。其實，女記者們無論怎麼打扮，都是瞎耽誤功夫；誰是「角兒」，人大辦公廳新聞局的記者會「劇本」上有「出場順序」，早就寫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吳小莉的「一身紅裝」，也是寫在「劇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劇場表演一樣，總理記者會這「劇場演出」，偶爾也有「小穿幫」。有一次，記者會主持人按照腳本念，第幾排那位穿深色西裝的先生請提問，結果是一個身穿白襯衫的外國記者站起來回應。原來，那天天熱，這位記者把西裝脫掉了；而主持人點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於是，站起來的人所穿衣服跟腳本上寫好的不一樣。如此之「劇場演出」，其中之假，中國記者當然不敢揭穿；外國記者則害怕失去駐京機會，也會十分配合。 很多「跑龍套」的記者認為，中國的總理記者會越辦越開放，會有記者問一些像總理的個人心境之類的問題，然後像溫家寶就引古詩作答，顯得既高雅又輕鬆。其實，那些內容都是腳本里事先寫好的，並非總理出口成章。 三、總理記者會的「劇場演出」 編寫總理記者會的「問答」腳本，始於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乃出於李鵬的需要。他是陳雲、鄧穎超等人提拔起來的技術官僚，在蘇聯接受過電力工程方面的技術教育；然而，李鵬不但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連計劃經濟的概念和辭彙都不懂。陳雲安排此人擔任總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經濟的特點，這樣就可以讓陳雲的親信、保守派副總理姚依林實掌經濟大權，從而按照陳雲的意圖，捍衛計劃經濟制度。 由於李鵬比較笨，反應慢，他怕記者自由提問時會答不出來或講錯話，所以記者問答會，就變成了事先安排好的總理與記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綵排」，其具體程序是，會前由外交部新聞司選幾家中共官媒記者和外國記者，事先讓記者把問題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修改好記者提問的問題後，再把改過的問題發回給記者；同時，按照這些中央領導機關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給總理準備好回答的腳本。 記者問答會召開時，被指定的記者要坐到事先規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顏色的服裝。記者問答會的主持人則按照預先擬定好的提問順序，假裝從許多舉手提問的記者當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個顏色西裝的中國或境外記者提問。被內定安排的那個記者被點到之後，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問題來提問。而總理則按照桌子上放著的答問腳本，假裝即興答問。 李鵬之後的總理們可能覺得，自己不像李鵬那麼笨，不願意完全照稿「演」，有時會即興發言，講幾句腳本上沒寫的話。這樣一來，對外國記者來說，新聞就來了；即興講的話里，可能找得到寫新聞的由頭。面對「鐵桶般封閉」的中共高層，外國記者當然非常看重這樣的機會，因為，總理答問中的即興講話，畢竟是一個了解中共高層政治的難得之「窗口」。 四、「最高權力機關」被下屬指揮 如果說，人代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只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那人代會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劇場演出」了。而全國人大的「劇場演出」過程中，還體現出「權力」的顛倒。 筆者在這裡寫的最高權力機關被顛倒的「權力」，首先是指，少數被上面圈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其次，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沒有權力，指揮他們的，實際上是名義上為他們服務的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因此，實際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是掌握在全國人大下屬的辦公機構手裡的。 每年一度，中共會召開所謂的「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全國人大有所謂的參政議政任務，全國政協只不過是陪襯，讓政協委員們發表一點不痛不癢的意見，提一點無傷大雅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全體大會，為期約一到兩周，自然無法經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們，每兩個月左右開一次會，真正經常議論國事的，其實是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常務機構是人大常委會；但事實上這兩個機構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會名下的辦公廳，其實才是真正的管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部門。 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廳實際上不是聽命於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集體意志，而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達人代會或人大常委會按期通過某項法律的指令，國務院分管的業務，從來都是每年人代會時，拿總理工作報告、財政預算決算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最高檢、最高法的報告來，讓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會和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正式的質詢程序。對這些報告，人大代表開會時，名義上是分組審議，但代表們發言中往往都會說，學習了總理工作報告，有哪些體會。所以，人代會開會必然是沉悶的，外國記者找不到新聞。 從本質上講，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像總理的記者問答會一樣，從來都是按照辦公廳事先編好的「腳本」，中規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員」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它不僅是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甚至這些代表們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手裡的「橡皮圖章」。因此，外國媒體就算能採訪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委員，也很難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新聞線索。 五、中共拉下「鐵幕」是「刺蝟戰術」 中國每年的人代會，包括總理記者會，既然本來就像一場排練過的「劇場表演」，其實新聞價值不大，那為什麼外國記者還是特別期待呢？因為，總理記者會總算是一個「封閉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開一次。即便外國記者問不出什麼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這「窗口」還會打開；而打開「窗口」本身的象徵意義是，中共或許還不至於取消趙紫陽「提高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說法。儘管從李鵬開始，這個「開放」就變了味兒，記者們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總理們的即興講話。 然而，今年習近平把這個「窗口」關掉了，這個舉動表明，中共要對外取消極為有限的所謂「透明度」，相當於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拉下了隔離中國的「鐵幕」，恢復「鐵板一塊」的共產黨統治。趙紫陽當年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其本意是為了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那這一次習近平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中共面對的時勢變了，中共感覺到「透明度」傷到自己了。 中國面對的局勢之變，起源於中共2020年初點燃的中美冷戰。自此，多年的「韜光養晦」結束了，而張牙舞爪、對外樹敵、破壞國際秩序和東亞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這樣，中國的國際關係便日益惡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繼續戴著「熊貓」面具了。 而美國作為中美冷戰中被中共瞄準的假想敵，不得不開始加緊備戰，同時不斷升級對中國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軍用裝備的高科技能力；美國還在進一步防堵中共繼續盜竊美國的各項技術的明裡暗裡的花招，防範中共的黑客對美國民用供水、供電系統的入侵。 中共領導人、中國軍方以及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美國的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謂的「冷戰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蘇冷戰時代的幾十年里積累起來的經驗。對美國來說，重新啟用這套程序，並不複雜；比較難一點的是，如何引導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調整布局，實現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拘束了美國的戰略決策。 從中共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挑釁開始，到中共高調宣布，要佔領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對美髮射洲際核導彈的「深海堡壘」，它自以為得計，是所謂的「東升西降」。其實，這樣的動作，下意識里全都是套用蘇聯當年在蘇美冷戰中玩過的把戲，只是換了個地理空間罷了。 中共顯然對「冷戰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沒想到，點燃冷戰之後，會要面對美國的「冷戰程序」，因此也就毫無準備。一開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層外交官的談判桌上厲言訓話；同時又加快航母艦隊的建設，升高武力對抗的態勢。這是毛澤東當年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當中用過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過時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後再找機會說明。 隨著美國加快「冷戰程序」的實施，中共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於是就本能地採用了國際政治上的「刺蝟戰術」，即「團成一團，以一身刺來防範」，拉下「鐵幕」就是「刺蝟戰術」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鐵幕」的背後 「鐵幕」這個詞是美蘇冷戰時代的歷史名詞；而在亞洲，美蘇冷戰時期對應於鐵幕的名稱是竹幕。所謂的「鐵幕」是一個比喻，它意味著政治上對西方的高度封閉，同時收緊邊境的自由出入，軍事上則與西方展開持續的軍備競賽。鐵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產黨國家民眾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們的腳，蘇聯集團就是這樣來維持統治的。其實，可以講，共產黨國家面對自己點燃的冷戰，它也有「冷戰程序」，那就是拉下「鐵幕」，同時加緊擴軍備戰。因此，冷戰一旦開啟，就不會中止，因為雙方的核威脅始終存在。 二戰後的德國，按照盟軍各國的協議，分別由蘇、美、英、法四國駐軍佔領。當時，蘇聯佔領區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則組建了跨佔領區的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於是就形成了東德和西德兩大塊。德國舊都柏林市也分為東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圍被東德所包圍。 本來，這樣的行政劃界並不必然造成東德和西德之間、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隔絕，因為戰後在東西德之間、東西柏林之間，邊界是開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東德的人，因為嚮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東德的技術和文化精英越來越少，象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父親特地從西德搬到東德去住，那是少數。 為了阻止東德人的逃離，蘇聯當年拉下「鐵幕」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修築柏林牆。東德修築了柏林牆，再把這樣的邊界隔離設施延伸到東西德之間所有的邊界上。但這仍然擋不住東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參觀柏林牆博物館，就可以看到，東德人被柏林牆擋住以後，挖空心思，想了各種辦法外逃，有造氣球載人飛過去，有挖地道鑽過去的，還有從界河的水下潛水游過去的。 就這樣，蘇聯集團和西歐國家的邊界上，出現了鐵絲網、地雷帶和機槍自動射擊帶，崗樓林立。這一切全都建在東德邊界靠內的一側，目的是防止東德人外逃。而西德這一側，則沒有圍牆、關卡，更沒有哨兵或地雷陣。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採訪，並在視頻節目中提供了一些東德邊界和柏林牆的照片。 從此，蘇聯集團的民眾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當局還用電訊干擾西歐的廣播節目，查禁來自西歐的出版物，既封鎖資訊外傳，也防範外部資訊傳入。美蘇冷戰時期，亞洲的共產黨國家與非共產黨國家之間，人員往來和資訊流通也基本上斷絕了。中共雖然保留了一個窗口香港，但民眾除了偷渡，無法進入香港，中國境內也基本上很難獲得外部資訊了。 中共會為了生存而改革開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會拉下鐵幕，隔離內外，以圖存活。因此，改革開放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進程，中共拉下「鐵幕」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離，越來越對立。面對一個躲在鐵幕背後龜縮著的紅色政權，國際社會了解它的難度會大大增加，但鐵幕內的政權之存活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當年蘇聯的「鐵幕」圍牆最終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放棄了冷戰；另一個原因則純屬偶然，東德共產黨當局一時口誤，開放了柏林牆，馬上東德人就衝到西德去狂歡，東德便垮了，然後其他東歐的紅色政權也垮了。鐵幕救得了共產黨政權一時，卻救不了共產黨政權長久，這就是歷史事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兩會」落幕，期間，習近平在2023年提出的「新質生產力」被列為下年度十大工作任務之首，總理李強則針對國內生產總值、失業率、糧食產量、人均收入等等提出多項願景，一切看似欣欣向榮；但外媒報導，除了「總理記者會被取消」引人遐想，幾乎也都直指了中國就業嚴峻、人口萎縮等核心問題，對中國經濟能否找到出路，不無疑問。此外，經濟指標的分析是一回事，另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偷渡，恐怕也正某種程度反映了中國內部光景。 猶記得去年9月，美方邊境巡邏隊在美墨邊境逮捕偷渡客時，發現其中來自中國者，竟多達4000人，是前一年同期的10倍以上，也是歷來偷渡者國籍比例上升最多的一群，如此暴增的數字很難不引人注意。回溯統計，根據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CBP）資料顯示，光是2023年一年，中國偷渡客就超過3萬人，是過去10年年均（1500人）的20倍，這個數字（無論總量和倍數成長）對任何國家來說，絕對都不尋常。（中國籍偷渡客已成為偷渡美國第四大族群） 不過，就當美國輿論為中國偷渡客激增議論紛紛，同一時間，中國官媒雖也有所報導，卻僅僅聚焦「美墨邊境非法入境日漸失控」，尤其著眼它讓美國聯邦主義和移民安全等國家問題出現嚴重矛盾，更讓美國南部邊境州陷入空前困境。從頭到尾一副事不關己，完全避而不談中國人對這一波波非法移民的「貢獻」。 此外，中國偷渡（美國）不只人數陡升，「模式」也相當驚人，在多個美媒追蹤下，發現不少中國偷渡客先是透過抖音等社群媒體，獲悉「偷渡美國教戰手冊」，又儘管內容（包括指引路線）近乎荒誕，他們卻一個個證明了現實上並非不可能。例如大量中國偷渡客，被教導可先飛往特定免簽證國家（如厄瓜多），然後僱用當地響導，由他帶領大家徒步、涉水穿越叢林，進入美墨邊境，情節根本是在拍電影，他們則必須支付約莫60萬台幣，才有機會通過層層關卡，只是不保證不會被美方巡邏隊逮獲。 於是，這又出現一個詭異的畫面。一方，習近平為即將跨入2024年發表新年談話，信誓旦旦「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實現經濟行穩致遠。」同一時間，則有成千上萬中國偷渡客正以「拓荒者」姿態，不為中國夢，而是甘於狼狽地前往追尋美國夢。被逮後，他們的出發地遍布中國，家庭條件背景不一，但唯一共同點就是「我在中國要活不下去了。」 然後，去年9月中國偷渡客新聞高峰過去，到了今年1月、2月，情況卻也沒有半點改變，中國人繼續前仆後繼，要不成功達陣，要不登上電視新聞。約莫一年前，經常扮演共產黨傳聲筒的中國媒體人胡錫進還曾高調辯稱那些偷渡客「不代表現代中國人」，今天，看著一批又一批頭戴鴨舌帽，背上背著帳篷，手裡拄著拐杖，一身徒步打扮的中國偷渡客陸續出現在新聞報導中（包括標榜非西方角度的半島電台也跟進），胡錫進顯然無法再多說什麼。連國際移民組織駐巴拿馬代表團團長洛普雷特都公開表示：「這是幾年前沒有的新元素（指大量中國偷渡客）。」（許多中國偷渡客在巴拿馬準備偷渡時就被攔下）。 而中國偷渡客之所以受到注意，卻又不光是出於人數的增加，讓他們更顯「獨特」的是，不像其他國籍，例如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和海地等，若非和美國之間有「地緣」關係，就是國家長期動蕩、貧困，人民討生活不易，此時此刻的中國在習近平口中，不正處於「民族復興」的偉大時刻，那些中國人何以會有如此緊迫感想要離開自己祖國，甚至還用了較之其他國家人民更高難度、更危險、付出代價更高的方式遠走他鄉？ 胡錫進曾經這麼分析，他說：「移民總體上都是從經濟發達水準低的地區向高的地區流動，欠發達國家的生計愈困難，一些人向發達國家偷渡的動機就會愈強烈。」如果他相信自己所說的，那麼現在的問題，就在他認不認為大家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正是他這句話的實踐。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話說2015年1月2日那天，時任中共外交部（排名第一的）部長助理兼該部的禮賓司司長張昆生被該部新聞發言人和官方權威媒體同時證實「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調查」，人民日報客戶端就特別發表評論，突出強調「張昆生不但是今年開年以來被查處的最高級別官員，更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第一個落馬的高級外交官員。」 與此同時，中國境內的各大網路媒體競相開始「深扒」張昆生的過往和家庭。最有看點的當然是他的妻子肖傑比他有名，不但是曾經的世界羽毛球女子單打冠軍，而且當時已經是」中國第一位國家女子羽毛球隊出身的羽毛球運動副教授」。 就在2015年1月2日的當天，網易網體育欄目刊登《肖傑曾教李肇星打球 與央視合辦羽球教學視頻》一文，文章的導語是：「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在接受《環球人物》雜誌採訪中曾經談到，自己一直喜歡打羽毛球， 「我水平很差，但我的教練水平很高。」李肇星的教練正是肖傑，他說在美工作期間，肖傑曾教他打過羽毛球。」 文章正文的第一段是：「外交部落馬官員妻子曾是羽球選手，屢獲世界冠軍！這位羽球選手是誰？沒錯，她就是肖傑……。」 《環球人物》是人民日報社的下發刊物，該雜誌曾刊登的《「星爺」的幸福生活》引用了李肇星的自我吹噓內容：「我們聯袂打混雙，在美國國防部五角大樓俱樂部屢戰屢勝，出盡風頭。」 李肇星回憶的是在他擔任中共駐美大使期間的往事，當時的肖傑是隨著擔任駐美大使館一秘的張昆生到的美國，隨後憑已經在首都體育學院完成的體育教育學本科學歷，進入美國馬里蘭大學攻讀教育學碩士。 李肇星出任中共駐美大使的具體時間是1998年3月，此前的職務是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長，而當時的張昆生則是美大司的一秘。 隨李肇星上任駐美使館一秘差不多3年時間，張昆生又跟著把駐美國大使職務交給了楊潔篪的李肇星一起回國。回國後擔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部黨委書記職務的李肇星立刻給張昆生提了一級，任美大司的副司局級參贊。 2003年3月17日，李肇星被宣布接任外交部部長職務，張昆生立刻被安排改任外交部辦公廳參贊，實際是就是繼續充當李肇星的「一秘」。 2007年4月，已經67歲的李肇星被免去外交部長職務，轉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而李肇星離開外交部之前主導的部內重要人事安排之一就是把張昆生再晉陞一級，擔任禮賓司司長。為張昆生成為部長接班人培養對象打好了基礎。 至於這個張昆生當時為何如此被李肇星器重，則要從張昆生的「傳奇經歷」說起。 1958年8月出生的張昆生是校址一直都在重慶的四川外語學院（現名四川外國語大學）的1985屆畢業生。說起來是1981年才以23歲的「高齡」成為大學本科一年級新生。何以至此？ 卻原來，此人早在1977年恢復高考之初，即以雲南省富民縣沙朗村「插隊知青」的身份參加高考，並被錄取進農學院，「但因病未能如願進入高校殿堂。只好在沙朗村繼續放牛」。 日後成為「共和國沒有王笏的侍臣」之後，他對雲南家鄉昆明某報採訪他的記者深情回憶說：「放牛是寂寞枯燥的，但這種環境又正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母親曾送我一台簡易的茶花牌收音機與放牛的生活全程相伴。我就以牛背為課桌，天天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英語教學節目……」 1979年，張昆生的家鄉雲南省昆明市在本省知青中進行招工考試，張昆生的的成績名列全市第一，獲取了進入昆明市公安局一處（政保處）的通行證…..。 張昆生還回憶說：「在鄉下自學的英語派上了用場———到省旅遊局接待處接待外賓。但一接觸實際我才發現自學的那點英語太差了，特別是口語方面。除了再上學深造，沒有別的選擇。1981年，我報考了外語，上線的考生中，我列居第63名。按成績可錄到北京二外，我選擇了川外，理由是為家裡節省一些費用。」 張昆生在這裡提及的昆明市公安局一處與省旅遊局接待處是什麼關係?下篇文章中會有分析和介紹。這裡繼續張昆生本人的回憶內容： 「川外的生活富有挑戰性，許多附中（應該指「川外」自己的附屬中學）學生外語基礎好，開初我在班上名列末位，後來拚命趕超別人，一二年級均是三好生，到了四年級一躍而為全年級的尖子。這時外交部到川外招一名工作人員，我的學習成績面臨最嚴厲的檢驗，結果口試、筆試、面試均順利通過，於是我的生命歷程出現了重大轉變。1985年8月13日，我離別昆明走向陌生的北京，當時因沒有能力坐卧鋪，最後選擇了鑽到硬座下躺了56個小時上北京的最經濟的「卧鋪」。我從此開始了職業外交生涯。」 請注意，張昆生這裡想要重點表達的是，當時外交部在他畢業的「川外」只招收一人。厲害吧？且慢，還有更厲害的呢。 2015年1月2日當天, 隨著中共公開對外宣布張昆生「被查」的消息，包括新華網在內的各大媒體紛紛轉引或者全文轉載了一篇首發於13年前的舊文《張昆生：一個昆明人的外交生涯》一文，文章一開頭就吹噓說：張昆生的成長之路，從昆明近郊富民縣沙朗村逶迤延伸向川外、北大、哈佛、牛津以至中國駐美總領館。自1995年以來，中、美兩巨頭間的交往、爭鋒、對峙與合作等等諸般風雲際會中，總有這位雲南赤子為這影響國際局勢的兩個大國間的重要外交活動默默奉獻著睿智與忠誠。出色的工作業績，曾使他榮膺中央國家機關全國勞模桂冠……。聽他作報告，你會感慨滿腹經綸、儒雅倜儻的外交官，卻原來其文韜武略，也決不輸於政治大家、軍事專才，這讓人聯想起春秋戰國時期那些在笑談間捭闔風雲、折衝尊俎的國家的侍臣、策士和謀將們。掌聲、傾聽和熱烈的提問，表現了當代青年對成功的頂禮膜拜。共和國正是有許許多多像張昆生這樣忠勇智慧的外交「侍臣」，才有今天不斷提高的國際聲譽，他們是國家的功臣。 按照張昆生在這篇文章里被引述的自我介紹，他進入外交部之後的第一個工作崗位居然是「外交信使」，他說「我在信使隊，在全球通訊尚無法與當今相匹比的十多年前，這個機構的工作尤顯重要，是外交部一個機要部門，國家領導和有關部門要了解世界局勢，都需要參考信使隊的調研資訊。外交信使，頻繁地往返於各個國家間，他們需要精通外語，有豐富的外交知識，敏銳的洞察力，較強的分析國際局勢和問題的能力，為了做到這些，國家需要作大投入，我們三個人的信使隊，培養的費用高達53萬美元。不了解真情的人，一定認為這項工作是何等令人羨慕和有趣，而這其中的甘苦和危險性，只有親歷的人才能體驗。長年浪跡天涯，與親人長年分離且不說，還有一定的危險。在我到信使隊之前，已先後有6位隊員殉職。我在信使隊5年，訪問和調研了121個國家和地區，這數字沒有一絲虛誇。」 繼而，這個張昆生在外交部工作年滿5年後，即考入北大，攻讀碩士研究生。這裡特別說明一下，張昆生當時是全日制在校研究生，與習近平的「不脫產」有本質的區別。 張昆生說，3年學習結束獲得碩士學位後，他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導師薛謀洪親自送他到哈佛繼續深造。「得到導師如此垂愛的學生，也許不多。以後是到UC伯克利學院、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學習，最終以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結束了我的學習生涯。」 張昆生本人的這段回憶內容似乎是故意要模糊自己到底是取得的哪家學校的博士學位。其實，他本人應該是取得了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博士學位，在美國幾所學校的經歷都是短期遊學。 不過呢，在美國幾所學校遊學期間，他張昆生被時任中共駐聯合國大使李肇星特別關照。待張昆生最後完成在英國牛津的個把月短期訪問後，已經奉調回國任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長的李肇星立刻召喚張昆生「回部」，從被任命為美大司副處級二秘開始，就一直侍奉在李肇星身邊，先後長達12年時間。 從中共外交部網站上至今還能夠查找到的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張昆生」的簡歷中看，他1998年-2001年的職務是「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一秘」。但他本人對記者把自己這段時間的職務說成是「駐美大使特別助理」。當記者問他「17年的外交生涯，哪一段時間最讓你難忘」時，他回答「駐美任大使特別助理期間」。 他對記者吹噓道：駐美任大使特別助理期間。1997年是我外交生涯中最有意義的一年。這年江主席首次訪美，我參與了27篇演講稿的起草工作。江主席訪美的路線行程，也是我們精心設計的……。在江總書記所到過的三個地方，美國方面均為他鳴放了21響禮炮，享受了最高的禮賓規格，這樣的禮儀是少見的……。 張昆生還回顧說：第二年（1998）6月柯林頓總統訪華，我也參與了整個行程的接待工作……。在中國駐美外交官們有理有節的巧妙斡旋下，使得柯林頓向全世界承諾了他的「三不主張」（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參加任何以主權國家為成員國的任何國際組織），實現了預期的目的，這可說是中美關係的一項重大進展，雙方只要遵守一個中國、三個聯合公報、「三不」，中美關係就會健康發展。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如上內容出自首發於2002年的舊文《張昆生：一個昆明人的外交生涯》，文中記者所說的「17年的外交生涯」，顯然是把他張昆生「脫產」在校讀博的5年時間也算在「外交生涯」之內了。 另外，張昆生隨李肇星赴美任職是1998年的事情，而1997年江澤民訪美時，他張昆生還不是「駐美大使特別助理」。當然，作為美大司一秘，參與江澤民訪美的演講稿起草也好，設計行程也好，絕對是份內的工作。所以他應該是把自己擔任美大司一秘和駐美使館一秘兩段時間內參與過的對中國主要領導人訪問美國的服務工作混到一起回憶了。 他對駐美期間的回憶內容還有：—-1999年4月上中旬，朱總理訪問美國，我作為聯絡官，在那8天8夜裡，朱總理的一舉一動牽引著世界的視線，我回想起來仍是難以忘懷。 —-1999年，我駐南大使館遭遇美國為首的北約的野蠻轟炸，中國駐美國使館為解決炸館事件向美方進行了無數次的艱苦交涉，我們從多方面與美方展開了外交鬥爭，迫使美國五次向中方道歉、在犧牲的中國烈士遺骸運回國時美國降半旗致哀並向傷亡者和駐南使館做出賠償。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簽署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協議，但還需要美國國會通過對華PNTR（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協議才能起作用，於是我們這些駐美外交官們又緊張地開展雙邊活動，推動了這個問題一步步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從如上公開發表的對記者的回憶內容看，這個張昆生真的是挺不謙虛的。一個外交部美大司一秘和駐美使館一秘，把自己擔任這兩個職務期間的中美關係的每一個重大、超重大事件的安排、處理過程和取得的「成果」都貼在自己臉上，不但沒提及真正主持安排設計江澤民那次訪美的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和1998年3月開始接任了外長職務的唐家璇，就連這段時間裡自己是如何在自己頂頭上司李肇星領導下工作也都忽略過去。如此高調地利用媒體吹噓自己，怎麼可能不在外交系統內招致同僚們的詬病？ 張昆生被宣布「正在接受調查」之後，有分析人士認為：在習近平反腐運動中，張昆生是第一位落馬的高層外交官。過去大家公認中國政壇最後一塊凈土的外交部門也落入貪腐的旋渦。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蘇浩為此接受美國之音衛視新聞專訪時說，過去外界總認為，外交系統是比較乾淨，是「沒有腿」的部門，因為在國內沒有下行單位，所以利益輸送和利益關係比起其他部門來說較為簡單，腐敗問題比較少，發生張昆生事件確實令人驚訝。 至於這個張昆生當年的落馬，除了被公開對外宣布的「權色交易」等腐敗罪行，是否也有當時外界所推論和猜疑的「政治原因」？留待我們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回憶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