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兰大学：AI或有助保护濒危鸟类
2026 年 6 月 22 日
中国股市进入2024年以来一路跌跌不休。沪指陆续跌破3000和2800点关口，到2月2日即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一度低见2666点。虽收盘时回到2700点以上，但2月5日周一开盘就再次大跌，一个半小时内从2720点跌至2643点，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深圳、北京股市同样低迷；沪深京三市共计5356只股票，2月5日有 4926只下跌。在A股持续下挫的同时，创业板综指上个月内跌幅20%，看齐2008年金融危机时沪指的单月跌幅。 由于中国当局严控舆论，广大股民亏了钱却无处诉苦，居然找上了美国驻华使馆上周五在微博上发布的一张长颈鹿图片，蜂拥跟帖数万条，无关长颈鹿，只诉股市苦。美国使馆微博于是被中国当局“维稳”，中国股民转而涌入印度驻华使馆微博留言，急呼“印度老哥，救救中国股市”。2月7日，中国政府出手救市，总算拉抬股市创下多年来最佳单日表现。同一天，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换上了吴清。 这已经是中国股市走低的第四个年头了。政府出手救市也好，证监会主席换马也好，恐怕都无法扭转股市还将继续下跌的趋势。那么，中国股市的痼疾究竟何在？ 谎言、诈骗与信息自由 从受灾股民的留言看，不少人认为原因在于谎言。谁的谎言呢？有的批评指向一些单个企业，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可信。面对一向很被看好的科技股出现大面积暴跌，有金融学家提出“要反思在过去两年内是不是让一些其实不具备发行条件、但披着高科技、硬核科技的外衣的企业上市去融资”。易会满在下台前两天也曾召开会议强调要“依法严厉打击操纵市场、恶意做空、内幕交易、欺诈发行等重大违法行为”。看来中国股市中确实存在严重的欺诈问题，以致股民把A股比作缅甸北部的诈骗集团，称A股为“缅A”。 更为重大和宏观的谎言与诈骗同样存在。就在上周五中国股市大跌的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驻柏林记者刘仲华发回的报道，借“德国的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之口，肉麻赞扬中共的施政成就，题目就是“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看来中国股市不在中国的“整个国家”范围之内，要不然就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记者的汉语有问题，认为哀鸿遍野也是“乐观向上”的一种“洋溢”？就在股灾的余烬中，习近平2月8日还能在春节团拜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经济在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执政党和政府的谎言其实是系统性、体系化的，不单单在于几个亢奋的形容词。1月24日，河南省政府发布消息说，2023年河南全省经济生产总值（GDP）达到59132亿人民币，比2022年增长4.1%。可是，有心人发现，河南2022年的相关官方数据是61345亿元，据此则2023年河南GDP增长幅度其实是负的3.6%。 你如果信了这些而炒股，那等于把钱交给了缅北。不过，从股民涌向美国和印度驻华使馆微博下留言这一点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相信中国当局所描述的美国现状一团漆黑，应该知道美国股市过去一年中的走势恰与中国股市相反，标普500指数多次创下历史新高，知道印度股市年来表现强劲，曾于一 月中旬一度超越香港而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你要弄潮股票市场，就不能不追求信息自由、具备信息自由。反过来说，中国当局控制并打压信息自由，正是中国股市痼疾的原因之一。 政府救市还是法治救市？ 面对股市下挫，中国当局使出了惯招，那就是所谓“国家队”入市。相关分析认为，2月2日A股一度上演深V大反转，就是国家队买入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作用。有经济学家透露，国家队此次入场买入ETF的总量已达上千亿元人民币。 当然，政府救市不止这一动作。证监会开户、发通知，最高检察院表态打击金融犯罪，乃至国家安全部也一再警告大众不得“唱衰”中国经济。有关部门甚至严令禁止“做空”，这等于剥夺了股民自由买卖股票的权利。至于当局强调“买卖股票不要单纯为了赚钱“这样的荒谬论调，那似乎预示着股市在中国将要从根本上被扭曲。到了撤换证监会主席，则显示决定这一层级人事的最高领导也已经加入了政府救市的行动。 但是，这些动作与股市的原理恰相违背：股市之所以成为经济表现的晴雨计，原因在于广大股民在这里根据市场自由交换的原则通过股票买卖来决定整个社会的投资走向。如果股票市场的表现要由政府来决定，那实际上等于实行计划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救市其实是在实质上扼杀股票市场的本来作用，可谓饮鸩止渴，越救越没得救。 不是说股市不需要政府，恰恰相反，股票市场的正常运行以法治为保障，这种保障只有政府可以提供。反过来，也只有政府有能力践踏法治。什么欺诈发行，什么内幕交易，还有发布虚假的宏观经济信息，能做这些事情的人必定都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实际上，操控股市按照政府意愿来运行，就是最大的践踏法治。那种情况下，股市无论涨跌，都不过是政府及其利益关联者在散户头上“割韭菜”的手法而已。长期来说，不具备法治条件的股市根本无法健康运转，必然走向跌跌不休。 因此，你可以说，自由就是金钱，法治就是金钱。然而，我愿说，自由与法治都比金钱更重要，因为那是一个社会经济不仅繁荣而且趋向公正的前提，也是一个人没有金钱时的希望、有了金钱后的保障。中国股市的痼疾，与当今中国的一切痼疾一样，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法治，没有自由。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2月6日，美国知名保守派媒体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面对面采访，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之际西方媒体人首次对普京的采访。采访在莫斯科秘密进行。采访刊出后，在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引发争议。卡尔森本人承受了巨大争议。 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普京用了很长时间大谈历史，试图继续狡辩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种自以为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历史观不值一驳。在俄罗斯邻国，蒙古前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轻松的一句话，就足以让普京难堪。他说： “在普京的谈话之后，我找到了蒙古历史地图。别担心。我们是一个和平自由的国家”。他展示了13和14世纪蒙古帝国的四幅地图。当时的蒙古帝国兼并了44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众多的亚洲、欧洲和中东国家都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采访中，普京谈到中国话题部分，倒是令人玩味。卡尔森问：“金砖国家是否面临完全由中国经济主导的危险？”“你担心吗？”普京回答，“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你无法选择邻居。我们与他们有1000公里的边界。我们有着数百年的共存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不是侵略性的，它的理念是始终寻求妥协，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一句话是说给习近平和北京听的，假意表示并不担心中国威胁。但前面的话却暗示了敌意和不安。“你无法选择邻居”，这句话绝非指好邻居，而是暗指坏邻居。就像日本政界流行的一句话：“与（共产）中国为邻，是日本的不幸。”因为无法选择，因为有1000公里的共同边界，故而，如同日本一样，俄罗斯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 在采访中，普京虽然提到习近平跟他是“同道和朋友”，但他说：“西方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超过害怕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只有1.5亿人口，而中国有15亿人口。中国经济正在突飞猛进，或每年增长超过5%，以前增长得更多。但这对中国已经足够了。就购买力和经济规模而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在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 普京在称赞中国吗？不！他在警告西方。把他的话做再次“翻译”，意思如下：西方何必害怕俄罗斯，你们应该害怕中国；俄罗斯不是西方的最大威胁，中国才是你们的最大威胁。中国10倍于俄罗斯的人口和超过美国的中国经济规模，足以成为西方的最大威胁。 普京说这段话的时候，故意夸大中国实力、借以渲染中国威胁。以他的克格勃出身和俄罗斯的情报，他不可能不知道，习当局所宣称的去年经济增长5.2%被指造假；人口也不是什么15亿，第一人口大国已经让位于印度；所谓“全面小康、全面脱贫”乃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破的神话。普京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经济正在加速下坠，呈现历史性的倒退。企业纷纷倒闭，政府债台高筑，人民收入缩水，到处失业待业，产业链和供应链大量转出…… 其实，这一番对答，普京道出了中俄关系、习普关系的实质：互相利用，互相拿对方做棋子、做筹码、做挡箭牌；中俄虽本性都反美反西方，但出于生存策略，又争相对美国和西方示好。在中俄结盟的表面下，习近平思谋与美国缓和关系，普京何尝又不是如此？面和心不和。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两天后，2月8日，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普京与习近平通了一番电话。表面上是普京祝贺中国农历新年，实际上，各自说了一番套话，而且还要说给第三方听。令人意外但却并不惊讶的是，在这次电话会谈中，“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提法，丝毫没有提到，无论从普京口中还是从习近平口中。 须知，这是习近平最近几年念兹在兹的提法，大概在王沪宁等人为他献计之后，习近平对这个话术就不绝于口，对外国政要提，尤其对普京提，每次习普见面，习都会提到。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与普京会谈中，习近平多次重复这个提法，临别时，又郑重其事地对普京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变局。”普京简短地回答：“我同意。” 现在看来，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就是习近平说说而已。当他重复唠叨这个句子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这个论调的背后，是“东升西降”的逻辑误判。短短几年时间，就很快证明，不仅没有“东升西降”，反而再次呈现“西升东降”（连中共御用学者都纷纷坦承）。 “东升西降”也好，“百年未有之变局”也好，在好大喜功的习当局那里，一旦出笼这些“听起来不错”的提法，很快就变成必不可少的政治口号、尤其对国内的政治宣传。为此，机械的习近平等人，就有必要机械地重复，直到完全变味、彻底穿帮、毫无意义为止。
昨晚，梅西在微博发布影片，再次解释他在香港没落场的原因（呵欠），并澄清缺阵与政治无关。由于影片显示发布地在上海，有中国网民戏称之为“上海梅西”。 值得留意的是，梅西虽不厌其烦解释，但腰板依然挺直，始终没有屈服于霍公子带动的舆论压力，胡乱向中国人说“对不起”。也许有人嫌他的解释到喉唔到肺，未能平息众怒，便刻意在字幕做手脚，意图夸大梅西伤势，令他在香港避战之举显得更合情理。 梅西讲的是西班牙文，影片附中英文字幕，有一句说：“正如我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真实的情况是，我有内收肌炎症，在沙特的第一场友谊赛赛前就感觉到了，所以没能参加比赛。”英文是：As I sai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I had an inflamed adductor and I couldn’t play in the first game in Saudi Arabia, which is when I felt it. 即使你不懂西班牙话，光是比较中英翻译已觉得可疑了：中文“真实的情况是”在英文是没有的，而“在沙特的第一场友谊赛赛前”这句话的“赛前”二字也不见于英译。到底梅西原话讲了什么呢？ 我根据梅西在影片所说的话，并参考西语媒体报道，尝试翻译一下相关段落： “正如我在记者会说的那么简单：我有内收肌炎症，无法出赛。 在沙特阿拉伯踢的第一场赛事中，我感觉到（炎症），在第二场中我尝试踢一会儿，但情况变得更糟。”（Es tan simple como dije en la conferencia de prensa que hice: tenía una inflamación en el aductor y no podía participar. En el primer partido que jugué en Arabia lo sentí y en el segundo intenté jugar un rato pero empeoró. ） 梅西没有像中英翻译所指，说自己不能参与沙地第一场赛事，更没说“赛前”已感觉到炎症。事实上，在1月29日迈亚密国际第一场沙地友谊赛中，梅西是正选上阵，有入球有助攻，踢到88分钟才被换走。 是“上海梅西”一时不慎误译吗？机会很微。 首先，译者没理由不知道梅西在沙地两场赛事都有出场。 第二，那“赛前”两字，若非刻意杜撰是不可能出现的。 第三，尽管梅西原话没有明确的停顿，但西语媒体的断句标点很一致，都懂得在“no podía participar（我不能参赛）”和“ En el primer partido （在第一场赛事）”之间加句号，让大家明白他说的“不能参赛”是指香港那场波，不是沙地第一场赛事。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译错？ 理由不言而喻：迈亚密国际亚洲之行有四站，除了香港，梅西场场皆有出赛。“上海梅西”大概想令香港看起来不那么孤单，就在翻译中“美化”一下，让中国网民以为梅西伤得很重，连沙地首场也要缺阵。 翻译乖离事实，是陷梅西于不义，把他变成欺骗中国大众的骗子。这样的操作从前也发生过。记得2018年D&G“辱华”，两个老板装模作样拍片用意大利文“道歉”，微博字幕也偏离原话，当时我就在苹果专栏踢爆他们。 想不到事隔五年，故技重施，看来中国人真的特别好骗——行骗的当然也是中国人。（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从上周五（本月16号）到周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位国家与政府领导人以及百余位部长齐聚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重镇慕尼黑，参加了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哈以战争。而且还在会议上安排了一个“中国专场”。 中共外长王毅除了在这个“中国专场”上发表演讲，“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自然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穿梭”，包括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关于这次会见的详细内容外界报道各有不同，中共外交部网站刊登的报道内容首先就是特别强调了王毅是“应约会见”，言下之意是乌方外长求见在先，王毅才屈尊给了他一个面子。 不过呢，笔者详细对比了一下，在中共外交部网站刊登的数则王毅与他国外长会见的消息内容，《王毅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王毅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王毅会见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王毅会见法国外长塞茹尔内》、《王毅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王毅会见阿根廷外长蒙迪诺》、《王毅会见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等数条内容中，都强调了王毅是“应（对方之）约”，另外报道王毅与加拿大外长会见的标题就是《王毅应约会见加拿大外长乔利》。可调充分展现“大国外交风范”。不过呢，《王毅会见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王毅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举行会谈》两条消息中，则没有出现“应约”二字，应该是王毅先向对方表示了求见的意愿。 据报道，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什塔伊耶均出席了这次慕尼黑会，但王毅选择了与他们二人都不单独见面，“严守中立”。至于俄罗斯和伊朗，根本就没有被这次会议邀请。 而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被王毅给以任何形式互动的世界一级重要人物中，至少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澳大利亚外长和日本外相等。 中共外交部网站的报道内容是：王毅（对求见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表示，中国和乌克兰早在多年前就是战略合作伙伴，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友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希望中乌关系正常发展，继续造福两国人民。再次感谢乌方在紧急状况下帮助中方人员安全撤离，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国坚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坚持劝和促谈，不拱火浇油，不借机渔利，不向冲突地区或冲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我们将继续为尽快止战、重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哪怕和平只有一线希望，中方也不会放弃努力。 这里的所谓“拱火浇油”当然是在暗批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特别是武器支援。而所谓“不向冲突地区或冲突方出售致命性武器”，则是在明确表示中国绝无可能在军事上支援乌克兰同时，也借此对外澄清一下外部世界对中国暗中军援俄罗斯的质疑。 另外，中共外交部网站也还刊登了《王毅阐述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一文，说是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发表主旨讲话并现场答问时，“当被问及中方对《布达佩斯备忘录》的看法及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时，王毅表示，中方不是当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的签约方，但通过政府声明的方式对备忘录予以认可。中国的核政策是有核国中最明确、最先进的，包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任何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当然包括乌克兰在内。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各方应共同维护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中方履行了做出的承诺和承担的国际义务。” 笔者想在这里说明一下，王毅之所以在此特别把核武器问题拿出来解释一番似显突兀，但幕后考量也许是要让乌克兰人在这个问题上闭嘴。 却原来，一位名叫阿列克谢·贡恰连科的乌克兰议员17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现场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施压，询问除了“成为北约成员国”、与“核大国”结盟或“恢复我们的核能力”外，基辅还有什么选项可以对付莫斯科？ 而布林肯虽然现场回避了这个问题，但王毅在演讲却是得“理”不让人， 现场发挥了一番中国“一贯”的核武政策，似乎是要告诉乌克兰，既然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已经对俄罗斯方面申明了“核武器使不得”的力场，你乌克兰就不能再挑起核武器的议题。虽然你不过也是说说而已。 当然，人家那位乌克兰议员压根也没有计划着和中国方面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根本没有在乎王毅说了什么，就在王毅会见了乌克兰外长的当晚又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将再次直接和公开地说：我支持乌克兰再次拥有核武器。我认为这是我们生存的唯一选择。”他特别强调因为布林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必须重申。 中共外交部网站关于王毅“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的报道内容还有：“王毅强调，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但我们没有隔岸观火，更没有借机牟利。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遵守，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应该得到支持。这是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权威立场和根本遵循。中方为此坚持不懈劝和促谈，为恢复和平发挥积极作用。只要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言放弃；只要谈判能早一天重启，各方的损失就能少一分。” 其实，无论是从王毅还是从习近平本人口中就“乌克兰危机”所发出的类似表述，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但这一次还是引发了一些诸如“中国外长居然开始对乌克兰表达善意”之类的好评。 在中国墙内，多家网站上竞相转发了牛弹琴的评论文章《王毅会见乌克兰外长，这五个细节很不寻常》。文章一开头就是一小段夸张的描述：“王毅站定伸出右手，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赶紧上前一步，两人的手握在一起，这是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的有趣一幕。“ 文章继续写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次两人见面，还是整整一年前，也是在慕尼黑。一年过去了，俄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最近，泽连斯基撤换了乌军总司令，俄则取得多月来最重大战场胜利……”。 言下之意，如今俄乌战争的时与势，都已经转向了俄罗斯一方。但中国还是对乌克兰表示善意。 牛弹琴文章中的所谓“五个很不寻常的细节”的前两个是： 细节一，中方的一再感谢。两年前的俄乌冲突爆发，中国公民在乌克兰帮助下紧急撤离。往事不忘，两年来，中乌每次重要见面或电话，中方都一再表达感谢。 细节二，不出售致命性武器。 牛弹琴说：“我看到，一些西方媒体将之解读为中方的承诺”。“这其实也是中方的一贯政策。事实上，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也是中方与美西方最大的不同点。现在卖军火，肯定最挣钱，但中国有所为有所不为。说中国给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那完全是造谣。“ 但是，就算中共习近平当局在俄罗斯侵乌战争开始后至今也还只是对俄罗斯提供了“非致命武器“，或者说并没有拿”致命武器“向俄罗斯换卢布—-就像北韩金三政权正在做的那样，但是，正如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时，会议主持人、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对王毅当面质疑的那样：“2022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增长了30%。2023年与2022年相比增长了 25%，两国的贸易额高达2400亿美元。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的是，难道你不应该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同时施加一些经济压力以确保你在演讲中所说的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体现，联合国得到加强？因为根据安理会文件，毕竟是俄罗斯违反了（文件）。” 中共习近平政权自己的海关总署去年12月7日对外公开发布消息说：2022年，俄中贸易额同比增长29.3%，达到创纪录的1902.71亿美元。俄中领导人此前下达了将两国贸易额增长一倍的目标，到2024年之前，将其从2018年的1000亿提高到2000亿美元。而仅仅在2023年的前11个月里，中俄贸易额就已经达到了218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6.7%。 这则统计数字公布的半个月后，习近平便借会见到访的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时向普京表功说：，“今年前11个月，中俄双边贸易提前实现2000亿美元目标，展现出两国互利合作的强大韧性和广阔前景。” 接下来，中共海关总署又于今年1月中公布数字说，2023年全年中俄贸易额增长26.3%，达到创纪录的2401.1亿美元。仅2013年12月里，中俄贸易额就达到了219.06亿美元。 按照这样一个增长速度，2024年的中俄贸额肯定会大大超过3,000亿美元。所以，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直接向俄罗斯提供了“致命武器”，但傻子都明白，在美国和西方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悍然侵略而祭出的空前力度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制裁之后，如果不是中共习近平政权通过大大增加它与俄罗斯的贸易—-特别是油、气贸易给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及时输血，很难想象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还能运转到今天并继续持续下去。正如笔者在本专栏的《习近平和董军分别透露了什么样的中俄关系？》一文中所说：这从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力度上比，比北朝鲜援俄的几百万发哑弹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的过期炮弹，应该是强过千百倍。 就在王毅于这届慕尼黑会议发表演讲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上呼吁世界给予乌克兰更多支持，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他在演讲中说，不要问乌克兰何时结束战争，而是应扪心自问为什么普京仍然可以继续打下去？ 此话一出，外界评论都把泽连斯基的矛头所指集中分析成“抱怨美国和西方的支援一是不足够，二是不及时。但笔者更相信除此之外也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加大对俄贸易手段对俄罗斯空前规模的经济输血，从而令普京有能力、有信心继续打下去！ 我们在本专栏的《习近平和董军分别透露了什么样的中俄关系？》一文中也已经介绍过在当上国防部长之后的首次外事活动中，董军在视频通话中“当面”对绍伊古就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的信誓旦旦。俄罗斯国防部新闻稿中记录的董军的原话是：“尽管美国和欧洲不断向中方施压，但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支持你们。即使中国和欧盟的防务合作受到冲击，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改变或放弃既定政策。他们不应该也不会干涉俄中之间的正常合作”。 这段内容，令人不能不联想起2022年9月中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访俄时就俄乌战争的挺俄表态，说是 “就像现在的乌克兰问题，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中方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 表面上看，这些都与日前王毅面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政要、外长们的表态内容“自相矛盾”，但事实上此三人不过都是在身体力行习近平外交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做是一套，说是另一套；对俄是一套，对美（欧）是另一套的全方位流氓策略。 笔者注意到，中共宣传机器在报道王毅与乌克兰外长的会见的消息时，多强调王毅的那解句“中方将继续为尽快止战、重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不仅令笔者联想起日前普京对外暗示的停战条件就剩一个：俄军占领的土地一步不让。意思就是双方在目前状态下就地停火。而王毅所谓的”尽快止战“说白了就是在代普京表达了”各让一步“以求和平的立场，暗示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处于不得地位的乌克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中国内地媒体去年底都奉命正面报道了所谓《俄乌即将迎来大结局？外媒曝普京态度“巨变”，停战条件就剩一个》，告诫美国和西方：“早一点和俄罗斯谈判，还能够让乌克兰少失去一点土地，是非常划算的买卖。“ 而这正是王毅日前在对乌克兰外长劝和时所说的：“只要谈判能早一天重启，各方的损失就能少一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历史上曾有“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为毛的夫人及其亲信，他们组成了当时党内高层的小集团，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后不久，四人就遭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军事集团逮捕，至今作为中共乃至中国的一个负面词汇留存历史，只有毛左派还在为他们鸣不平。 把习近平、李强和蔡奇作为中央“三人帮”，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帮”和彼“四人帮”基本没有可比之处，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四人帮”虽以江青为轴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没有显得太突出，其党内名义地位不如王、张；“三人帮”的内部关系是不平等的，习以最高统治者身份驾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领导者和被领导的关系，故李蔡对习只有服从，不能说不。另一区别是，“四人帮”中王、张具有某种竞争性，姚的地位较弱，只是陪衬；“三人帮”中，李蔡同为常委，一个主掌经济，一个主掌党务，存在强竞争性。尽管如此，习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隐约形成了一个党内小集团，所以称他们为“三人帮”。 也许用“中央政治”来称呼、形容三人的关系，更恰当。“中央政治”这个词是周恩来说的，话说文革时期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等到中央，请教周如何看待当时的高层关系，周说只看毛林江三人的关系就可以了，他们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黄恍然大悟。周所谓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种简化，也是一种实质，抓住了三人关系的微妙之处，就能领会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场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祸。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样的险境中周旋于三人间，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刘少奇看不清这点，所以下场都不妙。 这种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后并不在中共历史上常见，不是说中央最高层三人就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间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领导人之外的其余二人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关系不能破坏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领导人能够同时驾驭另二人，他和谁的关系更亲一点，在这两人中，天秤就倾向哪边。就此而言，林彪虽然是毛树立的党内二号人物，但江青毕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时候，毛是照顾江的，所以在林、江关系中，林也不得不巴结、奉承江。此三点特征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有过苗头，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可称为中央“三人帮”，三人在中国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严格说来他们不是“中央政治”，因为当时在中央真正说话算数的，除邓外，另一个是中共元老陈云，而胡赵要听邓陈的，可是在这两个婆婆之间，意见和立场常相左。 复制毛林江三人关系和中央政治的，是习李蔡。习像毛一样，在三人中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地位，李蔡则像林江听命于毛一样，听命于习。不过，李蔡有一点和林江特别是林不同，虽然林长期是毛的下属，但毕竟是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真有资本的，所以这个人也比较孤傲，有时竟然可以顶撞毛，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见。李蔡是习的下属，但他们二人能够到中央，完全靠习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军功”上来。所以在和习的关系上，二人没有资本敢忤逆习。 习在二十大组建了一个以自己的亲信为主的统治团队，这和毛在九大组建了一个文革新贵和林彪集团为主的统治团队一样。但为什么说习李蔡在这个亲信统治团队中又有点“特别”，具有某种“小集团”性质？或者说，李蔡二人比起习的其他亲信来，对习更重要，从而三人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这当然是因为李蔡在习的团队中承担的责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号人物，尽管他掌管的国务院在习时代下降为党中央的执行结构，许多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绕开国务院，由习为首的党内小组作出，然后交由国务院去贯彻落实，然而，作为李本人，也是这些党内决策小组的重要成员，没有被习排斥在决策层之外；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又以经济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帮助习把经济搞上去，国务院一半多的职能，是围绕经济运转的。在这个方面，习需要李去做好经济工作。 蔡在党内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而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实际代行政治局的决策权力，但凡中央作出的决策以及各种情况的通报，首先汇集到书记处，由这个中央枢纽过滤，上陈下达，所以书记处书记的权力要超出他们的政治局成员的身份所具有的权力。此外，蔡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办公厅主任，这是个不寻常安排，过去仅在毛的某个特殊时期出现过，现在习把这个职务交由蔡，当然是对蔡的信任。中办和所有的中共机构都不同，它掌管总书记的日程安排和行踪，并领导着警卫部队，中办主任鞍前马后伺候总书记，不是信不过的人不会把这个职务交给他。再从蔡在党内分工掌管党建、宣传、统战和意识形态来看，也都是习倾注心思的领域。习上台这些年来，一大目的就是改造党，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样子。 可以说，一个主管经济，一个主管党务，李蔡二人成了习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习亲抓军队、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决定了习政权这条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稳健。从这个角度说，三人构成了一个命运小共同体，是习政权的核心，李蔡则成了习亲信中的“亲信”、心腹中的“心腹”。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中央“三人帮”里，如果李蔡扯后腿，二人或各自亲信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致习不信任其中一位，或两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将瓦解，习政权会处于危险当中。 目前这个小集团刚渡过一年，尚看不出有明显的分歧浮上台面，以团结合作共渡难关为主，这个难关就是在保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尽快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它决定了三人特别是在李蔡二人之间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对习当然不敢抗上，会忠实执行习的旨意，习对二人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偏向，尽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领导班子党组向常委会汇报工作以及政治局会议上，两度表扬蔡领导的书记处能够积极主动作为，认真履职尽责，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似乎表明在两人的争宠中，蔡赢了李一局，但现在就下结论蔡更得习的重用，还是过早。 不妨简要梳理李蔡和习的个人交往。二人皆为习的旧部，来自所谓的之江新军。20大前，李更得习的青睐。李是浙江人，在习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李任温州市委书记及省委秘书长，成为习的大秘。正是这层关系，在习成为总书记后，李被擢拔为浙江省长，并很快调任江苏省委书记，不久主政上海，进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虽然习长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习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习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蔡也是在那年成为省委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这期间，习看上了蔡。但在习1999年成为福建省长时，蔡却调到临省浙江任职，习在浙江期间，蔡并未得到重用，直到做总书记，蔡才转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2013年任副省长，成为时任省长李强的副手。一年后蔡被习上调国安委，后转任北京市长，19大前夕擢拔为北京市委书记。 由此来看，习把李放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并在20大后安排做总理，有将他做接班人培养的用意。李相对年轻，比习小6岁，比蔡小3岁半，如果习要遴选接班人，李会是人选之一。也许意识到这一点，为竞争习的信任，蔡表现出对习无比忠心的样子，无原则的吹捧习，已到一种非常肉麻和恶心的程度，即使在习的亲信中，也显得出格。不过，这对习是受用的，或许正是看中了蔡的这一特质，习才安排他主抓党务。党是习行独裁统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万党员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必须保证不能偏离习的航向，才令他放心，这就需要把党务交给一个对习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装的忠诚赢得习的信任，这就是习为何要两次表扬蔡的原因。 但是，当下三人的这种合作关系能够保持多久，是个疑问。蔡虽然得到习的表扬，暂时习也不会允许蔡越界染指经济事务。然而，倘若经济状况不能较快得到好转，习钟情的新质生产力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明显成效，习对李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会产生怀疑，届时蔡就有兴风作浪的机会。李和蔡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类人，李可能还保留了一丝做人的道德底线，当蔡越权干预李的工作，或者他们各自亲信的明争暗斗影响到两人关系，会导致二人在国家发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与公开化，二人的竞争关系就大于合作关系，习也无法弥合二人的分歧，或者干脆偏向某一方，那时这个为利益而结成的“三人帮”会裂解，“中央政治”不复存在。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死于狱中，在俄国内引发震动，在西方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欧美政治人物都把矛头指向普京，认为普京必须为纳氏之死负责。从一般的道德意义上说，普京确实要为纳瓦尼的猝死负起重要责任。因为正是他领导的政权把纳瓦尼投入狱中，才导致这个后果的。但是责任分两种，一种是政治责任，一种是刑事责任。普京无疑要负政治责任，可如果说普京要负刑事责任，就必须有证据证明纳瓦尼是他下令谋杀的。 假设这事是普京下令干的，在俄罗斯还由普京当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证据的。即使普京表面上成立独立调查机构去调查，以应付外界压力，也很可能调查只是走过场，最后不了了之。既然从证据上要坐实普京的责任很难，不妨从动机上来推定普京是否觉得有必要把纳瓦尼干掉。后者长期批评普京，是普京最尖锐的反对者，这导致普丁在2021年把他抓起来，并判刑投入监狱。到他死前，纳氏已在监狱服刑近3年，据说去年底才刚被俄当局转移到靠近北极圈的最偏远的流放地。 但纳瓦尼虽是普京政权最尖锐的批评者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可要撼动普京地位，从现实的政治角度看，几乎做不到，因为普京在俄国内的名望还是很高的，尽管打了三年的俄乌战争，然而要在俄罗斯推出一个能和普京匹敌的政治人物，目前还没有。再说纳氏被关在监狱里，即使他以前在俄政坛上特别是反普京的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力，3年的牢狱也会把这种影响力稀释掉大半，因此，理论上讲，普京没有必要把一个对自己不构成有力挑战的反对派政治人物，下令干掉。特别是考虑俄罗斯3月要面临大选，普京是不太有动机在这个时候去暗杀他，这样做只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效果适得其反。 3月17日俄罗斯要举行大选，普京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可从目前俄国内的政治动态和民意看，他得到俄罗斯统一党的背书以及权力结构的支援，再次当选没有什么悬念。在这种情况下，要去暗杀一个在监狱里、对大选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的反对派领导人，除非普京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否则，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出此“下策”，硬生生把一个本来对自己有利的选举弄出麻烦来。因为一般人都能够想到，倘若纳瓦尼有什么不测，俄国内反对派和西方舆论第一时间就会将矛头指向他，普京怎么会看不到这点？ 有人会说，既然如此，那他索性就把纳氏干掉，反正外界都会认为是他干的。普京应该还是不会这么不“理性”，就像上面指出的，在纳瓦尼对他没有太大威胁下，他为什么要让选举横生枝节？坐在台上的当权派，要除掉国内的反对派或政治对手，肯定是感受到来自后者的巨大压力，让他觉得不行此极端手段不行。在3年前普京将纳氏投入监狱后，后者已经不对普京构成这种压力。还有人说，普京这样做也有可能是在选举前震慑其他的反对派不要生事，但是，从目前候选人看，力量都太弱，不是其竞选对手；况且，用这种很有可能生事的手段警告其他反对派不要生事，这不符合事情的逻辑。 普京出身克格勃，当然不是一个善茬，对待反对派会用很严厉的手段，这点不用怀疑。但是，也不要把他想像成一个为了权力，就什么事都敢做的“非理性”的领导人。政治人物的行为都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赔本的买卖一般是不做的，尽管不排除在这个利益的计算中会有失算的时候。马斯克非常要好的朋友，美国投资界有名的投资人David Sacks在他的推文中谈到纳瓦尼之死时，也质疑普丁为什么要这样暗杀纳氏？他说，你不必相信普京“好”才能问这个问题，只要相信普京有战略眼光即可。在他看来，普京如果要杀纳氏，是可以等待的，而不是选在目前美国的新保守派寻求煽动道义愤慨以支持乌克兰资助的时候，国会正在讨论 60亿美元的乌克兰新援助，普京这样做岂不给了新保守派最好的时机，让纳瓦尼的死对推动国会通过援乌法案具有负面的宣传价值？ 那么，假如不是普京下令干的，又会是谁？有两种可能，一是纳瓦尼在狱中受到折磨，身体受到很大损害，“猝死”于狱中。考虑到他被转移到寒冷的北极地带，监狱条件肯定恶劣，病痛会得不到治疗，不排除受折磨病死的可能。当然，从这个角度说，普京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甚至说普京谋杀了他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立的。二是俄罗斯当权者内部对普京不满的强硬派，他们认为俄乌战争打了三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原因就是普京对乌克兰不够强硬。所以他们要借俄罗斯大选即将举行的时机，谋杀纳瓦尼，然后嫁祸于普京，一石二鸟，让俄罗斯民众尤其反普京的势力起来造反，在大选前或大选中制造一些事端，把普京选下去，即使没有把普京弄下去，也让他的当选缺乏正当性。 在我提出这个看法后，有人表示不同意，认为如果俄国内强硬派要嫁祸普京，普京怎么可能会允许他们去谋杀纳瓦尼？合理的解释是，普京未必了解他政权内的强硬派要干掉纳氏；或者，即使知道有人要干掉纳氏的情报，但未必阻止得了。在这方面，同样不要把普京看作是个能力超群的领导人，要不，他为什么不知道去年他的亲信瓦格纳雇佣军首领普里戈津率兵造反？ 说到普里戈津，他的死同样蹊跷，至今是件悬案，这是很多人把普京看作谋杀纳瓦尼的原因，认为普京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侩子手，在他当政的这么多年，让很多反对他的人神秘失踪或死亡。在这些被害人中，确实可能有一些是普京下令谋杀的，但我们不能由此就断定，多杀少杀一个反对派对普京无所谓，纳瓦尼一定是他干的。 我在动机上分析不太可能是普京谋杀了纳瓦尼，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对于一个真相不易获得的事件，我们需要从多种可能性去探讨，而不是认定这事发生在独裁者统治的国家，就一定是独裁者指使做的一种可能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真相。但我也要再次指出，普京对纳氏之死负很大政治责任。虽然普京政权在俄罗斯的统治尚未达到习近平在中国的极权统治那种程度，然其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同样不手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普京看作谋杀纳瓦尼的共犯。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阿根廷球王梅西（Lionel Messi）在香港的表演赛，除了全程没上场被骂惨，比赛结束后的颁奖仪式上，香港特首李家超与官员们在球场上与迈阿密队球员一一握手时，梅西慢慢走出队伍，从李家超等港府官员身后绕开走过，没和他们握手，也被许多香港人和中国人痛批不礼貌。当看到梅西怎么闪过握手的影片时，让人想到一个至今仍被很多人批判的握手影片。 握手的两人都大名鼎鼎，情景在1942年4月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上，被认为是20世纪、甚至整个西方音乐史上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的福特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在指挥完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后，福特万格勒与来到台前的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握手。 若对福特万格勒不熟悉的人，光看这影片，很难不认为他是纳粹的一份子或至少认同纳粹，但事实上，福特万格勒不只不是纳粹党员，也没有支持纳粹，还不只一次与纳粹高层（包括希特勒）发生争吵、写公开信给戈培尔谴责反犹太主义、为犹太音乐家辩护，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犹太人逃离第三帝国，因此，希特勒并不喜欢他，纳粹德国内政部长、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很想把他送进集中营。不过，这样的福特万格勒还是被纳粹政权所重用，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曾有50%的团员都是纳粹党员）常任指挥，原因可不是纳粹惜才，而是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认为福特万格勒能作为德国文化象征最好的“宣传”。 事实上，早在1935年，福特万格勒就被利用作了一个大宣传。在一场音乐会开始前，他突然被告知希特勒和整个纳粹党人都会出席，并被命令要行纳粹礼欢迎希特勒。不愿意行纳粹礼的福特万格勒接受乐团经理的建议，手握指挥棒来躲过，但他躲不了希特勒走到舞台前伸出来的手，于是他与希特勒握了手，当然也被纳粹安排好的摄影师捕捉了那个握手的时刻，然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就到处散播这张照片，让不清楚实际情况的外人（尤其是外国人）以为福特万格勒支持了新政权（始于1933年）。 这种利用名人（尤其是艺文与体育界）作宣传或洗白恶行也是现在集权独裁国家政府最喜欢做的事，如这次梅西没上场的香港表演赛，就是港府要挽救被经济学家称“香港已玩完”的经济，而香港的经济会如此江河日下，就是因为推动《逃犯条例》（送中条例）修订（2019）、快速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2020），受中国控制越来越严重，外资纷纷撤离，从“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所以需要盛事经济来提振，也顺便洗白不再自由安全的香港形象。然而，港府与中共政府似乎不懂这整个逻辑，竟然在梅西没上场的表演赛（2月4日）之前，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月30日受访表示要“完成二十三条立法，全力拼经济”。 所谓二十三条是比《港区国安法》更严苛的《基本法》第23条，涵盖五类罪行，包括叛国、叛乱、窃取国家机密、破坏活动和境外干预。新增的“境外干预”罪将禁止港人与外国及台湾政治组织联系，“国家秘密”的定义涵盖“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叛国”罪包含“隐匿叛国”，并要扩大警方执法权，可将羁留时间从目前不超过48小时大幅延长至14天。换句话说，在港府和中共政府的认知里，香港的经济变差，就是有外部势力扯后腿，内部的人（港人＋中国人）与境外势力勾结之缘故，所以李家超会说，基本法23条必须尽快立法，香港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全力拼经济。 不过，虽然基本法23条还没通过，却俨然像是已经启动了；梅西来香港的盛事经济搞砸，香港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发文怒批“香港人痛恨梅西、迈阿密国际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因他们“刻意且有计划地冷待香港”，梅西的谎言和虚伪令人厌恶，“绝不该允许他再来香港”。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社评则说，梅西和迈阿密国际队搞区别待遇，“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然后，2月10日杭州取消阿根廷足球队本来将在3月至杭州进行的友谊赛。现在传出，香港主办单位签“便宜的非强制梅西上场合约”，甚至合约金额硬生生少了迈阿密国际开价的 3,000 万港币（新台币近 1.1 亿），导致其未受强制性的违约规定，因此梅西没上场。但真的是“钱”的问题吗？ 去年5月传出，与“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Paris Saint-Germain Football Club）的合约在6月30日结束后，梅西可能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Al Hilal SFC），但最后，他加入“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Inter Miami）。对于他舍弃高额年薪的“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加入年薪低了约九分之一的“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的老板马斯（Jorge Mas）表示，在与全球足球强队和他们无法竞争的巨大资金争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的情况下，他与团队思考：他们的俱乐部可以提供什么别人无法提供的东西来打动梅西？所以，他与梅西聊了很久很多：“你的抱负（aspirations）是什么？你的梦想（dreams）是什么？你想要什么？”同时，他告诉梅西，加入“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他可以在美国为足球开辟新道路。显然地，最后是梦想与抱负抓住了梅西的心。（注：足球虽然在全球很受欢迎，但在美国远不及橄榄球） 事实上，在传出梅西可能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时，一些西方媒体严厉批判了梅西，认为那是为钱不顾人权，因为沙乌地阿拉伯政府箝制言论自由，逮捕、长期拘禁、刑求、处决非暴力异议者、公共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也剥削移工。这会不会是梅西放弃加入“沙乌地新月足球俱乐部”的另一重要原因呢？但就像梅西没和香港特首李家超和官员们握手，是不是如许多人说的“是抵制极权政府”，梅西不说，永远没有人会知道。至今，福特万格勒和戈培尔握手的影片还让许多人争执著“福特万格勒在握手之后，是否用手帕擦了手？”相信其人格的人就认为有，批评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为纳粹带来声望、认为他并不那么无辜的人，就不认为他有用手帕擦手，也同样地，永远只有猜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管会不会留下影片，残暴独裁者和政府官员的手，不必也不该握，更不该成为帮他们转移焦点或洗白的宣传。 ※作者为文字工作者，现居纽约。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正在过龙年新春的假期。对当局来说，节前三天的股市大涨，暂时消除了这个春节因股市暴跌导致的大众对政府不满可能带来的某种社会风险。作为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当局当然要营造一种安乐祥和、国泰民安的喜庆气氛，故不论何因，任何会破坏这种气氛的行为或者社会心理情绪，它都要极力避免。 中国股市在今年开年以来，就一路下跌，沪市A股在汇金公司入场托市前，累计跌幅达9%以上，并两次击穿2700点，最低下探到2635点，深市和创业板跌得更多。看架势，若政府不干预，还会继续下跌，2500点能否止住，都不好确定。问题在于，今年以来的下跌，是在去年和前年的跌势基础上的继续。上两年沪市A股的下跌幅度高达19%，加上今年的跌幅，从最高点3651到最低点2635，股指跌去1000点，跌掉1/3，此跌幅完全称得上教科书定义的股灾。 股市暴跌，民心不满 我在2月4日股市暴跌，民众情绪有非常大的负面反弹后，评估中国当局一定会救市。理由简单，这波股市暴跌，正临近春节，政府害怕股民出事，闹出一些响动，破坏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影响当局常说的社会大局稳定。那几天，市场已零星出现股民加杠杆深度套牢被强制清仓，因无法承受巨额损失而跳楼传闻，股市也在突然间成为舆论场讨论的热点。 中国的舆论场好久不关注股市了，讨论的对象是房价和其他的时政热点话题。但在股市连续暴跌后，它又重新进入全民视野，对当局，这绝非是个好现象。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情绪的恶化。人们谈到股市，都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甚至哀莫大于心死，表现出对政府的极度失望和不满，连一向站在官方立场、为当局辩护的小粉红们，提到股市，也气不打一处来，抨击政府的无能和冷漠。民众甚至跑到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区，发泄心中愤懑，嘲讽和控诉当局把经济和股市搞砸，把使馆微博区变成中国版的“哭墙”，十几万条留言显示了民心反转，可以说，相比楼市，股市更让当局民心尽失。 习近平政权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罔顾民意，但当民意折射出的怨气有可能影响和冲击社会稳定时，它就不得不重视，尤其在某些时点上。试想，倘若因股市连连下跌出现几起跳楼的事——不多，只要几起就够了——对广大股民乃至民众，会产生怎样的心理触动，有没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共情？从而导致社会悲观情绪蔓延，很多股民恐怕这个年节都过不安稳。即使没有人跳楼，单单民众到美使馆微博区留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就会让当局嗅出其中的不祥味道，感觉民意危机正在逼近。此乃我认为在股市跌破2700点后，当局一定会去救市的缘由。 民怨高涨，更胜以往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民众对这次股市大跌，情绪反响如此大？中国股市以前也不是没出现过暴跌，2008和2015年的股灾，从程度上讲，都比这次严重。那时民众对股市暴跌也有很强反应，当局也下场救市，但是，社会情绪的激烈比不上这次，此次股灾，民众的情绪彷佛没有征兆，突然间就爆发，显得短促而激烈。原因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宏观背景不同，前两次股灾中国整体处于上升期，人们对未来还有希望，有信心，在这种社会心理面的支持下，倾向于淡化股灾的危机程度，认为股灾是股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是股市涨得过高后的一次暂时的激烈下调；而此次股灾发生于人们对中国的预期全面走坏的背景下，对未来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对当局能够搞好经济几无信心。二是对去年和前年股市漫长下跌积累的不满，到此刻的一次总爆发。 2008年的股灾是在2006和2007年股市狂涨后的一次剧烈回调。这两年都涨幅巨大，2007年沪市A股摸上了6124的历史高点，收盘在5261点。这两个点位尤其前一个恐怕未来若干年都超不过。另外，虽然2008年发生了股灾，但中国在当年举办了奥运会，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可以说，那时才真是“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在这种预期乐观下，社会是不会把股灾看得多么严重的。事实上，第二年股市有较大程度的反弹。 2015年，习近平已上台三年。虽然如今政治上的向后退彼时初露端倪，但社会对他的政治面貌和路线政策看得还不是很明白，那时他还是总书记而没有成为核心，社会对其反腐支持力度很大，往前几个月，在他主持下出台了雄心勃勃的全面深化改革文件，故至少在经济上，人们对未来还是有信心比较乐观的，GDP超过美国不过是未来几年的事。很多人包括当局相信“东升西降”不久将实现。股市在2014年也有较大程度上涨，2015年继续上涨，创下了5178的第三历史高点，但由于监管部门担心涨得太高，要营造慢牛局面，导致股市在当年出现大跌。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对未来的乐观气氛仍在，当年股市还是涨了9个多百分点。 2024年开年以来的这次股灾，整个国家发展的宏观环境完全改观。内部的政治高压，外部的中美对抗、中西对立，叠加三年疫情的封闭，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恶果充分呈现，国家发展的元气被摧毁，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死气沉沉，没有生气，人们对未来普遍不看好，对中共党内能够扭转习近平的治国路线不抱任何希望，不寄托任何信心，要么通过各种方式“润”出去，要么躺平，失去继续奋斗的动力。此乃中国当下的状况和社会的整体风貌，表现在股市上，自2015年股灾后，半死不活地在3000左右上下波动。 股市暴跌，房市爆雷，民众面临双重打击 在比较和分析这几次股灾的宏观社会背景时，还需注意一个现象，即前两次股灾发生前后，房价的趋势一直在上涨，尤其2015年这次的几年，房价的上涨可用疯狂来形容。中国人获得财产性收益的途径很狭窄，股市和楼市是绝大多数民众投资的两个渠道。相对于股市的高风险，楼市在2019年前，都是稳赚不赔的，许多人加高杠杆买房，形成了所谓全民炒房的局面。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在中国，房价将“永远”上涨。而股市，暴涨暴跌是它的常态，虽然很多人也乐此不疲地进入这个市场，然而有研究表明，九成以上的中国散户是亏损的，很多亏损严重。不过，股市亏损的钱可以通过楼市弥补。可是，近期的股灾，大众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房价也在剧烈下跌。过去几年，当局对房地产的严厉打压，加上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以及就业和收入的不明朗，让房企不断暴雷，社会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很多地方，尤其三、四线城市的二手房价，都出现腰斩。如今两条投资的渠道都被堵死，股市的亏损再也不能从楼市来弥补，人们当然也就没法像以前一样能够以从容心态对待股市暴跌。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比过去大为提升，各种维权行动常成为媒体的头版新闻。然而，总的来说，因为权利受损而起来反抗的还只是社会少数的勇敢者，多数人不敢或不愿参与维权行动，这当然也是由于害怕政府的镇压。不过，当财产受到损失后，不管这种损害是不是由政府造成的，民众一般敢于起来抗议，虽然也打着“维权”旗号，可此维的“权”不是带有政治性的“权”，民众知道，经过这么一抗争，地方政府为息事宁人，往往会去解决，虽然结果并非完全满意。 股市大跌损害的正是民众的财产权益，相比楼市，后者即使跌幅巨大，至少还有一个房子存在，而股市很可能一瞬间让投资者倾家荡产。过去两年，外围股市一天天创新高，唯独中国股市天天下跌，彷佛故意要折磨人的耐心和神经，让股民对这个市场绝望情绪生起，对当局搞好股市的能力根本就不抱信心。因此，当股市再次出现暴跌，乃至击破股民心理认定的某个关口，之前积累的对当局的不满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出。 中国有活跃股民5000万，背后是5000万个家庭。虽然股民的不满目前还只表现在心理和舆论层面，但已让当局感觉到危险。这也就是当局面对这个人心思变的特殊时刻，不能再对股市现状置之不理的原因。我在2月4日的股市大跌后提出，当局要救市，除非拿出真金白银，或者习近平作出改变政策的重大宣示，又或请出像前总理朱镕基这样让市场认可的有威信的领导人，后两条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局走的是第一条，让汇金公司下场托市，并更换证监会主席，应该说，救市力道尚可，再配之以对股市监管政策的调整，这波暴跌或许能止住。 然而，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股市的根本问题是对当局发展路线的信心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股市将处于一种循环暴跌中。目前暂时稳住股市也许是下一波暴跌的开始。但是，在时空环境已彻底转换的当下，循环暴跌会将民心和政府信用耗尽，以股市牵涉的人之多，和对财富的洗劫速度之快，当下一轮股灾发生，大众的愤怒或许不仅止于舆论，中国社会的动荡会由股灾撕开一个口子。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龙年新春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月8日召开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及政治局常委出席。这本是多年的惯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中国官媒释放出的一张大合照，却颇为令人玩味。 在照片中，习近平和众常委在最前面的一张大圆桌就座，后面是几十桌宾客，每桌大约十人左右。照片中可以看出，受邀参加的宾客，大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他们应当是省部级离退休老干部，而显得极为突出的是，靠近习近平的四张圆桌上，在满桌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中间，各坐着一位小平头，精壮干练，面无表情的年轻人。那当然不可能是离退休老干部，也不可能是现任省部级领导，很显然，每桌各自列席的年轻人，应当是中央警卫局或其他单位的警卫部队士兵，而突兀地与满座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起，毫无疑问，就是为了确保现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官的安全。 这里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从外人眼里，其实哪里会有什么安全问题？第一，能够邀请参加春节团拜会的，都是中共前后任高级干部，这些人是中共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现在担心被习近平清洗都来不及，谁会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刺习近平？！第二，即使是这些中共的高级干部，能够进入团拜会的场合，也都是经过包括中央办公厅和安全部门在内的各级组织反复考察推敲，才能被列入确定的名单，有任何安全疑虑的人，是不可能被放进来坐在习近平附近的；第三，也是最可笑的一点是，满堂与会者中，年龄层相当大，就算这些人中有人对习近平不满，以他们的体力能够做什么呢？难道习近平担心会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冲过来徒手掐死他吗？总之，这样高级别的警戒状态，不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看起来荒唐可笑。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习近平如此惊弓之鸟一般，也不怕外界的议论，在纯粹自己人的场合，都这样如临大敌。他，到底在怕什么？ 这有两个推测：第一，纯属个人原因。那就是习近平已经有了类似妄想症的多疑病，他对哪怕是年迈体弱的老人都不放心，都要防备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地方对他动手。坦率讲，这样的心理已经有些病态了。第二，那就是习近平根据情报系统的评估，判断即使是在这样的内部公开场合，也的确还存在安全风险，因此必须做最高级别的警卫安排。 这张照片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讯号，那就是：不管习近平如何十几年如一日地清洗党内军内他认为不忠诚的人，一直到今天，他的内心，对自己的安全仍然充满了担心，充满了恐惧。不管这是出于他个人的多疑心理，还是的确有不安全的担忧，说明的都是同一个事实：这个政权并不稳定。 因为，如果政权的独裁者每天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他就会不断清洗，不断在自己的周围抓坏人，这样的政权能稳定吗？而如果习近平真的手握情报，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那就 更能说明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性。 新春之际，按理说应当喜气洋洋，但这张照片中每一桌上坐着的那个警卫士兵，却不经意间暴露了在祥和的表面之下，中共高层内部的刀光剑影。还有什么比这幅画面，更能暴露出中共内部的紧张气氛的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境内的大批俄粉、普粉们就获得了”黄俄孝子”的美称，也常常在网络文章里被简称为”俄孝”。 中国内地的“知乎”网上如此介绍说：黄俄孝子，网络流行语，网络上对无脑支持俄罗斯，无法容忍他人发表反对俄罗斯的言论，甚至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暴行洗白的人的一种称呼。他们认俄做爹，宗旨是“俄爹虐我千百遍，我待俄爹如初恋”，常在B站出没。又被称俄孝子、黄鹅、黄鹅汉奸、黄俄狗等。 中国数字时代在“油管”上解释“黄俄孝子”的视频内容特别配发了栗战书在俄国杜马表态支持侵乌的有声视频，配文介绍说“黄俄孝子”是网络上一种对“精苏”、“精俄”网民的蔑称，这类人的共同特征是喜欢毫无原则地吹捧俄罗斯、崇拜前苏联，不能容忍任何反俄反苏观点，无视俄罗斯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威胁，并试图为俄罗斯的历史罪行开脱。他们被认为是身在他国却比本国人更爱俄罗斯的“精神俄罗斯人”。 “黄俄孝子”中的“孝子”即“孝顺父母的儿子”，这也衍生出了“俄爹”一词，在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中，存在着“长幼有序”的尊卑等级观念，因此以俄为父，其实是自我的一种地位矮化，意味着对上的服从。 不过呢，事实上的中国“俄孝”中，“有脑”者也是大有人在。比如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才介绍过的中共新防长董军。此人说起来是前苏联加上如今的俄罗斯帝国为中共政权培养出来的第二位国防部长。是中共现役高级将领中参与、指挥中俄各类联合军演次数最多的一个，他不是“俄孝”，谁还敢自称是“俄孝”？ 先披露一下董军前不久与对俄罗斯“胶合板元帅”绍伊古防长通话的第一个重点细节，就是双方互相用对方语言问候。从伊绍古嘴里吐出的汉语“你好”二字，当然是现买现卖，而董军则是完全可以不需要翻译，自己使用熟练的俄语与伊绍古交流。这是因为董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读大连海军学院时即已经熟练掌握了俄语。在海军训练部任职期间，对俄交往的最重要一例就是参与向俄国购买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的谈判过程并多次赴俄参与试航、验收。日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期间，还被习近平特别委派到俄罗斯最高军事学府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受训。 据中国军网2013年11月的一篇报道文章介绍：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就是苏联时期的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又称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成立于1936年，院址在俄首都莫斯科，是培养俄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之所以蜚声海内外，主要是由于该学院培养出了众多的军事统帅人物。这其中有两位前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格列奇科元帅；四位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安东诺夫大将、库利科夫大将和什捷缅科大将；十多位国防部副部长。还为波兰、保加利亚、朝鲜、越南、蒙古和古巴等国家培养了数百名将军，其中最著名的有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霍夫曼大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朱罗夫大将、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大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和匈牙利人民军总参谋长奥拉赫中将等。 中国军网刊出这篇文章的第二年，董军便进入了这所学院。日后成为这所学院为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位海军司令员和第一位国防部长。 有道是，董军中共国防部长的前任，中共最短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去年八月中旬造访莫斯科过程中，在觐见普京大帝的次日即由伊绍古陪同参观了这所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伊绍古当面向李尚福允诺说：俄罗斯国防部同意增加在该学院专门学系进修的中国学员人数，本年（2023年）秋天将有逾20名中国军官在总参军事学院高级进修班学习。 据中共官媒报道，当时的李尚福在了解了俄罗斯的这所军事学院的架构、训练设施、教育过程及外国军事学员培训特点，并参观学院博物馆后，诚挚感谢该学院从1996年起培训中国学员，该学院毕业生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高级职务。伊绍古则回应说：在这所俄罗斯最高军事学院留学的中国军人数量，将是外国军人中人数最多。 从这一信息足以见出当今中共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对俄罗斯依然依重，就如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前苏联的依重一样。 说到此，就不能不特别强调一下，要论整个苏俄为中国培养的军事人才，中共政权的历任国防部长中，董军已是第二位被苏俄培养出来的。上一位是曹刚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前苏联的炮兵军事工程学院指挥系。 李尚福在参观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时向伊绍古所介绍的该学院的毕业生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高级职务者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当然就是当时已经担任了中共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董军。当然，当时的李尚福和伊绍古谁都不会料想到，几个月后的董军居然会成为李尚福中国国防部长的接替者。而可以想象的是，无论是伊绍古还是普京，会是多么得以此为傲！ 前面说了，董军去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受训时已经官至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所以当时进入的肯定是该学院的高级进修班。据《人民海军报》2014年12月26日头版的一则消息，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董军已经调任海军副参谋长。 另据中国内地的澎湃新闻2017年3月27日引述中共国防部官网消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访问马来西亚和沙特的随访人员包括南部战区副司令员董军。 可见董军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大概时间应该是2014年年底至2017年春。有中国内地军事网站的军评文章透露说：董军在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这段时间里，两次带队参加中俄2015年和2016年的联合演习。“算是绍伊古的老熟人了”。 中国内地网站上的另外一篇军评文章的标题就是《见到中国防长，绍伊古大将对着老熟人，开口先说了一句中文 》。 话说2012年11月6日，俄罗斯当时的国防部长因腐败丑闻被普京解职，曾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的时任莫斯科州州长绍伊古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直到如今。如此说来，这个伊绍古担任俄罗斯防长的时间和习近平担任中共党军一把手的时间一样长。那么董军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受训期间接受过伊绍古部长的亲切接见是很可能的。如此说来，如今的习近平在对李尚福“挥泪斩马谡”之后“比选”出董军出任中共对外军事交往最高负责人，借此向俄罗斯的普京和伊绍古示好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中国内地网站上有一篇军事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新国防部长董军，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俄罗斯，绍伊古：无条件执行 》。该文中描述道：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视频上）见到董军防长的时候，绍伊古竟然专门使用中文打招呼，说了句“你好”。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外界却看出了很多内容。 文章分析道：大家都知道，美俄现在都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军事沟通，尤其是美国，希望尽快促成中美防长对话，这也是中美重启军事交流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董军防长的首次通话的对象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的外交策略，而是代表着中国未来军事外交的方向。董军防长就职后，首次选择与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进行视频会谈，而非与其他国家的防长沟通。这一行为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重大的象征意义，展示了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暗示了中国可能在军事外交上更倾向于与俄罗斯深化合作。 文章中还介绍说：在这次对话中，双方的主旨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达成共识。董军防长特别强调了实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中俄两军需要不断提高战略互信，并继续拓展务实合作的领域。这不仅展现了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坚定意志，也体现了双方希望通过加深合作，共同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的深化合作有助于提升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局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俄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月初网易刊登的《中国新防长上任，董军9字定调中俄关系，俄罗斯想要的被中方满足》一文分析说：在北约大军压境俄罗斯之际，董军和绍伊古打了通视频，用9字定调了中俄关系，称“中俄保持高水平发展”。这就是给这次会晤定下基调。董军防长接着表示，中俄两军要坚定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提升战略互信，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董军防长的这番表态，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现在最想要的，中方此举堪称是雪中送炭。为什么？因为现在正是俄罗斯与北约的敏感时刻。据官媒此前发布的消息，北约集结了全部成员国，外加一个准成员国瑞典，一共32个国家的约9万名军人、航母，80多架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至少1100辆战车将大军压境俄罗斯——在俄罗斯边境展开演习。甚至北约自己都表示，展开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模拟与势均力敌的对手爆发冲突的场景”。这就是直指俄罗斯啊……。现在北约已经不再隐瞒：他们正在演练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的行动。所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我防长董军和绍伊古进行通话，并表示中俄两军会加强关系，并且还会坚定地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挑战”是什么？这势必会给北约敲响警钟。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当然都是地地道道的“俄孝”，但其所言绝对符合习近平与普京两人之间，以及董军与伊绍古两人之间的所思所想。 请听董军对伊绍古的阿谀内容：“我最近担任了中国国防部长。您是最早向我发来贺电的人之一，这反映了发展两国和两军关系的良好愿望。在此，我谨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您为促进和发展中俄两军联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俄罗斯武装力量中享有崇高权威。我钦佩您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的勇气”。 面对董军的这番阿谀，绍伊古先重复了他此前在董军被宣布为中国防长的次日即发给董军本人的贺电内容中的很重要的一句：“我相信，您与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互动经验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伊绍古接下来又说：，“在军事领域，两国关系正在各个方向稳步发展……。双方定期联合举行海陆空联合作战训练活动，成功演练不同复杂程度的作战训练任务”。 “相信当前的谈判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俄中防务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期待着与您进行最密切、最富有成果的合作”。 下面就要着重谈谈董军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与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互动经验“ 了。 去年12月29日，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新任国防部长为何选中了海军出身的董军？》一文，文中介绍说：2001年8月25日，中俄两国海军举行首次两栖联合军演，这也还是中国军队首次登陆外国领土参加演习。过程中约有200名中国海军陆战队员从停靠在距俄罗斯太平洋海岸半英里处的071型两栖战舰登陆……。当时的相关报道中援引时任中国海军副参谋长董军的话说：如此大规模联合登陆需要精心统筹和指挥。 显然当时的董军是这次联合军演的中方负责人之一“。 需要向读者和听众们致歉的是，这里的2001年是当时没有校对出来的笔误，应该是2015年。也就是董军担任海军副参谋长的第二年。该次军演的详细信息出自2015年08月28日的中国内地参考消息网文《美媒关注解放军在俄登陆演习：2万吨战舰战时危险》。 更多的关于董军多次参与中俄军备采购谈判、中俄军事交流以及指挥中俄联合军演的详细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