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奥德赛》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采访掀争议
2026 年 8 月 6 日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尽人皆知，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橡皮图章，是举手机器。中共的特点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会议，名义上是最大的会，因此也必定是最不解决问题的会。理论上应该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必定是通过会前的小会以及不开会的方式已经解决。如此说来，外界能从这次全国人大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按照早就定下的剧本演出，逢场作戏而已。 大会召开前夕，有两条消息引起外界注意。一条消息是，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3月4日中午（北京时间，下同）出席人大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后离场时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否会参加两会的提问时笃定地说：“他不能参加（两会），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我们知道，李尚福和秦刚都是在去年3月两会后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并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消失，接下来又被撤去官职。但李尚福和秦刚也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理说是该出席这次人大会议的。几天前官媒报道说秦刚已经辞去全国人大代表，但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讽刺的是，就在娄勤俭在中午宣布李尚福已经不是代表后，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然还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中共高层权力运作之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人大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我们知道，两会结束后总理举行记者会，这种做法始于1988年，自1993年以来已经常态化、制度化。两会历来很沉闷，很封闭。相比之下，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可以说是唯一的亮点。它凸显了总理的地位，因为要当场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多少有一点开放性，另外也显示出总理的应对能力。本来，外界从两会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照预定的剧本演出。唯有总理的记者会有一点例外，总理的现场应答不可能有逐字逐句都预定的剧本，因此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例如在2020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讲出：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句话等于是把习近平吹嘘的中国已经全面脱贫的说法戳了个大窟窿。习近平的恼怒可想而知，但又无可奈何。今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了。这意味着总理地位的降低，意味着两会的开放性的降低，也意味着今后的两会，外界能看到的一切，连标点符号都是经过总书记审查核准的了。 李强本来就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说起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间的关系。按照宪法，总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实际上，这几届的总理没有一个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们在幕后搞拉郎配，搭配给他的。朱镕基的总理和李鹏的总理，并不是江泽民自己挑选提名的；温家宝的总理并不是胡锦涛自己挑选提名的；同样的，李克强这个总理也不是习近平自己挑选提名的。因为这几个总理都不是由国家主席挑选提名的，而是被元老们拉郎配的，所以即便主席不高兴也无法撤换。习近平对李克强非常不满意，但却没法撤换，只能等李克强做满两届。只有李强这个总理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李强的权力完全取决于习近平，所以是最弱的总理。现在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无疑是进一步削弱了总理的权力。 中共的三中全会按惯例是该去年秋天召开的，可是到今天都没有开，如今又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这一系列脱离常规惯例的做法，表明习近平仍然在继续扩张他的独裁权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1953年6月出生，时年69岁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打破惯例获得三连任。而同时留任的高层官员中，有四人和习同龄甚至比习还老，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950年7月）、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1953年10月）、中央党校校长陈希（1953年9月）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1952年12月），这种做法也是打破惯例，他们直至今天仍未退，可称之为“滞留”。 从这几人与习的亲密程度看，都堪称习的“家臣”，他们当时留任，可能有习近平“务实”的理由：一是朝中难得老成可靠者；二是习认为他们各有些特别的本事；三是“陪跑”，因为习打破常规三连任，他要搞终身制，先要找几个年纪大的陪同过渡一下。 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共面临的内外形势越来越不妙。过去一年多来，习的四大“老臣”要么陷入内斗，要么在执行习的折腾政策中将政局越搞越乱。对于想延命的中共政权而言，他们滞留官场，无论如何是不祥之像。 陈希为习操持的人事大盘一年崩坏 2024年1月19日，中共省部级金融研讨班在中央党校结业，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出席并做总结讲话。主持结业式的是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议的高官则包括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国家监察部部长刘金国、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和中央党校校长陈希。 按中共官媒报导规矩，只有副国级以上才会获报导名字，而陈希只是中央委员，虽然名字排在最后，但等于也有副国级待遇。 和习同龄的陈希是福建莆田人，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和习近平成为同窗，两人还是睡上下铺的室友。陈希还是习近平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他掌管清华大学期间，帮习近平取得了博士学位。这段经历是别人无法比拟的。 陈希实际操盘习近平前两任期的人事，又暗控习第三任期人事。他在二十大后迟至2023年两会，等习近平顺利延任国家主席，李强担任总理，甚至蔡奇兼任中办主任之后，才卸任中组部部长，至今仍任中央党校校长，此事非同小可。 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就是用“熟人”——和他早年有过生活和工作交往，且关系经过考验的人。他时时有不安全感、担心身边“两面人”，让陈希以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延期坐阵，可能就是担心人事出问题，帮忙盯紧，至少在年轻官员进党校“学习”时就予以把关。 不过，二十大期间，官媒宣传说习近平对于上位的中央大员“亲自把关”，但一年不到，习的中央人事大盘就已“塌方”——官方信息证实，包括秦刚、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等一批中央委员已出事。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去年一直拖到现在都没开，众多观察家都认为，就是因为习近平用人不明，自己提上来的人又要拿下去，现在习不想开中央全会处理他们，但党内有反弹。 按中共的规矩，习对这些高官的落马负有“领导责任”，然而中组部长本身在选人用人上，至少在形式上是“推荐”的功能，如果在选人过程中，发现人选有某些问题，也是需要报告的。比如秦刚的婚外情传了好几年，去年才出事，虽然是习指定要用他，陈希难度没责任？ 台湾命理师江柏乐曾说，习近平是“眉淡”之人，做事心狠手辣，管你是不是兄弟、朋友。让身边的人可说是“伴君如伴虎”。 假若习近平被党内反对者逼急了，也有可能让老同学背黑锅。至少，陈希现在应该也和习一样，会感到有压力。 张又侠与习近平或已离心 1950年7月生，今年已73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中共官场罕有的老大哥。 习近平和张又侠本来是铁杆关系。张的父亲张宗逊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为中共第一野战军的高层，两家是世交。 习近平让张又侠担任军委副主席，一来是为了稳住军心。二是因为中共面临的地缘政治恶化，习又不排除武统台湾，而张又侠是中共军中少有的实战经验的人，参加过中越战争，在军中被归入“越战派”。 但是政治的事，一天都嫌长。在二十大后，中共新一轮内斗，已牵动张又侠，习和他的关系可能有变。 去年7月26日，中共军委要倒查2017年10月以来装备采购招标过程中的腐败线索。这一时间正是张又侠卸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交班给李尚福之后。随后习近平对中共军方展开大清洗，除了李尚福被免国防部长职务，已有10名军方将领和1名军工老总的人大代表资格被免。 张又侠和李尚福都是红二代，李尚福又是张又侠在担任军方总装备部部长时期的下属。而目前被查出与装备腐败有关的将领，不少和张又侠有著直接交集。 尽管习在倒查装备发展部有意避开张又侠掌管时期，但李尚福有事，作为上级的时任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也有责任。那些已落马的贪将为了自保，可能也会供出张又侠的贪腐细节。张又侠免不了暗中对习心生忌惮。 今年2月8日，中共新华网发表报导：“张又侠、何卫东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但人民网转新华网报导时，标题改成“何卫东、张又侠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 何卫东作为习的福建帮心腹，在二十大被破格提为军委副主席，排名在张又侠之后，如今中共党媒公开将何放在张之前，或是在暗示两人的地位可能有了微妙变化。 有知情人透露，张又侠是真正红二代，现在在军中还可以一呼百应。如果这样，习近平可能也有防备，虽然已在倒查装备部方面有意放过张，但是随时可以追究他的“领导责任”，让他为自己背黑锅，因为说到底，这个黑锅本来是他这个军委主席的。 王毅操盘外交部内斗埋祸根 已70岁的中共外交大佬王毅，虽非早年就和习近平有渊源者，但在习上台后卖力干活，逾十年操盘习的“恶狼外交”，颇得习的欢心。 王毅一直异常活跃，即便在前三年疫情期习近平不敢出国之时，他也在国外代习跑动。近日访欧回国后，他在北京频频接待外宾。 王毅的政治命运和下属秦刚紧密相连，两人却据说又是死对头。 去年7月，秦刚的外长职位被拿掉后，立即由已升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外事办主任的王毅兼任。 秦刚的问题一直传涉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的婚外情。网上有爆料说，秦刚被处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但目前无法证实。 《华盛顿邮报》早前刊发资深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提斯（David Ignatius）文章说，他采访的美国官员揭示，秦刚出事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外交部内的迅速晋升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他与他的前任王毅产生了“血海深仇”。 之前就有传说，秦刚的婚外情在外交部被集体举报，背后就有王毅的操盘。 中共外交系统帮派林立。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帮主；秦刚则被认为是国关派的大佬。 今年2月27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公告称，接受多名人大代表的辞职或罢免其职务。其中，前外交部长秦刚只是“辞去”人大代表，他还是中央委员身份，外界猜测他会平安著陆。 中国人的官场内斗很微妙。如果秦刚被轻轻放过，就说明习近平会偏向秦刚，而对王毅挑事心有不满。同时，秦刚的国关派人马，少不了也会收集王毅的问题，王毅一不小心会晚节不保。 去年11月，中纪委发文点名外交外事系统有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文章提及的问题，包括落实习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以外谋私”，干部失管失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又指“少数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善抓管理”，“上级监督虚化”，“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等。 王毅是外交外事系统的大领导，文中列出的种种问题，矛头指向他。习公开让中纪委敲打王毅，是对王的警告，这就能解释他在外交工作上为何越老越拼命了。 预计王毅在近日的两会上会卸任外交部长兼职，但大热的接任人选、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属于外交部另一帮派北外派的帮主，他被认为是前外交大佬杨洁篪的人，而杨与王毅不和也传闻已久。 夏宝龙奉命“整死”香港？ 今年71岁的夏宝龙是习的之江新军成员之一。2003年11月，夏宝龙任中共浙江省委专职副书记，成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副手，后兼任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并先后任省长、省委书记，到2017年4月26日，夏宝龙退居二线，出任全国人大副主任委员。 但2018年3月，夏宝龙又重返一线，时年66岁的他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晋升副国级。这显然是习近平有意安排延长他的政治生命。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遭中共和港府打压，在运动基本落幕后，2020年2月13日，官方宣布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同时担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2023年3月夏宝龙卸任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虽然他之前也没有当选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但担任正部级的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改组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的加挂牌子。 习让夏宝龙实际控管香港事务，可能看中了夏也有蔡奇式的暴虐，蔡奇当年在北京大搞清理低端人口，要基层敢于刺刀见红，而夏宝龙胆敢强拆十字架。 自2014年起，主政浙江的夏宝龙发动拆除省内基督教堂顶部矗立的十字架的运动，强拆导致政府与信众严重冲突，不少信徒因守护教堂被刑事拘留，更有流血事件发生，有牧师和执事被定罪判囚等。至2015年7月，浙江省已有一千七百间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 夏宝龙对香港事务也一样不讲人性，2020年到任后马上作出“准备出手抗击”的强硬表态。同年，北京对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 2023年4月13日，夏宝龙到香港6天，催促香港就《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今年2月，港府就启动23条立法谘询。夏宝龙今年2月22日再抵达香港，一年内第二次访港。港媒大多相信，夏此行也是为23条立法而来。 中共企图在所谓政治维稳下让香港经济维持发展，但打压香港自由，却埋下了香港经济变坏的祸根，近期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论沸沸扬扬。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2月中旬在《金融时报》撰文直接称，“香港玩完了”。 习让夏宝龙这样的人来搞定了香港，但也搞死了香港。 不过，北京官场有传说，夏宝龙与现在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丁薛祥不和，并且仗著习对他的倚重，不把丁放在眼内。如果上下级不和，已超期服役的夏宝龙，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也不会长。 不管谁将接替夏宝龙，香港内地化、赤化的趋势看来没法逆转，但习和“家臣”们的瞎折腾，只会加速中共红墙崩塌。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无论是仅仅犯了错误还是已经被内定涉嫌犯罪的中共人大代表，安排他们先行“请辞”只是程序之便。人大代表被“接受辞职”之后即获“从轻发落”或再接受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司法严惩都是常态。 3天前（2月27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公告秦刚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外界即把关注点放在为什么这次与秦刚同时被宣布“代表资格终止”的一共10人里，有的是被所在“当选地”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罢免”的，而秦刚则只是被他的“当选地”天津市的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原话是“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比如BBC的报道文章标题就是《秦刚辞去中国人大代表职务 没有被“罢免”引发关注》。而由此引发的进一步评论就是这是否意味着秦刚已经“平安降落”。比如万维网刊登的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官媒：秦刚是自己主动辞职的 暗示其已平安着陆》，法广为此发表的评论文章之一的标题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秦刚事件疑点重重》……。 而笔者则认为，秦刚事件疑点重重是毫无疑问的，但所谓“高高举起”并非中共当局所为，事实恰恰相反，中共当局对秦刚事件一直都是讳莫如深，而赶在全国人大今年例会的前夜赶紧把他的代表资格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持续对秦刚事件低调对待和不透明处理。 至于“轻轻放下”四个字则是过于武断了。事实上在中共“全过程民主”的实行过程中，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人大代表中，被先处以“辞去”代表职务而不是被宣布“罢免”，事后就被司法严惩者大有人在。 最近的一例发生在今年1月3日。当时江西省纪委省监委发布消息，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叶和彬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公开报道显示，这个叶和彬是于去年6月“主动要求”辞去上饶市人大代表职务的。上饶市人大常委会去年6月25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上饶市广信区选出的市五届人大代表叶和彬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市人大代表职务。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叶和彬的代表资格终止。 叶某人的罪行很多，最醒目的“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中共地方官媒报道此案件的新闻标题就是《今年首个被处分的厅官：辞去人大代表职务后，在警示教育大会上证实落马》。上月2日，中共高检网刚刚刊登了《江西检察机关依法对叶和彬决定逮捕》的消息。 再举一个曾经万众瞩目的重庆市前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的例子。 虽然年代稍有久远，但相信本文的读者和听众的百分之百都知道而且清楚记得发生在2012年初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重庆市公安局长和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王立军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把掌煽进了美立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市总领事馆一案。 当时，王立军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仅滞留了不足24小时，即“自愿离开”（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被时任中共国安部副部长邱进直接带回北京“接受调查”。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因为正好赶上每年三月初举行的“两会”年度例会即将召开，所以外界媒体纷纷关注到已经被关押进国安部秘密地点的王立军的大名仍然还在全国人大重庆团的名单里，故迫不及待地抢在人大例会新闻发表会的前两天召开的政协例会新闻发表会上即向发言人赵启正“发难”，有备而来的赵启正立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据我所知，王立军目前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已经请假不出席这次会议。” 2012年2月28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也刊登了《两会即将登场 王立军书面请假》的即时报道。 中国知名律师莫少平当时向德国之声解析了王立军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及“接受调查”之间的法律关系。他表示：”这其中有两个程序，第一种是如果逮捕王立军，这必须要经过同级的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批准，如果人大常委会同意方可执行，如果不同意，则不能执行。而普通公民则不需要；逮捕之后如果要对王立军的人大代表资格进行除名，通常是在案件比较确定和有眉目了，人民代表大会要启动一个会议程序对其代表资格除名。” 鉴于王立军目前下落不明，中国官方也未对外界公示真实情况，如果人大还没有批准对其进行拘捕，在理论上王立军是否仍为”自由之身”的问题，莫少平回答说：”理论上他是自由的，但并不包括刑事司法程序之外的所谓’双规’，从中国相关规定上，’双规’好像不限制人身自由，实际上是把人身自由限制了，但是这种限制是不需要人大来同意的。” 笔者在这里为莫少平律师补充一句，全国和地方人大代表除了对当年的所谓“双规”和如今的所谓“留置”都没有“豁免权”，各级司法机关也是可以对在任人大代表行使拘留权的。 依王立军类推秦刚，则可以说明，截止秦刚向天津人大常委会“书面请辞”之前已经长达七、八个月的“失踪”和之后的继续“失踪”一样，都是既合“国法”，又合“党规”的。 下面再继续对比今天的秦刚和昔日的王立军。 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中央决定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副市长职务，正按有关程序予以办理。8天后的2012年3月23日，重庆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任命何挺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免去王立军的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职务。 请注意，此时距离王立军“叛逃”进美国领馆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对王立军行政职务的处理方式也只是“免去”，而没有使用“撤消”或者“罢免”的方式。 2012年4月10日，中共新华社刊登《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一文，说是“新华社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月6日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发生后，对王立军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国公民尼尔·伍德在重庆被发现死亡一案，公安机关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复查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法进行了复查。” 请注意，因为王立军被传叛逃至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之初，重庆官方在薄熙来被宣布下台 之前一度辟谣称王立军是在“接受休假性治疗“，所以新华社的这篇报道等于是当时的中共官方媒体第一次公开承认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带馆滞留”，确有其事，但此篇报道尚未使用“叛逃”的说法，证明当时的中共官方仍然还未对王立军的行为做出权威定性，这也就导致了两个月之后的2012年6月26日，当时的那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不是对王立军采取“罢免”措施，而是宣布他“辞去”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新华社2012年6月３０日刊登一则“快讯”：“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接受了王立军辞去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立军的代表资格终止。” 24天之后，新华社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２日宣布：“经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王立军因涉嫌叛逃罪由成都市国家安全局执行逮捕。”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审判过程。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对王案做出一审宣判：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以叛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服从判决，坚决不上诉，并当庭对一直关心和爱戴他的“组织上”表示真诚的忏悔：“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王立军被判刑后不上诉、当即入狱服刑的两个多月之后，2012年11月28日版的《重庆日报》发表《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一文，说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经中共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重庆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该报道还特别强调了“此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于2012年9月24日做出判决，认定王立军犯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除上述问题外，经查，王立军还存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他人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严重违纪问题。” 用维基百科王立军词条的评论话说：值得注意的是，王立军直到判决生效后的2012年11月才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也就是说他是以中共党员和公职人员的身份被审判和判刑，这种情况极其罕见。 如今，王立军案已经过去12年之久了，笔者仍然没有弄明白中共当局在处理王立军案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依先党内后党外的惯例。居然令王立军不但是以中共党员的身份接受逮捕和审判，而且还在入狱服刑之后继续交了两个月的党费。 笔者注意到，日前BBC发表的评论文章《秦刚辞去中国人大代表职务 没有被“罢免”引发关注》中引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Dali L. Yang）对BBC记者表示的看法，说是（中共）当局允许秦刚自行请辞表明，无论他可能涉及到什么错误，都或许不会“上升到被视为犯罪的程度”。 “因此，他不会锒铛入狱，而且很可能被允许保留中共党员身份。根据他违规的具体情况，他甚至可能在被降职后被赋予一些角色。”杨大力分析说。 而依笔者的判断，未来的秦刚最终不会被习近平当局把他的“婚外情”和在美国擅自育有私生子之“错误”上升至“罪行”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一定是要以秦刚被确信从未要求美国政府替他保密并接受“交换条件”为前提，否则，不被杀头就要“谢主龙恩”了。 而笔者之所以要举出王立军被处理过程的“先例”，意在证明秦刚无论未来是习近平“赦免”还是被重处，如今着急把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去掉，仅仅就是为了在无论如何他已经没有可能公开现身今年人大例会的前提下，避免”好事者”在人大例会的新闻发表会，或者对天津人大代表团的采访过程中没完没了地拿秦刚说事。 中国人大网发布的《人大代表的辞职、监督和罢免》一文介绍，代表辞职，指的是人大代表在任职期间自动请求终止自己代表职务的行为。但是，这里所说的“自动”是与“罢免”相对应的。并非指代表无理由地就是要求“躺平”。事实上，在代表任期内，有几种原因可能导致代表辞去职务，如工作调动、因身体原因不能履职或由于违法、失职引咎辞职等。从理论上说，代表辞职，应当向选举他的选区或选举单位提出，但由于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为便于操作，法律从实际出发，对代表辞职程序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 相比较而言，由于罢免代表毕竟是最严厉的监督手段，无论罢免直接选举的代表，还是罢免间接选举的代表，法律规定了相对严格的程序。所以，对已经被纪委和监委内部审查告一段落，准备“移交司法”的人大代表，为了程序上的方便，要求他本人向“选举”他的那一级人大常委会“书面请辞”，或者说直接通知该人大常委会“责令”该代表“辞职”的方式最为便捷。 还是以王立军为例，如果对他当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进行“罢免”的话，就必须对他所在的那一级人大常委会提供“罢免”理由，而当时中央方面至少对王立军的“私自进入”美国领馆的行为还没有最终定性，而且对王立军在掌管重庆市公安局的“打黑”行动是否涉嫌犯罪中央也没有表态，所以对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取消方式便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同样道理，秦刚美国产下私生仔一事无疑是他被迫“失踪”的第一原因，被审查的过程中是否“拔出罗卜带起泥”我们外界也不得而知，但仅仅是美国诞下私生子一事当局到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和如何对党内外公开承认，那么就不可能将此作为罢免他人大代表的理由向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传达，所以也就怎么简单怎么来了。 换句话说，无论未来的秦刚是被轻处还是重罚，去年对他行政职务不是“撤消”而是“免去”，如今对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不是“罢免”而是采取同意他本人“请辞”的作法，不过是程序上的权宜之计而已。并不等于习近平已经赐于他政治“免死牌“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地方选举大败后，民进党内人心惶惶，更多人忧虑即将在一年半后交出政权，绿营内部再度掀起一股“把柯文哲找回来”的声音，希望借助柯的支持来保住民进党政权，当年底让蔡英文极其受辱的蔡柯“北门会”就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不过，随著蔡英文收摄自己的心神，在隔年初强力回击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强化政策说明与社会沟通，她逐渐站稳脚跟，拉开与国民党总统提名人韩国瑜的差距，最终还以破纪录的817万连任。同一时间，民进党也解决了困扰它长达5年的“柯文哲难题”，再无人提及绿白要怎么合的问题。 过去4年，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始终低宕不起，提名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更从未在民调上赢过赖清德，使得“蓝白合赢总统”的声浪充斥在去年下半年。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即使双方在登记截止线前白纸黑字签下了“六点协议”，柯文哲隔天就反悔；不仅如此，在双方拆伙之后，柯立刻质疑侯友宜：“为什么中共对你这么好，还要帮忙做假民调，整个台商系统帮你募款？”更耻笑国民党：“就像爬上树的猴子，屁股一样是红的。”这种反手攻击前盟友的杀伤力，让选举当下的国民党苦不堪言。 国民党立院党团日前决议，将礼让一席召委给民众党；他们解释，这不是“利益交换”，而是要营造在野党之间的“善意”，让未来立法院议事“和谐运作”。但不管国民党如何包装解释，都只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国民党“怕输”：怕52加2席的泛蓝国会席次在往后立院表决时输给51席的民进党；怕白营在两年半后的地方选举采焦土战，每个关键选区都自提人选拉下国民党；怕4年后的总统大选再次无法蓝白合，让政党轮替再次功亏一篑。所以，想在此刻努力笼络民众党。 透过释放善意维持某种联盟的可能，这种合纵连横的思维不能说错。问题是，对方领情吗？黄国昌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道：“民众党立场从未改变，认为改革比位置重要，对于召委选举他们秉持最大善意但并不强求。”言下之意，能让一席召委予民众党当然是件好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个“肯做事”、“能改革”的政党，但别把这样的事当成对民众党天大地大的恩惠。 说到这，顺便提醒国民党一件黄国昌的往事。黄国昌对于民进党宣称当年“礼让”、“支持”他当选汐止区立委的说法一向非常介意，他认为自己能在2016年当选立委，靠的是他自己的“形象”与“努力”，绿营少拿这段往事来跟他“情绪勒索”。当初的他如此面对民进党的“礼让”，此刻怎会把区区一席召委当回事？ 国民党迄今始终没搞清楚，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虽然蓝白两党都有一个要共同对抗的民进党。但是从“政治力学”上来看，蓝白两党角逐的是同一块民意版图，双方其实更具竞争关系；当白营表现得越关键、越有声量，其对国民党的伤害越大，真正会侵蚀蓝营版图的其实是白营，而非绿营。 柯文哲也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影响力就是来自于这种三党不过半的政治结构，所以他绝对不会因任何的小恩小惠“归顺”于任何一个阵营；相反地，柯一定会想方设法地扩大这个结构，让民众党得以在每一次小战役里以战养战、滋养茁壮。相较于民进党对民众党坚壁清野的态度，国民党透露出他们对民众党的忧惧；而这样的“忧惧”代表民众党往后还可以从国民党身上要得更多，现在“得寸”，以后还会继续“进尺”。 柯文哲的生存逻辑就是“趁你病，要你命”；不想被它夺命，就别让自己生病。当你身体孱弱，信心不足，以为是援引白营以为己用时，其实给民众党机会；它将攀附、寄生、吸血，最后再一脚把你踢开，说“那个已经没用了”。从2018年一整年搞得民进党全党大乱，再到去年借由蓝白合极大化自己的能量，然后在立委与总统大选坐收渔利，都是一样的套路。 身为52加2的国会最大党，国民党的这决定显露出这个政党外强中干的体质。他们踏错了第一步，这是未战先衰的一步。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
去年11月15日晚，习近平在旧金山的美国友好团体欢迎会上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随后，在 2024年1月短短一个月内，至少已经有五个美国学生团体完成了访华之旅。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弗吉尼亚州的乒乓球运动员、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本科生、爱荷华州马斯卡廷市的高中生，甚至还有犹他州的小学生。 习近平邀请美国青年访问中国，这不是第一次。2015年9月，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经到访华盛顿州塔科马市林肯高中，并邀请那里的学生到中国访问。其后，有林肯中学的100名学生访问了中国。他们到访了香港、福州、成都和北京，参观了长城、故宫，并了解了中国的文化、社会和历史。代表团搭乘海南航空最新型的波音787-9“功夫熊猫号”梦幻型客机首飞回到美国。林肯中学的校长埃尔文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教育经历，中国的奇迹使他们大开眼界。” 中共邀请这么多美国青年访问中国，其目的就是，让这些美国青年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感受和了解今日的中国，从而对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产生良好的印象，并进而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高明的宣传并不只是编织谎言和营造假象。高明的宣传还在于只展示一部分事实，刻意掩盖另一部分事实。中共当局通过精心的安排，让美国青年只看到中共当局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让他们听到的声音，这就可以造成极大的欺骗效应。 为了破解中共的这一伎俩，我们有必要让美国的青年不被中共当局的宣传所迷惑，让他们能看到被中共当局刻意掩盖遮蔽的那部分事实，从而感受和认识到真实的中国。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给访华的美国青年编一本访华手册。 我们要给美国青年列出一些访华的必游景点和应访人物。我们可以列出100个必游景点：例如，林昭墓、夹边沟、四通桥、刘晓波故居、铁链女所在的江苏省丰县欢口镇；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一位叫吴晔的村民在村里立下了两块纪念碑，纪念在大饥荒年代饿死冤死的村民，仅仅在1959年这一年间，这个13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1个人；还可以顺道看看雄安新区，如此等等。我们可以列出100个应访人物：如天安门母亲、黄琦的九旬老母、彭立发的妻子和岳父、郭飞雄的姐姐、秦永敏的妻子、张展的母亲，又如高瑜、耿潇男、胡佳、许章润，还有709律师及其家属、下岗工人、拆迁户，还有法轮功、家庭教会、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等等。我们在访华手册里，简要地介绍他们的情况，再放上他们的图片，写下他们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手机、微信、电子邮箱）。 我们把这本访华手册尽量广泛地发送给要去中国访问的美国青年，相信总会有不少人会去观访这些景点和人物。不难想见，中共当局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阻止他们去观访这些景点和人物，但这种阻止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餐桌菜单论”犹如一块石头丢进水潭，虽然在会上只激起一圈涟漪，但中国却反应强烈，发表不少激越的半官方言论。其实，这并非布林肯首次发表“餐桌菜单论”，从2022年1月在北京冬奥会前夕首次使用“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会在菜单上”（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的表达以来，至今共有三次，但前两次中方几乎没反应。缘何如此？乃因同样一句话，每次的针对目标并不同。 布林肯三次发表“餐桌菜单论”，针对目标不同 2022年1月24日，在一个论坛上，布林肯阐释中美关系就用了这句话。当时中国理解为“在和中国的竞争中，美国需要确保在餐桌上，而不能在菜单上”。2022年10月，布林肯在与美国两位前任国务卿赖斯、马蒂斯对话中谈到“中国威胁”和“中美竞争”时，再次使用“餐桌菜单论”，旨在强调美国在国际组织中保持领导力和参与度的重要性。这是内部讨论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中国没法就此表态，相信中国的内部讨论中以美国为敌的场景肯定不少。 这次布林肯是在慕安会上发表这番话，当然有现实政治考虑，因为欧盟法德两大领头羊从去年以来，总是向中国明送秋波。更何况，目前的国际社会对美态度正处在首鼠两端，一是盟友们纷纷在为特朗普可能当选做准备，《华尔街日报》1月29日曾发表《世界领导人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做准备》，介绍了详情；二是因为美国盟友中有不少国家担心，如果中美间紧张局势持续，他们将被卷入一场不可逆转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单论”，并非前两次那样直接针对中国，而是为了“敲打”欧洲盟国，向所有试图避免在中美两国当中选边站的国家发出警告：如果不想成为菜单上的食物，就应该坚定地与美国结盟。 法国总理马克龙：欧洲要有战略自主权 马克龙近年对美国持半游离态度，多次发表一些颇让美国不快的言论。最出位的是2023年4月9日访华返法的飞机上接受美国Politico采访时发表“独立自主说”。该采访以《马克龙称欧洲必须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Europe must resist pressure to become ‘America’s followers,’ says Macron）为题发表，内容主要是三点：1、强调了欧洲“战略自主权”理论，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极”，以避免欧洲国家成为“附庸”，最终“被历史抛弃”。2、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避免卷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3、马克龙还建议欧洲减少对“美元治外法权”的依赖。报道提到，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近年来受到美国制裁的打击，欧洲有声音抱怨称，华盛顿将美元“武器化”，迫使一些欧洲公司放弃业务并切断与第三国的关系，否则其会面临严厉的二级制裁。 马克龙这番“独立自主论”，中国当然闻之欣喜，美国当然不太高兴。 德国的首鼠两端 俄乌战争之后，德国被迫中止“能源上依靠俄罗斯，市场上依靠中国”的发展道路，经历了极为痛苦的“去工业化过程”，这两年多德国领导人一直在上演两面戏剧，一方面持续不断地就企业“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发出警告，敦促企业实现业务多元化。同时不断向华府展示友好，比如2月9日德国总理朔尔茨亲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俄乌冲突等议题。另一方面，对华政策的口号已经从“脱钩论”变成内容模糊的“去风险化”。就在朔尔茨2月访美前夕，路透社披露，朔尔茨将于4月15日至16日率领一个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 德国内部就德国对华政策也充满了矛盾，两年多以来，德国社会一直是两种声音并存，一方面，各种要求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声音很高，认为脱钩不过是使德国经济萎缩5%，德国能够承受。2023年7月，德国政府批准了首个对华国家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并呼吁在维持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经济关系的同时，大幅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的同时提振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各种研究又陈述对华经济脱钩的巨大损失。2023年4月，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研究，80%的笔记本电脑是来自中国，85%的稀土和原材料，如被欧盟列为关键原材料的钪和锑，都来自中国。例如2024年2月，德国央行在一项研究中警告说，如果与中国实行经济脱钩，德国将会发生严重的动荡。企业界大佬也多次表达不能与中国经济脱钩，比喻梅赛德斯总裁克伦纽斯（Kaellenius）曾公开称，“和中国脱钩是一种幻想，也是不可取的。” 两张餐台都有“美食”，多国希望两头通吃 俄乌战争虽然还未终结，但世界格局由单极变多极已经显化。换言之，世界上现在有两张餐桌，一张是美国做主人，另一张是中国做主人，现阶段，两张餐桌的主人也来往不断。 美国这边搭的是“民主的餐桌”。2020年民主党公布的新党纲提出，如果美国不代表“民主国家”制定规则，中国就将掌握规则制定权并主导世界发展模式与国际领导地位，因而，美国不能再单打独斗，而是要重拾“价值观外交”，与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和伙伴强化合作，以占据全球经济总量50%到60%的体量形成“规则联盟”和具有“普遍韧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应链联盟”，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符合美国与西方利益的改变。拜登入主白宫之后，这一原则贯彻到美国对华外交-经济政策当中，最明显的成绩是对中国的芯片制裁，以及在供应链重组中推出“友岸外包”取代特朗普时期的“近岸外包”。自2021年以来召开的三次G7会议，每次都强调参加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者”。曾经比较热闹的G20会议，因其主旨是协调全球经济政策，既然餐桌的宾客已经按价值观列队，协调作用无从发挥，也就门庭冷落。 不少分析者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新冷战”，但迄今未达成共识。2021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不寻求与中共的新冷战；一个多月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却忽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引发一阵热议。2023年3月，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称，美中之间已打响新一轮冷战。 但与美苏冷战不同，那时国际体系政治上是二元对立，经济上是互相隔绝，西方有自己的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前苏联阵营有经济互助会（Comecon），是一个由苏联带头建立的经济合作组织。而现在的国际局势是：政治上，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二元对立早模糊化；经济上，中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很多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以亚太国家为例，拜登上任后重点经营亚太战略，但除了少数几个亚太国家态度鲜明地站在美国这边，多数国家则希望不要求被迫选边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无论是在2023年6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还是在8月3日参加了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的讨论中，都明确表态，许多美国的盟友依然希望其和中美双方都能保持原有的广泛关系，不要被迫选边站。这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态度：中美两国关系，众盟国希望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两头好处都要。 对关系不算太铁的亚太一众盟友（日本除外），美国没法假以辞色；但欧盟却是二战以来美国重要的盟友国，当真是大半个世纪风雨同舟。因此，在欧盟对华改用低调的“去风险化”策略与中国友好互动，又不断抱怨中国对欧洲的商品倾销严重打击欧洲的制造业之时，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单论”，我认为就是针对欧盟各国在中美之间的彷徨而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上周专栏指出在中共高层形成了一个习近平、李强和蔡奇的中央“三人帮”，并分析了这个“三人帮”的特征和内部关系。文章刊出后，出现了一些争议，主要争议点在于，一些人认为不存在习李蔡中央“三人帮”，因为李蔡二人皆是习的“奴才”，“奴才”怎么有资格和主子平起平坐、拉帮结派？如果哪天习不高兴了，分分钟把他们二人废了，二人根本不敢抗拒，还要三呼万岁，感谢皇恩浩荡。 习李蔡“三人帮”VS毛林江“中央政治” 但这样来看问题，太浅显。我说习李蔡中央“三人帮”，并非是在“四人帮”的意义上谈“三人帮”，而是对应文革中期的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实际是谈习李蔡三人的“中央政治”。这在文中都有说明。在我看来，习李蔡的“中央政治”和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前者是对后者的复制。在后者中，林、江和毛的私人亲密关系比李、蔡和习的私人关系更强，江不论，林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毛部下，作为毛的“亲密战友”长达几十年。虽然一个是毛夫人，一个是毛封的“副统帅”，但二人和毛的关系，也可以“奴才”和主子来比喻。江青在被捕受审时就说，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毛要她咬谁就咬谁。这虽然有点撇清自身责任之嫌疑，却也是实情。她和林同毛的关系，就是如此。可这不妨碍周将毛林江三人称为“中央政治”。 换言之，习李蔡的“中央政治”（也就是我说的中央“三人帮”）与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故而，李蔡为习之“奴才”并不影响三人组成“中央政治”或中央“三人帮”。在这一点上，需要破除一个陈旧和错误的观念：“奴才”没有私利，而以“主子”的利益为自身最大利益。中国历史上，太监宦官还有篡夺皇帝江山的呢。以毛林江来说，毛林最后为什么会闹到公开决裂？不就是林在九大后想做国家主席引起了毛的警觉？同样，江青借着毛夫人的身份，一方面充当毛的打手，另一方面也有私心和私利，用毛的话说，想在他死后做女皇，掌控中共最高权力。既然林、江都有私利，李、蔡岂会没有？李强难道不想要习让他做接班人？蔡奇不想在做完这届常委后再做一届（以他的年龄，下一届72岁，按照党内“七上八下”不成文规矩，他就要下，但如果表现好让习认为离不开他，也不排除继续留任做常委）或在党内取代李之地位？ 李强、蔡奇间的竞争与矛盾？ 正是这种各自的私利，在毛林江的“中央政治”或者习李蔡的中央“三人帮”中，林和江，李和蔡存在着强竞争性。林、江二人从后来披露的史实看，互相提防，尤其是江，利用毛夫人的身份，向毛打林的小报告，说林坏话，让毛对林起疑心。李、蔡二人会不会有矛盾，也互相提防？鉴于中共高层政治的封闭，目前外界尚不得知，但肯定会有。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由他们所处地位的竞争性决定的。两人都受习信任并赏识，虽然一个管经济，一个管党务，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然而，暗中较劲，在自己负责的领域把事情做好，压过对方，得到习的嘉奖，这种想法大概会有的，因为这意味着在习那儿分量就更重，政治前景更看好，政治生命更安全。不仅如此，两人的发展理念也会不同，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乃至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都会有分歧，这种分歧在日常治理中也许表现不明显，但是，在需要政治表态的关键时候，或者对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则有可能产生矛盾甚至酿成冲突。 习作为二人共主，职责是协调二人还有其他亲信的关系，让他们的竞争性及其所导致的矛盾处在一种可控范围和程度，而不升级为公开的冲突，影响二人的合作并最终影响到这个“三人帮”的最高利益。有人说，在他们二人间，习为更好地驾驭他们，理当去制造和强化他们的竞争关系以使他们互相牵制，而不是弥合他们的矛盾。抽象地说，李蔡一定的竞争关系有助于习更好地使用他们，可若故意要去制造和强化他们的矛盾，让他们的竞争更激烈，前提是这二人不是习的亲信，习觉得自己的控制力不强，不好驾驭他们，且没有外患和内部危机，或外患和内部危机不严重，所以要拉一个打一个。然而，现在情形不是这样，李蔡都是习倚赖的心腹，特别是这个政权内有各种危机，外有美国和西方打压，此时更需二人精诚合作，辅佐习渡过难关，岂可要他们更好表忠心，自己使用得顺手，而强化他们的竞争关系？ 我在上期专栏文谈到，习虽然在政治局和常委会上两次表扬蔡领导的书记处，但现在尚无迹象表明在二人间他偏向蔡。但也不可否认，习对蔡确实很看重，以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第一书记身份兼任中办主任，这个安排在过去是没有的，比照19大的王沪宁和18大的刘云山，他们都只是常委兼书记处第一书记。不仅如此，在习任一把手的几个党内决策机构中，蔡也是成员。比如，中共三个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深改委员会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蔡是副主任或委员，而王和刘只在深改委员会里。可见蔡受习的器重，这大幅提升了蔡在党内决策中的权力，大概是在习的亲信圈子里除李之外才有的待遇。后者在上述三个决策机构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中，是排在习之后的副主任，此外，李还是去年组建的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这种情况说明，习重用蔡，并非为对冲李，但在其核心圈子里，的确比习的其他亲信更得赏识。 习李蔡三人帮的利益结构 习为何独重李和蔡，让他们参与甚或一定程度上分享决策大权？是看中二人特别忠诚还是认为二人有特殊才能能够辅佐他治理好党和国家，外界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当赋予二人大权，让他们承担更大责任，时间一长，这三人间尤其此二人和习之间，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板块化的利益结构。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他们三人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李蔡也就从这种结构关系中，获得了某种节制习的能力，即便在外界看来，二人是习的“奴才”。换言之，当“奴才”和主子共处一个利益结构，且此结构已经稳定化和板块化，主子其实是不能随意处置“奴才”的，因为这势必会打破这个利益结构的平衡态，从而危及主子的权益。毛和林翻脸后，他们和江组成的“中央政治”结构也就被打破，毛的个人威信无论在党内高层还是城市市民阶层，急剧衰减，它促使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觉悟，为人们走出毛的个人崇拜进而加速文革的结束奠定了社会基础。想想，要是没有毛林的争斗导致林彪出逃，文革可能不会在毛去世后很快结束，甚至毛活的时间也更长。 从这个角度，来预测未来的中国政局，让人们对打破习李蔡的中央“三人帮”并由此带来高层政治的某种变局和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化，有一种期待。不管习政权的寿命是5年、10年或者更长，除非蔡在2027年按照“七上八下”规矩到点退下，导致中央“三人帮”自然解体，否则，三人在利益结构的稳固态形成后，不论是李蔡的政见冲突使得习要偏袒他们中的一人，还是二人或者其中一人令习不满要让其出局，只要这样的冲突出现，就会严重损害这个利益结构，它的平衡态就不能维持下去。李蔡身后各有亲信队伍，他们如被清算，二人后面的小团伙也会跟着受牵连。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三人帮”的利益结构关系，始终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只要平衡态被打破，习固然可以挑选其他亲信来接替李或蔡，重建中央“三人帮”，可经过这一折腾，习和其亲信之间的相互猜疑必然会加重，新的“中央政治”很难保持一种稳定态，未来出事的可能性也更大。 到底是哪种情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我很荣幸有机会推荐宋国诚教授《失速中国》这部大作。犹记得两年多前，我俩初识于《新闻大破解》论政节目，后来多次同台论政，每次合作愉快，让我获益良多，我们亦师亦友，令我倍感欣慰。宋教授准备充分，单刀直入，见解独到，条分缕析，用字精辟，庄谐并重。例如以“科技锁喉”一词，形容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禁制政策，复以“仙女棒火箭”一词，形容中国西部发射井盖失灵的飞弹，诸如此类，生动传神，令人印象深刻。 习近平极权统治下的红色中国，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重要政治课题。坊间相关中外文书籍汗牛充栋，但大多抱持以下观点：习近平是中共统治的“异数”，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党国安全为中心”，大开中共历史“倒车”，“骑劫”中共向下沉沦。其实，这种看法似是而非。中共统治的“常数”一直都是：弱势时扮傻卖笑韬光养晦（猴气），强势时仗势欺人战狼出征（虎气），不理承诺，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没有原则，诡变成精，以征服、占领、改造、永霸全人类为其终极目标。 习近平从来没有乖离上述“常数”。以月亮为例，邓江胡是新月，毛习是满月，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月亮还是同一个。需知道习没有否定邓江胡，而是自觉邓江胡时代跟习时代的中共实力与国际形势差距太大了，于是决心以毛为师，有所作为。同样道理，汉武帝从不否定文景之治，但却以秦始皇为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表法里，劳民伤财，出征西域，尸横遍野。嬴政与刘邦是仇家不是重点，毛泽东与习仲勋是冤家当然也不会是重点。 明白到这个道理，才能理解：不是习近平开了中共历史的倒车，而是中共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习近平，而习近平也不辱中共使命，把中共本质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在十多年前早已不寄望中共党内产生足以遏制独裁者的力量，不再刻舟求剑或痴人说梦。君不见2020年“港版国安法”及2024年“23条立法”摧毁香港自由法治人权，其实是中共极权专制本质使然，而习也只不过是刀手而已。假如今天中国仍然由邓江胡统治，我相信香港惨况也是大同小异。香港与中国融合发展、人口洗牌、文化改造、教育变质、中联办成为香港第二支管治队伍，究竟是谁开始主导的？不是习近平，是江胡。种子早已埋下，习只不过是收割者。韬光养晦者玩的是阴谋，有所作为者搞的是阳谋。分别仅此而已，识者不可不察。 基于以上观念和视野，本书内容针对习近平的极权统治，就起到细致描绘与画龙点睛的双重作用，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宋教授在第一部率先揭橥“习帝养成术”，把习近平奉毛泽东为“精神之父”的心理状态，分析得细致入微。第二部谈到“五毒攻心”，第三部谈到“五大诡辩”，均结合中国与国际近年时事脉动深入分析，其中涉及中国窜改香港历史的部分，尤其引发我的深刻共鸣。第四部大字标题“中国，必须告别”，令我拍案叫绝，并以塔西陀陷阱的失信漩涡作结，令我击节赞赏。通读全书，一气呵成，令我爱不释卷。 本书第二部提及“民族智能退化”、“网络民粹主义”、“新蒙昧主义”等概念，其实值得进一步展开深入讨论，成为另一部专书。 以下简单谈谈我的一些初步想法。“中共”、“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的糟粕”四者相互交织，彼此牵扯难分。需知道国际社会多年来的政治论述，往往把四个概念分开处理，固有其聚焦针对中共政权的战略考量，委实无可厚非，也不需要改变。然而，只要大家坦诚面对现实，就知道四者犹如一大酱缸，体用一元，难以截然划分。从个人经历来看，我在千禧年代曾经多次往返中国多地为律师工作出差，并在北京大学就读博士班。我当时仔细观察过产、官、学等许多中国人表现，发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柏杨笔下的酱缸文化，所言非虚。纵有例外，特例不影响我对上述通例的研判。 质言之，只要我们不抱持大中华或大一统的本位主义去思考世局，很多事情可以用常识和知识来解释说明。具体来说，中华文化蕴含著许多毒素，虽有提倡“民贵君轻”的华丽口号，但却没有产生宪政、法治、人权、共和、自由、民主制度与文化的坚实观念信仰；虽有摆荡在宗族尊卑顺从（儒）、逍遥置身度外（道）、领悟缘起性空（释）之间的三角混沌，但却没有坚持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定锚观念格局。再加上“衣食足然后知荣辱”（经济决定论）、“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优于自由），“行而宜之之谓义”（道德相对论）、“学而优则仕”（权力优越论），那就会造就出一个偌大的左倾思想观念温床，服从父母官，期待包青天。 及至西学东渐，民初新文化运动萌芽，多人捡拾马克思主义这种有毒的左派西学，并且奉为至宝。在不知不觉间，跟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上述左倾糟粕一拍即合。然后放任英美宗教改革以来宪政民主与古典自由主义等宝贵思想擦身而过，甚至被某些激进人士弃如敝屣，令人非常遗憾。及至中共夺权建政，共产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把中华文化糟粕充分利用，大幅扩张，形成共生关系，彼此并不矛盾，反而互相契合。 毕竟，有怎样的文化，就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制度，就有怎样的政权，然后又反馈到文化里去，形成一个不断内卷回旋的恶性循环。换言之，光看政权影响制度，制度影响人民，只是看到事实的一半；再看人民拥抱文化，人民容忍极权，才看到事实的另外一半。当加害者与被害者同质同构，两个角色牵扯难分，中国人要“出三峡”（历史学者唐德刚语），真的比登陆月球还要困难。或许，我上述观点会为大家理解本书中“民族智能的退化”、“网络民粹主义”、“新蒙昧主义”等观念，提供另一个思考维度。 我预计习近平与中共的孪生关系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暂还未见尽头。只有当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格局有真正的觉悟和转变，进而勇敢反抗中共暴政，凝聚强韧的公民社会，追求中国各省各地真正的独立自主和民主宪政，酱缸才会被逐步打破，进而拆除台湾和香港旁边的超级炸弹。我相信宋教授内心深处也期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让本书成为习近平政权的照妖镜和墓志铭。 ※作者为政治评论人。本文为《失速中国》推荐序，今周刊出版，书籍作者宋国诚现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2月21至22日，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议在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罕见缺席了这次会议，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代为出席。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这样解释：“王毅外长因日程原因难以出席此次会议，委派马朝旭副部长代表中方出席。” 这一变更和说法，一度引发外界纷纷猜测：王毅是否出事了？毕竟，二十大之后的中共政治，官员突然缺席会议、旋即失踪成为新常态。先后有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从缺席到失踪，如果这样的情节也发生在王毅身上，从缺席到失踪，大概也不会让人觉得太惊奇，或许，还符合国内外很多人的期待。 但王毅的动态显示，他并非出事了，而是另有任务和意图。2月间，在先后出席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访问西班牙和法国之后，王毅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就在二十国集团举行外交部长会议的同时，2月22日，王毅现身北京，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成立二十周年的招待会，且是会议主角。 可见，王毅有意错过二十国外长会议。在此，王毅，其实是习近平或习政权，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不在乎二十国集团，更在乎上合组织；降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的参与度，而强化中国在上合组织的参与度。 鉴于二十国集团是美国牵头建立的国际对话平台，上合组织则是中共牵头成立的另一个国际对话平台，王毅和中共的这个特别动作，显示，中共有意另起炉灶，与美国分庭抗礼。其实，早在去年9月，习近平本人就带头玩了一把：前所未有地缺席了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而由毫无话事权的总理李强代替出席。当时，遭众多国家制裁、抵制和国际法庭起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缺席此会。习近平的缺席，还有中俄配合之意。 习近平和王毅的动作，有意突显了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中美各自牵头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上海合作组织对上二十国集团或七国集团。这实际上就是新冷战的格局。这一新冷战格局，不仅在客观上成立，而且在北京的主观推动下成形。 新冷战，既可能是旧冷战的重启，也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伴随着习近平和王毅等人的不寻常动态，中共方面展示一系列危险动向，尤其针对台湾。自今年1月13日台湾大选后，中共的挑衅和危险举动，一个接一个。 1月30日，中共方面宣布，从2月1日起，取消设于台海中线西侧民航M503航线从北向南的飞行偏置，启动衔接M503航线的W122、W123由西向东飞行。中共借此再度宣称：不承认海峡中线。 2月14日，四个渔民，驾飞艇冲向台湾控制的金门海域。— 遭台湾海巡署拦截和追捕途中，飞艇翻覆，这四人落水，被救起后，其中两人因溺水不治身亡。 2月19日，中共多艘海警船尾随一艘行驶于金门、厦门之间的台湾观光船“初日号”；稍后，中共多名海警突然强行登上这艘台湾观光船进行所谓“检查”，当场惊吓台湾观光客。 2月25日，事态继续升级，北京宣称：中共海警将“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并否认金厦之间存在“禁止、限制”水域，声称从此“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接连几天，中台两方多艘武装舰船在金门海域紧张对峙。 这是中共特色的碰瓷。联想到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共大规模入侵越南前夕，就上演了一系列碰瓷闹剧。但在当时中共的党报上，却密集报道为越南袭击中国渔民、殴打中国边民、驱逐旅越华侨，频率极高，几乎每天发生、每天报道，目的是激起并激化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培植对越南的仇恨，为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造势。果然，侵越战争于当年2月17日打响，20万中国军队越过边界，深入越南境内作战，中共竟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 近期中共对台湾密集而步步升级的碰瓷动作、以及在党媒党报的颠倒宣传，酷似当年中共入侵越南前夕的调门和氛围。台湾和国际社会不得不警觉，中共可能随时对台湾发难。2024年，就有至少两个最危险的时间点：5月20日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宣誓就任之日或前后邻近日期；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之日或前后临近日期。 除了对台湾密集而不断升级的碰瓷之外，今年2月，农历新年前夕，习当局突然在国内发动大规模强制征兵，各地发布的征兵文件，要求以大学生为重点，农村“不留死角”，外出务工上学都动员征兵役，新兵年龄放宽到24岁、甚至更多。习当局此举，意图一箭三雕：大规模扩充军力，为攻台做准备；解决大学生和农村青年失业、待业、躺平问题；瓦解00后的抗争，他们曾是2022年底白纸运动、白纸革命的主力军。 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日等民主国家必协防台湾。习政权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公开叫板，以及对台湾肆无忌惮的霸凌、挑衅、碰瓷，完整诠释了习政权孤注一掷的野心和自我勾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图景：中共悍然攻台，不惜与美国决战，并以俄国为后盾。
最近台湾的选举在华语圈里闹得沸沸扬扬，美国等几个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即将要选举。这就牵涉到我多年来思考和观察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将来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和模式更好。 首先是政党制度。一党专政当然最不好，不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一党专政很糟糕，其它一党专政也一样的糟糕，甚至长期一党独大像日本那样，也不是很完满。根据我在国外多年来的观察，真正民主的制度，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基本就是两种模式：两党制和多党制。 英语国家大多是两党制，这可能是因为英语思维更加实用主义。对于没有当选可能性的小党，大多数人没什么兴趣。所以多数的选票投向了大概接近自己意愿的政党，以求大概率获得愿望的实现。 欧洲国家正相反，以法国为例，人们更倾向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太愿意折衷。结果必然是选票分散，形成多党政治。不要小看小党，经常是小党左右着最终的结果，甚至必需多党联合才能凑够执政所需的选票。台湾正在形成这种局面。 很多朋友会问：到底哪种模式更好呢？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没有哪种模式更好，只需要考虑哪种模式更适合自己的国家。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更接近于实用主义的英语思维模式，似乎两党制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中国历史上的崇拜和迷信的现象，更接近俄罗斯、德国和日本文化。不但是文革期间表现出来的狂热不亚于纳粹时期的德国，就是现代的各种粉丝群的狂热程度，也是个人崇拜的土壤。很难保证不会出现纳粹德国那种选出独裁者的可能性。毛泽东如果参加公平的选举，可能也会成为希特勒二世。 中国将来民主化之后，可能会像俄罗斯当年走出共产党制度初期一样，小党林立，一下子出现几百个小党。这是共产党时期，压制舆论和思想造成的意见分散的结果。有了言论自由之后，社会舆论会逐渐集中，形成较大的政党。 届时如果还是多党林立，可能最后选民不耐烦了，意见逐渐集中形成一党独大，这就是现代的俄罗斯和过去的纳粹德国，有很快走向独裁的趋势。如果届时中国的选民比较冷静思考，希望届时能形成英美式的两党制，走向比较稳定的民主政治。 反观文革时期人们狂热形成的原因，除了五四以来推崇的理想主义狂热外，就是固执己见，难以沟通。所以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小型意见群体，并且恶意没底线地互相攻击。这造成社会的极度撕裂，有利于形成独裁政治。 但传统文化的礼制，也就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那一套，更倾向于有秩序有底线的社会沟通，更有利于形成良性的民主政治。就像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传统文化，并不妨碍民主政治的形成，反而快速和稳步地走向了民主政治。虽然中国社会传统的地方自治被共产党所破坏，但是思想文化的传统并没有连根拔掉。没有共产党的基层专政之后，恢复地方自治的传统结构并不是难事。不像俄罗斯等农奴制文化传统那样困难。 当然将来的民主之路不可能没有困难，但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稳步走向民主，还是可以预期的。各种困难和可能性都有，这在今后会和大家继续探讨。本篇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的不成熟意见，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们的思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