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中共跨國鎮壓真相獲獎紀錄片《堅不可摧》昆士蘭首映各界熱烈迴響
2026 年 9 月 14 日
筆者從前幾年就觀察到中國經濟脫實向虛，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將取代房地產業的龍頭地位。美國彭博社於3月25日發表文章，介紹彭博經濟研究的最新結果：中國科技行業或將取代房地產成為新增長動力，並給出了高科技產業在中國GDP中的份額：2023年，與高科技相關的最終需求為2.5萬億美元，約佔GDP的14.3%，略低於房地產推動的需求 20.1%。預計到 2026 年，高科技行業將推動 GDP 需求的近 19%，高於2023年的 14.3%，幾乎與現在的房地產行業持平。 這個推論基本成立，本文將討論的是一個問題：高科技業產業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幾乎可以預判：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會成功，但就業問題卻會更加艱困。 中國的結構性失業：適需人才是可解決的問題 我在《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成因：結構性失業》（RFA,，3/24/2024）一文中，談到中國結構性失業的兩大問題，一個是勞動力過剩的量，引述Wind PDB 產業聚焦曾在2023年1月發表的《透過Wind產業鏈看房地產如何影響國民經濟和就業》。該研究顯示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三個行業中（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僅2020年就容納1.15億多人就業；一個是勞動力的質，即人才是否適需，這裡牽涉到一國的大學教育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需要是否脫節、職業培訓與再就業技能培訓是否適應就業市場的問題。以下先談經濟結構轉型的適需人才問題，以現階段「新三樣」當中最紅火的電動汽車為例。 2022年5月1日，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發布《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對中國就業影響研究》，該研究報告對中國電動汽車的人才供給與流入進行過詳細測算，在第二章「中國汽車人才培養體系與人才供給現狀」中，詳細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給現狀（見第34頁：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給預測），指出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車輛工程、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是為中國電動汽車供給最多的3個專業；也分析了職業院校相關專業設置與人才供給數量、以及企業繼續教育人才供給現狀。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畢業生不能馬上上崗，需要進行相應的崗位培訓；原有燃氣汽車設計人員知識老化，45歲以上的人不少必須轉崗（退出這個行業）。 該報告並未將人才供給數量當成問題，這點我理解。因為中國文科生佔比明顯低於美國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數據為例，中國文科類本科畢業生占所有畢業生的52.2%，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數據分別為64%和64.7%。中國文、理科生的相對比值約為1.1:1，平均每100個理科生就對應110個文科生；美國的比值為1:1.78，每100個理科生對應178個文科生；日本為1:1.84，100個理科生對應 184個文科生。「新三樣」的適需人才中，只能從理工科大學生中培養。 基於上述分析可知，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新增產業後備人才不足，而在新產業部門不能吸納足夠多的勞動力。 電動汽車行業：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業總崗位減少 「新三樣」當中，以電動汽車行業對人才的需求（從數量到素質）最為詳細。 前述中科院報告稱，按照產業環節的特點，中國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對於汽車行業就業的影響可分別從研發生產、銷售及售後、汽車補能三個環節來進行分析，根據數學模型的定量測算和調研分析，可以將電動化轉型對汽車產業人才就業帶來的問題歸結為三個 Gap（差距）。其中「Gap1就業崗位數量與現有就業人員的規模性差距」指出，統計各環節就業人數的變化，電動化對汽車行業就業的影響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就業總崗位的減少。預計到 2040 年，實際減少的就業數量在 100~200 萬之間，到 2060 年，實際減少的就業崗位數量，在 250~300 萬之間。另外兩個Gap談的與數量關係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報告是國家課題，預測一般持樂觀態度。按實際情況估計，現階段中國汽車行業轉型，至少已經減少100萬左右的就業者。 光伏產業：人才儲備充足，新增就業亦多 對光伏產業的新增就業，從國際能源開發署到中國都持樂觀態度，國際能源開發署已經多次發布報告，稱直到2030年，光伏產業都是一個成長型行業，將提供許多新增就業崗位，41%新增就業機會在亞洲。 2022年6月22日，中國光伏行業協會與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聯合發布《中國光伏產業從業人員白皮書（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國光伏產業在多晶硅料、矽片、電池、組件、逆變器等主產業鏈製造環節，以及下游電站端開發、集成、運維環節的直接從業人員總數約為41萬人。加上綜合間接和派生從業人員，該行業總體從業人數約為246萬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約為22.1萬-38.7萬人（取中位數，四年新增就業總額約為120萬人）。到2025年，全行業人員需求總量預計達到334.2萬-400.8萬人。 與電動汽車行業不同的是，中國在光伏產業方面有極豐富的人才優勢：一是海外光伏產業的大發展，不少海外華人歸國，把光伏領域內各類先進技術帶回中國，推動了中國光伏製造產能的快速擴大；二是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設立不少科技攻關項目，在半導體設備材料領域積累了一批人才，這些人才在光伏領域開枝散葉，成為中國光伏配套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三是從業人員呈現年輕化特徵，30歲以下人員佔比超過半數。 電池產業升級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較大 電池行業是個新興產業。據世界經濟論壇報道：預計2030年，全球電池價值鏈中的就業崗位將達1000萬個，與當今全球汽車行業的就業崗位處於同一水平（即每生產5-10輛汽車大約有1個工作崗位），這1000萬新增就業崗位中，一半以上將會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電池產業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於其他產業，人才短缺是普遍現象。據何向明在《電池產業鏈人才需求趨勢分析》（3/14/2023）中所言，鋰電行業中的國有、民營、外資、合資企業招聘完成率均未達100%，其中外資企業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營企業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國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計，2025年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包含光伏、電池產業在內），整體人才需求為120萬人，人才缺口為103萬人。每年數以千計的高校應屆畢業生不能滿足當前鋰電產業鏈的需求，高校正在進行專業調整。 關於中國人口與就業的幾點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數量從來不是問題。解決過剩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幾乎是從清朝乾隆中葉開始、歷經民國直到中共統治75年，貫穿350多年歷史的中國大問題。有關於此，我寫過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與不少文章論述。我歷來主張中國政府要放棄計劃生育政策，將生育決策還給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決定生育數量與教育投入，完成全社會從計劃生育到社會節育的轉變。近十幾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問題，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全盛時期（2001-2019年），中國都存在較高的失業率（城鄉綜合計算，估計在25-30%之間），近期更不樂觀。中國國家統計局曾經公布過一份數據，截止2021年底，中國有2億靈活就業者，其中有1300萬外賣騎手。一篇《七萬碩士生在送外賣產》的網文曾風靡國內互聯網，無論這篇文章的內容真假，這些外賣騎手當中肯定有不少大學畢業生。這是中國教育專業結構性調整問題。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面臨的現實是：容納中低端去技能化勞動力的房地產衰敗，三大主業中的1.15億就業人口中將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餘將近50個上下游產業的從業人員，也將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計不低於1億），這些應該多數是年齡在30歲以上的人口；作為取代房地產業成為支柱產業的高科技產業的「新三樣」，電動汽車的總體就業機會是減少，其餘兩個是增加，但數量不過百萬餘人。據《中國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計，2025年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包含光伏、電池產業在內），整體人才需求為120萬人，其中還有103萬是特定專業。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樣，中國存在許多社會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可以通過政治體制轉型（民主化）來解決，比如言論自由等人權範疇的問題。但人口與就業這一問題，並不能通過民主化包括讓中國分裂成無數小政治體得到解決，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體後，各地會採取就業保護措施，落後的人口大省將面臨更艱難的就業難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4年度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雖已結束，但海內外對這次會議的議論熱度依舊不減。究竟如何看人大會議期間的「反常」之處？筆者以為，這次會議可算是習近平十年動作，再造黨國體制的初步亮相。正因為中國的國家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這才有一連串人們以為的「反常現象」——或許是——今後中國的「新常態」。本文試就此做些粗淺討論。 擴張個人權力，毀壞中共黨「集體領導」制度，破壞國家能力，這是習近平擴權抓權的開始。 1949年中共黨奪得國家政權後，建立起黨高於國大於法的極權國家制度。這個極權國家的經濟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政治是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體制，頂層權力架構是毛澤東為首的黨內「寡頭共治」——重大決策集體討論，毛澤東有最後決定權（這一「寡頭共治」機制的漂亮粉飾就是所謂的「集體領導制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放開了有限的經濟自由，但沒有鬆動過政治改革，由此上海朱學勤教授曾經評論說：「毛澤東用來搞文革的體制，鄧小平拿來搞改革。」 改革開放一方面激發出人們巨大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勤勞的中國人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會財富；另一方面許多官員得以利用權力貪腐暴富，社會貧富差距愈發懸殊。胡錦濤時期中央常委各管一攤，俗稱」九龍治水「，各有權力範圍內的利益考量，常委會常常是議而不決，十年未能推進經濟政治體制的深層改革。也就是在那個十年期間，黨內貪腐從官員個體行為到形成既得利益勢力，習近平上台時反腐敗成為體制內外、朝野上下共同的強烈籲求。 習近平上台之初也是習王（岐山）關係蜜月期，面對黨內的普遍貪腐，他們說了兩句話：「病入膏肓已無凈土」，「這麼個破棉花絮一樣的爛攤子怎麼就叫我給趕上了呢？」一反胡錦濤的弱勢領袖風格，習近平一上台就塑造自己強勢領導人的形象，強調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建立中央委員會或領導小組，把權力收到自己手裡。 「小組治大國」。早在戰爭年代，中共就用建立「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辦法處理重大問題，習近平只是「照葫蘆畫瓢」罷了。2013年習近平建了1個中央委員會4個中央領導小組，他自任主席和小組長。據報道，2014年中央領導小組至少有18個，2016年時最高規格的中央領導小組有20多個。上台5年後，習近平擁有了多種頭銜，以至於有記者給習近平贈送了一個特有名稱「萬能主席」。 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領導小組與毛、鄧、江、胡時期的中央領導小組/中央委員會有著明顯的不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中共黨主席毛澤東不兼任小組長職務，使政府具有相對獨立完整的權力地位，而習近平當主席或小組長，直接攉奪國務院職權。 毛澤東時期的委員會主任或領導小組長，由在黨內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常委或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在政府主持某方面工作的相關負責人擔任。 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前世為例：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未來全國的財經工作，陳雲受命從東北進京負責籌建並擔任中央財經委主任。1949年10月陳雲擔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主任。陳雲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1950年10月起正式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其次，與毛、鄧、趙、江、胡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的有限決策權不同，習近平具有最高決策權力。 毛澤東時期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黨內寡頭共治下的工作機構，薄一波曾經回憶過中央財經委向中央彙報工作、毛澤東批示、中央決定的一些情況。1957年10月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明確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 改革開放以後，無論是趙紫陽、還是江澤民擔任中央領導小組組長，都沒有獨自決定重大問題的決策權力。一方面是鄧小平等老人還活著，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央常委們對趙紫陽、江澤民都有一定的牽制。胡錦濤本身是弱勢領袖，他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時，中央常委會呈「九龍治水」格局，就更不可能單獨做出什麼重大決定。換句話說，黨內老人政治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是保障黨內寡頭共治機制發揮作用的重要條件。 習近平當了總書記後，黨內老人政治已不存在，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是中國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具有最高決策權力。這是根本違反黨章和《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的。 中國共產黨1980年頒布的《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明確： 「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然而2016年習近平時期的新《準則》刪除了這句話，而是寫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等語句。這樣的語句，令我想起「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希特勒法西斯論調。特別是在確定習近平的全黨核心地位和「不得妄議」入黨紀後，中共黨對習近平已經沒有了制約力量，習近平已經拋棄並毀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第三，習近平兼任的主任/小組長不僅與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時期有重大差別，而且使中央委員會/領導小組成為強權機關，直接削弱政府履行職責的能力。 習近平任主任/小組長的中央XX委員會/領導小組，其常設機構是小組辦公室，辦公室主任是與習近平有著密切關係的人，這些人實際操持著中央領導小組的日常事務。比如，王滬寧、魯煒、劉鶴，被公認為習近平身邊的近臣和忠僕。他們借習近平的最高權力之威，既有參與最高層決策的機會，又有監督政府部門執行決策的權力，從而形成高密度集合型的權力結構，並使中央領導小組辦公室具有高於中央政府常設機構的權威性。 筆者曾在「李克強悲劇是數百萬中共官員的宿命」這篇文章里寫到，「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這是從習與李的關係角度而寫。本文再提習近平建立各類小組並自任小組長，是從改變國家權力架構，直接削弱國家治理能力的角度作分析。 習近平以及手下人抓權，將李克強總理排擠出核心決策圈子，並把政府部門和工作職權納入某種非正常的個人關係式運作中，這實際上是皇權宦官政治——「內廷架空並擠兌外廷」的現代版。這種非正常的運作，明顯地削弱國務院履行政府行政職責的能力。其後果之一就是：包含著中央政府促進改革發展一攬子計劃在內的李克強總理的施政藍圖變成一紙空文，不僅未能推進發展，甚至連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人民幣之下的貧困現狀都沒能改變。 鑒於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給中共黨自身造成極大危害的教訓，中共黨1980年2月頒布施行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曾經特別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用其他形式的組織取代黨委會及其常委會的領導」這句話，在習近平時期頒布的新《準則》中也消失了！ 個人集權是中共黨內的常態。當習近平以深化改革名義擴張個人權力時，儘管議論不一，但是中共黨、中共軍隊包括中國社會，都默認接受了。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改變胡錦濤「九龍治水」「軟中央」的有力措施，「成立最高規格的統籌決策領導小組和委員會是國家頂層決策機制的重大變化」，」是頂層設計，構建新權威「。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抓權的套路：以加強黨的領導深化改革為名，把國家機器的所有權力資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軍隊）先集中到虛化的」黨中央「手裡，再把黨中央與自己劃等號，從而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關於彭麗媛”參政”的話題近日再度被炒熱，是因為她”在湖南高調現身，被外界認為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台，出演夫人參政的戲碼，甚至將之比擬為第二個江青”。（參閱自由亞洲電台網站3月28日文章《彭麗媛會成為第二個江青嗎？》）。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孔明尚（Michael Cunningham）對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表示，彭麗媛相比江青之後其他的中國國家主席夫人來說，算是高調了，但目前既沒黨職也沒官職，因此現在就來判斷她是否成為第二個江青為時過早。許多自媒體的可信度很低，雖然這個議題很有意思，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此結論過於「誇張」。 其實，許多「可信度很低」的自媒體（們）的相關評論內容還不僅僅是「誇張」，完全就是不合邏輯。最典型的莫過於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而且自從去年底奇怪三中全會「為什麼不開」的議題開始，就已經有「評論人士」推測是「三中全會仍遙遙無期，彭麗媛竟是爭議點」了。以此為標題的報道中說：「國家主席夫人彭麗媛近年不時陪同習近平出席國際場合……，擔當中國一帶一路『軟性外交』的角色……，令人揣測彭麗媛可能藉此釋出信息，可能在習近平的協助下，由中央候補委員三級跳至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第25名委員。」 該報道文章中還引述了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預測，說是 「現在很難說『三中全會』會不開，只是一般處理『三中全會』是特殊的，一般去年10月或年底便開。人事布局上面，外面有傳習近平想將彭麗媛加入政治局，如果是這樣（有這個決定），要經全會的。」 劉銳紹先生是老一輩的香港知名政治評論人士，30多年前曾成為當時唯一被時任北京市長陳希同點名為「動亂菁英」的香港人，多年來以客觀分析中國大陸政治局勢和政壇人物見長，深受筆者敬重。但這也是筆者奇怪銳紹先生怎麼也會認同三中全會因為彭麗媛而「難產」說法的原因。 眾所周知，習近平雖然在中共黨內早已經是「定於一尊」，但他為了當「終身領袖」，也必須是以「修訂」中共《憲法》為先決條件，因為「舊」《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只能連任兩屆（10年）。至於為什麼不需要為此修改《黨章》，那是因為中共政權的所有版本的《黨章》無論新舊，從未有過涉及各級領導人任期的內容。 僅以此為例，就能夠說明，不要說今年內遲早必須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即使是習近平要令彭麗媛趕在2027年秋的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任何時候進政治局的話，就必須從修改黨規、黨法做起。因為彭麗媛目前並不是中央委員。 中共《黨章》明文規定無論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還是「修改黨的章程」等議程，都只能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而「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只能）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簡言之，中央委員會委員也好，候補委員也好，都必須是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選舉」出來的。 中共《黨章》同時也規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部分成員……。」 也就是說，如果中共政權確實需要在某兩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的5年時間裡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的部分成員，那就必須臨時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 搞不明白「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之區別的讀者和聽眾，可以上網腦補一下鄧小平主導的於1985年9月召開的那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主要內容，此前已經在1982年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黨代會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胡錦濤，就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委員的。而後來先後成為中共正國級領導人的李長春、吳邦國、賀國強、吳官正和劉雲山，則都是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 另外，這次會議的人事議程中還有一個重要議程需要提一下，那就是「會議同意習仲勛、谷牧、姚依林關於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請求，增選喬石、田紀雲、李鵬、郝建秀、王兆國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此之前，習仲勛可是中央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中共官媒在習近平成為中共黨魁之後重新修訂的習仲勛簡歷中介紹：「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回過頭來繼續說習仲勛的兒媳彭麗媛。搞明白了中共黨規中的相關內容，就應該有個常識性的判斷，那就是習近平若計劃讓彭麗媛進政治局，未來的二十一大上和二十一大以後的那屆全國人大上將會如何操作是另外一回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分析），而在二十一大之前，肯定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實在不好想像習近平會為了讓自己的婆姨儘快進政治局，就先為她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以令她能夠先被「增補」為中央委員。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除了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增補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在某屆某中全會上增補某人或某幾人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情況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期間從未有過，但歷史上發生過數次。不過被增補者已經是中央委員是必要條件。僅僅是中央候補委員當然也不行。比如當年的朱鎔基被鄧小平臨時安排「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後，雖然事實上已經頂替了當時因病不能理政的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姚依林的角色，但就是因為當時的朱鎔基僅僅是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就不能在十四大召開之前安排朱鎔基進入中央政治局，更談不上政治局常委會。當然，當年被增補為國務院副總理之後至十四屆一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朱鎔基已經是當時的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列席者，但這更證明了黨也要在黨自己的「法律」範圍內行事。 熟悉「文革」史的人士都應該記得當年的「國母」江青早在1966年5月就開始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代理組長，從此大權在握。 但即使就是在那樣一個「砸爛一切舊制度」 的年代裡，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在1969年4月初召開的黨的九大上先安排她江青進入「大會主席團」，繼而按照黨章規定的程序，先讓她在全體大會上「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然後在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舉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不過呢，在否定了習近平會考慮趕在未來的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就搶著安排還不是中央委員的彭麗媛進政治局的可能性的同時，當今「國母」彭麗媛和當年的「國母」江青之間，還是有得一比的。 眾所周知，彭麗媛和江青既是同鄉，更是同行。而且都是沒生過兒子的「國母」。 山東諸城歷史名人中家喻戶曉的首推江青，其次是劉羅鍋。名氣比不過這兩人的就不一一例舉了。 山東鄆城的歷史名人中，按照維基百科相關詞條的排序是：宋江、晁蓋、彭麗媛、馬興瑞……。 這其中的馬興瑞的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的地位是否是緣起於彭麗媛的「舉賢不避親」，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所涉及，而自稱自幼崇拜家鄉歷史名人宋江的彭麗媛特別為央視版《水滸傳》演唱的片尾曲《天時地利人和》，很值得一提。歌曲中有「茫茫乾坤方圓幾何，長傳我千百年民族魂魄」、「是誰把英雄的故事一說再說，走馬揚鞭翻山過河，輕生死重大義男兒本色」之類的熱情謳歌內容，但讚美的對象可是宋江等歷史上「反賊」！ 除了同鄉，彭麗媛與江青的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同為演藝界出身。當然，公正評價，直到成為「國母」而不再登台獻唱為止，彭麗媛此前的歌星地位確屬一流，而江青」獻身革命」之前的影星地位即使不應被貶低為三流，至多也只能勉強算得上二流。 彭麗媛和江青的第三個共同點就是都沒有為黨和人民共和國的未來生出個兒子。彭麗媛只生一胎，偏偏又不是男丁，當然是因為「領導幹部帶頭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而江青當年只生了一胎的原因說法不同，其中之一是：「據江青的好友徐明清回憶，1940年，江青在延安生了李訥後，曾一度再次懷孕。但是，江青認為生孩子傷身體，不願再生孩子了。毛澤東對她的想法，沒有反對。於是，她去延安的中央醫院做了流產手術……」。 當年的毛澤東對江青是否能生兒子不以為意，當然是因為他已經有了一個「太子」毛岸英，而彭麗媛因為黨自己的政策而未能給黨的領袖生下一接班人，實在令人唏噓！ 順便提一句，網路上已經有評論人士在傳播「京城小範圍傳言，習近平可能正在培養他的女婿作為潛在接班人」。而這種說法和習近平（趕在二十一大召開之前）安排彭麗媛進政治局的說法屬於同等可笑。 日前多家海外中文媒體都以《將被安排進政治局？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核病防治工作》為題把個彭麗媛的「政治野心」再度炒熱。其實這個標題中的「獨自赴」三個字明顯有誤導之嫌。 首先，「獨自」二字單拿出來分析，似乎沒錯，因為她彭「大使」（世界衛生組織結核病/艾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調研」工作確實不是陪同丈夫進行，更不是以下級身份陪同上級進行，而是被兩個副省部級幹部陪同，以大使職務「獨自」進行的。但「獨自赴」三個字連在一起，就令讀者自然會認為這是彭麗媛（離開習近平）「獨自」下基層指導工作去了。而「外媒」們在標題中故意使用了」獨自赴「三個字，目的顯然就是要讓「彭麗媛要進政治局」，或者說彭麗媛要」參政「的分析主題不顯牽強！ 其實，首先是這則新聞並非出自新華社或者人民日報，而是出自中共的衛健委網站。其次，新聞中在具體時間上打了馬虎眼，先把彭麗媛的調研時間說成是「近日」，再說明一句「3月24日是第29個世界防治結核病日」，就容易令讀者認為彭麗媛的考察時間是3月24日。其實，「近日」兩個字已經證明了彭麗媛在長沙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和丈夫一致的，即中共官媒詳細報道的習近平考察湖南的時間：本月18至21日。 由此推論，有別於過去的江澤民、胡錦濤下基層從不帶夫人，習近平執政十多年來，帶著夫人甚至帶著女兒一同下基層雖然不是每次，但有可能是經常。跟隨習近平到某個基層省會的停留期間，彭麗媛「獨自」進行的無論是因公還是「假公濟私」的「參觀考察」或「調研」應該早已經不是第一次，只是官媒沒有報道而已。當然，官媒報道的也有，比如2015年習近平到陝西考察調研時就帶了妻女，當時的中共官媒特別報道了習近平順道去了「梁家河大學」的所在地，「總書記用陝北方言向鄉親們介紹說：『這是我的婆姨』（陝北方言，意為妻子）。」 總之，這次彭麗媛隨夫考察湖南期間，顯然是因為她這個防治結核病大使正好趕上了幾天後就是「世界防治結核病日「，所以就順便安排了這樣一場在當地並不保密，但官媒顯然也沒有奉命高調宣傳的」調研「活動。 有好事者可以和筆者再核實一下，彭麗媛大使的這次長沙「調研「活動，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並沒有報道。外界引述的都是中共衛建委網站的內容。 這恰恰說明彭麗緩的這場活動並不」高調」。 不過，幾天之後的彭麗媛」獨自「在北京進行的一項外事活動，卻是被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特別宣傳了一下。 進到新華社查找《彭麗媛會見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可見內容是「3月28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會見來華參訪的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 筆者在新華網當天的網頁上讀到這則新聞時，同時看到了除了習近平本人，對李強和趙樂際兩個政治局常委的當天活動報道也在主要版面上，而在次主要版面上，王毅等副國級領導人的活動報道內容都是排在彭麗媛之後的。 再看本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頭版內容除了習近平還有趙樂際和李強，二版依慣例沒有領導人活動報道，三版的頭條和三條都是「博鰲亞洲論壇」的相關內容 ，二條是彭麗媛，第四條才是王毅。第五條是人大副委員長肖捷率團外訪……。 再隨便找一條彭麗媛「單獨」活動的報道例證，2022年3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三版上，彭麗媛是第二條，王毅是第四條……。 可見，中共內部早已經有規定，一旦需要被單獨報道的話，那麼彭麗媛的名字是排在政治局常委之後，所有政治局委員之前。 至於未來的彭麗媛是否會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中共二十一大之後的第十五屆全國人大上被安排一個副國級職務，將是我們本專欄下篇文章所要分析的內容。
最近，大陸官方媒體報導彭麗媛「在湖南長沙雨花區洞井街道，調研基層結核病防治工作」，引起外界關注。有人傳說彭麗媛要接班，甚至有人說已經是中辦主任。這些當然都是傳說，沒有證據，我們姑且聽聽就好了。 但是，第一，地方官拍馬屁是很明顯的。彭麗媛是「世界衛生組織肺結核及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身份進行調研的，這種親善大使很多，隨便一個歌星都可以，做這樣的公益活動這其實也不出格，但官方媒體大幅報導，中共衛建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長王賀勝，以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迎春都成了陪同，這就不一樣了，這也是外界議論紛紛的原因。第二，這個馬屁拍得耐人尋味。過去江澤民，胡錦濤的夫人不僅沒有這些「調研工作」，而且更不會獲得媒體這樣的報道，地方官員敢於拍這個馬屁，不避嫌，說明上有所好，下必為之，甚至說明他們是聽說了一些什麼。至於是不是習近平或身邊的人授意，沒有證據，但也不能排斥這種可能性。 其實我要說的重點是：彭麗媛會不會接班，我們不知道；但說彭麗媛接班是無稽之談，根本不可能，這也不對，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其實是相當可能的，至少可以說，這是習近平理性的選擇。為什麼這麼說？ 第一，華人獨裁者或政治強人把權力交班給自己的家人，這是華人政治文化的特點和傳統。李光耀，蔣介石都不例外；毛澤東當然有意培養毛岸英，要不然也不會讓唯一的接班人選去朝鮮戰場，只是沒想到一碗蛋炒飯壞了一盤大棋，要不然今天的中國想必不一樣。他晚年培養侄子毛遠新，安排江青進政治局，說明他的確是想傳位給家人的。只是後來他的家人宮廷鬥爭中被老臣們鬥倒了而已。鄧小平有傳位家人的想法我們不知道，但其長子鄧朴方作為殘疾人，確實不夠條件，即時鄧想，也是無奈。江澤民和胡錦濤不算是獨裁者，他們沒有資格自己立儲君。但現在習近平有資格了，傳位給家人，歷史經驗上看一點也不稀奇，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第二，習近平事事學毛澤東，有一種毛澤東情結，培養自己的了老婆也很可能有毛澤東情結作祟。學一點中共黨史你就會知道江青是怎麼出道的？她當初不過是文化部電影局的一個處長，但毛澤發動政治運動，批武訓傳，打劉少奇，下的第一步棋，就是派江青去武訓的家鄉「調研」，江青調研回來，彙報給毛澤東，毛才有了材料發動運動。現在習近平要搞政治運動，會不會學毛澤東，讓夫人出面？完全是可能的，因為黨內是有先例的，誰敢質疑？當初江青只是處長，現在彭麗媛是正軍職，相當於正部級，經過安排進入政治局，或稱為副國級待遇，也屬於正常。 網路圖片 第三，如果你是習近平，你會交辦給誰？蔡奇嗎？那都是奴才，而奴才是不可靠的。獨裁者交班給自己的家人，對我們來說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對他們來說是天經地義，是非常理智的選擇。因為除了自己的家人，獨裁者還能信任誰？從劉少奇到王洪文，毛澤東換了好幾個接班人，都不信任；鄧小平也一樣，從胡耀邦到趙紫陽，也都挑不好加班人。史達林任用了外人赫魯曉夫，其後的的教訓，中共高級領導人一定很清楚。因此，想來想去，只能交給自己家人，這就然是獨裁者的理性選擇，一點也不意外，非常順理成章。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尤其是習近平，當初修改憲法誰也想不到吧？覺得不可能，不是也霸王硬上弓了嗎？開始搞文革和個人獨裁者一套，以前外界都覺得不可能，現在成共識了吧？說他絕對不可能交辦給彭麗媛，那是對中共的不了解。 第四，當然，願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獨裁者都會交給自己家人，但家人有沒有那個命就因人而異了。蔣經國算順利接班；但江青就被抓了。那不是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問題，是接班人自己的能力的問題。蔣經國沈穩老辣，江青飛揚跋扈，四面樹敵，結局當然就不一樣。所以，如果習近平想交給彭麗媛，一點也不意外，也很有可能性；但彭麗媛是否能接得住，那就不一定了。假如最後，最後接班人不是彭麗媛，並不代表習近平沒有這個想法，而有可能是彭麗媛自己不行。 其實，早在十年以前，北京就有彭麗媛接班的傳說了。當然迄今為止還只是傳說，未來會不會成真，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但彭麗媛最近的出鏡，的確有些非同尋常。 文章來源：上報
3月18日，台灣在非洲唯一友邦史瓦帝尼的總理戴羅素訪台，中國外交部事後「依例」作出嚴正回應：「（戴羅素訪台）這是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國主權的嚴重挑釁，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以上發言我們並不陌生。此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再又追加批評：「台灣當局拿島內民眾的血汗錢去供養史國少數權貴，維繫所謂的『邦交關係』，這樣的關係對雙方民眾毫無價值。」這段說法，隨即被多個中國媒體剪輯製作成短影音發布，並在海外中文圈引起熱議，不過，結果沒多久這些中國媒體又紛紛刪除了影片。 網路圖片 關於台灣「金錢（援）外交」，過去已有相當多討論，甚至幾度成為國外學術機構的研究主題，論述主要觸及台灣、中國基於主權上的外交競爭，促使台灣建構起一套以「美元」獲得經濟脆弱國家承認，堪稱最極端、最具競爭味道的外交政策形式。 既然具備「競爭性」，競爭對象當然就是中國。所以，當然沒有人以為中國並不會做同樣的事。只是，相對台灣的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程度，我們並不難看到對「金錢（援）外交」的嚴格檢證，加上當中確實有違一個國家「透明度」的要求，又同樣可能惡化「受惠國」本身既有的腐敗，所以，至少台灣一方一直都存在關於這一外交手段的自我批判。 馬英九時代提出「外交休兵」，有很大部分就是為降緩詬病已久的「金錢（援）外交」，只是，這一作法的實際表現過於單向，即台灣休兵了，中國則仍馬不停蹄「出兵」，台灣的外交空間依然受到很大壓迫，於是才有「外交休克」之評。 到了蔡英文時代，中國在外交上「極限施壓」力道愈大，此刻「金錢（援）外交」就已不光是道德和透明度問題，更在於中國早有條件祭出數倍於台灣的金錢向對方施惠，台灣的「外交承認賽局」，無論檯面上、檯面下，當然就愈需要另闢蹊徑。（光是官方公開數字，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9年國際發展援助統計，中國即釋出了48億美元，相較台灣自己的數據（2020年），其年度國際發展援助約5億200萬美元，僅中國一成左右。）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台灣邦交國數字不斷下探，就傳統「金錢（援）外交」面向，這一發展也同時說明了兩件事，一是諸如許多國際學者所言，台灣已很難贏得「美元外交遊戲」；第二，這一事態發展也促使台灣不再那麼著力和中國之間的「外交競購」。 然後，我們看到了去年太平洋國家密克羅尼西亞前總統帕努埃洛卸任前，竟洋洋洒洒在國會發表了13頁公開信，直接點名北京政府對自己國家正在進行一場政治戰，其中便包括了「賄賂」，從而讓密國官員成了共謀。帕努埃洛還說，「『共謀』是一個沉重的用詞，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一個準確的描述。當一位（密國）議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用餐或參加其就職典禮後，馬上收到裝滿錢的信封時，您還能稱之為什麼？當一位（密國）高級官員在訪問北京後被謹慎地送上一部智慧型手機時，您還能稱之為什麼？」。 更早之前，2019年索羅門群島宣布和台灣斷交，當時該國反對黨領袖凱尼洛雷亞也曾公開在媒體上說，有議員告訴他，「轉向（支持台灣轉成支持中國）」的行情價碼，一個人約200萬到500萬美金。」另外，索羅門群島最大省萊塔省省長蘇戴尼也說過，「他們（指北京）準備提供一大筆錢，並在電話里告訴我，如果你加入我們，這裡就會有一個『你的包裹』。」 回到前文提到中國媒體刪除的那支短影音，它之所以要刪除，正因為當林劍稱「台灣當局拿島內民眾的血汗錢去供養史國少數權貴，維繫所謂的『邦交關係』」，中國民眾並非沒有「心有戚戚」，對中國曆來的「金錢外交」亦瞭然於胸，上述索羅門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都只是冰山一角，那麼，中國外交部何以有資格把姿態擺得如此「清高」？於是影片底下留言不只無一批評台灣，還持續連刷（超過2萬則）具嘲諷意味的表情符號（以符號示之，是為避免因「文字」惹禍上身），在「風向」顯然失控下，中媒於是紛紛下架了這支影片。 「嘲諷」往往和「怒意」一體兩面，中國民眾針對這支「官員批台」的反應，其實絕大多數和他們怎麼看待台灣無關，而在他們怎麼看待中國自己。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上報
中共央視新聞報導，中央軍委晉陞上將軍銜儀式3月28於日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晉銜儀式。這次晉陞上將軍銜的軍官是：中央軍委政法委員會書記王仁華、中共國防大學校長肖天亮。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宣讀習近平簽署的晉陞上將軍銜命令；中央軍委副主席何東主持晉銜儀式。習近平向晉陞上將軍銜的2位軍官頒發命令狀，表示祝賀。隨後，習近平及軍委成員同晉陞上將軍銜的軍官合影。其中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的出現，使得此前對苗華已落馬的相關傳聞「不攻自破」。 值得注意的是國防部長董軍，本次並未出席其上將晉陞儀式。足證董軍尚未獲得「相應」的「軍委委員」的身分。似乎仍在「留校查看」階段，形成較為尷尬的局面。 國防大學校長肖天亮，2011年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主任。2014年12月，任國防大學副校長，並於2022年10月調任校長至今近1年6個月，始晉陞上將，其個人較國內外智庫所熟知的是肖所主編的《戰略學》乙書。 與過去的解放軍五大軍種，及五大戰區的軍政領導，均隨職務的調整「立刻晉陞上將」不同，肖天亮晚了1年半，說明解放軍國防大學的上將位階的晉陞，確實較軍種及戰區不同。 與肖天亮晉陞上將，同樣值得觀察的，是今天同時晉陞上將的「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 王仁華，曾任中共總裝備部政治部保衛部部長。2012年，任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政治部主任。2013年，晉陞少將軍階，2017年1月，任海軍東海艦隊紀委書記。2018年，任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法委員會副書記。2019年12月，2019年12月，調升軍委政法委書記。同月晉陞海軍中將，至今4年4個月。 過去「軍委政法委書記」的編製，均為副戰區級」，也就是中將的編階。王今年3月突然地晉陞上將軍銜，研判可能為近期包含火箭軍等高級將領腐敗事件甚多，必須調升「政法」（軍隊檢察體系、軍隊軍法體系）的領導位階，以利習近平有效打擊貪腐及指揮辦案。 自習近平上台領軍後，較過往「胡溫時期」人事制度的「規律性」，更難預測，也就是沒有規律，每年突然性的調整，是很常有的。今年3月解放軍晉陞上將的例子，突顯習近平強人政治主導下「打破慣例」的常態性。 文章來源：上報
12天，39小時，5分鐘，這些數字分別代表的是：香港基本法23條（實為港版國安法的延伸），只用了12天就通過立法；草案委員會僅用39小時就「完成逐條審議共181條草案條文」；3月19日當天，所有議員均被”溫馨提示”只鬚髮言五分鐘，就快速通過三讀。特首李家超隨即迫不及待地宣布：23條完成立法並將於3月23日正式實施。 3月19日當天，位於北京的中央電視台竟比李家超還搶先一步宣布：23條已經通過三讀！但當時，香港立法會還並沒有進入三讀階段。央視的搶先宣布，等於嚴重泄露黨國機密：香港立法會已經淪為橡皮圖章，命運如同中共人大，一切都來自中南海的指令，只是假裝走一個立法過程。 其實，就在北京召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3月4日至11日）就傳出：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港立法委員等，接到中南海緊急命令，要求他們停止其他工作、放棄休息，立即聚會，轉入審議通過23條。 沒有像香港過往那樣，走立法前必經的程序 — 公眾聽證會、讓議員提修正案，不僅直接撕下了「一國兩制」的面紗，而且，整個操弄過程顯示，中南海決策者顯得火急火燎，急於求成。外界不解，為何這麼著急、猴急、火急？ 前兩年，中共利用大瘟疫情勢瓦解香港大抗爭之後，隨即炮製了港版國安法，把香港民主派人士大部投入大牢。在這種紅色恐怖的氛圍下，23條立法，已經沒有什麼阻礙，中共就算花上一段時間，按步驟走完程序，假裝「一國兩制」還存在，把戲演足，也沒什麼不得了。尤其，3月下旬，北京還要舉辦一年一度的「中國發展論壇高峰會」、博鰲論壇等，眾多外商高管將雲集北京和海南，這正是中共忽悠、吸引和留住外商外資的重要機會，何必趕在這個當口火速在香港出籠23條，豈不是給這些論壇潑冷水、給這些外商當頭一棒？ 或許中南海已經不在乎外商外資了？但看上去，又不像不在乎的樣子。筆者只能推理，或將有大事發生？中共急需港共趕在大事發生前，緊急通過23條立法。 聯想到3月22日，莫斯科發生疑點重重的大規模恐怖襲擊；就在第二天，3月23日，趁全世界目光都聚焦莫斯科之際，中共對菲律賓補給船發動大規模水炮攻擊，菲律賓船體受損、多名船員受傷。再聯想到最近幾年的世界亂局，舉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哈馬斯恐攻以色列、胡賽武裝持續襲擊紅海商船、北朝鮮不斷升級導彈試射……這些亂局的背後，多多少少，都伴有中共的影子、或彰顯北京選邊站。所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依據毛式中共邏輯，正是今日中共可以在國際上大顯身手、另起爐灶、跟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的「大好時機」。 回頭來說，中共下令港共，以火速、極速、狂速的節奏通過國安23條立法，可能的答案：中共或突然發動武攻台灣？無須等到2027年或2025年，或許就在今年、2024年？世界不可不防。 23條的內容，擴大了叛國罪、叛亂罪、破壞罪、危害國家安全罪、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間諜罪、竊取國家秘密罪等範圍，並加入「煽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仇恨。」且適用於在香港境外發生的同類行為，意即跨國執法。中南海決策者或想像，一旦武攻台灣，香港可能動蕩，並進而波及中國內地。搶先拋出23條，可以起到震懾和恐嚇的作用。 外界普遍認為，23條立法，將進一步惡化香港營商環境、讓外國外商外資止步。中南海不管不顧，知難而進。其實，想想王滬寧為習近平炮製的口號：「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百年前，中共以地下組織形式建立之初，就搞了個「省港大罷工」，誓言要把香港搞成臭港、餓港、死港，當時未能完全達成目的。但百年之後，中共已經坐大，「老子天下第一」，可以為所欲為，終於「有能力、有信心」把香港搞成臭港、餓港、死港。或許，極左當局心思：喜怒由我，我又何樂而不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回收使用這個標題，是因為孩子是我的至痛點。第一次用這個標題作文是兩年前，成都有個中學生墜樓，繼而引起我對汶川地震中被豆渣校舍埋葬的幾千個孩子的緬懷。 發生在邯鄲的孩子謀殺案，被殺死的不是一個孩子，而是四個孩子。三個孩子兇手，在兇殘殺了他們的夥伴小光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殺死了他們作為人類成員所必有的人性。他們也殺死了自己通向正常人生的可能性，因為即便法律免除他們一死，長時間的服刑也必將重寫他們的命運。 應該說，人生來有別，人性中的善惡比例也有別，但像那三個小兇手的惡毒比值，如此之超標，全日蝕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讓我震驚、驚恐。難道真應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對打人抄家的紅衛兵的感嘆：「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來人間是討債的。」 但這三個來人間討了血債命債的偷生鬼到底是為了什麼「鬼性」發作？為謀小光手機里一百來塊錢的財？或者，以欺負弱勢同伴來彰顯自己的強勢？抑或，校園裡霸凌的慣性延續到了校園外，而沒了校園的束縛霸凌失控？也許，他們僅僅是對生命——這最體現唯一性和不可複製性的存在——的無感和漠視，讓他們像撕碎一張廢紙一樣弒殺了小光的生命……而那殘害手段之殘忍，以及施暴力道之大，得有多大仇恨怨毒做火藥，才能使剁向小光肉體的一杴一杴從那六條尚且柔弱尚缺一大截成長發育的手臂中發射出去？這三個小兇手，對他們同伴做的，不比我老外婆描述的索命厲鬼更殘忍？！ 那麼，好好的孩子，一樣在母親溫柔的子宮裡十月胎孕，長著長著，怎麼就長成了「厲鬼」？他們的人性，是怎樣變質的？從何時病變到無救？據媒體報道，四個孩子都是留守兒童，被進城打工的父母丟在身後，由祖父母養大。與其叫「養」，不如說「放」，祖父母們就是「放孩子」，如同放牛放羊放鴨，不餓著，不丟失，即責任完成。「養」字本帶「教」，我們說的學養，修養，便是這個「養」。留守兒童早已成社會隱疾，是社會在賺取的同時丟失的財富。而中國當今社會，只認賺取，不計丟失。所有可視價值的賺得，掩蓋著不可視價值的虧損。而不可視的價值，往往倍加珍貴，比如道德、理想、善良、美感，比如人心的寧靜平和，人之間的信賴與感恩。沒有道德，便沒有恥辱感，那麼也就失去了人之為人所必有的美感，對人在兇悍、殘忍時的醜惡無感，甚至在霸凌他者時彰顯的極致醜惡，被認為是美——強者嘛，當然是美的。課本里魯迅的文章大概是學了，但魯迅對強、弱者的定義從來記不住，那定義是：強者向更強者抽刀，弱者則抽刀向更弱者。 孩子的社會，是成年人社會的預科，他們以成人社會為範本來實習社會生活。那麼，這些年，我們所謂發展、富裕起來的中國成人社會都提供了怎樣的範本？無論黑貓白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不管你怎樣去達到目的，但達不到目的就提頭來見。人們只問結果，不問手段；只要目的，不論路徑；只慶祝收穫，不在乎耕耘。如此的信念，使得做人做事出現以下邏輯：只要那教學樓看去光鮮雄偉，不管它多麼粗製濫造以至於地震時垮塌壓死孩子；只要包子有餡兒有皮兒有折兒，不管內里的假肉是否會吃死人；只要假文憑沒人揭發，那就像真文憑一樣好使；只要那奶粉看著乳白聞著乳香，不管它是否會慢性毒殺寶寶，那就能混成優質產品，就能獲獎，就能上市，就能讓資本家身家億萬。於是，人們處處找捷徑，能偷工減料則偷工減料，羨慕嫉妒恨那些成本付出最少，獲得利益最大的人士。於是一有把這種人士拉下馬當落水狗痛打的機會，一定不放過。人們只見賊吃，不見賊挨打。所以只要有影視、音樂明星落馬，追打的人群擠都擠不動。1949年之後，土改使最貧窮階級正義化對地主、富農的羨慕嫉妒恨，正義化到可以將打擊對象遊街、吊打、槍斃。文革中痛打「落水狗」是時髦，敢打是小將，現在小將們老了，一輩子最提勁的經歷就是自己的拳腳曾落在某大作家、大演員或某國家領導身上，而那些領導和偉大人物們翻過身來，恢復了人權，也沒有向他們討要哪怕一句道歉，打了就白打了，不打也白不打，是非無痕對接，對錯從未釐清，就這樣發展「富裕」起來的人們，能指望孩子的預習社會中，得到什麼範本？ 從報道中看，事發地屬於比較貧窮的地區。難不成被殺害的小光就因為他比那三個小兇犯富裕一百幾十塊錢，而被三人「劫富濟貧」了？那麼更貧窮的山區，更偏遠的邊疆，就該向叢林社會退化嗎？真不敢想像。城市化的建設，是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但城市的功勛建設者——農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們受到戶籍制度限制只能跟自己下一代骨肉分離，因為學校的教育只提供給有城市戶口的孩子們。難道不該是哪兒有孩子，哪兒就有教育嗎？抗戰八年，學生們一邊躲敵機轟炸一邊上課，一邊忍飢挨餓，一邊學習，難道和平年代的孩子們因為沒有城市戶口，就連做學生也沒資格？ 其實我當年也是個留守兒童。父親在文革期間被關進牛棚，母親被下放在另一個城市的工廠，我是外婆外公養大的。所幸外婆家規嚴明，極具常識，禮數周到，最重要的是，她認為善良是為人的最高美德。雖然她不富有，但只要能接濟更困窘的鄰居或上門的逃荒者，她從不吝惜。外婆不識字，不能教我讀書，卻以身教給我做了做人的範本。可惜那樣的老輩人已經早已消失，現在的老輩人往往倒地都沒人敢攙扶，那麼就不難想像，當小光被殺之後，他的長輩寒夜詢問那個小首犯家長時，如何遭遇那兩個多小時的閉門羹。 從邯鄲大案發生，我們看到基本處於野蠻生長的留守兒童們的未來多麼叵測，他們對於中國社會的未來作用是多麼叵測。難道我們沒人會略帶不祥感思忖，他們將是建設力量，還是破壞力量？他們將來對於成年人社會，是回饋，還是報復？
中國的改革開放方針會發生變化嗎？其實，已經變了，其標誌就是今年三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會議結束時慣常的總理記者問答會被取消。這件事發生後，世界各國媒體基本上都是從兩會報道的角度去觀察分析的；然而，從中美冷戰的戰略關係來理解，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為，中共在對美冷戰中已經拉下了「鐵幕」。 一、當年趙紫陽打破領導人不接觸記者的慣例 中共安排總書記和總理與記者見面或答記者問，始於趙紫陽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提法。這一新說法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來的政治改革口號有一點相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口號是「政治開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譯意為openness），這個口號意味著，鬆動共產黨傳統的「鐵板一塊」式統治。 1987年鄧小平指定趙紫陽從總理改任總書記，十三大通過的趙紫陽對大會的報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中共的國家體制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所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顧名思義，全國人大的地位高於國務院，國務院受全國人大監督。而在現實政治中，全國人大這個憲法上寫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上面還有一個憲法上沒寫的「國家更高權力機關」，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一樣，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之下，分工負責，各管一攤；而且，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工作的監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那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在中南海的南區和北區辦公，全國人大在人民大會堂南樓辦公。中南海與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這幾個地方，平常是完全對外封閉的，連電話系統也是專用的（即39局，電話號碼開頭兩位數是39）。 所謂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並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領導機關對外開放參觀。事實上，從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1980年起中南海南區毛澤東文革前的住處豐澤園，早已內部開放供參觀，但參觀票只發給政府機關。豐澤園的西面就是總書記的辦公地點勤政殿，參觀豐澤園的遊客可以走到勤政殿東側小會議室的窗外；遊客們不知道窗內有什麼人，但會議室里開會的人，可以聽到窗外遊客們清晰的聊天聲。 趙紫陽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實際上是指政治意義上的總書記、總理與中外記者接觸，為的是借中外媒體記者的報道，讓讀者對中共黨政領導人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個措施打破了此前記者無法直接接觸中共黨政領導人的慣例。 二、總理記者會的由來 作為中共中央這個領導機關活動開放的舉措，十三大閉幕當天，趙紫陽作為新任總書記，首度帶著政治局常委與各國記者見了面；他在記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國記者的好評。此後，新任總書記與記者的見面會就成了慣例。而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這兩個領導機關便也要有所安排，以顯示其「活動開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會結束時，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召開了新任總理李鵬的記者問答會，四百多名中外記者參加。 從中共建立政權到1986年，人代會開會期間，從來沒有總理召開記者問答會這樣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之後的幾年裡，因為六四的關係，有四年沒有舉辦；1993年以後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總理記者問答會。中國媒體對這樣的記者會的稱呼是記者招待會，其實並沒有任何招待，故筆者稱其為記者問答會。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強調這是個記者「問答」會，是因為「問答」當中有玄機。 總理記者會並非由總理整場都即興答問，而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雖然收到記者問答會請柬的外國記者很多，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跑龍套」的，不管舉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為記者會主持人「眼拙」，「看不見」這些「龍套」們。真正能開口提問並得到總理答覆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兒」。 國內有媒體為總理記者會的「假戲真演」緩頰稱，「1998年朱鎔基讓一身紅裝的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之後的總理記者見面會，女記者們都會精心打扮，力求『醒目』獲得提問機會」。其實，女記者們無論怎麼打扮，都是瞎耽誤功夫；誰是「角兒」，人大辦公廳新聞局的記者會「劇本」上有「出場順序」，早就寫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吳小莉的「一身紅裝」，也是寫在「劇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劇場表演一樣，總理記者會這「劇場演出」，偶爾也有「小穿幫」。有一次，記者會主持人按照腳本念，第幾排那位穿深色西裝的先生請提問，結果是一個身穿白襯衫的外國記者站起來回應。原來，那天天熱，這位記者把西裝脫掉了；而主持人點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於是，站起來的人所穿衣服跟腳本上寫好的不一樣。如此之「劇場演出」，其中之假，中國記者當然不敢揭穿；外國記者則害怕失去駐京機會，也會十分配合。 很多「跑龍套」的記者認為，中國的總理記者會越辦越開放，會有記者問一些像總理的個人心境之類的問題，然後像溫家寶就引古詩作答，顯得既高雅又輕鬆。其實，那些內容都是腳本里事先寫好的，並非總理出口成章。 三、總理記者會的「劇場演出」 編寫總理記者會的「問答」腳本，始於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乃出於李鵬的需要。他是陳雲、鄧穎超等人提拔起來的技術官僚，在蘇聯接受過電力工程方面的技術教育；然而，李鵬不但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連計劃經濟的概念和辭彙都不懂。陳雲安排此人擔任總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經濟的特點，這樣就可以讓陳雲的親信、保守派副總理姚依林實掌經濟大權，從而按照陳雲的意圖，捍衛計劃經濟制度。 由於李鵬比較笨，反應慢，他怕記者自由提問時會答不出來或講錯話，所以記者問答會，就變成了事先安排好的總理與記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綵排」，其具體程序是，會前由外交部新聞司選幾家中共官媒記者和外國記者，事先讓記者把問題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修改好記者提問的問題後，再把改過的問題發回給記者；同時，按照這些中央領導機關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給總理準備好回答的腳本。 記者問答會召開時，被指定的記者要坐到事先規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顏色的服裝。記者問答會的主持人則按照預先擬定好的提問順序，假裝從許多舉手提問的記者當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個顏色西裝的中國或境外記者提問。被內定安排的那個記者被點到之後，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問題來提問。而總理則按照桌子上放著的答問腳本，假裝即興答問。 李鵬之後的總理們可能覺得，自己不像李鵬那麼笨，不願意完全照稿「演」，有時會即興發言，講幾句腳本上沒寫的話。這樣一來，對外國記者來說，新聞就來了；即興講的話里，可能找得到寫新聞的由頭。面對「鐵桶般封閉」的中共高層，外國記者當然非常看重這樣的機會，因為，總理答問中的即興講話，畢竟是一個了解中共高層政治的難得之「窗口」。 四、「最高權力機關」被下屬指揮 如果說，人代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只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那人代會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劇場演出」了。而全國人大的「劇場演出」過程中，還體現出「權力」的顛倒。 筆者在這裡寫的最高權力機關被顛倒的「權力」，首先是指，少數被上面圈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其次，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沒有權力，指揮他們的，實際上是名義上為他們服務的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因此，實際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是掌握在全國人大下屬的辦公機構手裡的。 每年一度，中共會召開所謂的「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全國人大有所謂的參政議政任務，全國政協只不過是陪襯，讓政協委員們發表一點不痛不癢的意見，提一點無傷大雅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全體大會，為期約一到兩周，自然無法經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們，每兩個月左右開一次會，真正經常議論國事的，其實是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常務機構是人大常委會；但事實上這兩個機構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會名下的辦公廳，其實才是真正的管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部門。 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廳實際上不是聽命於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集體意志，而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達人代會或人大常委會按期通過某項法律的指令，國務院分管的業務，從來都是每年人代會時，拿總理工作報告、財政預算決算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最高檢、最高法的報告來，讓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會和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正式的質詢程序。對這些報告，人大代表開會時，名義上是分組審議，但代表們發言中往往都會說，學習了總理工作報告，有哪些體會。所以，人代會開會必然是沉悶的，外國記者找不到新聞。 從本質上講，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像總理的記者問答會一樣，從來都是按照辦公廳事先編好的「腳本」，中規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員」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它不僅是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甚至這些代表們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手裡的「橡皮圖章」。因此，外國媒體就算能採訪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委員，也很難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新聞線索。 五、中共拉下「鐵幕」是「刺蝟戰術」 中國每年的人代會，包括總理記者會，既然本來就像一場排練過的「劇場表演」，其實新聞價值不大，那為什麼外國記者還是特別期待呢？因為，總理記者會總算是一個「封閉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開一次。即便外國記者問不出什麼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這「窗口」還會打開；而打開「窗口」本身的象徵意義是，中共或許還不至於取消趙紫陽「提高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說法。儘管從李鵬開始，這個「開放」就變了味兒，記者們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總理們的即興講話。 然而，今年習近平把這個「窗口」關掉了，這個舉動表明，中共要對外取消極為有限的所謂「透明度」，相當於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拉下了隔離中國的「鐵幕」，恢復「鐵板一塊」的共產黨統治。趙紫陽當年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其本意是為了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那這一次習近平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中共面對的時勢變了，中共感覺到「透明度」傷到自己了。 中國面對的局勢之變，起源於中共2020年初點燃的中美冷戰。自此，多年的「韜光養晦」結束了，而張牙舞爪、對外樹敵、破壞國際秩序和東亞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這樣，中國的國際關係便日益惡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繼續戴著「熊貓」面具了。 而美國作為中美冷戰中被中共瞄準的假想敵，不得不開始加緊備戰，同時不斷升級對中國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軍用裝備的高科技能力；美國還在進一步防堵中共繼續盜竊美國的各項技術的明裡暗裡的花招，防範中共的黑客對美國民用供水、供電系統的入侵。 中共領導人、中國軍方以及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美國的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謂的「冷戰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蘇冷戰時代的幾十年里積累起來的經驗。對美國來說，重新啟用這套程序，並不複雜；比較難一點的是，如何引導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調整布局，實現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拘束了美國的戰略決策。 從中共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挑釁開始，到中共高調宣布，要佔領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對美髮射洲際核導彈的「深海堡壘」，它自以為得計，是所謂的「東升西降」。其實，這樣的動作，下意識里全都是套用蘇聯當年在蘇美冷戰中玩過的把戲，只是換了個地理空間罷了。 中共顯然對「冷戰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沒想到，點燃冷戰之後，會要面對美國的「冷戰程序」，因此也就毫無準備。一開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層外交官的談判桌上厲言訓話；同時又加快航母艦隊的建設，升高武力對抗的態勢。這是毛澤東當年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當中用過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過時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後再找機會說明。 隨著美國加快「冷戰程序」的實施，中共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於是就本能地採用了國際政治上的「刺蝟戰術」，即「團成一團，以一身刺來防範」，拉下「鐵幕」就是「刺蝟戰術」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鐵幕」的背後 「鐵幕」這個詞是美蘇冷戰時代的歷史名詞；而在亞洲，美蘇冷戰時期對應於鐵幕的名稱是竹幕。所謂的「鐵幕」是一個比喻，它意味著政治上對西方的高度封閉，同時收緊邊境的自由出入，軍事上則與西方展開持續的軍備競賽。鐵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產黨國家民眾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們的腳，蘇聯集團就是這樣來維持統治的。其實，可以講，共產黨國家面對自己點燃的冷戰，它也有「冷戰程序」，那就是拉下「鐵幕」，同時加緊擴軍備戰。因此，冷戰一旦開啟，就不會中止，因為雙方的核威脅始終存在。 二戰後的德國，按照盟軍各國的協議，分別由蘇、美、英、法四國駐軍佔領。當時，蘇聯佔領區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則組建了跨佔領區的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於是就形成了東德和西德兩大塊。德國舊都柏林市也分為東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圍被東德所包圍。 本來，這樣的行政劃界並不必然造成東德和西德之間、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隔絕，因為戰後在東西德之間、東西柏林之間，邊界是開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東德的人，因為嚮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東德的技術和文化精英越來越少，象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父親特地從西德搬到東德去住，那是少數。 為了阻止東德人的逃離，蘇聯當年拉下「鐵幕」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修築柏林牆。東德修築了柏林牆，再把這樣的邊界隔離設施延伸到東西德之間所有的邊界上。但這仍然擋不住東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參觀柏林牆博物館，就可以看到，東德人被柏林牆擋住以後，挖空心思，想了各種辦法外逃，有造氣球載人飛過去，有挖地道鑽過去的，還有從界河的水下潛水游過去的。 就這樣，蘇聯集團和西歐國家的邊界上，出現了鐵絲網、地雷帶和機槍自動射擊帶，崗樓林立。這一切全都建在東德邊界靠內的一側，目的是防止東德人外逃。而西德這一側，則沒有圍牆、關卡，更沒有哨兵或地雷陣。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採訪，並在視頻節目中提供了一些東德邊界和柏林牆的照片。 從此，蘇聯集團的民眾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當局還用電訊干擾西歐的廣播節目，查禁來自西歐的出版物，既封鎖資訊外傳，也防範外部資訊傳入。美蘇冷戰時期，亞洲的共產黨國家與非共產黨國家之間，人員往來和資訊流通也基本上斷絕了。中共雖然保留了一個窗口香港，但民眾除了偷渡，無法進入香港，中國境內也基本上很難獲得外部資訊了。 中共會為了生存而改革開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會拉下鐵幕，隔離內外，以圖存活。因此，改革開放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進程，中共拉下「鐵幕」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離，越來越對立。面對一個躲在鐵幕背後龜縮著的紅色政權，國際社會了解它的難度會大大增加，但鐵幕內的政權之存活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當年蘇聯的「鐵幕」圍牆最終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放棄了冷戰；另一個原因則純屬偶然，東德共產黨當局一時口誤，開放了柏林牆，馬上東德人就衝到西德去狂歡，東德便垮了，然後其他東歐的紅色政權也垮了。鐵幕救得了共產黨政權一時，卻救不了共產黨政權長久，這就是歷史事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